第一节 概况

一、北宋（公元960—1127年）

宋太祖赵匡胤自公元960年起先后灭五代之荆南（963年）、后蜀（965年）、南汉（971年）、南唐（975年）、吴越（978年）、北汉（979年）从而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战乱、各地割据的局面，经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统一、安定是人心所向，是历史前进的方向。

北宋统一中国，打破了长期以来各地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大一统的国家。从此中国疆土内，便成为北宋地主政权与契丹奴隶主政权（辽）和后来的金以及存在于两者之间的西夏政权对立形势。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如机织手工业和制瓷业等）也得到高度的发展。水道运输的改进，国内市场的发达，海外贸易的异常兴盛，自唐后期特别是两宋，“海上丝绸之路”畅通，广州、泉州（刺桐港），扬州成为繁荣的国际市场，从崖城三亚到广州可至越南、马六甲海峡至印度及阿拉伯等地，也有很多外籍商人和移民取道三亚登陆。城市人口的集中和消费的增加，各种条件造成大都市的出现。当时北宋都城汴梁（河南开封）的情况，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图1）以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都反映了万商云集的盛况。由于商业的发达，行会组织的普遍，市民的力量日渐壮大，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消闲、娱乐的文化生活需求增加，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大城市里出现了茶坊、酒肆林立、瓦舍游棚密布的景象，“瓦舍”里面有很多用栏杆围起来的“勾栏”（本来是栏杆，所刻花纹相互勾连故名）或“游棚”（或作“邀棚”）。民间艺人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这些都为文化艺术和音乐舞蹈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宋代疆域领土已比唐代缩小，北界已退至今山西河曲、代县和河北满城，西北与西夏以今甘肃兰州、同心及陕西北部白于山为界，西南在今大渡河以南的川西南。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罗盘、印刷术（宋代人毕昇发明了活字排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对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印刷业、农业、丝织业、制瓷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以航海业、造船业更为突出。在海上开辟的丝绸之路（季羡林认为应称陶瓷与香料之路）与亚非等国家加强了经济和文化交流。城市规模逐渐扩大，人口自初期的3 000万到后期11世纪已达到1亿左右，北宋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已拥有100万人口，商业、贸易兴盛、交通发达，历史农业单产增长幅度最大。两宋小农经济的强大推动下，商业经济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北宋首都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有三重城：宫城、里城和外城，外城是酒楼、店铺、仓储、瓦子等经济商业文化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有了扩大乐舞活动的需要。

唐代设教坊、梨园、歌舞艺人上百人，太常寺音声人至上万人，各地方官节度使，置营伎，数量也有规定，（见《唐会要》）贵族士大夫家蓄家伎之风甚盛，白居易就有不少家伎，宋代沿唐旧制，加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更纵容武将蓄养伎乐（图2），他曾对武将们说：“……汝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地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且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续《资治通鉴》卷二）。不但武将蓄伎乐，文臣士大夫蓄养伎乐已成一时风气，并不次于唐代（图3）。加之酒楼、勾栏也多有歌舞伎人的艳姿舞影，酒筵歌舞，在宋词中多有描述，如柳永《木兰花》分别写夜宴中的心娘、佳娘、虫娘、酥娘四位歌舞伎人的歌声舞态：“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虫娘举措皆温润，每到婆娑偏恃俊，香檀敲缓玉纤迟，画鼓声催莲步紧。”（图4）其他如苏轼、黄庭坚、秦观等著名文人学士诗词描述不胜枚举，也可看出宋代文人与歌舞伎人的关系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图5）。

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大放异彩，黄翔鹏《中国古代音乐史》：“宋词的兴盛可以看作酒筵歌曲的兴盛，宋词乐调的研究，其实是酒筵歌曲的研究。酒筵歌曲包括唐曲子词，宋词及部分元散曲。”

王国维曾指出：“唐大曲，唐宋词，诸宫调等是戏曲曲牌音乐的来源：原来大曲中的一首歌，在酒席宴上拿出来作为酒筵歌曲使用，因而成了曲牌，词牌。”

阴法鲁先生指出：宋金时期的乐曲，在旋律，曲式，组合和应用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因而配合乐曲的歌词也有丰富多彩的形式，词调于是大量增加。这时期的舞蹈在形式、技巧、组合和应用等方面，也有很大发展，这种情况为载歌载舞的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

我国戏曲在宋代已发展演变成为较完整的形式，北宋杂剧（图6）和南戏在城市勾栏演出，逐步丰富提高，奠定了我国戏曲艺术的基本特征[2]，这和当时舞蹈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图7）。

二、南宋（公元1127—1279年）

北宋因竭力防止人民起义，对辽只采取守势，辽对宋展开进攻，宋只是怯弱地妥协，屈服。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都被金兵俘虏北去。宋高宗（赵构）南逃，建立起南宋。南宋只是一个半壁江山的小朝廷，这种偏安一隅的局面，维持了一百五十年。但南宋经济颇为繁荣，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香料之路）畅通，2007年在广东打捞的“南海一号”沉船上的陶瓷即可装满一个博物馆（图8）。据推测此为开往印度、中东的远航货船，可资证明。正如《都城纪胜》序中所说，“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河南汴梁）其过十倍矣”（图9）。但宋末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在动荡苦难的年代里，广大农民陷入金兵掳掠，官军抢夺，官府地主压榨迫害的境地；而统治阶级则苟且偷安，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南宋的首都临安（浙江杭州）地近海口，为南北交通要道。邻近的如宁波、温州，远的如广州、泉州等地区，也出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使得当时文化和艺术都有一定的发展。

在舞蹈艺术方面，唐代是我国古代舞蹈艺术的高峰。宋代教坊的歌舞规模不如唐代，但在继承唐代遗制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发展。宋代“队舞”从内容方面看，比唐代有所丰富，唐代所盛行的大多是表现比较单纯的情绪舞蹈。而宋代可以说是从纯舞蹈向综合化（歌、舞、乐、朗诵组合）情节化和表演程式化的主体性转变。宋代“队舞”进而发展为表达一定故事内容的舞蹈。有些独舞发展为群舞，如《柘枝》、《剑器》原来都是单人舞或双人舞，而宋代把它发展为《柘枝队舞》、《剑器队舞》。队舞在形式方面也是继承唐代大曲，并加以发展的。是舞蹈和诗歌结合，前面加上竹竿子引舞念致语，中间有竹竿子和演员的问答；以及“勾队”、“放队”的一种新形式。在道具、服装方面更加美化。宋代队舞中故事歌舞的出现和戏曲形式有了接近，为戏曲吸收运用丰富了它的表现手段，是宝贵的，优秀而优良的传统舞蹈。不可否认，“队舞”的发展在形式上既有了一套固定的程式，内容却空虚、消极的多，文词又力求典雅，不免缺少生动活泼的情致，有逐渐仪式化的倾向。广大人民另外又开辟了一个火炽的、色彩缤纷的新场所，那就是瓦舍、街巷、茶肆中民间舞蹈——“舞队”的演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商业的兴盛，行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民间有才能的艺人，大量集中于都市（像刘良佐、雷中庆，赵喜、陈奴哥、俎姐哥、李伴奴、双奴等都曾名噪一时），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瓦舍（很像解放前北京的天桥）。他们天天在里面进行营业性的演出，吸引着手工业者、小商贩、市民、商人和官吏家子弟。固定演出场所的出现，为职业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舞蹈活动走向了商业化和剧场化，这些因素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和提高。原来农村的伎艺逐渐向城市集中，组成了专业团体。逢年过节，分外热闹，“舞队”簇拥，连亘十余里，可见当时的盛况[3]。“舞队”的节目丰富多彩，极富生活气息，有着独特的风格。“舞队”中的一些著名节目不但留传至今，而且也为戏曲所吸收运用。宋杂剧和金院本以及后来元杂剧中的一些节目，看得出是从宋代民间舞蹈改编而来的[4]。同时杂剧艺人在表演和技艺方面，也从舞队中吸收了很多东西，为我国戏曲在表演以及形体动作训练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宋代是传统文化转型的时代

关于宋代文化的论断，毫无疑问陈寅恪这位史学大师的学术观点最为著称：“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5]另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指出：“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两位大师的弟子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认为宋代精神文明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之内，是空前绝后的。

近年来出版的学术巨著《中国艺术通史·五代·两宋·辽·西夏·金卷》。书中指出：“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走向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两宋文化就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凝聚。辽、西夏、金文化则在向化于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受到这种社会基因的制约与影响，它们又共同酿就了一代艺术的嬗变。”[6]准确地评价了宋代文化艺术的历史地位。

宋代精神文明达到高度的原因，其一是宋代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有利于中央集权和向广大寒门知识分子开放，开展公平竞争，扩大统治阶级的基础。宋太祖也常以自己的改革措施自豪：“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点”[7]，北宋官员中有百分之四十六出自寒门。这较之唐代的科举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从而提高了读书求仕进的热情，成为社会的风尚，促进了图书典籍的印刷出版，文化和学术的普及，和官学私学的复兴发展，清除了举荐制和为大官僚门阀贵族把持选官权的弊端，教育得到普及，这是宋代的“以儒立国”施行文官制度，“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要措施。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接受了五代武人政治为害天下的经验、教训，解除了武臣的权力，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在举国崇文的风气下，当然也引发了另一种情况国势日衰，军队战斗力下降。对边患的政策软弱无力。

由于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即“学而优则仕”，读书成为宋代的风尚，也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方式，有很多家境贫寒自幼苦读，而终获大成者如王安石、苏轼、欧阳修、黄庭坚、范仲淹等。而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天下人的座右铭和追求的最高境界、精神文化的财富。当然宋代士人的忧国忧民，是由其时代使然。北宋契丹人建立的辽国，西北宁夏一带李元昊所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在东北建立的金国，时时有侵略的威胁，战与和的问题一直围绕着宋代的统治者，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和每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他们心理上的哀愁、恐惧、忧虑是难以挥之而去的。

关于宋代理学和史学

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使封建伦理道德丧失殆尽，欧阳修曾说：“廉耻道缺，而贪渎成俗，风化之薄久矣”[8]宋太祖察觉封建伦理道德对维护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因之提倡文官制度，提倡儒学，发扬忠义之气，扭转五代颓废之风，为北宋士气的建设起了奠基作用。北宋士气的转变和重建者首推欧阳修和范仲淹。他二人以砥砺名节，及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开一代士气之新风。他们并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上，以实践他们的经世责任感。以张载为代表他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充分表明了北宋士大夫的心态和高尚情操。

在上述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思想氛围中，我们再重新审视宋代的理学的产生和它积极的社会作用，它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很有必要的。近人刘方在《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一书中谈到：“宋代理学的最终理想就是文化转型，在传统文化生命活力日益衰微的条件下，重新建立起一个高度、和谐、完善、充满内在生机的大一统宇宙体系，重建这一体系的终极依据，并在这一基础上完成士大夫理想人格的重新构建”。宋代士大夫以道为依据，人格气节为基础的“非道德性命不谈的性理之学”。

宋代的史学也堪称历代最为兴盛，这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郑樵的《通志》等。类书的编纂也进入黄金时代，为后世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事物纪原》、《玉海》等，特别是陈旸撰写的《乐书》200卷，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完稿献给宋徽宗。上述多种著作使后世治史者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