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那温柔而倔强的歌

陶辛

与薛范先生初识，是在我本科刚毕业的时候。先生看了我为《歌迷》杂志写的短文，写信到我单位，约我去他家里见面。

受家庭影响，从小对苏联歌曲已有不少接触，后来学了音乐，又对欧美的爵士乐摇滚乐有了兴趣，所以我对先生在俄文歌曲和英文歌曲译配及相关文献的译介方面的成就早就耳濡目染且已受益良多。先生住旧公房，跟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一样，还有一位慈祥的老母亲，让我想起把我带大的姥姥。再加上一口老式的上海话，顿时有了亲切感，也就忘记了年龄和学识上的差距，忘记了恭敬和拘束，成了忘年交。

平心而论，此后的几年中，与先生的来往联系并不频繁，但只要有事，一个电话，就颠颠儿过去，总能得到先生的慷慨帮助。我编的《流行音乐手册》和《圣诞名曲赏析》，先生的译笔都占了很大篇幅。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我已临近退休，心态和体力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而先生似乎变化不大，思维仍是那么敏捷，说话的声音依旧昂扬而又磁性，很想知道先生是怎么保养的。

收到先生发来的文集电子版和微信留言，嘱我写个序，“写得轻松些”，他交代。除了翻译歌曲外，先生写的有关音乐方面的文字其实我也读过不少，从有着启蒙意义的《摇滚乐史话》到各种歌曲集里的介绍赏析文字，以及那本开创性的专著《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不仅信息量巨大，文字也精当而有表现力，读来总有所得。只是，当看到编为两大集的近千页的文稿时，还是感到了很大震撼。先生把过去散见在各报刊杂志的文章结集出版，六十年来这是头一次。书稿中不仅有许多我未曾见过的文章，更是把先生大半生的游历行迹心绪情感，都清晰地呈现出来。我读着这些文字，仿若是跟随着把先生生命中的许多场景走了一遍，时而感叹、时而开怀、时而哑然一笑，但有很多时候，是沉重。

外语歌曲译配是一门技艺性极强的“手艺”。单是诗歌的翻译，已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再加还要能合上音乐的节奏韵律，就我看来，更是难于上青天。干这活儿，不仅需要多学科的广博知识和才情，更需要长期的实操磨练。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到如今，先生译配的文辞声韵已日臻化境，仿若原生天成。还有些作品初看貌似“离谱”，可对照原文再推敲并哼唱下，便能发现先生的苦心孤诣，不禁让人拍案叫绝。

在勉力于译配实践的同时，先生也注重总结经验，力图对这门手艺的门道作出归纳与解释。有关于翻译的哲学与观念的阐述，外国歌曲译配历史的梳理，译配的基本法则和技巧的讲解，以及那些虽无定法定则却又不能随意处理的案例的分析。尽管这些东西尚未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却是丰满扎实的一步，是为“翻译学”中“歌曲译配”这一分支的建设奠下的坚实地基。

先生的这些工作对于这个专业的后学者而言无疑是个福音。可喜的是，在“字幕”时代，歌词译配居然还有了后继者。我与年轻的音乐剧译配者程何的相识，就是经先生介绍的——又多了一位一见如故的忘年交，先生对这个学生似乎也是颇为得意。

先生也有不顺心。他的成名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现今人们演唱最多的，是当年发表时被编辑随意删改的版本。而先生的原译，以及修订后更完美的版本，流传范围却很小。更有时，先生还要承受别人对自己的心血的误解，乃至对被删改版的批评。对此，先生时常会懊丧、愤懑、犀利乃至尖刻，还有的时候，看到别人对于他所热爱的艺术珍品的草率误译，先生也会痛心疾首。只是，发过脾气之后，先生仍会以“歌词译配的特殊性”来宽慰自己和别人。

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从事俄苏歌曲译配工作并早已是一代大家的先生直到2007年才第一次访问俄罗斯。“久违了，我魂萦梦牵的俄罗斯”，踏上那片土地的第一刻，先生这样感叹。

而那里的人们，那里的风光，那里的历史人文，那里的诗魂乐魂，早已与先生的情感思绪融为一体。先生所凭借的，不仅是他自学外语和音乐的强大毅力，翻查各种资料文献的不辞辛劳，推敲文辞音韵的苦心孤诣，还有他丰富的情感和开阔的想象。译家本色是诗人，有诗心，才能译得好诗，才能让先生经受住时代的起落和个人的困达而不改初衷。依此看来，收在这本文集附录中的那两篇先生早年写的历史小说中所蕴含的激情和忧思，也就不足为奇了。

先生迄今为止所译配的近两千首外文歌曲中，俄苏歌曲只占一半。八十年代起，先生更是加大了非俄语歌曲的译介量。除了早有涉猎的各国电影歌曲，还涉足欧美音乐剧歌曲的译配。而在俄语歌曲领域，先生更注重推广当代俄罗斯作曲家的新创作，除了传统的抒情歌曲，还力推了许多优秀的流行歌曲。

然而，提到先生，人们首先想起的，仍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传唱最广的，仍是他早年译配的那些苏联歌曲。

此非人力可为，亦非人力可变，这是由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审美等多般因素所叠压缠绕而成的。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诞生于1956年，卫国战争结束十一年，修复战争创伤，国家和人民休养生息，解冻的春潮，回暖了一度寒噤的人心。国际上，冷战虽在，却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出现松动缓和，所以次年举行的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聚集了131个国家的三万四千名年轻人。这些，都被艺术家敏感的神经感应到。那种在此前的苏联歌曲中并不多见的柔情脉脉，在这首歌里徐徐流露，这正是艺术家此刻的心灵的写照。

此刻的中国，也需要这种柔情来修复。所以这歌经先生译配，发表后立即不胫而走。不管时代地域文化有多大差异，人民的心灵总是能从艺术中感应到相似的美善和真挚。

在此后的社会历史风云变幻中，包括这首在内的众多俄苏歌曲的命运也随之起伏跌宕。进入八十年代后，先是中苏关系解冻，然后是苏联解体。自那时起的几十年间，俄罗斯的国内国际环境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动荡越发激烈，让人应接不暇，中俄关系也随之不断变化调整。俄苏歌曲不再被禁止，却时常被作为某种象征某种符号，被不同思潮和势力所裹挟，被赋予不同的意涵：理想信念与狂热盲从，纯真与阴谋，清算与反清算，逆反与逆反之逆反……历史在不停发展，世代在不断更迭。随着一代人的老去，这些经历了太多沉浮的歌，似乎也将随之而去，化为历史的尘埃。

听金承志和彩虹合唱团的《我喜欢》：“我喜欢暖冬的太阳，我喜欢初春的青草……”，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唱到最后，轻轻带出“我喜欢你，你应该，也知道”。这种纯纯的带点腼腆的少年温情，是“我想开口讲，不知怎样讲，多少话儿留在心上”的自然延续。与上一代人相比，新一代人未曾经历过各种折腾，他们的心灵依旧纯真。在他们手里，那些已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俄苏歌曲的本真得以回归，并以更为年轻的方式呈现出来。

其实，像《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样的歌里，也有这种雅致和含蓄。至于这首歌的头两句旋律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相似，倒只是偶然巧合（“凉爽的风”要早两年）。这种多少带点“洋气”的情感和表达，是进入现代社会才有的，是诸多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化合的结果。而那时流行的苏联歌曲，为之提供了基本底色。

李健的《贝加尔湖》，旋律与和声的模式更接近法国歌曲《秋叶》，但那温暖的手风琴声一响起，立刻就把我们带回到那久违却又似乎从未离去，那陌生遥远却又是深入骨髓般的熟悉亲切的画面和意境里。“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

先生自谦为俄苏歌曲的“二传手”，实际上，先生是通过他的手，他的译笔，把这份美好，植入到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的多重作用，而凝聚成我们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基因的一部分。这些歌是如此温柔，能触动心弦能融化坚冰；这些歌又是如此倔强，战火苦难禁锢都不能摧毁。无论是放声还是低吟，总在心间萦绕徘徊，抹不去。

想到这些，我一直沉重的心情，倒是开解了不少。也希望自己能像先生那样，经历了种种坎坷和不如意，仍然达观地面对。这是一种超越，坦然接受之后，命运会在另一端，给出你别样的报偿。

写作此文，不单是一个晚辈对先生的景仰的表达，也是对先生的生命意义的重新认识，对艺术作品的人文价值的重新认识。感谢先生给我这个机会，抚今追昔，也是自省自醒。

正值多事之秋，愈发觉得，能与充斥于世间的贪婪和暴戾对抗的，也只有人心中的美善与温情。这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的终极依托。

祝先生健康长寿。

2019年8月

本文作者：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