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商山隐者

船至汴州（今河南开封），李商隐步出船舱，看着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

汴州和徐州都是险要之地，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据《旧唐书》，唐虽定都关中，而财赋所出则在江淮。按当时形势，最能断绝漕运者有两个地方：徐州，“徐州咽喉，据江淮运路”；汴州，“大梁襟带河汴，控引淮泗，足以禁止山东”。最终，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当年李商隐在此送别李郢，作了《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也正是在这里，他听闻妻子王晏悦病重消息，星夜兼程往长安赶。

“商山隐者”是李商隐取名的本意。812年，李商隐出生的时候，父亲李嗣正担任获嘉（今河南新乡）县令。李嗣给儿子取名“商隐”，这是取自秦末汉初商山四皓的典故。

商山位于京师长安城南，因战国商鞅食邑于此而得名。秦朝建立后，秦始皇选拔了七十名博士资治理政。秦末大乱，其中四名博士跑到商山岩居穴处，由于他们须发皆白，时称“商山四皓”。

汉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礼聘商山四皓出山，他们坚辞不出。后来，刘邦宠爱新欢戚夫人，想废掉原配吕后所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吕后听从张良计策，请求四皓帮忙。四皓知道刘盈好儒，遂出山相辅，在筵席上侍立在刘盈身边。刘邦见四皓为刘盈所用，知道太子羽翼已成，只好放弃废立之念。刘盈后来顺利继位，是为汉惠帝。四皓功成身退，回商山继续隐居。

李嗣给儿子取名“商隐”，也许是希望李商隐长大后能够像商山四皓那样有德有才、不求闻达、功成身隐吧？李氏的先祖李聃强调“功成而弗居”，“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李商隐3岁左右，李嗣受聘为浙江东西两道观察使幕僚，李商隐随父亲在浙东越州（今浙江绍兴）、浙西润州（今江苏镇江）生活，所以他对江南并不陌生。在父亲的教导下，李商隐自幼饱读诗书，“五年诵诗书，七年弄笔砚”（《上崔华州书》），沾染了江南的灵秀之气。

小时候，李商隐读到本朝史学家刘知己的《史通》，还有他的儿子刘迅所著《六说》，牢牢记住了里面的话：“是非系于褒贬，不系于赏罚；礼乐系于有道，不系于有司。”他对于《春秋》等经典所揭示的道理，久羡怀藏，手书口咏，不只是把它当成学习材料，也想着将来作为处理社会事务的指导。

长庆元年（821年），李商隐10岁。这时，晴天响起霹雳，父亲病逝。此前，他从未觉得死亡离他这么近。作为长子，他身穿孝服，侍奉母亲，带领姐弟，千里迢迢把亡父的灵柩运回荥阳安葬。祖父坟墓也在那里。

当时，由于千里归葬，家财耗尽，他家一贫如洗。“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又因为守丧，他和弟弟羲叟不能做工，也不能去学校学习。羲叟这个名字，也是李嗣取“伏羲时隐者”之意。

李商隐后来在《祭裴氏姊文》回顾这段时光说，自己十岁左右，正是跟着老师读书的年龄，父亲不幸病逝，他亲自扶着父亲的棺材，举着引魂幡，把灵柩运回家乡安葬。四海虽大，却没有他的立足之地。离开家乡那么久，也没有一个亲朋可以依靠。他把父亲葬在荥阳坛山祖坟里，全家就如同逃亡流散的游民，因为他们没有户籍，无所归属。等到守孝三年把丧服脱掉，吃饭的问题就迫在眉睫。自己是家中长子，需要马上找工作养活母亲和全家。后来勉强在郑州落籍，名字登记在乡下，只能靠帮人抄书舂米赚钱，一天天地挨下去。

按照唐代风俗和制度，李商隐为父亲守丧三年。礼教规定，父母死了，子女一般守孝三年。如果自己有官职，一般要停职回家守孝，到三年守孝期满再重新任职，称作起复。父母死了，唐代以前儿女要庐墓守丧，到了唐代一般不再这样做，不过也有人为了表达孝思而庐墓的。李商隐的堂叔李处士就曾为父亲庐墓守丧三年。而柳仲郢的祖母去世后，父亲柳公绰曾经三年不沐浴。

长庆三年（823年），李商隐十二岁。三年孝满，父丧解除，为维持生计，他们就搬到郑州，在那里占籍为民。

李商隐的祖籍是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史记》载：“河内谓怀州。”隋设河内县，为怀州治所。唐朝先后在济源设置怀州，后改为河内郡，后又复名怀州，以济源还怀州。

李商隐也常常提到怀州河内。比如他在《剑州重阳亭铭并序》末署名“太学博士河内李商隐撰”，在《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中说：“我家在山西。”

李商隐的高祖李涉曾任美原（今陕西富平）县令，曾祖李叔恒曾任安阳（今河南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今河北邢台）录事参军。从祖父那辈，李家迁到荥阳（今河南荥阳）。

李商隐把荥阳作为自己的故园：“荥水之上，檀山之侧，汝乃曾乃祖，松槚森行。伯姑仲姑，冢坟相接。”（《祭小侄女寄寄文》）“檀山荥水，实惟吾家。灵其永归，无或栖寓。”（《祭裴氏姊文》）“为邦属故园”。

荥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东有鸿沟连接淮河、泗水，北依邙山毗邻黄河，南眺中岳嵩山，西过虎牢关接洛阳、长安。隋朝改荥州为郑州。唐朝改郑州为荥阳郡，后在郑州置东畿观察使。

唐朝高宗时期定洛阳为东都，武后时改东都为神都，后保留上都京兆府、东都河南府、北都太原府。《周礼》疏：“郊外曰甸，百里之外，二百里以内。”当时，凤翔距上都长安三百一十五里，称西郊；华州距上都长安一百八十里，称近甸；郑州距东都洛阳二百八十里，是东都之畿甸。

在郑州，他找了一份抄写公文的工作。当时书籍、公文保存的主要途径是抄写。在上古时代结绳记事，以后发明了象形文字，用甲骨作为书写材料，后来又把文字写或刻到木片、竹片上，用绳穿起来，称作竹简、木简。

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天要看一百多斤重的简牍。西汉东方朔用三千多根木简写了一封信，汉武帝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才看完。东汉宦官蔡伦创造了用树皮、麻头、旧布、渔网等作为原料制造出来的纸。随着纸张的推广普及，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图书大量涌现，抄书就成为一种社会十分需求的职业。

从甲骨文刻字，到雕刻在青铜器上的花纹和文字，再到刻石刻印，将石碑及其他石刻文字用纸、墨捶印出来，本朝已经出现了拓印这种新技术。

尽管如此，书籍传播和公文印制仍然跟不上社会需求。政府公文分发到各地各级机构，都需要雇人抄写、校对。本朝刚建立时，朝廷里有二十名校对员和一百名抄写员，后来都遣散了，专门雇用社会人员抄写。他在郑州找到的就是这样一份工作。

后来李商隐的母亲病逝，与李嗣合葬于荥阳。这时，家族中只有李商隐一人为官，“曾孙商隐，以会昌二年由进士第判入等，授秘书省正字”［《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题下原注：故相州安阳县姑臧李公夫人范阳卢氏北祖大房）］。

在为母亲守丧期间，从会昌三年（843年）开始，李商隐四处奔波，将姐姐、侄女和散落各处的亲属遗骸迁葬荥阳。李商隐全力策划并筹措经费，具体的营葬事宜则由弟弟羲叟办理。

李商隐曾经亲往寻访裴氏姊当年在获嘉的具体墓址，他的这个姐姐新婚不久就被遣回娘家，十九岁郁郁而死，葬于获嘉，当时李商隐刚出生不久。正式迁葬荥阳坛山时，李商隐未能前往，由羲叟办理具体营葬事宜。“至会昌二年，商隐受选天官，正书秘阁。将谋龟兆，用释永恨。会允元同谒，又出宰获嘉，距仲姊之殂，已三十一年矣。”“卜以明年正月日归我祖考之次，荥阳之坛山。”（《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

李商隐写了祭文：“呜呼哀哉！灵有行于元和之年，返葬于会昌之岁，光阴迭代，三十余秋。得不以既笄阙庙见之仪，故卜吉举归宗之礼？不幸不佑，天实为之。椎心泣血，孰知所诉！”“即五服之内，更无流寓之魂；一门之中，悉共归全之地。”（《祭裴氏姊文》）

刘稹之乱平定后，羲叟把妣卢氏从荥阳迁往怀州雍店之东原，归附于曾祖安阳君。虽然原来也曾卜于正月，但是因为刘稹叛乱，等到八月才由荥阳坛原将灵柩迁往怀州。又从获嘉移裴氏姊灵柩，从济源移侄女寄寄，葬于荥阳坛山。又将徐氏姊迁往景亳（今河南偃师）与徐姊夫合葬。经过这番归葬亲属，经济拮据，不得不再次移家。

李商隐出生于号称大族的衰门，从曾祖父起，连续几代都是寡母孤儿，形影相吊。至此，李商隐家族“五服之内，更无流寓之魂；一门之中，悉共归全之地”（《祭裴氏姊文》）。

《旧唐书》称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李商隐祭奠自己亲友所作的祭文，可谓情谊深厚、痛心疾首。同时，他还代人作了许多祭文。

由于李商隐从小就感受到漂泊的艰辛，从3岁随父亲浙水东西，半世漂泊，直到临终前，其实一生都是在漂泊中度过。将作者自身的不幸遭遇深深糅合进去，他又擅长设身处地感受对方的悲痛，而相似的经历也往往引起他的共鸣，从而流露自伤之情。如：“汝夫文章，播于友朋。身否命屯，久而不第。郎宁、合浦，万里乖离。”（《为外姑陇西郡君祭张氏女文》）

再比如：“书断三湘，哀闻五岭。天涯地末，高秋落景。”（《为荥阳公祭吕商州文》）“举无遗算，仕匪遭时。何兹皓首，不识丹墀。”（《为司徒濮阳公祭忠武都押衙张士隐文》）这里面的“身否命屯，久而不第”“何兹皓首，不识丹墀”说的又何尝不是李商隐自己。

祭文这种直面死亡的文体，正好成为李商隐寄托内心悲哀的载体。正如他的咏物诗中都有自己，他从别人的不幸想到了自己的经历，扩大到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同时，他的祭文能够将生命的悲哀上升到命运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因此具有更深的意义，从而使祭文这种文体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最好的结合，开拓出了文章的境界。

比如《祭徐姊夫文》：“呜呼！以君之文学，以君之政术，幼以自立，老而不倦，亦可以为君子人矣，君子人欤？而不即清途，不阶贵仕，此其命也，夫何慊焉？”

这是为别人打抱不平，也是为自己打抱不平。他总是从别人的命运想到自己的命运，他的祭文也成了自己不幸的真实写照，甚至是谶语。

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但是对至亲之人，对父亲、母亲、妻子，是没有祭文的。

羲叟特善古文，屡次规劝他放弃今体仍作古文，不要把才能浪费在四六文上。而他充当幕僚，总是奉命撰稿，行文完全受制于人，不能随便发挥。父亲给他取名“商隐”，给弟弟取名“羲叟”，是早已预言了他们的命运。羲叟后来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曾任河南府参军，正八品下阶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