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张中行的宽容与决绝

情感的事很难说，谁都说不清楚。自己说不清楚，别人更说不清楚。

杨沫与她的第一个爱人张中行的情感纠葛，自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之后，就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说了几十年，说到今天说清楚了吗？众口成讼，成了一桩公案。

读者喜欢将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入座，因爱憎因褒贬，不觉就会将小说人物和生活中人硬扯在一起。都知道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作家创造的小说人物又往往有原型，难免勾起一些读者如红学家中“索隐派”老先生们那种对“索隐”的兴趣。

杨沫的《春春之歌》甫一出版，就在全国引起轰动，特别在青年读者中间。小说生动鲜明地刻画了林道静等一系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教育了几代人，成为共和国的经典文学作品。作家们往往喜欢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入作品，《青春之歌》的作者也不能外。无疑，主人公林道静身上有杨沫的影子，那么，卢嘉川是谁？江华是谁？余永泽又是谁呢？而且读者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个与林道静有爱情纠葛的余永泽。余永泽不同于卢嘉川、江华，他不是林道静的同志，但却曾是读者热爱的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的爱人。余永泽是书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是作为林道静的对立面出现的。林道静追求进步、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积极参与火热的斗争；而余永泽却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思想倾向，也不是反面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杨沫的第一个爱人张中行似乎就是余永泽。

20世纪80年代，因为杨沫是《花城》杂志的重要作者，作为编辑的我同她接触较多，并萌生过写杨沫评传的想法。杨沫很支持我写她的评传，同我多次谈过她的生活经历与创作，并提供了不少资料和旧时的照片。后来我深感自己学养不够，掌握资料不足而又无暇采访，加之编辑事务繁多，难以脱身，此事只好作罢，然而却因此加深了对杨沫生平的了解。有一次谈到《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我像一个好奇的普通读者问她，余永泽是不是张中行，她笑笑说也是也不是，你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明白，余永泽这个形象可以说从张中行身上摘取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同林道静共同生活那一段，但也有不少虚构。

1914年，杨沫生于北京。他的父亲以湖南举子身份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创办了第一所中国的私立大学。杨沫告诉我这所大学的校名是中国女子大学（现在一些资料说是新华大学），并以办校之名，趁清王朝崩溃之际，在热河与东北收购了大量王公贵戚们贱卖的土地。杨沫生活的环境本在富贵人家，但由于父亲讨姨太太，父母感情长期不和，很少受到父母关爱。杨沫说，她想不起父母的笑脸，她记不起父母抱过她，父母不关心她兄妹的生活。北京严寒的冬天，她经常穿一双破烂的棉鞋，露在外面的脚跟冻裂几个大口子，沉醉在大烟里的母亲从不过问。她的遭遇我深有体会，富家有苦孩，我与她有同感。我也出身于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但我同她一样，记不起父母温暖的怀抱，也几乎没有见过祖母的慈祥笑容，所以谈起来与她有共同语言。生长在这种家庭的孩子，也许会直接感受到世事的不平，更早地生成叛逆性格，少女杨沫就是一个很叛逆的女孩子。杨沫能同北大学生张中行走在一起，同她的家庭环境，同她的叛逆性，同她对新思想的追求是分不开的。母亲强迫只有十七岁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她嫁给一个军官，她反抗，跑到西山温泉中学住校。母亲威胁她，不给饭费学费，杨沫只好想法子自谋生活。为找工作，一个同学的亲戚知道张中行的长兄在香河县立小学任校长，就带杨沫去见张中行。一见之下，张中行对杨沫印象很好，后来在他所著《流年碎影》中是这样说的：“其时我正幻想维新，对于年轻的女性，而且胆敢抗婚的，当然很感兴趣。”“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朗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将杨沫推荐给长兄，几次见面，两人产生感情。两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到1932年春天，当杨沫母亲病重，杨沫从香河小学回来探视时，已住到张中行在沙滩一带租的房子。张中行在家乡已有妻室儿女，当时杨沫受新思潮的影响，对婚姻问题持开放态度。两人公开同居后，靠家里给张中行的一点生活费过活，日子自然清苦。初期他们还是幸福的。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但北大学生张中行写诗给杨沫，娓娓表达他对爱妻的眷恋，让童年很少得到人间温暖的北大旁听生、热爱文学的杨沫，精神上得到莫大慰藉。张中行北大毕业以后到了天津，受聘在南开中学当教员，薪水较高，两个人的小日子有了好转，应该说杨沫此时是满意的。但久而久之，杨沫不想总是围着锅台转，不想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这个一直要求进步的年轻人，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虽然她那时找不到共产党。在她接触到的人里边，一旦看到了让她敬佩的共产党人，她就更不想去过那种冗长的平庸的家庭生活了。于是，到1936年她与张中行分开了。两人分开的原因，老鬼在所著《母亲杨沫》中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其实原因很复杂，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的。

杨沫是个渴求动荡，不甘平庸，追赶时代前进步伐的青年。张中行则是一个胡适的崇拜者，用当时杨沫的四妹白杨的话来说，“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个书虫，要我早就跟他分了。”道不同不相与谋，两人是思想上的分歧，行动上的分歧，以至于感情的分歧已不可挽回。杨沫追求的是共产党，热情似火的杨沫找不到共产党居然到监狱里去找。我记得这样一件事。1982年杨沫初到广州，百事缠身的省委书记任仲夷曾两次到迎宾馆探望她，而且每次都谈一个下午。我问她任书记同你谈些什么，她说除谈目前特区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还谈些以往的私事。我问她同任书记过去一块工作过吗？她说没有，不过她过去认识的一个人同他共过事。任书记告诉她，他在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书记处中一位姓郑的书记常谈起她。说到这里杨沫笑了，当年她找共产党，曾异想天开地到监狱去找。她去监狱探视她曾见过的一个共产党，她那时很穷，每次只能蒸点馒头带去，因而认识了与那人同监房的郑同志。老郑出狱后曾约她在北海公园见面，并表示爱慕之意，想追求她她未答应。可想当年杨沫是一个多么富有革命激情的人啊，这与钻在故纸篓里淘学问的张中行必然是渐行渐远的了。

除了思想上的分歧，两人在生活中的冲突与摩擦，不能不是分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杨沫与张中行同居不久怀孕了。张中行担心将来负担加重，心情愁闷，态度冷淡，两人感情上有了隔膜，常是相对无言。杨沫不好意思在家生小孩，决定到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小孩生下。临走时，张也没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中写道：“眼看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就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小孩因照顾不好，早夭了。后来张中行虽然对杨沫改变态度，并用他写的诗词取得了杨沫的原谅，但这件事无疑在杨沫心头留下了印痕。

1936年3月，杨沫在香河小学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马建民。马是共产党员，深得杨沫好感，认识后两人感情发展很快。在天津教书的张中行听到这个消息很紧张，辞去南开中学教职回到北京，力图挽回同杨沫的关系。杨离意已决，他很沮丧，在北大新四斋借了个床位，潜心学佛。其实杨沫这时对张中行还是有留恋的。谈到她与张中行的分手，杨沫对我是这样说的：我听说他单独住在北大学生宿舍，一天去看他，见空落落的房内只有他一个人坐在床上。天气炎热，一进门就看到他赤裸着瘦骨嶙峋的背脊，面壁对着墙上一张释伽画像，喃喃自语。他听到脚步声，扭头看到我就泪流满面，劝我回去。我来的本意是想给他做些解释和劝慰，他不听，一直在说：“回来吧！回来吧！”我怕感情受不了，赶快转身往外走，疾步穿越前面广场时，还听到“回来吧，你回来吧”的低声呼唤。声音很悲伤，这声音好像追赶着我，我越走越快，肩上的纱巾何时丢到地上也不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当杨沫回忆她与张中行分手的情景时，依然带着一丝难以消散的温情。

《青春之歌》的写作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回忆、酝酿、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不可能一气呵成。作家最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会常常在他们的记忆中跳跃、闪动、发光和燃烧，反反复复而后形成文字。《青春之歌》在写作过程中曾用名《烧不尽的野火》，这团野火长久地在热情奔放的杨沫心头燃烧。1937年她发表的短篇小说《怒涛》中的女主人公美真，是一个热情、真挚、单纯的女大学生。入大学那年，她与青年昭相爱同居。但对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充盈她的心灵。她想着饥寒交迫的大众，不愿再过平庸安逸的生活。丈夫与她的想法刚好相反，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家出走，去为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这几乎就是当年杨沫和张中行共同生活的写照，可以说，美真就是林道静的雏形。不难看出这篇小说也就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到后来，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经验，自然就转移到《青春之歌》上来了。

我认为，《青春之歌》中余永泽这一形象的塑造，并无丑化和污蔑之意，至于人们怎么去议论和猜测，那是别人的事。《青春之歌》出版以后大红大紫，张中行被人们认为是余永泽，但他对此没有表示过什么不满和怨言，用他的话来说，他“没有发过声”，他始终保持沉默。我想这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说明张中行这位老知识分子的涵养与品格。

杨沫对我讲到张中行，从来是敬重的。张中行在“文革”中的表现令她感动。她告诉我，“文革”中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审的张中行，也成为批斗对象。当造反派逼迫他揭发她的时候，他始终没有讲过她任何坏话。他总是说：“那时候，杨沫是革命的，我是不革命的。”说来说去就这两句话。后来看到他写给北京文联外调人员的揭发材料，写的是“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很感动，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那种处境下能坚持独立的人格，很是了不起。相反，杨沫反倒对她的丈夫马建民产生了很深的意见。杨沫当年遇到英俊的马建民，不仅爱上马建民，而且频繁向马提出入党要求。马当时是安国县几个地下党员推举出的县委书记，在杨沫多次催促下，马要杨沫写个材料和简历报上去。当时组织极不健全，马未将材料报上去，就通知杨沫入党了。“文革”中他在威逼之下，将这件只有他知道的事交代出来，杨沫一时成了假党员，受到审查和批判，对马建民暗暗生恨，夫妻关系长期不好。他们在柳荫街十九号住的时候，我去过几次。杨沫和马建民是三间屋子两头住，中间是会客室，但他们从不在会客室会客，各人的客人在各人的住室接待。但马建民对我很客气，遇见我就请我到他住室去坐。好像这时他是在历史研究所工作，潜心研究农民运动。有一天谈到太平天国，我对太平天国提了几个与正统观点相左的问题，不想他竟能与我交谈下去，态度诚恳，说明他不是一个思想封闭的人。一次杨沫同我开玩笑说：“老范呀，凡是我的客人，老马一概不理，你可是个例外呀！”其实老马是个好人好领导好党员。他对家人虽然比较冷淡，但对同志却有一副热心肠。他在北师大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时，帮助过很多人，包括坚决启用被划为右派的老师讲课，做了不少好事。因而，1985年他病逝时，北师大才会有那么多人来同他告别。

杨沫和马建民的感情被“文革”彻底撕裂了，杨沫和张中行的感情会不会在“文革”后弥合了些呢？

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可能是两位老者在晚年对个人的名声过于重视和敏感，旧的误会和积怨消除了，又产生了新的误会和积怨。

杨沫到晚年似乎愈加珍惜自己的名声。她曾因别人写文章提到她的感情生活而两次提出抗议和打官司。《小说林》擅自刊发了《杨沫的初恋》一文，她向有关方面提出抗议，《小说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做检查，并公开见报。1991年她为《梅开二度访杨沫》一文将作者告到法院。作者汪兆骞是我的朋友，时任《当代》编辑部主任，素知我与杨大姐关系善，托我说情，愿向她当面赔礼道歉，希望不要闹上法院。《当代》主编朱盛昌也这样托付过我。我想，杨大姐与中科院一位研究高分子的研究员结婚之事亦非秘密，并无什么隐私可言，即使文中有些词句欠妥，都是熟人，也不必为此大动干戈。虽然我也不赞赏作为一个严肃文学期刊的编辑部主任去写这类小报文章，但毕竟作者的态度是友善的，再婚亦是事实，我从中调解一下，一向宽厚待人的杨大姐不会再去计较，更何况自己是个公众人物，难免被人注意甚或物议呢。我很自信，认为向她转达一下老汪的真诚歉意她就会释然，没想到官司还是打了下去。不知是她要打还是她周围的人要打，我只好怅然地看着这件官司的结局。

暮年的张中行似乎对名声问题亦重视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淡然了。

后来不幸又有人著文谈杨沫和张中行当年的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借以提高自己的名声，张中行则认为杨沫这种想象是对自己的侮辱，关系再度恶化。张中行这位老知识分子一生清高，当然不会做那种借别人抬高自己的卑劣事，但这一次似乎他也太当真了。

张中行一生低调淡泊、无欲无求，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先生一生清贫，八十六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几十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读书》杂志连续发表其散文作品，接着相继出版《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等著作，声名鹊起，读者始认识这位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哲学的学者。时过境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自此可能对往昔的一些看法也有变。谈及《青春之歌》，难免流露出怨意。他在《沙滩的住》中写他走过当年与杨沫住过的大丰公寓时说：“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可怀念的人，虽然今雨不来，旧雨是曾经来的，这就好。”可见张中行对往日的感情，还是怀念的。但后来再谈到过去的感情，语调就似乎不同了。他在《流年碎影》中说：“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往脸上搽，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此。”“从没发声”的张老夫子终于“发声”了。再到不参加杨沫告别仪式之后，说的就更有些决绝了：“说告别，我的想法，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而又想还是以诚相见，所以这‘一生一死’的最后一面，我还是放弃了。（见《流年碎影》）”读到这段文字，我有点惋惜，有点怅然若失。失什么？我也不知道，只感到人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哀。

1995年，杨沫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一岁。

2006年，张中行病逝于北京，终年九十八岁。

杨张这桩情感公案，应该落幕了，情者如幻，何言是非！

2016年3月31日于广州丽江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