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美国区域研究的供养体制和基本制度位置

刘：从前面提出的对内研究/对外研究二分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对美国区域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制度化可以得出哪些基本认识？

牛：正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历史当中已经获具的深厚根基和广泛共识，美国区域研究的实际路径和基本特性在创建时期就已经被规定了：区域研究要放弃战争中军方项目的既有模式，建立全新的、全面的基础和框架，使之深深嵌入美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科学；区域研究要以美国大学为基础和主要制度载体，而不是让其成为政府组织卵翼下的政策导向的知识领域；区域研究必须具备高度的专业化标准和质素，能够为各常规学科所认可和尊重，而已经建制化的常规学科要全面参与区域研究，或者说要在各常规学科中为区域研究开辟生存空间；区域研究必须成为跨学科协作和整合的平台，也必须达成“全世界覆盖”的格局，进而促成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全局性改造和重构；区域研究必须参与到通识教育和公民教育当中，致力于革除美国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西方文明的褊狭性，在学术上培育“文化相对性”“跨文化理解”和“世界主义”，并将这些精神质素灌注到文化和公共生活中。可以看到，区域研究创建运动中呈现出很高的政治、学术和文化方面的共识度，呈现出智识社会学家所说的“科学／智识运动”的变革性、总体性和长期制度构建意义。32

我们的确应该在前面提出的对内和对外研究二分的向度上看待对区域研究的创建和存在。美国区域研究在很多方面呈现出相对于国内研究的“后发”性质。它的创生和初步发展，是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已经构造并形成对学术生活的主导地位，社会科学的组织和“规训”体系已经建立，各学科内部已经形成“美国（以及西欧）本位”的格局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把在既有学科体系中淹没或者忽略了的“对外研究／对内研究”的二分向度凸显出来，给学术专业化早期阶段中遭到轻视、排除和挤压的对外研究赋予必要性和合法性，一方面，向社会、国家和公众发出呼吁和论说，要求大学和社会供养它；另一方面，也对它施加专业化改造和品质提升，让它在大学和社会科学中得以存在和扩张。这就是卡明斯所说的对外智识在大学里获得“立足之地”（elbow room）的过程。

美国区域研究在战后兴起的一大智识社会史意义正在于：美国社会和大学达成关于供养和发展学术性对外知识的总体社会决策和社会机制。对美国区域研究的资金供给体制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其独特性，但也呈现出美国情境中的“后发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国家最小化”（minimal state）传统之下，联邦政府不直接操办高等教育，一般情况下也不出资资助专业学术；学术和教育在“知识商业化”供养方式之外，较多依靠发达的公民组织和捐赠文化等要素组成的社会性资助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决定性地扭转了这种局面，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在相当长时间里公开偏好工程科学和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支持颇为迟疑、消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界发起吁请联邦政府资助的运动，但并未当即奏效，1950年建立的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主要机制即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仍然将社会科学排除在外。33实际上，除了政府属下的少量涉外研究和一些政府部门对大学予以支持的有政策相关性的研究项目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十多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在支持对外研究方面仍旧无所作为。但是，对于国家在高等教育和学术领域里的这一功能性空缺，美国确有一种强大的替代即大公益基金会。在区域研究创建和初期发展中，它们（主要是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和梅隆等）为区域研究提供了最初的“育种性”资金支持，一方面对具有样板或者实验性的研究和培养项目予以资助，另一方面尤其与和等学术组织密切协同合作，积极支持和参与对区域研究的总体规划和组织活动。这就是说，在其他国家一般主要由政府承担的供养和组织区域研究的功能，在美国一度是由财力雄厚、目光远大的基金会和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和权威性的学术组织来实现的。到1957年，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而引起的“斯普特尼克号冲击”（Sputnik Shock）的影响下，美国联邦政府才在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al Act, NDEA）第六条（Title XI）及后来的“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HEA）第六条的规定下，设立专项按年向被列入“国家资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的高校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机构提供资助。不过几十年里，区域研究所获经费总额中，包括基金会和政府投入在内的外来资金所占比重始终不超过十分之一，大部分还是由各个高等院校从其自有经费中拨付。34区域研究的兴起适值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大扩张，资金充足，民意支持高等教育，因而区域研究顺风顺水，大有历史性的便车可搭。

在这里我要强调，战后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主要存在于大学体制当中，而且在大学内部主要存在于其“文理学科”（arts and sciences）的框架之下。这种基本制度位置说明和规定了区域研究作为基础性学术和“专深研究”的身份和属性。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与在高等教育内的智库构建已呈现已成并举甚至混同之势，而这当中可能既有对区域研究的狭隘认知，也反映对智库的肤浅理解，隐含巨大、深刻的缺陷和风险。就此我们至少需要了解，美国的智库体系有其独特起源、机理、动力和演变历程，35区域和国别研究中仅有少数分支和领域与其有较高程度的重合。美国经验所昭示的是，区域和国别研究太庞大、复杂和重要，因而不能和不应以智库框定和引导，否则将同时损害区域研究和智库的“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