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论
一
1920年代初，诗家陈衍受人之托，在早年所作《石遗室师友诗录》基础上增选《近代诗钞》。自叙提及有清二百馀载诗教流变：在康熙则王士禛标举神韵，在乾隆则沈德潜主温柔敦厚，二人“生际承平，宜其诗之为正风正雅”；至道、咸祁寯藻、曾国藩以下，则“丧乱云膴……身丁变雅变风，以迨于将废将亡”(1)。陈衍有意识地将整部清代诗史嵌套在《诗经》风雅正变的框架中，自评所钞咸丰以降“近代诗”，亦“尽是《繁霜》《板》《荡》篇”(2)。以诗史为媒介，晚周王官放失、礼坏乐崩的局面，得以与晚清西学西政冲击下的政教式微相重叠。
稍后，陈衍又在为友人所作诗序中屡发“变风变雅”之说，以为“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蕲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且嬉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3)，将道咸同光四朝诗都纳入“变风变雅”的范围，与道咸以前“模山范水”之作或“咏物咏史”的比兴之体划然分界。熟悉《石遗室诗话》所揭近代诗史图景者，自不难将“蕲向杜韩”“突兀凌厉”“嬉笑怒骂”“僻涩聱牙”等评骘与晚清诗坛诸老对号入座。而论对“变风变雅”理念本身的阐释，则当推1926年所作《山与楼诗序》言之最为深切：
余身丁末造，论诗主变风变雅。以为诗者，人心哀乐所由写宣；有真性情者，哀乐必过人。时而齎咨涕洟，若创巨痛深之在体也；时而忘忧忘食，履决踵，襟见肘，而歌声出金石、动天地也。其在文字，无以名之，名之曰挚、曰横。知此可与言今日之为诗。(4)
此处论末造为诗与治世之音有别，自是沿袭《诗大序》以来的经典言说，而又稍变其趋向。下文提到咸丰以前黄景仁、张际亮等诗人亦有“伤心怀抱”，但身处承平之世，其牢愁幽忧仅“关于一身”，近代诗人的忧愁则“及乎斯世”。《诗大序》在指认变风变雅“达于事变”的同时，亦强调“怀其旧俗”为旨归。故“变风”只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犹有“先王之泽”，仍存中和之美，也还在“温柔敦厚”的诗教阈值之内。与之相对，陈衍所论“变风变雅”则直接彰显“哀乐过人”“变本加厉”的末世美学，与传统诗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古训不无出入。
《诗大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郑玄《诗谱序》则谓“变诗”出自孔子去取：“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伯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伐，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变风变雅被认为是政教式微的表征，在王道始衰之际就开启了“刺怨相寻”的先例；“变诗”的题目和意象，更为后世丧乱书写所取资。直到清季民初，诗文描述眼前时世，仍是“麦秀黍离”摇笔即来，甚至欲将历史上一切“亡国之音”笼于笔端。这种不顾具体情境的时代附会，正是陈衍曾经极力反对的。(5)
若探究汉唐经儒阐释“变风变雅”的旨趣，不难发现与陈衍所论的龃龉之处。《诗谱序》谓“变风变雅”昭示福祸，“足作后王之鉴”；孔疏《诗大序》“政教失”则云：“政教言‘失’者，非无政教，但施之失理耳……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复之。故执彼旧章，绳此新失，觊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变诗作也。”对应于《诗大序》“怀其旧俗”的宗旨，孔颖达指出“变风变雅”处在治乱之间，还未到“王纲绝纽，礼义消亡，民皆逃死，政尽纷乱”的局面，故尚存挽回、追复之意。而在1920年代陈衍的诗论中，“变风变雅”本身就构成一种自足的风格，“达于事变”的同时，更反映了“人心”宣泄的自然。其趋向是前瞻的，而非复旧的。“今日世界，乱离为公共之戚，兴废乃一家之言”，五洲大通、五族共和，“政教”一旦放失便无从回复，作为Revolution译语的“革命”，也不再指涉顺天应人的易代循环。
民国时代，陈衍以诗话、诗选著称一世，但他早岁却并未以“诗人”自限。同治十三年（1874），陈衍考取以“专考经史”著称的福州致用书院。光绪八年（1882）中试福建乡试，座主即同光间的“清流眉目”宝廷。孰料纷繁世变很快将他的交游圈从“清流”切换为“洋务”。光绪十六年（1890），陈衍改就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汉文教习，得以亲身感受上海的西学氛围；二十三年（1897）九月，更与同乡陈季同、陈寿彭兄弟在上海创办《求是报》（The International），担任主笔。最终以报章文字博得湖广总督张之洞激赏，邀入武昌幕府，主持官报、钱币等事，后又北上主讲京师大学堂。朴学—科举—游幕—办报—讲学，中年以后又在不断激进化的政治、思想风潮中，由外向经世折返内向治学，陈衍的经历在近代知识人中颇具代表性。其对于“变”的理解和容受，可能更直接地来自时代感觉，而非经解传统。
中国古代典籍中不乏关于“变易”“变通”“权变”的阐述，传统中国亦绝非西哲所谓没有“历史”的“停滞”；但在“风雅正变”的话语中，“变”始终只是一个脱离常轨的时刻，最终还是要回到“经”与“正”。然而，当晚清士人遭遇“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被改变的不仅是“词汇”，更是“语言”。(6)随之联翩而来的进化论、种族论、国家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主义”，遂赋予“变”前所未有的权威。趋新者宣告“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7)，老成者则谓“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8)，急于从不可变之“体”中分出可变之“用”。无论朝野新旧，承认眼前的“世变之亟”为一种新常态，是其选择守成、激进甚或折衷立场的前提。世变、学变如此，“文苑”中人又岂能度外视之？除了来自古典词章脉络的“变体”经验，诗论意义上的“变风变雅”亦可在清季民初的政、学环境中理解。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沈曾植赠陈衍诗有句：“程马蜕形骸，杯槃代樽俎。莫随气化运，孰自喙鸣主。开天启疆域，元和判州部。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输古”，即已伸张新旧交代、今不输古的史观。(9)张之洞幕府中陈衍、郑孝胥、沈曾植等标举“不专宗盛唐”“力破馀地”，自诩“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同时期梁启超等提倡“诗界革命”，亦云“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10)。二者诗学祈向迥别，却都取地理大发现为喻，以开疆拓土、觅新世界为目标。
更有进者，陈衍《近代诗钞叙》将清代诗史分为康熙、乾隆以及道咸以来“变风变雅”三段，继而以“春秋三世”说附会之：“文简（王士禛）以下，传闻之世也；文慤（沈德潜）以下，所闻之世也；文端（祁寯藻）、文正（曾国藩）以降，所见之世也。”晚清公羊经学由“三世”敷演“三科九旨”“大同小康”，完成堪与西学对接的进化图式与阶段性政治策略。(11)相关言说弥漫一世，至民初早已成为学人常识，陈衍此说亦未必有甚深寄托。不过，若将视野从清诗史扩展到清学史，则此种三段分期亦为时贤通论。如王国维称清初、乾嘉、道咸以降之学的“大”“精”“新”，(12)梁启超区清代学术为“启蒙”“全盛”“蜕分”三期等。(13)与陈衍一样，王、梁所分最后一期，皆为其人身在其中亲历其事的“所见世”：一面是国势衰微，政教变乱，另一面却期待“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王国维述道咸以降学者“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服膺王氏的陈寅恪，则谓晚清“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14)。由“理”而“情”而“浪漫”，学术之变亦与诗文的“变风变雅”同其起伏。从“怀其旧俗”到“变革一切”，诗文与学术中“变风变雅”的转义固然取决于政教震荡；但在“变”的正面化过程中，又萌发了“风雅”独立于“政教”的可能。
二
古典文献中“风雅”连称，除了指代《诗经》，亦可专指诗歌（如《濂洛风雅》《龙眠风雅》）；推而广之，则成为一种风格或文化的象征。“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广义的“风雅”正是教化与政治，经传中常合称为“政教”。
清代科场揭橥“清真雅正”为衡文标准，便可视作“风雅”与“政教”此种内涵关系的表征。雍正十年（1732）特旨礼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本只针对近科逞才文风，敲打四书文一体的“冗长浮靡之习”；(15)随后却泛滥至于古文、诗、词、赋，“从制艺文推到一切文学”。(16)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称“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即通于其论古文“义法”的有物、有则之说。(17)光绪初年，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发落士子，推崇“清真雅正”为“文家极轨”，指出“不惟制义，即诗古文辞，岂能有外于此”。张氏将“清真雅正”四字拆开疏解：“雅”是“有书卷，无鄙语，有先正气息，无油腔滑调”；“正”为“不俶诡，不纤佻，无偏锋，无奇格”(18)。但是，这种“纱帽气”十足的正体论，到了晚清政教松动之际，往往被认作“庸腐空疏”的老生常谈，早已不能牢笼人心。(19)
降至20世纪初，清廷在西学压力下改弦易辙，渐废科举，骤兴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颁行癸卯学制，《奏定学务纲要》提及：“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非惟“高等学堂以上”，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亦规定“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用涩口句，三忌发狂妄议论，四忌袭用报馆陈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20)此类文禁条规，可上溯到清初方苞、李绂等文家揭橥的“古文辞禁”。(21)不过清季文网疏弛，科场改制后衡文标准亦不明确；进入新学制的“清真雅正”，只是摆出了一副被动的防御姿态，与康雍乾时代厘正文体的雷霆手段不可同年而语。值得注意的倒是其中新增的近代文体因素，如报章论调、生僻怪字乃至外来新名词等，《学务纲要》甚至有一条专门申明“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其实所谓“外国名词”，主要还是指同样采用汉字形式而得以从日本迅速输入（或回流）的“新学语”。除了带来意义混淆的同形异义词和学制主导者眼中“并非必需”的生造词，“欠雅驯”亦被认为是新名词不能适用的理由之一。学制针对新名词提出“雅驯”“古雅”等标准，似乎是着眼于文体、词藻的调适（“与中国文辞不相宜”）。但又称“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则近代学堂的“清真雅正”仍是植根于政治之“用”；下文又云“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则此“文以载政”的“政”又不止于传统政教，更带有了近代国族文化主权（或霸权）的意味。
从“雅正”角度被厘定的不只是文体与词藻，还包括音韵、字形、字体。历朝“正音”“正字”举措非但受制于科举功令、朝会唱赞、圣谕宣讲等“文化制度”的现实需要，更攸关“华夷之辨”“古今之争”，支撑了千百年来对于“中原”“华夏”的政治认同或想象。(22)清末以来“国语运动”承此问题而来，并非仅仅出于通俗启蒙意识或语言民族主义的移植。在此之前，清代考据学风潮下“小学”部分的成就，无论对官方的“正字”“正音”，还是近代以来“国语”标准和注音字母的确立，都起到了学理上的奠基作用。更重要的是，考据学本身逐渐发展出一种基于文本依据或语言文字演进逻辑的理性化体系，虽未必要像梁启超、胡适那样夸称之为“科学方法”，却的确有逐渐疏离于经学或理学主导下政教传统的趋势。
时至清季，章太炎隐然以考据学正统的“戴学”传人自任，又暗中涵纳19世纪欧洲语言学、社会学、宗教学新知，欲将“小学”从“经学之附属品”升格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23)。革命家章太炎的“小学根本”论背后，是与乾嘉时代戴、王等迥然不同的近代政治关切。在丙申年（1906）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中，章氏援引欧洲史的“文学复古”（Renaissance），将“小学”与“爱国保种”的诉求相结合；(24)两年后撰《新方言序》，又借用来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根”（root）之说，赋予当代方言以周汉古语的时间深度。(25)但在同时期私下与人的书简中，章太炎却深斥康有为等“以经术文饰政论”的张皇，提出“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的立场，似乎又以清儒言说为资源，刻意区分了学术与政治。(26)在其最早的“文学”专论——壬寅年（1902）刊布的《文学说例》中，章氏借用《大戴礼记》成句，声言：“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辨，谓之文学。”(27)其所谓“古”并非时间意义上的“复古”，而是指训诂准则，“非为慕古，欲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耳”(28)。章氏以“近正”释“尔雅”，但“雅正”与否，既不取决于风格，又非受制于时代：“奇恒今古，视若游尘，取舍不同，惟其吊当。”(29)数年后章太炎撰《大疋小疋说》，追溯“疋”（“雅”的本字）的本义为“足迹”，《诗》大小雅即纪事之迹；又以“疋”声近“雅”，而可通于“乌”“夏”，故为“夏声”。(30)此文日后列为《太炎文录》开篇，堪称“尔雅观古”的一次示范。无论是发扬“爱国保种”还是坚守“实事求是”，章太炎小学论中的“雅正”主要基于字、音演化的理路，并非单纯为复古而复古；至于阐发“奥衍不驯”之说，更与官方的“雅驯”“古雅”标准相背驰。
与“雅”的多元展开相对，在清末有关启蒙教育、白话文学乃至小说、戏曲革新的讨论中，“俗”的价值也正逐渐确立。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门人陈荣衮撰写《俗话说》，已指出雅俗界限并非固定：“人人共晓之话谓之俗，人人不晓之话谓之雅，十人得一二晓者亦谓之雅。今日所谓极雅之话，在古人当时俱俗话也。今日所谓极俗之话，在千百年后又谓之雅也。”(31)进入20世纪，梁启超则以进化学理和文学史观颠覆雅俗之见：“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32)清末士人热衷面向下层社会启蒙，提倡俗语之议相当普遍，但多半还是带点胡适所谓“我们”与“他们”的隔膜。(33)陈荣衮、梁启超则直接将“俗”正面化，不仅宋元以降小说、戏曲、语录由此得到肯定，《公羊》《楚辞》《墨子》《庄子》等上古经典也被指认为俗语文学的先驱。这种关于“俗”的新见解，也反向界定了“雅”；后者被圈定在精英、复古的风格中，而与启蒙和进化的方向相反。陈、梁都将“雅俗”之分与文、白语体对应，章太炎的思考则要复杂得多。他曾提到书志、疏证等学术体裁精密的记载，体现了“有文字箸于竹帛”的“文字不共性”，故为一切“文辞”（有句读文）的楷范，就此树立“雅俗”分界，与每一体裁内部各异的“工拙”标准有别：“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所谓‘雅’者，谓文能合格。”就公牍而言，上守条例，下适时俗，没有诡异不合时代的名号，杜绝浮夸表象的词汇，便是符合了“雅”的要求。因此，“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文章雅俗与文白古今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34)与小学的“尔雅观古”一样，文辞之“雅”仍遵循“吊当”原则，一切以表达精确为准，实是继承顾炎武《救文格论》以来经史家的文字观。但标举这种基于训诂、论理与记载精密性的“雅”，也并非一概否定“俗”。章氏又有“尽雅尽俗”“随俗雅化”之说：“徒论辞气，大上则雅，其次犹贵俗耳。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婚姻丧纪旧所行也，非猥鄙之谓”，即便“不善故训，不綦文理，不致隆高”，只要修辞立诚，仍不妨用常言表达习俗，还好过那些以“窕儇侧媚之辞”伪装高雅者。正是从“能俗”的标准出发，眼高于天的章太炎，对同时代吴汝纶、马其昶等桐城文家反而多存恕词。(35)
以上仅就清季民初“雅”的观念史作一颇不完备的撮述，已不难发现其间取向的多歧。但有一个总的趋势，即随着科举功令和经学权威的瓦解，《诗序》以来“政教”意义上的雅正理念正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学术内在理路、启蒙立场、西学话语的各种“雅俗”言说。随着“俗”的意义被开掘，“雅”不再是天然值得追求的目标；即便被认为值得追求的“雅”或“古雅”，也开始包含全新的涵义。(36)“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穆如清风”，王士禛偏好的这些雅诗神韵，或许还能在新文学与新学术的观照下得到理解；而从谢安至沈曾植，士大夫在“
谟定命，远猷辰告”等诗句中体会到的“雅人深致”，却注定越来越难得解人。(37)
三
本书所集文字疏密有别、长短不一，或榷论学风，或解读诗文，或考证丛残，却大致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清末民初诗文、学术二者与政治（或至少是“政局”）的互动关系。此类讨论当然不限于考索文学文本或学人文献中的政治本事，更非出于机械的社会反映论，而是意在摸索“变风变雅”时代共通的表达结构。
学术文化史上常见的状况是，每当王朝鼎盛、制度稳固、人心安定之时，学人在社会结构中容有稍为稳定的位置或出路，社会政治背景变得间接，学术进展更多体现内在属性与内部逻辑。当然，也存在外部环境过于压抑，促使学术内转的情形。而一旦王纲解纽、制度更迭、民生多艰，甚至如清季民初这般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则学术、学人随世运浮沉；所谓“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38)，在乱世中常常反之亦然。研讨此类时期的诗文、学艺，似更应兼顾政治环境。不过，清季民初的复杂性还在于，这是一个泛政治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去政治的时代。张之洞《劝学篇》对举“中学治身心”与“西学应世事”，将“内圣”和“外王”分别付与中、外学术，貌似维护儒教权威，实则已然开启中国传统学问从儒家素来讲究的政治事功领域撤退的趋势。癸卯学制颁布后，王国维针对大学不设哲学科，指出“学问之自由独立，上所不禁，然理论之与实行，其间必有辨矣”(39)，则更从近代学科自律的角度，强调学术研究与政治行动的界限。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林纾与魏易合译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故事集》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自序称：“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故西人惟政教是务，赡国利兵，外侮不乘，始以馀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40)莎翁、哈葛德故事中的神怪因素，并不构成近代西欧政治文明、科学进步的妨碍。此种从西洋文学翻译导出的“馀闲”文章观，随即与“美术”“美学”话语结合，划定了词章与政治的分际。
因此，清季民初诗文学术与政局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反映论式的“直射”，而多为路线多歧、心曲复杂的“折射”乃至“激射”，需要找到一些联结网络的中介，而非直截唐突的对应。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所称“教化”或近代以降成制度的“教育”，或许可以构成一个节点。无论古今中西，正是文辞与学术提供了“教”的质料，而“教”的外在目的之一便是良好政治的实现。《孟子》云“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尽心上》）；亚里士多德则以教育为其《政治学》未完终卷的内容，宣言“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41)。黄宗羲称“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42)，此说在清初不过是遗民守先待后的空想，在清末却不断得到趋新之士援引，成为教育变革的依据。学制改创与教学场合的变迁，造就了新学堂这一政治运动的温床，亦使得学术、文辞得以在自身领域日益明确的同时，仍以学堂、学生为媒介间接塑造政治。传统上以王制为中心的“政教”趋于没落，但启蒙或救亡话语下改头换面的“政教”也正在崛起。数年前出版的拙著《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曾冒昧地提示晚清有一种从“政教”到“文教”的变化。自今思之，“文”能否填补经学式微后“政”的空缺，进而承担“教”的责任，或许仍存疑问。但以“教”为支点，考察近代学术、文辞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大概仍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入的方向。
本集收录十篇文字，大略按主题分为三辑：
甲辑“雅废夷侵”，主要从解读诗文和文人群体交游入手，探索晚近学士大夫在他们所谓“小雅废四夷侵”局面下的委曲心境。中国传统上的“士大夫”理念在西文中常被译为scholar-bureaucrat或literati and officialdom，学者将之解读为士大夫统合政治与文化“二重角色”的表现。(43)此种“二重角色”或“业馀”空间，近代以来却日益受到专业化趋势的挤压。无论是晚清士人“六朝”观背后政势判断与文化标准的由合而分，还是“永和以后第二十六癸丑修禊”中政治家梁启超与诗文之士视野的参差，似乎都可为这一观察增一注脚。清代古文盛称“桐城派”，但桐城文章掩袭一世实在咸同以降。清末学堂新式教育兴起，其中“国文”一科的发端，为行将就木的古文辞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光绪二十八年初桐城宗师吴汝纶与冒广生、林纾的一张合影，不仅堪为清季京师古文风尚的旁证，更是世变之中“文教”因革的见证。
乙辑“道术科分”，收入三篇在学术史、教育史方面试探的长文。《庄子·天下》篇谓：“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清季民初同样是一个道术分裂的时代。惟引起分裂的因素，除了“天下”的动荡，还有外来的学术分科。取自近代西方的分科体系不仅导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学科和知识，更重组了中国固有的学术门类和书籍秩序。(44)经学、子学、史学、词章，无不有待于重新构造框架、“发明”传统、填充内容，以适应新式教育的需要。但这一过程又非如水之就下，而是往往遭遇回流，埋藏潜流；“被发明”的传统也不妨借尸还魂、卷土重来。张之洞为晚清官办新教育的枢纽人物，从《劝学篇》到“癸卯学制”，其学制规划在导入外来分科体系的同时，更活用学科之间的配合，凸显时、空两个维度的国族共同体意识。梁启超开启的“新史学”亦是近代一大思潮，影响力溢出史学之外；以往研究多关注其汲取外来资源的途径，实则“新史学”框架背后的《公羊》经学背景亦值得注意。清末学堂设立“读经”课程，其宗旨与方式，与传统书院经生治经有所不同；辛亥前后，教育界废经之论甚嚣尘上。南菁书院出身而先后投身幕府、管理教育，最终成为京师大学堂文科监督的孙雄，可视为亲历近代经学教育变迁的一个贯穿性人物。
丙辑“文学小言”，收入有关近代文学研究的几篇文字。此辑所称“文学”，与甲辑关注的诗文之学略有不同，乃指在近代分科体系下对应于西文Literature或Belles-letters的领域，亦包括小说戏曲及白话文等。在清末“文学”观念史的研究中，章太炎的论述一直备受关注，《文学论略》《文学总略》等篇标举“有文字箸于竹帛”的定义，常被误解为一种复古而笼统的“大文学”论。但若回溯其早年的《文学说例》一篇，则可彰显章氏援引西学资源的脉络，以及他从“小学”基础构建“文学”所针对的具体问题。戊戌百日维新和随后发生的政变，为晚清政治史上的重要关节。关于这段“时事”，清季民初曾流行过多个版本的“康梁演义”小说。作者的顽固立场和虚构的诬枉情节，并不妨碍这部小说在主流的戊戌政变史叙述之外，传递某些意外的“真实”。本辑所收最后两篇小文，一则发掘戊戌维新的语文教育侧面，一则检讨“五四”一代回忆中黑暗的晚清童年。这两篇短文分别对应着我近年从事的两个研究题目：“晚清新式国文教育的兴起”和“近代中国的阅读转型”。
以上十篇文字，写作的时间跨度较大。最早完成的“癸丑修禊”一篇，原是关于清末民初报刊诗文栏研究长文的最后一部分，初稿还是在方格稿纸上手写的；最近完成的“海内三古文家合像”一篇，则为去年国内疫情最严重时期闭门“e考据”的产物。十篇文字先后在各种场合发表，或见于专业期刊，或收入会议论文集。在此谨对各刊、集的匿名审稿人和编辑，各次会议评议人和主办方致以诚挚的感谢。我的学问生涯始于阅读晚清诗集。最初，在业师夏晓虹教授指点下，曾就湘绮楼诗、近代报刊诗文栏、“同光体”等主题试撰过一些习作，也曾一度确定“近代诗学与政治”为研究领域。“变风变雅”的题目，本是为这一课题准备的。可惜世路多歧，自己的读书兴趣更是“流质多变”，没有能在这个领域坚持下来。差可自我安慰的，是“变风变雅”也未必从狭义上理解，如果纳入学术史、教育史的视野，或许还更接近《诗大序》的本义。无论如何，夏老师近二十年来的教诲、照顾和宽容，以及她对待生活波澜那种平淡不惊的态度，值得我永远铭记。多年来赐予我各种教示和帮助的师长、领导、亲友尚多，在此恕不一一列举。特别感念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张钰翰先生与我仅存一面之雅，却慨赐出版机会，并担当了本书的编辑工作，卓有古人之风。书中任何疏漏，自应由作者负责。仓皇之际，改定文编，正恐多有不到、不尽之处，统祈读者诸公呵斥。
2021年3月24日于京西龙背村
(1) 陈衍《近代诗钞·叙》，商务印书馆1923年11月初版铅印本，卷首第1a—2a页。按：陈衍此叙后自署“岁在上章协洽且月”，陈步编《陈石遗集》系于“一九二三年六月”，钱仲联辑录《近代诗钞述评》指出“协洽”当为“涒滩”之误，则此叙作于庚申（1920）六月。见钱仲联编《陈衍诗论合集》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6页。
(2) 《题杜茶村先生小像》，见《石遗室诗续集》卷一，陈步编《陈石遗集》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9页。
(3) 《小草堂诗集序》，见《石遗室文四集》，《陈石遗集》上册，第684—685页。按：此序为陈衍为门生谢倬之父谢安臣的诗集而作，虽谓同光以来“逼切凌厉”“钩棘僻涩”的诗风为“豪桀贤知之子乃能之”，却似并不赞许，反而称道谢安臣能守道咸以前“先辈矩矱”。
(4) 见《石遗室文四集》，《陈石遗集》上册，第690页。陈衍此处自称“论诗主变风变雅”，又与《近代诗钞叙》《小草堂诗集序》描述诗史的立场微有不同。胡晓明指出，这里“‘挚’即情感深挚强烈，这正是变风的特征；‘横’，即是道理充实，怀抱特大，力量弥满，这正是变雅的特征。‘若创巨痛深之在体’，表明以天下系于一人之身，所以忧患特大。”所解甚切。见氏撰《唐宋诗之争：陈衍诗学的近代转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5)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九：“自前清革命，而旧日之官僚伏处不出者，顿添许多诗料。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摇笔即来，满纸皆是。其实此时局羌无故实，用典难于恰切。”见《庸言》第1卷第22期，1913年10月16日。
(6) 这里的“词汇”和“语言”，当然是借用列文森关于“思想连续性”的著名比喻：“词汇”指一个社会没有被彻底动摇之时吸收的外来思想，“语言”变化则是原社会结构解体之后根本思想的转变。参见Joseph R.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Volume 1：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158—159。
(7)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变法通议一）》，《时务报》第2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
(8) 张之洞《劝学篇·变法》，光绪二十四年两湖书院刊本，“外编”第18a页。
(9) 沈曾植《寒雨闷甚杂书遣怀襞积成篇为石遗居士一笑》，《海日楼诗注》卷二，钱仲联编校《沈曾植集校注》上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6页。按：诗中“孰自喙鸣主”句，《海日楼诗注》原作“孰自喙鸣生”，但《石遗室诗话》引此诗作“主”。按韵，作“主”为是，“生”或为形近之讹。参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庸言》第1卷第1期。
(10) 任公（梁启超）《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一日。
(11) 参见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12)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1919），《观堂集林》卷二十三，商务印书馆1940年石印本，第25b—27a页。姜萌指出，清学三阶段论可上溯至1905年邓实在《国粹学报》发表的《国学今论》一文，并且更可能是“清末学人对清代学术发展反思的共识”。见氏撰《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
(13) 梁启超原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实承自1904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篇分清学为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绪四期的框架；但又指出“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故仍可视为三期。见《清代学术概论》（1920）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4)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1942），《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
(15) 《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厘正文体”，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刻本，第3a—4a页。
(16)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散文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0页。
(17) 参见方苞《进四书文选表·凡例》《又书货殖列传后》，刘季高标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1、58页。
(18) 张之洞《
轩语·语文》，《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99页。
(19) 如旗人文康约在道咸之际成书的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即写到两位“方”姓的主考“要向清真雅正一路拔取真才”，但众房考“大家心里都窃不以为然”；而追随主考意旨，刻意不取安公子“堂皇富丽”之文的那位“娄主政”，亦被讥为“矫情”，遭到神明的戏弄。见高仁校点《儿女英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6—570页。
(20) 分别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0、407、329页。
(21) 参见潘务正《清代“古文辞禁”论》，《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22) 正如平田昌司指出的：“真正能够代表中国语言文化的特点，应该是书面语言规范的高度统一性及其制度化。所谓制度化，就是隋唐以来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它的考试规则把试卷该用的字体、字音、词汇和语法、文体各方面都事先定好，参加考试的举子唯恐冒犯朝廷颁发的规矩。”见氏著《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23) 章炳麟《国学讲习会略说·论语言文字之学》，秀光社1906年版，第2、4页。
(24) 章太炎《演说录》：“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见《民报》第6号，1906年8月5日。
(25) 《新方言序》：“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见《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26) 章绛《与王鹤鸣书》，《国粹学报》第63期，宣统二年正月二十日。按：此书在章氏自订《太炎集》中收入“丙午文”，则当作于1906年前后。
(27) 章氏学《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5号，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28) 太炎先生遗著《自述学术次第》，《制言》第25期，1936年9月。
(29) 《訄书重订本·订文》附《正名杂义》，《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30) 见《国粹学报》第51期，宣统元年二月二十日。
(31) 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编校《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子褒学校同学会1953年版，第1a页。
(32) 饮冰《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33) 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又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34) 章炳麟《国学讲习会略说·论文学》，第57—59页。
(35) 章绛《与人论文书》，《学林》第2册。又在前揭《论文学》中，章太炎指出“雅有消极、积极之分。消极之雅，清而无物，欧、曾、方、姚之文是也；积极之雅，闳而能肆，杨、班、张、韩之文是也。虽然，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故方、姚之才虽驽，犹足以傲今人也。”准此则桐城文之“能俗”，又可称“消极之雅”。
(36) 如王国维在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康德所揭“优美”（Beautiful）与“宏壮”（Sublime）之分基础上，标举“古雅”为“第二形式之美”。见氏撰《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教育世界》第144号，丁未（1907）二月第2期。
(37) 《世说新语·文学》：“谢公（安）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
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二：“太傅所谓‘雅人深致’，终不能喻其指。”沈曾植《止庵诗集序》：“昔者曾植与涛园（沈瑜庆）论诗于公（瞿鸿禨），植标举谢文靖之‘
谟定命，远犹〔猷〕辰告’，所谓‘雅人深致’者，为诗家第一义谛；而车骑所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者为胜义谛。”分别见赵伯陶点校《古夫于亭杂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页；钱仲联编校《海日楼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66页。
(38) 张之洞《劝学篇·序》，《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04页。
(39)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世界》第118号，丙午（1906）正月下旬。
(40) 《〈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140页。
(4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06页。
(42) 《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43)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
(44) 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