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资本论》(全新增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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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因为钱太多才产生的吗?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第24—25页。

马克思的这段名言,是《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一段话,写于1873年。也是最早、最准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将产生经济危机的著名论述。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是马克思生前所经历的最后一次经济危机。

这次经济危机导源于1873年5月9日维也纳的债券交易,也是从金融危机引发的。在24小时内股票贬值了几亿盾;接踵而至的,是信用全面瘫痪和有价证券交易中止。维也纳的交易所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的其他交易所。由欧洲各国停止对美国的资本输出,导致美国纽约银行不再对铁路公司和工业界拨款,于是在9月18日,随着拥有北太平洋铁路大量债券的泽依-库克金融公司宣告破产,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受这次危机打击或影响的国家,除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外,还有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比利时以及日本、阿根廷、印度等国家。

马克思所说的“周期循环的变动”,即“普遍危机”,也就是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得到了100多年来现实生活的反复验证,证明它乃是一条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李小玲 作)

现在,“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马克思虽然不是算命先生,但这回的预言准确无误,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有如雪崩般涌来。今天,“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这也是一点不错的。

次级贷款,这只貌似南美洲丛林里飞出来的蝴蝶,开始不过是一只色彩灰褐的蝴蝶,它轻轻扇动翅膀,随风飞动,许多经济学家原来对它并不看重,不料导致全球刮起一场金融飓风。在凯恩斯的三大心理因素的作用下,怀疑、悲观、恐慌的情绪,犹如一个个幽灵弥散在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之中。而格林斯潘在金融上的自由放任,则更是把资本主义再次拖向到全球性经济萧条的边缘。现在,金融的恐慌、信心的缺失、投资的疑虑,连同欧美负债消费的锐减,已经伤害到了实体经济层面,整个世界经济也越来越多地陷入到了这种需求萎缩、衰退加剧的道路之上。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如金融机构贪婪及违规运作说、利率政策变化导致说、房地产过热原因说、金融监管不力与失控说等等,都有一部分的道理。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即由于信心的丧失,导致这次危机雪上加霜。由于恐慌的蔓延,以及随之而来人们信心的崩溃,导致投资和消费的突然收缩,进而部分银行倒闭,引出更大的恐慌,导致更多的银行倒闭、投资收缩,最后一发不可收拾,酿成近百年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1933年临时受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一种莫名其妙、丧失理智、毫无根据的恐惧,它把人转退为进所需的种种努力都化为泡影。”

现在,我们且再来进一步听听,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和演变是怎么说的。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诞生于19世纪,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的重要时期。19世纪上半期,法国、德国、美国、比利时等欧美国家继英国之后,开始了以纺织业的机械化、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及铁路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蓬勃开展。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

当然,这场经济危机对某些银行来说,既是危机,又是机遇。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说过:“只有危机——无论是确实存在的还是仅仅是感觉上的危机——才会产生真正的变革。当危机出现后,那时已经根深蒂固的思想便决定了改革的方向。”1873年首先在美国和德国发生的经济危机,虽然持续了五年之久,才波及英国;但是,它的影响所及,只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些郡出现了银行倒闭的现象,而作为当时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还很少受到影响,而且“与此相反”,“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得利润”。马克思对这些情况非常重视。他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就认为,“法兰西银行的状况是有利于伦敦金融市场的条件之一”“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为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分行了。法兰西银行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而在伦敦交易所稍稍出现一点骚乱迹象的时候,法国货币就会涌入购买暂时跌价的证券,从而使伦敦金融市场得以保持稳定的局面”。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分析。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危机不过是资本运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运动在追求积累、追求增值的发狂般的、贪得无厌的冲动的驱使下,很快地突破了消费的一切界线,使新自由主义变成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有人说,过去的西方经济危机发生时,养牛场的老板把牛奶倒到海里。这次爆发金融危机,是不是因为人们口袋里的钱太多了,才产生危机?我看当然不是。老百姓手中的钱多钱少,不是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经济学家进而分析道:这回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但如今适得其反;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这样,天才的马克思描绘的关于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逻辑构成,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的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问题,是导致此次危机爆发的最重要原因。从宏观层面来看,美国的经济政策只关注了其国内问题,忽视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应承担的责任,最终酿成此次危机。美国这次金融危机,问题就出在金融体制创新时犯了错误、遭受了挫折,酿成大灾难的局面。比如所谓“次贷”问题,房地产次贷的“金融衍生物”已搞得规模很大,但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却远远滞后,金融监管跟不上,缺少及时而必要的规范。基于这次次贷危机的教训,经济学界的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加强监管”“不能实行没有监管的金融自由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格林斯潘被人赞许为美国经济的“伟大的舵手”,现在也不得不改弦更张。他在《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一文中坦然承认:“我们永远无法预期金融市场上所有的不连贯性。不连贯必然是意料之外的情况。意料之中的事件可以通过套利活动加以规避。但如果正如我强烈怀疑的那样,欣快时期在发展时很难压制,那么它们将不会崩溃,直至投机热潮本身出现消退。存在矛盾的是,就风险管理成功确认这些事件的程度来看,它能够延长并放大欣快时期。但风险管理永远无法达到完美。它最终会失败,暴露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促使人们做出意外和突然的不连贯反应。”这个教训发人深省。格林斯潘说过一句名言:“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完全理解我的意思,那么你一定是误解我的意思。”这回,格林斯潘低头认错了。人们读了他的检讨文章,也许不会再误解他的意思了。

还有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的前景表示很不乐观。“全世界面临着失去其支柱——美国的危险”,美国金融战略师David Smick在他的新作《世界是弯曲的:世界经济的隐蔽风险》中说。该书的首章标题即阴暗地宣称“世界末日”。David Smick写道,尽管美欧相继祭出恢复市场信心的天价计划,世界仍有陷入经济衰退的危险。

新的金融危机震撼了西方大大小小的资产者和中产阶层。他们回过头来重新研究马克思。这一点,也被已去世126年的马克思的另一段论述所证实:“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资本论》第一卷,第25页)历史有时竟是如此地相似。如今,多雪的冬天来了,人们纷纷在寻找御寒之道。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各种受害者以精神上的温暖。它也毫无例外地灌进了西方金融世界新的暴发户和破产者的头脑里去,这可谓是不幸中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