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缘起
近二十年前，我曾以西史东渐作为博士论文主题，完成《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此后持续关注该题。2005年我留校任教之后长期思考如何提升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应该说，现在的学术研究条件比二十年前有质的飞跃。以前大部分文献是纸质的，通常需要在图书馆里查阅，几乎没有什么全文检索之类的利器，许多外文著作在国内也不易见到。关于西史东渐的先行研究较少，或与史料不易聚拢有关。当年见到俞旦初先生在1980年代发表的论文，披露了大量各种类型的新史料，引征繁富，叹为观止。我做博士论文发愿要追随前辈的足迹，以之为模范，在故纸堆里全力爬梳文献。最终写成的论文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自信为学界贡献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论文正式出版之后引证率甚高，主要也在于新史料所提供的新史实。这种笨拙的文献功夫在当下网络数据库时代很容易被超越，以往需要花很长时间阅读、摘录、分类、排列才能汇聚某一专题的史料，现在只需花有限的时间就可以办到，而且关键性史料的遗漏概率大为降低。
得益于晚近各种图书资料获取的便捷，博士论文所处理的七个专题，在书出版之后，仍陆续检索到数量可观的相关文献，有些还是较为核心的史料。我原计划为旧著出一个修订版，但涉及面广，手头还有其他研究课题，没有精力集中处理，全面改写只能留待来日。于是我想先聚焦某一专题，根据论题的重要性、史料掌握的程度、推进的空间，拟定以旧著第七章“兰克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作为实验，重新来写，尝试将它发展成一本专著的规模。有关这一专题先行论述异常丰富，专题论文虽不多，但论及者极多，老少皆爱谈，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均好说，但如果汇总这些论述，就会发现同质性特别高，举证的史实和基本的看法相差无几，你这样说，他也这样说，几十年反反复复这样说着，史料挖掘和观点阐释两方面都没什么太大进展。更为奇特的是，研究者经常以讹传讹，很少检验观点的史实基础，就此我承认旧著也犯了一些错误，不加检讨地接受前人的一些观点。更有甚者转引他人披露的新史料，不愿说明，尚可理解，毕竟只是材料，但至少应该核对一下原文，有学者竟连这步都不做，仓促中还转述错误，后来者又据此继续传播之，真是前仆后继。王国维是目前所知中国学者最早论及兰克者，他为《欧罗巴通史》作序中很简单地提及这位史家，该书汉译本正文有一句评论兰克的文字“以炯炯史眼，与深刻研究，利用书籍，达观世界历史之趋势”，有研究者转述时大概没细看，竟把这句话算在王国维名下。不幸的是，后进青年学者很快便跟着说：“王国维撰写《欧罗巴通史序》，认为兰克史学‘以炯炯史眼，与深刻研究，利用书籍，达观世界历史之趋势’。”
再如杜维运先生在《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一文中曾引用李宗侗的回忆：“中国史学方法论第一部书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先生到欧洲去的时候，我恰好住在巴黎，他请了很多留法学生给他讲述各门的学问，恐怕史学方法论亦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另补充上很多中国的材料，但其原则仍不免受外国人影响。”这段文字写得很直白，并无理解上的困难，不知何故，有研究者居然将杜维运的论述直接转化为“在巴黎时，梁启超就曾请留法学生李宗侗为他讲《史学原论》”。这两种说法差异极大，如果李宗侗的说法经过实证研究可以推导出后者的观点，那可真是可喜的发现，问题是作者压根就是胡乱转述，完全不是李宗侗和杜维运的原意。然而，这种奇谈还挺有市场，不乏接棒者，谓“梁启超游历欧洲，李宗侗亲自为其讲授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史学原论》”。同样，也有一位著名学者曾绘声绘色地说梁启超在巴黎近郊别墅里请法国史家讲西洋史学，遂有后来《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西学成分。当听者问此说根据什么文献，讲者很不耐烦，说自己又不是字典备查的，最后他想起了《欧游心影录》。如果我们翻检梁氏此书，其实他并没有提及此事，演讲者之所以即兴发挥，其源头或在李宗侗和杜维运。
我举证这些并非意在揭人之短，自己有时也不免犯错，而是要说明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研究在重建基本史实方面任重道远。一方面学界流行的论述不见得可信，不少属于道听途说或想当然，有的则是转述错误，并没有史实依据，研究者应该保持警惕，淘汰旧说，将立论建立在可靠的史实基础上；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研究相当严重，有些阶段性的成果已经解决了某些问题，后来者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如此学术研究方能接续增高，诚如张广智先生说：“学术研究不是从零开始的，总是在前人的成果尤其是有创见的地方继续起步的，于是薪尽火传，才力显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因此，学术研究中应该关注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应作必要的说明。”（《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遗憾的是，研究者似较缺乏“接着说”意识，甚至有时连“跟着说”都没有达到。如果“跟着”前沿说，未尝没有价值，毕竟起点不低，最要命的是，早已被推翻的旧说乃至乱说还当做新知来讲，那就是研究者的失责了。
史学研究贵在提供新史实、新观点，如何在既有成果（包括我自己的旧作）的基础上切实将该专题研究推进一步，为学界提供一些新知，是我最近几年着力思考的事。在“兰克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总题之下，我设计了若干子题，首先要攻关的是德国史家伯伦汉。为什么最先选伯伦汉入手，是因为之前对他印象太深刻了。当初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想了解此人略为详细点的生平，苦寻各种书籍皆不可得，中文文献记载极简，甚至连卒年都各有各的讲法，1922年、1937年、1942年均有，居然最多相差二十年。伯伦汉《史学方法论》虽然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本，但有关这个译本来龙去脉和译者信息漆黑一片，而伯伦汉在德国近代史学史上处于什么位置，他的史学特质如何，中国史学界也不清楚。我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但苦于不通德文，无从着手，于是想找同道合作研究，特别希望通德语又熟悉德国近代史学史的学者能处理伯伦汉。从最初朦胧的想法到落实，与2014年我们开始策划出版《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有关。2015—2016年我和教研室几位青年同事编校出版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专题资料集，第一批四种出版后反响颇佳，于是有后续的动作，计划于2018年再推出一批，包括商务印书馆的两种旧译：《史学方法论》和《史学原论》。由于要为每本旧译写篇有分量的前言，又不甘心裁剪旧作以充数，于是我开始物色合作人选。
一般来说，历史研究是很个性化的，集体合作的东西往往不成功，但西史东渐题目却非常契合傅斯年所说的“集众”分工研究。经过现代分科分领域治学之后，要求单个研究者懂多种外语，兼通中外史学，这种复合型人才不易见。找谁合作一起处理伯伦汉史学呢？我要向读者郑重介绍台湾胡昌智教授，他是本书的合作者。我有幸与前辈学者胡老师结识，尔后又共同研究，实有一段特殊的机缘。在学生时代，我就拜读过胡老师的名著《历史知识与社会变迁》（台湾联经，1988年），印象深刻，还在国家图书馆复印了一本，留存至今，作者名字自然也就牢记了。除了这本书，最初我对胡老师一无所知。2013年下半年台湾辅仁大学戴晋新老师邀请我去辅大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晚餐同席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先生正是胡老师。尽管久闻大名，但一直未睹本尊，为了不失态，我多少有些矜持内心激动的情绪。席间我们交流了一些各自感兴趣的论题，会后他从台湾给我寄来了刚发表的《译介德罗伊森书评〈提升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台大历史学报》2013年第51期）抽印本，因为他知道我对英国史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感兴趣，此文正是讨论德国史家德罗伊森（J. G. Droysen）批判巴克尔。细读胡老师的大作，在两个注释文字里呈现他对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很熟，了解也很深入，我确定他是最好的合作人选。胡老师是前辈学者，我作为后生小子岂敢言合作，故一直未向他说明。伯伦汉旧译整理本定于2018年底出版，所剩时间不多，2017年4月我只好试探性在邮件中向胡老师汇报整理伯伦汉旧译，希望他能撰写伯伦汉生平和史学，而我仅处理伯伦汉在中国的影响，没想到他欣然接受分工合作，令我喜出望外。2017年11月底胡老师就交来了初稿，近三万言，真让我大开眼界。我们共同署名第一篇专题论文《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及其在东亚的知识旅行》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2018年4月胡老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一月，其间我们有更多的交谈，对胡老师也有近距离的观察。他不论为人为学都令人钦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共同研究伯伦汉的愉快经历，成为我们后来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于是就有了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