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战端再起

尽管普鲁士骑兵在罗斯克劳斯打的是一场小规模战斗，但这次战斗让普鲁士骑兵树立了信心，堪比1863年美国内战期间白兰地车站之战为北军骑兵 做的贡献。这个兵种的过去几乎不值一提，而此役却昭示着它的未来。罗斯克劳斯之战也是1741年夏季行动的亮点。腓特烈在第一次会战中就险遭灭顶之灾，像许多经历过这种事情的指挥官一样，他不愿意第二次以身涉险。此外，外交活动为普鲁士带来的好处，比依靠武力获得的更可靠、更丰盛。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签字后的三十年间，欧洲头号海上强国与头号陆上强国——英国与法国，一直维持着和平状态。既然英法和平局面依然存在，像路易十四时代那些席卷欧洲大陆的全面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了，尽管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促成了大量的备战工作及活跃的联盟外交活动。

与此同时，列强之间的互不信任在1740年达到了新高度，每个国家都对邻国的图谋和实力心存疑虑。查理六世驾崩是柏林之外的各国首都之间的外交催化剂。外交官们早就看到了围绕奥地利帝位继承权的冲突，许多人都在讨论瓜分奥地利疆土的计划。不过，至少就暂时而言，1738年签署的《法奥条约》似乎减少了欧洲发生巨变的可能性。法国波旁王朝的事实统治者红衣主教弗勒里，十分关注重建反法同盟的可能性，当年路易十四为了阻止奥地利寻求英国的支持，被迫放下身段承认《国事诏书》，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决定意味着，法国的传统二流盟友——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只能自寻生路，至少暂时如此。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巴伐利亚一直是法国外交布局中的一个关键棋子。然而，就巴伐利亚本身而言，维特尔斯巴赫君主国 是代表天主教势力来制衡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力量的。尽管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一、二流强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但巴伐利亚绝非法国的普通走狗。该国的军队在路易十四的战争中赢得了英勇善战的美誉。从外交上说，巴伐利亚是一个愿意为自己的利益挑战奥地利的国家，它这么做，要么是为了加强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势，要么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德意志的威望。法奥关系的缓和限制了巴伐利亚的行动自由；尽管如此，巴伐利亚国王查理·阿尔伯特 依然坚持认为，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有权分享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

在三十五年前达成的一份相互继承协议中，有一项神秘条款赋予了查理·阿尔伯特一些有争议的权利：继承波西米亚王位。而他真正想要的，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一直孜孜以求却未能得手的帝位。查理六世去世之后，巴伐利亚国王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要求在德意志和欧洲建立一个“公正”的权力平衡，从而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起初，弗勒里企图拖延时间。当普鲁士入侵西里西亚时，弗勒里还只是在考虑采取什么理论性手段，把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与哈布斯堡王朝割裂开来。

腓特烈的行动迫使法国出手了。如果按照普鲁士国王自己的计划行事，他更愿意在占领西里西亚的既成事实基础上，直接与哈布斯堡女皇谈判。1741年夏季，为了换取西里西亚，至少是部分西里西亚，他向奥地利建议：愿意用军队和金钱保障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剩余领土，并在外交领域支持奥地利保住帝国尊威。出于实用主义和原则主义的综合考虑，玛丽亚·特蕾莎保持了严正的立场，拒绝了腓特烈的提议。只要承认一次外国攫取奥地利领土，就算是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就奥地利目前的国际地位而言，这份危险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在此之前，对于与法国关系的价值，腓特烈持怀疑态度。对法国而言，支持普鲁士攫取奥地利领土是件大好事，却又不会冒着与哈布斯堡王朝长期敌对的风险，也不用承担爆发欧洲全面战争的代价。然而，在莫尔维茨战役之后，腓特烈越来越受法国人关注，令他受宠若惊。此时，弗勒里已经年近90岁。在与奥地利打了一系列长期战争之后，他没有兴趣再打一场对奥战争，而新一代军人和外交官却不然。新生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元帅贝尔岛伯爵，此君口若悬河地声称有必要抓住时机，煽动德意志和欧洲对抗眼下虚弱不堪的奥地利。英国身为哈布斯堡帝国传统上的超级盟友，自1739年以来一直在与西班牙进行海上和殖民地战争，没有迹象表明英国愿意卷入欧陆事务。另一方面，英国强硬派认为，法国将最终不得不公开支持其西班牙盟友。1740年秋季，两支法国舰队驶往西印度群岛。与其陷入一场对阵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海战，不如利用普鲁士的行动，彻底孤立英国，然后好整以暇地对付英国。这难道不是更好的办法吗？

在贝尔岛的宏伟蓝图中，普鲁士即使不是可以火中取栗的猫爪子，也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腓特烈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了“前进”策略。1741年6月4日，他签署了一个秘密条约，确保普鲁士人拥有布雷斯劳和下西里西亚，作为交换，普鲁士人支持任何一位由法国支持的神圣罗马皇帝候选人——这意味着支持巴伐利亚国王查理·阿尔伯特。

一位研习18世纪国际关系的优秀当代学者认为，与拿破仑一世之前的任何近代国家相比，1741年的法国更接近于统治欧洲。对于自己历史上的敌人和眼下的敌人意外联手，奥地利震惊不已。玛丽亚·特蕾莎孤立无助。她的前盟友英国和荷兰，由于国内都对中欧漠不关心和抱有敌意，因此起初都不愿意向中欧投入战争资源。同年7月，这个立场得到了具体体现，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 顾及汉诺威选帝侯国的安全，与法国签署了一份公约，保证英国在所有欧陆战争中都保持中立。普鲁士跃跃欲试，渴望参与大国竞争，但还拿不准哪条路线对自己最为有利。

然而，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与把凡尔赛宫的努力转化为成果相悖。法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腓特烈的功劳。腓特烈不希望普鲁士取代巴伐利亚，成为法国在德意志的头号走狗。做法国走狗可能暂时会得到奖赏，但对于腓特烈来说，这点收益无足轻重，腓特烈的长期目标是使普鲁士成为拥有独立外交政策的一流强国。1741年夏季，他满足于坐视法国和巴伐利亚承担大部分战斗任务，而普鲁士在西里西亚的军队只与奈伯格重建的奥军发生了一些散兵战，普鲁士外交官也向维也纳发出了和平试探。

到了秋季，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奥地利人愿意谈判了。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在一支来自萨克森的队伍的支持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杀进了帝国的核心地区——上奥地利。奈伯格的人马是维也纳以北最出色、最庞大的哈布斯堡军队。维也纳亟须奈伯格部救命，所以失去了与普鲁士讨价还价的筹码。1741年10月9日，双方签订了《克林-施耐伦多夫公约》，奥地利把下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还允许腓特烈在上西里西亚驻军。作为回报，奈伯格的部队没有受到普军阻挠，大摇大摆地开走了。

按照国王的谋划，他是为了举行谈判才发动前期战争的，所以《克林-施耐伦多夫公约》是他的一场辉煌胜利。腓特烈对于西里西亚的部分权利主张，由《公约》合法化了，事实上，其他部分权利也得到了认可，《公约》还给了普鲁士极大的行动自由，却没有让普鲁士公然背叛其法国盟友。腓特烈的希望——不如说是期望，是法国能在更大范围内取得同样有限的成功，然后使《公约》合法化，让《公约》成为全面和平条约的组成部分，从而让普鲁士在未来的德意志居于统治地位。

与腓特烈的愿望相反，奥地利展示了它恢复元气的能力，这个能力直到1918年哈布斯堡帝国解体，都是哈布斯堡军队的典型特征。奥地利轻步兵向北进军巴伐利亚，对无人驻守的乡野造成了严重破坏。此时由玛丽亚·特蕾莎的小叔子、洛林亲王查理 指挥的奥军主力，还没有进行过激烈战斗。尽管如此，奥军依然是一支随时可战的力量，到了11月，即使奥军入驻了冬令营，依然对法国-巴伐利亚联军构成了威胁。

身为法、巴正式盟友的普鲁士，趁机大肆扩张势力范围，导致慕尼黑和巴黎公开指责腓特烈不守信用的调门越来越高，因此，腓特烈认为自己必须再次奔赴沙场。腓特烈不怎么担心背叛盟约产生的道德后果，他更担心在联合行动的背景下过分明显地谋求普鲁士的利益而必然带来的外交风险。大国棋局中的一席之地，是绝不可能靠公开背盟取得的。1742年1月，查理·阿尔伯特被选举为神圣罗马皇帝，这是另一个战争前兆。现在，既有皇帝头衔，又有法国的支持，巴伐利亚似乎有希望扮演大国角色，而这个角色正是腓特烈为普鲁士孜孜以求的。

这时候，腓特烈不想再参战了，除非形势的发展让他非得打下去不可。普鲁士军队在如今不设防的摩拉维亚省建立了自己的冬季桥头堡。腓特烈打算用这些阵地作为跳板，来转移维也纳对普鲁士的注意力。1742年1月18日，腓特烈启程奔赴战场。1月20日，他得到了强有力的增援——萨克森政府出于维持联盟团结的目的，同意把1.6万人的萨克森远征军交给他指挥。

萨克森人的到来让腓特烈坐拥3.4万人马，包括萨克森人、自己的1.5万普鲁士人和法国提供的2900人的象征性部队。在2月份的前两个星期，这支联军缓慢南下。不知疲倦的齐滕手下的一支突击队，前进到了能够遥望维也纳的地方，引起了短暂的恐慌。但是，腓特烈无意继续深入，攻打奥地利首都。他更关心的是保护日益受到奥地利非正规部队威胁的交通线，哈布斯堡帝国的布吕恩 要塞位于腓特烈的后方，它受到的封锁并不严密，要塞守军派出的突击队让腓特烈更加难受。反奥同盟中出现了杂音，萨克森人不断抱怨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因为他们被派去执行最困难的任务，获得的给养却最少。

腓特烈一面小心翼翼地行动，一面持续施加政治压力，他坚决要求玛丽亚·特蕾莎割让波西米亚境内的战略要地，作为他撤军的代价。他通过施行征发和掠夺政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举迅速耗尽了摩拉维亚有限的资源。如果我们像克里斯托弗·达菲一样，认为这是国王把摩拉维亚变成“战略沙漠”的宏伟计划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低估一支18世纪的军纪严明的军队对当地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了。通往萨克森、勃兰登堡乃至西里西亚的补给线过于漫长，也过于脆弱了，因此，腓特烈的远征军逐渐只能依靠“就地取材”。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意味着挨饿，考虑到时值严冬，则意味着发生饥荒。与所有人的预期相反，受害的当地人拒绝逆来顺受。到了次年早春时节，摩拉维亚农民与身穿制服的奥地利军人合流，针对腓特烈的驻防城镇和哨所，发动了越来越多的让普军疲于奔命的游击战争。

4月初，腓特烈抛弃了这片战火纷飞的乡野，将普鲁士主力部队调往波西米亚东北部，与其说他是出于战略目的，不如说他对摩拉维亚失去了希望。远离游击队骚扰的渴望，直接支持正在布拉格周围的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的意图，都被一种模糊却又明确的感觉压制了下去，那就是普军应该采取一些行动，而非躲在盟友的背后按兵不动。事实上，腓特烈并不知道，在这场西里西亚战争中，奥地利人第二次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奥地利女皇撤出了她的波西米亚驻军，把3万人马集中起来，交由洛林亲王查理指挥，负责追踪和歼灭普鲁士入侵者。

查理不是执行这一任务的理想人选。即使以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他也是个谨慎、胆小，只想着如何防守的人。但他也很幸运，——至少暂时如此。崎岖的地形，加上普鲁士人的侦察效率依然低下，5月10日之前，查理的动向完全不为普鲁士人所知。即使到了5月10日，腓特烈也没有料到奥地利人会进攻。他认为查理的军队仅仅是一支“随时可战的力量”罢了，会在遇到自己时不战而退。腓特烈对自己的智谋深信不疑，于是兵分两路：5月15日，他亲率1/3的人马穿过查理的战线向布拉格挺进；其余的2/3于次日开拔跟上。当国王把查理亲王的营地误以为是报告中的附近另一支兵力少得多的奥军军营时，他犯下了更大的错误。——这就是后来拿破仑口中的“自以为是”的典型范例。

与在莫尔维茨一样，腓特烈又得到了一位部将的拯救，从而免遭大难。他把主力部队交给利奥波德·马克西米连亲王指挥。此君是“德绍老头”的长子，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沙场宿将，懂得基本的野战算数。16日，尾随腓特烈行军的利奥波德看到了奥军营盘，他清点了奥军帐篷的行数，做了简单的乘法计算，得出了准确的结论：敌军主力能够将已经分散开来的普军各部挨个击破。利奥波德催促他的部下急行军，试图缩小他与腓特烈之间的距离，尽管他把部下累得筋疲力尽，却仍然未能如愿。到了腓特烈的部队终于安营扎寨的时候，奥地利人意识到他们手握天赐良机，而腓特烈意识到自己危在旦夕，看来两方势必要有一场赛跑了。

5月17日凌晨5点钟，国王拔营启程，走回头路，使尽浑身解数要赶在奥军发动进攻之前与利奥波德会师。当他在查图西茨村前面遭遇利奥波德亲王之际，奥地利军队已经进入他的视野，并且在步步紧逼。腓特烈回想起了莫尔维茨，他打算动用右翼的35个骑兵中队发起冲锋，为自己争取时间。在右翼骑兵的左侧，国王部署了他的主要打击力量：由他亲自指挥的23个步兵营，集结在一片洼地之中，洼地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们的动向。部署在更左侧的另外12个营由利奥波德指挥。普军左翼由36个骑兵中队提供掩护，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奥地利对手。

在第一波骑兵冲锋中，冯·巴登布罗克 中将派出了4个胸甲骑兵团，并以2个龙骑兵团实施支援。这一次，普鲁士军队率先发起进攻，他们纵马驰骋，打得对面的奥地利人抱头鼠窜。但是，巴登布罗克将军没有跟进扩大胸甲骑兵取得的胜势，反而叫停追击，以便重新组织阵形。前去支援他们的第二线龙骑兵迷了路，撞进了正在前进的奥地利步兵的火力网中。普鲁士骑兵们再次站在原地不动，此时集结起来而且得到了增援的奥军发动了反击——胸甲骑兵和龙骑兵正面进攻，骠骑兵席卷普军侧翼。结果如何，不言而喻。到了上午9点30分，巴登布罗克的人马被赶出了战场，其中多数人逃往后方。

普鲁士左翼骑兵没有闲着，但是在这个地域，他们的战斗热情高于他们的战术技能。在奥军中路和右翼挺进的同时，普军左翼的3个胸甲骑兵团发动冲锋。他们不仅直接贯穿了当面的奥军，一些人甚至冲到整个奥军的后方！但是，事实证明，对于兵力薄弱、组织混乱的普鲁士人来说，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普军步兵和骑兵没有趁势进攻敌军的步兵，而是在想方设法返回本方一侧。

之后的战局完全取决于腓特烈的步兵。最初，利奥波德指挥的普军左翼步兵部署在查图西茨以西的开阔地带，后来为了占领查图西茨村而向前挺进。到了9点钟，奥军在炮兵的支援下发动了一波井井有条的进攻，查图西茨村陷入一片火海，迫使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的普军撤到了奥军火力射程之外的地方。但是事实证明，火力是一把双刃剑。奥地利步兵在硝烟中迷失了方向。奥军骑兵向北、东两个方向游荡，洗劫了利奥波德的营盘。而在这时，由腓特烈直接指挥的24个营 依然岿然不动。

19世纪的一种说法认为，国王计划在奥地利军队陷入疲惫的时候，用亲自指挥的步兵营发动决定性进攻，这种说法充分体现了总参谋部影响下的事后诸葛亮之见。 查图西茨战役是国王第一次真正行使战场指挥权，在莫尔维茨，他只不过扮演了一名骑兵中队长的角色。腓特烈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被战场动态迷惑的将领，在战场上，真实情况远比历史学家的纸上重构模糊晦暗得多。直到10点30分，国王才做出决断，而且是正确的决断。普军从隐蔽的低洼阵地中突然现身，向查图西茨高地挺进，他们做了一个90度侧翼卷击，向奥军暴露的侧翼开火。 奥地利步兵动摇了。查理亲王察觉到他的后路可能会受到威胁，决定接受平局，命令他的部下脱离战斗，退出战场。

腓特烈对查图西茨会战的结局得意扬扬。这一次，他不仅留在战场上为最后的结局而战，他还指挥了进攻，从而解决了战斗。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这位哲学家国王已经成长为一名战士了。此役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是别人的错，尤其是利奥波德的错。腓特烈有失公正地批评了利奥波德，说普军这场仗打得毫无章法。国王还批评了利奥波德做出的占领查图西茨村的决定，找的理由也不怎么样。

事实上，与其说查图西茨战役是一场遭遇战，不如说是一场添油战。就像1862年的联邦军将领乔治·麦克莱伦 在安提塔姆 所做的那样，腓特烈也是分兵作战。首先是一次骑兵冲锋，随后是第二次骑兵冲锋，接着是利奥波德为占领、坚守查图西茨而进行的战斗，此后是腓特烈实施的战场机动，这次机动产生的心理作用远比其物质作用更具决定性。与之相应的是，胜利并不完美，尤其是腓特烈没有发动追击。当一名参谋建议国王追杀陷入混乱的奥军时，国王答道：“我不想把敌人打得太惨。”1754年，腓特烈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在查图西茨会战中，他的骑兵和步兵的秩序都已经混乱不堪，所以无力采取更多行动，否则会彻底失去秩序。但是，似乎也有理由认为，腓特烈还不具备忽视肾上腺素激增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有时被称为“杀手本能”。当奥地利军队撤退时，腓特烈身心放松的趋势肯定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见好就收会带来貌似有利的外交成果的时候。

查理及其官兵们，为自己的战绩颇感自豪。奥地利人损失了6000多人和12门火炮，但他们打得不错，足以粉碎腓特烈在短时间内再发动一次决战的企图。相反，普鲁士国王把他剩下的军队转移到固若金汤的库滕贝格 营垒，再次让普军充当随时可战的力量。普军构成的军事威胁已经降至最低：奥地利人毫不费力地将查理麾下的大部分人马转移和集中到布拉格附近，去对付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然而，在政治上，普鲁士在摩拉维亚的继续存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18世纪的联盟非常不稳定，容易由于各国切身利益的变化而破裂。早在1月份，法国外交大臣就注意到，法国正因为不得不考虑盟友的利益而饱受煎熬。与之相应的是，对于法国人的图谋和好意，腓特烈满怀顾虑。他的军队筋疲力尽，他的国库空空如也。奥地利政府则再次准备举行谈判。目前，西里西亚肯定是丢掉了。即使查理亲王在查图西茨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术胜利，鉴于布拉格和维也纳正处于联军的兵锋之下，整体战略态势也不允许亲王向东北方向的布雷斯劳进军。收复西里西亚省依然是奥地利的根本目标，但要实现它取决于战争和政治实力的结合，而在现有条件下，奥地利人军、政两手都不够强硬。英国渴望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实现和平，尤其是因为英国外交部希望最终能够诱使普鲁士国王支持反法同盟。英王乔治的汉诺威政策很不受英国人待见，导致政坛发生了更迭，新内阁多多少少承诺支持玛丽亚·特蕾莎。从英国的角度看来，此举意味着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法国。与腓特烈在中欧的雄心壮志相比，法国的政策和行为对英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似乎大得多。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伦敦当局认为，腓特烈的雄心壮志并不算太大，也没有用太高的热情去实现他的野心。

18世纪40年代，英国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海外，矛头指向北美、西印度群岛和印度。尽管如此，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依然坚持认为，对欧洲的自由和稳定威胁最大的是法国的贪婪。他们还致力于塑造英国作为反法同盟天然核心的国际形象。英国政府向囊空如洗的哈布斯堡帝国提供津贴。英国出动了军队：一支英国特遣部队被派往尼德兰，因为尼德兰是哈布斯堡帝国最容易遭到法国进攻的省份。英国还帮助荷兰共和国参战。英国的行动足以促使维也纳与柏林之间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1742年6月，普、奥达成了初步协议。一个月后，普鲁士正式退出战争，以换取奥地利割让西里西亚，只有一些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边境地区除外。

腓特烈认为，他的行动不大可能产生长远的后果。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欧的边界频频变换。普鲁士是个典型的人造国家，它是条约而非历史的产物。轻松就获得了西里西亚省，腓特烈似乎没有理由不高兴。如果普鲁士君主还不算一位真正的伟大统帅的话，他还可以恰如其分地自称为武士国王。当伏尔泰指责他在查图西茨这个名字别扭的地方战胜了奥地利人时，腓特烈欣慰地回应道，查图西茨与莫尔维茨大捷对仗工整，合辙押韵。无论如何，这场双重胜利超过了他父亲毕生的成就。

利用普鲁士占领西里西亚的机会，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大利领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这些领土主张与腓特烈提出的主张几乎同样含混不清。皮埃蒙特国王查理·阿尔伯特 所持的骑墙立场，加剧了奥地利的军事和金钱的损耗。由于普奥缔结了《布雷斯劳和约》，因此法军被孤立在波西米亚，这似乎使法国的处境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奥地利人在突袭和机动方面持续取得的胜绩，并没有为决战创造有利条件，奥军不断发起的小规模打击也没有让法国蒙受巨大损失。1742年与1743年之交，法国人成功地规避了他们的对手，撤退到了巴伐利亚。

1743年1月，红衣主教弗勒里去世，路易十五宣布他打算亲自制定法国的政策。此时，法国已经准备好结束战争，至少结束在中欧的战争。法国需要集中自己的资源，尤其是要集中全力对付正在成为法国真正敌人的大英帝国。由于弗勒里坚持帮助查理·阿尔伯特，所以从法律意义上讲，法国没有与奥地利交战。 和平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让那位新任神圣罗马皇帝查理·阿尔伯特自生自灭。这样的前景当然不受各方欢迎。法国的威望会因此受损，而且巴伐利亚无论作为附庸国还是合作伙伴，都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尤其是在腓特烈的所作所为让法国难以信赖他的情况下，路易十五及其谋士们，绝不愿意冷酷无情地放弃这个长久以来对法国赤胆忠心的国家。

法国也无法保证这种牺牲会换来好处。1743年，一支英军分遣队开进汉诺威，与一支不大的奥地利军队以及一支由汉诺威和其他德意志辅助部队组成的混编部队会师，组成了一个“实用军团”。6月27日，英国兼汉诺威国王乔治二世亲自指挥这支部队，在巴伐利亚的代廷根大获全胜， 继续对法国的东部边界构成一个独立的重大威胁。

实用军团本身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1743年夏秋两季，普鲁士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求爱者。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似乎在于巴黎而非伦敦。公众和政治舆论认为，这个耗资巨大的欧洲大陆反法同盟的前景并不太光明，它的主要目的似乎是恢复或加强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地位。因此，英国外交部有兴趣招揽普鲁士加入反法同盟。外交领域中的多数意见坚持认为，德意志的二流君主们更加热衷谋求自身利益，而非谋求任何意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整体利益。如果外国人真的在加来采取行动，那么或许能以低廉代价将腓特烈网罗过来。无论如何，英国的最终目的不是与法国决一死战，而是通过重新塑造出一种类似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的外交局面，来促使法国让步：让法国扭头对付其他欧陆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改换门庭的姿态，比腓特烈的军队为新反法同盟所做的任何实质军事贡献都更为重要。

英国受到了在其他地区取得的成就鼓舞，更加希望在普鲁士方向也取得成功。由于英国国内反对，英国与查理·阿尔伯特达成临时协议的尝试告吹了，这份协议原本是让阿尔伯特放弃对奥地利领土的一切主张，相应地，巴伐利亚上升为一个独立王国，并取得英国提供的丰厚津贴。然而，这场谈判凸显了法国相对弱势的地位，并凸显了英国资金在外交谈判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743年9月，奥地利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沃尔姆斯条约》，割让自己在意大利的领土，以换取皮埃蒙特人出兵共同反对法国，这样就消除了英国人关于向奥地利人提供资金的一切疑虑。——英国向两国提供的津贴让两国之间的谈判顺畅多了。

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德国谚语，建议顾客在咨询服务员之前绝对不要买单。玛丽亚·特蕾莎绝不会就此永久放弃西里西亚。除了个人和王朝因素之外，该省划归普鲁士统治后显现出来的经济潜力，越来越令人垂涎三尺。此外，腓特烈还对神圣罗马帝国构成了绝对不能忽视的内部挑战。在写给一位将军的信函的结尾，女皇告诫这位将军要“好好活着，狠狠打仗”，说出这番豪言壮语的女皇，在战争中重新焕发了活力。尽管维也纳的口号还没有变成“必须毁灭普鲁士”, 奥地利外交官和将军们依然一致认为，必须尽快让这个新兴国家及其地方诸侯身份的君主，在欧洲秩序中居于从属地位。再多的英国资金都不可能撼动这个想法。

腓特烈也在调整他对整体形势的看法。奥地利军队继续驻扎在巴伐利亚领土上，使他得出了一个合理而且准确的结论：针对查理·阿尔伯特之前提出的继承帝位的主张，奥地利打算进行报复，具体措施是吞并足够多的巴伐利亚领土，以防未来再发生类似的挑战。常识表明，普鲁士同样不大可能安然享用西里西亚冒险所取得的收益。腓特烈攫取西里西亚也刺激了其他各股势力的贪欲。二十五年来，俄罗斯对普鲁士的态度总体上是善意的。在圣彼得堡，俄国人认为普鲁士是德意志各国中一个好用的砝码，普鲁士以自身的弱势地位为代价，维持着东欧的现有格局，这种格局有赖于波兰的孱弱无力。——衰弱的波兰也符合俄罗斯帝国的利益。甚至腓特烈还是王储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与俄罗斯结盟的好处，对于在1740年与圣彼得堡签订的一份范围有限的条约，腓特烈寄予厚望。

1743年3月，俄罗斯延续了两国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但是，鉴于法国在筹划由波罗的海各国组成反俄大联盟，俄罗斯此举更多地是对法国人的反制措施，而非对普鲁士的奥地利政策的某种正面肯定。直到1743年11月，俄罗斯外交官才承认腓特烈兼并西里西亚。正是莫尔维茨和查图西茨的胜利，改变了俄罗斯的看法。现在，俄罗斯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军事强大、内政稳定的王国，俄国面临的新挑战者与波兰这个老迈笨拙的国家截然不同。普鲁士或许会加入反俄同盟。从圣彼得堡的视角看来，最理想的结局是普鲁士重返原来的国际地位，从而恢复“欧洲旧有的合法的秩序”。

这并不意味着俄国会立即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但是，俄国国务大臣A. P.别斯图热夫不断告诫他的君主，需要对普鲁士扩张主义风险提高警惕。别斯图热夫写道：“普鲁士国王的权势越大，我们面临的危险就越大。”尤其是因为腓特烈本人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物，在那个外交行动受到限制的时代，腓特烈的影响力大得不成比例。别斯图热夫认为，腓特烈不仅能够从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上威胁俄罗斯帝国的安全，鉴于瑞典王位继承人刚刚迎娶了普鲁士国王的妹妹， 腓特烈还能够从瑞典方向制造威胁，也能从俄国宿敌土耳其方向添乱。

俄罗斯帝国对于自己所察觉到的弱点深感不安，别斯图热夫只是把这种焦虑表现出来的一个人而已，这种焦虑情绪甚至让人认为，普鲁士是一个泛欧洲联盟的潜在关键因素，一旦这个联盟搞定了奥地利，就会把嫉妒的目光投向俄罗斯！为了把普鲁士削弱到像从前那样依赖俄罗斯的程度，别斯图热夫提出了关于土地分配的建议。他认为，不仅西里西亚应该还给奥地利，东普鲁士还得划归波兰，至于俄罗斯帝国，当然会得到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地区作为补偿。只有发动全面战争才能实现他的目标，然而这并没有让奥地利政府过于不安，因为奥地利正在利用一切机会向圣彼得堡强调普鲁士贪得无厌。奥地利人宣称普鲁士的贪欲远及库尔兰和立陶宛，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痴人说梦而已，但也加重了俄罗斯政府的焦虑，俄国甚至比普鲁士更不确定自己在欧洲秩序中的确切位置。

腓特烈对俄国人的敌意洞若观火，在他看来，俄国的敌意完全没有道理可言。然而，他并不担心俄罗斯进行直接干预，尤其是因为眼下俄罗斯似乎忙于应付新一轮的瑞典战争。 腓特烈的野心绝不像别斯图热夫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好高骛远。目前，国王的野心只是通过力挺弱小国家，对抗他宣扬的哈布斯堡宫廷的霸权野心，来扩大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影响力。普鲁士国王的倡议无疾而终，部分原因在于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他只是一条为法国野心效力的走狗，还有部分原因在于腓特烈尚未在二流君主中间为自己树立威望。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将军，他都还没有表现出任何出类拔萃的才干，而且人们还经常用负面词汇来形容他的品行。

腓特烈所能采取的最佳举措，是组建一个代表自己利益的“法兰克福联盟”：在维也纳日益强大的背景下，普鲁士、黑森-卡塞尔、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结成联盟。无论《沃尔姆斯条约》多么令人憎恶，它毕竟让奥地利人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去对付法国和巴伐利亚，事实证明，奥地利人的努力取得了足够大的成功，让腓特烈寝食难安。腓特烈认为，《沃尔姆斯条约》的条文中有一个重大疏漏，令他如芒在背。条约保证了《国事诏书》的落实，却对西里西亚只字不提。相反，试图平息哈布斯堡王朝愤怒情绪的英国官员们不断表示，奥地利做出的让步只是权宜之计。尽管英国会为奥地利收复失地提供切实支持的说法是非常可疑的，但是，腓特烈认为自己无法承担被动等待带来的风险。1744年8月，普鲁士军队践踏着被撕毁的1742年条约，再次奔赴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