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作战”的荷兰人

大航海时代的后起之秀——荷兰，也称“尼德兰”，是西班牙的附庸国。自1556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传位菲利普二世后，尼德兰开始为争取独立而公开叛乱。1579年，尼德兰北方七省联合起来，成立了乌得勒支联盟，它被认为是现代荷兰的开端。1580年，西班牙吞并葡萄牙，这引起了英国的惶恐，它开始以军事行动支援乌得勒支联盟。1581年，乌得勒支联盟宣布独立，成立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简称荷兰。而西班牙无敌舰队则在1588年惨遭灭顶之灾，西班牙百年来的海上霸权开始衰弱。为反制快速成长的荷兰，里斯本从1594年起坚决禁止荷船进港。

当时，荷兰的经济主要依靠在欧洲的转口贸易来维持，其中在里斯本港口转载的香料贸易最为重要。里斯本禁止荷船进港，让荷兰别无选择地加入了东亚的海上竞争。

1596年，由霍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率领的4艘荷兰船只，绕过好望角航抵爪哇西部的胡椒交易港——万丹。在这里，以及其他港口，荷兰人秉承“海上乞丐团”趁火打劫、杀人掠货的风格，用蛮横无理、粗鲁残暴的手段从事商业活动。他们虽遭到驻扎于万丹的葡萄牙人的阻挠而贸易受损，但最终仍有3艘船只成功返回荷兰，并带回少量东方物产，这足以证明东印度的航海活动是可行的。因此，荷兰商人纷纷成立了东印度航海贸易公司，发起一波波前往东方的航海热潮。

1598年，共有22艘荷船，各自成队，分别绕过好望角或通过麦哲伦海峡来到东南亚。荷兰船只还首次通过中国东南海域，于1600 年抵达日本的丰后海岸。从这时开始，东亚区域又多了一个贪婪的殖民者。荷兰人的到来不但改变了东南亚原来的贸易格局，还冲击着晚明中国的海外贸易政策。

由于到亚洲贸易的利润有时高达400%，荷兰出现了一股东航热潮。1595-1602年，数量空前的荷兰船只前往东方，它们由不同的荷兰公司提供资金。据称，当时荷兰有各式商船2000艘，总吨数在50万吨以上。为了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避免恶性竞争损害利润，荷兰政治家奥尔德巴讷费尔德（Johan van Oldebarneveld）介入调停，指导海外贸易资本进行合并重组。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成立，其正式的名称是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初期资本为650万荷盾，荷兰国王为最大股东，其余股东多为高级官员和大富商。荷兰国会准其拥有从非洲好望角到南美洲之间的贸易垄断权，以及建立军队、设置法庭、签订条约、宣战媾和等特权。其决策机构为十七人理事会（Heeren XVII），他们决定公司的政策、贸易方针和殖民地管理等。

荷兰东印度公司旗帜

十七人理事会

由此可见，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是一个私人合资的贸易公司，但也可说是政府的化身。由于其以股东的获利为最终目的，所以荷兰国会通过立法，使公司的各种冒险与赌博行为合理化；也因此，荷兰人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武力进行贸易、骚扰、剥削及殖民侵略。

洞悉葡萄牙人在东亚贸易全部秘诀的荷兰人，有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名为“亚洲区间贸易”。他们认为，在印度的布匹、东南亚的胡椒和香料、日本的银、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之间，若能建立一套循环而有效的交换机制，就不必从欧洲运来大量的白银和黄金，便可得到亚洲的货品。

显然，荷兰人对明帝国对白银的需求，以及亚洲其他各国对不同物品的需要有充分的认知。他们不但要垄断东南亚的香料贸易，还要垄断中国的丝绸及瓷器贸易，以建构他们的亚洲区间贸易机制。所以，荷兰人必然会在东南亚和中国海域挑起争端与冲突，以消耗其欧亚竞争对手，并增强自身在亚洲内部商路上的地位。

此计划主要针对三个海域：一为马鲁古群岛，二为印度洋，三为南中国海。其中，荷兰人的首要目标是要在马鲁古群岛确立对香料的垄断。这一烦琐复杂的过程消耗了荷兰人60年的光阴。最初20年里，荷兰人身陷于旨在消除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等国在此区域势力的各种战役。到了1605年，葡萄牙人在马鲁古群岛和安汶的堡垒已落在荷兰人手中；1607年，西班牙人也退出了德那地；1619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建立大本营。

荷兰亚洲贸易地图

自此，荷兰人有了一个作为海洋商业帝国首都及军事指挥部的根据地，并控制了马鲁古群岛及巽他海峡。1621年，荷兰人对班达群岛的征服标志着其已经基本上独享香料产地。之后，荷军在总督迪曼（Anthonie van Diemen）及军官阿诺德（Arnold de Vlaming van Oudshoorn）的领导下，先后在1640年和17世纪50年代，平息了摩鹿加人居住区不断爆发的反抗。1666年，荷兰人思比尔曼（Cornelis Speelman）及其忠实的布吉斯裔战友阿隆·巴拉卡（Arung Palakka）王子率军占领望加锡后，荷兰人对香料垄断的最后漏洞也被堵住了。

荷兰人的另一个长期军事行动，则是有步骤地消除葡萄牙人在马六甲、锡兰和印度南部的势力。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开始于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对葡萄牙在印度的总部——果阿的封锁。荷兰人将葡萄牙人通往东印度群岛的海上通道切断，使其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敞开，变得畅通无阻。荷兰人还包围了战略要地马六甲，并最终于1641年攻克葡萄牙的坚固据点，夺取该地。之后，在锡兰和印度南部殖民地，亨斯（Rijcklof van Goens）父子指挥了许多次针对葡萄牙人的军事行动。最后在1660年，荷兰人完全达成了从东南亚香料产地到贸易港的垄断地位。那里的胡椒、纺织品贸易和锡兰桂皮垄断贸易的大多数份额，都落入了荷兰人之手。

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在上述两个海域取得成功，应归功于荷兰人在航海、军事火药上的优势，雄厚的战争物资储备，以及与当地土著精英的联盟。

此时，荷兰人只差一个环节，即开启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就可完成其理想的贸易模式了。然而，若要所谓的亚洲区间贸易机制发挥效果，就必须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于是荷兰人以其一贯的方法，企图以武力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这就引起了明帝国对荷兰人的怀疑及反感。正如后来东印度公司总干事达姆（Pieter van Dam）在一份回顾中评论的那样：“人们沉迷于这种期待，自以为只要中国贸易获得成功，将中国货物引入日本，时而进行往返贸易，再加上巴城与中国的贸易，公司必将再也不用大规模地借债并支付昂贵利息（如同在印度所遭遇的），甚至还可以获得大量实金以资助返回荷兰的航程，且无须再从欧洲运出任何的资本了。我的天啊！这根本就没有发生，而只不过是一场狂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