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事典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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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王垣,边城备战进行时

前方将士得胜归来,秦国朝野解除了战时状态。

除了少数坐镇新地盘的精锐部队外,邦尉军所辖的卫卒、函谷关和崤塞边防军的戍卒、陕焦等县的县卒大多各自归建,返回原驻地,恢复日常操练与巡逻;那些被临时征发的非现役士兵则解甲归田,依法把武器装备交还给县府,然后和结束战时徭役的民夫们一同回乡,继续操持农牧工商的生计;从军的文法吏们也回到县府,跟留守的同僚们再次埋头整理文书档案,落实这几次胜仗对有功将士的法定奖赏,以及各乡阵亡者家属的抚恤。

秦国这台精密的战争机器再次切换为高效的生产机器。今年的仗打完了,生产任务也没什么大问题。如果不出意外,直到明年秋天,大半年光景都不会兴兵。但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个诸侯岁岁相攻的年代,天下不可能有完整的和平。

当年齐国军师孙膑说过:“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孙膑兵法·见威王》)可眼下群雄并立,秦国并非独霸,想迅速决出胜负进而一统天下,道路依然漫长。

秦军攻打襄城、武始、新城都是以争夺河外三川地区为重点。因为三年函谷之役战败割地,丢失了河外,所以魏冉的思路是让秦国势力重返三川。眼下,白起通过伊阙之战一举拿下河外,他希望庙堂把征服整个河东、河内地区作为秦国今后的战略目标,所有的政治、军事、外交工作都围绕这个新战略展开。从结果来看,魏冉与司马错完全支持他的想法。

于是乎,秦昭王最倚重的一相二将,化身为令诸侯闻风丧胆的铁三角组合。铁三角在未来数十年里包揽了秦昭王时代的大半战功。秦国的第二次扩张提速,已经在山东列国惊魂未定之际悄然来袭……

秦昭王十五年,白起因涉河之战的武功迁为大良造大良造又称大上造,在后来的二十级秦军功爵中排第十六级,在商鞅制定的十八级早期军功爵中位列第十七级。朱绍侯先生在《军功爵制探源》中称:“商鞅把早期军功爵制分为两个层次:一级公士以下还有小夫一级,这是赐给军队中勤杂人员的爵位,这是一个层次;另一个层次是二级上造以上至十七级大良造,这是赐给军队中正规人员的爵位,两个层次相加共十八级。”可见大良造实际上是早期军功爵的最高爵位。,已达到早期十八级军功爵制的最高爵位。自秦孝公以来,只有商君、公孙衍等少数人做过大良造。白起的升迁速度高于商君,低于公孙衍,但也称得上是罕见的殊荣。毕竟,灭蜀头号功臣司马错都未能得到这个待遇。经过大半年的生产积蓄,秦国府库充盈,乡邑殷实。大良造白起和客卿司马错朱绍侯先生的《军功爵制考论》认为,早期军功爵中的客卿就是第十级爵位左庶长。司马错有灭蜀和定蜀乱的大功,但不知为何爵位低于白起。秦昭王六年定蜀到昭王十二年为国尉攻魏襄城期间也许发生了什么变故,但魏冉为相邦后,司马错直到去世都越来越受重用。又开始备战,他们打算攻击一个秦军从未打过的魏国河东重镇——垣。

垣又称“王垣”,因位于中条山支脉王屋山地区而得名。此城是轵道(轵关陉)上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当初魏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于国也》)河内与河东的人力物力正是通过轵道来转移。魏韩在这条交通线上皆设有重镇,其中王垣与已经落入秦人之手的邻城皋落,曾经是两国在轵道上对峙的前沿据点。

王垣与皋落周边的地形

王垣与皋落都位于今山西垣曲县地界。这一带三面环山,南临黄河,地势西北高峻而东南低缓。由于垣曲盆地的交通比较封闭,魏韩两国都致力于强化边境线的据点。

早在上古之时,舜帝从今垣曲一带发迹,商周王朝都在此设过军事据点,晋国也没忽略对这里的开发。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这片人文气息浓厚的盆地变得经济繁荣、人口稠密。更重要的是,此地有丰富的金、铜、铁等矿产,可以铸货币、造器具,周围的诸侯国无不垂涎。魏韩两国自然不会忽视这些设置军事重镇的有利条件。

洛阳出土的韩兵器有“十一年皋落”戈,可见皋落是韩国兵器制造基地之一。而魏国的王垣既是兵器制造基地(河北隆化县出土过魏“三年垣令”戈),又有铸币权(有带“垣”字的魏圜钱传世),还有铸造上官鼎的资格据专家研究,放置带有“上官”“下官”等字的三晋铭文铜器的城邑,要么是国都,要么是重镇。详情可见黄盛璋先生的《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问题》。。《史记·魏世家》称:“(魏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王垣与安邑同年建城,可见魏国对此地的重视程度。

韩以皋落为前哨,以武遂为后盾,遏制魏卒向东南扩张的势头;魏则以王垣为要塞,不让韩兵穿越王屋山进入河东腹地。这个局面持续了很久,直到秦将白起发动涉河之战后才改变。魏军的防备对象换了,但皋落与王垣针锋相对的宿命依旧如前。

魏国垣钱,国家博物馆

秦职官封泥

按照秦国的传统,朝廷会派一些吏员去治理新领土,他们被称为“新地吏”。皋落的三位长吏——县令、县丞、县尉应该就是从内地调任的秦人新地吏,而属吏往往以本地人居多。在战争爆发前的某一天,大良造白起的军令传入县府,皋落吏民很快迎来了归秦后的第一次重大任务。

《尉缭子·攻权》曰:“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按照战国兵法,国内各部兵马要以每日百里的行军速度赶到指定地点会合,完成集结后再开拔出征,集结地点通常选在靠近敌国的边境。皋落城位居攻垣的第一线,自然也成为各路秦军会师之地。这意味着城中需要囤积大量粮草、衣物、兵器、甲胄、药材等物资来供应大军的衣食住行,备战任务堪称重中之重。

攻打敌国重镇,兴师十万才能确保胜算。单凭一座皋落城,自然是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后勤消耗。所以朝廷会以分段接力的方式转运军需物资。

河外诸城纷纷征发车马和民夫来运送甲兵粮货,将其源源不断地输往渑池。渑池县再把后勤物资通过济民渡运到黄河北岸的阳狐,然后再输入皋落城及周边的亭障。其中,宜阳和新城是大县,分摊的转运任务自然更多。但这些县的仓库又会很快被来自关中的各种物资填满。就这样,内地郡县不断向边郡各县输血,边郡各县又将血液集中于边境,当大军完成集结后就可以择机出击了。假如前线给养需求缺口很大的话,这种分段接力式运输会一直持续到整场战争结束。

由于皋落新入秦,社会秩序刚刚重建,大部分吏民对秦国法制尚未熟悉,行政效率自然不比关中诸县。为此,三位长吏及少数秦人属吏不得不认真监督每一处环节,以免备战不周或触犯律令。县令与县丞带着仓啬夫和乡啬夫,紧张地督导谷物入仓一事。按照秦国的仓律,每一万石谷物为一积,用篱笆相隔并设置仓门,由县令或县丞、仓啬夫、乡啬夫共同封缄粮仓。仓啬夫和仓佐各管一个粮仓的仓门。

战国通例,千丈之城,万人守之,进攻千丈之城级别的重镇往往要动用10万之师。《尉缭子·守权》:“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故为城郭者,非特费于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千丈之城则万人之守。……攻者不下十余万之众,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多年后,司马错因蜀伐楚也是兴兵10万,携带的粮米多达600万石,打下了楚国的黔中郡。《华阳国志·卷三》:“(周赧王)七年,封子恽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一斛即一石,六百万斛米即六百万石米。600万石军粮至少要装满600积。本次作战的目标只是拔一座城,而不是夺一个郡,所需粮草应该相对较少,但工作量依然大到全城吏民必须昼夜操劳。

库存不满万石的粮仓都要“增积”,已满万石的不准增积,未满万石但正在零散出仓发放士兵口粮的仓库也不准增积。入仓增积者的姓名、职务、邑里籍贯都必须依法登记在“廥(kuài)籍”(仓库登记簿)上。官道上车水马龙,一辆辆卸完粮草的空车赶紧返程,以免受到处罚。县令或县丞共同入仓检查,发现谷物上没有小虫,松了一口气。因为一旦发现虫子,他们不得不下令重新堆积,以免谷物败坏,让锐士们吃坏了肚子。这在战场上将是致命的。

为了满足大军远征的作战需要,秦国在各个运输环节都以严格而细密的制度保障军粮供应。

轻车、䞣(chě)张、引强、中卒轻车即秦战车兵,䞣张和引强都是弩兵,中卒应是步兵。护送的辎重物资,县府不准截取,否则县令和县尉各罚缴两副铠甲。官吏去军中或属县办事时,必须自带口粮,不得以“传”(一种法定凭证)借取粮食。冒领军粮者会被罚两副铠甲;屯长(指挥50人的军吏)和仆射(一种管理车辆的军吏)如果知情不报,罚戍边一年;县令、县尉、士吏(一种地位高于屯长、仆射而低于尉的军吏)没能察觉有人冒领军粮的话,都要罚一副铠甲;军人在领粮县或所过县盗卖军粮的,罚戍边二年;同车吃粮的军人、屯长、仆射知情不报,罚戍边一年。

就在军粮陆续入仓的同时,县尉忙着监督城墙修缮工程。

去年秦军进攻皋落时打坏了不少城墙。由于新地吏忙着接管各种事务,没有来得及安排人手去修补。如今备战事急,县司空和署君子(相当于哨所的负责人)急忙率领戍卒和城旦(被罚筑墙的刑徒)把皋落城墙的要害地段加高加厚。

县尉在巡视途中发现,有人竟敢命令戍卒去做别的事情,把役使戍卒的小吏骂了个狗血淋头,并当场罚了他两副铠甲。因为按照大秦律令,戍卒在施工期应该全力修城,谁也不能叫他们去做无关之事,否则罚二甲。

小吏们见识了秦法的严厉,不敢再有一丝怠慢,随身带着几片此前抄写的律令简牍,对照自己是否“犯令”或“废令”秦律术语。睡虎地秦简的《法律答问》载:“可(何)如为‘犯令’‘法(废)令’?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法(废)令’(也)。”意思是:做了法律规定不要做的事叫犯令;不做法律规定要做的事叫废令。。不依法办事就是犯令,拖着不办就是废令,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并不多。然而赏罚严明、法令完备正是秦国强盛三世的主要原因。只要按律令积累功劳,一介布衣也有在咸阳出将入相的机遇。

过了一阵子,皋落的备战工作完成了大半,大良造白起派出的先头部队也正好赶到。以当时的习惯,他们被称为“兴军”。

各国军队平时分散驻扎在各个要塞、关卡、桥梁以及亭障,临战时携带几天的口粮和武器装备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集结。由于各地驻军到边境的距离不同,到前线的次序自然是有先有后。最早出发的“兴军”携带六天的熟食与战具,提前到战场为大军做好战备。兴军前行百里之后,第二批部队——“踵军”携带三天的熟食与战具出发。指挥踵军的将尉在开拔前会犒赏士卒以激发众人的战心。踵军在途中要分兵据守各个要害地形,以保证行军安全。假如遇到从兴军开小差的逃兵,踵军有权对其执行军法。当踵军前行百里后,大军主力正式动身。《尉缭子·踵军令》:“所谓踵军者,去大军百里,期于会地,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战,合之表,合表乃起。踵军飨士,使为之战势,是谓趋战者也。兴军者,前踵军而行,合表乃起,去大军一倍其道,去踵军百里,期于会地,为六日熟食,使为战备。”

秦石铠甲,陕西省博物院

各军依次到达边境的军事据点后,迅速补充粮草和装备。边境城邑如果不提前囤积足够的后勤物资,相继到来的数万兴军及踵军的战士没几天就要饿肚子了。吃不饱饭的军队,别说什么技战术配合了,连基本的训练和纪律都无法保障。

兴军的兵马来自崤函以东的河外城邑,主要是渑池、宜阳和新城的部队。因为渑池驻军离前线最近,行军路程最短。宜阳和新城两地都是大县,人口众多、钱谷充盈、兵工较为发达,故能抽调更多兵力和物资。宜阳在秦昭王十二年至十四年的历次战役中都是进攻跳板,宜阳甲士也被持续的胜利锻炼成河外秦军的精锐之师。新城入秦只比皋落早一年,但被白起征发和指挥过的不少新城材士经过伊阙大捷的洗礼,也熏陶出了虎狼之师的杀气。

这支部队一到皋落就马上开始在城外修建军营,划分出中军和前、后、左、右军的营地,并在各大营之间修筑行垣(矮墙)将其隔开,只留下纵横交通的要道。不同级别的军官都各有营地,并且各营周围都挖有划分界域的壕沟。按照军令,各部军吏和士兵不得擅入他部的营地,否则将受到责罚。在营内的交通干道上,每隔120步设一个岗哨,各个路口都有卫队巡逻和监视。军营里禁止行人随意走动,以保持道路畅通,没有将吏的符节做通行证,一律不得通行。那些需要出营砍柴或喂马的士兵必须以行伍单位行动,否则不准通行。官吏没有符节或者士兵不以行伍队列的,守卫营门的官兵就要以军法处置他们。《尉缭子·分塞令》:“中军、左、右、前、后军,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无通其交往。将有分地,帅有分地,伯有分地,皆营其沟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无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诛之;伯不诛,与之同罪。军中纵横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与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将吏之符节,不得通行。采薪刍牧者,皆成伍;不成伍者,不得通行。吏属无节,士无伍者,横门诛之。逾分干地者,诛之。故内无干令犯禁,则外无不获之奸。”

上述种种军令不仅仅让营地管理井然有序,同时也是防止奸细混入营垒的基本手段。

数日之后,来自崤函以西的踵军到达此地。步卒们进入分配的营地休息,埋锅造饭;轻车士和骑士则匆匆嚼几口熟食就纷纷跑去刷马喂马——军马保养得好,车骑才能保持战斗力。大约又过了数日,大良造白起和客卿司马错率领来自内史地区的关中卒进驻皋落周边的军营。伐魏之师的各路兵马至此全数集结完毕。经过休整,各部将士们摩拳擦掌,誓要在此战中立下先登之功。

志在必得的白起和司马错当时可能未曾料到,攻垣之战会先后打三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刚升官的白起即将遭遇人生中第一场窝囊仗(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不败名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