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社会认知：升级认知视角
不要抱着学生思维步入社会
我们从懵懂无知的幼儿，到可以参与到社会价值分配中的成年人，中间有着一道桥梁，架起了我们的社会身份转型。这道桥梁便是我们的教育体系，通过受教育，我们掌握了参与到市场需求中所需的关键技能、知识与常识。不同的个体因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在步入社会时有着不同的起点。有着高等学历的个体，往往可以收获较高的起薪，并且可以通过首因效应，为企业领导留下更好的印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学历的个体可以高枕无忧，也不意味着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永远无法实现赶超，因为社会中个体的行为模式、思考方式，在步入社会后需要进行相应的改进与优化。个体不得不撇弃曾经可能赖以生存的获得较高评价的行为与思想，因为社会的评价体系与象牙塔中并不完全相同。而谁能率先完成改进与优化，则可以率先实现领跑，在未来的社会价值交换中抢得先机。
现如今社会中有一个概念——学生思维，指的是由学生角色转化为社会角色时，没有及时地对自身思想、行为进行改进与优化，从而无法完全地适应社会，导致自身的才能无法正确发挥。
学生思维根据个体的性格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外在形式，但归根结底，学生思维最为底层的影响因素，便是其思维对知识、人生、世界认知以点状的形式进行，通过信息片段的形式对想法、知识、信息进行归类，相互之间并无连接，以零散孤立的形态存在。
我在帮助许多企业进行校招时，都会对面试官提出特殊要求，要求面试官在面试知识点时有意测试面试者的知识点的联系性。比如在招聘一名活动运营时，我们不仅要考察其对用户洞察的理解，同时还需要观察其在应答时是否考虑到了数据、产品方面的知识。如果一名活动运营只知晓活动的策划、执行流程，却不了解数据、用户、产品本身，那么显然他所策划的活动必然是灾难性的。
在求学时期，点状思维通过对零散知识的“死记硬背”，并不会凸显出任何负面的影响，反而在缺少知识点链接的情况下，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解放脑力。我们凭借点状思维，可以以最低的消耗，记住大部分的知识，以在考试环节取得较好的成绩。
但步入社会后，这种点状思维则无法适应工作的要求，在工作中，我们更需要的是对知识的运用而不是记忆。而对知识运用，则需要将知识融会贯通，通过内证实践进行“内化”。这便需要我们从点状思维过渡为线性思维。
线性思维是逻辑思维的前提，只有当我们可以抓住事物的主次、因果、核心，才能使我们在对事物进行认知时具有逻辑性。而想要建立线性思维，跳出抽象、缺乏指向性的思维模式，则需要在日常的工作中习惯性地运用苏格拉底式对话。
苏格拉底式对话可以通过对谈的形式澄清彼此的观念与想法，而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可以通过与自我的对话，使自己的思维以线性的形式展开，找到事物背后的逻辑，也就近乎“真理”。苏格拉底式对话的实践本质，是从多个角度观察事物之间的联系、因果、逻辑，通过多次提问，找到事物的本质。
这种对话的方式，可以使我们跳出原有的点状思维惯性，以一种以往未曾接触过的全新角度看待事物，这使我们在接触新的环境、工作时，更能以全面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而不是通过过往经验、刻板印象来轻率地解释与概括。
苏格拉底式对话其实主要运用两种思维方法。一种是演绎法，也是由因推导出果，通过对因果之间关联性、关联强度的推导，使我们发现许多“常识”是具有蒙蔽性的，很多我们所接触的常识性因果逻辑关系本身并不具备强因果关系，大部分都是由滑坡谬误所导出的。
“只要好好学习便可以考上好的大学，从而找到理想的工作，度过幸福的一生。”
如果我们通过演绎法来看待这句话，则会发现其中不具备强因果关系，好好学习并不一定会考上好的大学，考上好的大学也并不一定找到理想的工作，找到理想的工作也无法确保自己可以度过幸福的一生。
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归纳法，借助事物所呈现出的结果，通过分析、对比、观察与提炼找到事物的本质。这种方法，往往需要有理性客观的出发角度与大量的数据支撑，才能得出真正的结论。通过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使我们免受许多幸存者偏差的影响，防止自己在众说纷纭的观点中误入歧途。
“班里学习最差的同学却拥有了最好的工作，说明学历并没有用。”
如果我们通过归纳法来看待这句话，显然其所述观点是一种幸存者偏差。首先，虽然学习最差的同学拥有了最好的工作，但这只是一个小范围内的特例，从大数据中，往往可以得到相反的结果。其次，以个例代表整体，显然陷入了不相干谬误之中。
许多人在步入社会后，往往会收获“学生思维”的评价，实际上这是领导一种侧面提醒的方式。点状思维并不适用于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在工作时的某个决定、某种策划，可能需要部门、用户、高层的配合与支持，而如果以点状思维进行思考，则会忽略与其他部门的沟通。
当然，线性思维并非思维的顶点，实际上，最为理想的思维模式，是将点状思维、线性思维、结构思维、系统思维并用，发挥各种思维模式的长处，从而实现超出常人的思维能力。
目的性应该隐藏，而非暴露
我们的人生需要一个目标，目标可以赋予我们生存的意义，没有目标的人生则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当我们为实现目标而努力时，则会获得足够的内驱动力，使我们充满干劲儿，甚至不知疲倦为何物。但我们并非孤立地生存于社会之中，我们所想要实现的目标，需要在与他人的交际过程中得到实现，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却犯下了错误。
许多人所设立的目标是充满功利性的，这并无不妥，毕竟我们有着趋利避害的生物本性，都希望尽可能地占有资源，确保自己未来可以抵御未知的风险。但过于功利性的目标，则会使我们在社会交互中的所作所为都是为目标所服务，在行为过程中充斥着功利主义。
我在某知名互联网公司任职时，手下新调任来一名经理。对于这名经理来说，他希望获得我的支持，由我为其授权，使他的工作得以更好地开展。通常在公司的同一业务模块之中共事，通过并肩协作时所展现出的能力、人品与思想，很容易建立起工作友谊。但这位经理有着强烈的目标性——强烈的升职欲望，而我的支持与否，则决定了他的工作业绩与晋升可能性。这位经理希望通过频繁的沟通，快速与我建立联系，因此经常在工作之余邀请我出游或是聚餐，碍于工作关系，我也不得不出席几次。
感情的建立需要多次的接触，而接触过程中的体验，则决定了双方关系能否进一步升级。与这位经理的出行，则让我感到非常不适。首先是其姿态过于放低，其次是出行过程中基本是以工作为主要谈话内容。不仅如此，在我们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他便多次想要打探关于公司人事、战略方面的内容，这引起了我的不适。
我之所以感到不适，在于他想要获悉的内容超出了我们关系内可分享的界限，并且使我感到出行的目的充斥着交易感，他处处降低的姿态，更是让我感受到了道德、情感绑架。
我们的人生确实需要具有目的性，我们需要目标来促使我们前行，但目的性是私密的，只关乎自己，与其他任何人无关。甚至我们需要隐藏自己的目的性，我们的目标正如我们的底牌一般不能轻易示人，因为轻易示人往往会使他人洞悉我们的目的。即使是我们以善意示人，不含任何的功利心，也会使他人将我们的善意行为归纳到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不怀好意”。
目的性太强、太过于暴露，则使我们很难与他人建立关系，因为过于强烈、暴露的目的性，会使我们在无意识中越过关系界限，凭借关系实现我们的目的，从而使他人感到威胁与不适。在初期的感情建立阶段，由于受文化模仿影响，我们更倾向于“君子之交淡如水”，而非是利益捆绑的功利关系，因此目的性太强的个体，往往无法建立起深度的关系。
这位经理在多次向我示好得到我冷漠的拒绝之后，则很快变得不再热情，甚至认为我“辜负”了他的付出，因此对我非常不满。目的性驱使着他“铤而走险”，越过我向分管的副总经理示好，并以同样的方式与副总经理进行接触。而副总经理面对他的猛烈示好，表现出相当的反感，甚至与我沟通，希望将其调离我们所处的业务线。
目的性太强，可以为我们提供所需的行为内在驱动力，不过一旦目标没有实现，这种驱动力则会转化为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目的性正如一把双刃剑，如果一直保持着正面、积极、快速的回馈，那么目的性可以带来取之不竭的动力；相反，一旦目标受挫，也会形成强大的负面作用，使人陷入动力停滞之中。但谁又能保证自己的所有目标均可以快速实现？目的性太强的人，往往会在某一个时刻，陷入崩溃之中。
目的性太强与过度暴露所造成的恶果不仅于此，目的性太强所引起的功利心，会使我们聚焦于短期利益点，寻求局部最优解，从而失去探索更多场景的可能性，失去更好的选择。局部最优解或许可以使我们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但沉浸于局部之中，很容易陷入局限之中，虽然解决了人生中一个个的小问题，却忽视了可以改变人生、扭转人生的全局最优可能。最终与无数人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却最终碌碌无为。
我出于好心，特意邀请这位经理一聚，在聚餐时多次向其表示他的目的性过强，使人感到不安、不适、不满。但这位经理却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目的性隐藏，他表示自己一向如此，也凭此获得了一定的资源。我无法说服他。后来他很快便因为对调岗的不满而选择离职，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通过多方打探，却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改变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改变是一件必须的事。我们需要控制、隐藏自己的目的，使自己的善意行为不充斥任何功利，从而在积极的人际接触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机遇。但同时我们也并不需要屏蔽自己的目的，而是将目的升华，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我们将人生目的中功利的部分剔除，找到那些有助于他人、有助于社会的目标，则可以不受一时的困局烦扰，不受一时的欲望侵袭。
那些我们抛弃的功利，最终也会在我们实现真正伟大目标前，自动聚拢在我们身边。
零和博弈从来不是主流
从学校踏入社会，许多人是懵懂且迷茫的，但在我们第一次面临认知与现实的冲突时，那些懵懂与迷茫都会褪去，取而代之的则是割裂。这种认知与现实的割裂，来自教育与社会的脱节。步入社会后，在这种对事物固有认知与现实冲突的情况下，每个人最终都需要进行一次选择：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从而获得社会评价层面上许多人的认可；还是秉承自身的道德观念，勇于与主流相悖，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来，并从这条道路中汲取养分。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在人生过程中必须进行的抉择，虽然这种抉择会随着场景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但每个人选择所呈现的人生轨迹，都呈现着最终的决策倾向。
对时代潮流的追逐，对利益的欲望，则会产生零和博弈的场景，毕竟不同组织、集体中的资源是有限的，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必然会导致非合作博弈的出现，最终使处于合作中的双方有一方利益受损。在近代的资源分配过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许多人所信奉，其信奉者认为，脱胎于生物的人类社会，也存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只有强者可以获得生存的权利，弱者本应遭受灭亡的命运。因此在对利益追逐的过程中，零和博弈所造成另一方的利益、情感损失，则是理所当然的物竞天择，并无须背负情感、道德上的愧疚。
不可否认，社会中的零和博弈现象并不少见，甚至从全球角度来看，每逢生产力水平发展停滞时，这种零和博弈情况则更加剧烈与多发，人类不得不通过一些激化的手段释放生产力，产生增长空间，但最终却又会随着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停滞而再次循环。
如果我们将生存的意义依托于为自身谋取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受损，则意味着任何与我们产生合作关系的个体，都将在这段关系中产生损失。这显然是反社会性的，我们人类以群居分工来获得生存能力，稳定的社会关系是我们分工的基础与前提，而只关注于自身利益的零和博弈，这种充满攻击性的合作方式，在获取到短暂的利益后，显然会使我们被集体、组织、群体所抛弃。
零和博弈是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在某些场景下担任着局部最优解的角色，在我们与同事竞争同一工作岗位时，很多人会认为只有将竞争对手淘汰，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着重于局部最优解，则会失去获得全局最优解的机会。
两家饮料巨头公司，双方的疆域版图多有冲突，两者有着相似的消费群体，在早期双方的竞争中受限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双方均是竭尽全力地互相攻击，其中一家饮料公司的高层甚至提出了“进攻，进攻，再进攻，给对手毫不留情的打击”的竞争口号。双方均希望尽可能地将对方的市场蚕食，从而让自己在饮料市场“一家独大”。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营销、产品理念随之兴起，双方逐渐放弃竞争对方市场的策略，而是各自利用产品实现“咖位”的同时，尽可能聚焦于自身的优势领域，形成不同的企业文化，从而使市场整体份额得到增长。现如今我们虽然还可以看到两家饮料巨头之间的“调侃”，但双方“调侃”的背后有着一条默契的共识，那便是双方通过合作互动，实现对更多群体的产品信息触达。
现如今许多人在面临资源竞争时，会选择以零和博弈的形式展开。因此我们看到在岗位竞争时，处于竞争的双方会选择以降低薪资与福利待遇的形式加大筹码；或者是不断抹黑对手，从而使对方的形象下降。但我们不难发现，处于竞争中的双方，无论是谁最终得到晋升，其薪资、福利、形象，都有所受损，看似在竞争中胜出，但实际上也属于零和博弈中的利益受损方。
我们之所以感到资源竞争是以零和博弈展开，并非这种竞争方式是最有效、最合理的，而是这种方式是最简单、最轻松的，并不需要过多的脑力运作。但当我们到达一定的思维层次后，则可以意识到社会中真正被主流认可的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
正和博弈也就是合作博弈，指在与其他群体、组织、个体进行竞争时，处于合作关系中的双方通过对资源的整合，以实现自身所属群体的利益最大化。这与我们人类个体的社会性相契合，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之一，则是建立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从而在平均分配的原则中，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延伸。
在企业招聘时，零和博弈的员工通过自降薪资来获取入职机会；而正和博弈则是通过与其他员工的联合，来迫使企业提供更多岗位或是更好的薪资待遇。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企业在员工竞争的过程中榨取了剩余价值；另一种是员工通过联合使资源扩大。
很多时候，对零和博弈的追捧与宣扬，在于许多人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他人的道德崩坏之中，认为自身失败在于有着较高的道德底线，这显然是一种向外归因的逃避行为。零和博弈从来不是社会的主流，零和博弈也无法使人拥有确定性的收益，反而会使双方的利益同时损失。
在认知与现实的冲突中，或许我们也可以向外归因进行逃避，也可以投身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贯彻零和博弈的行为方式。但这都不是我们的最优解，当我们认同合作所带来的资源扩大化，才能安然度过人生关键的选择之一。
过剩的防备心无助成长
我们每个人都对社会有着不同的认知，过往的生活、教育、家庭环境，塑造出独特的我们。对社会的认知不同与成长环境的不同，也使得我们在社会中的行为模式表现出生物应有的多样性。在步入社会后，有的人表现出积极的环境适应性，主动地接触、理解、融入社会环境之中；有的人却表现出消极的环境适应性，主动地抵抗、拒绝、孤立于社会。
人类个体在社会中生存，需要多种多样的思想、能力准备，但有一种能力却是生存于这世间所有个体必须具备的，那便是互相帮助的能力。互相帮助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必备行为，也是集体得以稳固、延续的关键行为。不论是艾略特·阿伦森，还是列夫·托尔斯泰，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有助于关系的建立，更有助于关系的延续。因此，列夫·托尔斯泰在书中写道：“我们并不因人们给我们的恩惠而喜爱他们，而是因我们给予了他们恩惠。”
这并不难以理解，请求他人的帮助与回应他人的请求，本质上是一种延迟互惠行为，可以有效强化双方对对方品性的信任，从而使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但在社会中，却并非所有人都掌握请求他人帮助或是回应他人请求的能力，许多人受限于多种心理因素，不敢请求他人的帮助，而是以一种防备的心态步入社会、与他人接触，认定“他人即地狱”，从而拒绝与他人的互助行为。
我还是一名经理的时候，在一家大型的连锁企业带过一名高材生，985高校毕业，进入公司后，许多人都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但他在进入公司后有些过于谨小慎微，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冷淡。我有意地让团队中性格开朗的同事与其主动接触，但他却总是表现出拒绝的姿态，与其他人显得格格不入。
但这并不是什么很难以接受的事情，毕竟对于团队来说，需要尊重个体多样性，尽可能地不对个人生活边界进行打扰，因此我并没有责怪他。后来在一项很关键的数据分析过程中，其所设立的数据锚点与我所制定的完全不同，起先我很开心地认为，这是他在岗位上产生了一定心得所进行的实验性操作。
但具体了解后，我才发现他之所以设置了不同的数据锚点，在于他忘记了我们所沟通的内容，却又没有向我再次询问。我很担忧是自己表现得过于严肃，从而导致他产生了一定的恐惧心理。但实际上，即使是与同事的沟通中，一些对其他同事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他也没有向其他同事求助过。甚至在某一天的工作中，我看到他在自己操刀进行平面设计，而他几个小时的设计成果，对组内的设计师来说，可能仅需几分钟便可以完成。
他选择了一种回避的姿态步入社会，而使他选择回避姿态的原因，我却感到非常好奇。因此我特意在项目的间隙期，在咖啡馆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对于他不敢求助的问题，他只是挠挠头，扯出一个很尴尬的笑脸，告诉我：“我不想欠别人人情。”
这个原因我并不惊讶，全球知名的影响力研究权威罗伯特·B.西奥迪尼在《影响力》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对等原则——互惠原则。我们接受帮助后，在道德、共识的催化下会产生相应的亏欠感，亏欠感有助于我们获得偿还的动力，使我们得以建立交际过程中的信任。但同样，亏欠感也会使我们产生紧迫、强烈的偿还欲望。
亏欠感是带来偿还动力还是偿还欲望，取决于我们是否认同这种互惠原则，如果我们以强烈的防备心来看待人际关系，那么则很难认同互惠原则的存在，原因在于我们认定他人别有用心时，则很容易怀疑对方是否会利用这种亏欠感，迫使我们在未来放弃自身更多的利益，进行不平等的互惠交换。
许多具备过高防备心的个体，都有着恐惧型依恋模式的特质，其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高焦虑与高回避的特点。正如这名员工一般，其并非不愿意请求帮助，而是恐惧于别人帮助自己后的要挟。其渴望依恋（与他人建立关系），却又担忧依恋的分离（未来的要挟），从而变得患得患失，在合理化防御机制的作用下，表现出一种回避、拒绝的行为方式。
这种回避、拒绝的方式，虽然可以对自身的心理认知提供保护，但并无助于人生的成长。毕竟这种回避、拒绝的方式无法使我们建立深度的人际关系，自然也就无法使我们与他人进行深度的交流。同时在企业中，工作的分工协作方式也决定了我们必须与其他人建立一定的关系，从而才能确保自身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行。
由恐惧型依恋模式所导致的过高防备心，多是来自童年时期的家庭关爱缺失导致的强迫性重复。而想要走出这种依恋模式，则需要与原生家庭和解。这里所谓的和解，并非与原生家庭达成人际上的和解。毕竟原生家庭中的个体并不会随着我们思想的成熟而改变自己的伤害行为，但好在和解只与自我有关，而非与他人有关。
所谓的与原生家庭和解，则是承认自己无法改变原生家庭中的他人，并接受他们曾经的伤害行为，不再努力想要去掌控、改变过去。而一旦认识到这点，便可以放下那些强迫性重复带来的痛苦情景再体验。
雪堆博弈：懂得合作，才能成功
我们在社会中生存，需要在许多事物上与他人进行合作，通过帮助或是资源的互换，补齐对方短板，从而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两个人在合作时，会产生对资源的利益权衡，通常来说，我们会出于理性角度来考虑合作的过程与利益的最终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在拥有绝对理性的前提下，选择、实施自身的行为策略，并从中获取到各自的利益。根据社会中的多种合作博弈场景，学者也提出了许多的博弈模型。
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人来说，如果过早地接触到“囚徒困境”“双寡头削价竞争”“古诺模型”等，则很容易误入歧途，认为博弈的根本目的则是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博弈是两个绝对理性的个体在群体理性中找到平衡点的过程，平衡有助于双方暂时抛弃一小部分的利益，从而谋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正如“雪堆博弈”模型一般。
“雪堆博弈”是一种对称博弈模型，双方在博弈过程中，不会因扮演的角色不同产生不同收益，而是依赖于角色的选择决定收益。假设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两人开车相向而来，但均被雪堆挡住去路，无法通行。此时两人则进入博弈之中，如果双方选择一起铲除雪堆，则双方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通行，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双方均选择不去铲除雪堆，则双方利益最大化受损，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沉没成本；如果在这种博弈状态中，只是一方选择铲除雪堆，另一方无动于衷，也会使主动的一方选择退缩。
在社会环境之中，有许多场景都是以雪堆博弈所展开的。在同一个团队之中，员工面对问题时，是选择通力合作解决问题，还是选择视而不见，决定了部门整体的利益是否得以最大化。而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则决定了部门内员工的可分配资源数量。但在社会中，许多时候我们即使面对雪堆博弈，却并没有以一种合作的形式进行展开。
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一种行为模式被称为利社会行为，指的是个体出于主动自愿的心态，为他人带去利益，即使是在个体本身无法获得任何利益的基础上。这种利社会行为不难理解，从人类进化角度来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资匮乏的时代，个体往往匮乏风险抵抗能力，一次疾病或是作物歉收，都会导致个体陷入非常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个体如果选择离群索居，则很难抵抗野兽、疾病、饥饿的威胁。最终在自然进化选择中，留下的多为倾向合作，而非拒绝合作的个体。但随着社会物资的日益丰裕，这种利社会行为正在被撼动。
原因在于，在博弈过程中，双方的劳动产出很难形成可量化的指标，在社会惰性效应的作用下，每一个参与到博弈过程中的个体，都无法避免对自身劳动产出扩大化，而对他人劳动产出缩小化。同时在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中，个体的产出无法被清晰识别，从而许多人利用体系有限的信息收集能力所产生的漏洞，产生“搭便车”的想法，在减轻自己劳动产出的情况下，积极地享受着劳动成果，这对组织内的所有成员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从抽象人伦角度出发，这种“搭便车”行为很容易出现在各个组织之中，毕竟趋乐避苦、自爱自保，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在哈定看来，最好的合作方式是“彼此监督、互相认同”，但“搭便车”行为在影响着群体的工作效率与积极性的同时，也使群体陷入相互的猜疑之中。
不过在现如今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已经逐渐可以看到许多通过雪堆博弈获得成功的例子，许多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都在某些场景之中，选择了通力合作使利益最大化，许多企业也在多方影响下握手言和，选择通力合作以扩大整体市场，减少行业中的“内耗”行为。
对于我们个体来说，“搭便车”行为的负外部性，导致我们产生了额外成本，我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搭便车”才是最好的行为方式。但这种消极的思想，无助于我们克服现实困难，也无益于我们的个人成长。正如面对雪堆时，双方选择了视而不见一般，这种僵持状态增加了我们的时间成本，也增加了我们的机会成本，而这些最终都成为沉没成本，无法挽回。
社会中的竞争日益加剧，我们不得不迫使自己快速解决问题、总结经验、获得成长，才能在不可逆的社会生产力提升情况下，维持、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最为合理的方式便是在面对雪堆博弈时，聚焦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双方的劳动。在问题得到解决后，再通过第三方评价者的引入，使“搭便车”的获利者受到大于收益的惩罚，才能消除这种现象。
随着社会整体认知水平的提升，在行业巨头的积极影响下，信息收集变得更为高效，这促使我们的社会未来必然是一个更加适合合作者生存的社会。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合作，积极地展开合作，而非在感性的影响下，选择自暴自弃地模仿。
互惠利他：利益的延迟满足
是眼界决定了地位，还是地位决定了眼界，又或是两者互相成就，我们很难给以定论。但眼界确实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也使我们在社会的价值交换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倾向。而正是这些不同，使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获取到了不同的价值。
眼界有深度与广度之分，深度可以使我们发现事物背后运作的规律，体会万物共生过程中背后的逻辑；而广度，则可以使我们将更多事物进行联系，从而跨越时间长河，得以拥有更为长远的考虑。思维的深度与广度的具备，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深度来说，往往需要我们拥有一定地位，并且参与到一些非正式制度的制定时，才能得以具备。而眼界的广度，则可以通过对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总结与提炼所得到。如果说思维的深度是身居高位所必备的能力，那么眼界的广度，则是我们通向高位所需的阶梯。
眼界是否具有广度，有一个最为常用的评判标准，则是观察一个人是否可以接受延迟满足。如果一个人愿意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而放弃即时的满足感，表现出自我控制能力，则可以认定其眼界具有一定的广度。延迟满足是我们生存在社会中，完成各项任务、处理各种问题、进行各种交际的必要条件，却是许多人所不具备的能力。
《三国演义》中有一句话：“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义。”这本是曹操对袁绍的评价，但实际上也适用于社会中许多人。之所以出现这种行为模式，在于其无法接受延迟满足，对于短暂、快速可获得的微小利益无法拒绝。而眼界的广度不足，使他们无法见到未来更为长远的收益，从而放弃对远期利益的追逐。后来袁绍拘田丰于狱中，关沮授于军营，驱许攸于阵前，最终自毁长城。
在商品经济时代，我们需要使用自己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与他人所生产的不同产物进行交换，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具备商品属性，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我们是否具有价值，则取决于他人的评价与判断。近几年逐渐兴起的“自我营销”，便是顺应时代的产物，而在商品经济时代，则需要我们恪守信用经济，通过信用，我们与他人建立关系，并使我们赢得普遍的尊重与应得的利益。
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能获取多少利益，则取决于我们的眼界广度是否足够开阔，是否能通过自我控制能力对自身欲望采取延迟满足的行为模式。商品经济的信用经济体系，决定了我们每个人获取利益的多少，取决于受众对我们的价值评价，这便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在“利己”之前，先表现出“利他”行为，从而建立双方的信用经济体系，双方在这种共同的行为模式下，得以实现更大的利益增值。
世界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曾表示：“利己则生，利他则久。”个体的生物性使我们尽可能多地、不知疲倦地占据社会资源，从而使我们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但在社会环境之中，在信用经济体系之下，这种行为虽然短期可以带来一定的利益，却是一种透支未来的行为。
现如今许多“网红店”，通过对自身卖点的提炼，以一种高获客成本的模式，维持自身的现金流。但其本身却不具备一家“备受关注”店铺所需的服务、环境、食品安全水平。在短期内凭借好奇的“打卡”人群，它确实可以获得足够的现金流维持运转，但随着体验人群的不断差评，它不得不付出更高的获客成本维持现金流的运转，但获客成本最终会高到无力支付，从而在餐饮市场昙花一现。这本质上便是一种为了短期利益而透支未来的行为，虽然它可以“改头换面”重新开张，但用户将逐渐对“网红店”产生“抗性”，从而使“网红店”失去生存土壤。
“利他”是为了更好地“利己”，通过对利益的延迟满足，从而使双方的总体利益得到增长，这在现如今的社会中并不少见。许多巨头公司的战略布局，其背后操作者的思维广度，已经在表现出“利他”行为。而其最终的结局，则实现了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眼界的广度，决定了我们能否发现更为长远的利益，而这则决定了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利益的延迟满足。在相同的工作、机遇之中，具备眼界广度的个体能获取到更大的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更有价值的评价。
我们的时间、精力、脑力都是一种稀缺资源，而我们能否运用这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化的利益获取，则决定着我们的一生将会如何度过。而对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不同选择、是否具备利益的延迟满足能力，则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挫折导致的不作为惯性
步入社会，意味着什么？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自己终于长大成人，意味着自己有了对命运的选择权，意味着未来的路需要自己走下去。但这些都是美好的，而步入社会，却并非一件十全十美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临层出不穷的问题与亦步亦趋的挫折。在我们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挫折将一直如影随形。
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挫折，小到错过一件商品的优惠，大到失去晋升的机会，挫折会使我们陷入失望、痛苦、沮丧的负面情绪之中。但好在我们都有恢复能力，人生大部分的挫折并不会伴随我们一生，虽然挫折暂时地阻碍了目标，但在未来我们有着无数次改正的机会，只要我们整理心情，重新出发即可。
但并非所有的被挫折所阻碍的目标，未来都有着实现的可能，在某些情境下，我们可能随着时间、机会的逝去而永远无法实现某个目标。在这种挫折情境下，我们会认识到目标的永久不可实现性，从而产生相应的挫折反应，表现出焦虑、痛苦、悔恨等负面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并不会随着我们设立新的目标或是接受现实而轻易消失。
或许这些挫折所带来的持续性负面情绪，可以成为我们未来道路中的警示，就像海明威所说的那样：“懊悔自己的过错而不至于重犯。”但实际上，更多时候我们却是不断地懊恼，同时却不愿意再次尝试来自目标的挑战，只为了逃避可能产生的挫折反应。于是我们懊恼、逃避，却又在不断重复挫折。
有一部分人认为，面临挫折后产生的逃避行为与不断重复的负面情绪，是由习得性无助所导致的。1967年心理学家塞利格曼通过对动物的研究，提出因重复失败而造成的无能为力状态，描述了个体因多次受挫，从而习得性对现实产生了无力感。而出于习得性无助的影响，使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挑战目标、面临挫折，因此只能选择不断逃避，从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习得性无助表现。
没有实现目标而导致的挫折，使我们产生懊恼、悔恨的情绪，但许多时候我们选择的逃避行为，却并非由习得性无助所致。习得性无助所产生的自我认知评价降低，并不会使我们在面对挫折时产生懊恼与悔恨的情绪。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懊恼，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实现目标却没有实现目标。如果我们事先便知道自己无法实现目标，那么对自己的行为选择并不会产生懊恼与悔恨。
东野圭吾在书中说：“人们知道肥皂泡内有空气，但由于眼睛看不到，就常常会忘记它的存在，这样一来我们生命中的许多东西，便被忽略了。”我们的主观意识无法参与到我们所有的行为与思想之中，很多时候我们是凭借一种“信息内加工”的形式，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思维“自动化加工”，这使得我们在主观意识未参与的情况下，“自动化”地对场景、事物做出了反应。
我们之所以在懊恼与悔恨的情绪下，仍然会以一种逃避的行为应对未来的挫折，实际上正是因为我们的惯性思维，这种惯性思维被称作“不作为惯性”。“不作为惯性”并非来自长久的“不作为”，而是我们曾经在“作为”时，希望实现的目标对我们的吸引力过于强大，导致我们在目标没有实现时产生了强烈的懊恼、悔恨情绪，从而使我们进入决策回避。为了防止自身重复体验曾经的创伤场景，我们理性地不去期望实现同一领域的目标。
我的一位朋友在某公司任职时，便遇到这样一件事：他手下的一位员工，希望通过企业内的活水计划，调任其他岗位。为了调任到他所期待的岗位，他在工作间隙一直学习相应的岗位知识，甚至和我这位朋友表示，调任新的岗位便是他的梦想。
朋友当然支持他的想法，但在内部应聘的过程中，他却由于表现失利，并未实现目标。可想而知，他有多么的懊恼与悔恨。朋友作为领导，自然是继续鼓励他追逐下一次机会，而他却无论如何也不愿再次尝试。即使是朋友为其安排好一切，虽然薪资上无法达到他的期望，但仍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机会，但他仍选择了拒绝。
“不作为惯性”并不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惯性思维，它通常被应用于广告传播学，旨在对销售策略、促销活动进行分析。但“不作为惯性”却解释了我们的一种决策倾向，在我们错失高级目标后（活水计划调岗），遇到次级目标（朋友的安排）则不会感受到收益，而是感受到损失（薪资差异、时间成本），虽然次级目标（朋友的安排）比我们的原始状态（没有调岗机会）更加美好，但此时我们执着于高级目标的损失，陷入了“不作为惯性”之中。但对于这位员工来说，即使是再次参加活水计划进行内部应聘，也面临着更多的时间成本。因此即使再次获得实现目标的机会，出于时间成本考虑，我们也会像那位员工一样，选择拒绝。
如果说“习得性无助”是没有能力实现目标，那么“不作为惯性”则是有能力却不愿尝试实现目标。而想要打破“不作为惯性”，则远比摆脱“习得性无助”简单得多，我们只需要在决策前问自己几个问题：
1.这件事情我以前经历过或是错过了吗？（情景再体验）
2.我现在的想法是否受到了以前经历的影响？（识别“不作为惯性”）
3.我应该再次尝试吗？（主观介入利弊分析）
4.我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强调客观环境）
5.如果没有，我还能继续逃避吗？（理性决策）
思想上的超越要远胜物质
如果我们想要在社会中有所建树，那么则会使社会有着学校所无法比拟的压力。我们不得不随时保持自身思维的高速运转，从而探寻到环境中所存在的信息与机遇；我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地劳动，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生存；从我们踏入社会的那一刻开始，社会中所存在的压力便背负在我们身上。
但我们为何要踏入社会？我们为何要选择劳动？许多人在踏入社会前，并没有思考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劳动的意义是什么？许多人或许会毫不犹豫地说关于金钱、关于物质，并从中得出关于人生意义、宿命目标的种种言论。但那不过是随着世俗社会分配规则下所得出的附加价值，它们当然可以使我们获得满足，但在短暂的满足过后，却是无尽的无意义感。而每个在社会中生存的个体，都将在某个时期铭心刻骨地体验这种无意义感。
不可否认，世俗社会分配规则下的附加价值，有着许多的信奉者与崇拜者，它可以为我们带来荣耀、赞美、羡慕，甚至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在社会中行走的地位。但这些外在的附加价值，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地超越、追赶，才能堪堪触及。一件并非永恒的事物，却需要我们不断付出精力与时间，不断抛弃生活与家庭进行追赶，那么它必然是充满痛苦的。《沉思录》中写道：“如果我们得到的东西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失望必接踵而至。”我们每次短暂的喜悦，都将会被无法控制的失望与恐惧所冲散。
我们为何会追逐世俗社会分配规则下的附加价值？我们生而自由，难道不应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不受约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吗？诚然，我们生而自由，但在追求自由意志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付出一定代价，以换取生存与实现目标的资本。
我们在没有进行劳动时，通常能感受到畅快与自由，在劳动过程中却会感到束缚与压抑。我们并非自愿地劳动，而是不得不接受追求自由意识所需的“代价”。但劳动本应是快乐的，因为劳动本身便是我们本质属性的表达。但我们却逐渐在劳动的过程中被“异化”。我们为了追求自由意识接受了劳动，本来作为客体存在的劳动却成为主体，自由意志开始被我们抛在一边，我们的劳动目的成为获取金钱。
列夫·托尔斯泰说：“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但现如今很多人所追逐的却是金钱的增长。为何会产生这种改变？这并非出自舆论导向，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商品呈现出多种针对人心所设立的属性，并以金钱作为交换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稀缺的商品对所有人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想要换取到这些商品，则需要金钱的参与。每个人都希望获得稀缺的商品，以展示其独特性与社会价值。
现如今，支撑我们忍受痛苦进行劳动的动力，在于我们对稀缺商品与社会评价的追求，而曾经长久远大的目标、对自由意志的追求则被我们所深深掩埋。我们由此在社会中负重前行、步履艰辛且充满痛苦。
我很认同叔本华所说的：“一个具有思想天赋的人在个人生活之外，还过着另一种思想上的生活，后者逐渐成为他的唯一目标，而前者只是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已。”我们的人生需要一个远大、非凡的计划，这个计划将打破现状的束缚，将我们的意识向各个方面扩散，从而使我们过上一种思想上的生活，正如大圣哲帕坦伽利那样。
我们如何找到那些远大、非凡的计划，如何使我们“去功利化”，获得思想上的生活？只需要我们不再“异化”，不再依靠社会评价与认同而规划人生道路。社会的认同与评价、社会的价值衡量准绳，成为钢铁枷锁，使无数人依照相同的道路前行，人们拼尽全力地去契合评价、契合认同，却最终成为平庸的人。
远大、非凡的计划，并不需要与金钱、评价所联系，我们需要“去功利化”地找到那些使我们真正能感受到劳动快乐的事物。
有没有一件事物，可以使我们废寝忘食地不断钻研与深入，时常忘却时间的存在？有没有一件事物，可以使我们在无人关注、认同的情况下，甘之若饴地不断尝试与体验？有没有一件事物，即使是长时间接触我们也不会感到厌烦？这件事物，便是能让我们感到劳动快乐的工作。
我们不必担忧这件事物是否会获得认同、赞美与利益，因为我们有着庞大的人口与快速的网络传播渠道。我们只需要在这项工作中不断地精进、深入、创造，最终当我们登上顶峰时，所有的世俗利益都将为我们而来，即使那时的我们并不需要这些。
许多人一生都没有“高峰体验”，从未体会到那来自精神充实的高度兴奋及充实感，没有体会过那短暂的豁达与极乐，没有感受到超越自我、时空、一切的完美体验。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真切的目标，又何谈实现后的“高峰体验”呢？所以他们并不相信所谓的精神世界，却错过这世间最美妙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