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紫禁城的末日
我承认了这次整顿内务府的失败，并不等于说我就此要“停车”。车我是不想停的，至多不过多拐几个弯儿。我自从上了车，就不断有人给我加油打气，或者指点路标方向。
前面我已说过，遗老们向我密陈恢复“大计”的事，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我在婚后不久就发现，像那样想为我效力的人，可以说到处都有，例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两父子，在全国各省以及海外到处活动着，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华帝国宪政党”，据徐勤——广东的富商、天津中原公司的经理的奏折中说，这个党在海外拥有十万党员和五家报纸。康有为在民国十六年去世后，徐氏父子仍继续活动着。根据现在手头的材料，我还记得起来的有这几件事：在我出宫前两年，徐良写信给庄士敦说，他要到广西找军阀林俊廷去活动，过不久又来信说，广西的三派军人首领陆荣廷、林俊廷和沈鸿英“三人皆与我党同宗旨，他日有事必可相助对待反对党也”。[3]民国十三年的春节后，康有为曾给庄士敦写信说：“经年奔走，至除夕乃归，幸所至游说，皆能见听，亦由各方厌乱，人有同心。”据他说陕西、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全都说好了，或者到时一说就行。他最寄以希望的是吴佩孚，说“洛（指吴，吴当时在洛阳）忠于孟德（指曹锟），然闻已重病，如一有它，则传电可以旋转”。又说湖北省曾耀南说过“一电可来”的话，到他生日，“可一赏之”。现在看起来康有为信中说了不少梦话，后来更成了没有实效的招摇行径，但当时我和庄士敦对他的话都没有怀疑，大为欢欣鼓舞，并按康有为的指点送寿礼、赏福寿字。我开始自己决定安排赏赐了，也就是说在指点之下，我开始懂得为自己的“理想”去动用财富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慈善捐款”。这是由哪位师傅的指点，不记得了，但动机是很清楚的，因为我这时懂得了社会舆论的价值。那时在北京报纸的社会版上，差不多天天有“宣统帝施助善款待领”的消息。我的“施助”活动大致是两种，一种是根据报纸登载的贫民消息，把款送到报社请他们代发，三五元不等，另一种是派人直接送到贫户家里。无论哪一种做法，过一两天报上总有这样新闻：“本报前登某某求助一事，荷清帝遣人送去×元……”既表彰了我，又宣传了“本报”的作用。为了后者，几乎无报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贫民消息，我也乐得让每种都给我做宣传。以致有的报居然登出这样文章来：
像这样的文章，对我的价值自然比十块八块的助款大得太多了。
我付出最大的一笔赈款，是对民国十二年九月的日本“震灾”。那次日本地震的损失惊动了世界，我也出于同样的动机，想让全世界知道“宣统帝”的“善心”，决定拿出一笔巨款助赈。我的陈师傅看得比我更远，他在称赞了“皇恩浩荡，天心仁慈”之后，告诉我说：“此举之影响，必不仅此。”后来因为现款困难，送去了据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日本芳泽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团来向我致谢时，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竟和“大婚”中外国使节来观礼时相像。我这才明白了陈师傅的意思。经过他这一指点和日本代表团的殷勤致谢，我又开了一个窍。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的另一面，充满了更多的荒唐，也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我在整顿内务府，怪他们开支太大的同时，自己的挥霍却是无度的。买一颗钻石要三万元，毫不觉得贵，从外国买了洋狗来，狗生了病请兽医，比给人治病用的钱还多。北京警察学校有位姓钱的兽医，大概看准了我的性格，极力巴结，给我写了好几个关于养狗知识的“奏折”，就得到了绿玉手串、金戒指、鼻烟壶等十件珍品的赏赐。我有时从报上看见什么新鲜玩意儿，如四岁孩子能读《孟子》，某人发现一颗异样蜘蛛，就会叫进宫里看看，当然也要赏钱。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喜欢上了石头子儿，就有人成车地购买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子儿送来。自然又得到我不少的赏赐。
我一边向内务府大叫要裁人，也确实裁了，内务府各司处从七百裁到三百人，“御膳房”的二百厨师全部遣散。但是剩下的，单以新建的膳房来说，还有两个，一是我平日用的，用着三十七个人，其中包括以一名员外郎为首的八名员司和两个“写字人”，每月菜钱开支七百多元，另一个是给我做西餐的“番菜膳房”，人数已忘记，但知道每月要开支六百多元，而我并不是每天都叫他做菜吃的。
关于我的每年开支数目，据我婚前一年（即民国十年）内务府给我编造的那个被缩小了数字的材料，不算我的吃穿用度，更不算内务府各处司的开销，只算内务府“交进”和我与太妃们在内务府支出的“恩赏”和“临时差务”，这三项共计年支八十七万零五百九十七两。
这种昏天黑地、不知东方之既白的生活，一直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我驱逐出紫禁城，才起了变化，而我的“车”也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障碍了。
这年九月由朝阳之战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直军起初尚处于优势，十月间，吴部正向山海关的张作霖的奉军发动总攻之际，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出和平通电，在冯、张的合作之下，吴佩孚山海关前线军队一败涂地，吴佩孚自己逃回洛阳。后来吴在河南也没站住脚，又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岳州，直到两年后和孙传芳联合，才又回来，不过这已是后话。吴军在山海关败绩消息还未到，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把贿选总统曹锟软禁了起来，接着解散了“猪仔国会”，颜惠庆的内阁宣告辞职，国民军支持黄郛组成了摄政内阁。
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就觉出了情形不对了，因为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看见了那边上上下下都是和守卫队服装不同的士兵们。内务府派去了人，送去茶水吃食，国民军收下了，没有什么异样态度，但是紫禁城里的人谁也放不下心。陈宝琛和我父亲以前都到过南苑的冯玉祥的营地“慰劳”过，见过这位穿着大兵衣服的将军，都觉得他和别的将军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他们也说不出来，或者说出来了我也没有懂得。但是我们却记得，张勋复辟那次，冯玉祥参加了“讨逆军”，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时地把他调出北京城，他是要一直打进紫禁城来的。段祺瑞上台之后，冯玉祥和一些别的将领曾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凭着这点经验，我们对这次政变和守卫队的改编有了不祥的预感。接着，又听说监狱里的政治犯都放出来了，又说共产党、“过激党”都出来活动了，庄士敦和陈师傅他们给我的种种关于“过激”“恐怖”的教育，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们要杀掉每一个贵族，这时发生了作用。我把庄士敦找来，请他到东交民巷给我打听消息，要他设法给我安排逃难的地方。
王公们陷入惶惶不安，有些人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订房间去了，但是一听说我要出城，却都认为目前尚无必要。他们的根据还是那一条：有各国公认的优待条件在，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然而，必须发生的事，终归是要发生的。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闲聊天，内务府的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
“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老实说，这个新修正条件并没有我原先想象得那么可怕。但是，绍英说了一句话，让我跳了起来，“他们说限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
“那怎么办？我的财产呢？太妃呢？”我急得直转，“打电话找庄师傅！”
“电话线断，断，断了！”荣源回答说。
“去人找王爷来！嗐！我早说要出事的！偏不叫我出去，找王爷！找王爷！”
“出不去了，”宝熙说，“外面把上了人，不放人出去了！”
“给我交涉去！”
“嗻！”
这时刚刚是端康太妃去世不多天，宫里只剩下敬懿和荣惠两个太妃，这两位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走。绍英拿这个作理由，去和鹿锺麟商量，结果又延长到下午三点。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进了宫，朱、陈两师傅也给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给挡在外面。
听说“王爷”进来了，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我立即叫道：
“王爷，这怎么办哪？”
他听见我的叫声，就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里了，也不走近前来，也不回答我，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迸出一句没用的话：
“听，听旨意，听旨意……”
我又急又气，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后来，据太监告诉我，他进宫来只做了一件举动，就是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他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里，绍英哆哆嗦嗦地进来，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他说：“鹿锺麟又催啦，说，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其实，鹿锺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东钻西藏，找到了一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肯出来。我看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副模样，只好赶快答应鹿的要求，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
这时，国民军已给我准备好汽车，一共五辆，鹿锺麟坐头辆，我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绣、张璧、绍英等人依次上了后面的车。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锺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就当个平民。”
“好！”鹿锺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又说，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你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份好好为祖国效力。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如果能为国家出力，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一听“大总统”三个字，我心里特别不自在。由于我已懂得运用“韬晦”之词了，便说：
“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就得到自由了。”
这段话说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都鼓起掌来。
我最后的一句话也并非完全是假话。我确实厌恶王公大臣们对我的限制和阻碍。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