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洋元老

这个退位诏并没有发出去。当时公布的只有裹夹在大总统命令中的一个内务府的声明。

由自认“临朝听政”的退位诏，一变为“张勋盘踞，冲人莫可如何”的内务府声明，这是北洋系三位元老与紫禁城合作的结果。想出这个妙计的是徐世昌太傅，执行的是冯国璋总统和段祺瑞总理。

紫禁城在这次复辟中的作为，被轻轻掩盖过去了。紫禁城从复辟败局既定那天所展开的新活动，不再为外界所注意了。这是醇亲王记在自己日记中的（括弧内是我注的）：

在日记最末一页上，可以看出了紫禁城重新取得了稳定，有了顺心的新环境，用金蝉脱壳之计溜出了社会的视线，而紫禁城外的那些失败者则成了被揭露和抨击的目标。因此，我从报上的文章和师傅们的议论中，很快地得到了互相印证的消息，明白了这次复辟的内情真相。

参加洪宪帝制的孙毓筠在上海《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篇文字和《上海新闻报》署名“指迷”的写的一篇通讯，是大致和师傅们的消息相符。复辟的酝酿，早发生在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的北洋系陷于四面楚歌的时候。袁的“军师”，是一度出任国务卿，后又因反对袁世凯“僭越”称帝引退的徐世昌。这时他用密电和张勋、倪嗣冲商议说：“民党煎迫至此，不如以大政归还清室，项城仍居总理大臣之职，领握军权。”这个主意得到早有此心的张、倪二人同意，因后来没有得到驻北京的外国公使方面的支持，未敢行动。袁死后，徐州南京都开过北洋系军人首脑的会议，一再讨论过复辟的问题；袁的舆榇移到彰德，北洋系的首脑、督军们齐往致祭，在徐世昌的主持下取得了一致同意复辟的决议。

取得一致同意之后，复辟的组织实际却分为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徐州的张勋，另一个是天津的徐世昌。张勋由彰德回徐州，把督军们邀集一起（所谓第二次徐州会议）开会，决意先找外国人的支持，目标是日本。张经过天津的朱家宝（直隶省长）的关系和天津日本驻屯军的一个少将发生了接触，得到了赞助。又经过日本少将的关系，与在满蒙活动的善耆和蒙古匪首巴布扎布、徐蚌的张、倪、天津的雷震春、朱家宝等发生了关系，共同约定：俟巴布扎布的军队打到张家口，雷震春策动张家口方面响应，张、倪借口防卫京师发兵北上，如此便一举而成复辟之“大业”。这个计划后来因为巴布扎布的军队被奉军抵住，以巴布扎布被部下刺杀而流于失败。在另一个复辟活动中心徐世昌这里，他派了陆宗舆东渡日本，试探日本政界的态度。日本当时的内阁与军部并非完全一致，采取了和天津驻屯军少将相反的态度，不表示兴趣。陆宗舆的失败，曾引起津沪两地遗老普遍的埋怨，怪徐世昌用人失当。陆宗舆不但外交失败，内交弄得也很糟。他东渡之前先到徐州访问了张勋，把徐世昌和日方协商的条件拿给张勋看，想先取得张的首肯。张对于徐答应日本方面的条件倒不觉得怎样，唯有徐世昌要日方谅解和支持他当议政王，这一条把张勋惹恼了。他对陆说，原来复辟大业只成全了徐某一人？难道我张某就不配做这个议政王吗？从此，张徐二人之间有了猜忌，两个复辟中心开始分道扬镳。

过了不久，协约国拉段内阁参加已打了三年的欧战。徐世昌看出了一步好棋，认为以参战换得协约国的支持，大可巩固北洋系的地位，便怂恿段祺瑞去进行。段一心想以武力实现他的统一，参战即可换得日本贷款，以充其内战经费，因此也认为得计，于是提交国会。但国会的多数反对参战，正想夺取实权的黎元洪总统和国会联合一起反对段祺瑞，所谓府院之争发展到白热化，结果，国务总理被免职，跑到了天津。段到了天津暗地策动北洋系的督军们对黎元洪的中央闹独立，要求解散国会，同时发兵威胁京师。这又给张勋看成了好机会。他在第四次徐州会议上取得各省督军和北洋系冯、段等人的代表们一致的支持，认为自己确实做了督军们的盟主和复辟的领袖，于是骗得黎元洪把他认做是个和事老，请他到北京担任调解。阳历的六月下旬，他率领军队到了天津，先和北洋系的首领们做过接触，再迫黎元洪以解散国会为条件，然后进京，七月一日就演出了复辟那一幕。

许多报纸都分析张勋失败是由于独揽大权，造成了自己的孤立，首先他错在对于威名高于他的徐世昌，只给了一个弼德院长的空衔头，这就注定了败局。更重要的是，他当时竟忽略了既有野心又拥有“研究系”谋士的段祺瑞。他认为段早已附议复辟，在他过津时，段也没表示过任何不赞成复辟的意思，因此，他心里认为北洋的元老徐、冯、段已无问题，只差一个王士珍态度不明。最后在北京他把王士珍也拉到了手，即认为任何问题没有了，不料他刚发动了复辟，天津的段祺瑞就在马厂誓师讨逆，各地的督军们也变了卦，由拥护复辟一变而为“保卫共和”。结果是这一场复辟成全了段祺瑞，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冯国璋也成了总统。

张勋气得暴跳如雷。他警告段祺瑞和那些督军们说：你们不要逼人太甚，把一切都推到我一人身上，必要时我会把有关的信电和会议纪录公布出来的。醇王日记说的“来函强硬”就是指的这件事。张勋这一手也很有效。原先充当他的后盾，出力支持他的德国人，在炮火中冒险把他从南河沿住处救出来，也无非是防止他变成俘虏之后，把另一方的内幕兜出去。冯、段这方面自然也知道张勋的危词的分量，因此也就没有逼他。冯、段政府公布命令为清室开脱的那天，同时发布过一项通缉康有为、万绳栻等五名复辟犯的命令，但被讨逆军的冯玉祥部队捕获的复辟要犯张镇芳、雷震春等人立刻被段祺瑞要去了，随即释放。过了半年，又明令宣布免除对一切帝制犯（从洪宪到丁巳复辟）的追究，只把张勋一人除外，而他实际上已经自由自在地走出了荷兰使馆，住到新买的漂亮公馆里。第二年，徐世昌就任总统后不到两个星期，特明令免予追究，后来张勋被委为林垦督办，他还嫌官小不干呢。

这些内幕新闻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民国的大人物、特别是当权的北洋系的元老们，都曾经是热心于复辟的人。这次他们都把张勋当做靶子来打，但对我却还是尽力维护的。

段祺瑞在讨逆的电报里说：

“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三十余人，列戟会议，复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推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

这样的绘声绘色，实在费尽了苦心。冯国璋在通电里也说：张勋“玩冲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又说：“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遇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他们为什么这样为紫禁城开脱呢？又何以甚至情不自禁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呢？我得到的唯一结论是：这些人并非真正反对复辟，问题不过是由谁来带头罢了。

在紫禁城看来，只要能捉老鼠，花猫白猫全是好猫，无论姓张姓段，只要能把复辟办成，全是好人。

所以，在冯、段上台之后，孤臣孽子们的目光曾一度集中到这两位新的当权者。在张勋的内阁中当阁丞的胡嗣瑗，是当过冯国璋的幕府的，又活动冯国璋去了。后来段祺瑞也和世续有过接洽。但在冯、段这一年任期中，事情都没有结果。因为冯、段上台之后闹了一年摩擦，北洋系由此开始分裂为直系（冯）和皖系（段）。在忙于摩擦中，冯没有给胡嗣瑗什么明确的答复就下了台。段虽然也找过世续，透露出复辟也无不可的意思，但经过丁巳事件变得更加谨慎的世续，摸不透这位靠讨伐复辟而上台的总理是什么意思，他连忙顾左右而言他，没敢接过话头。

不过冯下台后，徐世昌出任总统，情形就不同了。在复辟刚失败之后，《上海新闻报》那篇文章里有一段是最打动紫禁城的心的：

这不但是我这刚发了皇帝瘾的人为之动心，这也是紫禁城内外的孤臣孽子们普遍的想法，至少在徐世昌上任的初期是如此。

有位六十多岁的满族老北京和我说：“民国七年，徐世昌一当上了大总统，北京街上的旗人的大马车、两把头又多起来了。贵族家里又大张旗鼓地做寿、唱戏、摆宴，闹起来了。什么‘贵族票友团’，什么‘俱乐部’也办起来了……”

有位汉族的老先生说：“民国以来北京街上一共有三次‘跑祖宗’，一次是隆裕死后那些天，一次是张勋复辟那几天，最后一次是从徐世昌当大总统起，一直到‘大婚’，算闹到了顶点……”

徐世昌是袁世凯发迹前的好友，发迹后的“军师”。袁世凯一生中的重大举动几乎没有一件不经过与这位军师的合计。据说袁逼劝隆裕“逊国”之前，他和军师邀集了冯、段等人一起商议过，认为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先答应民军条件，建立共和，等离间了民军，再让“辞位”的皇帝复位。后来袁世凯自己称帝，徐世昌是颇为不满的。我的一位亲戚听徐世昌一个外甥说过，“洪宪”撤销的那天他在徐家，正恰袁世凯来找徐。他听见袁一进了院子就喊大哥，他的舅舅也不像往常那样连忙出去迎接。袁进了客厅，他被堵在里边的烟室里没敢出来，从断断续续的语音里，他听见徐世昌在劝说袁世凯“仍旧维持原议”，袁世凯最后怎样说的就没听清。后来的事实说明，袁世凯没有照这意见办，或者想办未来得及办就死了。徐世昌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这几乎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众目睽睽之下，民国七年九月，就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不肯进中南海的总统府，声称在正式总统府建成之前他在自己家里办公，因为中南海的风水不好，弄得前面三位总统全没好收场。他赦免了张勋，提倡读经、尊孔，举行郊天典礼。在他任内，皇室王公有的（毓朗）当了议员，有的（载涛）授为“将军”。他无论在人前人后都把前清称为“本朝”，把我称做“上边”……

在众目达不到的地方，紫禁城和徐太傅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活动。在冯国璋总统任内，内务府世续让徐世昌拿走了票面总额值二百六十万两的优字爱国公债券（这是袁世凯当总理大臣时，要去了隆裕太后全部内帑之后交内务府的，据最保守的估计，实际数目比票面还要多）。徐世昌当上总统，这笔活动费起了一定作用。徐当选总统已成定局的时候，内务府五位大臣，世续、绍英、耆龄三人做主，增崇、继禄做陪，单请了徐世昌，地点是会贤堂饭庄。在什刹海近水楼台之上，楼外芙蓉出水，楼内酒过三巡。世续问道：“大哥这次出山，有何抱负？”徐太傅慨然道：“慰亭（袁世凯）先不该错过癸丑年的时机（指民国二年袁扑灭‘二次革命’），后不该闹什么洪宪。张绍轩在丁巳又太卤莽灭裂，不得人心……”然后举杯，谦逊地说：“咱们这次出来，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后来徐世昌送了世续一副对联：“捧日立身超世界，拨云屈指数山川。”上联是恭维世续，下联则是自况其“拨云见日”之志。

这些千真万确的故事，当时身边的人并不肯直接告诉我。我只知道人们一提起了徐太傅，总是流露了很有希望的神情。我也记得从徐上台起，紫禁城又门庭若市，紫禁城的谥法、朝马似乎又增了行情，各地真假遗老一时趋之若鹜。至于和徐世昌的来往进展，师傅们却又语焉不详。有一回陈宝琛在发议论中间，以鄙夷的神色说：“徐世昌还想当议政王，未免过分。一个‘公’也就够了。”

又有一次说：“当初主张以汉大臣之女为皇后，是何居心？其实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从陈宝琛说了这些话后，紫禁城再提起徐世昌，再没有过去的那股热情。我记得陈师傅把徐称做贰臣也是徐做总统末期里的事。总之，紫禁城对徐世昌的希望是逐渐淡下去了。

会贤堂饭庄以后的情形，我始终不明其详。但是事情也是很明显的：徐世昌上台一年后，他自己的情形就很不如意，自从北洋系因冯、段摩擦而分裂为直系皖系后，奉系崛起于关外，吴佩孚在中原自成势力，徐已无力凭其北洋元老资格驾驭各方，何况段祺瑞从他一上台就和他摩擦，次年又发生震动全国的五四学生运动，北洋政府更成了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形中，徐太傅即使复辟心愿有多高，对清室的忠顺多么让陈师傅满意，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了。

尽管徐太傅那里的消息沉寂下去了，然而紫禁城小朝廷对前途并没有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