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明智光秀传——忠与叛之间

第一章 传说与真实

从批难到反思

自本能寺之变后，后世对明智光秀的评价便直线下降，直至今时今日。“叛徒”“野心家”“忘恩负义之徒”“表里不一”之类的恶评不绝于江户、明治、大正时代的相关著作之中。其实早在秀吉时代，这种唾骂就已经开始，秀吉命秘书大村由己在山崎之战后写下《惟任退治记》，贬抑明智光秀的形象，借机增强自己的人望及政治本钱，由此，秀吉的“司马昭之心”可谓显而易见。

以后的军记小说都沿用了这个“官方设定”去解释本能寺之变及描绘明智光秀，就连唯一以明智光秀为主人公的军记小说——《明智军记》（著者不详）中也大量记述了明智光秀与织田信长在各方面的对立、不和，认为这是导致本能寺之变的真因。其他以织田信长及羽柴秀吉为主题的军记小说，如《川角太阁记》《绘本太阁记》《甫庵太阁记》《甫庵信长记》《总见记》都同样认定了光秀因野心或怨恨而动杀机。因此，在儒家忠君为主流思想的江户时代，明智光秀的形象饱受“忠逆思想”的批判。对比织田信长、丰臣（羽柴）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伟大无比的“天下人”，“逆贼”明智光秀永远背负着“谋逆”的道德大罪。故此，有关明智光秀的前半生，以至他的家族、出身、出生地及生殁享年等都鲜有系统的记录，也没有一致的说法，这可说是道德批判下的宿命。

当然，作为本能寺之变的首谋，以及织田信长的家臣，明智光秀的弑主行为，除了“谋反”“以下犯上”外，的确没有更贴切的词语及解释。可是，明智光秀的功绩与谋反并无直接关系。后人的批判责难也并非完全经得起历史考证，而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衡量明智光秀的行动是否正确；更不能就此否定明智光秀在战国史的影响及贡献，尤其是他在促进织田政权统一日本方面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将他与本能寺之变分而论之，兼而述之。

虽然江户时代的各史书、军记小说以至现代“二战”前的学术论文都显示，当时人都将明智光秀当作一个很出名的道德反面教材，但在民间却是别有一番现象。基于日本人的乡土情结及“死人无善恶”的观念，现在有关明智光秀的传承、传说及事迹，都在与他有关的地方广泛流传。诸如其中一个传说有关光秀出生地——岐阜县惠那郡明智町明知城址，每年都会举办“光秀祭”来纪念他。另外，传说他效力越前国战国大名朝仓义景时，一直抚恤民众，因此村民在每年的六月十三日（光秀忌日）祭祀这位爱民的武将。此外，还有他在天正八年（1580）八月受封丹波国（今京都府北部）后，为当地民众治水开渠的功绩得到当地民众的表彰。他的死亡也流传着生还说、隐伏说等说法。虽说这些都只是地方民众的传说、传言，但不难发现，民间对明智光秀的观感要比上流知识分子间评价的叛逆形象来得正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史学界从古来的绝对忠君观念中得到解放，它不再是治史者研究历史的必然标准，从前对信长近乎神格化的形象塑造也不再重要。因此，以往被矮化的信长的敌人们，都得到战后史学家们的平反，其中最出名的当然有今川义元、武田胜赖等主要的反信长战国大名，还有明智光秀。史学家从庞大的史料中找到不少有关明智光秀的文书及资料，重新对他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对光秀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吧。

战后研究明智光秀的领军人物，当推日本战国史研究会初任会长——高柳光寿。他在《明智光秀》一书中提及“信长与光秀理应是性格、想法相近的两个人，否则根本难以相处数十年”，这确实是极为精辟的意见。说来明智光秀与织田信长初次会面，到本能寺之变的二十年间，光秀要是真的与信长性格不合或理念相背，倒不太可能在二十年后才突然想到以暴力来解决问题。真相永远在暗处，就让我们继续追寻下去吧。

同时代人眼里的光秀

受到大河剧和游戏的影响，现在大多数日本战国史的爱好者，对明智光秀的印象大多是知识分子、重传统的武将，与信长的大胆创新、暴戾、狂妄的性格相比，可说是各走极端、不尽相配的两个人。可是，同时代的人又是如何看明智光秀的呢？先从当时在日本的传教士说起。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就有以下有趣的描述：“他好背叛及密谈，兴刑罚且残酷独裁，但自身的伪装能力却是拔群且速。另外在战争方面，善谋略、富忍耐力，乃计略、谋策之高人。”

虽然传教士对于日本当时人物的评价，都或多或少为该人物对天主教的态度所左右，但当中也不乏具体敏锐的人物观察。弗洛伊斯对明智光秀的描述，虽然很难说完全准确，但考虑到他是同时代的人，又真的见过光秀，故此不能否定当中的可信性。从此看来，传说与真实的明智光秀很可能存在十分大的差异。

上述已经提及传教士弗洛伊斯对光秀的评价，这个评价可能令早已深入人心的“明智光秀＝重传统的武士、知识分子”的形象遭遇很大的冲击，令不少人大感惊愕。那么，当时的日本人，尤其是明智光秀身边的人们又如何看待明智光秀这个人物呢？与弗洛伊斯的评价不同，当时见过明智光秀的日本人，对他的评价却非常正面。其中最出名，也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身为上司的织田信长对光秀的评价。

在史料上，信长绝少在与家臣的文书往来之间，或在平常的场合中特意称赞某些家臣，可是，例外的情况发生在天正八年（1580）八月的一个事件，即后世有名的“佐久间父子放逐事件”。当时，信长向老臣佐久间信盛、信荣父子送达责难状，借其他家臣的表现指责佐久间父子的无能；当中的第三条就提及光秀的表现（《信长公记》卷十三）：

在丹波，日向守（光秀）的奋战，为我在天下面前保住颜面。

此前，明智光秀刚平定了丹波国内反抗信长的赤井氏和波多野兄弟，名震天下。对于光秀平定丹波，信长显然非常满意，也肯定了光秀在织田家中的功劳、地位（详见下章）。另外，在丹波平定战完成之前，战国枭雄松永久秀再次起兵背叛信长，光秀奉命攻下其所在的大和信贵山城（史称“信贵山城之战”）。他的表现被当时京都的商人、朝廷的御库负责人立入宗继评为“名誉满天下之大将也”（《立入宗继文书》），证明当时朝廷中人也十分肯定了光秀在此役的军功。

另外，还有《武功夜话》的记载。《武功夜话》是由前野长康以及他的子孙用二百年时间续写的军记文学，虽然《武功夜话》的可信程度一直受到史学家的质疑，但考虑到前野长康是曾经侍奉过信长及秀吉的武士，在此不妨介绍一下当中提到有关对明智光秀的评价：

明智光秀自从侍奉信长公以来，于近江之战中尽忠不懈，武功无数，是古今稀有的能人……光秀于信长公麾下，才华出众，与秀吉公堪为织田家中的双璧功臣。

以上的“大获好评”散见于诸史料，然而在本能寺之变发生后，这些有关光秀的功绩就被埋没在“谋反的恶名”之下。后世总是将光秀描绘成一个文治为主的部将，与其他织田家的大将们相比，在武略上略欠一筹。光秀的军功也绝对比不上羽柴秀吉以一军之力，占领了毛利家控制的播磨、但马、备前等国，也没有如水攻高松城、以“渴杀法”迫死别所长治、吉川经家等的高谋远略；就算比较北陆方面的柴田胜家、佐佐成政、前田利家、不破光治，光秀的敌人也好像没有上杉景胜那么棘手、那么有名；光秀的攻略目标也没有泷川一益经略的关东那么复杂多难。

骤眼看这些“切实的比较”，信长对光秀的评价何以出奇地高，甚至得到信长的点名盛赞，这实在令人费解。如上所述，这些疑问部分是由于光秀败给秀吉而被贬抑，另外也因为明智光秀战死后，明智家族几乎全灭，更令他的功绩不能有系统地流传下去。就像柴田胜家、佐佐成政、泷川一益等被秀吉大败的织田家将领们，他们的事绩也散见在地方传说及与他们有关的人的相关书物之中，比如前田利家的《利家夜话》《村井正赖闻书》及伊势地方的《势州军记》《势州四家记》等。但除了在后世流传不广的《信长公记》《细川家记》外，与光秀亲交公卿的私人日记及记载或提及光秀事迹的寺院所藏文书，仍然无法轻易流传。加上光秀攻略的丹波、丹后两国向来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强大的势力，自然引不起后人的兴趣。在以上的客观条件下，光秀的丹波攻略的重要性及信长的评价慢慢被人遗忘。不过，从光秀在织田家中的地位去分析他的重要性，我们就会知道上述这些都绝对不是极度夸张的评价。接下来，我们就来还原、回顾一下光秀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