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存亡·求索·兴学》:存亡续绝写春秋
这一章记述了中年时期的施今墨,在国民政府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危急时刻,为中医之续绝存亡上下奔走、振臂一呼,与中医界同仁众志成城,与西学派代表余云岫激烈舌战……最终凭借精湛的医术治愈汪精卫岳母的顽疾,使中医之命脉得以延续的峥嵘往事。
第一节 《废止中医案》风波乍起 北平深巷秋意袭人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新旧思想交替,随着西学东渐,西医办学如雨后春笋。而一部分中医排斥西学,既不懂西医,也不愿意研究西医,他们打着发扬国粹的旗号,扮演着保守派的角色。当时的国民政府,医政废弛,江湖庸医鱼龙混杂,部分西医借机否定和打击中医,对中医形成了围剿和排挤之势。
1927年以后,“废止中医”的呼声日盛,当时政府对中医也颇为排斥,既没有设置任何管理中医的机构,也没有公立的中医大学和研究机构。更有甚者,中医诊所开业不是向卫生部门注册立案,而是要到警察局立案……对于这些,施今墨深感忧心忡忡。
1929年,北平的早秋,寒意袭人。京城某老中医家府邸,正沉浸在一片喜气中。一个个穿着长袍马褂的宾客,手捧着麒麟、富贵长命锁等各式礼物,口中唱着吉庆话儿,纷纷前来向老大夫道喜:
“秋风起,露华浓,天赐石麟祥瑞盈;弄璋喜,舐犊情,门楣降福又添丁;长命锁,红手绳,吉祥话儿唱不停……恭喜老大夫,贺喜老大夫——德门生辉,辉增彩悦,久盼孙儿心愿成。”
原来,这位老大夫家世代在京城悬壶,三辈单传,传到儿子这一辈,却改行做了海员。几年间,儿子随船出海,一年到头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儿媳是北平《京华日报》的记者,小夫妻成婚快十年了,一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年近花甲的老大夫,愁得夜夜难眠,他翻遍祖籍医典,调方诊脉,还是没能治好儿媳的不孕症。眼看三辈单传的香火就要断了,老大夫鬓边的白发,就像野草一样疯长着……
这一年,儿媳经过施今墨大夫的调理,终于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八斤重的胖小子。老大夫捻着花白的胡须,正暗自沉吟,见宾客们踏破门槛,脸上顿时堆起一团笑意:
“多谢诸位,特地来为孙儿百日贺喜,我儿媳能够顺利怀孕生产,多亏了施今墨,他可是妙手回春啊!”
“是不是那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给孙中山、蒋介石、杨虎城看过病的施今墨啊!”
“听说他还当过香山慈幼院的院长呢——”
老大夫频频点头道:
“正是,施今墨真不愧是名医,你们猜怎么着?他给我儿媳把脉后,就开了两个方子,用了十四剂药,就把她十多年的不孕之症治愈了。你们说,神奇不神奇!”
说到这里,老大夫捻着花白的胡须,摇头摆手地吟起《黄帝内经》来: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我中医岐黄,悠悠千载,功不可没呀!”
宾客们听得心下暗暗生奇,纷纷央求老大夫多讲讲施今墨的传奇经历:
“听说施大夫是书香宦门之后,十三岁就跟舅舅学习岐黄,后来弃政从医,他把自己的名字都给改了……”
老大夫见诸位听得津津有味,可见施今墨的大名在民间已是妇孺皆知,接着说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嘛!别的且不说,就说他给自己改的名字——‘今墨’两个字,里面的学问就大得很呢——”
就在大家伙儿急切想听下文时,门外忽然有人喊了一声:
“施今墨大夫到啦——”
老大夫赶忙躬身相迎,众人的目光都随着他矮胖的身影,扭转身子向外望去。中年意气的施今墨一领长衫,阔步走了进来。
“哎呀呀,奖生贤弟,真是‘说曹操曹操到’,你可是我家的大恩人,大贵人!大家伙儿听着,施大夫之所以改名‘今墨’,是要效仿墨子兼施仁爱的思想,行医济世,不分贫富,不论贵贱,立志做中医的‘绳墨’啊!”
施今墨摆手笑道:
“老大夫不必言过其实,这大喜的日子,还不快叫令儿媳把大孙子抱出来,让大家瞧瞧,同沾喜气——”
“对对对,儿媳啊,快把孩子抱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老大夫的儿媳怀抱着婴儿从内室走了出来。宾客们看看怀里圆盘大脸的胖娃娃,沉浸在一派欢乐声中。望着眼前这一派情景,施今墨不觉诗意大增,高声吟道:
“惟愿普天之下,少灾祸,多慈和,尽唱美满幸福歌……”
听到这里,老大夫忽然想到了什么,仰面长叹了一口气。
施今墨走上前问道:
“老大夫,刚刚还喜气欢天,怎么又叹起气来了?”
“哎,奖生贤弟,说什么‘尽唱美满幸福歌’!依我看,这动荡的时局,真的就像你写的那首诗一样——何处人间有自由,眼下,就有一件让人心里添堵的事儿,想起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什么事?”
老大夫这才把憋在心里一直没敢吐露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上海有个西医大夫,名叫余云岫,他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纸《废止中医案》,这个数典忘祖的余氏,仗着自己到日本大阪医学院留了几年洋,学了点儿西医的墨水,就要改了咱们老祖宗几千年的规矩,废了咱们的中医,你们说气人不气人!”
众宾客听了这话,一个个面呈惊色,有的唉声叹气,有的破口大骂,唯有施今墨背身不语,暗自思索着什么。
“这个叫余什么岫的大夫,究竟是个啥人物,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口气?传了几千年的中医岐黄,可是咱们老祖宗的天啊,他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把天捅破了?”
老大夫又长叹了几声,无可奈何地说:
“还是让我儿媳给你们讲讲吧,她是《京华日报》的记者,这两天她们报纸上议论纷纷,吵吵得可热闹了。”
“你倒是给我们说说,这其中的原委——”
老大夫的儿媳把孩子交给佣人,手向上提了提眼镜,俨然一副现代知识女性的模样: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思潮传入中国,一时间海禁豁开,外潮奔入,新学竞争。各大报纸上,改良中医的呼声明枪暗箭,中医和西医早就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有人说,新旧两医犹如泾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有人说,中医西医可以调和,共融共生。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余云岫提出了《废止中医案》……”
老大夫听到这里,又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捶胸顿足地骂道:
“这个余云岫,真是蚍蜉撼树妄自尊大,全不顾我们国医人的命脉存续啊!”
“他这是崇洋媚外,数典忘祖,要夺主喧宾,取而代之,灭中医于无形。不给咱们中医留一条活路啊!”
“泱泱华夏五千年,咱们祖国的中医从先秦时代就有了,他一纸提案妄想说废就废,简直是痴人说梦!”
“对,痴人说梦!”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站在一旁的施今墨依然默声不语。见施今墨一言不发,老大夫有些气急地说:
“我说施大夫,大伙儿都气得不行了,你怎么一语不发啊!你倒是说说对中西医之争的高见啊——”
施今墨望了一眼老大夫的儿媳,二人似乎心照不宣。施今墨问道:
“你对中西医之争有什么看法?”
老大夫的儿媳深思片刻,答道:
“依我看,中西医大可不必你死我活,泾渭分明,如果不是西医的诊断——我——”
施今墨赶忙摆摆手,止住她的话,继续说道:
“西医的长短咱们暂且不说。依你看,国民政府这一次会通过余云岫的提案吗?”
“依我看,这一次的风波不可小觑,很可能要掀起一股恶浪!弄不好,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就要面临——生死存亡之秋。”
听到“生死存亡”几个字,老大夫大声疾呼道:
“不可能!不可能!几千年的中医难道会让他们给毁了?让他们给取缔了?这个提案要是能通过,我就把脑袋摘下来给大伙儿看!”
就在这时候,一个叫祝谌予的年轻后生,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
“我说诸位,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儿谈天说地啊!就在刚才,中央卫生部已经同意并批准余云岫的那个取缔旧医的提案了!”
众人听祝谌予这样一说,一片惊愕,纷纷大呼道:
“我们几千年的国医啊,这片天,真要塌下来了!”
见施今墨仍旧默不作声,老大夫一巴掌拍在他肩上,激将地说道:
“施今墨,你口口声声要做中医的‘绳墨’,在这个生死关头,你怎么能袖手旁观啊?你倒是快说句话啊!”
施今墨转过身来,气定神闲地说道:
“大家不必慌乱,听我说——值此中医绝续存亡之秋,我们在这里痛骂、哭喊,都没有用,我们要团结起来,众志承当,呼吁和发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起支持中医。我们还要组成中医请愿团,到南京政府去请愿,让他们把这荒谬的提案改弦更张。”
众人听施今墨这样一说,心底蓦然升腾起一股力量,纷纷说道:
“对,施大夫说得对,我们组成请愿团,一起到南京政府去——对,到南京去——”
石破天惊卷风潮,存亡续绝在今朝。
旧医命悬谁执甲,骇浪掌舵渡惊涛。
第二节 身担重任奔走沪上 慷慨陈词振臂一呼
话说,施今墨听到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消息,决定组成中医请愿团,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在赴南京之前,施今墨先去了上海,因为当时中医中药界的同仁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惊,全国各地的中医团队代表云集上海,奋起自卫。施今墨作为北京中医的代表,奔走其间,多方联络南北两地的新老中医,呼吁各界有识之士支持中医。
其实,早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开始排斥中医了。当时,北伐成功,汪精卫在汉口出尽风头,他自以为是革新派领袖,到处演说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止中医。先由褚民谊出面推动,经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一个中央卫生会议,延揽各市的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国立省立的医学院院长,以及各地著名的西医共一百二十位委员,开了整整三天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余云岫抛出一个议题,即《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简称《废止中医案》)。
笔者查阅资料,找到了当年有关《废止中医案》的内容,这个提案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逐渐淘汰中医,此案由留日医家余云岫起草提出,汪精卫、褚民谊等人设想得十分周到,深恐引起全国反对,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已经开业的中医,一次性发给执照,以后中医的产生就要绝迹了。议案节录如下:
提案人:余岩(云岫)
……人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遏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上进,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一、处置现有旧医,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宜过骤,爰拟渐进方法六项如下:
甲、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经营。
乙、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止其营业。
丙、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丁、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
戊、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且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为业。
己、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不能适用。
二、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宜先择其大者入手,谨举三项于下:宜明令禁止,以正言论而定趋向。
甲、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乙、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学之宣传。
丙、禁止旧医学校之开设。
……
在这里,笔者还要简单补上一笔:余云岫在提案中所说的“旧医”,就是指中医,因为那时中医自称是“国医”,西医对这个称呼大为不满,可是已经通行,也奈何不得,因此他们就议决把中医的名称改为“旧医”,将他们自己称为“新医”。按照余云岫的理论,中医是旧式的医术,不久要消灭的,而他们的医药是现代化新生的,将来会新陈代谢的。
这个议案一经各大报纸披露,舆论界首先加以抨击,认为中医中药万不可废,要是实行的话,是行不通的。那时中医界的老大夫们,似乎并不重视这件事,唯有各自大发牢骚,痛骂国民政府措置不当,此外,一些人也只是听其自然,静观其变。
上海南京路五芳斋二楼,施今墨正和几位操着山南海北口音的中医同仁商讨着如何赴南京请愿的事。席间,一位上了些年纪的老中医听施今墨慷慨陈词,不禁皱紧了双眉,捻着胡须说道:
“施大夫,这个提案我确实反对,但你们要到南京请愿,也令人担忧。依我看,全上海西医也不过六七百名,其他通都大邑,不过数十人;至于小的县、市、镇、乡,可能连一个西医都找不到,余云岫之辈也不过是纸上空谈,绝难实现。”
另外一个年轻一些的中医大夫也说道:
“是啊,家父三代行医,如今年事已老,连这个议案都没有看明白:他以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政府能够允许已开业的中医仍能开业,也就罢了。”
施今墨听罢,愤然站起身,义正词严地说道:
“诸位同仁,这件事不是这样的看法,他们正是唯恐引起全国中医的强烈反对,才用了这个缓兵之策。如果我们不去反抗,再过几年,中医青黄不接,就要绝迹了……”
施今墨见在座诸位若有所思,和缓了语气说道:
“老一代的中医,都是安分守己不问他事,要你们出面领导反抗,是不可能的事,但老中医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很多,一定要借重你们的声望与地位作为号召。实际工作,是要我们年轻一代来做的。我们要从长计议,不仅需要老前辈们的理解支持,更需要我们这些后起中医来积极想办法。”
席间,新老中医代表听施今墨说得句句推心置腹,也都打消了顾虑,齐声说道:
“对,对,施大夫说得极对!”
“施大夫,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尽管说。”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中医一面摇着旧式电话,喊着号码,一面操着一口上海方言说道:
“大家勿要着急,阿拉马上请谢老师到五芳斋来,听听意见。”
原来,这个人口中说的谢老师名叫谢利恒,是孟河派医家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曾任上海市国医公会、中央国医馆等学术团体职务,博记多闻,治学功深,素来为医林所景仰。1917年,丁甘仁创设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时,率先延聘谢利恒为该校校长。他制定课时,编写讲义,亲自授课,从学弟子甚众,如秦伯未、张赞臣等都出其门下。他一生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撰著较多,如《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国医话》《中国药话》《澄斋医案》《澄斋杂著》等,其中《中国医学源流论》为其代表作,书中纵论历代主要医籍、学派及医学各科发展史,揭示中医与儒学的发展关系,倡言治医者要略涉自然、社会诸科学。谢利恒曾主编《中国医学大辞典》,在中医学界影响相当深远。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案》时,中医界公推他为赴宁抗争之首席代表。
不多时,只见一袭长衫、飘飘美髯的谢利恒来到五芳斋楼座。一见席间新老中医云集,有的是老相识,有的是新面孔,他开口便说道:
“今天是贵客云集啊,你们请我吃点啥?”
席间有两位上海年轻的大夫,是谢利恒的学生,笑着答道:
“知道老师喜欢吃‘鳝糊过桥面’,所以请老师到这里来。”
谢利恒笑着说:
“好,大家边吃边说正事”。
此前,谢利恒已经听说了国民政府颁布《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他对席间几个年轻后生说:
“我们老一辈的还不受影响,你们年纪尚轻,对此作何打算?”
“老师,我们已经请了全国几位中医界的代表,先来此商议,这位是北京来的施今墨大夫。”
施今墨忙向谢老前辈躬身施礼,随即说道:
“谢老,我提议,召集全国中医代表到上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争会。”
谢利恒上下打量了施今墨一番,不禁被他后生可畏的风度所惊叹,却又略带担忧地说道:
“全国中医向无联络,究竟总共有多少中医团体,也不知道,召集起来恐怕有困难。”
大家正在凝眉思考时,施今墨灵机一动,说道:
“诸位,我刚到上海,看到你们办的《康健报》,各省各县市都有中医订阅,还有一本《医界春秋》杂志,订户也是中医,我们就根据所有订户地址,在各省各市各县挑出二人,将抗争通电交给他们,转呈当地中医公会。”
谢利恒听罢,不禁对施今墨刮目相看,连连说道:
“好,好,这个小后生确是有心之人。今晚你们就开夜车,把全部名单摘录出来。明天晚上就可以召集三个团体先开一个会议。”
“遵命。”
于是,施今墨与几位中医代表各自回到住处,把订户名册细细查阅,查到南京、杭州、苏州、天津、北京、广州都有中医团体,没有团体的就选择二三人作为该地通讯员,计算下来,全国有三百个省县市,都有了地址。那时本有电报通讯的设备,但是要用电报来通知全国,计算起来,费用未免太大了。有一种方式叫作“快邮代电”,即用电报式的红格笺纸,上面印明“快邮代电”四字,实际上就是快信。所谓快信,要比平信多贴五分邮票,这种信,邮局不放在普通邮包中,优先发出,优先送递,大家就用这种方式急速通知各地,由于快信到北京要七天(津浦路尚未通车),到山西大同要十天以上,因此大家决定对较远的省份打电报通知,施今墨又主动请缨道:
“北平的团体我熟悉,我来打电报。”
后来,施今墨又与上海中医同仁商议,先在上海召集中医师及中药店开一个大会,要全体停业半天,举行一个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这个决议博得大家一致赞成,就定在上海六马路仁济堂施诊大厅举行。
到了那天,中医界一千多人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几百人参加,把一个仁济堂挤得水泄不通,不但大厅满坑满谷,连天井中也站满了人。这一次集会,大家慷慨激昂地抢着讲话,气氛很是热烈,只是站得稍远的人,什么也听不清楚。施今墨与上海医界的几个代表,利用口号的方式,领导大家一句一句高呼,对中央卫生会议议决的议案要反对到底。最后由谢利恒演讲,大家肃静恭听,谢老师就把已拟定的通电读出,定于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一时掌声雷动。提到经费问题时,大家争先恐后,各尽其力地捐了四千多元,施今墨更是当仁不让地掏出了自己的积蓄。
中医界这种振臂一呼、万众一心的反应,立即引起了上海西医界的反感,余云岫、汪企张、庞京周、范守渊四人在报纸上发出反对中医的言论。于是,中西医的代表如打擂台一般,在报纸上展开笔战。一日,上海一位中医拿着褚民谊发表在《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找到施今墨:
“施大夫,你看,这篇谈话,来势很凶。你要不要先看一下?”
“好。”
施今墨应了一声,先把原稿通读一遍,然后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而后直奔谢利恒老师家中,商讨对策。谢老师说:
“照报馆立场,褚民谊的谈话一定一字不易地刊出,你们要应付他的话,最好当夜拟写一稿送去,你是北方中医的代表,可以多方呼吁援引,联络南北中医代表。”
于是,施今墨连夜奋笔疾书,又请谢老师修改了一下,连夜油印了十份,分送各报,次晨果然全部登出,与褚民谊的文章,针锋相对。
到了3月17日,全国各地的中医代表纷纷抵沪,在当时上海最宏伟的上海总商会大厅举行会议,一时间人山人海,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大会开幕,由谢利恒主持,接着有六个省代表致词,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方言不统一,南方人不懂江浙人的话,江浙人不懂河南、河北的话,有两个代表,说得声泪俱下,而台下的人竟然一句也听不懂。忽然间,有一位福建代表跳上台来,拍着台子大骂卫生会议的议决案,大家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是见他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情,无不感动。施今墨见这种情形,主动请缨上台,将事先写好的标语举起来,带领大家喊口号:
“我们南北中医万众一心,一定要推翻国民政府的《废止中医案》。”
当晚,全国中医界代表又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大家觉得这次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前途未必乐观,因为这一次中央卫生会议,出席的人都是西医。谢利恒略带忧虑地说:
“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说:‘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看来褚民谊在集会时有绝大的领导力,而且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实际就是要废除中医……我们必须派几位与他们势均力敌的代表前去,才能和他们唇枪舌战,我看北京的代表里施今墨很有号召力,不妨让他作为其中一位代表!”
施今墨见谢老前辈亲自点将,慨然说道:
“既然谢老前辈要我出力,我绝无推辞之理。”
……
于是,施今墨等全国中医请愿团代表,择定日期奔赴南京。中医界经过了这一次大风暴后,就根据在上海总商会开大会第一天的日期(3月17日),定为“国医节”,又称“三一七事件”。从此之后,每年的3月17日这一天,全国中医界都要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
奔走沪上振臂呼,文辞当戟战群儒。
众望所归堪大任,铁马冰河走笔书。
第三节 赴南京两军对垒 舌战余云岫初露锋芒
1929年深秋,南京国民政府卫生委员会大门外,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穿着长衫马褂的中医们扯着红色条幅,集体喊着口号,仿佛要把门前那几株瘦弱的法国梧桐震得摇摇欲倒……
“这帮顽固不化的中医,没完没了地游街、请愿、示威……吵得人心烦意乱!快去看看,咱们请的余云岫先生来了没有?”卫生委员会陈主任拍着桌案,跺着脚,气狠狠地对手下吼道。
“来了,来了,余先生正在门外等候见您呢!”
“那还废什么话,还不赶快把他请进来!”
“是是是……有请余云岫先生——”
话音刚落,一身白大衣、中年意气的余云岫踱着方步走进了办公室。
“我的活菩萨啊,总算是把您等来了。您听听,这外面的请愿声,吵得人脑袋都大了!”
陈主任一见余云岫,脸上顿时堆起一团笑,又是端茶,又是点烟。余云岫望望窗外黑压压的人头,轻蔑地笑了笑,嘴里喷吐出的烟雾透着一股自负: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想我余云岫,心仰西学,多年来致力于医学革命,政府好不容易颁布了我提出的《废止中医案》,完成了我多年的夙愿。谁知道,这帮顽固不化的旧医竟然还不死心,搞什么游街、请愿,看着吧,我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余大夫,你知道这帮请愿中医的代表是谁吗?”
“谁?”
“就是中医界鼎鼎大名的施今墨!今天,你们两个要展开辩论,他必然坚决反对取缔中医,与你有一场唇枪舌剑的交锋,您——有把握吗?”
“哼,就算他是华佗再世,我也一定把他的陈词滥调各个击破,叫他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陈主任一拍大腿,腾地从靠背椅上跳起来:
“好,我就爱听您这话!来人,让施今墨他们进来吧!”
……
那么,这位极力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究竟有何来历?笔者在这里简单地补上一笔:
余云岫,字岩,号百之,1879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年少时曾学习中医,目睹中国科学落后、积贫积弱的现实,带着一腔报国之志赴日本求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余云岫的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启示。他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两相对比,觉得后者相形见绌。由此,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1916年,余云岫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1917年,余云岫写成《灵素商兑》一书,在书中痛批中医,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将中医学称为“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他甚至主张“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可以说,余云岫是中国“反中医”的第一人,他提出“废医存药”,反中医而不反中药。那么,余云岫为什么要这么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医呢?难道他对自己的祖国一点感情都没有吗?答案恰恰相反,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才急切希望中国的医学能早点取得进步。他在行医时,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轻易用外国的药,他说:“中国也有好药,外国也有坏药。国内自制新药与舶来的新药功效相等,作为医生就应采用自制新药。医生用药是在治好病,非不得已时,何必用舶来品呢?”即使在他年逾古稀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他仍想奔赴朝鲜参加救护工作队。正是由于对祖国满满的爱,对医学满满的爱,激励着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工作者,不怕艰辛,不畏险阻,为了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前赴后继,奉献自己。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大力发展,余云岫对中医的思想也多有转变,这当然是后话。客观地讲,余云岫也是一位医学大家,他对祖国医学救亡图强的愿望,应该说与施今墨并非完全是南辕北辙,只是思考的角度和出发点不甚相同,二人的意气之争,亦如争鸣之百家,依然闪耀着为祖国医学事业殚精竭虑、救亡图存的思想光辉。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施今墨是怎样与这位提出“废医存药”的人物进行思想之辩的:
卫生委员会办公室里,烟雾弥漫,一身长衫的施今墨,与一袭白衣的余云岫对视而立,两人眉宇间都是炯炯的锐气,一场中西医之间的舌战拉开了大幕。
“施先生,取谛中医案,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政府中一个替你们中医说话的都没有,可见,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奉劝你们,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服从政府的法令,不要再害人害己了!”
“余大夫,我请问,您原来是不是也是学中医的大夫?”
余云岫听了这话,似乎被戳中软肋一般,略作迟疑后,不屑地答道:
“这个,不假!”
“后来,您去了一趟日本,在东洋读了几年书,就反过来大骂中医,大说中医的不是,您这是不是数典忘祖,忘了自己是华夏子孙?”
站在施今墨身后的老大夫和祝谌予跟着说道:
“施大夫说得好啊,余大夫你别忘了自己也是中国人!”
余云岫瞬时提高了声调,有些义愤填膺地反击了起来:
“说什么数典忘祖,说什么背离国本!我这是尊崇科学、弃旧图新。自从到了东瀛,学习了西医的理论,我才知道,自己当年被中医荒谬的理论误导了,只有西医,才是真正诊疗精准、治病救人的医学,中医不过是荒诞的巫术。可笑你们这些顽固派,死守着伪科学不放,抱残守缺,一叶障目,真是可笑至极!”
施今墨双眉微凝,细细听着余云岫的辩词,徐徐回应道:
“余大夫,你张口‘巫术’闭口‘巫术’,请问,你凭什么说中医是巫术?”
“你们中医看病,讲的是天地、五行、阴阳、虚实,没有准确的诊断依据和严谨的科学理论做支持,这和算卦的占卜之术如出一辙,有什么区别?我请问,你们口口声声说的五行,在哪儿呢?你给我指出来瞧瞧?”
施今墨威而不怒,嘴角边露出一丝浅笑,一字一句地说道:
“天与日统领诸阳,地与月管辖众阴;天五行,风雨雷电雾,地五行,金木水火土,人五行,心肝脾肺肾。天地五行、阴阳虚实,看似很玄妙,实际上它不仅囊括了医药之学,同时又涵盖了天文、地理等人文之学,也包括西学所说的哲学。对于病人,中医会根据病人的性别、年龄、体质、症状的差异,辨证施治,一人一方,这既是宏观地看问题,又不失圆活机变之法,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不同,也是中医的可贵之长,怎么能和算卦、祷告之术混为一谈呢?!”
余云岫听罢,脸上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进而又说道:
“还有,你们中医的那些所谓的病名,什么气滞血瘀,心肾不交……既繁杂又空泛,既不能标准化,也不能具体化,不像我们西医,病灶在什么部位,有精准的科学依据。”
施今墨听到这里,不觉脸色一沉。余云岫见施今墨面有难色,以为自己占了上风,心中一阵得意,又咄咄逼人道:
“过去,中国人不是都请你们中医治病吗?活到四五十岁,就算长寿的了,你看人家欧美、日本,活上六七十岁很平常。施大夫,这你又怎么解释?”
施今墨思考片刻,徐徐答道:
“余大夫说的问题,不完全是医学的问题,还有更主要的问题,是和国家的安定有关!就拿清朝来说吧,康乾盛世时,举行了四次千叟宴,年纪最大的是104岁的温州老寿星郭钟岳,就是因为康乾两朝,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所以人的平均寿命和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有非常大的关系!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闭关自守,欧美和日本等疯狂侵略我们中国,迫使我们割地赔款,肥了他们!害了我们!同胞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哪有钱去看病?再说现在,虽然是民国了,但由于军阀割据,有些地方官吏贪污腐化,加上战争不断,水旱灾害频发,人民死走逃亡,民不聊生!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员大量伤亡。难道这些都是中医治不了病的责任吗?”
见余云岫一时语塞,施今墨收敛起锋芒,话锋一转:
“当然,我不否认,西医有很大的长处,中医确实也有自己的短处,比如余大夫说的中医病名繁杂……这也是我们今后要提高的地方!今后,我们要办中医学校,培养新式的中医人才!余大夫,你敢不敢相信,有朝一日,中医也能治西医的病!”
“哈哈,施今墨,你真是口出狂言,真有这一天,我余云岫定然登门负荆,甘拜下风!”
……
就在余云岫与施今墨争执不休时,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跑了进来:
“施大夫,我们找您半天了。汪精卫院长有十万火急的事儿找您,快跟我们到行政院走一趟吧。”
陈主任一听汪精卫的大名,心中不免有些幸灾乐祸,讽刺地说道:
“看来,中医请愿、游街的事儿把汪院长惊动啦,要对你们兴师问罪!嘿嘿,折腾啊!请愿啊!当代表啊……我看这回,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
施今墨整了整衣袖,对着余云岫拱手一礼道:
“余大夫,今日之辩,意犹未尽,咱们后会有期!”
“好,后会有期!”
那么,施今墨与余云岫到底还会不会再谋面?两个人分手后,各自的命运如何?二人对中西医迥然各异的见地,悬而未决的辩论,又会以怎样的结局公之于天下?这些问题,暂且留在后文中细细道来。正是:
中西之辩意未绝,白衣长衫短刃接。
一笑拂尘拱手去,徒留悬疑作辞别。
第四节 一诊可愈治顽疾 汪精卫送匾转乾坤
施今墨与余云岫一番舌战后,拱手而别,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走去……
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究竟为何火急火燎地请施今墨前去?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废止中医案》又和他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联?全国请愿团千余名中医的呼声和呐喊,最终又将如何收场?……
1928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汪精卫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随后,汪精卫坚持在各种场合提倡废止中医,并在政治上积极采取行动。转过年来,1929年2月,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余云岫、褚民谊再次提出《废止中医案》。这次大获成功,几乎是全票通过。为什么这次那么顺利呢?原来,这个中央卫生委员会是褚民谊等人精心安排的,褚民谊则是汪精卫的亲信,后来追随汪精卫叛国,在汪伪政权出任高官。他邀请参会的120名委员,是各地的卫生局长、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等人,全是西医。西医们在一起表决废止中医,当然是一呼百应。而汪精卫策划这场阴谋背后的目的,不过是借反中医的幌子,通过反中医全面否定中华文化,并进而为他全面投日做准备。如果废除中医这招起到了作用,接下来他就会大力宣扬日本人提出的“崖山之后无中华,明朝之后无中国”的荒谬理论,并倡导日本才是“华夏正统”,全面展开否定中国的“文化战争”。然而,由汪精卫全力推行,褚民谊、余云岫作为其理论支持的《废止中医案》,却因为汪精卫岳母的一场疾症而宣告破产,这还要从施今墨被请到行政院那天说起。
那天,施今墨刚走进国民政府行政院办公室,就听见汪精卫正在接听妻子陈璧君的电话。电话那端传来急促而泼辣的逼仄声,一身西装革履的汪精卫,半个身体伏在办公桌上,手托腮,眉紧锁,不住地点头应声:
“亲爱的,你消消气,我已经派人去请施大夫了,转告母亲,让她放宽心,她的病一定能治好!”
……
说到汪精卫的岳母,笔者还要补充一段历史资料:汪精卫的岳母名叫卫月朗,祖籍广东番禺。她早年与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一起到南洋谋生,是一个性格开朗、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女性。陈璧君的父亲是南洋当地有名的富商,他对几个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除送他们进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外,还从国内请了一位国文老师教授中文。陈璧君15岁时在当地华侨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当地的璧如女校读书。陈璧君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而且从小对政治十分关心,还在华侨小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陈璧君进入璧如女校的这一时期,孙中山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在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受其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成为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当父亲陈耕基知道陈璧君加入同盟会的事后,十分生气,坚决反对。他严厉地对陈璧君说:“一个女孩子,不好好读书,成天和一些男人在外边东奔西跑,像什么话?”为此,思想开明进步的卫月朗与丈夫发生了争执。她说:“我们对同盟会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怎么能随便责怪女儿呢。孙中山先生就在槟城,我们可以当面问问孙先生,听听意见再作决断也不迟啊。”于是,卫月朗带着陈璧君去见孙中山。孙中山热情接待了陈璧君母女俩,向卫月朗介绍了同盟会在日本和东南亚一带开展活动的情况,向她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他说:“为什么我们泱泱中国,屡屡遭受外国列强欺负;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如此灾难深重,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南洋谋生?就是因为满清政府黑暗、腐败、愚昧,污吏上下勾结,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如果再不起来反抗,我们的国家就会灭亡,我们的民族就会遭灭顶之灾。眼下,我们要发动大众,团结起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我们的国家才会强大。祖国强大了,民族兴旺了,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侨,才能挺直腰板,扬眉吐气啊。”一番话说得卫月朗连连点头。没过多久,卫月朗不顾丈夫的反对,也加入了同盟会。母女二人一同加入同盟会,这在当时极为少见,一时被传为佳话。
从上述资料中不难看出,卫月朗是一个思想进步、性格泼辣、敢想敢做的女性。由于久居南洋,接受西方思想,卫月朗一直深信西医,而真正使她对祖国中医医术心服口服,正是从施今墨为其诊病开始的。
汪精卫的府邸,满室西洋式陈设,看得人眼花目眩。藤椅上,一袭藏青色旗袍、头上裹着黑色布巾的卫月朗,深深的眼窝,挺拔高削的颧骨,尽管看上去满脸病容,却丝毫掩饰不住高贵优雅的气质。
“璧君,兆铭请的中医大夫来了没有啊?”
“母亲,我刚给兆铭打过电话,他说施今墨大夫马上就到!”
“若说旧医能治病,我是不信的。可事到如今,我得了这个怪病,连西医也束手无策,也只能让他试一试了!”
原来,卫月朗身患痢疾,汪精卫为其请遍了有名望的西医,仍然腹泻不止,眼看着卫月朗的身体每况愈下,吃什么拉什么,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汪精卫禁不住妻子陈璧君的压力,万般无奈,只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请施今墨前来看一看。
施今墨走进汪宅,卫月朗见其仪表不俗,客气地招呼他坐下。寒暄了几句,施今墨说道:
“老夫人,您把手腕伸过来,我为您把脉。”
施今墨屏息凝神。待诊脉完毕,卫月朗问道:
“施大夫,我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为何请遍了西医,都没有效果?”
“老夫人,中医把您得的这种病叫——噤口痢。症候就是腹痛、上吐下泻,最严重的是吃一点东西喝一点水,就要入厕排泄!人不吃东西还老排泄,这能够坚持几天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病!”
卫月朗一听施今墨每言必中,频频点头,目光中闪过一丝光亮,陈璧君在一旁急切地问道:
“施大夫,我母亲这个病是怎么得的?”
“是因为久病而脾胃两伤,中气败损所致,此病虽然凶险,但尚不至要命。”
汪精卫看着施今墨胸有成竹的样子,心中有些将信将疑:
“施大夫,我岳母这个病,吃了西医多少药都不见效,您有十足的把握?”
施今墨一边开方子,一边缓缓地说道:
“安心服药,此病一诊可愈!”
“什么什么?这么重的病,一诊可愈?!施大夫,您可不要夸海口啊!”
汪精卫一面说,一面在心里嘀咕着,这个施今墨,口气真不小,他究竟是华佗转世的神医,还是信口开河的江湖骗子?就在众人充满狐疑的眼神中,施今墨徐徐站起身,从容淡定地走出了房门,口中重复道:
“一诊可愈,决不食言!”
果然不出施今墨所料,卫月朗仅仅吃了三副汤药,病体就奇迹般地康复了。汪精卫心里暗暗称奇,想不到,西医束手无策的顽疾,就凭施今墨几副苦药汤,就能药到病除!在胜于雄辩的事实面前,汪精卫不得不深信中医的博大精深,他走到桌案前挥毫泼墨,笔走龙蛇地写下“美意延年”四个行书大字,并吩咐手下人:
“把这四个字制成匾额,一定要亲自送到施今墨大夫府上!”
手下人面带难色地回复道:
“只是,施大夫差人回话说——”
“施大夫说什么?”
“他说,只希望院长您看看中医能不能治好病,吁请您扶持中医事业!”
汪精卫听罢,眉头一紧,瞬间又松开,端详着纸上的墨迹,沉思片刻后说:
“好吧,宣布我的命令下去,废止刚刚颁布的《废止中医案》!”
一纸命令,举国皆欢,在17个省市、200余个中医界人士团体的集体请愿下,轰动一时的《废止中医案》终于破产,中医赢得了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事实上,汪精卫决定取消《废止中医案》,不仅仅是迫于众中医集体请愿的压力,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药材是当时国民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有势力的军阀头目出于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也都站出来反对取消中医、中药,再加上施今墨高超的医术,证实了中医的治疗效果,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汪精卫最终决定废止轰动一时的《废止中医案》。
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好名声,汪精卫顺水推舟,答应了施今墨吁请扶持中医的请求,于1931年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由施今墨担任副馆长。这一时期,施今墨踌躇满志,在革新中医、整理中医病名等方面开始了探索。他与陆渊雷等人主持草拟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积极倡导中医学术标准化和中西医病名统一。当时,中央国医馆的开支名义上是由国民政府每月支出5000元,但由于现实所迫,第二个月就减半发给,经济的拮据,使国医馆举步维艰,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中医培训班,一度要靠各地中医界人士的接济才能勉强维持。尽管中央国医馆的建立曾使中医界欢欣鼓舞,但成立后作为平平,形同虚设,不久施今墨便递交了辞呈。
1931年,施今墨又在北平东单马家庙5号创办了《中国医药周刊》,继续以笔为戟,为发展改革中医事业大声疾呼。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平第一次考核时,国民政府推举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四位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业界翘楚作为主考官,负责命题和阅卷。从此,这四位便被合称为“京城四大名医”。
1938年后,施今墨历任中医学社董事长、中医工会理事长、北平中医协会会长;1946年被华北地区推选为“国大”代表和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他多次提出发展和改革中医的建议,如《整理中医书籍案》《改革中药剂型案》《设立中医学校及中医院案》等,遗憾的是,都未被国民政府采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施今墨曾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并在协和医院、儿童医院等门诊部工作。还曾先后到明德堂药店坐堂应诊,并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政府提出了开办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和中医研究院等振兴中医的建议。这些建议,在新的时代都变为了现实……
一诊可愈治顽疾,乾坤反转险化夷。
汪贼送匾延美意,顺势而为乃名医。
第五节 “四大名医”相援相引 悬壶济世美誉京城
20世纪20年代,施今墨与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并称“京城四大名医”。他们四位医家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对近百年中医界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四位医家相互援引,志同道合,他们的人生道路,恰是一部中医百年兴衰史的缩影。
下面,笔者简单介绍一下孔伯华、萧龙友、汪逢春三位医家:
孔伯华(1885—1955),幼承家学,研讨古医籍,新中国成立前曾与萧龙友先生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历时15年,毕业生达七百余人,擅长温热病学,喜用石膏。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时,曾明令废止中医。这一反动政策,立即激起中医界的极大公愤。各地推出代表齐集上海进行抗议,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进行斗争。孔伯华先生被推为临时主席,全国舆论支持,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并被迫同意成立国医馆。1955年孔伯华逝世,周恩来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他的寓所吊唁。
汪逢春(1884—1949),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对湿温病多有阐发,启迪后学。热心公益事业,尤注重培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42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为中医中药界培育人才,虽是短期培训性质,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如霍文楼、杨叔澄都是主讲教师,近代名医郭士魁就是当时的学员。他热心教育事业,提携后进,多有贡献。
萧龙友(1870—1960),出身诗书之家,自幼熟读经史、诗赋,兼习书法。1897年,中丁酉科拔贡,不久即入京担任八旗官学教习之职。辛亥革命之后,曾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财政部经济调查局参事等职。1928年,萧龙友深感数十年宦海浮沉,无济国事,遂生隐退医林之念,不久即弃官行医,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萧龙友成为一代名医,既无家传,又无师承,完全靠自学成才。幼年时的萧龙友就对医药很感兴趣,族中有人开了一家中药铺,他有空时常去识药。在成都尊经书院学习期间,他也抽空阅读中医书籍,每有心得即作笔。进入仕途后,萧龙友仍然继续研修医学,并在公务之余以医济世,免费为患者看病,收效良好。1928年,萧龙友弃官行医,在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建了一寓所,开始了正式的行医生涯。
说起“四大名医”之间的援引往来,很有一番故事可讲。1930年,孔伯华与萧龙友合作,共同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在学院困难时期,二位先生竭尽全力倾囊维持。孔先生和萧先生还在学院开设门诊,以诊费补贴办学经费。该学院开办十余年间,毕业学员数百人,对当时处于逆境中的中医事业起了挽救和促进作用。
汪逢春先生也曾创办医学讲习会、中药讲习所,培养了众多中医英才。汪先生不仅向学生传授精深的医术,而且与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每逢假日,汪先生常携弟子一同登上北海琼岛。在琼岛上的揽翠轩中,汪先生一边与弟子们杯酒小酌,欢言畅语,一边为他们阐释医理的真谛。有时,先生还与弟子们共乘一舟,荡漾于太液池的碧波之上。师生同游的快乐,春风化雨般的教诲,给学生们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印象。
在四位医家中,施今墨与萧龙友有着相似的身世背景,同样出身于诗书之家,同样在面对国事忧患时弃政从医,二人志同道合,颇有相敬相慕之感。一次,施今墨在与萧龙友小酌畅谈时,敬重地说:
“萧先生,当年川中流行霍乱大疫,许多行医者惧怕感染,潜居不出。你冒着生命危险携带中草药沿街巡视,见到病人就进行治疗,从死亡线上拯救了多少患者……萧先生之医德文风,在下钦佩不已。”
萧龙友去世时,施今墨深感悲惋,挥腕写下“硕果不存”四个字。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
“我老而未死,仍能在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这是最大的幸福……写在老友萧龙友逝世之后,以‘硕果不存’四字吊之。”
施今墨始终将其他三位名医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良师益友,把救死扶伤、为患者解除痛苦看作自己终生的事业。
医脉文风自益彰,同气相求写诗行。
京城名医四君子,春秋契阔慰民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