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六朝之风

追随苦雨斋的人，大多注重的是朴素二字。废名、江绍原、张中行诸人，走的是这一条路。我记得周氏在文章中，谈及对雍容华贵的文风的反感，所摈弃的，正是满口道理、专饰外貌的雕凿之风。中国文人的作品，不知何时，染上了铺陈、排场的习性。文字贵于华丽，又要义理的深刻，其结果是，像青年的女子的浓妆艳抹，天然的美质反不见了。周作人的一生，反对伪态的东西，做文与做人，以质朴为根，有一点陶潜之气，又似袁宗道那么随和，可说把上古时的清淳之美继承了下来，在文坛形成了精神的另一翼。周氏的门人，或从学理上沿着此路前行，或在性灵上灌注精诚之思，给当代文坛带来了一股柔和的风。其影响虽然不大，但深层的隐喻则不容小视的。

晚清以后的中国，因为思想布道的任务很重，作家学者，在文章里都多少扮演宣教者的角色。或背负着历史重负苦苦倾诉，或成为精神的机器，文章里洗练、清寂的东西少了。周作人早年文字亦有说理的痕迹，后渐有变化，慢慢告别载道的传统，向言志的方向苦苦努力着。废名在《知堂先生》中形容他“渐近自然”，可谓道破天机，将其神态画出来了。俞平伯也觉得，中国历史上，像知堂这样的人物不多，原因也是没有制艺之气罢。其实文学也好，学术也好，是朴素、平白的劳作，一旦繁文缛节，走入八股，便面目可憎，人的原本的质地消失了。废名在《〈周作人散文钞〉序》中说：

我总觉得新文化在中国未曾成立过。新文化应该是什么？我想那应该就是一个科学态度，也就是一个反八股态度。统观中国，无论那一家派，骨子里头还正是一套八股。当初大家做新诗，原是要打倒旧诗的束缚，而现在却投到西洋的束缚里去，美其名曰新诗的规律。张竞生提倡爱情定则，而不久张竞生乃是道学家的变本加厉。我不以为他昨是而今非，昨日也未必是，今日也未必非，本来只是一副八股的精神，所以经不住事实的试验，终于要现出原形相。不说别的，至今中国何曾有一个研究学问的空气？仍然脱不了一个“士”的传统，“学优”就“则仕”了，至少是要谈政治。[51]

反对八股没有错，但大多的反八股者，自己便成了新八股的作俑者，其状深为人所叹。而在周作人、废名、张中行诸人那里，是难看到此点的。从这一点看苦雨斋派的文章，当可见其特有的价值。

周作人为文的特点是举重若轻，轻描淡写，能减不增，以平实为本。《药堂杂文序》云，自己写作的方法是，怎么思，便怎么写，讲清楚了就是。早年写作时，他极羡慕平淡自然的境地，晚年于此更为注意，与宣传、口号式的写作大异其趣。其《饭后随笔》《知堂回想录》，几成化境，如清水出芙蓉，景观之美，为他人所不及的。废名早年的作品，也在走这样的路子，周氏看了，颇为喜欢。他在《枣和桥的序》中夸赞废名说：“废名君用了他简练的文章写所独有的意境，固然是很可喜，再从近来文体的变迁上着眼看去，更觉得有意义。废名君的文章近一二年来很被人称为晦涩。据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询问学生的结果，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废名、俞平伯由于过于看重文体，行文之中多少有点遮掩，与周氏便略有区别。后人模仿周氏，多形似而难神似，看来还是学识与境界使然，非刻意便能学到。一些研究新文学的人，很不喜欢俞平伯的匠气，我想原因就在这里的。

自然、平易，不求闻达与深刻，便使周氏作品有了另外一种韵致，也可说是深刻吧。他写人记事，或谈古论今，都无架子，可谓“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胡适等留洋归来的人，动辄长篇大论，专著多多，而周氏不屑于此，仅以随笔见长，甘于小的样式。你读一读《雨天的书》《永日集》《风雨谈》等，当有谈笑自如之感，让人久久难忘。他说自己著述，并无深意要说，不过是聊以消遣，但意思却是真诚的。所以，他的文章，没有玄学，亦无晦涩的学理，讲的都是常识、体验之类，于是赢得了杂家的称号。《药堂语录序》就说：

我不懂玄学，对于佛法与道学都不想容喙，语还只是平常说话，虽然上下四旁的乱谈，却没有一个宗派，假如必须分类，那也只好归到杂家里去吧。

这一句话是不无真诚，在那时则很是少见。以小为乐，甘于淡泊，都不是刻意为之，其中的诚恳与挚意，我们是可以感到的。

天下的事情，本无玄言那么复杂，然而文人的出现，却将此繁复化了。苦雨斋里的人，不屑于与革命者为伍，又与艰深的大学讲章保持距离。以宁静笑对市井，用冲淡自娱人生。这让人想起六朝文人，虽状态有别，但志趣略近。在现代史上，不能不说是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