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打出国门
“中国远征军”是一个悲壮而伟大的历史名字，是中华儿女用热血染红的光荣称谓。1942年2月，为保卫滇缅公路的国际交通线，支援盟军在东南亚对日作战，中国军队10万人进军缅甸。
第一阶段作战历时半年，转战1500公里，中国军人浴血奋战，屡挫强敌，取得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棠吉收复战等重大胜利。但最终因密支那作战失去先机，英军在联合作战中消极避战，导致盟军出现兵败如山倒的结局。野人山大撤退遗留的累累白骨，记录下中国军人的耻辱和遗恨。
一条大动脉，中华民族命悬一线
在所有已知的历史描述中，20世纪的人类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无疑最为惨痛。在那个极端主义的时代，人类第一次在理论上将一部分同类定义为非人，进而以正义之名展开了对这些“非人”的灭绝行动。于是，战争、杀戮、掠夺、奴役，都在人类的痛苦体验中达到了极致。
如果邪恶代替了正义，抑或邪恶以正义之名肆意泛滥，那么它有时也会获得本不具有的诸多优势，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和破坏力毁灭着人类自己。
人们常说，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可事实上，邪恶的泛滥从未停止过它对正义的肆意侵凌。在一些特殊的阶段，甚至一次比一次理直气壮。对于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实，难道能说是造物主刻意的安排？
纳粹德国“科学地”消灭了成百上千万的“劣等人”，尔后将他们的骨灰撒在瘠薄的土地上以改善土质。日军肆虐长三角，像刈草摘菜一样屠杀了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他们之所以下得了这样的狠手，是日军将这些无辜者看成了“劣等人”。也许，对于那些邪恶的始作俑者来说，把受害者当作劣等人、猪狗一样的动物，他们的兵士就会消除所有的负罪感，放开手脚去作恶。并且，通过屠杀来强化这种认知，无限膨胀作为优等民族的优越感，进而让官兵保持旺盛的士气。
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我们的仇敌，旧日本陆军的士气之旺盛，远非代表正义一方的同盟国军队所能比拟。于是，珍珠港事变爆发后的短短几个月之内，日军兵锋所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几乎是以行军的速度攻占了整个西北太平洋地区。
美、英、荷的数十万殖民军队坐拥优势装备，控制着几千公里的战略纵深，面对日军的突袭，竟然稍一接触，兵败如山倒。犹如雨点打起的水泡，还未成形就被日军一个个踩碎在脚下。在菲律宾，在新加坡，两地的悲剧惊人地相似，10万左右的重兵，装备精良，补给充足，又是以逸待劳，却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就向几万名远道而来的肮脏的日本人投降了。
大英帝国的虚弱老底真是一捅就破。在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的军人眼里，这些日本兵下巴突出，牙齿外露，前额后缩，还是罗圈腿，通观全身，又矮又矬，怎么看都比猴子强不了多少。但愣是这些“黄皮猴子”，将大英帝国的东方事业掀了个底朝天。
丘吉尔哀叹道：“在日本战争机器可怕的威力打击之下，昔日白种人在亚洲的形象破碎了。”
于是，就像传染病一样，溃败的消息一经传开，缅甸、印度的殖民当局惊恐万状，感到失败的厄运即将来临。
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恐慌，这时的日军还根本没有做好进攻缅甸、印度的准备。
照理说，缅甸资源丰富，位置重要。进占缅甸，西可威胁印度，做好与德国在中亚会师的姿态，北可扼住中国，一举切断中国唯一的外援通道，促使蒋介石政权崩溃。
日本人战术出类拔萃，战略上却十分低下，在这个关键点上老问题又暴露无遗。当然，造成日军的战略误判还有一些客观原因。
首先是兵力不足。此时，日军南方军还未结束马来半岛的作战，而和平进驻泰国的第15军也仅仅辖有两个二三流的师团，并且这两个师团的一部分兵力尚在运输途中。
况且，第15军的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正忙于和泰国政府签订占领协议，满心欢喜要做泰国的太上皇，哪里顾得了一片蛮荒的缅甸？
等了一段时间，不见日军有任何行动，印、缅殖民当局又从恐惧转向了侥幸。他们安慰自己说，缅甸不同于马来亚，地貌复杂，环境恶劣，战略纵深较大，加之又有印度作后盾，一时半会儿不会丢失。
白种人固步自封，一向瞧不起有色人种。他们虽然畏服于日军的武力，但对日军的其他能力却不屑一顾。他们此时并不知道，日军之所以暂缓进攻缅甸，除了兵力不足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日军在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的手里还握有另一把牌。
早在1940年7月，日军参谋本部的铃木敬司大佐就按照秘密指示，进入缅甸，煽起了缅甸的民族独立运动。
次年1月，铃木敬司成为“南机关”的负责人，该机关直属于日军大本营，目标更是被明确为切断滇缅路。
此后，铃木敬司领着一群间谍到处煽风点火。他们出入寺院，结交僧人，扶植德钦党，煽动缅甸对英国人和中国人的仇恨。
缅甸是个美丽的佛教之国，南传佛教一家独大，僧人地位很高，信众十分虔诚。日本也是个佛国，不过佛教到了日本竟然水土不服，蜕变成了邪教。日本军人中不乏佛教徒，但他们却可以一手持剑，一手持经；一边杀人，一边念佛。
最初，缅甸的和尚见这些日本人不是照相馆的老板，就是求佛的和尚，个个行止端正，到处礼佛诵经，只道是同种同教，真心来帮助他们这些弱小民族的。因而，仅一年的光景，缅甸的民意竟倾斜到了日本人这一边。
历史真会开玩笑。它若反复无常起来，恐怕魔鬼都不是它的对手。
日本人对铃木敬司的计谋十分看重。1941年11月5日，在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最终确定了《关于促进结束对英美荷蒋战争的草案》。其中，为使英国屈服，特别规定：“促进缅甸独立，利用其成果刺激印度独立。”
日本人在政治上并不是完全低能，他们至少看到了同盟国的软肋：西方国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代表正义，那么这些被殖民的弱小民族的苦难又是谁造成的呢？所以，英、美这些殖民帝国比起德、意、日来，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当然，英国人不这样想，美国人在危机面前也不会这么认为。但是，缅甸人、印度人受够了殖民主义的罪，在他们眼里，日本人作为入侵者虽然也不是什么好鸟，但他们宁愿跟魔鬼签订卖身契，也不愿继续做英王乔治六世的臣民。
英国老爷们对此充耳不闻，甚至可以说是掩耳盗铃。在有些人看来，好日子不多了，日本人说来就来，再不享受就没有机会了。
因此，直到开战之后的几个月里，虽然缅甸、印度战云压顶，但英国殖民者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来自中国的军事援助。因为他们是老爷、阔少，根本不需要来自穷人的任何帮助。
珍珠港事变爆发后，中国军队为应对来自泰国日军的威胁，曾从第93师中抽出一个加强团，由刘观隆率领，从滇南进入缅甸的景栋、大其力一带。不料，印、缅殖民当局大发雷霆，认为中国人侵犯了他们的核心利益，不由分说就把中国军队撵了回去。
转过年去，日军在东南亚频频得手，英国在远东的殖民统治即将崩溃，直到这时他们才感到了危险。但他们明知力量不足，却还是停留在“日不落帝国”的旧日光环里，不肯放下高傲的身架，向中国求援。好在中国政府已与日军血战几年，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没有过多计较，再次要求英方允许我们帮助他们。
这样，我们一再委曲求全，总算是满足了英国人的虚荣心，这才勉勉强强允许中国军队的一个师进入缅甸。但英国人还不客气地附加了一句：“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来自贵国的军队。”
帮忙打仗还要自带干粮，真是不可理喻！
当时的中国还是弱国，蒋介石自然知道其中的原委，但他忍住了。他知道，眼下多说无益，只有用战争来教训这些惯于恃强凌弱的“英夷”，有你求我的时候。
转眼又是一月，日军不再观望，在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的鼓动下，饭田祥二郎中将的第15军突破泰缅边境，攻入了缅甸。日军攻击之顺利、英缅军作战之无能，不仅令蒋介石感到意外，就连日本人也感到不可思议。
1月19日，日军一个大队几百人就轻取缅甸要地土瓦。
日军势如破竹。31日，第55师团进占缅甸第二大港口毛淡棉。
英军败退至锡塘河一线，河西不远就是仰光，缅甸局势岌岌可危。
英国人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下慌了手脚。他们再也顾不得体面了，主动向中国方面探听口风：“可不可以加派一个师来缅甸？”
蒋介石等的就是这句话。近100年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诸多屈辱和灾难都是拜英国人所赐，能看到英国人跪地求人的样子，也不失为快事一件。
短暂的愉悦过后，蒋介石还是要收拾心情，帮英国人保住缅甸。当然，帮助英国人就是帮了中国自己。为抗战大局计，蒋介石毫不吝惜，一出手就是3个军10万人。这3个军分别是杜聿明的第5军、甘丽初的第6军、张轸的第66军。此外，在滇南、昆明一带还驻有关麟征、宋希濂的两个精锐集团军。
中国军队实力雄厚，看似战局将趋向平衡，陷入两军对峙。可谁能想到，此后的短短几十天内，东南亚战局急转直下，日本人挟胜利之势如泰山压顶，英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防线如雪崩一般崩溃。
2月15日下午，驻新加坡的95000名盟军向日军投降。在这些人中，约半数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其余为印度人。
几天之后，盟军与日军展开爪哇海战，又是盟军大败。日军像突然间挣脱樊笼的恶魔一般不可阻挡，爪哇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2月23日，锡塘河防线崩溃。英印军第17师丢下南岸的印度旅，炸毁大桥，落荒而逃。至此，锡塘河与仰光之间，除了溃兵与难民外，已无任何抵抗力量。
英国人的信心崩溃了。此刻无论是前线的将士，还是英国国内的要员，满脑子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撤退！撤退！赶快撤退！
印缅战区总司令韦维尔爵士真够背运的。不久前他在非洲战败，刚刚被调到印缅战区，可消停日子没过几天，迎接他的却是更大规模的溃败。面对新的危局，他睁着仅剩的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在“一战”中被废），对即将赴任的驻缅英军统帅亚历山大面授机宜：“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保护印度为主旨。”
远在欧洲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愤愤地说：“在亚洲一片黑暗的日子里，罗斯福却要我为中国人看守缅甸。对英国人来说，放弃100个缅甸，也不会比丢掉1个印度更重要。”
随着局势的骤变，英国人的心里又起了微妙的变化，保住印度对英国来说自然比缅甸重要得多。蒋介石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早就看穿了英国人的自私和势利。
早在上任之初，韦维尔为了表示对中国的重视，曾装模作样地飞到重庆，向中国政府示好。
蒋介石将客人迎入官邸，寒暄之后就单刀直入，将中方的意见和盘托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派8万精兵入缅作战。”
不料，韦维尔这个缺少外交风度的爵士非但不领情，还双肩一耸，冷冷答道：“如果由华军解救缅甸，那将是英军的耻辱。”
翻译用汉语复述了一遍。蒋介石刚才还是满脸堆笑，瞬间笑容就凝固了。
再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双方不欢而散。自此，在蒋介石的心里，原本就厌恶“英夷”的成见又加重了几分。
他知道，这些“英夷”从来没安过什么好心。他们先是用鸦片将中国人变成了“东亚病夫”，后来又为了鸦片贸易率先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中华民族长达100年的苦难史，很大程度上是拜这些“英夷”所赐。对于这笔孽债，英国人也心知肚明。他们害怕中国崛起之后向他们算账，因而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打压，千方百计地要遏制中国的成长。
缅北密支那、腊戍一带原为中国领土，英国人占据缅甸之后，使了无数伎俩将这块土地侵占了过去。对此，英国殖民者还不满足。他们为了进一步控制局势，在滇西、缅北一带，到处煽风点火，激化土著对汉人的仇恨。
本来，滇缅一带盛传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土著慑服于诸葛亮的神威，动辄称之为“诸葛老祖”，认为自己是诸葛亮的后代，人人以此为荣。在某些地方，有些土著甚至认为诸葛亮还活在世间。一提起诸葛亮的大名，就立即为之色变，紧张上好一阵子。英国人为了消除汉文化的影响，竟荒唐地编造了一个八擒孔明的伪故事。说是诸葛亮（字孔明）南征孟获，不仅寸功未建，反而被孟获俘虏了8次。如此颠倒黑白，真难为了英国人的想象力。
另外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英国人的险恶用心。
滇西僳僳族聚居区，一个取中文名“梁之音”的英国传教士在此活跃了二十多年。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精通僳僳族语言。僳僳族没有文字，他就用拉丁字母创造了一套僳僳文字。这看上去是件好事，怎么说也是给蛮荒带来了文明。哪承想在他编写的僳僳文课本里，第一节的几行字竟是：“汉人来了，我怕。”
对于英国人的险恶，蒋介石内心充满厌恶。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在中国人头上拉屎撒尿，他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反击。
他的第一个撒手锏就是公开支持印度独立。
1942年2月，时为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出访印度。在印度，他不顾阻挠，见到了“圣雄”甘地以及政治领袖尼赫鲁，他们都是英国人仇视的对象。访问的尾声，蒋介石公开发表文告，支持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更有力度的是，蒋介石还取得了美国的支持与声援。
英国人恼羞成怒，把中国看成了未来阻碍其殖民霸业的头号敌人。
20世纪的英国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输得一塌糊涂。他们太过自私、小气，他们就像中国传说中的怪兽貔貅一样，只进不出。最终，适得其反的是，他们丢掉了绝大部分的殖民地。甚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就连北爱尔兰、苏格兰都闹着要独立出联合王国。
这是英国人的软肋。
1942年的缅甸，中、英双方的仇敌日本人正猖狂时，中、美、英一边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人，一边不遗余力地闹起了内讧。
无论如何，中国人对解救缅甸还是一片真诚。这不只是出于道义，更是为了自救，但英国人却降低了中国军队解救缅甸的热情。
尽管蒋介石对帮助英国人不“感冒”，但缅甸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东部港口全面沦陷，中国的主要外援通道只剩下四个：以香港为中心的走私路线；西北连通苏联的路线；由越南进入广西、云南的印度支那路线；由缅甸进入云南的滇缅路线。
1939年底日军发动的桂南会战，致使南宁陷落，日军切断了越桂公路。次年9月，日军又以武力进占越南北部，彻底切断了印支路线。而在此前后，香港当局也迫于日军压力，停止了向内地的物资运输。
1941年年初，坏消息接踵而至。苏联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也停止了从西北边境线上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中国抗战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滇缅路线就成了支撑中国的唯一希望。
滇缅路线名声很大，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滇缅公路。在国际上，滇缅公路一直是中国抗战的象征。翻开有关它的介绍，一张“24拐”的航拍照片总会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了滇缅公路标志性的一段。
飞机盘旋在高山峡谷的苍茫云海中，飞行员俯瞰地面，一大片墨绿之中，竟有一条白带像长蛇一样盘曲在深谷之中。他们拿起相机，按下快门，拍下了这世间罕见的奇观。
数一数照片上的那些急促的拐弯，竟有24个之多。每个拐弯都超过了90°，每个拐弯的外侧都是绝壁深谷。开车的人都知道，汽车行驶在如此艰险的路面上，危险性自不待言，恐怕还得像螃蟹一样横着走来走去。这个“24拐”早已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成了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的标志性象征。
这一地带自古就以艰险著称。两千多年前，当香料、茶叶、丝织品被马帮运往印度后，印度的佛经、阿育王塔也被带到了中国西南。这条道路成就了小乘佛教在云南、缅北的兴盛，将这些蛮荒之地改造成了清净佛国，它也有了一个典雅而神秘的名字“蜀身毒道”。中国的古人称四川为“蜀”，印度为“身毒”，自古以来这条路都是神秘与诡异的代名词。
而从1937年以后，这条古道的一部分开始揭开神秘的面纱，被世人所认识。
这条碎石铺就的简易公路，北起昆明附近的下关，中经以漾濞、永平、保山、龙陵、潞西，由畹町出境，最终到达缅北的腊戍，全长959.4公里，其间80%的路段是高山河谷。这些高山中有世界上地质最为复杂的横断山脉，有中国最为湍急的河流怒江和澜沧江。怒江的意思一望可知，光听名字就知道它发怒咆哮起来该有多么厉害，并流南下的澜沧江也丝毫不逊色。
在这样的环境里筑路，单靠当时简陋的设备与技术，几乎是天方夜谭，但这条路还是开工了。不但开工了，当时还创下了一个筑路史上的奇迹。
1937年11月，南京政府为应付局势的恶化，正式下达指示，由中央拨款200万元，责成云南省主席龙云限期1年内修通滇缅公路。
可交通部却惶恐不安，对云南年进度平均几公里的筑路能力，他们心知肚明。原滇西省道昆明至下关几十公里的毛路，就整整修了12年。如今要再从下关往边界延伸，不要说400公里少不了，还要翻越许多高山峡谷，按当时的进度，那又是一个12年。英、美盟国也断言“起码3年”。
但云南王龙云有自己的办法。
沿路的县长都收到了省政府令，知道军情紧急，因为政府令的封套上赫然粘着一根鸡毛。另外他们还收到一个木盒，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副闪着寒光的手铐。省政府令简洁明了却态度明确：分配该县路段，务必在期限内完成。逾期未完成者，县长自带手铐，来昆明受处罚。
如同签下军令状一般的使命自然令县长大人们不敢耽搁，心急火燎地开始征集民夫。云南省的青壮年多数都当了兵，可征用的民工非常有限，当地政府就从沿途的几十个县征集。征集来的民工计有汉、彝、白、傣、回、景颇、藏族等十多个民族，达25万余人，每天出工人数高峰期超过20万。
这是一支奇特的筑路大军，应征的民工自带口粮、炊具、衣被和筑路工具，长途跋涉赶到工地。他们白天筑路，晚上睡在自己搭成的窝棚里，真是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缺乏筑路机械，民工们只好使用锄头、十字镐、铁铲、撬棍、扁担、竹箕、草绳、钻子、大锤、炮杆、黑火药等近乎原始的工具。在语言不通、夜间露宿、饮水不洁、瘴气弥漫的原始森林中不断赶工，施工期间很多人罹患各种疾病，甚至死亡。
修路需要压路机，他们的压路机就是石碾子。石碾子大约有1.8米高，重量一般在3～5吨之间。如果采石场在附近，人们就因地制材。但更多的是要到较远的地方去寻找石料制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石碾子弄到公路上就成了问题。许多石碾子都是靠劳工们人拉肩推才从山林中弄出来。上坡时没有多少问题，石碾子比较容易掌握。但是下坡时由于石碾子所产生的巨大惯性，许多恐怖的事故就发生了：那些来不及躲避的劳工常常被失去控制的石碾子压死，有时也会捎带上一些孩子。
筑路的牺牲非常大，据1938年9月21日的《云南日报》记载：
……永昌（保山）以南路工死于瘴毒的数目很可惊人，筑梅子箐石桥的腾越200民工，只有一半生还……曾经有不少的征服自然的男女战士粉身碎首，血肉横飞，怪可怕地死于无情的悬岩底下，怪凄惨地牺牲于无情的大江之中，还有不少的开路先锋则死于恶性疟疾的暴力之下。据大约统计：牺牲于上述种种缘故的男女民工不少于二三千人……
牺牲虽大，滇缅公路却创造了人类史上的奇迹。整个工程挖填土方1123.26万立方米，石方110.3万立方米，修建大小桥涵2032座，而时间却仅仅用了9个月！其沉重的代价则是二三千民工的生命。
滇缅公路因此被新闻媒体和史学家称为“血路”。
当时，不少国际友人赞叹这是“用手指刻出来的公路线”，是一条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路”，是“中国第二个万里长城一样的奇迹”。
而中国人自己则说是“通往东京之路”。言下之意，他们要将日本人打回老家！
毫无疑问，战时滇缅公路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象征。
这条“血路”果然不负众望，刚通车时它每个月的货运量不过1000吨左右，到了1940年，已经达到1万吨，而1942年新年前后，每月的运输量竟高达1.5万吨。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记载：仅从1939年7月至1942年5月的近3年中，滇缅公路上就有1万多辆汽车在奔波，抢运的军需物资共计45.2万吨。
不夸张地说，滇缅公路就是中国的生命线，是连通中国巨人的大脑与心脏的主动脉。
滇缅公路既然对中国如此重要，日本人自然千方百计地想掐断这条大动脉。
1940年，日本政府在《帝国国策纲要》中称：“攻取缅甸的目的就是要截断中国与外界的最后一条交通线。”
1940年7月16日至10月17日，日本人趁英、法联军在法国溃败之际，威胁英国关停滇缅公路。英国人当时还没有和日本人撕破脸，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竟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滇缅公路关闭长达3个月。
之后，日军言而无信，步步紧逼，把侵略魔爪伸向了英属殖民地，英国人这才知道上了日本人的当，遂重新开放了滇缅公路。一年多以后，日军终于出现在了缅甸的土地上，这次，他们要亲自切断滇缅路，掐断中国的生命通道。
中国已没有退路，整个中华民族命悬一线。
一个体力即将耗尽的巨人，被对手死死扼住喉咙，要么等死，要么拼死一搏。
中国军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他们走出国门，踏上了缅甸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既为自己、也为世界正义力量拼死一战。
同古之战，孤军打出神威
生死存亡的决战，中国的军队以正义之名出兵异域。
出征的那段时间，整个滇缅路上尘土滚滚，人声鼎沸。北上的货车，一辆紧随一辆，抢运着从港口卸下的军用物资。迎面南下的，则是第5军的上千辆运兵车、炮车、装甲车、坦克、辎重车。从保山、惠通桥、龙陵直到畹町，出国境至腊戍，几百公里的滇缅路上，成了人的海洋、车的洪流，浩浩荡荡，甚为壮观。
第5军的200师行进在全军的最前沿。这些官兵个个身着草黄色军装，背挂斗笠，戴着少见的树胶眼镜，肩挎各式武器，精神饱满，威风凛凛。再看车头，都插着一面小小的青天白日旗。车身上贴满了用中、缅双语书写的标语：“中国军队为保卫缅甸而来！”“缅甸是中国最好的邻邦。”
车队穿山越岭，飞度深谷，不顾坡陡路滑，不管瘴气弥漫，沿着滇缅公路，锐意前进，直奔南方而去。
沿途艳阳高照，青山层叠，野花遍地开放。远处，两层高的竹楼里飘出缕缕炊烟，高大的热带树木晃动着奇异的身姿。高山耸入云端，深谷窥不见底，道路七曲八折，农田、村镇、佛寺、行人无不展现着与中国内地的迥异。官兵们心潮起伏，是激动，是愁绪，是对日寇的恨，是对家乡的恋。壮士远征，马革裹尸，为的就是保住这异国的绮丽与家国的安宁。
沿途人烟稀少，但车队只要进入村镇，就会冒出来许多夹道欢迎的华侨，而当地的土著则因为惧怕军队而逃散一空。
华侨们知道远征军要来，早早就做好了准备。车队刚刚出现，他们挥舞彩旗，高喊口号，扔香烟，抛饼干，送水果，递熟食，各种慰问品像雨点一样扔进车里。官兵们喊着不要再扔了，可仍然挡不住华侨的殷殷之情。为了激励远征军将士，他们又递上旗帜，红旗白字上书“战必胜”“不胜不还”等字样。官兵们深受感动，杀敌报国之志更坚。身为先锋的200师官兵，神圣中又有几分荣耀。
200师的名气很大，它是中国陆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它的前身是军委会直属战车营，1937年3月被改编为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1938年1月，依靠从苏、德等国购进的武器，装甲兵团被改编为第200师，师长杜聿明。当时，该师辖有两个战车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以及工兵、炮兵、搜索等辅助部队。当年11月，200师被扩编为第5军，杜聿明升任军长，200师师长遗缺由汤恩伯部第89师副师长戴安澜接任。一年之后，200师担任主攻，在昆仑关重创日军第5师团，击毙其“钢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一战成名。
此时的200师师长戴安澜——一位来自安徽贫苦农家的子弟，站在车上远望着隆隆前进的钢铁洪流，自然是意气风发。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作为出国第一战的先锋统帅，戴安澜激动之中也感到了肩头责任的沉重。
几天前在腊戍，他曾受到蒋介石一连五次召见。这份荣宠，在中国军队抗战将领中是独一无二的，这让他感怀不已。
3月1日夜，戴安澜接到英国人的电话，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已经到达腊戍，又急着要召见他。
此时，正值他的叔祖父戴端甫老先生病逝。戴安澜能够进入黄埔军校，全靠这位当时在广州任团长的叔祖照应。此后十几年里，戴安澜在军界沉浮，戴端甫屡屡予以教诲。戴安澜能达到今天的成就，得力于这位叔祖的地方实在不少。
但戎机万里，国运危殆，正是男儿效命疆场之时，个人的悲欢怎么能够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戴安澜强忍悲痛，连夜驱车由遮放赶赴腊戍。
次日黎明，车抵腊戍，他首先见到了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交谈了几句，就随林蔚去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缓步而出，像往常一样满面带笑，端详了戴安澜一下，只见戴安澜身材魁伟，脸颊丰满，双眼炯炯有神，好一个英姿勃勃的战将。蒋介石非常满意，不住地点头微笑。
他首先询问前线的动态，戴安澜一一作答。
一般性的客套后，蒋介石切入主题问道：“200师现在何处？”
戴安澜平静地答道：“部队已到达遮放。”
蒋介石沉默片刻后指示说：“你今日先开一团到腊戍，其余待命。”
戴安澜明白，伟大的远征战即将开始，他压抑着兴奋答道：“谨遵校长之命。”
入夜，晚宴。蒋介石再次召见戴安澜。
杯盏之间，蒋介石问得更为详细。毕竟200师是中国最为精锐的嫡系部队，戴安澜是他最为看重的黄埔学生。
次日上午和下午，蒋介石又两次召见戴安澜。深夜11时，戴安澜正在通过电话布置军务，而蒋介石的召见令再次到来。
戴安澜急忙赶到，蒋介石作了最后交代：“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这里森林极多，与国内不同，要针对这一情况研究战术对策。要尽快赶到仰光，一方面协助英军防务，另一方面要把前一阶段羁压在仰光的军用物资赶运回国。另外，要尽力解救正处在危险境地的英国军队。”
戴安澜听得有点糊涂，要赶运军用物资，又要尽力解救英军，二者之间会不会有所冲突呢？
蒋校长的威严不容他去多想。对于军人来说，最高统帅的命令只能去无条件服从。
蒋介石看着戴安澜，问他对这些任务清楚不清楚，能不能完成。
戴安澜深知，蒋介石一天之内三次召见，这对一个出身黄埔三期的师长来说，可谓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对他的厚望与重视，不管千难万难，都必须拼死完成。他沉浸在激越之中，向校长保证：“学生一定全力以赴完成校长交给的任务，虽死而不惜。”
汽车已经驶过腊戍，前面不远就是梅苗。戴安澜从回味中醒过神来。但见沿途山高林密，蕴气蒸腾，一路之上，他心潮起伏，想起诸葛亮南征之事，当即诗兴大发，作出两首绝句：
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
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
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
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诗中，“岛夷”“夕阳”指的显然是日本侵略者，而要功业超过秦始皇，又以诸葛亮自比，真可谓豪气干云，英雄不凡。
身边有参谋对“花如许”颇为不解，戴安澜解释说，当年武乡侯诸葛亮南征返程时，缅人依恋不已，武侯安慰他们说，我还会回来。缅人询问重来之期，武侯指着身边的芸香草说，此草开花，我即重来。芸香草极少开花，纵是100年也难得一见。不想去年，芸香草竟遍地开花。大家想想，这不是武侯又回来了吗？缅人自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大家说，这不是我军旗开得胜之兆吗？
话音一落，众人相视而笑，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个伏笔呢。
3月6日，戴安澜带领师部率先到达同古。在这里，他见到了从南方败退至此的英缅第一师师长斯考特及其部下。
两军兵合一处，中国军队的任务是协助英军防守同古。戴安澜是个急性子，与斯考特没寒暄几句，就急不可耐地问起敌情来。
斯考特及其部下却一起摇头，原来他们对日军情况竟是一无所知。
戴安澜又问日军的战法，得到的答案还是摇头。
再问他们同古防御工事的情况，他们总算开口说了几句，但也是支支吾吾、含混不清。
联想到上午不少英国官兵睡到日上三竿还不起床，戴安澜心中又气又急。这还是当年号称“日不落帝国”的钢铁之师？这些英国人慵懒到这种程度，还算军人吗？哪里能够指望得上他们？
稍后，戴安澜带人巡视同古城防。同古城四面平原，城东为锡唐河，城西北10余里有克容冈机场，城中有铁路穿过，铁路向南可至仰光，向北可至缅中重镇曼德勒，西连普罗美，东接毛奇。战略位置如此重要，日军自是志在必得。但同古城无险可守，虽说老城区有一圈高大的城墙，但毕竟挡不住日军重炮的几轮轰击。看来，只有延伸防御，并做好巷战的准备了。
出城不远，英军的工事就出现在了眼前。所谓工事，也是因陋就简，糟糕得不成样子。散兵壕刚刚掘开，连蹲一个人的深度都没有。至于外围阵地，就连这点工事都谈不上。再看他们的官兵，懒懒散散，吃喝偷抢，毫无生气。原来，殖民军中，连长以上的军官全由英国人、印度人担任，排长以下才轮到缅甸人，而士兵则全是印度人、缅甸人，造成官兵之间对立严重，所以与日军交火英缅军总是一触即溃，不堪一战，也在情理之中。
此时，缅甸战局的恶化已超出了想象。
3月10日为日军的陆军节，他们企图于此日之前占领仰光以为节日贺礼。
3月8日，200师的599团、600团开进同古的这天，由于英军不战而逃，仰光落入敌手，成全了日军的美意。
留给中国军队的时间不多了，戴安澜不等598团与师直属部队到达，即下令现地部队构筑工事，安排作战任务。
部队到腊戍之后，本来英国许诺的运输车辆、给养、燃料都落了空，他们集中所有的物资去修筑通往印度的公路，中国军队只好步行。200师的上万名官兵风尘仆仆赶到同古时，已是疲惫不堪。
戴安澜深知自己部队的金贵，200师装备精良，战绩辉煌，和第5军的其他部队一样，大多数军官均毕业于正规军校，很多士兵都有高小、中学学历，这样的条件整个国军少有。可心疼归心疼，作为师长，戴安澜面对日军随时都会杀到的危险，一咬牙便将亟待休整的部队派了出去。
为形成纵深防御，戴安澜打算把军部直属骑兵团另附步兵一连推进至皮尤河及其以南12公里处，搜索警戒，遇敌则逐次抵抗；尔后他又将598团派往同古以南十多公里的屋墩。其余部队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领，在同古城区及锡唐河一带构筑主阵地。师指挥所暂设于克容冈机场，由师直属部队与军部工兵团守备。但直到3月11日，军直属骑兵团才赶到皮尤河，而工兵团平射炮营也于此日才赶到同古，差点误了大事。
计划停当，戴安澜即下令各部即刻构筑工事，尽力储备油料粮弹。
3月12日夜，新任驻缅英军司令官亚历山大来到同古，次日又在英军师长斯考特和中国师长戴安澜的陪同下视察同古防务。亚历山大不谈防务，只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中午即乘机离去。戴安澜不得要领，猜不透英国人的想法，而上面又没有新的指示，只好命令部下一如既往，赶修工事。
同古是各路神佛的戏台。亚历山大前脚刚走，两天之后，新任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就紧随而至。
史迪威是美军中少有的战术专家，深得美军实权人物马歇尔的赏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本他将要作为美国陆军某个军团的司令官，被派往非洲或其他方面开辟第二战场，但鉴于他是美军中的头号“中国通”，因而在这风雨飘摇的时期被派到了东方。
史迪威这年59岁，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他身板瘦硬，面目冷峻，头发稀疏，但梳理得很精神，显出性格非常坚毅，但有时也很幽默。
他见200师士气旺盛，作战计划周详细致，特别是防御工事构筑坚固，火网编织严密，交通壕四通八达，掩蔽良好，另外还设置了反坦克阵地，不由得大为称赞。
戴安澜紧随在侧，史迪威见戴安澜气度不凡，而又身着普通士兵的服装，于是就产生了几分好感，连声夸戴是“好师长”。史迪威为人尖酸刻薄，在美国军界人送外号“醋乔”。他很少夸赞别人，戴安澜作为一个贫弱国家的师长，能获此公如此夸赞，戴安澜的素养和能力绝非浪得虚名。
站在工事中，顶着烈日的烘烤，史迪威面对众多中国官兵，用流利的汉语说道：“你们是我的好部队，中国军队是很好的军队。”
接着，又非常动情地演说道：“我要带着你们去收复仰光，还要同你们一道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要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中国军人不但不亚于任何盟国军队，而且会胜过他们。那时我就死而无怨了。”
史迪威和他的总统一样，也是一个善于鼓动的高手。大家齐刷刷地盯着史迪威那蓝色却充满激情的眼睛，听完他这番豪气冲天的话，无不心潮澎湃，豪情万丈。自戴安澜以下，200师官兵们心中都在念叨着一句话：得好好教训教训小鬼子！
剑试锋芒的机会终于到了。
3月18日，英军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突然全面撤退了。斯考特、亚历山大他们晃来晃去，不谈防御，原来早已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在缅甸，英军算是把大英帝国的脸面丢得干干净净。前面，英军只顾逃跑；后面，日军只顾追击。日军的猖狂和不可一世在这片南亚的土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不全是因为他们厉害，主要是还没遇到像样的对手。
当天午后，像急行军一样追来的日军，在皮尤河以南12公里处遭到200师一连骑兵的迎头痛击。当下日军遗尸数十具，仓皇退去，英军总算能喘口气了。中国军队检查日军尸身上的符号，得知当面之敌为日军第55师团。
前哨战干净利落获得胜利。之后，该连星夜撤至皮尤河南岸，与骑兵团主力会合，准备阻击来犯之敌。
次日拂晓，天色尚暗。日军第55师团112联队的一个小队坐着摩托车和汽车，气势汹汹闯到了皮尤河大桥上。
河岸、路旁堆满了名贵的柚木，看来这队日军还不知此前发生的战斗，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看稀罕。突然一声巨响，大桥轰然倒塌，桥上的日军连人带车掉入河中，后续车辆紧急刹车，霎时拥堵于南岸公路上。此时枪声四起，我军的重机枪从桥下到桥南反复扫射，日军躲避不及，很多都做了我军的活靶子。
战斗开了个好头。
但日军毕竟训练有素，意志顽强。他们翻下大桥后，马上反应过来，从汽车里爬出来，在桥下寻找掩体，组织抵抗。桥南的日军更是张狂，两个军官抽出军刀狂呼乱叫着率部向我阵地扑来。
桥北我军阵地上，排长王若坤是个出了名的神枪手，他见这两个日军军官如此猖狂，不由得火冒三丈。他从部下手中抢过一支步枪，两个点射，就将这两个鬼子撂倒在地。
挟胜利之威，骑兵团的装甲车也适时出动。这对于只顾追击而没有重装备的日军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时间不长，这支日军的搜索小队除几人窜入甘蔗地逃生外，绝大部分都被包了饺子。
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我军共缴获步枪20支，轻机枪2挺，二轮和三轮摩托车19辆，另有汽车、手枪、地图若干。日军遗尸30多具，其中被王若坤打死的两名军官，一个是中尉联络官，一个是少尉指挥官，从这名中尉联络官身上搜到的文件与日记发现：日军第15军占领仰光后，企图以3个师团兵分3路展开全面进攻，西路仰光至普罗美方向为第33师团，中路仰光至曼德勒方向为第55师团，东路第18师团尚在泰国景迈与缅甸毛淡棉之间，而第56师团则作为第15军的总预备队。
歼敌人数虽不多，但情报价值巨大，这一仗打得太值了。
200师师部，戴安澜在分析着刚刚得到的情报。
此刻，他已得知当面之敌为日军进攻中路的第55师团。第55师团组建于日本善通寺，进入缅甸是首次作战，战斗力处于中游。对这支部队，戴安澜倒不是很担心，他顾忌的是其他两个师团。
对于第18师团，中国军队一点也不陌生，算是老冤家了。18师团组建于北九州的久留米，为四联队制的甲种师团，所部士兵多是孤儿，军国主义毒化最为彻底，战斗力十分强悍。该部曾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此时刚刚结束马来作战加入缅甸战场。该师团自参战以来，还未尝败绩，因而极其嚣张。在此不得不提的是，南京大屠杀中，欠下中国军民累累血债的就是这个第18师团。
而第33师团，中国军队也不陌生。从华中到华北，它几乎无役不从。几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虽然胜绩不多，表现平平，但毕竟久经战阵，战斗经验十分丰富。
至于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一样，同样来自北九州的久留米，其兵员构成几乎是第18师团的翻版，战斗力自然也不弱，在马来之战中就出了不少力。说来也怪，九州岛地瘠民贫，民风剽悍，男人以从军为职业，日军最为悍戾的第6、第18、第56师团都是此地的“特产”。
如此看来，缅甸战场上200师的对手不弱。面对这样的态势，自杜聿明以下，中国军队高层军官心里多少有些打鼓。此时，200师孤军深入，远离芒市主力970公里，距第6军最近的一个团也有160公里。
200师成了实实在在的孤军。
险情却激起了戴安澜的豪情。狭路相逢，敌强我弱，戴安澜想起战国时期秦赵阏与之战前，赵奢对赵惠文王说：“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今日同古之战又何异于阏与之战？！
戴安澜面沉似水，他握紧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对身边的人说：“我等着鬼子来，准叫他们措手不及，抛下上千具的死尸。”
日军主力说到就到。3月20日晨，200师骑兵团团长林承熙得知大批日军到来，害怕与日军死磕，即不顾师部的命令，率所部转移阵地。
戴安澜闻讯大骂林承熙胆小如鼠，坏了大局。战前，戴安澜就有预感，林承熙因害怕接受任务，自昨天开始就不接戴安澜的电话了。戴安澜知道，骑兵团直属于军部，自己不便责罚，无奈之下，只好派598团团副黄景升率第1营前去接防。
公正地说，日军不但机动性强，吃苦精神和耐力都不错，他们可以不眠不休连续追击几天几夜。从这一点上说，英国人输得不冤。首先杀到的是日军143联队。黄景升所部匆忙上阵，兵力又少，面对强敌，只能且战且退。21日凌晨3点，我军一部被截断退路，而猛将第2连连长王志夫所率的一排官兵连下落都不得而知。戴安澜闻讯，忧虑万分。
3月22日，真正的较量拉开了大幕。日军长驱直入，小原泽幸藏大佐的步兵第112联队配备十几门重炮，直指我军屋墩阵地。屋墩阵地在同古以南12公里，由我598团1000多人守备，配备有迫击炮、速射炮，是同古以南的核心阵地。
598团是200师的精锐，200师步兵指挥官兼598团团长郑庭笈少将，原在荣誉第1师郑洞国麾下，参加过昆仑关战役，打死中村正雄的那几发迫击炮弹就是在郑庭笈的指挥下打出的。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598团在郑庭笈的手中，已被锻炼成了一支钢铁之师。他们进驻屋墩十几天来，一刻不闲，在村庄外围构筑了许多掩体，这些火力点因地制宜，构筑得十分巧妙，在村庄内则构筑了坚固的复廓阵地。日军兵力虽然数倍于我，但第一次碰到硬茬，强攻一天，遗尸遍野，竟毫无进展。
与此同时，日军第143联队从西面绕过屋墩，直趋同古城而去。一日之内，日军第55师团的主力就齐集同古，看来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
戴安澜向军部上报敌情，得到的答复却是死守待援，但援军还在几百公里之外，一周之内也到达不了同古，援从何来？形势如此险峻，看来只能恪尽职守，拼死一战了。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深夜，战场陷入暂时的宁静。200师师部内，戴安澜拿起笔来，写下了两篇遗嘱。
一篇是写给他的妻子王荷馨的，书云：
亲爱的荷馨：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于此即诵
心安
安澜手启
（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生活费用，可与志川、子模、尔奎三人洽取，因为他们经手，我亦不知，想必他们必能本诸良心，以不负我也。又及。
另一篇致军中至交，内云：
子模、志川、尔奎，三位同鉴：
余此次远征缅甸，因主力距离过远，敌人行动又快，余决以一死，以报国家！我们或为姻戚，或为同僚，相处多年，肝胆相照，而生活费用，均由诸兄经手。余如战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极痛苦，物质生活更断来源，望兄等为我善筹善后。
人生相知，贵相知心，想诸兄不负我也。手此即诵勋安。
安澜手启
写完之后，戴安澜将遗书连同日记一起装入作战皮包。他决心要杀身成仁，因而多年养成的写日记的习惯也不得不中断了。
次日拂晓，日军第112联队不甘失败，集中炮兵、战车、战机，掩护其步兵向我屋墩阵地发起猛攻。激战终日，我阵地工事破坏严重，但守军顽强抵抗，誓死不退。有的地带森林茂密，日军不敢贸然进入，就先以轻重机枪进行扫射，在确认没有埋伏后，才敢前进。很多日军都受过丛林战训练，他们进入树林后，便在树上架起轻机枪，向远处的我军射击。起初，我军因经验不足受到一定的损失。后来，我军改变战术，在重机枪射击时，一半用高射架支起，瞄准树上，一半瞄准地面。这样一来，树上的日军连同机枪都纷纷掉落下来。
从早到晚，日军共发起了六次进攻。我军伤亡不小，598团团副黄景升中校不幸殉国。战斗胶着之际，军、师防炮部队及时赶到，击毁敌战车5辆、装甲车7辆。同时，守军组织突击队向敌左翼进行反击，敌猝不及防，伤亡500多人，全线溃退。
这天的战斗，让日军胆寒心碎。日军俘虏供认说：“从边境打来，过仰光到庇欧，我们始终是在行军，直到同古，我们才打到硬仗。”
而日军战史也承认：“战斗十分激烈，不能轻易突破。”
但这仅仅是个序曲，以后的战斗将会来得更加惨烈。
24日早晨，作战参谋陈尚藩随200师副师长高吉人，一起来到200师指挥所。
戴安澜见到他们，脸上漾起笑意，拍着陈尚藩的肩头说：“年轻人，初次上火线，你可别怕。”
陈尚藩还未作答，一阵爆炸声突然在指挥所后方响了起来。
戴安澜看着陈尚藩一脸惊愕的样子，安慰他说：“你不用怕，我料到敌人要从后方迂回攻击，早已将预备队留出，敌人一出现我就把他们派出去了。”说完，招呼陈尚藩吃早饭。
这次发起进攻的是日军的一支骑兵部队，兵力不大，但由于是突袭，所以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炮弹在指挥所附近不停地炸响，弹片飞得满地都是，门窗被震得乱晃，房梁上碎屑噼噼啪啪乱掉，可戴安澜端起饭碗照吃不误，淡定的脸上一直挂着浅笑。电话一响，他就放下碗筷，跑到电话机前指挥前线战斗。交代完毕，撂下电话，又回来接着吃，还忙里偷闲说句俏皮话：“依他打，我们的肚子可不能空着，还是得吃饭。”
稍后，日军的攻势不见减弱，戴安澜遂决定以高副师长为首，将师部人员及负伤官兵由同古正面撤出，然后转往城东的锡唐河东岸，在那设立新的师部，以确保与漂贝军部的联系。这批人走后，他自己仍留在原处，带着两三名卫士，擎着手枪，坐在电话机旁照常指挥。
当日下午14时，日军第143联队的1000多人突然出现在克容冈机场。
原来日军连日苦战，连一个屋墩这样的前进阵地都无法拿下，第55师团师团长竹内宽中将大发雷霆。自入缅以来，第55师团所向披靡，声威大著，不想在同古城下，竟被一群中国的“草鞋兵”挡住了去路。
“可恶的支那（中国）人！”竹内宽一边骂，一边观察地图。随即，克容冈这个地名就进入了他的视线。
克容冈位于同古城西北约6公里处，这里有一处机场和火车站，从火车站里延伸出来的铁路通往平满纳和曼德勒，占领它就可以切断守军的后方联络线，进而南北夹击，将守军压迫在锡唐河畔，围而歼之。
于是，竹内宽命143联队绕过屋墩和同古城，由缅人带路，迂回到同古城西13公里处，沿小道杀到了克容冈。
战前，戴安澜就判断日军将沿铁路进犯，且很有可能向我后方作迂回包围，因而对克容冈机场与锡唐河大桥予以格外注意。但担任守备的工兵团却疏忽大意，没有认真布防，致使日军攻入机场。战斗刚开始，工兵团长李树正就被日军击伤。李树正畏敌避战，竟率部后撤，以致日军轻取机场，并切断了该方面的交通线。此时，虽有598团的一个营坚持抵抗，但已无力回天。
克容冈机场失守，守军腹背受敌，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
戴安澜召集各团团长以及直属营长，讲明形势的严峻，庄严宣布：“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必死守不退。”
说完，他威严地扫视了一下身旁的团、营长，接着说道：“此战有进无退，有死无生，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各团、营、连、排、班长，务必预立遗嘱，指定代理人。”
说罢，全场肃然，人人心理上都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
会议正在进行之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
由于伤亡增大，后援不继，在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后，598团坚守了3天2夜的屋墩阵地终于失守。
屋墩之战，打得异常精彩。日军以一个完整的步兵联队，另外有战车、炮兵、战机支持，竟然被我一个步兵团打得士气尽丧。
日军战史《缅甸作战》称：“师团自代库北进以来，在屋墩还是第一次与强敌遭遇，由于轻敌致使进攻受挫，而且从前线不断传来攻占敌阵地的误报，使指挥陷于混乱与苦战。”
机场、屋墩接连丢失，日军完成了对守军的三面包围。守军只有收缩战线，才能避免被日军各个击破。于是，会议决定，放弃城南的前进阵地，集结全部兵力，全力保卫同古。同时，由于师部已迁往城东，城内的指挥就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代理。
会议将散之时，郑庭笈，这个黑瘦的海南汉子，被他的师长握住双手，嘱咐说：“城内之事，就拜托给兄弟了。死生由命，与兄共勉。”
郑庭笈头脑敏锐，英勇善战，戴安澜初次见他便大为赞赏。昆仑关大战后，戴安澜硬是把他从荣誉第1师要了过来。在戴安澜的心目中，郑庭笈就是他的左膀右臂。
回想往昔，联想到马上就要诀别，郑庭笈不禁热泪盈眶，他哽咽着说：“庭笈谨遵师座之命！”
他知道，自己在城内尚有三个团七八千弟兄陪着，而戴师长身边则仅有一个补充团。军人效命疆场，生命早已不为己有。如此大智大勇，真乃大丈夫的本色。
夜色暗沉，零星的枪炮声此起彼伏。时间不容耽搁，在悲壮的气氛中，大家纷纷散去，消失在黑暗之中，向各自的战斗岗位奔去。
深夜11时，戴安澜才领着卫兵来到城东的新师部。今天日军倾力猛攻，我军连失要地，各团、营长均报所部伤亡较大。但戴安澜一如往常，波澜不惊，还是带笑向高副师长交代了一下，即离开师部，亲赴前线指挥。
次日，日军第55师团师团长竹内宽见守军都已退入城中，自己的战术计谋已经奏效。当即便调整部署，以步兵第112联队为右翼，步兵第143联队为左翼，另以骑兵第55联队配属一个步兵中队沿锡唐河向北攻击。竹内宽非常奸狡，他企图从西北、西南、东南三个方向对守军进行合围，将守军歼灭在锡唐河畔。
阴险歹毒的计划！
戴安澜知道，现在他不仅要左右开弓，撑住南、北两方面的压力，而且还要防备东面，踢开从背后偷袭的敌人。假如他是一位精通剑术的高手，那么检验他技击水平的时刻这就到了。
他穿梭在城内的各个要点，检查疏漏，矫正失误。而日军也没闲着，他们调整部署，四处火力侦察，意图寻找突破口。守军沉着应战，火烧森林，进攻的日军无处藏身，抛下大片尸体，仓皇退去。
当晚，戴安澜回到师部，脸色苍白，喉咙嘶哑，战况的激烈已不容他安然就寝。10时左右，他躺在电话机旁，刚刚合上眼睛，电话铃声就响了。
原来，日军装扮成缅人攻进城西北角，入城日军已超过一个大队，守军600团官兵几度反击，但日军利用房舍庙宇以及墓地围墙顽抗，后续日军又不断开来，600团虽付出很大伤亡，第3营营长王玖龄重伤，但仍不能挽回败局。
戴安澜遂命600团撤至铁路以东，位于598团与599团之间，三个团背水而阵，与锡唐河东岸的守军补充1团前后策应。
整整一夜，师部的文职人员在睡梦中听见师长叫喊：“柳团长，你要尽力守，不许退，不许放进一个敌人。”“刘团长，你要死守这一个缺口，没有援军，没有补充，人打完也要守。”
次日清晨，戴安澜一脸倦容，对即将突围去安全地带的高副师长说：“高兄，请你报告军座，我决不后退，我们伤亡大，可是敌人比我们更大，我要死守同古，争取国军的光荣，牵制敌人的兵力。”
他不知道，就在昨天日军完成对同古包围的同时，他的军长杜聿明也已作出了相似的表态。
杜聿明在电报中信誓旦旦地向蒋介石保证：“同古之敌已被我军吸引，拟即遵示以有力之一部击破当面之敌，然后转取攻势，予敌以致命打击，一举收复仰光。一切准备可于30日前完成。”
击溃敌人！收复仰光！
这是蒋介石的想法，也是史迪威的想法。戴安澜的上级个个都充满了狂热，而戴安澜的200师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筹码。
一定要撑到新编22师、第96师赶到，一定要让敌人全面溃败。
但眼下形势却在一点一点恶化。天亮以后，占据城西北角的日军像甩不脱的狗皮膏药似的，跟随600团撤退的路线，兵分数路向市区突进。戴安澜急命598团2营向600团增援。敌我在市区展开巷战，双方互不相让，直至逐屋争夺。由于日机10余日的连续轰炸，同古城早已变成一片瓦砾场，居民也逃散一空，守军与敌交起火来，根本无所顾忌。战斗激烈之时，双方相距只有二三十米，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吞噬着双方的血肉和生命。战至黄昏，日军阵地枪声大作，但日军攻击力已达极限，此番进攻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在遭到重大伤亡后，日军又匆匆退了回去。
26、27日，日军的攻击仍无进展。
一到攻击受挫，日军的老毛病就会发作——施放毒气。但几年抗战下来，我军早已不是初期的那支见毒就慌的部队，尤其是200师这样的王牌师，早就做好了防备。一线官兵看见烟雾向阵地飘了过来，便纷纷戴上防毒面具，日军的伎俩没有得逞。
日军不甘失败，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更为卑鄙的招数。日军把在中国战场上俘虏的中国军队官兵胁迫到缅甸，编入日军的步兵班，而军曹、机枪手都是日本人。在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攻击时，他们就强迫这些俘虏兵冲在最前沿，并要他们向守军高喊：“枪向上，莫打自己人！”守军一听，都愣住了。他们分明听出，这些“日本兵”操着山东、江浙、东北等地的口音，显然是自己的兄弟，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戴安澜得报后，指示守军向这些士兵喊话：“放下武器，就地卧倒。”然后，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敌后续部队见毒计失败，就纷纷掉头逃去。这样，不少被俘虏的士兵又趁机跑了回来。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日军又将在昆仑关因伤被俘的200师19名士兵派了出来。这些士兵原本属于200师598团，被俘后被送到台湾集训，最终做了日军的走狗。此次日本人把他们派回来，跑到守军里就为刺探军情。戴安澜眼明心细，在检查阵地时认出了其中的一人，当下心里嘀咕：此人不是被俘虏了吗？怎么突然又回来了？
戴安澜治军一向严格，对官兵都非常熟悉。全师大小官佐几百上千，他都能认得出来。他感到此人有些问题，立即命人将他抓了起来。经过审讯，此人交代了实情，并供出了其他潜伏人员，日军的阴谋再告失败。
日本人机关算尽，又厚着脸皮捡起了他们的老战术。
以往，日军每次向我阵地发起攻击，官兵多化装成缅人或土著，身着红衣黑裤，赶着牛车，车上装载枪弹，表面覆盖一层农作物，企图混入守军后方进行破坏。一开始，还能蒙混过关。中国军队身处客地，不敢轻易得罪缅人。25日深夜，600团的阵地被攻破，就是中了日军的这招奸计。
这次，他们还想故技重施。但他们还未接近守军阵地，就被守军喝令停住了。
守军哨兵警告他们不要上前，带路的缅人不顾警告，上前解释说：“我们是缅人，给城里运给养的。”
守军已经吃过这样的亏了，况且也得到了戴安澜的训令：发现不明身份者，一律予以击退。于是再次警告，那个奸细还要上前，守军的枪声终于响了。
后面的日军以为已经败露，纷纷从牛车里拽出家伙，向守军射击。哪知道守军放的是空枪，本意是要吓唬他们离开。这些日本兵做贼心虚，听见枪声就主动把自己给暴露了。
这下哪还用守军费劲？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傻的愣的都做了活靶子，奸的滑的掉头就跑，捡了一条命。
智商低的总是低估别人的智商。日军头脑僵化，一个战术在同一战场上竟然多次使用，结果焉能不败？
3月27日午后，援军新编22师第64团接近了同古。在同古以北的南阳车站，与开往叶达西（同古以北约20公里）的日军第143联队的第二大队遭遇，敌我双方展开激战。
同古日军屡战屡败，战斗将近10天，损失兵力高达数千，而中国援军又已接近同古。第55师团师团长竹内宽无计可施，已丧失了独力作战的信心。他要等待战机，等待野战重炮兵第3联队的增援，因而放缓了对同古的攻击。
开战之初，戴安澜心中也是没底。按照国内的经验，中国军队一个师还从未有过力阻日军一个师团的先例。日军一个师团兵力一般在2万人以上，中国一个师兵力仅仅在1万人左右，日军往往能以一个联队、有时甚至一个大队击败我一个师。进攻同古的日军师团虽然缺少一个步兵联队，但兵力、装备仍在守军之上。没想到，200师以弱当强，竟然能够予敌重创。戴安澜的自信陡然增长了许多，他向军部发电：敌势不甚猛，我师仍可支持。
3月28日，驻滇缅参谋团长林蔚根据前线战报，也在致重庆的电报中判断“敌兵力为一师，尚无后续部队，战斗力不甚强”，意图坚守再战。
但就在他们的电报一前一后发出不久，战况便发生了逆转。
下午，沉寂了大半天的同古城，从东南面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城内的郑庭笈接到戴安澜的电话，原来大批日军从同古以南30公里处渡河，正向师指挥所攻击中，599团3营和师部特务连不敌日军，眼下急需增援。郑庭笈闻讯，立即将598团的两个连派了过去。他没有多余的兵力可派，因为此刻日军主力又向城内攻了过来。
原来，日军的援军也到了。这次，他们不仅等来了野战重炮兵联队以及6架轻轰炸机，而且也意外地见到了第56师团的搜索联队。
第56师团代号为“龙”，其官兵均以“龙兵团”自诩。从马来半岛一直杀到新加坡，该师团的表现一点不输于第5、第18这些大名鼎鼎的老牌师团。
第56师团于3月19日自新加坡出发，24日先头部队登陆仰光。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见同古城久攻不下，对第55师团失去信心。于是，第56师团刚刚进入缅甸，就接到饭田发来的指令：“第56师团应迅即前出同古附近，做好尔后的战斗准备。”
26日，第56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刚刚到达仰光，就立即以精干力量组成第56师团搜索联队，急速向同古进发。
该联队下辖两个乘车步兵中队，一个装甲车中队（有装甲车6辆），一个通信小队，人员404名，汽车45辆。另外，还配属有两个乘车步兵中队（其中一个为机枪中队），一个野炮中队，一个辎重兵中队，一个工兵小队。整个搜索联队与配属部队，兵力约1000人，联队长为平井卯辅大佐，跟随指挥的则有第56师团参谋长藤原武大佐等参谋主官。
这支日军兵力虽然不大，但仅从步炮配合、机动能力以及指挥构成来看，就让人不可小觑。
在整个战役中，这支日军给中国军队带来了致命伤害。而同古之战，仅仅是它肆虐的开始。
平井联队一到同古，便立即投入战斗。此时正值缅甸的旱季，锡唐河水流缓慢，水深及胸，日军全副武装向对岸徒涉。
戴安澜发现敌情，立即组织抵抗。由于连日苦战，200师虽然打死打伤三四千日军，但自己的伤亡也高达2500多人，此时的戴安澜身边，已几乎无兵可调。城内援兵到达后，戴安澜手中也只有两个营的兵力。
平井联队不愧是精锐之师，他们很快就突击到了200师师部附近。戴安澜手提冲锋枪，组织师部人员抵抗。不久，599团3营等部队杀到，师部才转危为安。
几天后，已到达安全地带的戴安澜感慨道：“28日这一仗，是我所经历过的恶仗中最激烈、最难打、最险恶的一仗。”
战至29日拂晓，城内各团与师部的电话联络被切断，只听见城东的锡唐河畔时而枪声激烈，时而转入沉寂。600团团长刘少峰和599团团长柳树人每隔几分钟就把电话打到郑庭笈那里，询问戴安澜的情况，追问师部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
此时，第55师团已把重点放在了城北。昨天中午，新编22师的主力到达战场，午后攻克南阳车站。此战，他们击毁日军战车5辆、炮6门，俘虏日军37人。
日军第55师团害怕腹背受敌，便改变了攻击方向。他们企图在解决新编22师后，再一举围歼200师。
但戴安澜仍然是生死不明，城内的郑庭笈等高级军官个个焦虑不安，生怕师长有个闪失。
黄昏时分，顶着西方的满天晚霞，前去增援师部的598团7连连长石磊派人赶了回来。其中，还有两个缅人，他们是戴安澜组织的缅甸人便衣队成员。来人把戴安澜的亲笔命令交到了郑庭笈手中，并交代由这两个缅甸人做向导。
命令说：奉军长杜命令，要200师于29日夜间从色当河（即锡唐河）东岸撤出同古城，沿河东岸到叶达西集中待命。撤退时部队由郑庭笈指挥，余在河东岸掩护。
原来，中国军队指挥部已发现日军援兵已到，而我第5军还未集中完毕，根本无法进入反攻。按照预定的指导原则，遂取消了围歼同古日军的作战计划。
早在3月3日，在腊戍作战会议上，蒋介石就已留好了退路。会议上，戴安澜和参谋团团长林蔚、第5军军长杜聿明、第6军军长甘丽初一道，听蒋介石如此交底：
“若第5军之集中尚未完成，敌即已占领仰光时，我应视敌兵力之大小以决定我是否反攻。若敌兵力小，我可即行反攻；若敌在2师以内，我仍可反攻；若有3师，则反攻不易，故第5军主力仍应在后方集中。”
“若第5军之主力业已集中，而敌对仰光进占时，如敌兵力为一师，我应对其反攻。”
“若我第5军主力尚未集中，敌即进占同古时，200师应死守同古，一俟第5军大部集中，即行反攻。”
很不幸，中国军队碰到的都是最坏的情况。
3月28日，当同古之战达到高潮时，第96师却还在平满纳起运途中。之后，火车突然出轨，部队停滞达一天一夜，根本不能如期到达同古。而第5军的战车、炮兵部队也由于英方不肯配合运输，无法按时集结。
事实上，即便是援军此刻来到，200师也难以为继了。
3月21日，日机偷袭英军马格威空军基地。英军战机还未起飞，就被炸毁、炸伤40余架，飞虎队的6架飞机也同时被毁。同古之战刚刚打响，英缅空军就全军覆灭，日军取得了缅甸的制空权。而失去空中掩护的200师，在日军的陆、空立体攻击下坚持12天，已是弹尽粮绝。
杜聿明对此一清二楚。老头子为了人前显摆，非要将200师置于如此危险之境，而史迪威一心要收复仰光，根本不顾200师的死活。
徘徊了半天，杜聿明向重庆发电，请求准许200师突围。
蒋介石的回复非常干脆：请绝对服从史迪威将军指挥。
杜聿明再次进言：史迪威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向日军进攻，是为了得到向英国人讨价还价的本钱。但是，第200师不是美国人的，而是中国人的。
蒋介石也心疼起来，毕竟像200师这样的精锐在整个中国也找不出几个。他思量再三，同意了杜聿明的方案：200师向后转移。
但史迪威坚决反对。
3月28日，史迪威再次来到漂贝，要求杜聿明迅速命令新编第22师全力进攻当面之敌，以解同古之围。
杜聿明正为第200师的命运忧心忡忡，听史迪威如此不明事理，当即冷冷地回应道：“对不起，将军。不能让第5军同如此强大的敌人冒险硬拼，我要对我的部队负责，准备要200师撤出同古，保全实力，以利再战。”
史迪威听了，怒不可遏，指着杜聿明吼道：“你可以对我的命令不负责吗？”
杜聿明回答得很干脆：“我只对总司令负责。”
总司令当然指的是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
史迪威摔门而去。当晚，他在日记中将杜聿明骂作“狗杂种”。以后的许多天里，在史迪威心目中，这就是杜聿明的代号。
史迪威走后，把他的参谋窦尔登留在第5军军部，意在监督杜聿明执行他的命令。杜聿明心中只有蒋介石与第5军，他最终还是向200师下达了突围命令。同时，为万全计，杜聿明命新编22师在南阳车站发起佯攻，以牵制日军主力。
同古城内，郑庭笈接到命令，立即组织撤退。他留下少量部队牵制日军，大部队则悄然渡过锡唐河，安全转移到了东岸。
戴安澜站在河岸，望着对岸已成废墟的城市，久久不肯离去。
月色朦胧，洒在撤退士兵的脸上。他们满脸烟尘，已被泪水、汗水冲出了几条沟壑。
阵亡者的尸身永远地留了下来，与那里的土地化为了一体。
锡唐河悄然流淌，奔向大洋。
30日拂晓，留在城内的阻击部队也撤了出来，同古已是一座空城。日军仍围住这座空城，步军、炮军、空军联合向城内突击，一时弹如飞雨。这是欢送200师撤离的礼炮。
战后，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来到同古，巡视全城，除了几处孤零零的房舍外，整个城市已被夷为平地，战斗之惨烈不难想象。他听说200师战斗意志始终处于旺盛状态，而担任撤退阻击任务的部队直到最后仍拼死抵抗，饭田及其司令部的参谋不禁再三称赞。
但很快，一丝忧郁也爬上了他的眉头：这是一个强劲的对手，日后一定会给他的皇军带来大麻烦。
解救英缅军，孙立人一战成名
初期的同盟国是个大杂烩，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想来烩一勺。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步美国之后马上对日本、德国宣战，中国也由此成为美、英、苏、中“世界四强”之一。很快，蒋介石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统帅，美国的援助即将源源不断地到来。当然，美国人此刻对日本人怀有深仇大恨，一边倒地支持中国抗战，意想不到的好处后边还不知有多少。
蒋介石被这些幻象迷住了。一段时期内，他甚至觉得在亚洲战场上能够呼风唤雨，潜意识里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一流大国的领袖。
不过，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现实利益才是最高诉求，老牌帝国即使没落到当裤子的地步，在争权夺利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倒架子。中国这个新贵即便再有价值，在利益平衡的过程中常被忽视。政治有时比战场还要血淋淋，还见不得光。
短暂的陶醉后，蒋介石很快就明白了，吃哪家的饭都不容易。
2月26日，蒋介石授命杜聿明统一指挥第5、第6两军，而杜则受驻缅英军司令胡敦节制。蒋介石虽然受够了英国人的鸟气，但为了抗战大局，还是给他们留足了面子。
但英国人也确实不争气，一次次用令人近乎绝望的行动，把美国人、中国人给他们的面子打得稀碎。3月8日，英缅军未发一弹，弃守仰光。到此，蒋介石对英方彻底绝望，几乎不再抱任何幻想。仰光沦陷的次日，蒋介石电嘱在美国的宋子文说，据敌广播，仰光昨午已被占领。此后，缅甸作战不得不重定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指挥统一，方能收效。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个师，而我派赴缅甸各军，其数超过英军四倍以上。中国在缅军队已命史迪威担任指挥，则在缅英军宜应由史迪威指挥，以期统一。希即转请罗斯福总统转商丘吉尔首相，酌予照办。
蒋介石瞧不上英国人，公开对缅甸战场盟军指挥权提出异议。但罗斯福有自己的考虑，毕竟欧洲战场英军还是一枚重要棋子，英国还是美国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眼下英国人对日作战虽不利，但还不是得罪丘吉尔的时候。因此，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要求含糊而婉转地予以拒绝。他说：尊电建议史迪威率领在缅英军之事，因史迪威权限甫得英方之同意，请不必将此问题向英方提出，以免发生困难。
蒋介石看到这份翻译拙劣的电文，心中大为窝火。他找到刚刚从美国飞来的史迪威，干脆利落地说：“那些英国人撤出仰光，却没有通知我们，我绝不会服从他们的命令，远征军只接受你的指挥。”
史迪威当然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意见，但他也知道这不过是中国战区统帅的一句气话，算不得数。身为参谋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助手，他理应唯蒋介石马首是瞻，但他更清楚，罗斯福不发话，英国人是不会听他的。
史迪威是怀揣着一颗雄心和一个英雄梦来到中国的。年初，蒋介石获得中国战区统帅的职位后，立马投桃报李，要求美国给他派一个参谋长来。
本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主要成员马歇尔将军并没有考虑史迪威，他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是第1集团军司令德鲁姆中将。
德鲁姆资格很老，脾气很大，“一战”时就曾担任美国军界元老潘兴将军的参谋长。马歇尔执掌美军实权后，德鲁姆自恃其资格在美军中无人能敌，动辄倚老卖老，甚至对马歇尔也说些尖酸刻薄的话。
“委员长是个自命不凡的顽固分子，那么就给他派一个我们中间的最自命不凡的顽固分子吧！”
马歇尔厌恶这个老家伙，想把德鲁姆打发到中国去，省得他在眼前碍手碍脚。况且，德鲁姆的条件也与蒋介石的要求相吻合。
但德鲁姆却坚决不干，认为派他到中国是大材小用。老家伙不干，马歇尔也没脾气。这样，史迪威准将就被推到了前台。
史迪威与中国渊源颇深，称得上是美国军界的头号“中国通”。
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他途经中国，在北京住了13天，目睹了中国的沧桑巨变，加之中国在美国人印象中的神秘深邃，此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0年至1923年，他以少校资格再次来到北京，担任美国驻华陆军语言教官。1926年至1929年，他第三次来华，担任美军驻天津第15步兵团营长，马歇尔时任该团团长，二人自此结下交情。1935年，他第四次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武官，一待就是四年。史迪威不爱享受，在中国前前后后十来年，他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了解中国现实上。他经常坐着牛车，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和脏兮兮的下层人说说笑笑，同粗野的各路军阀培养交情。中日战火在卢沟桥点燃后，他不顾危险，多次深入前线，观察国军的战场表现。这样的经历，在美国军界无人可比。
按照常理，这样的人物应该正是蒋介石的所爱。孰料恰恰相反，蒋介石最忌讳的就是史迪威这样的人。
蒋介石向美方明确要求，他的这位参谋长不必是个远东问题专家，那些所谓的“中国通”，由于对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军队十分了解，因而如果他们还是以旧观念来看待当下的国民革命军，那将是不利于作战指挥的。
蒋介石什么时候成了一位心理大师？话虽说得有几分道理，可美国人淡然一笑，还是把史迪威派了过来。
也许，美国人觉得史迪威是他们眼下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或者，史迪威同德鲁姆一样，也是出了名的自大狂，不怎么讨人喜欢。
史迪威的自我感觉却刚刚好。走之前，他晋见了罗斯福总统，他对他的总统讥讽大于尊重，他在日记中这样形容他的总统：“他热情、快乐……但浅薄。”另外，他也看不惯老态龙钟的总统顾问霍普金斯，他把这位老人称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侏儒式的家伙”。
显然，史迪威并不是一位谦谦君子，在美国军界，他的不通人情也是出了名的。这样的个性和不谙世事，在一向以人情世故为基调的中国，不可能行得通，这也为他日后的曲折坎坷和悲情结局埋下了伏笔。
不仅如此，史迪威似乎还是一个官迷。2月27日，他飞抵加尔各答，即将赶往他的目的地缅甸时，他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宣称“给你写信的人是一位中将”。
这一天，他刚刚接到他被晋升为中将的正式命令。
但不管怎样，他毕竟是一位著名的战术家，而且对中国抗战也是一心一意，他正直、专业、勤勉、公正，又熟谙中国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他是来帮助中国人的。
经过半个多月的连续飞行，绕了大半个地球，史迪威早已厌倦了云层与蓝天的单调。当他风尘仆仆走下机舱，走进缅甸丛林的那一刻，他的体内激情澎湃，热血奔流，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一段崭新的历史就要开始了。他要做一名英雄，这位英雄威武不凡，见识卓越，将会把那些战败了所有对手的不可一世的日本猴子赶回那个小岛上去。在他的战术意识里只有两个字：进攻。
复杂的现实很快也教训了这位只知道打仗却不懂政治的美国将军。在大国关系的极端微妙复杂中，将军的意志竟是那么的羸弱。
3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再次召见史迪威时，特别告诫道：“我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盖第5、第6两军为我国军队之精锐，苟遭败挫，不但在缅甸无反攻之望，即在中国全线欲再发动反攻，滇省与长江流域后备不坚，亦将势不可能。故此项出师之成就，绝不能视为两三个军战争之效果，其胜败之机，不独足以决定全部军心之振颓，且足以影响全国人民之心理。至余最近派5、6两军入缅之目的，原在固守仰光，今仰光沦陷，全部战局顿改旧观，敌或将乘我军入缅之隙，由越南袭我云南，苟此举得手，滇省告急，大局将不堪设想，故调回入缅部队以固守滇省及长江流域之防务，实为应有之考虑。”
什么意思？缅甸之战还没打就来了个180度的逆转？这让急于建功立业的史迪威大失所望。就在前几天的会谈中，他还从蒋介石那里听到“敌方业已虚弱无力”，如中国调回军队，在缅甸不但不能建立荣光，还将留下耻辱，这是他这样的职业军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史迪威不甘心，但毕竟初来乍到，还是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大元帅阁下，如我军在敌方集结起来之前反击，是否可行？”
蒋介石不以为然，决绝地说道：“今仰光已失，我军入缅之目的已不存在，苟谓有留缅之必要，其任务当为克复仰光。然我军能否完成此项任务，余实未敢断言。盖我方步兵，无空军与炮兵之掩护，而敌方不独可源源获得空军与炮兵之补充，且可得海军之支援，因是无由坚我克复仰光之自信。苟无自信，安敢企图卓越之战果？”
一旁陪同兼翻译的宋美龄趁机插了一句：“将军，我方一军仅相当于日军一师，我军力量寡弱，又复不知敌方底细。”
史迪威听罢，极不赞同，怎么能为了保存实力，如此消极避战？但此刻的史迪威毕竟刚上任，还没有与蒋介石撕破脸，便没再反驳。
但蒋介石似乎没有停止的意思，絮絮叨叨仍旧说个不停。他告诫史迪威：“将军既为余之参谋长，则以反攻对国人心理之影响如何，详告将军，亦为余之责任。使国军信任将军，能了解彼等之感觉与心理，此为把握全军信仰之第一要务，故最初判断稍有差池，影响最大，此点余筹之熟矣。今愿掬诚奉告，幸恕我率直：国军对外人最初印象，辄以外人不了解中国人之心理，故应切戒有任何举动足以证实彼等之判断，然后逐渐使彼等感觉将军与一般外人不同，确能了解彼等，则此后措施事半功倍矣。”
蒋介石这是在对牛弹琴。史迪威如坐针毡，他想起身告退，但于礼不妥，只好一言不发，听蒋介石继续唱独角戏：“此外应告将军者，则为国军绝无畏惧日军之心理，作战时，不奉命，决不后退，彼等所戒惧者，唯缅人对英人之仇视与愤恨，将予日人以种种援助耳！此后决定战略之时，应将此二点牢记在心。”
又熬了好一会儿，蒋介石才把话说完。
史迪威礼节性地恭维道：“蒙坦诚赐示，如开茅塞，自当敬谨记忆，视如圭臬。”
但这次见面，显然没给史迪威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与花生米交谈约两个小时。”
以后，“花生米”就成了史迪威送给蒋介石的绰号。
次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史迪威。他似乎感觉到了美国人的不快，这次的会谈，蒋介石还是送上了几颗甜枣，这让史迪威对蒋介石有了一点好感。
蒋介石告诉他：“已于今晨令知在缅第5、第6两军拨归将军指挥。现在昆明的参谋团长林蔚可供协助。林参谋长及第5、第6军军长皆已奉命绝对服从将军之命令。”
史迪威受命，欢欢喜喜飞往了缅甸。
3月14日，史迪威向英方协调好后勤供应问题，并请求增兵。蒋介石即命第66军进军缅甸。
蒋介石哪里知道，美国人和英国人一直在做着私下交易。就在仰光沦陷的那会儿，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已经将盟军的指挥权原则规定为：太平洋全部地域（包括中国）都应在美国指导下作战，大西洋地域由盟国共同担负责任。丘吉尔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作为让步条件，他要求任何大规模的作战都必须先由华盛顿的英、美联合参谋会议讨论。
紧接着，3月15日，美国陆军部指示史迪威说：英国的韦维尔将军是印度的最高统帅，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已授权给韦维尔，命他指挥缅甸战事，任何在印度或缅甸的军队自应受韦维尔节制。
而这些决定，无一例外都未征询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意见。
蒋介石和史迪威都被耍了。所谓的“四强之一”，所谓的“中国战区”，都不过是老牌帝国强权政治的一张牌而已。
被蒙在鼓里的蒋介石，为了表示对史迪威的信任，于3月21日致电杜聿明，再次明确“对史迪威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
但3月28日，林蔚到达梅苗后，亚历山大扬起他那又长又尖的鼻子，傲慢地告诉他：“在重庆已决定，以本人为在缅作战的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之指挥。”林蔚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本人和入缅中国军队根本未接到相关命令。
史迪威此刻腹背受敌，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他既看不惯亚历山大的傲慢，根本不愿接受他的节制，又与杜聿明闹得将帅不和，根本无法展开工作。新官上任三把火，现在一把火还没烧起来，他就被架空了。
“中国人已经接受了英国人的领导，一个第三国国民的存在已经不再有必要了。”史迪威当众扬言，一生气要撂挑子，辞职回国。
蒋介石此刻还需要史迪威。毕竟美援未到，而史迪威的后台也很硬，若回到美国任他胡说八道一通，对蒋介石没有半点好处。4月2日，蒋介石在黄山别墅再次召见了史迪威。
为调解关系，这次他搬出了罗卓英，让罗卓英做史、杜之间的缓冲。蒋介石对史迪威说：“余已决定派罗卓英秉承将军命令，指挥在缅甸作战之第5、第6两军，以及其他部队，罗卓英较杜军长年龄为长，且多经验，将军如有命令，可随时告知罗将军，由彼转令杜军长以及其他军事长官执行之。此项办法有两个优点，第一，将军可不必与各军长直接接触，俾得保持与彼等间之好感。第二，罗将军一方面可听从将军之命令，一方面可切实督责此项命令之执行。未识将军对此项办法有何意见？”
史迪威听说罗卓英精明强干，杜聿明曾在他手下服务，在军中颇有威望，绝对能弹压得住杜聿明，因而愉快地答道：“本人亟盼能与罗将军顺利合作。”
蒋介石知道史迪威对林蔚也颇有不满，便对林蔚也作出了相应调整：“林蔚在余左右时，指挥军事效率颇强，唯不在余侧时，彼或不能当机立断；罗将军则为一饱经训练之军人，彼能为林将军所不能者。倘将军能同意此项办法，余当令罗将军于最近数日中搭第一班飞机赴缅，先作准备，罗将军到达缅甸后，林将军仍当留缅一、二个星期，俾将当地现局向罗将军一一解释，俟罗将军熟悉之后，彼即当返滇。”
史迪威到底是美国人，蒋介石的一个小伎俩就玩得他团团转。当下，史迪威心情大好，他没想到大元帅如此通情达理，很是满意地说：“此项办法甚佳，至足满意，盖本人唯一关心者，为能推动各方耳！”
夫人宋美龄今天还是翻译。此时她一袭旗袍，身材妖娆，笑靥如花，仪态万方，美丽而不失庄重。史迪威这个兵哥，见到蒋夫人的第一眼就被征服了。男人再怎么英雄，见到出色的女人有时也会失态。
宋美龄启动朱唇，向史迪威说道：“将军只管尽心戎机，如有流言蜚语我当尽力为将军排解。”
史迪威久处中国，知道中国的人事关系最为复杂。他就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最怕的就是背后有人告他的黑状。同古之战，蒋介石昨天还在支持他，今天就因为听信了杜聿明、林蔚的“谗言”而变卦。听蒋夫人如此说，史迪威便消除了这方面的顾虑。
他点点头向宋美龄致谢：“多谢夫人美意。”
在第一阶段的权力斗争中，史迪威取胜了——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4月6日，戴安澜接到电报，蒋介石要见他，地点是梅苗。
他顿时紧张起来，倒不是因为同古作战失利，怕蒋介石惩处，实在是担心目前的局势下再接到什么新的命令。目前稳住阵脚，替英国人揩干净屁股才是最重要的。怀着不安，他特意从叶达西以北的200师驻地来到漂贝的军部，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杜聿明。
杜聿明深明大义地安慰他说：“你去吧！校长不会责备你的。同古撤退是你执行军部的命令，如果上面问罪，一切由我负责。至于后面的事你也不必担心，有新任务我会先知道的。”
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就像王耀武与张灵甫一样。
戴安澜感激不尽，但也不愿由杜聿明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毕竟同古是丢在自己手上的。
他说：“那我就放心了。也请长官放心，上面一旦问罪，我一人承担，绝不连累长官。”
当晚10点，戴安澜赶到了梅苗。梅苗地势较高，森林繁茂，是缅甸的避暑胜地。戴安澜乍然进入这清凉之境，摆脱了缅甸南方的燥热，不由得连声叹道：“爽快！”
梅苗的道路曲曲折折，司机竟然迷失了方向。
戴安澜下车，打算找一个英国人问路。此地是英缅军的一个指挥中心，英国人应该遍地都是。
一辆轿车缓缓开了过来。戴安澜打个手势将车拦下，用英语问道：“Where can I make a phone call?”
这时，车里有人伸出头来，厉声喝道：“老戴，你发什么疯，这是委座的车！”
戴安澜低头一看，说话的却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他再向后座一看，蒋介石和宋美龄俨然在座，当时打了个激灵，立正敬礼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蒋介石欠了欠身，并不追究他的鲁莽，笑着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戴安澜俯下身子，向车内的蒋介石答道：“刚到。”
蒋又问：“你知道我的住处吗？”
戴安澜答：“不知道。”
蒋介石说：“找到住处，明天早上来见我。”
说罢，车子开动，戴安澜敬礼送别。
稍后，戴安澜找到住处，不料阴错阳差又和蒋介石碰到了一处。蒋介石命人把戴安澜叫到身边，问他：“你吃饭没有？”
戴安澜答：“已吃过了。”
蒋介石点点头，说：“你即住在楼上。”
楼上已有董显光等在那里，原来蒋介石已经安排好董和戴安澜住在一起。董显光曾留学美国，能言善辩，为人圆滑，负责国府的新闻宣传。
当下，两人脱衣而卧，相互攀谈。不料，蒋介石竟推门而进。戴、董二人急忙穿衣下床，戴安澜尤显局促不安。
蒋介石说：“同古作战，戴师长辛苦了。”
戴安澜心中一凛，果然问起同古来了。他不管好歹，脱口而出：“学生无能，同古失守，有负校长重托，学生向校长请罪。”
蒋介石忙说：“没有这个意思，你打得很好。我来见你，只想听听你对同古作战的体会。”
戴安澜这才放下心，向蒋介石娓娓道来：“同古作战，我200师在缺乏重武器及空中支援的情况下，能够坚守同古10日有余，全赖工事严密，将士用命。向后推究，则是由于平时教育及训练均能到位。而日军方面，士气旺盛，战术优良，善于丛林战与突袭，此为我军所不及。作战期间，缅人时时扰乱，给守军造成不少困难。此战，给我的教训很多。”
蒋介石现出欣赏的神色，表扬了戴安澜几句，才起座离去。当晚，蒋介石就住在了戴安澜的隔壁。
一墙之隔，戴安澜心潮起伏，辗转难眠。
4月7日中午，蒋介石、宋美龄、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站成一排，留下了一张证明他们精诚团结、共征缅甸的照片。
之后，蒋介石向罗、杜等人训话。史迪威的最高指挥权再次被明确下来，并且他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而罗卓英将以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名义辅佐史迪威。
史迪威喜出望外，杜聿明终于知道了谁才是这出戏的导演。
但史迪威还是太过天真，他不知道，尽管有蒋介石的最高指示，但在中国，表面文章和实际距离有时相差十万八千里。
4月8日，蒋介石由杜聿明、戴安澜作陪，由梅苗出发，到曼德勒视察。途经汤彭山，但见重峦叠嶂，路窄人稀，十分险要。若日军攻来，此处必为用武之地。蒋介石颇有感触，对邻座的杜聿明说：“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个山口与敌作持久战。”
杜聿明恭维道：“校长高见。”
说罢，看着蒋介石，欲言又止。
蒋介石说：“光亭，有什么话只管讲。”
杜聿明说：“如果史迪威与校长意见相左，或者指挥失误，学生当如何处置？”
蒋介石问：“此话怎讲？”
杜聿明满腹怨气，说：“同古之战，如果按照史迪威的命令，第200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蒋介石有些诧异，没想到杜聿明对史迪威竟有这么深的成见。他想杜聿明资历较浅，又心高气傲，总得杀一杀他的性子。
于是，他拦住杜聿明的话说：“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
杜聿明对罗卓英并无好感，从“围剿”红军到参加抗战，罗卓英都是败多胜少。“围剿”红军的草岗台之战成就了林彪的声名；南昌会战也是在罗卓英的指挥下，却让冈村宁次的阴谋得逞。罗卓英能力如此一般，但他却是土木系的二号人物，轻易招惹不得。
一个月之内，杜聿明的上级来来去去竟换了五六位，英国人胡敦、亚历山大，美国人史迪威，自己人林蔚、罗卓英。这些上级除了林蔚之外，哪个脾气都很大。他杜聿明虽说是“天子”门生，深得蒋介石宠信，但也招架不住这样的压力。更何况，蒋介石也没有明确取消林蔚的指挥权；英国人更是居心不良，这其中关系的复杂，谁能梳理得清。
杜聿明越想越气，越想越无奈，最后只好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糊里糊涂去组织平满纳会战了。
起初，中国军队入缅时，和英军商定，依仰光至曼德勒的铁路将缅甸战区一分为二，铁路以西归英缅军，铁路以东归远征军。仰光弃守后，同古以西至卑谬一线成为最前沿，中、英两军只有互相策应，才能保证各自的安全。
3月20日，蒋介石见英缅军一味避战，只顾撤退，而将危险留给远征军，于是便通过史迪威警告英军：“现在如果英国人放弃卑谬，我就会把军队都撤回去。”
3月27日，同古战斗正酣之际，英缅军却开始从卑谬撤退。4月2日，日军第33师团攻入卑谬。但由于远征军同样也丢失了同古，蒋介石底气不足，不好去追究英方的责任，只得将平满纳会战提上议事日程。
平满纳，位于缅甸中部，人口不足10万。它处于仰光与曼德勒的中间，距仰光和曼德勒各约200公里，向东不足100公里与毛奇相接，向西120公里与阿兰庙相连，水陆辐辏，四通八达，犹如中国的武汉，是缅甸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地形上，城南、城北都有山地作屏障，城中有兀勒溪河横贯东西，城东有锡唐河流过，形势险要，易守难攻。
同古、卑谬接连失守后，英缅军退据伊洛瓦底江下游的普罗美、阿兰庙、马圭、仁安羌一线；远征军第5军除第96师在曼德勒外，新22师在一线与日军周旋，200师在叶达西休整；而第6军也已全部进入缅东，其中，暂编55师已前出至毛奇到罗衣考之线占领阵地，第49师在木迈，第93师在景东；而作为总预备队的第66军也已集结完毕，其中，新编第38师已经开赴曼德勒，担任曼德勒的守备，新编28、29两师也已抵达中缅边境的畹町、芒市一线，随时可以入缅参战。此外，第5军新兵训练处处长黄翔也已率领一支游击队，渗透到缅甸南部，准备开展游击战。
依据现有态势，4月7日的梅苗军事会议决定：“军以决战之目的，即以阻击兵团依次阻击消耗进犯之敌，次以固守兵团吸引敌于平满纳地区，待其胶着时，再以机动兵团转取攻势，将敌包围于平满纳地区而歼灭之。”
按照这个指导思想，第96师作为固守兵团，从曼德勒前进至平满纳，在正面构筑工事，固守抗敌。新编22师作为阻击兵团，沿斯瓦地区逐次抵抗，将日军吸引至平满纳我预设阵地。第200师作为机动兵团，从叶达西开至平满纳以东的开当冈待命，待日军进入平满纳后，再相机与新22师、第96师将日军围歼之。同时，英缅军、第6军在东西两翼予以策应。
计划已定，只待新22师将日军诱入伏击圈。
事实上，自200师撤出同古后，日军的压力就已全部转移到了新22师头上。
新编第22师师长是日后在东北战场名噪一时的兵团司令廖耀湘。廖耀湘生于湖南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因家贫常空腹读书。1926年，廖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第六期骑兵科。1929年，考取赴法留学资格。面试时，因左眼皮有一疤痕，而又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几乎被淘汰。后来，蒋介石念他笔试成绩十分优秀，才予以录取。留法六年，他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法国陆军大学。嗣后，在昆仑关战役中脱颖而出，出任新编22师师长。
廖耀湘在完成同古解围任务后，见当时日军有一个师团，并拥有一个重炮联队，还有飞机与战车的支援，敌强我弱，想要摆脱他们已不容易，更何况还要把他们诱战到预设阵地。面对此种困难，他开动脑筋，决定利用斯瓦至平满纳一带多隘路的特点，采取逐次抵抗战术。
廖耀湘此时已步入将军的行列，正处在军旅生涯的黄金期。每一次严峻的挑战对他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机遇，而他更愿意把挑战看作成功路上的阶梯，这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下，他指挥所部构筑预设纵深阵地，将3个团梯次配备，交替掩护，主动而有计划地节节抵抗。这样安排的好处，可以避免我军一部战败而其他各部均受冲击，从而达到缓缓诱敌的目的。
在具体战法上，廖耀湘更聪明。为迟滞日军的前进，有效打击日军，他命令部队在各个隘口埋设地雷，隘口两侧埋伏阻击兵力，形成袋形阵地。日军趋利跟进，伏击部队适时拉响地雷，日军血肉横飞之际，两侧伏兵与正面部队同时开火，日军反应不及，往往被歼。他还将阵地设置得虚虚实实，让日军不可捉摸。日军几经打击，伤亡惨重，再也不敢快速跟进。另外，他还以游击战配合阵地战，不断袭扰日军侧后，使得日军前后受阻，进展缓慢。
从4月初战至4月16日，新22师牵制日军达半月之久。日军第55师团在付出数千伤亡的惨重代价后，不得不求助于第18师团，联合向平满纳进击。
16日晨，日军步骑兵200多人附战车6辆，向平满纳守军的警戒阵地进犯。守军第96师288团的一个排坚决反击，日军遗尸40多具，仓皇败退。
上午10时许，守军威支队阵地前，突然出现缅甸难民五六百人，男男女女扶老携幼煞是可怜。威支队队长夏鼎中校明知有缅人，同古战场已经屡见不鲜，但优柔寡断，害怕伤及无辜，不忍开枪阻击。结果，缅人乘机从难民中冲出，纷纷突入我阵地，与此同时，日军又从我两翼包抄而至，一阵混战，阵地易手。
这股缅人是缅甸独立义勇队的一部，他们由泰国突入缅甸时兵力不过100多人，进入缅甸不久就迅速扩充至3000多人。他们深入缅北、缅中，到处煽动群众，袭扰中英军，给中英军制造了不少麻烦。
17、18两日，日军陆续开到平满纳，守军顽强抵抗，日军已被牢牢吸引在我预设阵地前。正当新22师与200师调整部署，从东西两面进行合围时，第5军军部的电话却突然打到了前线各部：“现我右翼英军、左翼第6军战况紧急，我第200师、新编第22师须先援马格威，再转赴棠吉救援。96师应争取时间阻敌，不必作坚强的决战。”
突然的变故令战场形势大变。东、西两路失利，中路的第5军陷入危局。转瞬之间，战争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平满纳会战又成了泡影。
形势的变化甚至超出了想象。
4月12日，英军全面崩溃，他们不战而逃，战略要地东敦枝、萨斯瓦、新榜卫成为3座空城。14日，接连放弃空军基地马圭及要地新甸。15日，他们炸毁仁安羌油田，绕着冲天大火向印度退去。日军望见油田起火，即以第33师团的步兵第214联队全速扑向仁安羌，企图保住油田，捕捉英军。
17日凌晨，日军第214联队第3大队进占凯敏，联队长作间宜乔大佐亲率主力突入仁安羌东北角的三岔路口。而此时，英军主力尚未完全撤至仁安羌，就被日军截断了退路。包围圈中，有装备精良的英缅第1师等部7000多人，以及500多名各国传教士、记者等非战斗人员。可笑的是，英国人不知道，围困他们的日军仅有两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兵力充其量也不过2000余人，但他们已被日军吓破了胆，龟缩成一团，只知道大呼救命。史迪威闻讯，急命守备曼德勒的新编第38师前去救援。
新编第38师隶属于第66军，自组建以来就不怎么招人待见。第一，它是由宋子文的税警总团改编而来。宋子文财力雄厚，舍得花钱，税警团的装备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不过，在中国军队中很少有人把它当正规军看，总被人当成警察部队。第二，其军官多半不是黄埔系出身，甚至是非行伍之流，师长孙立人、副师长齐学启都有名校与留学经历。因而，在速成军校生与行伍泛滥的国民党军内部，有家业、有学历的新38师就成了异类。
第66军成军之初，孙立人到军部报到，军长张轸倚老卖老，竟当面讥讽他说：“哎呀！你怎么当军人呢？你们当学生的为什么来当军人呢？太可惜了！你看我的3个师，就你的这个师最差劲。”
时过境迁却言犹在耳。孙立人绝非等闲之辈，就是放在今天，能考上清华还能上西点军校的，那还不是人精？面对老军棍张轸的羞辱，孙立人什么也没说，而是把这个耻辱铭刻在心，他知道辩解是多么的苍白，只有战功才能洗刷羞辱。
英军被围，最高指挥官点名要他去救，这机会说来就来了。
率先到达仁安羌的是新38师刘放吾的113团，而师主力尚在曼德勒。英国人听说救兵到了，个个喜出望外，可一见救兵不多，转而又个个替中国人捏着一把汗。其实他们是在替自己着急，几天了，没吃没喝的，不少人已到了生理极限，救兵再不到，不用日本人打，自己就先完蛋了。
一时间，中、英、美，甚至还有日本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了仁安羌。
第113团团长刘放吾不善言辞，未向英国人解释许多，就率部和日军打了起来。仁安羌地处沙漠，到处沟沟坎坎，高温干旱，气温常在40°左右。日军长途跋涉，个个疲惫不堪，加上一路追击，未遇对手，因而轻敌懈怠。113团只凭几个冲锋，就把平墙河北岸的日军肃清，夺回了渡口。
19日拂晓，趁着气温还未上升，113团官兵踏上竹筏，冲到平墙河南岸，向日军发起猛攻。在我113团冲锋时，英军的炮弹也准确地落在日军阵地附近，爆炸起火，映红了半边天，连初升的太阳都被掩去了光芒。英军被围于501高地、仁安羌、510高地之间，我军的攻击目标自然也指向了这两个高地。
平墙河南岸油井矗立，油管、油罐、油桶、油污到处都是。我军突入敌后，将油桶、油罐推上高地，打开油罐，滚下油桶，一发迫击炮弹打去，立刻是漫天大火，油桶的爆炸声也是此起彼伏。我军渡河时衣服大多沾湿，对大火产生的热浪多少有些防护作用，而日军则不然。逃不及的被烧成了黑炭，逃出来的又成了我军的活动靶子。时间不大，黑烟遮住了半边天，日军纷纷溃逃。我军追至，日军已逃散一空。检查战场，除了遗尸、武器之外，竟然还有500多个军用饭盒，取来打开，盒子里还是刚刚做好的热气腾腾的饭菜没来得及吃。日军败退之狼狈，可见一斑。
此战，113团击溃了日军，毙伤日军500多人，而113团也阵亡第3营营长张琦以下数百人。
7000多英缅军得救了。他们见到中国官兵，兴奋得大喊大叫，泪流满面。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将衣帽抛向天空，更多的还是跑来亲吻、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将中国官兵高高举起，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中国军队万岁！”
尊严是靠实力赢得的。在这些被救的西方人眼里，中国人从未如此可爱、如此高大、如此强悍。
孙立人获得了命运的垂青，一战成名。
此战，英国人对他感激涕零，英王乔治六世特颁给他一枚“帝国司令”勋章；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授予他一枚“丰功”勋章。蒋介石颜面有光，自然也不甘人后，奖给他一枚象征着最高荣誉的云麾勋章。
直接解救英缅军的113团刘放吾等军官也分别立功受奖，但他们的光环远不及他们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已经80多岁的刘放吾受到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亲自接见，“铁娘子”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并亲手送上了迟来的勋章。这是对大英帝国恩人的最高礼遇和褒奖。
仁安羌一战，孙立人除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荣誉外，还获得了中、美、英三国军界的一致承认，当然，这与他留学美国这一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韦维尔、亚历山大把他看作救命恩人，史迪威将他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蒋介石也把他看成自己的得力干将。
一颗将星，就这样升起在战火纷飞的缅甸大地上。
腊戍失守，重庆的恐惧达到极点
道义的反复超出了想象，日本人一时竟成了缅甸人的救命恩人。
缅甸人相传，缅甸生死存亡之际，将会从东方出现一个名叫“博木乔”的人，他身骑白马，率领无数勇士前来拯救缅甸。“博木乔”意思是“雷将军”，这个传说，不过是表达了缅甸人渴望独立的意愿，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有什么利用价值。
日本“南机关”的铃木大佐却想到了。铃木奸狡异常，不愧是当特务的料，居然在20世纪的文明时代里，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童话大戏。
他把自己装扮成“博木乔”，骑着白马，身后跟随着400多辆牛车，这就是所谓的“缅甸独立义勇军”。
缅甸人不明真相，还真以为天降神人，他们脱离苦海的日子到了。现代版的“博木乔”所到之处，缅甸人肃立道旁，泪流满面，合掌致敬。
途经一个村落，一个老人手拿一张发黄的照片，他指着照片上的一老一幼，对“博木乔”说：“这是您祖父的照片，这就是您。多么可爱啊。”这张照片据说出自缅甸王室，照片上的祖父就是国王，孩子则是“博木乔”。
这个故事立刻就传开了，铃木大佐摇身一变，竟成为缅甸末代王室的一员了。
“缅甸独立义勇军”进入仰光举行阅兵，“博木乔”最后出现，场内欢声雷动。“博木乔”经过哪里，哪里就是一阵骚动，人们站起身来，挥手高呼“独巴马”。阅兵之时，漂亮的缅甸妇女捧着花环，跑到“博木乔将军”的马下，把花环套在了“将军”的头上。一个花环，两个花环……“将军”的脖子上竟然一下子套了四五个花环，“将军”的头埋进了花环里。他费了好大的劲挥一挥手，下面立刻沸腾了起来。
“将军”得意之际，内心不住地感慨：缅甸人是真信啊！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要是都这样该多好！
我们得承认，战争初期在争取民心上我们败了，盟军陷入了缅甸的“人民战争”。
4月18日，第96师连夜后撤10余公里。第286团撤至伊洛瓦底江西岸的吉同岗村，控制住铁路线。第288团撤至江东，控制住公路线。一路撤退竟收脚不住，自此，平满纳会战彻底泡汤，96师不得不转入逐次抵抗。
20日，96师与日军激战一天，歼敌1000余人，我军也伤亡团长凌泽民以下800多人。晚上，第286团团长刘有道向师部打来电话，报告说：“敌方有沉重的车辆行动声，怕是战车，明日必以全力来攻。”
师长余韶命令道：“小心应战，不可有差池。”
刘有道接下来的话让余师长吃了一惊：“还有一事，敌人偷听我们的电话，请师座派出通讯连前去排查。”
余韶忙问道：“铁路上通往敌方的线路都割断了吗？”
刘有道回道：“割断了，不知道是怎么偷听的。”
余韶又问：“怎么判断出他们偷听的？”
刘有道：“他们用生硬的汉语喊话：耶隆坝、耶隆坝（第286团的代号），白云庄（师部代号）和你讲话。一听就不对，我们平时哪有这么讲话的。”
余韶最后叮嘱道：“以后小心，还是少通话为妙。”
挂断电话，余师长怔了半晌，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没想到，缅甸人竟然如此仇恨远征军，放火鸣枪、扒毁铁轨、刺探情报不说，甚至直接参与作战，甘心做日军的鹰犬。到底谁是侵略者？中国军队是在帮谁？
他曾听说，前些天在梅苗的林蔚与漂贝的杜聿明通电话，商讨军事部署问题，可电话中突然传出一声大喝：“我是汉奸。”惊得两人当即就挂了电话。
高层将领尚且如此，远征军的将士就更能体味到异国作战的孤寂和艰难。这里是缅人的海洋，日军就是海中的航船，远征军像一叶孤舟无依无靠，只有努力追寻海岸，才能避免覆亡。
但悲剧还不止于缅人，日军风头正劲，不可一世，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日子也不好过。
4月3日，日军第15军的头头脑脑齐聚同古，商讨下一步的进攻计划。
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坐在虎皮椅子上，颇为得意，却怎么看都有几分滑稽。虎皮呈土灰色，色调并不斑斓，却是真虎皮，这是同古的英国人逃得太过仓促，来不及销毁的结果。瘦小的饭田坐在虎皮上，展现的不是威风而是滑稽。
他环顾左右开口道：“支那军被皇军赶出了同古，下一步他们会有什么动作？”
军参谋长大越兼二少将指着摊在桌上的地图，介绍当前的态势。
“重庆军的第一线是以第200师为主体，夹有第96师的一部分，自3月28日以后，新编第22师似也加入了第一线。以上3个师均隶属于第5军。而据缴获的文件，第6军已前出至东枝，该军所属的第55师已前出至乐可附近，第49师已前出至木迈附近，第93师已前出至景栋附近。”
“以上各部，总兵力约六七万人。”
“由于英缅军已丧失斗志，重庆军也不会有旺盛的进攻意志寻求决战。军情报课判断，重庆军将以防御为主。即便是防御，也不会设置特定的主阵地与我决战。他们只能根据我方攻势，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沿交通要冲布防，或者进行局部逆袭。”
饭田祥二郎对大越中规中矩的回答有点不满，于是追问道：“按照参谋部的判断，是否可认为敌军主力将集中于中印公路方向，也就是以曼德勒为中心的大片地域？”
大越回答：“可以这样认为。”
饭田祥二郎顺手拿起军刀，在地图上方划出一个弧形，望着众人说：“上月，南方军参谋荒尾兴功中佐来到我军，我军提出的大迂回攻击设想，他听了非常赞赏。大家还记得吧？现在，是否可以将它变成现实呢？”
大越兼二吃了一惊，说：“那个方案，以第56师团沿同古—南梅黑克—南曲依公路直插腊戍，截断重庆军的退路，显然太过冒险。况且该攻击线山道崎岖，险隘较多，补给极为困难，不如走塔泽—东枝—南曲依公路为妥。”
第15军参谋次长那须义雄大佐显然站在了司令官饭田祥二郎的一边，向自己的主官大越反击道：“掸邦的地方组织之间应有公路相连，同古至毛奇矿山之间有运输矿石的公路，而东枝平原及曼嘎盆地又是大米产地，完全可以就地补给。”
第15军参谋寺仓小四郎大佐也适时插了一句：“敌军的注意力主要在曼德勒一带，罗衣考、南曲依方面守备薄弱，可以一举突破。”
饭田祥二郎见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便得意地转向他的参谋长：“大越君，如何？”
大越兼二至此也不再坚持，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就干吧。”
饭田祥二郎一摆手，骄狂地说：“拟定计划吧，大家一起到曼德勒庆功。”
15军就这样在一片骄狂中拟定出所谓的曼德勒会战计划：
（一）第56师团4月20日左右从乐可出发，沿罗衣考—莱卡—腊戍大道向腊戍附近突进，在切断敌人后路之同时，准备尔后的机动。
（二）第18师团自曼德勒—同古铁道以东地区，向曼德勒东侧突进，于切断曼德勒—腊戍公路的同时，包围敌军主力左翼，并压向伊洛瓦底江予以歼灭。
（三）第55师团自曼德勒—同古铁道以西地区，一面捕捉当面之敌，一面向曼德勒西南侧地区前进，将敌军主力压向伊洛瓦底江予以歼灭。
（四）第33师团首先沿伊洛瓦底江东岸地区向敏建突进，接着包围敌军主力的右翼，压向曼德勒附近歼灭之。
15军的胃口大得惊人，他们阴谋奇袭腊戍，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进而从东、南、西三面将中、英军压迫于曼德勒地区，一举歼灭之。
而盟军方面却是一片混乱。英军一心要撤往印度，拿中国军队垫背；蒋介石一心要以曼德勒为中心，与日军展开决战；而史迪威却一心要全力反击，打退日军。这样一来，中、美、英三方的军事首脑各想各的心事，却都没想到日本人竟是如此的大胆，而被他们忽略了的侧后方，最终让他们吞下了惨败的苦果。
日军把希望寄托在第56师团身上，为提高它的机动能力，第15军一次就配属给它一个汽车大队250辆汽车。但事实上，整个缅东地区山高路陡，水多林密，加之桥梁、道路被我军破坏殆尽，汽车基本没有用武之地。
4月1日，同古之战刚刚结束，平井卯辅的第56搜索联队再次作为第56师团的先遣队，向东进入掸邦高原。一路上，日军攀岩渡涧，艰难跋涉。沿路之上，我军敷设地雷，游击队又伺机袭扰，日军又渴又累，苦不堪言。其联队长平井卯辅疲病交加，躺在担架上由部下抬着行军。
此时的日军挟胜利之威，不可阻挡。4月8日至11日，平井联队连克我勃劳河、南格黑克、毛奇、吐昌等阵地。
4月12日，在毛奇与南格黑克之间完成集结的日军第56师团，为了不过早暴露企图，并未直趋罗衣考，而是以主力置于吐昌以北，捕捉歼灭当前的国军暂编第55师。
起初，守军的抵抗非常顽强，日军颇多伤亡。16日黄昏，日军一个大队绕道渡河，偷偷摸到我主阵地后方，突然开火，守军腹背受敌，防御顿时崩溃。暂55师师长陈勉吾回天乏术，带着师部人员仓皇逃去。
自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18日，平井联队轻取包拉克。19日，日军第56师团突进至罗衣考以南10公里的恩奎当。我暂编第55师被日军甩在后面，眼望罗衣考却不得其门而入。整整一个师，溃败之后完全失去了建制，像被打破的水银柱一样，滚落一地不可收拾。此战后，暂编第55师的番号就从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中消失了。
史迪威闻讯，大为震惊，他立即命甘丽初派出第49师的一个团前去增援。同时，他又抽出第200师的一个团赶往格劳。
兵败如山倒，谣言也接踵而至。有人说日军的坦克师团到了罗衣考，有人说英国人正在利用远征军作掩护而从一旁开溜。而缅甸人到处袭扰放火，割电话线，种种乱象弄得史迪威的精神几近崩溃，他通过电台，命第6军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罗衣考。
第6军军长甘丽初害怕日军偷袭，把指挥部设在大后方，此地距前沿指挥部有60多公里，距各团指挥部80多公里。混乱中，军长联系不到师长，师长联系不到团长，团长也是光杆司令，官兵们逃得远远的。上行下效，军长怕死，官兵们也好不到哪儿去。
罗衣考没有守住，棠吉即将不保，腊戍也将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
可是，史迪威、罗卓英还在顽固地想着他们的曼德勒会战。
几天前，仁安羌作战时，英军谎报敌情，说是乔克巴当方面侵入日军3000多人。史迪威为掩护英军撤退，不顾棠吉方面敌情危急，硬是把第200师派到了乔克巴当。
第5军军长杜聿明曾坚决反对，他对史迪威、罗卓英说：“我新编第38师尚在仁安羌，乔克巴当并无敌情。”
史迪威说：“英缅军7000多人被围，敌军一定会超越仁安羌，进占乔克巴当，再次堵截英缅军。英军的情报一定确实可靠。”
罗卓英又是跟着和稀泥：“光亭，英军不会无缘无故谎报军情，你过虑了。”
杜聿明提高语调说：“那也不能置棠吉于不顾。”
罗卓英说：“棠吉距罗衣考100公里，罗衣考尚未丢失，棠吉何来危险？”
杜聿明愤然道：“如果出此决策的话，我不能负责。”
罗卓英愕然，他没想到杜聿明竟如此顶撞他。
史迪威也忍不住发了火，质问杜聿明：“中国军队吃饭不打仗吗？”
杜聿明当仁不让，回敬道：“我吃的是中国饭，而不是英国饭。”
又是不欢而散。
杜聿明虽然坚持己见，但想想委员长的一再叮咛，他还是让了一步，命戴安澜先派出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其余两团待命。
20日，罗衣考已确定不守，罗卓英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他急命200师驰援棠吉，并对杜聿明说：“只要你带第200师把棠吉控制，我就有办法准备曼德勒会战。”
杜聿明心中大骂：昏聩！第5军非毁在你罗尤青（罗卓英字尤青）手里不可！
不满归不满，眼下还是救棠吉要紧。
200师远在梅克提拉，距棠吉300多公里，全师虽乘坐汽车日夜兼程，但还是晚了一步。4月22日傍晚，日军第113联队第2大队抢在200师之前，攻占了棠吉。
23日黄昏，戴安澜率部到达棠吉外围，与先期到达的郑庭笈会合。
郑庭笈简单介绍敌我态势：“棠吉是群山中的一块高台地，西有黑河，东为高山密林，北有公路通往雷列姆，雷列姆以北100公里即是腊戍。城中日军约有一个大队1000余人，主要集中在新区。我先头部队第598团已占领城西南的黑河，切断罗衣考至棠吉的公路，日军援兵短时间无法与城内日军会合。”
连日苦战，200师战斗人员此刻仅剩6200多人，损失已达1/3，但全师自师长以下，仍是斗志昂扬。军情紧急，戴安澜迅速与部下制定两翼包围、歼敌于山地的计划，决定次日发起总攻。
24日拂晓，200师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迅速向敌阵地扑去。戴安澜为了激励士气，带着几名卫士亲到第一线进行指挥。
一场昏天黑地的大战一直持续到25日黄昏，经两天激战，200师克复棠吉，挽救了危局。
此时，日军第56师团已于23日攻占南曲依，挥兵直指腊戍，日军切断我后路的阴谋已经暴露无遗。杜聿明决定命200师即刻沿山地隘路，北进雷列姆，进而转进腊戍，打破日军的企图。驻滇缅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也看到了眼前的危险，他致电杜聿明：“腊戍之安危，系于吾兄一身，望不顾一切，星夜向敌攻击。”
危急之时，指挥混乱和随之而来的灾难再次降临中国远征军。杜聿明这边还在布置转进腊戍，那边罗卓英却连下四道命令，命第5军除留下200师继续向雷列姆攻击前进外，其余各师及直属部队均向曼德勒集中，准备曼德勒会战。
原来，蒋介石在4月24日向罗卓英下达手令，指示：“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5军、第66军应以密支那为后方，第6军应以景东为后方。”
蒋介石的原意当然是要保住腊戍，但史迪威、罗卓英抓住“万一不守”一句，仍旧幻想以英印军为依托，在曼德勒与日军决战。
史迪威这个倔老头子，决定一条道走到黑，为了加强曼德勒方面的兵力，他甚至要把第66军也调到曼德勒。
腊戍危急，徘徊在中缅边境上的第66军主力紧急开往腊戍。第66军军长张轸的屁股还没坐稳，罗卓英就秉承史迪威的意思，要他率部赶赴曼德勒。
罗卓英的话说得很重：“如果回来定要严惩。”
张轸出身地方军阀，一年多前刚刚被汤恩伯赶出第13军。与汤恩伯相比，罗卓英也不是个善茬。守腊戍还是曼德勒，张轸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日军却打了过来。
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日军企图在这一天打下腊戍，作为献给天皇的大礼。
4月28日，日军第56师团在击溃沿路中国军队后，已接近腊戍。29日拂晓，日军向市区发起猛攻。守军新编28师及新编29师一部，因仓促集结，士兵又多为新兵，最终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弃城而逃，腊戍陷落。
腊戍一丢，全局震动。中国远征军的后路被切断了。
腊戍，西南距曼德勒230公里，北距畹町130公里，它是缅甸东北部铁路的终点，也是滇缅公路与缅甸铁路的连接点。腊戍一丢，远征军进退失据。归国无路，军心顿时动摇，曼德勒会战也成了泡影。
得知腊戍丢失，英军一夕数惊，再次不辞而别，向印度逃窜。史迪威正在焦头烂额之际，转身一看，他一向信任的英国盟军竟然逃得一干二净，不由得火冒三丈。
他找到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将军，气冲冲地责问道：“你们来缅甸是打仗的，还是来观光旅游的？”
不料，亚历山大一点也不买账，他带着英格兰人特有的傲慢回敬道：“我现在的使命既不是打仗，也不是观光，而是带领受到惊吓的孩子们开往印度休整。”
真是岂有此理！史迪威受够了。他一言不发，目光冷峻地在亚历山大脸上转了一圈，随即转身离去。
英国人再次以卑劣的行动证明了他们的无赖与自私。4月30日，英军扔下无数的坦克、汽车、枪炮，一溜烟跑回了自己的殖民地印度。
英国人脱离了苦海。这之后，所有的苦难就落到了中国军人的头上。
各路大军开始后撤，第5军及新编第38师向八莫、密支那转进，第6军向景东方向转移，而第66军则沿着滇缅公路且战且退。身后，日军疯狗般紧追不舍。
5月3日，日军步兵第146联队陷畹町，战火终于从中国版图的西南角烧了进来。云南不稳，重庆震动。
5月5日上午9时，146联队的先头部队杀到了云南松山。山下惠通桥两岸，1000多辆汽车车头衔车尾，相互争道。溃兵、难民不顾一切，混杂抢行，四处呼天喊地，人心惶惶。惠通桥是一座钢索吊桥，又是单行线，桥上拥堵，途为之塞。桥头宪兵已无法控制秩序，整个桥头咒骂声、哭喊声混成一片。
时间紧急，日军马上就要打来，张祖武上校率领的独立工兵第24营，恰于此时匆匆赶到惠通桥东岸。
张祖武指挥部下卸下爆破器材，开始布置安装。这时，一辆高级轿车驶到桥头，车上坐着3位高级军官，四处询问工兵营。张祖武赶忙上前，其中一位他认得，正是他的顶头上司、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少将。
马崇六询问爆破准备情况，张祖武简略作答。马崇六见工兵营先到一步，在长官面前露了脸，又听说已快安好爆破器材，更是面带喜色，连说：“好，好！”
接着，马崇六把张祖武带到车前，介绍了车内的另外两位高级军官，一位是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另一位是参谋团参谋处长萧毅肃中将。
两个大名鼎鼎的中将，张祖武赶紧敬礼致意，身体站得笔直。
林蔚用信纸写下一纸手令交给张祖武，便匆匆驱车离去。
手令内容有三条：“（一）命令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端就地待命；（二）敌人强占惠通桥时立即爆破该桥；（三）任务完成后即电报军部。”
张祖武攥着手令，立即召集连排长开会，宣布这项临时紧急命令，拿出炸桥方案交给大家研究定夺。
稍后，工兵营迅速行动起来。1连连长胡世安率全连官兵携带足量的炸药及一应爆破器材到桥西端安装；2连连长赵宋卿负责在桥中段安装炸药；3连连长石坚在桥东端安装炸药，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为确保炸桥成功，张祖武决定双引爆，即导火索点火引爆和发电器电引爆，发电器由张祖武亲自执掌。
正在此时，日军的炮弹突然落在桥东老鲁田山下的公路上，车辆被炸起火，人群骚动，更加混乱起来。
张祖武正在桥上检查爆破器材的安装情况，闻声大惊，他以为日军已经杀到桥头，立即拿起望远镜向对岸查看。
对岸公路上，到处是拥堵的车辆、破衣烂衫的溃兵、扶老携幼的难民，却不见日军踪影。视线停落到对岸8公里处的腊勐乡老车站，日军的炮弹正从那里不断射出。
原来，日军以步兵第146联队为主体，组成坂口支队，使用约1000辆汽车、装甲车，急追我66军余部。但因为滇缅公路上只能是单路纵队进击，所以日军无法超越拥堵截击我军。可是，日军很快就发现，尽管两军距离远达70公里，但由于滇缅公路在怒江峡谷里蛇形升降，所以70公里的距离就缩短为上下8公里的直线。这样，惠通桥两岸就进入了日军野炮的射程之内。
经过测距，日军第56野炮联队第3中队立即在腊勐乡老车站摆开阵地，向我怒江东岸展开射击，以期制造混乱，迟滞我66军。
此情此景，万分危急。张祖武身边，一位副连长因初上战场，看到当时情况，吓得双膝跪地，哭求营长立即炸桥阻敌。
张祖武不为所动，毕竟西岸人流如潮，还有无数的同胞没有过江。为了让尽可能多的车辆军民过桥，他不想过早炸桥，即使这要冒巨大的风险。
中午时分，日军的炮火不断加强，桥头不远处似乎已经出现日军的身影。由于道路拥堵，日军步兵纷纷下车，混入人流车辆之间，一路穿插，向桥头急进。正在此时，桥上一辆汽车因载货过重，影响交通，宪兵欲将汽车推入江中，司机拼命阻拦，一时极为混乱。
张祖武不敢再耽搁了，于是断然高喊：“点火！”他自己则猛力压下发电器手柄。“轰隆”一声巨响，地面震颤，峡谷轰鸣，烟尘漫天，车辆人流跟随大桥一齐沉入江底。
此时，日军步兵第146联队第3大队已经杀到西岸，距桥头仅仅200米。大队长松本中佐眼看大桥坠江，恼羞成怒之下，竟将怒气发泄到我军民头上。当时，未及渡江的我方车辆有二三百辆，军民不计其数。日军枪弹飞来，很多人躲避不及，做了冤死之鬼。绝大多数军民见大桥炸断，立即转往上游，搜罗船只，寻找渡口，千难万险也要回到东岸。
阻敌大功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后，终告完成。
大桥炸毁，阻敌成功，云南省主席龙云向马崇六发去嘉奖令，张祖武记大功一次，张营官兵得奖金1万元。
平心而论，炸桥任务还算圆满，我们以无数冤魂换来了暂时的安全，但真正的危险还远未结束。
当晚19时16分，在惠通桥上游数公里处，日军第146联队第2大队的两个中队在工兵的协助下，使用两艘橡皮艇开始强渡怒江。日军步炮兵集中了全部火力，支援其步兵渡江。
怒江东岸，我第36师先头部队及时杀到，拼死阻击，但最终数百名日军还是上了岸。日军大队长松本、第146联队联队长今岗也随部过江。两个指挥官相见握手之际，我军的手榴弹突然飞来。不巧砸在仙人掌上，手榴弹又被弹开几米炸开，两人逃过一劫。当夜，日军打到老鲁田一带山地，控制了制高点，为后续部队占据前沿阵地打下了基础。
大桥虽断，危险还是如影随形，重庆的蒋介石要下血本了。
腊戍失守，日军突入畹町，重庆震动。蒋介石召集军政首脑开会，恐慌情绪四处蔓延，不少人认为远征军与参谋团孤悬于国门之外，甚至有全部覆灭的可能。假如日军由畹町攻入西昌，国民政府将无退路。真到了这一步，国民政府可能只有迁都兰州。果真如此，那真是一场灾难。
会议连续开了一天一夜，重庆的恐惧达到了抗战以来的极点。
惠通桥被炸断后，林蔚一行一到保山，即向重庆发电告知。蒋介石得知日军被阻隔于怒江激流，这才把悬在半空的心放了下来。
保重庆已是刻不容缓，蒋介石急调滇西的第9集团军及宋希濂第11集团军，日夜兼程驰援怒江防线，并下令：“参谋团团长林蔚，在滇、黔、川前线，代行本委员长职权，三省部队任其调遣，如有不听指挥者，就地枪决。”
一个中将，被赋予了极为罕见的权力，在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林蔚手握生杀大权，真正成了力挽狂澜的关键人物。
5月6日后，各路援军纷纷到达，最先到达的第36师集中兵力，将江岸的数百名日军包围起来，大部击毙，少量窜回西岸。从此，怒江以东再无日军。
怒江的咆哮虽未停止，但在中国人的眼中，竟不可思议地变得温顺了许多。日军的侵略锋芒止于怒江，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在此出现转机。
但历史不该忘记：1942年的5月，遥远的怒江，中华民族曾命悬一线。
败退野人山，一次凤凰涅槃的旅程
腊戍失守，日军包抄滇西，截断了远征军的后路。在现代战争中，后路被断，意味着粮弹不继、援兵无望，对任何一支部队这都是灾难性的。中国远征军各个部队只好自谋出路，自求生存。
第6军相对幸运，他们提前得到指示，以景东为后方相对是安全的。5月2日，在接到印缅战区总司令韦维尔的总撤退令后，第6军军长甘丽初立即率部向景东转进，快了日军一步。
次日，日军第18师团以步兵第55、第56联队分两路开进缅东，企图将第6军围歼于萨尔温江西岸。第6军没有溃乱，他们一边撤退，一边破坏道路、设置路障、埋设地雷，以迟滞日军进攻。几天后，当日军追到萨尔温江时，第6军早已经安全抵达对岸，日军紧赶慢赶还是扑了空，只能望江兴叹。
第66军除新编第38师外，其他两师沿着滇缅公路边打边撤，在惠通桥炸毁之前，主力也安全越过了怒江，损失不大。
第5军作为远征军的先头主力，各部位于曼德勒与雷列姆之间，而日军的3个多师团为了围歼曼德勒一带的远征军主力，早已集结到了第5军的四周，对第5军形成了包围。这样，危险就落到了第5军的头上。对杜聿明来说，当务之急便是北进八莫、密支那，摆脱日军追击，迅速撤回国内。而对于史迪威撤到印度的建议，他几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从内心里他是排斥那个美国佬的。
北撤的那天，坐在漂亮的小汽车内，杜聿明的情绪却坏到了极点。
不信命还真不行！他想起3月初蒋介石在腊戍的紧急召见。当时他急急忙忙地驱车赶去，不料路窄车多，不但第5军的军旗被迎面而来的卡车挂断，就连他的座驾也与货运卡车迎面相撞。杜聿明从前座飞出，撞碎了挡风玻璃，整个上半身都冲出了窗外。当时，官兵们议论纷纷，说什么军旗折断，军长受伤，怕是出师不利。一向自信的他一笑置之，压根就没当回事。哪料到，苦战一月，竟然落得个兵败异域、归国无门的结局。
眼下就是在跟时间赛跑。杜聿明率领军直属部队与新编第22师2万多人，集中数百辆汽车，兼程北进，意图抢在日军之前占据八莫与密支那。同时，第96师、第200师也向北疾进，意图早一刻归还本军建制。本来，按照参谋团的命令，200师将从雷列姆东进，随第6军回国。今天看来，这个计划最为稳妥，缅东日军兵力薄弱，缅北日军最为集中，200师北进无疑是自投罗网。但200师偏偏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不祥的选择。
5月3日深夜，形势再度恶化，日军第56师团在4天之内居然推进400公里，进占我后方要地八莫。日军进攻途中，我军虽顽强抵抗，宁死不降，但终究不敌日军的锐利锋芒，被日军各个击破，丧失了立足之地。
5月8日，又是一个坏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当天上午，日军第56师团第148联队，在坦克第14联队的配合下，攻占缅西北重镇密支那。
密支那距仰光1200公里，是缅甸铁路的最北端、缅西北最重要的城市。自此东行，可达滇西的腾冲，经腾冲可转进至怒江东岸的保山。密支那一失，中国军队彻底断了归路。如果不能夺回密支那，远征军就只能转向野人山方向，穿越那里，进入印度的雷多。
杜聿明和他的第5军运气糟透了。本来，按照日军第15军的要求，第56师团的148联队应该向怒江一线发起攻击，而师团长渡边正夫垂涎于全歼第5军的辉煌，便擅自下令将第148联队派向了密支那方向。假如渡边按照命令行事，怒江防线可能有危险，但第5军却可以逃过一劫。但渡边却不惜抗命，偏偏要与杜聿明过不去，他实在抵御不住“全歼中国王牌军”的诱惑。
5月9日，从日本广播中得知密支那失陷的消息后，蒋介石即向前线下达指示，切勿与日军纠缠，目标就是快速摆脱日军，撤回国内。
蒋介石的指令含混不清，前线根本无法作为依据。杜聿明无奈之下只好尝试请示史迪威与罗卓英，不料两人早已渡过伊洛瓦底江，逃到印度去了。
打开3天前的电报，罗卓英已明令杜聿明“决然西行，先向邦平附近集中，再相机处置”。邦平靠近印度，撤往邦平，再相机处置，其结果只能是撤往印度无疑。而杜聿明最不愿史迪威掌握中国军队，如果退往印度，第5军岂不正中他的下怀？在印度，毕竟还是英、美军说了算。
深陷绝境，迫使杜聿明狠下心来：“一定要打回国去。”况且按照蒋介石5月7日的指示，也是要他们从密支那回国。
事不宜迟，杜聿明即命第96师附属军炮兵团、战防炮营，前去攻打密支那。他对第96师师长余韶说：“将所有炮弹打在那里，不信打他不开。”
次日，余韶所部到达孟拱，距密支那只有20多公里，杜聿明一纸电令却突然到来：“纳巴敌人已渡江，军即向大打洛—孟版之线转进，该师即向孟缓（即孟关）转进勿延。”
余韶接电，甚感诧异，渡江敌人不过二三百人，何须绕道西行。纵然强行通过密支那而招致一些伤亡，也比西行为上。虽然心存疑虑，对杜聿明敬畏有加的余韶还是遵命率部赶到了孟关。
13日，撤退路线最终确定下来。孙立人不愿跟杜聿明进山吃苦，早已率部退往印度。余韶也不愿再跟军部一起行军，在征得杜聿明的同意后，自行选择路线回国。而戴安澜的200师还在向北转进途中，不可能与军部会合了。这样一来，跟随第5军转进的只有军直属部队及新22师的2万多人。
当日，杜聿明的军部到达了曼西。此地是个偏远的市镇，位于曼德勒正北大约400多公里处。曼西镇以北不通公路，部队沿着牛车道艰难地走了30公里，于14日黄昏到达了一个名叫“莫的”的小村庄。
“莫的”在缅甸语中的意思是“公路的尽头”。早先英国人在此种植了大片柚木林，路也只修到了这里，但再往前走，就与现代文明无缘了。莫的村距离曼德勒超过400公里，距离密支那也是如此，距离印度雷多650公里。第5军接下来的行程，就是这后面650公里的蛮荒之地。
悲剧就此开始了。它的开始，同收场一样，都是极其惨烈。
莫的的黄昏，残阳如血，染红了大半个天空。高大的柚木林像是受了伤的野兽，满身血污，张开血盆大口，狰狞地望着这群远道而来的落难者。
当晚，第5军军部与新编22师的第65团在莫的村宿营，军直属部队及各部队伤员1500多人，则进驻莫的村东南边的堪迪村里。
堪迪村里，第5军直属工兵团以一个营的兵力，在当地民众的协助下，利用佛塔东侧空地，用砍来的竹木和从汽车上拆下的篷布搭建成简陋的兵舍，野战医院则以佛塔附近的五六间草棚子为医疗站，收容了1500多名伤员。
前面已无路可通，所有的车辆都已失去用武之地，杜聿明心疼地决定将它们悉数焚毁。
此时，许多将领还是对杜聿明选择的撤退路线表示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应按照原定计划沿着公路从密支那突围！因为一旦走进原始森林，抛弃所有汽车与辎重不说，甚至连一场战斗都没有参加的装甲部队，也必须就地抛弃战车！那年代，中国军队吃够了装备低劣的苦头，好容易有了自己的装甲战车，就这么毁了，那和剜心割肉有什么区别！
可杜聿明知道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一旦心意已决，就没人能劝得动他。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第5军的几百部车辆，包括宝贵的坦克、装甲车、重炮，以及行李和公文箱，除留下极少的一部分外，其余均在李汉萍处长的指挥调度下，悉数集中到莫的村与堪迪村之间的山麓空地上，浇上汽油，点燃焚毁。
一连几天，车辆油箱的爆炸声此起彼伏，躲进山里的土著，听到山下的巨大声响，一个个浑身战栗，以为他们的村庄已被炸毁，他们失去了栖身之所。
5月16日，第5军主力排成一路纵队，绕过一排柚木栅栏，徒步走进莫的村后的一条山道，渐渐消失在墨绿墨绿的原始丛林里。
而那1500多名伤员，则一个不落地留在了原地。比起销毁战车、重炮，遗弃伤员才是杜聿明心中的最痛。
他们的结局，至今仍是一个谜。
请看如下亲历者的证言。
从丛林中走出的邱中岳将军，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
原先留在莫的林（即莫的村），或为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一千五百余中华儿女，咸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鬼的志节，宁为烈士死，不做降俘生的决心，慨然于五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引火自焚，含恨而终！
傍晚，杜军长惊闻此讯，不禁恻怆动怀难以自已，踉跄步出帐外，面对西南莫的林方向，俯首肃立、默哀致敬，而后仰视苍穹，朗朗而誓：“光亭只要一息尚存，誓灭日寇，报此仇雪此恨，以慰诸烈士在天之灵！”
另一位老兵名叫刘桂英，她是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几个女兵之一。在她最后的岁月里，面对记者的采访，她如此描述当年的惨状：“……在这个时候把伤兵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就问他们，现在我们走到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你们走不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哽咽）讲不下去……伤兵讲，你们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他们把汽油点了火自焚……一千多伤病员带不出来，我们都趴在地上哭……那个伤心啊，那个败退，败退到这个地步……”
还有老兵肯定地说，这些伤病员不是点燃汽油自焚的，而是开枪自杀以后再点燃汽油焚烧尸体的。烧毁汽车和士兵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且分散在几个地方。
而老兵们的惨痛记忆，却不见于任何的官方记载。但毫无疑问，他们死得如此悲壮，令人不堪回首。
第5军抛弃了他们，而战争也暂时抛弃了第5军。
这里没有谁对谁错，战场无情，所谓走投无路就是无论你做怎样的选择都会留下遗憾。归罪于谁，都是一个错误。
杜聿明的心情颓丧到了极点。
可噩耗还是接踵而至。5月26日，他最得力的部下——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少将因伤势过重、缺医少药，殉国于茫茫的原始森林中。
8天前的5月18日夜，200师进入朗科地区，在通过细包至摩谷的公路时，突遭日军两个大队的埋伏。戴安澜急于摆脱日军，亲赴一线进行指挥。不料，林深夜暗，戴安澜一不小心，闯到了日军的设伏区，被躲在大树上的日军一阵扫射，击中胸、腹部而受重伤。天明以后，日军攻势减弱，第599团团长柳树人、副团长刘杰阵亡，慌乱之中遗体散失在密林之中，而师长戴安澜却没了踪影。参谋长周之再带领一队官兵，冒险四处搜寻戴安澜，最终在路边草丛中找到了他。经过检查，才发现戴安澜胸部、腹部均被机枪打中。当时，由于缺乏医疗器材，因而伤口仅仅经过简单包扎，便被抬上担架，继续赶路了。
一路上，日晒雨淋，伤口迅速化脓。当时，别说是消毒液，就是棉球都不可寻觅。迁延至26日，在离国境不远的茅邦村，戴安澜让人把他从担架上扶起来，向北方深情地凝望了一会儿，口中喃喃念叨：“反攻！反攻！祖国万岁！”时间不长，就停止了呼吸！
一代将星，就此陨落在即将踏入国门的前夜！
杜聿明闻讯，震惊、悲伤，无以复加。自入缅作战以来，戴安澜屡立战功，令日军闻风丧胆，令国人欢呼雀跃。他的牺牲，不仅在远征军和前线引起震动，就是国内的人们也挂出挽联，哀悼将星的陨落。
杜聿明身陷野人山，无暇沉湎于痛失战友的情绪中，他必须对活着的人负责。他抖擞精神，跟随先头部队，走进了密林的深处。毕竟，他也是前途未卜，在他那里，生与死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了。
走进原始森林，古木参天，直插云霄。林中暗无天日，阴森恐怖，藤萝、灌木扭结缠绕，枯枝败叶层层累积。一开始，林中还有马道可循，狭窄仅容一人通过，后来不知何时路就消失了。部队只得抽调身强体健者充当开路先锋。这些官兵脱掉上衣，手执大刀，一路狂砍灌木、藤萝，一条小道被硬生生地砍了出来。
刚刚走进原始森林时，官兵们还有几分新奇，林木稠密，树枝低垂，稍不经意，树枝还会挂住人的衣服，抽打人的头脸与臂膀。但走上没有几天，新奇感就迅速被恐惧取代了。
青皮猴吱呀尖叫，尖脸、长脚、黑毛，身长约2尺，在树木之间飞来荡去。野象也不时出没，毒蛇、怪兽更是蠢蠢欲动。一到晚上，由猿猴打头，各种怪叫声回荡在山林之中。官兵们蹲坐在地，抱紧武器，提心吊胆苦挨着一个又一个夜晚。
白天上路，不是密林深谷，就是高山绝壁。密林深谷，地势较平，还容易对付，而山地则不然。山地的艰险地段，往往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的时候还能借物攀缘，下山的时候几乎一无凭借。到处是悬崖绝壁，道滑路窄，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山崖，粉身碎骨。
环境往往能造就和激发出人的各种潜力。有人别出心裁，创造出一种分段跃下陡坡的方法。坡下如果树木较多，就先认准脚下三五步远的一棵大树，这棵树不能太粗，必须双臂可以抱住，然后对准大树纵身跃下。抱住认准的大树后，等身子站稳，再向下一棵跃去。这样，像猴子一样，在大树间荡来荡去，最后落到平地。但如果身手不够敏捷，稍有差池，就会跌落山涧。
森林的艳阳天，也会给部队带来麻烦。每当早上气温回升的时候，密林的深处总会升起一片云雾，浩浩渺渺，气象万千，有时甚至还会有一团彩色突然炸开，一大片林子就会迅速飘浮在彩云之中。有人惊叹：“好一处蓬莱仙境。”然而，时间不长，就会飘来一股腐烂的气味，让人感到恶心和窒息。此时，一些见多识广的人，便会大惊失色——这是瘴气。染上瘴气的人，如不及时医治，十有八九就会命丧黄泉。大家得到提醒，纷纷掩住口鼻，意欲躲过瘴气。以后，远征军将士感染各种传染病，如疟疾、回归热等，多半与瘴气有关。
不过，在丛林中，真正可怕的却是饥饿。
部队断粮，战马杀光，官兵们饥饿难耐，到处采野菜，捡野果，剥树皮，扒草根，就着凉水吞咽下去。这些东西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吃过之后，走不多远，就会头昏脑胀，眼冒金星，双腿战抖。实在熬不过去时，就在野菜里掺上少许封存的粮食，胡乱熬上一会儿，算是缓解了一下眼前的痛苦。
有的人见枪带是牛皮做的，便把枪带解下来浸水清洗，发软后切成碎片，放在钢盔里，架在火上熬煮。那个香味，惹得大家个个直流口水，吃过之后都说是世间最佳的美味。
越往前走，食物越少，能吃的野果、鸟蛋、野菜都被前面的部队席卷一空。后面的兄弟饿得没法，眼见身边的人一个个倒地身亡，他们便不顾一切，寻找充饥的办法。
有的战士四处寻找芭蕉，剥取它的嫩茎，和野菜混在一起煮了吃。芭蕉的嫩茎采光了，就挖芭蕉根吃。芭蕉根一经煮过，入口麻，入肚胀，吃多了就会浮肿而死。
一个士兵看到路边有一堆野兽的粪便，不管身边有人没人，抓起就吃。另一个士兵胃中饥火翻腾，也忍不住捏了一小块，闭住气放进嘴里，臭气直冲鼻腔，粪便卡住喉咙，腹中不禁阵阵发呕，一声怪叫又吐了出来。他哀叹一声：“狗娘养的，我还是个人吗？”但还是抓起一大块，硬生生吞了下去。
造化无情，雨季又如期而至，苦海中的弃儿更加灾难深重。
6月初到7月中旬，暴雨在缅甸的东北部肆虐开来。
雨点大如铜钱，砸在身上生疼，砸在山地上形成瀑布，沟渠小河皆成汪洋。洪水裹挟着杂草与大树，汹涌恣肆，从天而降。工兵耗费精力扎制的木筏，还未启用，就被悉数冲走。行军的队伍，一不小心，就被卷走一段。风吹雨淋，很多伤员都发起高烧，高烧引起伤口化脓，拖不了几天便含恨而死。
雨水把土地浸泡得又松又软，幸存下来的人也是苦不堪言。一脚踩下去，一不留神，膝盖以下已陷进了烂泥里。走出烂泥地，路又滑得出奇，每走几步就会跌倒一次，弄得满身是泥，衣服、枪支、背包、米袋，全身都是泥水。大家为了弄掉脸上、手臂上的泥水，就会在雨大的时候，揭掉雨帽，仰起脸，伸出双臂，任由雨水冲刷。路滑泥泞，每个人走得都十分艰难，头上大雨滂沱，身上汗出如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每个人浑身都是湿漉漉的。
雨水稍退，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无名爬虫，突然间从地上漫山遍野冒了出来。
蚂蟥未吸血时，细小如绣花针，它们一头吸附在草丛或树叶上，一头悬在空中。一旦有人经过，它们便循着气味，成群结队吸附在人的衣服上。它们钻进人的衣领，爬进人的裤脚，行人并没有丝毫察觉。初被叮咬感觉不明显，等人发现时，它们都已吸饱了血，胀得和拇指一般粗。一位随军撤退的华侨姑娘，感觉身上有些异样，解开衣服扣子一看，腿上、腰上、胳膊上，凡是皮肤柔嫩的地方，都爬满了大蚂蟥。两位老兵顾不得自己，赶紧过去帮忙。他们死死拽住那些滑不溜秋的蚂蟥，那些怪虫却拼命往肉里钻，一拉一扯，用力过猛，蚂蟥竟被拽为两截，钻进皮肉的半截死死钉在里面难以拔出。有个老兵经验丰富，用烟火熏烤，那半截蚂蟥才慢慢退了出来。老兵帮华侨姑娘清除完蚂蟥，再往自己身上一看，好家伙，比华侨姑娘身上的还多。他们忙活了半天，才把蚂蟥清除干净。相互瞧一瞧，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三四十处伤口在流血。
令人恐惧的是，一旦被蚂蟥叮咬，破伤风就会随之而来。而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会随着气温的上升、瘴气的爆发，在森林中的所有生物间流行起来。
队伍继续行进，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发起高烧，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倒地身亡，还有人刚刚坐在路边打了一个盹，转瞬之间身上就爬满了蚂蟥、蚂蚁等各种毒虫。
有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夜晚，一位士兵走出窝棚，到外面方便，整整一夜都没有回来。排长带人四处寻找，终于在丛林深处发现一具骷髅，骷髅腰上系有一根表明身份的腰带，有人捡起一看，正是昨夜失踪的那位弟兄。大家推测，肯定是他方便之后，身子疲乏，靠在树上休息，先被蚂蟥吸干了血液，又被蚂蚁啃光了身上的肉。大家这才明白，一路上所见的累累尸骨，原来都是这般的来历。他们一个个毛骨悚然，再也不敢靠在路边休息了。
军长杜聿明也病倒了，他得了回归热，高烧持续不退，面颊通红，浑身无力，只好躺在担架上行军。上坡下坡，攀悬崖，下绝壁，钻刺蓬，渡溪涧，一路之上，抬他的士兵竟累病而死的有20多个。
从莫的出发，前行500多公里，即是胡康河谷，也就是著名的野人山，此地距印度的雷多仅仅100多公里。
部队进入野人山的时间是6月下旬，正值缅甸雨季最为猖狂的时候，暴雨下得昏天黑地，整个胡康河谷一片汪洋。
在这最后的100多公里的路途中，死亡如影随形。
在赶往河谷腹地新平洋的途中，每天都会见到几具到几十具的尸体。晚上，走进宿营地，尸体更是连片成堆，这是许多天连续积聚的结果。第一天有人搭建窝棚宿营以后，当晚就有人死在窝棚里。第二天，活着的人取下窝棚架上的雨衣，默然离去，而尸体则被留在窝棚里。当天，后续部队赶到这个宿营地时，为了省去搭建窝棚的麻烦，就会利用原有的窝棚架，在上面盖上雨衣继续使用。如果棚内有尸体，就将尸体移到棚外。这晚，也会有人死在窝棚里，天亮以后，活着的人也会继续赶路，尸体依旧被留在窝棚里。第三天，第四天……宿营地几十上百个窝棚外面，就会连片成堆躺上几百具尸体。
女军人李明华在身边的战友一个个离世后，历尽艰辛来到了新平洋。那天傍晚，她勉强爬过了一座大山，累得早已精疲力竭，细雨霏霏中望见一座茅屋。她和女伴商议了一下，决定在那里过夜，明早再走。等她们一步一步挨到门前，天已黑了下来。门半掩半闭，屋里已躺满了人。屋里没有生火，借着屋外微弱的光亮，瞅了半天，才在门后找到一块空地，悄悄过去，躺了下来。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正纳闷为何其他人没有动静的时候，忽然闻到一股臭味。仔细一看，屋内躺着的人，面部肿胀，四肢肿大，已经气绝多日了。原来，她们在死人堆里住了一夜。当时吓得手脚冰凉，胃里翻滚，连连呕吐，踉踉跄跄跑了出去。
一路上都是死人，活人却难得一见。人死后，尸体一般是躺着的，不过有的仰卧，有的侧卧，有的俯卧，有的头在高处，有的脚在高处，有的四肢直伸，有的四肢弯曲，有的背靠山坡、大树坐着死去。尸体一般暴露在外，无人收拾，最好也不过是覆盖一层树枝树叶。
人刚死时，肤色惨白，经过太阳几天的曝晒，尸体就会膨胀发黑，再往后就溃烂淌出黑色尸水。此时，苍蝇云集，爬满蛆虫，恶臭逼人。等尸水淌完，就是白骨一具了。
这真是恐怖的人间地狱。每个活着的人，晃着摇摇欲倒的躯体，凭着仅存的求生欲望，继续前行。莽莽丛林，则继续吞噬着每一个人的肉体与灵魂。
在胡康河谷里，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就会有这样的惨剧上演。
在谷地的中心——新平洋附近，一具尸体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本来，在野人山里，尸体早已屡见不鲜，而且自己也许将成为它们中的一具，根本不用大惊小怪，但这具尸体确实与众不同。
在一块约10平方米的平坦地面上，一具尸体孤零零地躺在那里。他双腿伸直并拢，两臂垂直平贴在大腿侧，头部正直，仰面朝天。常见的尸体都是衣衫褴褛，他却穿戴十分整齐，一身毛呢军服，扣得严丝合缝，头戴军帽，帽星耀眼，肩背武装带，腰挎短剑，脚穿球鞋。显然，这是一个校级军官。他自知将死，不肯以粗劣的面目示人，身为中国军人，死也要死得像个样子。
所有路过的同胞，看见他的尸体，往往是猛然一愣，接着便肃然起敬，向他三鞠躬后才继续赶路。
千难万险，九死一生，走出野人山的官兵们终于到了新平洋。这里有营房、库房，营房里有床、被、蚊帐，库房里有罐头、饼干、米面，将士们大喜过望，各人饱餐了一顿。不幸又乐极生悲，有人竟撑死在床上。
新平洋地如其名，在酷烈的雨水里，真的成了一片汪洋中的孤岛。此时，部队只剩下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一直等到雨季结束，再前往雷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冒险冲出新平洋，直达目的地雷多。
杜聿明选择了后者，在这最后的一段路上，已经油尽灯枯的官兵倒下的比活着的多。这段路，每不到100米，就有几十具尸体长眠于此。
可以说，这是一条尸骨铺成的道路。
诗人穆旦弃文从武，当时在第5军军部任中校翻译。他随第5军一同撤退。他是野人山的亲历者，他幸存了下来。
3年之后，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的祭诗：
森林：
没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随微风而起舞，
张开绿色肥大的叶子，我的牙齿。
没有人看见我笑，我笑而无声，
我又自己倒下去，长久的腐烂，
仍旧是滋养了自己的内心。
从山坡到河谷，从河谷到群山，
仙子早死去，人也不再来，
那幽深的小径埋在榛莽下，
我出自原始，重把密密的原始展开。
那毒烈的太阳，那深厚的雨，
那飘来飘去的白云在我头顶，
全不过来遮盖，多种掩盖下的我，
是一个生命，隐藏而不能移动。
人：
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
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
死去了世间的声音。这青青杂草，
这红色小花，和花丛中的嗡营，
这不知名的虫类，爬行或飞走，
和跳跃的猿鸣，鸟叫，和水中的游鱼，
路上的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惧，
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
森林：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人：
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忽然躲避我？
在绿叶后面它露出眼睛，
向我注视，我移动，它轻轻跟随。
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贴近我全身。
而树和树织成的网压住我的呼吸，
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
像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
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
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
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
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身心！
森林：
这不过是我，设法朝你走近，
我要把你领过黑暗的门径；
美丽的一切，由我无形的掌握，
全在这一边，等你枯萎后来临。
美丽的将是你无目的眼，
一个梦去了，另一个梦来代替，
无言的牙齿，它有更好听的声音。
从此我们一起，在空幻的世界游走，
空幻的是所有你血液里的纷争，
你的花你的叶你的幼虫。
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第5军最终还是退到了印度，检点人数，加上退回国内的第96师与第200师，整个第5军出发时42000人，回去后只剩下了20000人。其中，战斗减员7300人，撤退减员14700人，撤退减员竟是战斗减员的2倍。
作战中，中高级军官只损失了一位团长。而在撤退时，损失的中高级军官竟有4位之多。他们是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第96师副师长胡义宾，新编第38师副师长齐学启，第200师第599团团长柳树人。
原本，很多悲剧都可以避免，但由于官长的执拗，却凭空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撤退时，第96师按照杜聿明的命令，将汽车销毁，大炮抬回。一路之上，抬炮的士兵竟累死了100多人，累病了200多人。最终，因无法携炮翻越高黎贡山，又将它们就地掩埋。
这真是古今战史中罕见的悲剧。
晚年的杜聿明，很少提及野人山，有人来问，他也不说。
或许，一提起野人山，他的心就会滴血。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次凤凰涅槃的旅程。
两年之后，脱胎换骨的远征军，将以崭新的面貌横空出世。
他们要卷土重来。
他们要洗刷耻辱。
他们要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