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英雄的长沙城
长沙城，中国抗战的英雄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无湘不成军”，这些耳熟能详的典故夸耀的都是三湘大地——湖南。
1939年秋，“二战”爆发。日军为顺应新形势，扫除南线中国第九战区对武汉的威胁，发动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湘赣大地一时烽火连天。薛岳首次尝试“天炉战法”，保住了长沙。中国抗战首次被搬上银幕传遍世界。
莫名其妙的长沙大火
早在1938年11月，日军追击部队挟夺占武汉的余威，顺势拿下湘北重镇岳阳，战火已不可避免地燃向三湘大地——湖南。
长沙城内，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焦虑不安，一连几日失眠，局势的危急程度超出了他的预计。
岳阳沦陷，洞庭湖成了日本海军的乐园，150多公里外的长沙城一夕数惊，窜入城内的汉奸和一些惊慌失措的难民，到处散播着日军即将攻城的消息。
官员、家属、市民纷纷南逃，数以万计的伤兵、难民涌入城内，医院无法容纳，不少伤兵倒卧街头呻吟哀号，更使整座城市人心惶惶、混乱不堪。不少长沙民众对谣言信以为真，甚至认为日军已经攻到了长沙郊外。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九战区宣传队为日后宣传计，提前在市内的墙壁上用日文涂写标语，为的是一旦长沙失陷能瓦解日军的士气。孰料，日军还未被瓦解，倒是长沙民众以为日军的便衣已经摸进了城里，原本紧张的气氛直接变成了慌乱。
用“惊弓之鸟”来形容其时的长沙并不为过。
但真正令张治中寝食难安的倒不是战场上的胜败，也不是长沙城的混乱，而是几天前得到的一道密令。说起来，张治中也是久经战阵的将军，淞沪会战他与日军大战两个多月，见过大场面。眼下长沙城里的混乱也不足以让他乱了方寸，抗战一年多了，曾经历了大会战的上海、南京、武汉，又能好到哪里？
几天前，重庆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把电话打到了长沙，寒暄过后，林蔚小心地提醒道：“文白兄，就眼下时局，军委会已有意在长沙失陷时用焦土政策，委座也点头了，你最好有个准备。”
还未从震惊中缓过神，“委员长文侍参”的电报接踵而至，电文说得更直白：“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焚毁长沙！这可是张治中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武汉大撤退，面对搬迁一空的武汉，陈诚阳奉阴违也没烧，就是不愿落下千古骂名。陈诚是蒋的心腹，不管怎么做都能善后，他却不能。该如何应对？张治中愁肠百转。
11月9日，匆匆赶到长沙的蒋介石、何应钦，召集何成浚、唐生智、冯玉祥、杨森、张治中、熊斌、关麟征、王敬久、酆悌、徐权等30多名军政要员开会，制定下一步的抗战策略。
长沙撤守问题是绕不开的议题，在讲了第二期抗战的“焦土策略”后，蒋介石语气决绝地在会上宣布：“万一长沙不守，即刻纵火焚城。”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蒋介石望着众人惊愕的神色，放缓语气解释道：“弱国抵抗强敌的入侵，坚壁清野是以空间争取时间、保存实力最后取胜的要诀。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人忍痛把首都莫斯科烧光，以此击败了法军。为破日军以战养战之策略，持久抗战，必要时的牺牲也是我们要承受的。中常会也决定了坚壁清野的方针。”
说到此，他将目光转向陈诚，斥责他没按命令烧掉武汉，使搬迁一空的武汉城资敌使用。
蒋介石湖南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长沙，焦土抗战毕竟残酷，劳民伤财，这对不少心存异志或心慈手软的将领来说，能否执行到位他心中无数。
果然，一向敢于直言的冯玉祥就提出了质疑：“烧了长沙，将来我们反攻回来怎么办？”蒋介石一时语塞。这时，他的目光投向了张治中。张治中明白，斥责陈诚，质问何竟武，都是在作秀，眼下蒋介石真正的目标应该是长沙。
果然，蒋介石在听了众人七嘴八舌的各种意见后，毅然说道：“不要迟疑，为抗战大局计，要把长沙变成一片焦土。能运走的物资运走，运不走的要烧掉，无论公用和民用房屋，能烧的就烧掉，不能留给日本人。”
长沙可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城市，张治中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弄不好要成为千古罪人。他的头嗡嗡作响，最后，萦绕在张治中脑海中的只有“焚城，不资敌用”这一句话。
回想起蒋介石长沙之行和他的那些讲话，张治中相信，蒋介石这次无疑要动真格的了。
领袖就是领袖。领袖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可以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这在别人看来是痛苦，在他看来则是义务。年初，扒开黄河堤岸，实行“以水代兵”，民众死伤数百万，这一笔账虽能暂时赖在日本人头上，但史笔如铁，今后呢？
想想今日长沙焚城得由自己来执行，张治中陷入了痛苦中，这事对他来说太难了。
张治中少年时代经历坎坷，曾经流落四方，苦难的经历却在他心中积淀出厚重的情感和善良，他深知底层民众生存的不易。如今要借抗战的名义，将湘人祖祖辈辈积攒下的家业毁于一旦，别说是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抗日军人，就是一个有点儿良知的人也下不了手，更何况他还是湖南的省主席、湘人的父母官。
时间飞逝如索命的钟声。他是军人，知道军令如山，他没有选择。最终，张治中找来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等人，商讨执行军委会“焦土抗战”的具体细则。
酆悌，黄埔一期生，曾任中华复兴社的书记长，曾是黄埔系中的佼佼者，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其能力超群。但此人性格上的缺点与他能力上的优点一样突出，是个出了名的“浑不吝”，无派无系，独来独往。黄埔系中贺衷寒、胡宗南、戴笠等，哪个人没有自己的小圈子？而酆悌却是孤家寡人，除了蒋介石，他也几乎不买任何人的账，这就为他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原本焚城这个烫手的山芋不该在他手里。几个月前，他稀里糊涂地和唐生明对调，由常（德）桃（源）警备司令改任长沙警备司令。
唐生明是湘籍名将唐生智的弟弟，从小娇生惯养却伶俐过人，虽是纨绔子弟，但生就一副豁达大度的胸怀。他广交各路豪杰，国民党各个派系、汪伪政权、共产党都与他有些交情，属于战国四公子那样的人物。武汉沦陷后，他看出长沙就是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无论如何这个长沙警备司令都是不好做的。于是他上下活动，一番游说，将长沙警备司令的担子交给了好大喜功的酆悌，自己则躲到后方优哉游哉去了。而迷恋仕途的酆悌兴冲冲地赶到长沙，准备大干一场。可怜的酆悌哪里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慢慢向他袭来。
酆悌走进省主席的会议室，一眼就望见了张治中那张愁眉紧锁的脸。张治中摆摆手，示意酆悌几人坐下。
大家都不发言，谁都明白所谓的“焦土抗战”，就是要将长沙城付之一炬。如果处理不当，掉脑袋不说，还可能背上千古骂名。
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还是由张治中打破僵局，询问大家焚城的准备情况。
酆悌牵头，其他人陆续发言。
轮到徐权，一向老练的他说：“先放警报，使老百姓逃避后再用燃烧弹放火，这样，就好像是日本鬼子烧的。”
话虽如此，可在长沙10多万人的眼皮子底下编这样的瞎话，有人信吗？
张治中见大家无精打采，只能违心地鼓励众人说：“国家危亡之秋，民众自然要做出牺牲，即便是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上面定了的事，大家无须顾虑太多，湖南3000万父老终会明白我们的苦心。”
计议已定，大家回去各自准备，拿出方案下午再碰。
下午4时，酆悌、徐权拿着焚城纲要再见张治中，焚城计划进入最后的细节阶段。3人商定由长沙警备2团团长徐昆任焚城正指挥，长沙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任副指挥。并约定命令必须3人同时下达，以天心阁火起为号，发警报后再行放火。
晚上7时半，酆悌等人带着拟好的13条计划再见省主席。张治中批准之后，特别嘱咐说：“这个计划最好是备而不用。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开市区方开始行动。”
临了，又再三叮嘱道：“谨慎从事，不许失败！”
可长沙城此时已陷入半瘫痪的混乱状态，执行过程如果出了偏差，计划再周密也是枉然。
退出省主席的办公室，劳累几天的酆悌匆匆给手下布置了任务，就回公馆睡觉去了。一连几天奔波，他太累了。
几个小时后，悲剧就发生了。
11月12日，恰是辛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诞辰纪念日。晚间，长沙市政府组织数百人参加火炬游行，游行结束已是晚上10点多。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参加完活动，路过省政府，便走进去想看看情况。孰料，省府之内灯火通明，满地书报杂物，却空无一人。
席楚霖大惊失色，原来省政府没通知下属就已经撤走了。
席楚霖赶紧跑到警察局询问情况，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也不在。他又急忙赶到长沙市民众抗日自卫团团部，见到副团长王伟能。王伟能是焚城的副指挥，对外面的情况也不太了解，只能如实地对席楚霖说：“张主席已有重要任务给我。”
“什么重要任务？”
“指挥放火。”
席楚霖这才知道事情不妙，拔腿就走。沿途可见手执干柴和油桶的军人三五成群，源源不断地由南门进城。他感到大祸即将临头，回到家里略作收拾，就坐上汽车逃命去了。
此时，已是12日午夜。
时间不久，长沙南门三处火起。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代理参谋长许权也是焚城副指挥，他并没有接到放火的命令。第一处火起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失慎”，为保险起见，他还是要通了第2团团长徐昆的电话，不料徐昆及团副都不在团部。他只好又把电话打给了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他派消防队救火。
文重孚刚刚睡下，不耐烦地说：“没人！警察局撤走了，消防队也撤走了。”
“警备司令部没下命令撤啊。”
“市政府叫撤的。”
真是乱成了一锅粥。许权深感事态严重，他知道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的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炬。如今，火势突起，四条里一条也没有，显然不是上面的命令。
会不会是战场情况有变，日军进到了长沙外围？为核实战况，他要通了第15集团军的电话，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却是：“前方平静无事。”
坏事了！他赶忙把电话打到张治中那里，张治中也深感意外，惊讶地说：“坏事了，我没有下命令。”
再打酆悌的公馆，电话占线。
……
此时，长沙已是四面大火。
警备司令部也被大火包围，火舌甚至窜到了许权的办公室。许权想到酆悌还在城里，便慌忙向酆悌的公馆跑去。
酆悌还在梦中，许权急忙把他叫醒。得知大火已四处蔓延，酆悌大惊失色，又急又气，泪水夺眶而出，叹道：“完了！一切由我承担。校长怎么办，我就怎么受，反正是我犯了罪。”
再说也没用了，两人在街上乱转了一阵，一切已无可挽回，便坐上汽车冲出了长沙城。
就这样，没有警报，没有疏散，一场惊天大火肆虐着燃烧了起来。时值深夜，熟睡之中的居民来不及躲避，当夜葬身火海者就达2万余众。
13日大火整整烧了一天，14日以后火势才渐渐变小，直到16日仍有余烬在燃烧。据灾后统计，全城房屋被焚毁者达56200余栋，占全城建筑的九成以上，而死伤人数则无法统计。
长沙古城付之一炬！消息传开，举国哗然。全国军民各界纷纷致电重庆，要求严办肇事者。
素来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汪精卫抓住这个把柄，不依不饶，在电文中攻击蒋介石“误解焦土抗战，虐民以逞”。
何键等湖南地方派也群起而攻之，痛骂张治中，暗责蒋介石。
主政湖南的张治中自然也处在了风口浪尖。
13日午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紧急赶到长沙。见到张治中，陈诚不问缘由便气势汹汹地质问张治中。张治中推说大火的事他全不知情，定是另一系统所为。陈诚本意就是借机搞掉张治中，根本不信他的解释。在日后的回忆录里，陈诚仍视张治中为罪魁祸首，并指责其推卸责任。
面对全国的指责，迫于压力，蒋介石于16日飞临长沙。
劫后的长沙满城瓦砾，被烧焦的尸骸到处都是，幸存的人们三三两两在瓦砾场中来来去去，一边翻捡东西，一边哭骂。当时，皇仓街的粮仓余火未尽，灾民们不顾危险，在火堆之间钻来钻去搜捡粮食。
此情此景，连同几天来全国铺天盖地的指责，蒋介石心中积郁的怒火如火山般爆发了。面对陪同的众多大员，他痛心地吼道：“长沙焚毁了，精神上的打击十倍百倍于战败的痛苦，可耻、可悲莫甚于此。更痛心的是，用人不当，人才缺乏，竟至无知无能如此！”
他当即下令将本打算判刑的酆悌等人执行枪决。可怜的酆悌，虽贵为黄埔一期生，却倒在了校长的盛怒之火中。不久，酆悌、徐昆、文重孚3人在长（沙）株（洲）警备司令部里被枪决。
对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处理，仅仅是革职留任，责成善后。这是蒋介石照顾情面，同时也是惜才，故网开一面。但湖南父老对此却大为不满，长沙街头公开张贴文字对张治中进行责难的，随处可见。其中，一副连头对联写道：“治绩云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张皇失措。”
不久，张治中离开了湖南，离开了这块带给他痛苦和耻辱的伤心之地，赶赴重庆，接替林蔚就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张治中还是有分量的。
长沙大火被国民党军名将陈诚称为14年抗战中与汪精卫投敌一样，最令人痛心的两件事之一。但坚强的湖南民众并未丧失抗战的信心，他们将这种战争的悲剧独自承担下来，以他们的勇敢和坚韧将长沙筑成了屡挫强敌的铜墙铁壁，成为中国抗战最为稳固的英雄城。
湖南人分明感受得到，屈原的英灵还在湖山之间飘荡，他的足迹所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无数生灵在低声吟唱《离骚》《国殇》这些悲壮深沉的诗篇。
在那些无法计数的暗夜，这种精神无疑成了催人奋进的强大力量。
分化失败，冈村欲战湘北
1939年，伴随着欧洲局势的急转直下，战争走向渐趋明朗。
仅仅在一年前，德国兵不血刃就拿下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这个昔日一文不名的流浪汉在日耳曼的声望如日中天，他狂妄地宣称“我将作为最伟大的德国人而名垂青史”。一年后，他命令所属部队攻入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全面爆发。
波兰是个弱国，夹在两大强国之间真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自建国以来，波兰就经常受到入侵，当时只是靠世界平衡的力量勉强独立。眼下，面对德军的强大攻势，波兰基本没有还手之力，仅仅留下了“马刀砍坦克”这个人类战争史上的笑话。一个月不到，波兰便宣告亡国。
此刻的东方，日本虽不及德国凶悍，却也依仗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占领了中国的广大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地球的东、西两端，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极端猖獗，到处都在上演着背信弃义、掠地屠城的悲剧。
作为波兰的盟国，英、法两国除了对德宣战已再无选择。但这种宣战实为被迫之举，行动上，他们对盟国的灭亡束手无策。德、法边境马其诺防线的战壕与阵地上，身材臃肿的英、法士兵一面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一面抽着雪茄、品着红酒，憧憬着与女人约会的美妙时刻，千里之外的亡国惨剧又与他们何干？
大洋彼岸的北美大地上，美国人刚从经济危机的打击中透过气来，凯恩斯主义正让他们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富足。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正在试镜，大大小小的军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着各类军火。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足够的金钱赚，美国的军火商就会竭诚为他们提供服务。几年来，落在中国上海、南京、武汉、重庆、长沙百姓头上的重磅炸弹，摧毁中国军队和他们的阵地的钢铁利器，大量出自美国人之手。卓别林的讽刺也好，被侵略国的哀鸣也罢，怎么可能抵得住美国经济复苏的诱惑？
这一切恐怕连上帝都感到恐惧，人类的正义和同情都跑到哪儿去了？
这一年，苏联虽刚经历了大清洗的劫难，东、西两面又受到德、日的威胁，但一切看起来还过得去。远东，强悍的苏联红军在诺门坎痛击日军，几乎将日军的一个精锐师团歼灭殆尽。这一仗彻底把日本人打老实了，苏联暂时解除了来自远东的后顾之忧。
诺门坎战事一了结，苏军便立刻挥师西进，趁火打劫同德国一道瓜分了波兰。
1939年的下半年，“二战”的爆发只是人类挑战文明极限的开始，正义还远未到来。
但在远东那个苦难的国度，只有4万万炎黄子孙还在坚持，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沉沉暗夜何时会迎来曙光。
1939年9月，“二战”爆发。受新形势的刺激，从东京到中国战场，日军上上下下又似打了鸡血一般兴奋起来。
自拿下武汉后，一晃一年过去了，除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外，东京在中国问题上几乎是一无所获，而战争所带来的消耗，却似脱了缰的野马一般让日本的经济直线崩溃。更令日本人泄气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仍遥遥无期。战场上，中日双方互有攻守，僵持不下。压抑中的平衡是蒋介石乐见的，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但对日本政府、军方和民众来说，这种没有宣战的战争却不啻一种无情的折磨。
日本大本营为统一指挥在华作战部队，对侵华日军的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撤销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于9月12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板垣征四郎卸任陆军大臣，改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统一指挥除关东军之外的所有在华日军。日军此番调整，既有重视南方作战的意思，也在为汪精卫即将成立的伪国民政府做准备。
年初，随着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二号政治人物汪精卫的到来，日本人着实欢喜了好一阵子。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汪精卫不过是个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他的到来并未引起国内各地方派系和政治势力的倒戈浪潮。相反，反对汪投降的声势倒是一浪高过一浪。不少日本人这才发现，投日的汪精卫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鸡肋。
作为侵华日军的核心将领，驻扎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此表示出了强烈不满。以他对中国的了解和他多年的经验，冈村深知，中国的事情向来是掌握军队的人说了算的。东京内阁和军部对汪精卫寄予过高的希望，无疑会更加刺激蒋介石，增强其抵抗意志，使早日结束“中国事变”变得更加艰难。
很久以来，冈村宁次一直认为，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战力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仍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要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致命打击，中日战争才有结束的机会。
但以日军现有的军力，仅靠他的11军，太难了！
同日军大多数将领不同，冈村宁次并非一介武夫。他之所以能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并驾齐驱，成为昭和军阀的始作俑者，除了他本身的军事才华外，原因还在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战略眼光和冷静的头脑。
中日开战伊始，冈村宁次就同石原莞尔一样，对弹丸小国日本能否征服庞大的中国持悲观态度，他也多次表态支持不扩大中国战事的观点。可一旦他无力改变形势，他也会坚决按大本营的计划行事，在战场上体现出果敢、凶悍的一面。他时刻按照一个军人的标准履行自己的使命，虽然他对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前途充满焦虑。
眼下的局势虽然令人沮丧，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与其勉强求和而不得不示人弱点，倒不如穷追猛打，直至对方屈服。此外，诱降中国的杂牌军，削去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羽翼，也许是摧毁蒋介石抵抗意志的一条捷径。
这样，1939年的整个夏天，冈村宁次窝在武汉，网罗了一批自诩“中国通”的参谋人员，搞出了一份《吕集团谋略计划》（第11军的代号为“吕”），阴谋诱降与之对阵的中国军队第五、第九两战区的杂牌部队。计划中，冈村宁次对各部郑重其事地做了任务区分。
（一）军参谋部除负责谋略工作的领导之外，应直接分担一部分工作。汉口、九江宪兵队要辅助军参谋部进行谋略工作。
（二）师团（混成第14旅团在内）对其作战地区内的敌正规军（中央军、中央旁系军、地方军）可进行怀柔工作。另外，对非正规军（赤匪、土匪、游击队）加强劝降工作。
第3师团担任对刘汝明军、第13师团担任对张自忠及冯治安军、第6师团担任对杨森军、第33师团担任对王陵基军的策反工作。
第34师团及九江特务机关对廖磊军（军部除外）的各师进行工作，协助和知机关对廖磊军部进行工作。
第101师团担任对熊式辉的谋略工作，第106师团担任对云南军（第60、第58、新第3各军）进行怀柔工作，不得已时也可促使敌士兵逃亡、投降。
各师团对军参谋部、和知机关、汉口特务部（九江特务机关）进行的谋略，要给予积极支援与协助。
（三）和知机关担任对敌第五战区的广西军进行工作，必要时可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师团根据情况，可对广西军进行工作。有眉目时，可迅速交给和知机关。
（四）军特务部担任对第五战区的四川军的谋略工作，为此应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
以陈中孚为主任的收拢杂牌军工作由军特务部担任指导。中央直接领导的谋略工作，实施前须将计划（企图）向军司令官报告。
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外希望能有所收获。冈村宁次在这一点上，倒是与东京军部步调一致。事实上，一年前的6月17日，日本陆军省就曾向侵华日军下达过分化瓦解中国政权的具体指示：
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第一流人物，酿成建立强有力政权的趋势（“鸟工作”）。
（1）加强临时政权、维新政权及其他蒋政权的合并（“鸠工作”）。
（2）在蒋政权内部及民众中，掀起反蒋运动（“鹰工作”）。
（3）离间蒋政权的将领及政客（“鹭工作”）。
（4）酿成在蒋政权内部反攻和平的空气（“鹫工作”）。
（5）酿成建立西南政权的趋势（“鸢工作”）。
以上工作主要由华中派遣军及华北方面军负责，但关于利用唐、吴等要人，以及纠合这些要人加强新政权上层机构的决定等，由日本中央直辖机关负责，华中、华北日军应给予援助。
除了这些以“猛禽”命名的阴谋，日军还同时展开了对中国杂牌军进行诱降的“兽工作”：宋哲元军，命名“狐工作”；旧韩复榘军，为“栗鼠工作”；旧东北军，为“狗工作”；阎锡山军，为“狸工作”；石友三军，为“猫工作”；刘建绪军，为“鹿工作”；徐源泉军，为“牛工作”；其他不太重要的杂牌部队，统一命名为“兔工作”。
此外，日军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十分看重。他们认为，中国所有的地方部队中，唯有桂军具有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为显示对桂系的重视，日本陆军省特地将对桂系的诱降工作命名为“山工作”。
一切就绪，日本军部特地将素有“东方劳伦斯”之称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中将召回东京，面授机宜，让他全面负责对华的政治谋略工作。自此，土肥原卸去第14师团师团长的职务，再次专心开始了他的特务营生。
然而时过境迁，中国抗战已深入人心。同以往的频频得手不同，土肥原贤二的特务生涯在1938年以后却遭到了沉重打击。徐世昌、曹锟、吴佩孚、靳云鹏、袁克定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北洋军阀头面人物，为保晚节，竟无一人被策反落水；而在军队的策反方面，也只有反复无常的石友三表示出了兴趣。
日本军部的失败，冈村宁次不可能不知道，可如今他却越俎代庖，干起了只有土肥原贤二那样的阴谋家擅长的特务勾当。说起来，这也是冈村无奈的选择，同时寄希望于形势的变化会给他带来机会。
但他等来的是更大的失望。几个月过去了，中国军队方面竟无人响应，对华谋略毫无进展。冈村宁次内心苦涩，充满挫败感，他更是感觉到了今日中国的深刻变化。
征服，看来还是得回到战场上去。
冈村宁次在武汉11军军部召开作战会议，商讨具体对策。这次，他将作战目光投向了湖南，那儿有蒋介石最为倚重的第九战区。
“对于湖南，诸位知道些什么？”冈村宁次开口问道。这是他一贯的风格，看似闲聊，却在考查参谋们对天时、地利的了解，仅此一点便透出他与其他日军将领的不同。
军参谋长青木诚一了解长官，事先早有研究，开口道：“湖南人才很多。据说，湖南长沙有个岳麓书院，书院门前有一副对联，号称‘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人物周朝有屈原，宋朝有周茂叔，明朝有李东阳，清朝有曾国藩、胡林翼，民国有黄兴、蔡锷、谭延闿，据说中共的毛泽东也是湖南湘潭人。”
“嗯，青木君对湖南了解不少。我听说，几千年前，秦王扫平天下之际，楚国遗民楚南公曾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结果，倾覆秦朝天下的正是三个楚国人，陈涉、项羽、刘邦……”
冈村宁次扫视部下，转向作战课长宫崎周一道：“攻略湘北，围歼重庆军第15集团军，宫崎君以为怎样？”
宫崎周一闻听，略略有些吃惊。
“第15集团军，关麟征的部队？关麟征是重庆军中少有的战将，在长城、台儿庄、瑞昌都曾给皇军制造麻烦，不易对付。而第九战区的实际长官是支那（中国）名将薛岳，他统帅下的第九战区集中了重庆军的大部分精锐，总兵力达52个师，是重庆军的作战主力。而我11军，第9、第16两个精锐师团接连调回国内，兵力受到削弱，请长官考虑。”
“宫崎君，岂不闻皇军以一当十的道理？士气不可泄！要达成战略目的，必须歼灭重庆军的嫡系，这也是我们进行此次会战的目的。制订计划吧。”
幕僚们清楚冈村宁次的脾气，有时虽表现得器量宽宏，可一旦打定主意，便是独断专行。
9月，第11军拟订的湘赣会战计划得到了派遣军司令部的批准。冈村宁次调兵遣将，集结了10万大军，目标直指湖南省会长沙。其实此时的冈村并不了解三湘大地这片神秘的土地，也并未真正了解他曾经关注过的湖南人。
湖南怪杰杨度曾被认为是晚清、民国时期精神最为分裂的名士，但他的那首《湖南歌》却清晰明了、豪迈悲壮：“中国如果是希腊，湖南就是斯巴达。中国如果是意大利，湖南就是西西里。中国如果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鲁士。中华国若亡，除非湖南人死光。”
湖南、长沙，注定成为冈村宁次的滑铁卢。
薛岳抗命死守长沙
深秋时节，北半球的阔叶林透出一抹抹风霜锈蚀下的苍苍红色。行将逝去的生命似有不甘，顽强地向世界展示着最后的娇艳和美丽，从山野平地到江海村镇，到处绚烂着醉人的草黄叶红。长沙的上空，不时掠过一群群南去的飞雁，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它们飞赴的目的地是几百里外的衡阳山区。
三湘大地，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度过了暂时的宁静。
几天前，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上将来到长沙，视察了第九战区的战斗演习。此时，陈诚虽仍挂着战区司令长官之名，但具体事务由代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薛岳上将全权负责，薛岳表面上客客气气，将白崇禧一行人安排住进岳麓山上新建的招待所内。
岳麓山位于湘江西岸，不仅风光秀美，古迹众多，而且山势险要，在军事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地势高，能俯瞰长沙城，第九战区甚至将150毫米榴弹炮阵地也设在了岳麓山上。
景色虽好终非我意，被安排住在岳麓山而不是城里，白崇禧能感受到一种隔膜和戒心，他知道薛岳的用意。投身军旅数十年，白崇禧作为中华民国的陆军一级上将，虽说声威赫赫，傲视群雄，连日本人都对他忌惮三分，但此行视察下属，他并未感到受尊重和轻松。在薛岳的地盘上，估计很少有人会感到轻松。
漫步穿行在岳麓山的满山红叶中，白崇禧观赏着美景，调整着情绪，极力想使自己平静下来。
深秋清爽的天气、岳麓山的空灵宁静和醉人的美景却没能驱散白崇禧心中的抑郁，尤其今天九战区的一个陪同人员讲的一个故事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
常人印象中，岳麓山素来以文化圣地备受景仰，但就在这一片浸透着文明的土地上，野蛮曾压倒文明，炎黄子孙的民族情结曾得到至为惨烈的展现。
700多年前，蒙古铁骑攻破了久攻不下的襄阳，足不旋踵便侵入长沙城内。大功告成，胜利者趾高气扬地来到岳麓山游玩时，却突然遭到了几百名读书人的猛烈攻击。这群书生来自山上的那所著名书院，他们个个衣冠整洁，却又拧眉瞪眼，手持砚台、砖石、削尖了的竹木、烧火的铁棍，呼啸着向这些北方的戎狄杀去。结果可想而知，这群采取了自杀式攻击的书生冲入敌阵不久，很快就被精于马刀的蒙古人杀得一干二净。
文明对于征服者来说，实在是件奢侈品。
岳麓书院的文人却在征服者惊愕的神情中，演绎了湖南人不屈和抗争的精神！
落叶积满了山道，两座墓园出现在山道的拐角处。白崇禧走上前去，才知道长眠于此的是黄兴、蔡锷二位民国元勋。黄兴辅佐孙中山推倒清朝，创造共和；蔡锷于云南发起护国战争，推倒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再造共和。墓园内列满了当代名人的题词与挽联，与满山满地的红叶相衬，肃穆壮美。
蔡锷的故事由于名妓小凤仙的缘故，当时流传甚广。在蔡锷将军的墓园，白崇禧竟然看到一副小凤仙题给蔡锷的挽联：“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岂知忧患余生，萍水相逢若一梦；数年北地粉脂，自伤零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也千秋。”
白崇禧真正被打动了，细细品来感慨万千，羡慕不已。英雄惜英雄，蔡锷虽然英年早逝，但建立了不世之功，又有红颜知己相慰。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薛伯陵的精心算计却成就了他此番岳麓山的难忘之行。感慨中，白崇禧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
入夜，岳麓山上寒气袭人，屋内已生起了炭火盆。白崇禧在屋里来回踱步，思绪万千。战火即将燃向长沙，如果不战而弃长沙，身为军人，有何颜面面对三湘父老，面对国人，甚至几百年前用生命捍卫家园的先人？更令他纠结的是，首先提出放弃长沙的竟是他自己。
那还是在半年前，本着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持久抗战精神，在他的建议下，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如日军来犯即放弃长沙，在长沙以南与日军决战。从理性上说他的建议没错，可从感情上来说又实不应该。他此次前来，视察战斗演习是假，劝阻薛岳放弃长沙才是真。
重庆军委会，蒋介石、陈诚、白崇禧等人，都知道冈村宁次此次发动的湘赣会战，只为消灭我第九战区有生力量，攻城略地非冈村之目标。为保存实力，保证持久抗战的能力，军委会并不打算在易攻难守的长沙与日军拼消耗。
这事要搁别人身上也许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但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却不是庸将，当白崇禧费力地说明来意，却被当头质问道：“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
白崇禧知道“老虎仔”的脾气，不愿与他争吵，耐心劝道：“伯陵兄，长期抗战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须保持实力。”
薛岳根本不买他的账，回击他的话也像一个省主席的本分话：“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
白崇禧清楚，薛岳是出了名的“浑不吝”，脾气火爆，敢作敢为。武汉会战时，蒋介石拗不过亲信俞济时的求情，要调74军到后方休整。电话打到了薛岳的兵团部，可薛岳一句“调不下来”，生生把蒋介石的意见挡了回去。随后他取得了“万家岭大捷”，74军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薛岳硬气又有本事，蒋介石也拿他没办法。
薛岳不但能征惯战，资格也老，早在他做孙中山警卫团营长的时候，白崇禧、李宗仁这些人还不过是旧桂系的连、排级军官。在军界，资历很多时候还是颇有慑服力的。
资格老，能力强，我行我素，在白崇禧眼里薛岳甚至有些跋扈。劝说无果，再看看薛岳那张爱答不理的面孔，白崇禧知道多说无益，便匆匆告辞。还是去重庆面见蒋介石再想办法吧。
屋内，火盆里的木炭已燃烧将尽，面上掩着一层细细的白灰。山间的寒气不时由门窗灌进屋内，白崇禧命勤务兵紧闭门窗，方才上床睡觉。一天之内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此时白崇禧真是身心俱疲，很快便酣然睡去。
这一觉，却差点让白崇禧丢了性命。
下半夜，白崇禧尿急，刚要起身下床，忽然头晕目眩，一头栽倒在地，半晌动弹不得。此时，白崇禧心里明白，自己中了炭气。他想喊勤务兵，声音却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喊不出来。他想起身打开房门，但力不从心，试了几次均告失败。情急之下，他只得奋力爬向房门。所幸门关得不牢，门闩一掉，他顶开房门，将头靠在门槛上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死里逃生，白崇禧躲过了一劫。此后，白崇禧便落下了一个怪癖：无论天气多冷，均不在有火的屋里就寝。抗战后期，白崇禧到西北视察，时值数九隆冬，兰州气温降至零下二三十度，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亲自安排白崇禧睡火炕。白崇禧大惊失色，急命熄火才肯入睡。可熄了火却陷入了可怕的寒冷，一夜不能成眠，就这样他宁肯冻着也绝不让再生火。
长沙一行，白崇禧无功而返，还差点出意外丢了性命。
大战在即，重庆的气氛也十分紧张。
长沙是战是弃，军委会和蒋介石仍举棋不定。
其实，早在5个月前的4月15日，蒋介石就向第九战区作出了明确指示：“如敌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做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先放弃长沙，于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以致命之打击……”
薛岳知道这是白崇禧等人的主意，但他有自己的想法，故对蒋介石的电令未置可否。他找各种机会游说，坚称长沙守得住，力劝蒋介石收回成命。
蒋介石也是万般纠结。眼下长沙是仅次于重庆的战略要地，长沙一旦失守，衡阳再紧随其后，粤汉路则被日军打通，纵贯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就全部落入日军的掌控之中。此外，湖南自古便是天下粮仓，宋代就有“两湖熟，天下足”的说法。湖南如果丢失，中国持久抗战急需的物资就将大大减少，而日军“以战养战”的图谋也将得逞。那时，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无疑将受到沉重打击。
可守长沙，一马平川的地势，一旦与日军陷入僵持或被日军围歼几个主力师，便正中冈村宁次的下怀。眼下德国人已向主要大国宣战，世界形势扑朔迷离，中国战场最好是先维持现状，以待时机。
蒋介石犹如山中的迷路人，对于长沙是弃是守举棋不定。
恰在此时，白崇禧自长沙匆匆赶回。持久抗战的大计就是蒋、白二人协力制定的，白崇禧没有变来变去的毛病。这次长沙之行没能劝得动薛岳，看来只有老蒋出面了。在他的坚持下，蒋介石从犹豫中坚定下来。
计划再次回到原点，很快，军委会严令薛岳不得死守长沙。
日本人不会再给蒋介石犹豫观望的时间了。9月中旬，日军分四路进犯，一路由赣北西进，一路由鄂南南进，一路则在湘北猛攻新墙河，另以一部在洞庭湖东岸登陆。一时间，战火燃遍湘、鄂、赣三省。
赣北、鄂南两路日军的攻势，经由我军血战，均被击退，而湘北的两路在强渡新墻河成功后，长驱直入已经到达汨罗江畔。军情紧急，白崇禧生怕薛岳再生二心，便通过委员长侍从室转达指示：“如不遵令立撤汨罗守军，则今后长江以南地区有失，责有攸归。”
薛岳早已打定主意，他只是不希望外界的干扰动摇了军心。此前，他已命令各部“先于现在位置以攻击手段，消耗敌人战斗力”，之后，“诱敌深入至长沙以北地区，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薛岳要利用日军远距离作战的弱点，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为此，第九战区各部能守就守，扛不住就让开阵地，放过日军后再行侧击，100公里外的长沙才是最后决胜的战场。
蒋介石发现了薛岳的异常，唯恐有失，急命陈诚、白崇禧二员大将星夜入湘。
动身之前，陈诚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案，蒋介石最后批复“不守”。陈诚会意，连夜与白崇禧飞往桂林，旋即转往株洲南面的渌口，在那里与薛岳碰头，当面传达了最高统帅的意旨。
薛岳仍然坚持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白崇禧坚持持久抗战，认为当务之急是保住实力。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起了桌子。
薛岳怒吼道：“放弃长沙，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装！”
白崇禧向来是说一不二，几次三番劝说薛岳无效，心中也是大为恼火。但念及薛岳在军界的威望以及早年与桂系并肩反蒋的交情，虽未翻脸，但语气已变得冷若冰霜。
白崇禧没翻脸，薛岳却翻了脸。不待白崇禧说完，薛岳指着二人怒斥道：“我就是要抗这个令，你们等我打完仗以后尽管杀我，我毫无怨言。你们两个就是亡国大夫。”
此语一出，白、陈二人惊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平心而论，薛岳骂得过分了。谁都知道，白、陈二人是蒋介石身边的铁杆主战派，正是在二人的影响下，蒋介石才坚持抗战走到了今天。对此二人，连日本人都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在过去的作战中，薛岳几次抗命，只要是仗打得好，二人都没少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情。
不过，作为一位极富血性的爱国军人，薛岳在情急之中说出这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作为公认的抗战名将，除了十足的血性与超群的能力之外，薛岳也以胆气豪放著称。
早年的薛岳，在思想倾向上一度左倾，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后，阴谋将薛岳的第1师调离上海。薛岳一气之下改换门庭，投入李济深门下。李济深失势之后，他又相继追随张发奎、李宗仁，最后无路可走，只得重回蒋介石门下。国民党在大陆败亡前夕，薛岳又和张发奎等人怂恿白崇禧在广州发动兵变，扣留在此视察的蒋介石，以完全夺取对国民党的控制权。在薛岳的军旅生涯中，似乎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事，胆量之大无人可出其右。
有这样的胆气，薛岳今天敢于抗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眼见气氛僵持不下，陈诚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便不再沉默，打起了圆场：“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
白崇禧闻言更加沮丧，顿时沉默不语。他感到，陈诚在此关键时刻突然改弦更张，似乎有重庆委员长那摇摆不定的身影。此刻若他一味坚持，他与薛岳之间必将形成隔阂，日后若长沙守住了，他这个统领南方战区的桂林行营主任还有何威信可言？想到这儿，白崇禧打了一个冷颤，便也不再坚持，任由薛岳纵论。
其实，薛岳的话也未尝没有道理。
此时，第九战区士气旺盛，而且他也做了周密部署，完全可以一战。日军的攻势虽然强大，但深入我方过远，只要断其补给，日军将不战自乱，他所倚仗的也正是这一点。
薛岳越说越激动，最后放了狠话：“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
话说到这份上了，白崇禧、陈诚二人也只好顺水推舟，口头上同意了薛岳的主张。答应将情况上报蒋介石，请准第九战区因时因地自主一切。
薛岳生怕白、陈二人回到重庆后变卦，当晚，就把电话直接打到了重庆的黄山官邸，寻求最高统帅的支持。
蒋介石有早睡的习惯，已经就寝，接电话的是宋美龄。薛岳顾不上礼数，对第一夫人愤愤说道：“这个叫我不在长沙打的命令我已决定抵抗，现在我要请夫人转告委员长，我打胜了犯的是抗令的罪，我情愿被枪毙；如果打败了，我自杀！”
宋美龄常年周旋在国民党将军和政客之间，应对自如，当即温言劝慰道：“薛将军，你不要激动，我给你转达好了。”
第二天早上，宋美龄的电话就打到了薛岳的长官部里。电话里，宋美龄说的每一个字都令薛岳如沐甘霖：“薛将军，你尽管打好了，委员长完全接受你的意见。你也不是抗令，你是接受了新的指示。你打是有功劳的，你不必激动，你好好地打就好。”
宋美龄的声音极富女性魅力，就是薛岳这样的“老虎仔”也恭恭敬敬，只是一遍遍地重复：“是！是！”
当天，蒋介石亲自给薛岳补发了一道命令，完全接受了薛岳的请求。为打好长沙一战，也为增强薛岳的威信，10月1日军委会去掉了薛岳头上的“代理”二字，正式任命他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薛岳抗命却因祸得福。第九战区自长官薛岳上将以下，这才将高悬多日的一颗颗弃守之心放下，全军上下群情振奋，士气高昂，要在长沙与冈村宁次一决高下。
先准备放弃，后又决定坚守，如此戏剧化的变化，除了薛岳坚持、陈诚相助之外，还有一人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就是第15集团军代总司令关麟征中将。
作为第一个登上集团军总司令宝座的黄埔将领，关麟征在军界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其实，关麟征在军界成名很早。1933年，年仅28岁的他就顶着国民党军第25师少将师长的头衔参加长城抗战，予日本关东军以重大杀伤。28岁，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就肩扛少将金星，指挥着上万人的精锐第25师，一时风光无限。
1938年，关麟征又以52军中将军长的资格参与台儿庄会战，在台儿庄以北重创日军第5、第10师团的增援部队，为台儿庄会战取得辉煌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战后，他的对手、时任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感叹道：“关麟征一个军应视普通支那（中国）10个军。”
不久，武汉会战爆发，关麟征已升任第32军团军团长。在瑞昌前线，32军团重创日军精锐的第9师团，致使日军在此每前进一公里都要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一向好大喜功的日本广播也不得不承认：“我皇军在瑞昌附近，遭遇最强劲之敌。”
有这样的战绩，有这样的得意门生，蒋介石内心满是欢喜，对关麟征自是荣宠有加。武汉会战一结束，关麟征即被任命为精锐的第15集团军代总司令，作为第九战区的前锋，在新墙河一带与日军最精锐的第6师团对峙。
长沙会战前，面对日军不可一世的气焰，他就意识到，在长沙以南打，就要担着放弃长沙的骂名，士气受损；而在长沙以北打，则有保卫长沙之名，官兵同仇敌忾。同样是牺牲，当然应在长沙以北与敌决战。因此，他几乎与薛岳同时向蒋介石提出了决战长沙以北的建议。
关麟征的意见，蒋介石不得不慎重考虑。在蒋介石的心里，薛岳再英武不凡，终究不是自己人。而关麟征这些黄埔少壮派才是他的命运所系，是国民党军的未来。
真正促使蒋介石改变主意的还有一个原因。眼下，第九战区士气旺盛，求战心切，与抗战初期畏敌如虎已大为不同。气可鼓不可泄，既如此何不赌上一把，不战而弃长沙，战败而失长沙，最坏也不过是丢弃长沙。如能战胜而保全长沙，士气民心都会因此高涨起来，持久抗战又将增添几分把握，中国抗战在国际上也将收获不菲的影响。
连守带打利大于弊，蒋介石在弃、守上渐渐向后者倾斜了。
恰在此时，薛岳坚决抗命杀身报国的军令状传到了重庆，这深深震撼了蒋介石，他年轻时也曾有过的热血与豪情被激发了出来。他不再犹豫，决心在长沙以北与日军决一死战。
经过5个月的难产，决战长沙在最后一刻才被确定下来。
此时，日军的炮火已延伸至捞刀河畔，几十里外的长沙古城已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战火洗礼。
薛岳拼死抗命后人敬仰，也令后来的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时，身兼战区副司令长官、省主席、集团军总司令等诸多要职于一身的韩复榘，同样也是抗命，却被乱枪打死在楼梯上。原因很简单，他抗命是不抵抗，而薛岳的抗命是为了拼死一战。
蒋介石不是宋高宗，不会因为部下放弃抵抗而幸灾乐祸；薛岳也不是岳飞，不会因坚决抵抗而招来杀身之祸。
历史有时会让我们痛心之余，添上几分欣慰。
杂牌军打“国仗”也不含糊
日军的攻势首先在江西发起。9月14日，在奉新的第106师团及101师团一部，突然向中国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不久，上富失守；4天后，高安危急。
冈村宁次的战术是分进合击，江西方向不过是策应作战。他企图以一个多师团的兵力牵制住江西国军重兵，以支援湘北战场。
同年初一样，此时负责赣西作战的仍是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半年前的南昌惨败让他蒙羞，一段时间，许多人都在怀疑他的指挥能力，罗卓英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此刻，他指挥的部队除了固守上高的74军外，高安方面是清一色的杂牌军。
由锦江口至高邮市、锦江南岸一线，部署的是旧东北军刘多荃的第49军；
由莲花山、白茅岗到祥符观一带，部署的是中央军旁系宋肯堂的第32军；
由高邮市至祥符观一线，部署有滇军第1集团军的孙渡第58军；
由祥符观（不含）至故县一线，驻防有第1集团军的第60军。
五个军四个是杂牌，还来自不同的省份。罗卓英这样的布防安排，显然又把杂牌军放在了第一线，多少有些借刀杀人的嫌疑。74军不仅是第九战区最精锐的部队，就是在整个国军序列中也是王牌中的王牌，此战却被安置于后方最安全的上高地区，而那些可怜的杂牌军兵员不整，火力又弱，无疑就成了先锋，成了消耗日军火力的炮灰。让人感动的是，尽管遭到如此对待，这些地方杂牌军还是以精忠报国相许，一心一意杀敌，滇军就是一个榜样。
滇军原先名声较差，在西南各省军队中与素以“双枪兵”著称的黔军不相上下。1930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以广西地盘相诱，云南省主席龙云当即命卢汉率兵2万进军广西。时值6月，军队从昆明开拔时到处抓夫拉丁，连学生也不放过，一时间闹得民怨沸腾。进军途中，又对广东烟帮进行武装保护，趁机抽取烟税，以充军饷。各师将校在故土还有所顾忌，出来了谁也不甘寂寞，沿途大肆收购烟土，运往广西贩卖。围攻南宁时，因军饷不济，索性以烟土发给各师官兵，以充军饷。当时，滇军官兵吸食烟土者众多，行军打仗，步枪、烟枪、水烟筒件件不离身，由此人称“三杆枪”。
可谁也没有想到，抗战爆发后，这支“三杆枪”部队一出云南，便以优异的战绩让国人刮目相看。
1937年8月，滇军主力被编成第60军，由卢汉率领自昆明开拔，万里迢迢驰赴南京。不料，部队尚在途中，南京即告沦陷，60军只好停在武汉待命。次年春，台儿庄大战爆发，第五战区兵不敷用，60军便被紧急调往战场。当时，孙连仲所部几乎伤亡殆尽，汤恩伯军也在苦苦支撑，60军虽为杂牌但也是有生力量，成了整个会战的希望所在。
4月22日，60军刚刚渡过运河正向指定地点集结，却突然遭到日军的袭击。60军仓促上阵，与日军在耿庄、陈家坊一带陷入苦战。谁知，这仗一打就是3天3夜，60军竟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其中，有一个营的官兵见日军坦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气恼之下纷纷跃出战壕阻击。他们既没有反坦克武器，也缺乏实战经验，一个个热血男儿仅凭血肉之躯与炸药包就和那些钢铁堡垒干了起来。
血拼。一个整营500多人没几个活下来，日军也是损失惨重。
军长卢汉也是久经沙场的名将，知道用人硬拼不是办法，便紧急调整部署，将主力转移到禹王山一带。禹王山是台儿庄地区的制高点，形如手肘，石头山体，可以抵御日军的强大火力，且距运河仅400米左右。控制禹王山，日军大部队就将被阻挡在这里。就这样，在20多天惨烈的阵地战中，60军各部以禹王山为中心，拼死阻击日军的渡河部队，保障了台儿庄侧翼的安全。
此战，滇军打出了声威，日本国内报纸也有些泄气地承认：“自‘九一八’与支那（中国）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的猛烈冲锋，确为罕见。”
在日本人眼中，地方军历来是脑后有反骨的，他们不可能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真正卖命，这也是他们敢说“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重要原因。但在台儿庄地区，滇军、川军及西北军用令人震惊的行动无情地回击了日本人。
激战正酣之际，作曲家冼星海等人前来慰问演出，他们也为滇军血战抗日的英勇豪迈所感动，当即眼含热泪为60军谱写了一曲军歌。
我们来自云南伟大的地方，
走过崇山峻岭，
开到抗日的战场。
兄弟们，
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自此，这首军歌便唱响抗战前线。一年后，带着这份荣耀，滇军又在江西前线创造了新的战绩。
滇军遇到的日军还是罗卓英的老对手106师团。武汉会战时106师团在万家岭地区险遭“全灭”，成为整个日军的耻辱，朝野震惊，106师团几乎落到被撤销番号的下场。冈村宁次冒着丢官的危险力争，虽保住了106师团的番号，但他也遭遇了军事生涯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半年前，为洗刷耻辱，也为给106师团一个翻身的机会，冈村宁次不顾日军大本营的反对，坚持使用第106、101两支败军作为进犯南昌的主力，并把手中能动用的炮兵、装甲坦克等都加强给了他们。两支败军鸟枪换炮，战斗力大大加强，重新焕发了生机。
当106师团第一个开进南昌城的时候，冈村宁次心中淤积已久的块垒才算释放出来。但南昌一战却坑苦了罗卓英，对罗卓英来说，如果自己败给的是日军第3、第13这样的王牌师团，面子上倒还好说一些。可令整个中国军队震惊的是，在武汉会战中几乎被全歼的106师团竟然咸鱼翻身，击败罗卓英的10余万中国军队，夺占重镇南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名将，这个耻辱让罗卓英备受煎熬。如今，再次碰到第106师团这个老对手，罗卓英杀心顿起，憋足了劲要给第106师团致命一击。
一时间，中国军队报仇心切，10万大军杀气腾腾。激战，便是从滇军在高安的死拼开始的。
106师团此战照例得到了冈村宁次重炮、坦克及兵力的加强配置。一交手，滇军就被日军猛烈的炮火震撼了。不少刚补进来、第一次走上战场的新兵惊恐万状，他们扔下手中的步枪、饭碗、烟筒，到处躲藏，乱成一团。
中国的杂牌军形象差，纪律差，装备差，就连他们的体质也差。这也难怪，地方军阀所占据的地区，大多属穷山恶水、地瘠民贫，那些被称作“壮丁”的年轻男性贫民，本来就衣食无着，从小到大难得吃上一顿饱饭，难免体质差，他们都是被民团趁夜抓来后，被懵懵懂懂推上战场的。
差归差，但他们并不缺少家国情怀，出来打“国仗”，他们代表了一方父老。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后，士兵们个个端起了步枪，尽管有些还是两三个人凑在一块守着一把枪。他们趴在战壕里，经历着战火硝烟的洗礼，他们这时才深深地体会到，自己身为军人拿着武器尚且吃不安稳一顿饭，那些手无寸铁的姐妹同胞所受的惊吓就可想而知了。
枪声、炮声过后，日军步兵冲过来了，滇军的弟兄们此刻忘却了什么是恐惧，什么是紧张。他们扣动扳机，步枪、轻重机枪、手枪喷出的火舌在地面上织成了一张大网，日军步兵群向前涌动的潮水被拦住了。
战前，60军在阵地构筑上还是下了大功夫的。高安方面几乎都是相当坚固的半永久性野战工事，阵地上大大小小分布有无数个火力点，这些火力点点连成线，线连成面，各种火器都有坚固的掩体，掩体前有铁丝网和鹿砦，各个据点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背后的反斜面阵地上构筑有掩体和草棚，用于伤员的转移和官兵的休息。
但阵地是死的，在日军飞机、重炮面前仍是那么脆弱。日军几天来的连续轰炸，已令阵地千疮百孔。连日激战后，高邮市和杨庄等重要阵地首先丢失，祥符观阵地也岌岌可危。新编第10师师长刘正富闻讯大怒，跳脚骂娘，当即枪毙了丢失高邮阵地的营长。
罗卓英也急眼了，高安一旦丢失，上高也就不保，他的总司令部再次搬家事小，全线动摇、影响战局事大。他把电话打到了第1集团军司令部，严令第1集团军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阵地，否则军法从事。第1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拿着电话，听着电话那头的厉声训示，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放下电话，高荫槐赶忙找来孙渡、安恩溥两位军长，干巴巴就一句话：“收复失去的阵地，不然罗总司令要严办我们。”
云南名将孙渡知道眼前的形势，当即督令新编第11师师长鲁道源反击高邮。
武汉会战中，新编第11师曾丢掉崇阳，影响到全线士气，蒋介石一怒之下，着军委会将其番号撤销。当时，师长鲁道源正在昆明养病，消息传来，羞愤交加的他差点吐了血。
鲁道源不是庸将，在滇军中也算能征善战之人。1934年秋，红军四渡赤水，进逼贵阳，鲁道源奉命率部驰援，解了贵阳之围。此战可算是滇军少有的杰作，蒋介石开始留意这位滇军将领，特意召见鲁道源，以示恩宠。从此，鲁道源开始在国民党军界崭露头角，不少人看好他的未来。
不料今日背负着云南父老的重托，却在抗日前线丢失要地，连番号都被取消。鲁道源急火攻心，在医院待不住了。拖着病体，鲁道源返回了前线。一回来，他就对士气低落的部下说：“番号被取消，既玷辱国家，也愧对家乡父老，必须痛定思痛，认真整训。”
官兵们个个痛哭流涕，拼命练兵，只求洗雪前耻。
1939年4月，中国军队大举反攻南昌，鲁道源受命率新编第11师进袭大禾岭。战前，他对部下就说了一句话：“复仇雪耻就在今天，后退者杀！”
其实官兵们早就憋足了劲，一上战场无不奋勇争先，冒死前进。首战大禾岭北面要地文笔山，不到半小时就全歼守敌。鲁道源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勉励部队说：“这只是敌人给我们的见面礼，继续努力。”
4月9日，日军由奉新大举增援，中国军队各部积极阻击，战况陷入胶着。58军从左翼反攻奉新、靖安，新编第11师由甘坊、罗坊、灰埠向车坪进击。鲁道源战前又放出狠话：“战败了，你们不必来见我，我也没有面目见军长及父老们！”
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此刻新编第11师上上下下的一致心声。首战，新11师一举攻下车坪。此后，鲁道源奉命率部挺进敌后，以游击战打击日军后方。仅仅一个多月的光景，新编第11师历大小数十战，毙敌1000余人，虏获无数，破坏日军交通、通信设施100余处，战果巨大。
知耻而后勇，新11师用战绩洗刷了耻辱。蒋介石再次将欣赏的目光投向了鲁道源，新11师获通令嘉奖，鲁道源获华胄荣誉勋章，奖金5万元，并恢复部队番号。
扬眉吐气！新11师终于昂起了骄傲的头颅。
此时，新编第10师却丢掉了阵地。作为兄弟部队，新编第11师临危受命，不但要收复失地，还要替兄弟部队报仇雪耻。可这次并不像南昌会战时以游击战消耗敌人那般顺利，收复失地需要强攻硬打不说，还需要强大的火力支援，可新11师没有。尽管师长鲁道源亲自督阵，但猛攻数次，都被日军的步、炮、空立体火网挡住。鲁道源大怒，在火线上枪毙了一个营长，撤掉了一个团长，再次猛攻，在付出了重大伤亡后，终将高邮拿下。
这是典型的意志与钢铁的较量，惨胜如败却大涨士气。
与此同时，60军军长安恩溥派出183师一部，收复了杨庄，又派出184师的一部前去增援新编第10师。几番调整部署，各部拼死力战，祥符观阵地终于稳住了。
随着高安一带的战事陷入胶着，江西战场的形势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日军106师团见高安一线打不开局面，只好掉头北向，企图自上富、甘坊进入修水、三都，切断中国第30集团军与湘鄂赣挺进军的后路，动摇中国军队的防线。但106师团此举有些托大了，仅一个师团就想击破中国10余万大军的层层防线，看来南昌一战给了他们超强的信心，让他们全然忘记了万家岭的噩梦。
此后几天，日军106师团陷入苦战。刚刚突入甘坊便陷入了我74军与第1集团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余部突进至修水、三都一带，可还未摸清情况，又落入了第30集团军的口袋。
罗卓英兴奋的心咚咚直跳，这可是个难得的歼敌良机，他急命第60军、第58军迅速缩小包围圈。9月25日拂晓，60军集结184师以及配属部队川军第15师，与日军展开激战。霎时间，枪炮声撼天震地，日军腹背受敌，陷入慌乱，部队伤亡激增，仅搬运伤员的担架队就绵延数里。
战场态势明显陷日军于不利，但此阶段日军还有一个救命的护身符：制空权。此时的制空权已完全掌握在日军手中，万家岭因地处崇山峻岭，飞机帮不上106师团多少忙。但赣西地势相对平坦，罗卓英想全歼日军也是力不从心。几次歼敌良机的出现，随着云开雾散、日机的飞临而丧失。罗卓英恨得心里直冒火。
25日上午，184师曾泽生团派出一支有力部队，攻占甘坊东端要点，将日军切为两段。日军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眼前的危险，仍然一味向西猛扑，川军15师压力骤增。巧的是，此前183师自九仙汤败退后，由于与军部的通信中断，一直在路上游荡。正当日军拼命反扑之际，该部却突然杀到，增援了伤亡较大的第15师。
眼见对手援兵到来，日军正面强突已无可能，便绕到183师左翼，企图西窜找桥（地名）。溃退之前，日军为泄战败之恨，竟将甘坊市纵火焚毁。
接近找桥，疲惫不堪的日军却撞在了58军严密的防线上。此刻日军早已无心恋战，便又迂回找桥侧背，妄图寻隙逃出。
关键时刻，罗卓英令74军不惜一切代价绕到日军背后，堵住日军的退路。罗卓英于此时才将最精锐的74军调动参战，显然有渔翁得利之嫌。在杂牌军将日军拖得精疲力竭之后，精锐的嫡系部队正好以逸待劳收获战果。
74军军长王耀武自然不会辜负长官的美意，当即向甘坊、横桥一带猛击。
10月2日，长沙方面日军也现败退之象，罗卓英决心趁冈村宁次无力支援江西方面的有利时机，抓住战机歼灭赣西方面之敌。
罗卓英一声令下，第30集团军自北向南、第32军由西向东、第1集团军由南向北、第74军由东向西，中国军队全线反攻，围歼找桥、郭城一带的日军第106师团。形势已对我军十分有利，但此时，我军已参战半个多月，各部疲惫不堪，粮弹也显不足。
双方激战数日，日军虽依仗空军的支援，仍死伤惨重，扔下上千具尸体，仓皇逃向奉新。我军虽未能达到全歼目的，但能给日军大量杀伤，将日军赶回原驻地，也算胜利收兵。
10月7日，74军李天霞的51师攻克九仙汤，为赣西之战来了一个漂亮的收尾。
九仙汤为九宫山里的一处重要高地，遍山茂林修竹，风光十分秀丽。若不是战火的熏染，这里完全是一个令人陶醉的世外仙境。
冒着绵绵秋雨，51师轻装出发，快速进入预定阵地。第51师不愧是国军的精锐之师，没有几个回合就先肃清了上富之敌。此时，细雨蒙蒙，山中大雾弥漫，赣北的民众不顾战场上的危险，抬担架，运粮弹，51师官兵深受感动。师长李天霞更不敢怠慢，指挥所部向九仙汤发起猛攻。20多天了，在滇军、旧东北军、川军的顽强阻击下，日军已是强弩之末。经过一番激战，日军终于不支，纷纷向靖安、安义方向夺路逃窜。
九仙汤系日军的兵站基地，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日军此时已是兵败如山倒，此地虽易守难攻，却也难挡51师的凌厉攻势。日军的败退极为狼狈，九仙汤山下狭窄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日军遗弃的辎重、粮弹和尸体。战斗结束，51师还意外地俘虏了8名日军。
日军素以战死为荣，被俘为耻。抗战早期，国、共两军都很少能抓到俘虏。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歼敌上千，却以没能抓到一个俘虏而深以为憾。因此国民党军方面规定，抓到一个俘虏可以得到200元大洋的赏金，这对那些绝大多数出身寒门的下层士兵们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我军士兵对日军恨之入骨，宁愿不要赏金，也要将这些俘虏刺死在押解的途中。
为死去的兄弟报仇，也为扫去心中的郁气，钱在他们眼里已失去了往日的分量。
武汉，日军第11军军部。
冈村宁次再次陷入了紧张和焦虑之中。正是一年前的10月初，也是106师团，曾让他惊魂未定，寝食难安。一年后，他原以为106师团已脱胎换骨，能像几个月前在南昌城下一样给他带来惊喜，可不争气的106师团又把他拖入了噩梦中。
万家岭的悲剧决不能再出现！10月2日，冈村宁次见情势危急，严令第33师团自长寿街折向修水，接应106师团突围。
第33师团是日军新建的丙种师团，与第34师团一道刚刚从日本国内调来，接替调走的第9、第16两个甲种师团。鉴于33师团实力不济，战前冈村宁次安排给他们的任务，仅仅是从鄂北突入湘西北，牵制布防此地的中国军队，而第34师团只担当了警备武汉的任务。
此时，与日军第33师团对阵的是川军杨森的第27集团军、中央军旁系樊崧甫的湘鄂赣挺进军以及其他杂牌部队。冈村宁次原以为对付这些杂牌部队，33师团再不济也不至于落下风。
哪承想，杨森的第27集团军虽然仅仅统辖一个由两个师构成的第20军，樊崧甫的湘鄂赣挺进军也仅仅是一些游击部队，但一进入湘鄂赣边区，第33师团便受到层层阻击，处处被截断，顾头顾不了尾。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与奈良支队在献钟会师，却突然发现已经没了后路。于是，又不顾一切杀回鄂南，惊魂未定，又接到解救被围的第106师团的任务。
感谢老天帮忙，一连几日天气晴好，日本空军全力助战，加上33师团的接应，106师团残部终于杀出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退回原驻地。冈村宁次知道，再打下去别说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自己的这些部下能全身而退就不错了，这种无胜算的仗他从来不会打。
这就是冈村宁次高明的地方，从不为情绪左右，一切以战场态势而定。随着命令的下达，日军各部全线回撤。中国第九战区各部乘胜追击，收复失地，小有斩获。
此战，蒋介石看到了杂牌军深厚的战争潜力，他也再次确信南岳军事会议关于“精神战力”的论述。为了笼络住这些杂牌军将领，蒋介石特意破格将杨森、王陵基这些川军老将提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消息传开，自然是皆大欢喜。
冈村的10万大军承认败了
“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洋面……”
这字字带血、句句见尸的歌词，出自日本军歌《祈战死》。
“让我们到靖国神社再会吧！”“九段坂见！”……你能想到吗？这些话竟都是日军官兵大战前分别时最常见的祝福语。日本人好像都活得不耐烦了，告别时竟以死相祝福，武士道就是如此的怪异而没有人性。西方各国军队在弹尽粮绝或负伤时多会投降。这不丢人，毕竟生命是最可贵的，即便同为法西斯且以顽强著称的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也有9万人投降。
而当年的日军作战却往往顽抗至最后一人，轻重伤兵绝大多数也宁死不降，这是日本军法体系武士道精神灌输以及严格监督的产物。但笔者曾在一段资料中看到：一个日军少佐因负伤昏迷，醒来后独自回到后方。住院期间，宪兵找上门来，要求其自杀。此少佐不想死，又是躲藏又是哀求，可最后还是被逼自杀。
可见，并非所有的日军官兵愿意找死，其实大多是不得已而放弃生命的。
然而，“宁死不降”并不是日军的专利，当年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一支由河南保安部队升编的弱旅，不仅仗打得漂亮，还引领整个第九战区的热血男儿，上演了一出出自觉自愿战斗至最后一人的悲壮史诗大剧。这支部队就是52军195师。
1938年底，岳阳失守，新墙河便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守备新墙河的第52军为增强军力，紧急增编了一个195师，军参谋长覃异之任该师中将师长。
覃异之早年曾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覃异之并未失去共产党员的本色。从军多年，又当过参谋长，带兵很有一套，整训部队也颇见章法。
195师的兵员多为原河南保安队、民团和一些临时补充的壮丁，鱼龙混杂，素质低下。覃异之上任后，首先要解决的是使这支部队变成真正的军队。可战争不会给你那么多的时间，他只能边战边练，以战代练。鉴于时间紧迫，他首先从连、排长这些基层军官抓起，连、排长练好后，再由他们对班长、士兵进行训练。经过近一年的严格训练和战场检验，第195师脱胎换骨，由一支地方部队转变为作风硬朗的野战之师。
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195师迎来了第一次大战的考验。
9月19日，日军第6师团及第13师团的奈良支队联手猛攻新墙河52军阵地，195师首当其冲，在詹佳桥至新墙一线抗击日军5000多人的猛烈攻击。要知道，第6师团、第13师团是日军王牌中的王牌，精锐中的精锐。当日，宋家湾失守，195师防线受到考验。战至次日凌晨，精锐的日军见195师的抵抗十分顽强，为减少损失，便集中炮火进行猛轰。
防守杨林街对岸比家山的131团史思华的3营，在日军步、炮、战车与飞机的协同攻击下，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战至22日黄昏，全营已伤亡过半。师长覃异之洞悉战场情势，怕史营全军覆没，便给史思华打电话，命令他：“如无法坚持，不得已时向东靠。”
史思华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覃异之听罢，知道史思华抱定必死之心，要与阵地共存亡，顿时被感动得神情凄怆，话也说不下去了。
第二天拂晓，比家山炮声更密集了，作战科长跑来报告说有十几辆日军坦克也上来了。覃异之更加担心，操起电话找史思华，传令兵说营长在前沿，覃异之问还有多少兵力，传令兵竟在电话里哭了起来。覃异之明白，史营早已完成任务，恐怕眼下剩不了几个兵了，于是命令传令兵跑步传达命令：火速撤回南岸，不得有误！
战斗并没有停止，可直到下午，仍然不见史营撤回。覃异之忍不住又往前线打去电话，这次是史思华接的。覃异之发了火，大喊着为什么不撤，史思华最后说了实话：“师长，不是不撤，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撤不下去了。”
覃异之沉默了，稍后命令他立即组织现有兵力突围，师部将调炮兵压制日军并派兵在南岸接应。史思华半天没有说话，最后覃师长听到的竟是诀别之语：“师长，我们来生再见吧！”
最后，一个营500多人，从营长到士兵，没有一个人活着离开战场。
似乎是被眼前这支中国军队折服，日军竟破例让附近的百姓上山收尸。附近村子老老少少去了上千人，都想看一眼这些打了4天4夜也没后退的中国兵。
到了山上，眼前的景象惊得村民们目瞪口呆。满山的焦土上，碎尸横陈，血肉模糊，空气中都充满了浓浓的血腥气，几乎没有几具完整的尸体。这些模糊的血肉可都是为保护他们而献出生命的子弟兵，上千村民齐刷刷地跪了下去，放声痛哭。
消息传到195师师部，覃异之不禁泪流满面。史思华，黄埔八期生，哥哥史思荣黄埔七期生，也曾是覃异之的部下，去年战死于台儿庄。兄弟二人黄埔出身，原本可以封侯拜将、光宗耀祖，如今却义无反顾地前后殉国于抗日战场上，可谓一门忠烈，悲哉壮哉。
同在22日这一天，比家山北面的草鞋岭上，195师的左邻赵公武第2师的一个营也上演了同样壮烈的一幕。
大半天的激战，战场上双方都打红了眼。当营长胡春华发现正面的一角枪声渐渐稀落下来，以为该处已被日军占领，便派了一个姓管的排长前去察看。
管排长匍匐前进，到了阵地上才发现，原来只有一个士兵在战斗，其他一个排的人横躺竖卧，断肢缺体，均已阵亡。
管排长极为震撼，他扒拉开阵亡袍泽的尸体，爬到那位士兵跟前，拍拍他的肩膀，哽咽着说道：“好小子，我一定陪你流最后一滴血。”
此时的管排长似乎已忘记了营长交代的任务。他与这位士兵一道，在阵地上小心摸索，收集散落的手榴弹与阵亡战友身上的子弹，单凭两人之力就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达三次之多。战斗的间歇，管排长得知这位英勇的士兵名叫任连子，刚刚入伍还不到一年。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边打边聊，忘记了处境的危险，只为一次次打退日军而欢欣不已。傍晚，凉风吹拂，林木飒飒，到处是死尸，到处是弹坑。被打断的树枝，被烧焦的草地，满山满谷，映在绛紫色的晚霞里，使整个天地都浸泡在血红之中，显出一派极其诡异的美。
管、任二人看到此情此景，甚感诧异，只觉是平生未见。一时间沉默不语，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离开人世，到了传说中的西天，要不然人间哪会有这般诡异的美景？
一个人影从薄暮中晃悠了过来，两人慢慢地回头张望，任连子迟钝的目光里突然闪出了几分喜悦，他大声喊道：“刘庆年！”
炊事兵刘庆年担着一挑饭走了上来。白天战斗激烈，饭送不上去，刘庆年只好趁着傍晚将饭送上阵地。
刘庆年走近几步，认出了任连子和管排长，正当他放下担子，要向排长报告时，却突然发现，自排长方昌桂以下，所有的弟兄都已气绝身亡，在这片死寂的阵地上，没人能回应他的呼喊。
刘庆年手脚瘫软，趴在地上，伏尸大哭。这些朝夕相处的弟兄，每个人都清楚上阵杀敌有可能牺牲，但一天之内都死在同一条战壕里，刘庆年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哭得死去活来。
得到刘庆年的报告，连长也大为惊骇。当时部队已接到放弃阵地、连夜突围的命令，没想到草鞋岭的一角，一个士兵独当一面，一个排长随后加入，抵挡日军的攻势竟达一天。
此战，胡春华营伤亡殆尽，营长胡春华身负重伤，只有少量残兵退到了后方。不久，胡春华阵亡在另一场阻击战中，而任连子、管排长这两位孤胆英雄，从此下落不明。
9月23日黎明，东方地平线上升腾起一抹青灰色的云雾，遮住了初现的曙光。看来又将是一天的恶战。
52军第2师的官兵刚刚起床洗漱，前线的侦察哨突然将电话打进了师部：“敌人在新墙镇北升起一个气球！”
师部的代参谋主任廖传枢顿时警觉起来。日军气球部队是他们在平坦地区作战用来观测瞭望的，天刚亮就有气球升起，显然日军在侦察。他立即通知各部队做好准备，提早开饭，同时向上峰进行通报。
将近7点，晨雾散尽之际，日军突然万炮齐鸣。没有经过试射，日军的炮弹就铺天盖地地打了过来。几十分钟后，日军步兵开始跑步前进，徒步涉过新墙河。此时秋旱少雨，河水水位下降，一般水深只能没过膝盖，日军渡河，几乎未受阻碍。
经过日军的饱和轰击，中国军队多处工事被摧毁，日军迅速涌进，突入到新墙河南岸。我两翼守军迅速反应过来，立即组织火力进行压制。日军一片片倒下，伤亡惨重，一时也不敢迅速南下，扩大突破口。双方陷入僵持。
此时，日军上村支队（支队长为上村干男少将）在营田登陆成功，此举改变了战场态势。侧后出现大股日军，眼前52军的新墙河阻击战也就失去了意义。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急令第52军连同身后的第37军、第79军以一部留在新墙河与汨罗江之间占领中间阵地，主力即刻向汨罗江以南转移，占领第二线阵地。
营田方面的战斗，最初也十分惨烈，只是一个意外改变了战场形势。
上村支队在洞庭湖东岸的营田附近登陆，当时守备江防阵地的为第37军第95师的一个营。该营见营田以北的尖沙嘴有一道湘江封锁线，而湘江西岸通往洞庭湖的新发沟和夹沟平时干涸，日军舰艇无法通过。他们以为水路万无一失，便失去了警惕。
哪知道，上村支队的作战课长乃是一向以胆大妄为著称的辻政信少佐。在辻政信的坚持下，上村支队利用暗夜的掩护，通过容易搁浅的新发沟浅水区，突然出现在中国守军的侧背，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战术效果。
辻政信，此人虽然最终军阶不过是大佐，论能力与才略，在所谓的“昭和三大参谋”里，也远不如石原莞尔与濑岛龙三，但他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凶神恶煞，在个人的影响力上，远比那些所谓的大将、大臣要大得多。据说，此人的足迹到达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灾难。
在日本军界，辻政信参谋的名声很坏。辻政信出身贫寒，但从小便立下大志，曾对表弟煞有介事地说道：“将来我做参谋总长，你做陆军大臣。”为了这个目标，辻政信便开始了他穷凶极恶的人生追索。
辻政信崇拜石原莞尔，可惜他没有石原那种优秀的头脑，但在胆大妄为、不择手段这方面，石原莞尔恐怕得甘拜下风。
1934年11月，辻政信首次出手，便以卑劣手段制造了“士官学校阴谋事件”。从此，辻政信便开始得到“统制派”的中坚东条英机的赏识。一年多后的1936年春，受“士官学校阴谋事件”的刺激，“皇道派”军人终于发动了改变日本国运的“二·二六”兵变。
本来，年轻的“皇道派”军人受到北一辉的告诫，“不可与支那（中国）进行战争，否则国家必亡……”“皇道派”的另一位头面人物小畑敏四郎也由于类似的主张，和盟友永田铁山决裂，加入了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一方。因此，若不是“二·二六”兵变的爆发，日军就很难将“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当时的辻政信大尉以卑劣手段搞出的“士官学校阴谋事件”。
5年以后，已是少佐的这位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刚刚进入作战课，就和作战课长寺田大佐、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打成一片，把持住了这个关东军最为核心的部门。就像7年前他的前辈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所做的那样，在1939年6月以后的几个月里，辻政信少佐上蹿下跳，制造了另一场有名的“以下克上”战争——诺门坎事件。
这一次，辻政信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他把持关东军作战课，使作战课成为他的私人部门，擅自扩大作战规模与作战区域。除此之外，他还胆大包天，一个人竟代理起了关东军核心领导的职务。
事后查证，关东军拍发给陆军部以及下属作战单位的电文，关东军首脑竟然毫不知情。在电报批准表中，作战课长、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军司令官各栏内，赫然在目的竟全是辻政信少佐的印章和代理签字。也就是说，辻政信这个小小的作战参谋，以一个中下层军官的资格，竟代理起了整个关东军司令部。
诺门坎之战关东军被打得一败涂地，日军自此丧失了北进苏联的信心。军部为了惩治关东军，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均被免职，勒令退出现役，而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辻政信、服部卓四郎却免于问责。服部卓四郎不降反升，进入参谋本部，控制了最为重要的作战课。辻政信的境遇稍差，被平调进入了在武汉的第11军司令部。
9月15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正式打响的第二天，辻政信到达武汉，匆匆赶到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向声威甚隆的冈村宁次中将报到。
冈村宁次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参谋极为反感。在召见辻政信时，这位军司令官竟身着浴衣，懒洋洋地斜躺在沙发上，听取了他这个败军之将的报告。遭到这样的冷遇，以至于几十年后，辻政信还耿耿于怀。
冈村宁次和第11军参谋长青木诚一捡到这个烫手山芋，心中大为不快。他们不敢将辻政信留在作战部门，生怕他再次做出在关东军时那样的蠢事，索性让他带领宪兵，抓起了武汉驻军的纪律。
可没几天，冈村宁次就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了。辻政信生性就是个不安分的自大狂，他廉洁自律，善于邀买人心。行军途中，士兵饥渴难耐，他会把自己水壶里的水倒掉，以示同甘共苦。在武汉，他借助下层士兵对上层军官生活腐化的不满，经常在深夜把汽车停在街头，挨个检查茶馆酒楼。连汽车司机都为他的认真所感动，对他的行动积极配合，经常整夜整夜地检查军队干部的越轨行为，直到一位高级军官被逼自杀。
冈村宁次知道，这是碰到了刺头。无奈之下，他又把辻政信调到了上村干男的支队。不是喜欢指挥战斗吗？那就去第一线吧，省得在武汉惹事生非。
上村支队由第11军的主力第3师团的第5旅团加强组成，支队长为第5旅团长上村干男少将。该支队下辖4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1个工兵联队（缺2个中队），1个独立工兵（渡河）联队，2个辎重中队，担任由洞庭湖东岸突袭中国军队后路的任务。上村支队兵力雄厚，尤其作为日军第3师团这支王牌部队的一员，其战斗力十分强悍。更何况，此时又有一向以积极进攻著称的辻政信少佐的加入，上村支队的冒险精神更被激发了出来。
9月22日夜，在辻政信的坚持下，上村支队竟避开我军的正面封锁线，趁连日大雨水位暴涨，以数十艘橡皮艇经过新发沟和夹沟，向我营田守军发起突袭。当时，新发沟一带的水位仅仅一尺来深，如果我军在此驻有部队的话，日军必不至于在此冒险。
日军偷袭显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守军虽调整部署，顽强抵抗，但至次日清晨，守军一个营数百名官兵自营长以下悉数阵亡，阵地丢失。
营田失守，新墙河中国守军后方动摇，第15集团军为避免腹背受敌，下令第52军、第37军交替掩护，有序撤退至第二线阵地。这是战前就已制订的计划，在予日军以消耗后，将日军诱至捞刀河一带，再与伏击部队、侧击部队一道，将日军围歼在长沙近郊。
此时，长沙南面的70军也被紧急调来湘北。第70军李觉部多是湖南子弟兵，此次为保卫桑梓而战，官兵们士气极为高涨。
23日，70军的先头部队第55团的一个营率先赶到营田，支援95师罗奇部。中午时分，新墙河防线全线退却，日军尾随而至，午后日军前锋已抵达东塘、归义一线，与70军的先头部队交上了火。
24日拂晓，70军受到日军的全面猛攻，19师55团的东塘冲阵地失而复得达两次。56团右翼第3营的战斗也相当激烈，在日军的猛攻之下伤亡颇重。
此时，汨罗江以北的第15集团军主力已全部向东南撤退，日军的主攻方向转向占据归义的107师321团阵地。
归义为汨罗江中段要冲，日军如能占领，即可沿粤汉铁路迅速南下。因而日军对此十分重视，天上有飞机、地上有重炮，立体式的狂轰滥炸将守军阵地悉数摧毁。同时唯恐没把握，日军还祭出了混用毒气的战法，炮弹、毒气弹一通狂轰，趁势攻占了归义。
李觉得知战况后大怒，严令107师组织反攻，夺回归义。
107师又把320团调上，协助321团反攻。下午1时，321团团长李标将两个营的部队摆成几路，向归义发起猛烈逆袭。但321团新败之际，兵力受损，士气不高，经过三次冲锋，仅仅夺得两个山头。更令人叹息的是部队缺乏实战经验，很多官兵进攻受挫后竟停留在日军的火力网下，以致伤亡惨重，团长李标也受伤而脱离了指挥。
仅有保卫家乡的决心并不能保证战场上的胜利。且不说指挥水平，70军的装备也十分落后，各师原有的步枪、机枪多是陈旧的汉阳造不说，就连这些陈旧的武器也不够充足。70军的每个步兵连只配备轻机枪6挺，每营只有重机枪4挺、“八二”迫击炮2门，军、师均无炮兵部队。更严重的是，所属107师系由湘西土著部队改编而成，战斗力低下，尤其缺乏对日作战经验。
反攻不成，面对精锐日军的强大攻势，70军抵挡不住，不得不于24日向株洲方向全线撤退。
湘北方向第一阶段的战斗告一段落，日军主力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后，攻占了第九战区经营了一年的第一道防线，但他们一直虎视眈眈的中国精锐第15集团军却未受大的损伤，有序地退到了第二道防线，这令冈村宁次和第11军上下备受打击。
第15集团军不愧是中国军队中的精华，数万大军的撤退竟能做到井然有序。要知道，身后的11军可是日军中最为精锐的第6、第3、第13师团的主力，计划、指挥稍有不当，部队恐怕早被冲散在茫茫群山之间，长沙以北的汨罗江、捞刀河第二、第三道防线就会失去作用，会战的结局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在汨罗江与捞刀河之间地带，第九战区与日军第11军之间真正的决战似乎才刚刚开始。日军虽然突破我军第一道防线，但损失巨大，后勤供应不继；我军虽退至第二道防线，但部队未受大的损失，以逸待劳。诱敌深入之后，薛岳决定再次给予日军一定的消耗，以确保能在长沙外围聚歼日军主力。
覃异之的第195师再次充当了先锋。
接到命令，覃异之匆匆赶往福临铺52军军部受领任务。当他们到达时，福临铺已是十室九空，枪炮声和空气中的血腥气传播的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当地百姓早已扶老携幼，逃避一空。覃异之带着师部人员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觉得浑身上下直冒凉气。
一处青瓦高檐的大宅院里，52军军长张耀明中将和参谋长杨学房正在等待他的到来。
顾不上寒暄，张耀明指着地图向覃异之介绍了当下的情势并下达命令：“现营田登陆之敌正与第95师激战中，湘阴方面第70军正派部队增援营田，迟滞敌人向湘江方面前进。第2师正向汨罗江以南转移，我集团军决心在长沙以北与敌决战。第4军归我集团军指挥。总司令的作战部署为：第4军、第37军及第25师在长沙东北郊占领出击阵地，准备把敌人压迫于湘江边而歼灭之。”
覃异之听到这里，路途劳顿一扫而光。来见军长前，他曾满心焦虑，照这样退下去，恐怕还要和太原、武汉会战一样，日军的攻击停在哪里，我军就退至哪里。作为一名有血性的中国军人，覃异之每每念及就痛心不已。可今日，长官部要在长沙城下与日军决战，草鞋岭、比家山阵亡的上千英灵，如果泉下有知，必会大呼痛快，不枉牺牲。
张耀明看着惊愕、激动的覃异之，嘱咐道：“你师的任务是在福临铺与上杉市之间迟滞敌人3天，以掩护我主力部队完成作战部署。之后，你部在敌之侧背，配合主力歼灭进犯之敌。”
覃异之生来便有一股掩不住的豪气，只要能让他奋勇杀敌，肝脑涂地又有何妨？正是他的浩然正气，第195师这支曾经涣散无力的河南保安部队，才被激发出只有那片厚重的土地才能养育出的昂扬斗志，成为一支无法摧毁的钢铁部队。当下，覃异之欣然领命，送走军长后，他立刻带人视察福临铺的地形，选择防御阵地。令他有些不安的是，福临铺四周都是些起伏不大的波状地，地势平缓，唯一可依靠的就是村落及附近的丘陵。
25日，第70军一部在武昌庙一带伏击日军第6师团一部，予敌重创；26日、27日这两天，第73军柳际明77师在金井一带也对日军第6师团进行了伏击。说来也怪，第6师团开战以来，虽也受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进展倒还顺利。可25日后却霉运当头，连遭两次伏击，伤亡惨重。重新集结补充后，直到28日才将攻击重点转向福临铺，可碰到的不再是前面碰到的弱旅，而是以逸待劳的覃异之的195师。
28日黄昏时分，第6师团的侦察部队与195师的搜索连发生激烈的遭遇战。双方都没讨到便宜，国军搜索连连长阵亡，日军也因突遭伏击而伤亡惨重。
次日，第6师团1000多人赶到，迅即以步、炮、空立体战向195师发起全线猛攻。战至黄昏，福临铺外围两个村庄、一处高地先后为日军夺取，敌我阵地形成犬牙交错态势，195师伤亡持续增加。
平原作战，与第6师团这样的日军王牌拼火力，195师占不到便宜。覃异之显然清楚这一点，立刻调整部署，将部队撤至地形较好的上杉市，那里背靠幕阜山，进可攻退可守，坚守两天应该没问题。
9月30日上午，195师刚刚退至上杉市，第6师团的骑兵便尾随而来。但出乎覃异之意料的是，他憋足了劲准备的攻防大战并未到来。
原来，狡猾的冈村宁次已嗅到了捞刀河畔的危险气息。
自开战以来已有半月了，虽然他的10万大军一路奏凯，却没能聚歼任何一支中国军队。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对手的撤退很有章法，全然不是溃败，倒更像是故意给他让出一条路。突破新墙河后，他猛然发现在汨罗江、捞刀河、湘江之间的狭窄区域内聚集了大量的中国军队，而这些对手均未受到重创，可称为有生力量。
“围而歼之”，可究竟谁是猎物呢？
此次作战，他深切地感受到与以往的不同。一路前进，道路被破坏得十分严重，部队补给困难，像第6师团这样的先锋部队有时甚至要靠空投解决。而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中国人坚壁清野更使部队补给雪上加霜。目前，各部队粮弹不足，士气不高，聚歼第九战区主力的目标已变得越来越远，而一个巨大的陷阱倒有可能在等着他。
冈村宁次倒吸一口凉气，不愿再往下想，但行事果断的他很快拿定了主意。出乎前线日军将士意料的是，各部队接到的命令是战略性撤退，退回战前原防地。
这就是冈村宁次的过人之处，凶残勇猛令人生畏，冷静果敢令人叹服。要知道在当时，得势的日军是没有人会主动撤退的。这不但会引来下级的不满，更要冒着遭人耻笑的风险，起码在他之前还没有日本高级军官这么干过。但冈村这么干了，也使薛岳在长沙外围聚歼日军的计划泡了汤。
别说薛岳，第九战区各部将士根本不敢相信：日军攻占新墙河第一道防线后，中国军队尚未付出重大牺牲，日军就自己开始败退。由于以前屡战屡败的经验，他们根本没有做好迎接胜利的心理准备。
但这次日军真的败退了。
长沙，薛岳成了“岳武穆”
9月30日，湖南株洲第九战区前进指挥部。
薛岳两眼熬得通红，却仍紧盯着眼前的地图。刚刚得到25师的报告，日军一部已越过捞刀河攻占了永安市。永安距长沙不过30多公里，一路坦途，永安失守，长沙就能清晰地嗅到战争的气息了。
开战十多天，薛岳没怎么睡过囫囵觉。一打大仗他就兴奋，多少年了都是如此，更何况这还是他第一次以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指挥，这令他兴奋中多少还有一丝紧张。
由于他的力争，重庆军委会决定在长沙外围与日军主力决战。9月26日，蒋介石电令第九战区：“准备以六师兵力，位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方面突进之敌……”
获此尚方宝剑，薛岳兴奋得睡不着觉，马上拟定出“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计划在福临铺、金井、桥头驿地区布下口袋，围歼日军重兵集团。27日，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已开始集结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其他设伏兵力也在陆续到位。万事俱备，只等小鬼子来钻口袋了。眼下得知日军攻占永安，在一步步走向他布下的陷阱，与以往丢城失地的感受截然相反，薛岳体内涌动的是激动、紧张和兴奋。
薛岳运气不错，上任战区司令长官时机也好。此次会战从一开始，第九战区各部队都能奋勇作战，层层阻击，予敌以大量杀伤和消耗。虽说仗打得有好有坏，但以往的那种消极避战、贪图自保的现象没有发生。此外，三湘父老的信任也令他感动不已，毁路毁得令日本人头痛，坚壁清野清得连磨盘都不留给日军。民众支持，三军用命，日军举步维艰，补给简直成了灾难，战场形势对薛岳来说可谓顺风顺水。
决战！胜利！当他苦熬了十多天才迎来的第一缕曙光出现时，他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既然与冈村的决战不可避免，那就不如让它快些来吧。
薛岳洗了一把脸，叫来了参谋长及作战主任，最后再落实一下各部队的位置和情况。完美的收官战是必须的，他的心中似乎已酝酿起比万家岭大捷更辉煌的故事。日军第11军前进指挥部，冈村宁次的感觉与薛岳恰恰相反。
失望、沮丧挥之不去，眼下又有了几分焦虑、恐慌。此次会战，他第一次苦涩地品尝到了对战场控制的无力感。
最近几次作战，冈村宁次就已隐隐感觉到了中国战场形势的反转。中国军队已从战争之初的惊慌失措中稳定下来，越战越强。而他的大日本皇军却面临兵力不足、战备物资锐减的窘境。眼下的第33师团就像是一面镜子，让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现实。
由于33师团是新组建的师团，刚来到中国战场，冈村宁次就像一个舐犊心切的母亲一样看护着33师团，每天都要关注该师团的战报及进展。以他最初的判断，33师团成军虽晚，但面对的多为不堪一击的第九战区杂牌部队，再不济也不过是前进的脚步慢一些，陷入困境那是不太可能的，更是遑论失败。但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却颠覆了他此前的判断。
在通城至长寿街一线，日军第33师团刚刚投入战场，就在湘西北因遭到国军的层层阻击而动弹不得。
驻平江的杨森第27集团军虽然只有2个师6个团，但杨森在川军中素有能征善战之名，对付这支日军丙种师团还是有些底气的。更让杨森硬气的是，部队战前刚刚配备了18门重迫击炮以及大量弹药。这批武器由国外进口，配有先进的测距、测向仪，最大射程可达5000米，最小射角45°，弹道高，可作超越射击，能够有效消灭死角，在山地战中威力巨大。有了这些宝贝，杨森的这支川军如虎添翼，一上来就先让33师团尝到了苦果。
此次长沙会战，杨森的27集团军和前线各阻击部队一样，灵活机动，重在迟滞和消耗、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不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比较以往将部队钉死在阵地上，面对日军强大的火力优势，各部队伤亡惨重却只能硬扛，这确是一大进步。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经验，在战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中国军队战术的进步却苦了日军。中国军队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一旦机动灵活，日军伤亡剧增不说，更难大量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战果就大打折扣。33师团就陷入了这样的窘境，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他们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摆脱了27集团军的阻击。可刚到麦市，又被以逸待劳的第79军大挫锐气，部队伤亡惨重，急需整补。
两个对手，两场苦战，初上中国战场的33师团欲哭无泪。
战后，在一本被缴获的日记中，日军第33师团士兵本田四郎详细记述了自己遭到炮击、大腿负伤的情况，并在最后写诗哀叹道：
长江之水往东流，
支那河流永不朽。
要使支那不抗日，
除非长江之水不会流。
诗作水平一般，但敢写出这种影响士气的东西，可见本田四郎内心深处对这场战争的绝望。
不仅33师团，整个侵入湘北的日军都陷入了困境，这是侵华日军第一次在正面战场上遭遇到了“人民战争”，之前，他们仅听说过在占领区才会有这种战争。
日军渡过汨罗江后，不过深入了几十公里，整个后勤补给就出现了困难。冈村宁次战前要求各部队速战速决，只求围歼中国军队，因而大部分日军只携带了7天的干粮。可是刚刚渡过汨罗江，日军就陷入了断粮断炊的境地。之前作战，日军多是就地征粮解燃眉之急。不料进入湘北后，中国军民力行坚壁清野，所有粮食牲畜都已被转移到远离平原的山区地带，甚至连加工粮食用的农具都隐蔽一空。日军渡过汨罗江后，村不见人，野无所掠，如同进入死亡谷一般。
更要命的是，由于湖南民众的积极配合，湘北一带“化路为田”的方针执行得非常彻底，战地只剩下田埂小道，很多地方还放水成田，日军各部的驮马都很难通过，更别说汽车等机动装备了。日军万般无奈，只得将田埂铲平约3米宽，用一辆坦克走在前面将路轧平，草草形成通道，后面跟着几辆卡车，与步兵一道同时推进。如此边修路边行军，日军的速战速决就成了笑话，而对交通更为依赖的辎重部队，累死累活还是远远地落在后面，无法支援其一线作战部队。
到了10月1日，日军的补给越发的困难了。深入到上杉市的上村支队与第6师团，基本上要靠飞机空投弹药才能维持战斗。而且正在此时，长沙以东、以南突然出现了大批中国军队迅速集结的迹象。
冈村宁次坐不住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给了他灵敏的嗅觉，超乎常人的冷静很快就让他意识到，对手是否已经张开了一张大网在等着他？地图上汨罗江与捞刀河之间的弧形地带渐渐幻化成了一只深不见底的口袋。
冈村宁次不敢再往下想了。其实，早在会战一开始他就觉得不太对劲，按照武汉会战与南昌会战的经验，为保卫长沙这等重要的城市，中国军队一定会进行顽强地抵抗。但战斗打响后，湘北方面11军除了在新墙河防线和营田两地与中国军队进行过惨烈的火拼之外，第6师团和上村支队都进展得异常顺利。这不是第九战区的实力，他也从不相信“天上掉馅饼”这等好事。
显然，薛岳布置了一个巨大陷阱在等着他。
冈村宁次不知道，薛岳正在尝试一个日后名噪天下的新战术——“天炉战法”。
所谓“天炉战法”，从战术上讲是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结合起来，利用长达几百公里的纵深地带，放对手进来，采取侧击、伏击、尾击等战法不断打击、消耗敌人；同时，坚壁清野，破坏道路，使敌人失去机动能力与补给能力。这个几百公里的纵深地带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熔炉，日军愈往底部前进则愈受煎熬。最后，我军集结重兵，消灭锐气已被耗尽的敌人。
新战法的好处显而易见：既消耗了敌人的战力，又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同时，由于是有序地撤向两厢，部队未被日军冲散，我军官兵在心理上能保持未被击败的心态，进而保证以旺盛的士气给对手致命一击。
战争真是一座大学校，能从这里走出来的人必将经受千锤百炼，甚至是浴火重生。在经过一系列惨痛教训后，以薛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军队将领的战术思维开始有了质的飞跃。
对于这些，冈村宁次当然不明就里，但以他的敏感和老辣，他感到了眼前的危险。
不知何时，参谋长青木重成和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已经站在了身旁。望着两位得力助手，冈村宁次长叹一声，他知道，如不赶快撤退，结局很可能比两个月前的襄东会战（枣宜会战）还要糟糕。不仅给中国军队沉重打击的战役目标无法达成，弄不好还会遭受损兵折将之辱。
他不敢再耽搁，在与二位参谋主官紧急商议后，迅即向参战各部队下达撤退命令，联系不上的部队派飞机空投命令，要求他们迅速脱离战斗向原驻地返转。
冈村宁次的狡诈的确出乎所有中国将帅的意料，无论是重庆的蒋介石、陈诚，还是长沙的薛岳，中国方面无不认为日军对长沙城是志在必得，长沙城下激烈的大战在所难免。自抗战爆发以来，还从未有过日军攻到城下而放弃的先例，因此当日军深入到距离长沙城仅15公里的上杉市时，第九战区判断日军还将深入，中国军队反击的最佳时机还未到来。
这次出乎意料，薛岳在指挥部里收到的却是日军撤退的消息。
薛岳当然不会相信，何况此时军委会的手令还未下达，薛岳没有轻举妄动。
关键的一天错失了！10月2日，军委会的反攻指令到达，薛岳这才命令撤到株洲以南的第15集团军，撤到醴陵以北的第70军、第73军，正在撤退中的第79军等部迅速掉头向北追击，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
就晚了这一天，除了在第一线与敌保持接触的阻击部队外，其他主力各军均和日军保持至少一天的行程。这还不算，由于日军突然后撤，各追击部队不摸底，唯恐日军设下埋伏，加之日军撤退有序，追击战有些畏首畏尾，歼敌效果打了折扣。
追击的途中，195师的表现也差强人意。由于处在与日军对峙的第一线，所以在接到命令后能够迅速转入反击。2日夜间，195师搜索部队已到达汨罗江南岸。一天之后，195师按照第15集团军的命令，展开全面反攻。
听到反攻命令，全师官兵士气大振，不顾苦战半月的疲劳，纷纷跃出战壕，提枪追击。此时，正是农历八月二十一，深秋时节，月明星稀，凉风飒飒。行军休息时，师长覃异之端起茶杯，突然看到杯中浮现出几颗星光。
“星斗落杯中！”覃师长心情不错，随口吟道。
真是难得的佳句，覃异之来了兴致。部队稍后前进，骑在马上，但见夜空半轮明月高悬，心中一动，不禁吟道：“马首悬明月。”
连夜急行军，虽未大量歼灭日军，却不想得一佳作：“马首悬明月，三军气若虹。夜寒茶当酒，星斗落杯中。”
文人的脾性，得一佳句胜过一场胜仗，覃异之高兴异常。
3天后，195师收复了新墙河南岸的原52军阵地。部队停了下来，奉命暂守此阵地，等着第4军前来接防。
当日，第4军军长欧震打来电话，问195师的位置。当覃异之报出新墙河时，欧震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想到195师的进展竟如此迅速，直到五六天后，第4军才赶到新墙河畔与195师交接了防务。
与此同时，第九战区各追击部队也纷纷到达新墙河沿岸，恢复了阵地。
10月14日，195师566旅的131团渡过新墙河，夜袭桃林镇，歼灭日军一部，为第一次长沙会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历时一个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了，双方隔河对峙，战争又回到了爆发前的原点。
但对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来说，战线回到原点，胜利却是实实在在的，毕竟中国军队最后发起了反攻，一路追击收复失地，歼敌过万，可以称为“长沙大捷”。对此他十分看重，也绝不允许他人染指，为此他还与有名无实的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闹过一出。
那还是几天前的一个夜晚，当中国军队开始大举反攻，胜利在望，第九战区长官部的人员这才能喘口气，睡个好觉。参谋处作战科长赵子立回到宿舍，连日来的劳累一齐袭来，赵子立安然进入甜甜的梦乡。
时间不长，他就被几声急促的喊叫和外面的嘈杂声惊醒。
他很是恼怒，可未待发作，却看到门口一脸怒气的薛岳，心中的不快立刻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他一骨碌滚下床来，急忙穿上衣服，一脸惊疑地望着薛岳。
只见薛岳拉长了脸说道：“走！去接白崇禧去。白崇禧来啦！丢他妈呆咳（‘呆咳’指讲话前清清嗓子，这里说白崇禧就会清谈）。敌人进攻时，他不来，敌人退却时，他来了。我们几夜没睡好觉了，刚睡好，他又来找麻烦。”
抱怨着，几人匆匆赶到车站，白崇禧的专列已经到站并等候多时。
白、薛两人见面，没寒暄几句，薛岳的暴脾气又上来了，没好气地说：“这次作战，兵力不够用，我能力也不成，所以仗打不好。这个责任我负不了，请主任自己来指挥吧。”
白崇禧得知日军撤退，便连夜赶来，准备参与指挥，凑个热闹，没想到薛岳竟如此忌恨。之前因力阻长沙决战旧怨未了，这次又怕白崇禧和他争功抢了风头，薛岳自然没好脸色。
白崇禧一时无话可说，深悔思虑不周，跑来自讨没趣，随员王泽民赶紧出来圆场，他称赞薛岳此次作战指挥卓越，并安慰道：“困难已经过去了，还需要解决的问题，健公一定和中央商议解决。”
不料，薛岳并不领情，不等白崇禧的专列开走就告辞离去。白崇禧自讨无趣，调转车头悻悻地返回桂林。
这就是薛岳，能打仗，也绝不会让别人分享他的成功。
第九战区上上下下一片欢喜，参谋长吴逸志也体察到了长官的心思，竟独出心裁让人编排了一出现代京剧《新战长沙》，剧中的薛岳俨然成了岳飞。
吴逸志搞的京剧只是迎合了长官，但在对外宣传上，他的部下们却干得有声有色。
以往国民党并不看重宣传，起码可以说宣传战手段不高明。然而，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国民党从上到下却突然掀起了自我宣传的浪潮。
过去的宣传主要依靠文字印刷品、现场演出、无线广播，对于长沙会战的宣传，从重庆的军委会到长沙的战区长官部也都是这样做的。但时代在变，前线年轻的将领们看上了电影这个新鲜玩意，他们把自己和部下搬上了电影银幕，将长沙会战的亲身经历重新演绎了一遍。在那个年代，这种对胜利的回放无疑具有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长沙大捷》这部电影是由前来慰问的香港大地画报社记者李能光与37军联合制作的，37军参谋处长陈燕茂担任编剧，记者李能光拍摄，演员由95师283团詹抑强营充任。他们利用俘获的日军军马、太阳旗、军服、枪炮、橡皮艇，精彩、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战斗情景。而电影《胜利进行曲》，则着重宣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功勋部队——195师及福临铺战斗，师长覃异之精彩演讲的镜头也出现在了画面上，中国将领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的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到，80多年前的抗战军人们竟也如此新潮，拍自己的宣传片不说，还亲自饰演角色。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影片的宣传和影响远比他们在战场上的贡献更大。
毫无疑问，影像的传播力远甚于文字、广播和演出。从此，中国抗日军人的英勇形象开始走向世界，为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民众所知晓和接受。尤其在“二战”前期法西斯横扫欧亚大陆几乎无人可挡时，中国抗战几乎成了少有的一抹亮色。《长沙大捷》《胜利进行曲》这类战地影片的播出，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在孤军抵抗侵略者。在西方民众的眼里，中国军队成了正义和勇敢的化身。
平心而论，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枣宜会战一样，中国军队的胜利并非在军事上，更多的还是在心理上、气势上。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大喜过望，精神上的胜利也是胜利，而且是更重大的胜利。
重庆、长沙的大街小巷，鞭炮声此起彼伏，标语、旗帜变幻了城市的外貌。这几天，浏阳花炮脱销了。
尽管日军将他们的败退解释为战略退却，但在心理上却不能不承认失败。
会战结束后的11月14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呈交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的《关于解决支那事变作战之意见》一文中哀叹道：
敌军之抗日策略为游击战、特务战，将其主力保持于后方，并不主动从事大规模之反攻，而采取长期抗战。以此情势而论，如不讲求相应措施，势必坠其术中。
敌虽已决心放弃长沙，而我军竟未加攻略，即恢复军原态势，此不啻号召敌人反击，对其作战军师予以鼓励，努力提高其士气。由此看来，当今后进攻作战之际，一旦攻占要地，则必须予以确保。
总之，应勿拘泥于“陆上作战一切禁止实施”“治安肃正为第一要义”……所有之既定方针，应以最大之果断，从事进攻作战，至为紧要。
冈村宁次应该很清楚日本的国力和日军的窘境，攻下一地即占领一地，日军兵从何来？能保持住目前在中国的兵力就不错了，大本营绝不可能再增兵。西尾寿造理解冈村的失意，但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将呈文转交东京大本营。果然不出所料，日军大本营基于保存战力的考虑，对冈村宁次的建议并未予以采纳。
得到这个结果，其实也在冈村宁次的意料之中。他知道，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所能使用的，也就是手中的第11军。而环绕在日本11军周围的，是中国最为精锐的第五、第六、第九战区100多个师、100万大军，能确保武汉、南昌就已经是上限了。
以往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日子已成过往云烟，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