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疯狂的岁月
1939年新年前后，是20世纪人类最黑暗的时刻，人类走到了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十字路口。
欧洲，英、法、美绥靖逆流甚嚣尘上；亚洲，日本虽未对中国宣战，却将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
南岳整军，中国抗战实现了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转变。贫弱疲敝的中国仍然不屈不挠地独自支撑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大局。蒋介石像走夜路的独行者，前景迷茫，心情灰暗。
武汉失守，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9年多雨的春季，中、日两军在南昌展开了两轮攻防大战，中国将军血染沙场，南昌沦陷。
南岳整军，武汉会战后的大喘息
1938年10月底的湘北，暑热不知不觉间散去，草木日渐枯黄，浓浓的秋意降临了三湘大地。
武汉陷落后，从武汉撤出的部队和难民，汇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人流，昼夜不息地涌入湖南、江西。与一年前上海撤退时的溃乱不同，武汉的工厂、医院、学校早已转移一空，留给日本人的是一座空城。而大撤退也井然有序，近百个中国师、数十万军队按各自接到的命令，向湘北、赣北、鄂西地区转进。
轰轰烈烈的武汉大会战结束了。在这场历时四五个月的大战中，中、日两军倾尽全力，打得吐血。日本已把20多个师团投入中国，国内仅剩下一个近卫师团，就这么个师团也被征调过两三次中下级军官补充前线，整个师团也做好了准备，随时可能被派往中国战场。
更令日本内阁和军部担忧的是，仗才打了一年多，日本的战略储备就已耗尽。国库储备早已是负数，战略物资处处亮起了红灯。尤其前线急需的枪械弹药日益紧缺，各大财阀、工厂加班加点生产，就连民营中小企业也被征召，加入了军备物资的生产大军中，但仍不能解困。军部甚至将学校军训用的旧枪也收缴上来支援前线，却还是不敷战场需求。自明治维新日本强大起来后，这情形还从未有过。
日本天皇和骄狂的军部此时都明白了：日本真正陷入了中国的战争泥潭。想想当初军部“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狂言，简直就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想当初，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甲午海战，只要一仗打败中国就能迫使中国割地赔款，而日本也正是靠着甲午战争获得的巨额赔款而快速强大起来。可如今胜了这么多仗，中国非但不屈服，抵抗意志却愈加旺盛。
不少人这时才明白：“一击制胜论”过时了，今天的中国也绝非清代中国。日军中真正能称得上战略家的石原莞尔早就警告过“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但被好战激进将佐和狂热的民族情绪控制的东京，又有谁能听得进去呢？连提出“中国事变不能扩大”的石原莞尔也靠边站了，还有谁愿意站出来说真话？
疯狂的政府、疯狂的军国主义者诱发的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疯狂的民族，发动的显然是一场疯狂的战争。岛国日本就像是从高山上呼啸而下的战车，风驰电掣般难以阻挡，就是车上的人明知冲下去将粉身碎骨，却无人能令战车停下来。
侵略者的日子不好过，被侵略的中国更是遭殃。一年多的浴血抵抗，损兵折将数倍于敌，沿海各大城市及内陆的南京、太原、徐州、武汉等重镇尽陷敌手。而日军所占之地虽只占国土面积的23%，那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是国之精华。丢了它，中国就失去了91%的关税、97%的机器制造业、75%的面粉和纺织工业……
国土沦丧，海运通道尽失，中国似乎一夜间又退回到农耕社会。
中、日两国就像拳台上两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在经过一年多你死我活的较量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暂缓了攻防，都在寻找着新的机会。
11月11日，武汉会战之日军追击部队顺势占领了岳阳后，前线的枪炮声终于沉寂下来。一个新的战略阶段——战略相持，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
11月25日，湖南南岳。
山岭依然青翠，景色还是那么秀美，但宁静的空气中透出些许与这个美景胜地格格不入的战争味道。随着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大批军官的到来，尤其是中国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的出现，预示着这里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的确，可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南岳军事会议正在这里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但有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国民党军统帅级人物，还有第三战区、第九战区师长、军长、军团长、司令及各路军政要员200余人，就连中共方面也派出了周恩来、叶剑英等赴会。可以说南方战区中国军队的主将该来的都来了，一时将星云集，大员荟萃，规格之高十分罕见。
全国抗战爆发已16个月了，日本人够狠的，淞沪、南京、徐州、武汉，大会战一个接着一个，甚至一口气都不让中国人喘息，更别说把前线将领召集到一起开会了。今天能把这么多将领聚在一起，总结经验、检讨成败、整顿队伍、激励士气，实在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一件大事。
蒋介石选在这个时候、选在这个地点开这个重要会议是有讲究的。
11月11日，日军趁势拿下岳阳后，恰遇第二天长沙发生大火，日本人梦寐以求的长沙原本唾手可得，可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日军竟视而不见，轻易放过了。是情报的缺失、时间的仓促，还是日本人也陷入了困境？长久的思考和身边智囊的分析令蒋介石断定：日本人力衰而竭，已无力再组织大的进攻。
中国抗战度过了最艰难的防御阶段，新的一页已经翻开。蒋介石为这一时刻的到来格外欢欣。
但他将会址选在南岳还是有着更深的含意。武汉失守后，湖南就成了中国抗战的前哨阵地，按蒋介石当时的战略构想，应将战线稳定在平汉线东西两侧及长江南北两岸，湖南是无论如何不能再丢了。只要能守住湖南，控制了这天下的大粮仓不说，其军事上的价值也是无与伦比的：北上可直取武汉；东出江西、安徽、浙江，能确保东南半壁江山的联络线；背倚川黔，可守住战时首都重庆的大门；南可护两广，阻止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截断日军南北战场的联系。
此时的湖南已成了东西南北战场的纽带，重要地位无可匹敌。在湖南南岳开这次军事会议，第一层意思就是要守住湖南。
当然，一次涉及总结检讨、确立新的军事方针的重要会议，不可能只有守住湖南这一层目标。蒋介石放眼未来，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甚至不辞辛劳，亲自做了五场重要报告。
首先，蒋介石修正了过去对抗战阶段的划分。新形势令他对中国抗战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全面抗战以来至武汉、岳阳失守应为第一期抗战，自今以后为第二期。“在第一期战斗过程中，从军事上说，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是我们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在精神上，我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我军已经实现了“消耗敌人，疲困敌人，诱敌深入以有利我军作战”的目的。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正式提出抗日战争两个阶段的划分。时至今日，台湾有关抗战史论述仍然沿用这一理论。至于第二期抗战，蒋介石乐观地预期为“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今天看来，蒋对未来抗战的持久性和困难度仍估计不足。可以说直到1945年的上半年，国民党军真正能拿得出手的反攻也没几仗。但在南岳，这一发言还是统一了此前对中国抗战前途有些混乱的思想，激励了与会众将的士气和信心。
思想统一了，信心提振了，接下来就是分析总结抗战爆发以来的成败得失。从淞沪抗战到武汉失守，中国军队损兵百万、失地千里，艰难时刻是最能看出人心的。面对台下的这数百名高级将领，欣赏、认同、失望、厌恶，甚至愤懑，蒋介石心中五味杂陈，可他此刻只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他知道，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开创未来，现在还不是发泄情绪的时候，他甚至十分罕见地就日军杭州湾登陆、南京沦陷做了自我检讨。委员长如此，众将谁还不服？蒋介石“改造军队与社会”等三项提议自然得到大会的拥戴，即使过去一些总喜欢跳出来唱反调的地方将领，在眼下大环境的无形压力下，也只得举手赞成，不管内心是多么的不情愿。
如果说前两项是定方向、鼓信心的话，第三项“整训军队”则既是难点，也是南岳军事会议的核心。根据各军、师长的战斗报告，蒋介石代表军委会总结了国民党军存在的12大缺点，明确要求各将领本着“要雪耻必先知耻，知耻必须负责的原则，效法先哲前贤的精神，将自己失败至耻的缺点彻底改革，力图转弱为强，转败为胜”。
南岳曾是曾国藩反败为胜的中兴之地，作为曾国藩的崇拜者，蒋介石希望借先人之宝地和仙气，时来运转。
压缩指挥机构、减少指挥层级是南岳军事会议的又一个重要成果。中国军队指挥机构层次太多、传达指挥不灵便，问题已多次在战争中残酷地展现在中国高级将领面前。就战略单位而言，从师到最高统帅部就有7个层级，仅从战区到兵团、军团、集团军、军这拥挤的军队高层层级就经常令前线最高指挥官闹出乌龙，更别说指挥效率；而中下级指挥官也常常因找不到自己的直接上级，导致信息传递缓慢、战场指挥混乱，令好局痛失。这虽是军阀割据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事关个人及军队利益，平时解决起来会令人头痛。但在南岳整军的历史大潮下，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大义面前，该问题还是得到了大家的重视。
战略指挥层级从7级被压缩为4级，取消了兵团、军团两级，战略单位的起始级别为军，师不再是战略单位，且师之下不再设旅，而改为一师三团制。仅此改变，尤其涉及川、桂、粤等地方派系，以往想动谁都会跳脚阻拦，而今天虽有些杂音，但事情还是顺顺当当地办了下来。
中国军队在向着规范、精干、高效的正规化转变，蒋介石心情大好。
当然，南岳整训军队不仅仅是改革指挥机构。自抗战爆发以来，一仗接着一仗，日本人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各野战部队战斗减员、装备损耗严重，来不及整补，而临时补进的新兵不少连枪都没打过几回，上了战场就是炮灰，只有送死的份儿，这也是我军伤亡数倍于敌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整训，必须马上整训！
南岳军事会议决定：全国军队分三批，1/3的军队部署在正面前线对敌作战，1/3的军队进行敌后游击作战，1/3的部队抓紧整训。整训部队重点是训练和教育、调整指挥机构和编制。蒋介石希望中国军队四个月一轮换、一年内完成整训，然后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抗日战场上。
无论结果如何，蒋介石的愿望还是美好的，事后中国军队也确实打出了一些漂亮的翻身仗，这也不能不说是与南岳军事会议有着必然的联系。
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最大的变化是首次公开承认：对中国抗战而言，唤起民众之重要甚至大于战场上的胜利。
尽管此时的蒋介石仍对中共怀有极大的敌视和戒心，但他不得不钦佩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战争智慧。半年前，毛泽东所著《论持久战》一书中的核心观点无一不在战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今天，他也不得不拿出1/3的兵力用于敌后作战，和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是一样的。他明白，以中国军队现有的实力击败强大的日军是不现实的，持久消耗才是最后的取胜之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虽然是中共的声音，但他基本赞同。为此，他甚至同意了即将开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聘用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将领出任教官。
“政治大于军事”，一年多的血火洗礼，蒋介石终于渐渐悟到了中国抗战的真谛。
成果斐然，心情愉悦，蒋介石对南岳军事会议的总结似乎可以画上句号了，但一件糟心的事不得不有个了断。长沙大火这起轰动全国的乌龙事件不但将长沙的精华付之一炬，还给了汪精卫之流反诘“焦土抗战”的口实。
此事必须处理，对国人有个交待，也好让首鼠两端的汪精卫之流闭上嘴。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在会上悲痛陈情，自请处分。尽管张治中在国民党内人缘很好，但毕竟几万长沙人无辜死于这场大火，还是有人喊出杀张治中以谢天下。蒋介石既知道事情的原委，也很欣赏张的人品和才干，最终网开一面。张治中撤职查办，最后以枪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草草了事。
南岳军事会议，因在最合适的时间点上，围绕抗战主题而进行了有效的战略调整，意义重大，本该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经典之作。遗憾的是，两个月后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会议的主题却陡然转向，蒋介石抛出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重心又瞄向了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揣摩领袖意图从来都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长项，这一下，抗战摇摆者、希图自保者、贪生怕死者，似乎都能从新旧两种抗战大计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选项。
蒋介石自己搅了自己的局，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二期抗战方针又变了味儿。
新设立的冀察、苏鲁敌后战区虽坐拥重兵，却很少去惹日本人，而专事与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摩擦”。这也不难理解，与中共摩擦，双方都未撕破脸，不可能大打，既没闲着也利于保存自己。于是，新设立的敌后战区党政委员会拼命与中共抢夺地方政权，整训部队渐渐成为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代名词，有限度的反攻也日渐消极，能应付的就应付，这也为日后的南昌战败留下了隐患。
放眼全球，20世纪30年代后期，显然是人类历史上的多事之秋。
中、日两国出于各自的考虑虽未宣战，却早已在中国打得天翻地覆。世界各地也不太平。在欧洲，纳粹德国比日本更为疯狂，美、英、法退一步，德国进一步，“一战”丢失的颜面被彻底找回来不说，还接连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虎视波兰，大有一口气吞下整个欧洲的气势。一直对德国妥协退让的英、法被逼到了墙角。
绥靖政策彻底破产了。
退让换不来和平，眼前的欧洲不说，中国早就尝够了绥靖之苦。“九一八”事变，英国人任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就没能遏制住日本人，结果才有了后来的华北事变直至今天的全面侵华。尤其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动干戈时，美、英、法除了几句廉价的同情话和软弱无力的谴责外，继续他们与日本的贸易，把日本急需的飞机零部件、钢铁、橡胶等战略物资运往日本，变成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利器。更令中国人愤慨的是，日本人自己从西方进口武器及各类战略物资不说，却讹诈、胁迫西方国家，使许多援助物资不能进入中国，说贫弱的中国孤军奋战一点儿也不为过。
这世界哪还有公理和正义？
这就是当时号称维护世界秩序、没把“黄种日本人”放在眼里的西方大佬们的所作所为。直到日军拿下广州、威逼海南，直接威胁到美、英在东南亚的势力，美、英两国这才真正明白日本人的胃口并不止于中国。
美、英两国的口气才渐渐强硬起来，行动有所改变。
1938年11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发表声明：坚持抗战到底，绝不投降！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及时将声明翻译后送给罗斯福总统，美国人这时似乎才意识到中国人正在帮他们抵抗着好战的日本人。
1938年12月，蒋介石第一次收到了来自美国的2500万美元桐油借款。钱虽不多，但来自美国的支持还是令蒋介石兴奋不已，这毕竟是西方大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客观地说，日本的战略混乱也帮了中国的忙，尤其在1939年2月上旬日军攻占海南岛后，日军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正式启动。
日军犯错，蒋介石绝不会错失这样的机会。2月11日，海南岛陷落的第二天，他就在中外记者面前说：日本进攻海南岛，无异造成南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是在亚洲向西方列强宣战。
面对记者们惊诧的目光，蒋介石说得更加明确具体：攻占海南岛，仅仅是太平洋战争的开端。真正的战争开启，日军一定先切断英、美两国海军之间的联系，控制菲律宾；接下来将攻占关岛，阻断美国和菲律宾的联系，进而控制整个南洋，发动太平洋战争。
台下记者们吃惊地张大了嘴，面面相觑。也难怪，那时英、美国内能预见到两三年后局势的人是少之又少，而蒋介石想把西方国家拉入中日战争的意图却尽人皆知。所以，蒋介石的话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几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横扫南洋、痛击英美联军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战争的运行轨迹竟真如蒋介石几年前的预言一样。可惜悔之晚矣。
日军攻占海南岛还是引起了英、美的警觉，他们的目光这才更多地投向亚洲。开始将套在日本人脖子上的缰绳慢慢收紧，对中国的援助也开始增加。
3月，美国禁止对日信用贷款，禁止对日输出飞机零件，并通过了太平洋设防案；
同月，英国签约借给中国50万英镑用于购买卡车，通过滇缅公路运输中国战略物资；
7月，美国对日制裁进一步升级，宣布废除《美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招真正打中了日本人的痛处，日本急需的战略物资来源被彻底掐断了。
独自苦撑的蒋介石直到这时才似乎看到了坚持抗战的希望之光。
蒋介石渴求一胜
3月底的重庆，春意盎然。
雾气一向浓重的山城像是从冬眠中苏醒过来，花柳争妍，鸟声不绝，散发出巴山蜀水独特的魅力。早春固然美丽，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战争阴霾却令春意失了颜色。
年关过后，日本人的飞机便不时地对陪都进行狂轰滥炸，而且不分军事、民用目标，每天都有死伤，满眼都是血腥，弄得满城人心惶惶。要知道，重庆人可有些年没经历过炮火了。
可山城人生性倔强，有着一颗勇敢的心。自大批政府军政要员来到重庆，他们便知道战争也会随之到来，战争时期这是他们必须承受的，所以没人抱怨。天气晴好时，喜欢摆龙门阵的爷们照样时不时地聚在茶楼，天南海北地神聊：
“听说了吧？委员长和夫人都在山上住着呢！”
“我说呢！老子往黄山脚下靠一靠，就有几个丘八窜出来把大爷给赶了回来。”
“那地方就是好！有谷有洞，满山都是松树。小日本扔炸弹怎么着也不会把他老头子咋个的！”
“莫乱讲，小心脑壳！”
他们所说的，就是蒋介石夫妇在重庆的官邸黄山别墅。该处别墅不但警卫森严，且因势就形、构筑巧妙，从空中看下去，浩荡松涛之中，根本看不到任何建筑的存在。
不用说，生命的危险是蒋介石夫妇无须考虑的问题。
清晨的阳光暖暖的，倾泻在整个山头上。云岫楼里，蒋介石早已做完了他每天必修的早课：静坐，看报。此刻，他站在二楼宽大的玻璃窗前，望着窗外晃动的绿海，沐浴在柔和的日光中，陷入了沉思。
一个多月前，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签呈军委会一份敌情通报，判明第九战区当面之敌即将进攻南昌，而且申明日军攻占南昌之后有西攻长沙的可能。面对质疑，刘斐言之凿凿，当下的形势与太原会战时十分相似。假如日军从武汉、南昌两个方向同时进攻长沙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刘斐恃才傲物，认准的事不管对谁都不会低头，即便是在蒋介石面前也是如此。一旦争执起来，从不肯退让，常常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不过，蒋介石还是欣赏刘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包容了他的固执，仍对他信任有加。
对于南昌，蒋介石很是看重。一来，南昌位于浙赣铁路的中间接点，是联络湖南第九战区与浙江第三战区的主要基地，并且靠近长江咽喉九江。从南昌机场起飞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空军战机常给长江上的日军舰船以有力打击，南昌是日本人的眼中钉。而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南昌则成了中国空军为数不多的要害之地，其战略价值自不待言。二来，南岳军事会议所制定的第二期持久抗战的策略尚未得到检验，蒋介石急需一场胜利来坚定全国抗战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中、日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第一战的胜败是何等的重要。
胜利！只要是胜利就行！眼下，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求一场胜利。
令人沮丧的是，连日来第九战区电报频传，南昌战事很不顺利。修水防线一触即溃，敌人前锋已越过奉新，直逼南昌。而我军各部四面分散，防线宽大还无纵深，犹如蛋壳般一捅就破。更可怕的是，部队被调得支离破碎，南昌城内居然没多少像样的部队，南昌岌岌可危。
“薛伯陵（薛岳，字伯陵）拥兵自重，乱我大局，可耻至极！”蒋介石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本来，我军判明敌人进攻南昌的企图后，军委会早已制定作战部署，严令第九战区以强力野战兵团先发制人，向南浔线日军发起攻击，打乱日军部署。但薛岳以整训未毕、补给困难为由三次拒绝了军委会的指令。
3月8日，蒋介石亲自致电薛岳，指出：“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三月十日前完毕，预定攻击日期为三月十五日。”可薛岳的回答一概是准备未周，要求推迟。
薛岳此刻并非故意抗命，他也有难言之隐。武汉会战后，薛岳从陈诚手中接过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一职，但这个长官前面却加了“代理”二字。而此刻南昌方面前敌总指挥却是陈诚的嫡系罗卓英，夹在陈、罗两人之间的薛岳更像是个看客。此外，他得到的情报显示，冈村宁次第11军的7个师团都在第九战区方向，这更加重了他的疑虑。面对如此强敌，如不充分准备何谈进攻？按他的想法，24日能发起攻击已经是最快的了。
可冈村宁次是不会给他这么长时间的。
20日，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冈村宁次的第11军第106、101两师团分别在修水北岸虬津、涂家埠强渡修水，向中国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原来准备自己发动进攻，现在突然受到敌人进攻，中国军队措手不及一时陷入混乱，第49、79两军不支而退。出乎意料的是，日军并未像我军预想的那样，沿南浔铁路直插南昌，而是以主力自武宁、奉新方向迂回至南昌西南，大有将我第19集团军合围于赣江西岸之意。
一年多来，日军在中国攻城略地，却很少能围歼中国军队主力，冈村宁次不愧为日军中的虎将，攻击凶狠，出手就是杀招。
“起个大早却赶个晚集。”对蒋介石而言岂止是沮丧，他甚至有几分愤怒。本来武汉大战之后，中国军队实力尚存，机动部队仍有不少，为第二期持久抗战保存了相当大的作战力量。进入1939年后，美、英诸强在外交上逐步倾向于中国，而日本军部也基于对陷入长期战争的恐惧，开始重新考虑结束战争的问题，甚至还拟定了从中国撤军的时间表，只要一仗再打疼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结束战事也就为期不远了。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一盘好棋又被下成了烂棋。
“娘希匹！薛伯陵、罗尤青（罗卓英，字尤青）是怎么备战的？”
调整呼吸，闭目凝神，几分钟后，蒋介石激愤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有一点蒋介石还是十分清楚的，南昌一战打成什么样都有可能。
武汉新败之余，各军士气、兵力、装备尚未恢复，何况用在南昌前线的都是些地方杂牌部队。王陵基的30集团军，本是四川的保安部队，粗经整训即拉到前线，去年武汉会战时与敌一触即溃，眼下只能勉强将其安排在武宁一带山区，作为侧翼掩护。而前敌总指挥罗卓英直辖的第19集团军虽然声势甚大，可也多为杂牌军，屡经大战，残兵败将不堪重托。做出这样的部署，蒋介石虽然无奈，却也有另一层意思。“上海、武汉大战，国军精华已出力不少，这次你们各路诸侯也该显显神通了吧！”哪承想，他的这个小算盘还未扒拉响，日本人就给了他一记重击。
窗外的新绿、清晨的美景也没能打开他抑郁的心结。
对巴蜀之地的历史，他还多少有些了解，而且还有几分迷信。陪都重庆地处巴蜀，而历史上那些退据巴蜀的割据势力，公孙述、刘备、张献忠……无一不身死国灭，为天下后世耻笑。生性倔强的他从未想过失败，更不能面对国破身亡。只有保住西南、西北两条生命线，与日本人长期打下去，他才能在屡败之后，一击制胜。
侍从副官走了进来轻声通禀：“何总长、陈部长请见！”
蒋介石这才回过神来，示意楼下会议室见。
楼下的何、陈二人应召而来，正在思索着如何应对当下战况。见蒋介石走了进来，二人赶紧起身相迎。相互寒暄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开了口：“南昌战事，你们有何见解？”
陈诚有些不自在，他觉得这话是冲他而来。罗卓英是他的臂膀，这在国民党军中是尽人皆知的事。此刻他身负南昌前敌总指挥重任，仗却打得一败涂地，相比上海、武汉的表现，他这个大哥的脸上确实无光。他深知罗卓英多谋寡断、御将宽纵的秉性，部下违令不遵，他也不加深究，不是个能独挑大梁的人。更何况这次南昌之战19集团军虽名为5个军，可各军均为地方部队，将领思想陈腐，装备寡劣，各部希图自保，谁肯用命？而日军战术先进，实力强大，我军哪有不败之理啊！可他深知蒋介石的秉性，更熟谙国民党军那些重重幕后之事，赔着小心却不先开口。
何应钦虽是军委会总参谋长，可罗卓英是陈诚的部下，他不担主要责任。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何应钦小心地说道：“敌对南昌志在必得，其主力即将形成对南昌的合围，南昌已无坚守的价值。当务之急，应避免罗总司令所部被敌围歼之厄运。”
何应钦自“西安事变”有僭主之嫌后，已经畏蒋如虎，甚至轻易不敢得罪陈诚等人。这次南昌初战不利，原因自然是再明显不过：罗卓英指挥无方，各军保存实力，各自为战；敌情判断失误，将重兵集结在南浔线；防御战术陈旧，部队一字长蛇摆开，处处敷设兵力，既无纵深，又无重点；兵力分裂隔散，不知协同——淞沪会战所犯的错误几乎一样没落下。可说出这些，除了惹老头子生气、得罪陈诚的土木系外，还能改变什么呢？其实，他也明白，蒋介石并非愚昧无知，关于战术改进的问题已是三令五申。山河破碎之际，能够保持内部的凝聚力，不致驱众为敌就不错了。所以，点到为止。
“嗯。不过，听说王方舟（王陵基，字方舟）打得不错，在棺材山他们一个团打得只剩下5个人，扬我军威国威。由此看来，只要官兵用命，我军尚有挽回余地。”
蒋介石说着，眼光转向了陈诚。陈诚知道，校长是不会为罗卓英的事而真正难为他的。毕竟是弱兵疲将，并且也有借刀杀人、消耗异己之意，他甚至从蒋介石的话中听出了另外的意思。
“王陵基打得确实不错，”陈诚揣测着蒋介石的意思，小心翼翼地说道，“此次日军占据上风，原因很多：一是我军备战仓促，二是倭寇大量使用毒气。观王总司令在武宁山区的表现，我军士气未衰，敌军也非无弱点可击。”
说来也有趣，战前最不被看好的川军此刻却成了英雄。在国民党军中，王陵基本钱不多，常常避战自保。没想到此次在武宁一带，竟然大挫日军王牌第6师团的锐气，使其在武宁山区每前进一里就要耗费一天的工夫。要知道，第6师团可是日军公认的王牌师团、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也是中国军人眼中的劲敌。该师团组建于九州，其民既穷且悍，以马革裹尸为荣，以全身归来为耻，打仗凶悍，不可一世。武汉会战时它独自沿长江北岸西进，疯狂进攻，所向披靡，尽管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却是第一个攻入武汉的日军师团。没想到却挫锋于小小的武宁城下，与中国的一个由保安部队改编的杂牌军打成了平手。究其原因，南岳军事会议对王陵基的一打一拉起到了重要作用。
几个月前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在总结各部作战时，先是指责川军王缵绪部作战不力，随即又将矛头转向了王陵基，痛斥王部军纪败坏，一触即溃，动摇了江防前线。看当时的情势，似有整肃川军、杀鸡儆猴的意思。联想到实力甚大的韩复榘都被明正典刑，王陵基大为惶恐，会后寝食难安，急忙思谋对策。
王陵基绰号“王灵官”，一向诡计多端，经过一番前思后想，有了主意。入夜后，他连忙召集部下，在厕所、过道中贴满了“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等标语。
一夜间形势大变，主客反转，轮到蒋介石等人惊慌了。
次日，会场气氛逆转。先是陈诚主动承担起江防失利的责任，接着蒋介石本人也对王陵基大加表扬，称他久历戎行，是宿将老帅，他人莫及。晚上，陈调元又大请其客，以表歉意。陈诚在席间作陪，极力安抚道：“川军仍须继续保持声誉，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老将军整军经武，素为巴蜀第一，今日倭贼炽其毒焰，正是老将军再立威名的时候。各军当一视同仁，公平待遇。”
一番安抚，王陵基这才心满意足，连声说出几个“好”字。
不承想，当初的苦心却在南昌前线得到了回报。
听了陈诚的话，蒋介石的脸上慢慢有了笑容。原来蒋介石主意已定，只等下属点破。但他的行事风格历来是不在乎亲信怎么想，而在乎不是亲信的何应钦怎么看，于是盯着何应钦说道：“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最大之打击。敬之（何应钦，字敬之），你意下如何？”
“委座所见甚是！只是各部均在苦战中，如能调他军驰援，胜算更大。”
何应钦不是外行，知道这仗这么打下去别说南昌不保，部队能全身而退就不错了。但他不能、也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汤恩伯的31集团军正在崇阳、通山一带休整，俞济时、卢汉两部还在湘赣路上，就调他们过去吧。”
“现罗总司令各部陷于进退两难之中，能否依据战场态势给予明确指示？”陈诚忍不住插了一句。
“那好，你们尽快拟定一个作战要领吧！”
……
25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桂林行营白崇禧，第九战区薛岳、罗卓英，第三战区顾祝同，指示道：“（一）罗集团主力应保持重点于湘赣公路方面，攻击敌右侧，向赣江方面压迫之，切戒以主力背赣江作战。（二）南昌正面以必要一部固守之，必要时可在抚、赣两江间逐次抵抗，掩护赣南。（三）武宁及崇（阳）、通（山）方向应不顾南昌方面战况变化，断行反攻，并以有力部队向修江以北南浔线挺进，断敌退路。（四）第三战区需以有力部队（至少两师）及指挥官位置于东乡、进贤方面，与第九战区呼应作战。（五）俞济时、卢汉两部准向安义、奉新方向转用。”
从战略部署来看，蒋介石的安排不可谓不周密，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此前军委会几次三番要求各部队主动攻击却难以落实，如今各部已被日军拖住，更不可能抽兵反攻，而且前线情况瞬息万变，冈村宁次这个老对手是不会给他机会调整部署的。
果然，一天之后南昌就陷入敌手。羞愤，无情地写在了蒋介石以及前线中国将士的脸上。
薛岳还罗卓英一个人情债
江西德安，日军第11军司令部。
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静静地站在地图前，像是欣赏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名画。图上每日变动的标线展示着日军惊人的推进速度，前线战事的顺利如他所料，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完美。想到东京军部那帮喜欢指手画脚的官僚、想到中国战场上那几个前不久还对他冷嘲热讽的同行，当他们知道南昌速胜的消息时，将会是怎样的表情？！
笑意浮上了冈村宁次的嘴角。
在中国，冈村宁次的知名度很高。他的知名度来源于一个让中国人难以释怀的名词——“三光政策”。冈村宁次就像日本这个国家一样，充满了矛盾。
像很多日本军人一样，冈村宁次“骄人”的军旅生涯也是从中国开始的。早年的冈村初到中国时，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一副文人做派。他熟谙中国经典，崇尚中国文化，甚至在与中国举人出身的士绅交谈时也不落下风。
神奇吧！但更神奇的是，这样一个人却几乎参与了日本军国化和日本侵华的每一个重大步骤。1921年，冈村宁次与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结成巴登巴登“三羽乌”之盟，之后又网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各期的杰出人物结成一夕会，促成了日本昭和军阀的形成。后来，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因为侵略方针的不同而发生分裂，分别成为“统制派”“皇道派”的领袖，之后永田被“皇道派”军人刺杀，小畑也因“二·二六”兵变被迫退出现役。最终，3个昭和军阀的始作俑者中，只有他顺风顺水，扶摇直上，罪孽虽然深重，却能得到善终。就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冈村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充当国民党的军事顾问，专门对付共产党，从而逃过了同盟国军事法庭的审判。冈村命好，与他处事低调、敏感谨慎的性格有关，再加上他的出众才能，甚至得到了日本天皇裕仁的宠信。
日本侵华14年战争期间，冈村宁次“一枝独秀”，创造了日本军史上的多个第一。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期间，他出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这是日军设立的第一个军副参谋长。1933年，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这也是日本关东军设立的第一个军副参谋长。同年，他以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名义亲蒙裕仁的召见，当时也不过是一个新晋的少将。1936年冈村被晋升为中将，一年之内又被任命为甲种第2师团的师团长，这在日军将领的升迁履历里还是绝无仅有的。1938年，冈村宁次再次晋升，被日皇钦点为侵华日军最为重要的野战军第11军司令官，统帅精锐日军达二三十万。之后于1941年又晋升为大将，并就任方面军司令官、派遣军总司令官，成为与寺内寿一、畑俊六、杉山元并列的陆军大佬。
不仅如此，冈村宁次在日本军界，还以所谓的“中国通”著称。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这些谍报出身的“中国通”不同的是，他从青年时代就长期待在中国，先后任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副官与驻华谍报武官，其间还做过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顾问，直接参与中国高层军政事务。此外，他年轻时曾担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队副，任清国学生队第四、第五、第六期区队长，当时的学生就有陈仪、阎锡山、孙传芳等人，所以他混迹于中国军界，中国将领则多以师礼待之，这就为他从事谍报活动和军政观察提供了不少便利。几十年间，他来到中国进行各种活动，竟达18次之多。就对中国各个阶层的熟悉状况来说，冈村确实是首屈一指的。
当然，他在日军中的荣耀、战功和才华，得益于中国这块风水宝地。但在中国人眼中，冈村宁次却是魔鬼的象征。在关东军副参谋长任内，他不遗余力剿杀抗联，威逼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甚至作为日皇裕仁的代理人，瞒过关东军司令官，支持建立了石井的731细菌部队。至于后来，毒气战、细菌战、“三光政策”，冈村的所作所为，其实要比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那些刽子手还要凶残百倍。
儒雅有礼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凶狠残暴的心。他甚至说过：与崇尚中华文明的中国作战，实在是一件令人无奈的事。可在战场上，他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却是灾难性的。
这，就是冈村宁次。
面前的这份华中1:50000比例的地图，对他指挥眼下的作战起了大作用。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幅地图却是中国版的。此图为他专用，上面的许多中文地名就是军部的作战参谋也没几人能懂，这幅地图是他心中的一个秘密。
北伐战争时，他被军阀孙传芳以师礼聘为顾问。战事不顺，孙传芳兵败如山倒，不得已将视如珍宝的华中1:50000地图交给冈村宁次，请他拟订新的作战计划。不料，北伐军攻势太猛，还未等冈村拟出计划，孙传芳的军队就在南昌一带土崩瓦解了。
冈村宁次知道计划用不上了，见身边无人，就揣起这份地图，甚至连行李也顾不上拿，慌忙逃向停泊在九江的日本军舰。当时化了装的冈村由于身着中国民服，哨兵看他形迹可疑，拦住不让他上舰。他百般解释甚至哀求，最终打动了一位海军参谋，才登上军舰，全身而归。多年后，那位昔日的救命恩人已升任海军少将。在一次宴会上两人相见，他手持酒杯，不无揶揄地对已经名噪军界的冈村说道：“冈村君，当年你可是两手空空来投奔我的哦！”
能把宝贵的地图弄到手，被人调侃几句他是不会在意的。
不久前，还是站在这份偷来的地图前，冈村宁次语出惊人地宣布：“主攻南昌，我决定使用106、101两师团。”
此言一出，参谋长沼田多稼藏、副参谋长青木诚一、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及作战参谋天野正一，无不惊得目瞪口呆。
按照惯常的逻辑，攻坚用强兵，似乎很少有以弱兵来做主攻的先例。他们相互交换着眼色，那意思再明显不过：司令官违反常规是为了什么？
参谋长沼田稼藏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当面之敌有5个军，侧翼之敌有4个军，个个都是支那（中国）第一流的地方部队，而它们的背后，精锐的黄埔军第74军蠢蠢欲动，做战役预备队。以106、101师团两支新败之军作主攻，实在不妥当。”
冈村宁次笑了笑，平静地说道：“此事我已上报帝国军部。诸位的担心我知道，支那军的兵力比我军多几倍或十几倍。但我了解中国，深知中国军队的素质。按照参谋本部的说法，我一个联队足抵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个师，我一个大队足抵非嫡系地方部队的一个师。南昌前线所布置的均为蒋军的非嫡系部队，我皇军10万精锐攻略南昌很可能是有征无战，所向披靡。”
副参谋长青木诚一刚刚由参谋本部调来，临行前作战部长特别告诫他，务必设法改变使用两个特设师团的主张。本来，他还想插嘴说上几句，但看到冈村宁次的态度如此坚决，说的也有道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冈村宁次独断专行，大胆用兵，其实已是成竹在胸。早在1月底，他就拟订了攻占南昌的作战计划，他要以主力直接突破修水正面国军阵地，经安义、奉新渡过赣江，直取南昌，不在南浔线上与中国军队纠缠。几个月前的武汉会战，薛岳和南浔线留给他太多的痛苦回忆，尤其106和101师团令他颜面尽失。今天，他要祭出奇兵，避开南浔线中国军队主力，让两支弱旅分享夺占南昌的荣誉。但他的大胆用兵，确实引来了各方的担忧。
几天之后，南昌沦陷之际，裕仁的姑父朝香宫鸠彦王专程从广州飞到德安。一下飞机，劈头就问冈村宁次：“南昌怎么样了？”
在得知南昌已经攻占后，朝香宫如释重负地说道：“我从东京出发前，在拜会闲院宫参谋总长殿下时，殿下说这次南昌作战，由于冈村君使用了两个战斗力薄弱的师团，大家都非常担心。我从广东方面也是怀揣着不安而来的。”
冈村宁次使用两支败军，顶着巨大压力一意孤行，既有私心，也体现了他的用兵之道。
半年前的武汉会战期间，由于山地作战日军不占优势。尤其在万家岭地区，106师团险些全军覆没，101师团在南浔线也是损失惨重，在中国顺风顺水的他何时吃过这么大的亏？尤其日本国内的风言风语令他颜面尽失。带兵多年的他深知，洗刷耻辱的唯一办法就是夺取胜利，最好是一场大胜。
不仅如此，作为一名优秀的统帅，他还有另外的目的。
冈村宁次刚接手第11军时，部下难以驾驭，尤其第6、第27这些精锐师团骄横狂妄。武汉会战期间，各师团战报往往不见上报，身为军司令官的冈村竟然要从国内邮来的报纸上看到自己部队的具体情况，冈村虽然在日记中只是写道“甚觉奇怪”，但内心的不满难以言表。
更为可恨的是，第6师团攻占黄梅后，只因军司令部的贺电未及时发出，第6师团主任作战参谋秋永中佐竟从飞机上投下信函，质问：“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
骄兵必败！对于如此骄狂自大的下属，一向以铁腕治军的冈村宁次是不能容忍的。南昌会战晾一晾他们，也可煞煞他们的气焰，让他们知道谁是军队的统帅。
事实上，冈村宁次之所以敢冒险用106、101两师团作主攻，更重要的是他心中已有成算。此次作战，步兵的作用已被人为降低，冈村祭出了前所未见的新战术。
冈村宁次将第6师团用在武宁方向，以阻遏中国军队自湘鄂赣边界突入赣北，切断后路，并以有力之一部渡修水南下，以袭扰中国军队的战略预备队第1集团军、74军等。同时以116师团担任鄱阳湖方面的警戒，监视并袭扰中国第三战区上官云相的部队。如此一来，106、101两师团便有了两个强有力的侧翼保障。
为确保胜利，为扶起106、101师团这两个阿斗，冈村宁次不惜血本，将1个坦克联队、5个重炮联队、2个加农炮大队都配属给了这两个师团，这几乎是第11军的家底。如此一来，101、106师团摇身一变，火力、突击力强大无比。更恶毒的是，冈村为前线部队配备了大量的毒气弹。
使用毒气并不新鲜，毒气战对于不讲道义的日军来说，是屡试不爽的办法。不过，冈村宁次这次在用法和数量上却大有不同。
20日下午4时30分，日军第11军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集中200多门重炮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长达两个小时的持续炮击，其中仅150毫米榴弹炮就达72门，这可是日军罕见的豪富之举。在炮击将要结束时，日军突然混合发射毒气弹5000发，紧接着日军野战毒气队在12公里长的国军防御正面阵地上施放了中型毒气筒15000个。
一时间炮声隆隆，红云滚滚，阴沉的天空被染得异常诡异。中国军队面对突然的毒气袭击，惊慌失措，部队伤亡惨重。担任正面防御的79军76师官兵自师长王凌云、旅长龚传文、团长唐际遇以下大部分非死即伤，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日军协同紧凑，快速渡河，直插我79军友邻的49军背后，惊得49军各部也是不战而溃。
49军刚刚接手河防，又疏于阵地构筑，有的防地甚至连战壕都未挖。日军出现之后，阵地最前沿的49军630团团长于沚源临阵脱逃，为避免军法严惩，竟一直逃到了云南昆明，隐姓埋名做起了小生意，终身不再涉足军界。
一线守军溃败后，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中国军队的阵地。
日军施放毒气，过去多数都是在战役末期，战局胶着或即将战败的情况下，但是像冈村宁次这样一开始就大规模使用的，别说是在中国战场，恐怕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南昌会战中，他竟然使用了一种新的战术模式，以装甲集团独立作战为特色的小规模闪击战。
很多人都知道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这一役中，德国名将古德里安的装甲攻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认是他开启了现代战争的装甲闪击战时代。但是早在半年前，冈村宁次就率先在中国使用了这种战法。
冈村宁次的灵感来源于战场态势和他多年沉淀的军事素养。南昌的地形西北为山地，东北为鄱阳湖，湖沼河汊纵横，山地丘陵遍布。山地作战的苦头在武汉会战中冈村已经尝过了，所以他不会重蹈覆辙，而是把主攻方向选在武宁一带。鄱阳湖水势浩大，湖畔的南浔线上中国布有重兵，登陆作战只能当活靶子。南浔铁路是直线距离，表面上看来，沿南浔线攻击最为便利，但中国军队在其沿线已布置了重兵，就等着他自投罗网。算来算去，唯一的选择就是强渡南浔线与武宁之间的修水，正面强攻。而渡河之后，自修水到南昌之间的250公里皆为坦途，十分有利于战车部队的快速突进。
更为致命的是，中国军队为了在必要的时机进行反击，在破路炸桥的同时，还给自己留了一条永修至安义的战略公路，而这条公路恰恰被心思缜密的冈村宁次发现了，从而成就了冈村的装甲集团战法。
战斗中，从修水到南昌，除了在奉新因燃料耗尽等待空投油品外，日军上百辆坦克和装甲战车基本是所向披靡，无人可挡，仅仅五六天的时间就打到了南昌城下，引导106、101这两个在后面捡便宜的师团迅速完成了对南昌的合围。而此时，罗卓英布置在南昌以北数百里纵深上的10来个师竟然还在防线上，不知何去何从。
遇到冈村宁次这样的对手，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实在倒霉。
实际上，罗卓英并非庸才。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罗卓英率部打得相当出色，就是日后的上高会战、长沙会战，罗卓英也是出手不凡。但南昌之战，成了他的滑铁卢。
几个月前，薛岳升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赣北的指挥权统一移交给罗卓英。罗卓英既不熟悉赣北的地形，也不了解所属的这些杂牌军。部队调防间，日军已经发起了进攻，而此时，罗卓英还未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兵败如山倒，罗卓英第一反应并不是固守南昌，挽回局面，而是恰恰相反，主张放弃南昌，保留部队。
对此，第九战区长官部以参谋处长狄醒宇为首，群起反对，并把状告到长官部。
薛岳却什么也没说就将众人打发回去了。
参谋长吴逸志明白，薛岳欠罗卓英的人情债，他不得不还。
早年间，薛岳和张发奎一道，追随汪精卫反蒋，后来竟落得无人收留。走投无路时，他通过同省老乡罗卓英的关系，搭上了陈诚这条线，这才被蒋介石重新收留并委以重任。中国社会一向是人情大于公理，薛岳受人之恩，只好处处迁就罗卓英。
除了人情债，薛岳还得考虑他的嫡系第4军。远在广东的张发奎和他都把第4军看作命根子，根本不愿让第4军坐守南昌孤城，招致重大伤亡。
客观说，就当时的战场态势而言，薛岳、罗卓英的方案是上策。自21日早晨，日军第11军石井广吉坦克联队135辆坦克、装甲战车通过先行部队搭设的浮桥，横冲直撞地长驱直入。23日攻占奉新，3天后突进至南昌城西赣江大桥。虽然守军及时将大桥炸毁，但是修水与南昌之间的数道防线已被破坏无余。敌106、101两师团主力已经通过被其战车联队撕开的口子，数路并进，自西、南、北三面逼近了南昌。
说实话，中国军队的绝大多数将领谁见过这场面。一百多辆坦克、装甲车集中突击，轰轰烈烈地掩杀过来。这阵势完全超出了中国军队将领的想象力，以至于几十年后，参战的中国军队将领在回忆此战时，多数仍心有余悸。也难怪，在中国战场上，真正称得上现代化战争的恐怕也没几场。
26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自生米街附近强渡赣江，迂回至南昌城南，并切断了浙赣铁路。同日，日军第101师团主力进占生米街，当晚渡过赣江，向城区突击。其101旅团也几乎同时沿南浔铁路到达了南昌西北的赣江北岸。战事进展至此，已经无可挽回。
27日，南昌沦陷。日军的膏药旗刺眼地飘扬在南昌城头。
战争背后的战争
南昌会战，仅仅10天便以惨败收场，损兵失地，举国哗然。
重庆，蒋介石大为震怒。战争时期，如无严明的军纪和士气，如何守土、谁来保国？军事作战会议后，首先被拿来开刀的是原东北军49军。军长刘多荃由中将降为上校留任，开国军上校军长之先例，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调离原职，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戴罪立功。
整治之惨，甚至带有几分羞辱的味道。
说句公道话，49军虽然打了败仗，但应负首要责任的并不是他们。在19集团军同时参战的5个军中，阵地首先被突破的是79军的76师。当时，日军万炮齐轰，炮弹中又夹杂着大量的烟雾弹与毒气弹，一时间天昏地暗、地动山摇，我军官兵好似陷入了地狱一般，炸伤、中毒者不计其数，部队很快丧失了战斗力。蓄势待发的日军立刻渡河攻击，我军防线当即崩溃。而左翼的49军仅为拥有两师的乙种军，其中仅有105师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并且武汉大战之后元气还未恢复，以如此疲弱之师怎能挽救整个战线的崩溃？
刘多荃自然万分委屈，暗自感叹命运不济。想他在东北军时是何等的风光，做张少帅的卫队团长，亲身参与诱杀杨宇霆、常荫槐的行动。后晋升105师师长，全师装备、训练、官兵素质均为东北军之冠。1936年“西安事变”，他正是捉蒋行动的总指挥。没想到，这最后一次风光却给他埋下了无尽的祸根。
张少帅被软禁，纵横中国数十年的东北军刹那间灰飞烟灭。军队被整编的整编，移防的移防，换血的换血，几番下来，东北军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
而刘多荃一介武夫，在东北军失去主心骨后，一错再错。尤其是其至交王以哲被东北军少壮派暗杀后，他一味复仇，先是将促成张学良与中共联合的高福源旅长秘密枪杀，后又把枪杀王以哲的连长于文俊剖腹挖心给王祭灵，同时还扣押了许多左翼军官。此举既扩大了东北军的分裂，也招致东北军上下对他的怨恨。1937年4月29日，一个卫兵趁他洗脸时突然拔枪行刺，被他妻子发现，卫士被其妻拦腰抱住，他才逃过一劫。
毫无疑问，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此后，众叛亲离的他只得向蒋介石靠拢，积极配合蒋介石实施对东北军的编遣方案。蒋介石开始时也很够意思，任命他为49军军长，下辖105、109两师。哪知道这不过是欲擒故纵的计策而已。恩归恩，怨归怨，可惜的是，他不了解蒋介石睚眦必报的个性。领袖熟知陆、王心学，服膺的是曾、胡诸公，专会在“忍耐”二字上下功夫。西安被囚是蒋介石一生的奇耻大辱，刘多荃是祸首之一，他怎会忘记？只不过内忧外患，正是用人之际，蒋介石暂时放过了他。
淞沪恶战之后，刘部伤亡惨重，其109师几乎伤亡殆尽，急需休整和补充。刘多荃和109师师长赶去武汉上下活动，走了不少门路，花了不少钱，总算调来全部徒手的预5师进行补充。补充归补充，但事情还留了个尾巴：预5师团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虽然很不乐意，但是没有办法。之后，刘多荃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张学良当年遗留的一批武器搞到手。至此，109师补充完毕，全师满员，面貌一新。每连6挺捷克式轻机枪，营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连，真是脱胎换骨一般，羡煞了周围的许多兄弟部队，心说：“刘芳渡（刘多荃，字芳渡）真他娘的命好，他啥时候拜老蒋做了干爹啊！”
刘多荃当时也是志得意满，对蒋介石是心存感激，“都说老蒋心狠手辣，有仇必报，惯于排除异己，现在看来也不尽然”。心里时时盘算着如何效忠领袖，战场建功。
很快，他就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1938年年初，第109师奉调徐州前线，可4个团长全部告假，部队无法开拔。蒋介石得报后，不仅不处理那几个违令不遵的团长，反而把师长赵毅撤了，改任中央军的李树德为师长，接着大批原东北军军官被撤换。不久，109师又被调往开封，划归第一战区刘峙的指挥序列。第49军被肢解，只剩下一个残缺的105师。
刘多荃又急又气，忙活几个月花光了家底，原来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老蒋这做法也太卑劣了吧！无奈东北军势力已经瓦解，新的靠山也无处寻觅。他第一次体味到丧家之犬的无奈和悲哀。
更没想到今天，蒋介石竟又拿他泄愤。军衔由中将降为上校是当众打他的脸，整高鹏云、王铁汉等原东北军将领是断其臂膀。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蒋介石的手段刘多荃算是彻底领教了。失望之余，刘多荃在日后的政治倾向上便与国民党渐行渐远。直到1949年8月，在香港联合黄绍竑等通电反蒋，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投入到新中国的怀抱中。
当然，这是后话。
重庆，蒋介石内心的苦闷、焦虑并不因处置了刘多荃而有多少缓解，借抗战剪除异己不过是既定政策的一环而已。可他心里明白，各路诸侯保存实力，临敌避战，照这样败下去，长沙不保，宜昌危险，士气、民心必受重创，重庆最终也将无法成为他的栖身之所！
更令他气馁的是，大的战略形势并未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他在4月2日的日记中哀怨甚至愤恨地写道：“倭寇不欲参加欧洲战局，亦不敢与俄国开衅，计在妥协列强专事侵略我国，乃其最毒之政策。”
心绪烦乱，蒋介石离开屋子，步出了林园。
落日的余晖洒满整个山头，向阳的山林现出一片浑黄的亮色，背阳的山坡则已暗沉下来。蒋介石身着披风，缓步行走在山间小道上。他没让卫士们跟来，身边随行的只有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侍从副官远远地跟着，几十名卫士立于远处，警戒外围。
冷风微起，松枝轻轻摇动。脚下的松针腐植日久年深，累积很厚，踩上去有些柔软。松涛林海，幽径绵延，在傍晚的余晖下，显得十分深远。
“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
蒋介石随口轻吟晋人左思的诗句，转向陈布雷：“彦及（陈布雷，字彦及），山城这夕照晚景如何？”
相处10余年，陈布雷太了解蒋介石了。当下正是蒋内心纠结无以排遣的时候，断无闲心谈风月胜景。借景言事，他知道当下最让蒋介石揪心的恐怕就是汪精卫和日本人。
“晚景甚好，怕是有些丧家之犬已受用不到这些了。”细声细语之中有几分尖刻，一反陈布雷谨言慎行的常态。他刚刚得到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的报告，汪兆铭自3月21日遭遇暗杀而侥幸逃过一劫后，已彻底放弃流亡法国的打算，就要赶赴上海与日本人合流了。
陈布雷揣知这才是蒋介石当下最关心的事，他深知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叛逃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汪精卫一向以孙总理的正统接班人自居，在声望、才情、风度上都超他蒋介石一筹，在政务、党务上也能与蒋介石抗衡。有他在，蒋介石时时感到芒刺在背，手脚不得自由施展，尤其令蒋不能容忍的是每次倒蒋行动他几乎都是主角。“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拿这句话来形容蒋汪关系怕是再合适不过了。如今，汪精卫即将沦为汉奸，蒋介石痛心之余，反倒也有几分释怀。一个身败名裂的汉奸哪还有什么资本再来和他争锋？
害怕的是，日本人如果不负前言，真的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汪精卫一旦得志，张发奎等地方诸侯必定会相率倒戈，叛他而去。到那时，树倒猢狲散，他就无力回天了。不过，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器小易盈，贪婪无厌，是一个无法产生伟大战略家的民族，他们还没有魄力做出真正的让步，以实现其扶汪倒蒋、肢解中国的策略。
关于这些，他正要问策于陈布雷，没想到陈布雷却先他说起了。
“汪兆铭背叛总理，背叛革命，背叛党国，自甘堕落。当年他刺杀清人时，举国若狂，将他捧作英雄，那时他何其得意。看他今日所为，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人世！”
蒋介石给过汪精卫机会，劝其回来，不愿回来甚至出国留洋也行，可汪精卫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靠日本人。每想到此，蒋介石的心中便忿忿然。
“汪兆铭诚然不齿于民族，不过任他扑腾，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花。张发奎他们首鼠两端，事未见机，眼前如果没有切实的好处，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陈布雷知道蒋介石最看重的就是枪杆子。
说话间，两人步入一座石亭。坐下后，蒋介石说道：“张向华（张发奎，字向华）他们倒也不足为虑。只是日本人的底牌还无法摸清，彦及怎么看？”
陈布雷扬起干瘦的脸，缓缓说道：“今年又是个好年景。据云、贵、川、湘诸省的报告，风调雨顺，人心稳定，支撑明、后两年的抗战是没有问题的。而日本方面，据戴雨农（戴笠，字雨农）他们的情报，其工业生产力已使用到最大潜力，战争能力正在下降。中日对比，日本的底气已经不足，而我愈战愈勇，士气不衰。如国际形势一有变化，转机就会到来。”
蒋介石似乎另有所思，轻声问道：“和谈呢？”
事实上，他正要派出军统特务曾广冒名宋子良和日方接触。宋子良是宋子文的亲弟，日本方面一定会感兴趣的。
陈布雷略略思考后答道：“日本方面底气不足，借和谈摸摸他们的底也好。军部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今井武夫好像对和谈很有意思。”
日本军部的少壮派认可的是手握实权的蒋介石，作为军人他们更为相信实力，很多人甚至对汪精卫不屑一顾，就是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高层对此也颇有微词。日本的舆论也不看好他，纷纷说他无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曾表示：“汪精卫不足以把握支那（中国）四亿民心，此时组织中央政府甚为危险。”日本评论家吉冈文六在《日本评论》上说：“汪精卫是一条伸缩多变的蚯蚓。”“汪的性格实在柔弱，他的声音好像猫一样的柔嫩，写的字像女人的字。”
看来做汉奸不但要招致本国国民的唾骂，连日本主子都会瞧不起。想起在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劝说无效后，自己又前赴河内劝汪回心转意，汪竟一口回绝，陈布雷真是感慨万千。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有如此英雄气概的人怎么会一夜间变为汉奸呢！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两人一时无语。此刻，正是晚霞最为浓重的时候，远处的山头被染成了绛红色，归林的鸟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此刻却渐渐安静了下来。陈布雷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口说道：“据说，日本人正在运动北洋遗老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吴子玉（吴佩孚，字子玉）等人。”
“哦……”蒋介石欠了欠身子，表现出了兴致。
“拿徐菊人来说，日本人看中他的声望，找了两个满族人来敦请他出山。没想到一言不合，徐菊人竟和他们对骂了起来。”陈布雷出身报界，向来对晚清、北洋的这些人物有所关注，因而说起他们来头头是道。
徐世昌，本是北洋系的客卿，历任尚书、总督、军机大臣、国务卿、大总统等晚清和民国的重要职务，为人圆滑，八面玲珑，门生故吏遍天下，声望甚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如此经历的恐怕只此一人。日本人正是看中了他的资望，拼命拉拢，请他出山。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派出徐的老友曹汝霖见他，说：“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来压制日本，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和中国打仗。总统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即可撤兵。”
徐世昌以年老婉拒。曹走后，徐世昌告诉门房：“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此后，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以徐世昌的亲侄徐一达与其秘书长柯昌泗是儿女亲家，便托柯由徐一达转告徐世昌，称：“日本军方的意思，请徐世昌担任华北的领袖。如徐允出山，即以北京市长给一达。”
徐一达听后当即谢绝。
无奈做了汉奸的人，脸皮就是厚，潘毓桂仍是一再催促徐一达。被逼无奈，徐一达索性将前后经过都告诉了徐世昌，徐世昌嘱咐他躲开一阵，徐一达因此逃往上海。
次年，武汉会战前后，日本军方为了实现其由军事到政略的转变，急需扶植一批汉奸政权，他们又想到了徐世昌。
先是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约徐世昌见面，徐托病未见。
继而，徐世昌的两个满族门生金梁和章梫见徐，金梁说：“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要来拜见老师，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一俟部署就绪，再请宣统皇帝到北京正位。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徐世昌还是以年老体衰、不堪任事为由，全力推辞。
金梁见徐世昌不为所动，便露出了小人嘴脸，威胁道：“我们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老师的晚盖，人人都有个晚盖，还请老师有以自见。”（“晚盖”一词出自《国语》，意思是早年作恶后来能够掩盖弥补。）
没想到金梁小人得志，竟然出言不逊，指责徐世昌背叛清朝、服侍民国。徐世昌听后，哪受得了这个，愤然斥责：“你太浑。”
金梁索性撕下脸面，反唇相讥道：“老师才浑哩！”
徐世昌听后，潸然泪下，叹道：“想不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一场。”说罢，拂袖上楼。金、章两人自讨无趣，也不辞而别。
撇开徐世昌的历史功过不说，为了保持气节，80多岁了还能如此忍辱负重，实是难能可贵。
同时，日本人还拉拢过曹锟、吴佩孚、靳云鹏、袁克定等人，但都被一口回绝了。尤其是洪宪朝的“太子”袁克定，由于拒绝和日本人合作，在出入北平城门时，曾多次受到搜身的侮辱。
当时，袁克定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穷困潦倒时，单靠一个忠于他的老仆人，到街上捡白菜帮子，蒸窝窝头充饥。每次老仆人端上饭菜，他仍不改故态，戴好餐巾，用西洋刀叉把窝窝头切成片，就着咸菜进餐。
华北沦陷后，土肥原贤二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影响。袁克定那时候生活已经很艰难了，但在民族大义面前，说再穷也不能做汉奸。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听了陈布雷关于徐世昌、袁克定等人的讲诉，蒋介石面色凝重地说：“北洋诸老真是可敬，长我中华志气，比汪兆铭之流不知强上多少倍。”
说话间，薄暮已从四面围了上来，寒意渐生。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已是昂然走近，来人正是刚刚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的林蔚中将。
“是蔚文（林蔚，字蔚文）啊！我正要回去，咱们边走边说吧！”
林蔚和陈布雷一样，是蒋介石内廷的左膀右臂，蒋介石对他们信任之重，一时无二。当时，除了宋美龄和两位侍从副官外，能够直接进入蒋介石内室的也只有他二人而已，即便是蒋经国、蒋纬国兄弟有何请托，也经常找“林叔”“陈叔”代为帮忙传话，可算得上真正的帷幄近臣。
林蔚虽受倚重，但却能谨言慎行。在蒋介石面前，他表现得精明强干，任劳任怨，从不揽权结党，搞个人圈子，同时又工于心计，对蒋介石的重要意图常能预为窥测，所以遇机一拍即合，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在众人面前，他态度温和，喜怒不形于色，显得深沉平和，不但与胡宗南、汤恩伯等浙江籍统兵大将关系融洽，同时又能取信于陈诚，正所谓八面玲珑，滴水不漏。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统治体系内，一个人能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他凭借做幕僚的丰富经验，不仅工于谋人，而且善于谋己，懂得见风使舵，预留退路，常能左右逢源。人们常说，蒋介石精于权术，无人可及，事实上林蔚和他相比，并不逊色。
一个月前，因长沙大火一案丢了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回到重庆，蒋介石便有了个一石二鸟的安排：林蔚调任军令部次长兼桂林行营参谋长，腾出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之职由张治中接任。
此次蒋介石调林蔚做桂林行营的参谋长，明眼人都知道有监视白崇禧的意思。桂林行营设立于1938年11月的南岳军事会议，由白崇禧任主任，统辖第三（顾祝同）、第四（张发奎）、第七（余汉谋）、第九（薛岳）战区，以拱卫重庆，保卫大西南。桂林行营配置了国民党军的大部分精华，时间一长，如果被白崇禧瓦解控制，那还了得！况且他也了解白崇禧的性格，一向是敢作敢为，让人十分忌惮。眼下只有调去他最为信赖的干将，蒋介石的心里才踏实些。
今晚匆匆过来，林蔚正是辞行的。
蒋介石打量着林蔚，穿戴整洁，精神饱满，根本没有50岁人的老态，不由得面露悦色。漫步间蒋介石问道：“蔚文，准备得怎么样了？”
“已经和白主任、陈部长及各战区长官疏通过了。陈部长、顾长官、薛长官都很理解委座的安排。桂林行营那边大小官佐，我当尽力笼络，晓谕领袖之意图。”
虽然白崇禧、陈诚、顾祝同、薛岳等人并没有林蔚资历深、资格老，但是林蔚还是恭敬地称他们为主任、部长、长官，显然是早已体察到蒋介石不愿近臣官阶过重难以驾驭的用心。侍从室的参谋，调入时为上校中校的，必定要降一两个军阶使用。这种办法正是从明太祖那里学来的。明太祖设内阁学士，虽参与枢密，职权很重，但是只授四五品的官阶，使用起来在心里可不把他们看作大臣，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可省去许多心理上的障碍。林蔚深知此道，因而处处小心，不敢稍有差池。
蒋介石对林蔚的回答很是满意，却担心林蔚能否协调好与地方势力的关系。福建、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广西的白崇禧、黄旭初，云南的龙云，湖南的薛岳，盘根错节，纷繁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林蔚虽然心思缜密，经验丰富，毕竟这样大的局面还是第一次经历。因而，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道：“蔚文，须知桂林那边水也不浅哟。”
“委座放心。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张向华他们即便心生异志，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他们各有所图，部下又有地域之争，很难联合起来对抗中央。所谓逼之则吴越同舟，缓之则自相夷戮。只要中央操之不急，自然有水到渠成的时候。”
蒋介石听后，宽慰很多。心说林蔚的识度、能力确实不凡，却又能淡泊名利，甘为人下，真是难得。于是欣然说道：“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说完，回过头对陈布雷说：“彦及，回去啦，今晚一起为蔚文送行。”
反攻变成了赌博
清江县（今樟树市）樟树镇，第19集团军司令部。
罗卓英不停地踱来踱去，显得心事重重。作为陈诚“土木系”的二号人物，罗卓英深知自己在集团里的重要作用。自从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相识以来，罗卓英便和陈诚互相欣赏，渐成莫逆之交。在这个世上，有一种人甘心追随自己的朋友，鞍前马后、忠心耿耿，而这个朋友才华超众、知恩图报，两人一荣俱荣、平步青云。陈诚、罗卓英就是这样的搭档和朋友。
作为陈诚的副手，陈诚升迁一步，罗卓英也紧跟着升迁一步。在“土木系”中，两人可谓是二位一体，互为支撑，在国民党诸多派系中如鹤立鸡群，权倾一时。
但两人统兵风格迥异。陈诚御下甚严，对部属异常专断，颇有家长作风；而罗卓英则性情温和，善于和部下攀谈、沟通，让下属畅所欲言，从不给人难堪。甚至作战失利后，对个别不能严格执行命令的部下，也时有宽纵。老好人这个弱点虽不为陈诚认同，却深得下属人心。部下有事或犯错，一般都不敢直接报告陈诚，而是先找罗卓英，由罗从中缓解。
一刚一柔，陈诚、罗卓英成了绝配，这也许倒成了陈诚欣赏罗卓英的地方。但罗卓英也绝非庸人，他常常训诫部下，应以君、亲、师的态度教导部下，效法古人“扬善公庭、规劝私室”，给人知耻改过的机会。此外，他仿效并推崇岳飞的信条：“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时常教导部下说：“成功两句话，打仗不怕死，做事不贪财。”在他的一番努力之下，所属部队每每成为一支劲旅。
他这一套，很得部下的欢喜。在国军众多将领中，他也以练兵、御下见长。
他和陈诚，一个在中央培植势力，一个在外面掌控军队，一内一外，相得益彰，搞得风生水起。一向疑心甚重的蒋介石早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用陈诚取代何应钦，却无论如何不会让陈诚一家独大，成为何应钦第二。因而，他又扶植胡宗南、汤恩伯，以与陈、罗相互制衡。胡、汤二部装备精良，却又养尊处优，处处得蒋介石袒护，陈诚自然知道其中缘由。
武汉会战后，罗卓英突然被调离王牌第18军，就任完全由杂牌军组成的第19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自然明白这是蒋的小动作，但他不便表示，罗卓英也平静地接受了，未向中央表示不满。但罗卓英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像他这样级别的高级将领，不能像薛岳那样获取一个省主席职位，他心有不甘。
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更是让他心里不服，这个位置也是他心仪已久的。
熊式辉治赣近10年，没多大本事，却能随时体会蒋介石的心思而地位稳固。几年前，蒋介石驻南昌“剿共”，熊陪蒋散步。一路上见蒋不时用手帕掩鼻，他意识到这是湖中散发的恶臭所致。回到省政府，他立即把建设厅长龚学遂找来，一同到蒋介石的驻地巡视，当即面谕龚迅速重修湖岸，清除浊水。不久，环境焕然一新。湖岸全部由红石砌成，沿岸植树，调整流水管道，还设立一个管理处。蒋介石再来时见湖面改观，心情大好，对熊式辉赞赏有加，传令嘉奖。
更让罗卓英鄙视的一件事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江西视察。当时熊式辉闻讯后，立即派出几个高级官员到九江迎接，还特别指示一名亲信，注意林森的穿戴，得到消息迅速向他报告。见到林森后，那位亲信便以特快加急电报报告：“林主席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熊式辉立即下令，南昌市所有县、团级以上军政人员，一律身穿蓝长袍、黑马褂到车站迎接林主席驾临。林森一下火车，发现欢迎他的文武官员都和他一般长袍马褂，哭笑不得。
对于这一切，罗卓英看在眼里，极为不服，早欲取而代之。进入江西后，他多次请托于陈诚，欲谋江西省主席宝座。
无奈蒋介石不愿陈诚的势力膨胀太快，况且熊式辉精于为官之道，处处能为蒋介石着想，蒋经国现在正在江西，熊式辉照顾得很是不错。思前想后，蒋介石没有答应陈诚的请求。
这样一来，罗卓英不但没捞到好处，还狠狠地得罪了熊式辉。在地方事务上，熊式辉处处刁难，经常与他过不去。
南昌失守，熊式辉绝不会放过机会，写了一首打油诗：“敌军未到牛行站，将军先退板湖圩。脓包饭袋何处去？最后胜利‘妈的皮’。”
诗写得实在不怎么地，但熊式辉着实出了一口恶气。
罗卓英好歹也是一员儒将，整军经武，身经百战，也爱吟诗作赋，还从未见过如此下流的诗作。羞愤之余，也暗暗憋了一股劲要在战场上有所作为，洗刷耻辱。
机会很快就来了。
4月14日，军委会根据上海特工几天前发来的情报，判断日军第11军将联合海军第三舰队，进攻长沙、衡阳，一举贯通粤汉线。
这实际上是日军攻占南昌后根据战场形势在进行部队调动。日前，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郞乘“出云”号战舰赶往武汉，并将驻上海的211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调往武汉。同时，南昌方面，日军陆军航空队和海军第二航空队正在移驻南昌，一部分海军陆战队队员也正在开往南昌的途中，准备接手南昌101师团的守备任务。
冈村宁次虚晃一枪，以攻为守，根本目的是巩固防线，消化南昌战果，如果战机有利，也可适时攻略鄂北或长沙。冈村的第11军虽有7个师团加2个独立旅团，是侵华日军中兵力最为强大的军，但他面对的威胁也是最大的，他甚至不得不将手中的兵力一分为二，两线作战。南线攻打南昌，与薛岳的第九战区拉锯较量；北线还得应对李宗仁第五战区发动的“四月攻势”。
眼下的调动就是为了加强北线的力量，平衡全局。其进攻计划是：
第6师团自武宁出修水，以平江为进攻目标，配合在岳阳待机的海军部队，待海军进至湘阴后，即发起对平江一线的攻击。
在岳阳待机的第9师团，“扫荡”岳阳、通城一线，并协助海军在洞庭湖沿岸作战，逐次向南推进，待攻占湘阴、平江后，即迅速沿粤汉线南下，威胁长沙。
驻南昌和高安的101师团，在海军陆战队接防南昌后，迅速向丰城、清江、分宜进击，协助长沙方面的作战。
驻守安义、奉新、靖安一带三角地区的106师团，从高安、万载、萍乡、上高一线攻击，采取迂回策略，径向衡阳前进，与华南日军一道进攻衡阳。
日本陆军、海军航空队，利用南昌机场，协助日军对长沙、衡阳的进攻。
冈村宁次玩的就是心跳。大战刚刚结束，不待休整便又将眼光投向了粤汉线，而此时他的11军战线拉得太长了。
蒋介石正为如此窝囊地丢了南昌而心有不甘，得到这个情报，便马上有了相机夺回南昌的打算。他认为赣北日军处于分散状态，且大战之后十分疲敝，尚未整补，如果我军能抓住敌人弱点，奋力一击，收复南昌并非不可能。在与白崇禧、陈诚、薛岳几次协商后，蒋介石决定祭出围魏救赵的战法，集结30万重兵，先发制人，同时反攻南昌和广州，使日军首尾不能相顾，打破日军贯通粤汉铁路的图谋。并指令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以袭扰、牵制日军。
仗打到这个时候，蒋介石认为国军经过整军备战，有了“反攻”的筹码，不再一味地躲闪挨打，完全可以在局部战场发起攻击。
第九战区接到军委会的命令，积极整补、备战，准备夺回南昌，一雪前耻。尤其是身为前敌总指挥的罗卓英，更是憋足了劲。当晚，罗卓英站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回想起浴血大上海的日日夜夜，心潮起伏，不禁吟起了大战后他写下的《罗店》诗：
其一
穿街一水似鸿沟，铁血横飞战未休。
任尔穷凶来不得，丹心赤胆护神州。
其二
三来三往力争持，十荡十决扫虾夷。
淞沪风云罗店血，大书蔡李好男儿！
想当初，他率18军子弟兵血战罗店，声震中外，那是何等的威武悲壮。今日他作为败军之将，定要一雪前耻，打出辉煌。
4月17日，军委会正式下达对南昌的反攻命令。命令要求第三、第九两战区应先以主力进攻南浔路之敌，确实截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此反攻计划怎么看都有点儿拣软柿子捏的意思，攻击重点是突出于九江以南、南昌一带的老冤家101、106师团。战役的具体部署是：
（一）第1集团军以一部监视奉新、安义、靖安之敌，相机攻略之，主力（至少两师）由奉新、安义向乐化、永修间南浔路挺进，彻底破坏交通，截断敌之后路及支持。
（二）俞济时第74军以一部监视高安之敌并相机攻略之，主力由大城、西山、万寿宫向牛行、乐化间南浔路推进，彻底破坏交通，断敌增援，并协力南昌之攻略战。
（三）刘多荃第49军逐次向高安方面推进，为总预备队。
（四）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应以一部固守现阵地，主力至少三个师与第九战区相策应击破南昌之敌，相机占领之。该集团军应编组袭击部队（约一团），务以奇袭手段袭取南昌。以上各部皆归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指挥。
（五）武宁方面第30集团军以有力之一部向永修以北南浔路挺进，主力攻击武宁之敌并相机占领之。
为达成奇袭效果，军委会还指示第九战区进行巧妙宣传，迷惑日军，以牵制敌人，促使敌人分兵。同时，组织便衣队潜入南昌，并设法策动南昌城内市民，配合攻城部队四处骚扰敌军，使敌军疲于奔命，我军攻击易于奏效。
计划看上去天衣无缝，但却不是出自前线指挥官之手。军委会尤其是蒋介石越权指挥，既没有顾及几路大军的协同攻击问题，又斤斤计较于“便衣队”这样的战术细节，让罗卓英如何控制，如何有效地实施？
日军的指挥方式，在战术方面起码胜中国军队一筹。日本军部、方面军一级不会过问战术细节，就连冈村宁次，作为军一级的指挥官，具体的战术细节也大多是由参谋及下属师团自己制定的。而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动辄过问这些细枝末节，实在不够明智。多年后的解放战争中，蒋介石插手辽沈战役丢了东北、插手徐州败了淮海战役，这一毛病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军事生涯，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遗憾。
南昌反攻战仍由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全权负责。罗卓英此时坐镇上高，指挥的兵力主要是第19集团军、第74军及第1集团军，主攻方向为高安、奉新、靖安一线与南浔线之间的地带。对左翼的第30集团军与南昌东面的第32集团军则仅有名义上的指挥权。
此次反攻，中国方面是以第74军为主力，全力正面进攻高安、锦河。全军在高安以西渡河后，用一个师的兵力占领石脑圩以东高地，经七里桥至后背山一线，向高安发起攻击，钳制敌军，且最好能攻占高安。同时，用两个师的兵力从米峰以南地区，向赤土街、虬岭一带发起攻击。余部分成两个支队，各约一团兵力，在次要方向上攻击以牵制日军，配合主力在高安、赤土街一带的进攻。在完成以上攻击任务后，74军还要全力向生米街（南昌西南门户）、牛行（南昌火车站）、乐化（南昌以北南浔线要地）一线进攻，配合第32集团军完成对南昌的包围。
说实话，74军的任务过于繁重。其正面之敌，高安一带为日军101师团的一部，赤土街、虬岭一带是日军106师团的主力。说起来106、101两师团也算是74军的老对手了，在万家岭大战中，74军曾经击溃106师团，并给101师团派出的援军以重创。
虽说是手下败将，不过对它们的战斗力，军长俞济时不敢小觑。万家岭大战，74军58师拼尽全力，伤亡殆尽，眼看阵地不守，师长冯圣法抱着电话机向军部哭诉，俞济时把警卫营最后的两个连拉过去增援，才算稳住阵地。每当回想起那一仗，俞济时仍然心有余悸，更何况日军这两个师团经过整补，火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而且部队挟新胜之威。
而刘多荃的第49军，军委会已下令将其作总预备队使用。其中，战斗力较强的王铁汉105师划归74军指挥，接替罗仙坛、咽喉山、彭家铺一线74军的阵地，并以有力部队守备锦河南岸。预9师仍担任赣江至高安河南岸的守备，集结待命。
高荫槐的第1集团军则兵分两路，一路攻取马鞍岭，掩护攻击部队的侧翼，并牵制位于奉新的敌106师团主力；一路则牵制安义、靖安周围之敌，另以一个师切断靖安、安义敌后交通。任务达成后，以主力向乐化以北南浔线挺进，截断敌军增援。
第1集团军来自云南，战斗力不强，所以仅负责围困截击，使敌军不能相互支援，将第106师团绊在奉新、安义地区，解除第19集团军北面的压力。
罗卓英的最终目的不仅在攻取高安，而且要进出牛行、生米街、乐化，进击南昌北面，切断南浔线，配合第32集团军攻城。甚至准备必要时袭取涂家埠，断敌第101师团的归路，有可能则聚而歼之。
南昌失陷后，武宁虽然也随之沦陷，但第30集团军防线并未崩溃，只是阵线凹进一块而已。在攻势规划中，王陵基部主要的责任是将阵线恢复，并相机克复武宁，如能达成此目的，对于王凌基的川军来说就算是大功一件。但蒋介石随后又要求王部要切断修水以北的日军交通线，使日军无法抽调兵力驰援南昌，策应南昌方面的反攻。此时王陵基手中只有四个师。樊崧甫的第8军与第73军均已调出整补，王陵基压力陡增。
外围部署完了，再来说说反攻南昌的主力——上官云相的第32集团军。该集团军本身的攻击位置距南昌仅50公里，且沿路无敌重兵，态势非常有利。桂林行营主任、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建议以三个师为正面攻击部队夺占南昌，两个师编为第二线部队用以截断南浔路交通。
上官云相总司令据此决定以第79师、预5师及第102师组成南昌攻城部队，以全集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79师为攻城主力，单独突袭南昌东南角。预5师主力则以团（或营）为单位潜入南昌城厢袭击敌军，并抽出一个团装扮成平民，混入南昌城中，准备在第79师突袭时起而策应。第102师则作为攻击军的预备队，并负责在抚河及南昌城郊各支流上搭建浮桥。集团军以第26师为总预备队，随第79师之后向抚河推进。第16师及预10师则在抚河、赣江之间自南向北攻击，截断日军沿公路布置的各据点，切断铁路、公路交通。
这个进攻计划很有创意，灵活大胆，但忽视了一个致命的要素：大兵团作战，协同指挥是取胜的关键！计划环环相扣，要求各参战部队拼死也得完成各自任务，否则进攻将陷入混乱。可眼下反攻部队中杂牌居多，又是刚刚吃了败仗，他们有能力完成各自的任务吗？此外，蒋介石、白崇禧、薛岳随时都可能插手，一旦开打，俞济时、上官云相到底听谁的？只有天知道。
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反攻，又变成了一个充满投机与冒险的赌博。
战役总指挥罗卓英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反攻惜败，军长陈安宝战死在南昌城下
4月18日，军委会桂林行营。
白崇禧焦虑不安地来回踱步，等待着军委会的最新消息。对于军委会17日的训令，他马上看出了问题并提出异议：他认为此次反攻南昌，成功的关键就在一个“奇”字，在兵力、火力、战力都不占优的情况下，要想夺回南昌，只有出奇制胜。为达成奇袭效果，必须从速发动攻击，如果迟至24日再发起攻击，我军意图很容易被日军察觉，而一旦失去奇袭效果，不但南昌夺不回来，部队还将受到敌军压制，付出重大牺牲，故建议最迟在22日发起攻击，且第74军、第1集团军最好能提前发起攻击。
白崇禧绰号“小诸葛”，其战术素养在国民党军中无人能出其右，蒋介石还是很重视白崇禧意见的，军委会照章核准。
4月21日，第九战区前线各部兵分数路，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昌方向发起了攻击。
第1集团军以60军184师与58军新10师越过日军106、101两师团的空隙，直插奉新，并以58军新11师监视靖安方面日军，防止其向奉新增援。同时，74军以主力进攻高安，余部北渡锦江，进攻大城、生米街。
攻击一开始，突袭成效显著，日军没有料到中国军队竟然还有反击的力量和勇气。中日全面开战一年多来，中国军队拘泥于“以时间换取空间”，作战消极，丢失一地后忙着整补，应付日军的下一波进攻，从未组织过战役一级的反攻。时过境迁，随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发起反击的变成了中国军队，日本人一时措手不及。
反击初期，中国军队攻击顺利，占到不少便宜，其中尤以74军表现抢眼。
第74军不愧为国民党军中的精锐，兵强马壮，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日后的解放战争战场上，它能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成为我山东解放军的眼中钉，成就孟良崮战役的经典，其实力绝非浪得虚名。
接到攻击命令时，天正下着小雨。74军军长俞济时顾不得吃饭，披起雨衣，率军指挥部连夜渡江，一口气前进到高安城南三四十里外的王庄。稍加休整，部队便立刻投入了进攻。
担任主攻的是74军王耀武的51师，这是主力中的主力、王牌中的王牌，战斗力最为强悍，尤其是师长王耀武更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在侧翼部队的配合下，51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攻入高安城内。与此同时，49军王铁汉的105师又在锦江南岸进行堵截，封锁了日军的退路。没多久，日军一个联队3000多人虽拼死抵抗，仍被全歼，高安城失而复得。
俞济时得报，大喜过望，立即向军委会通电报捷。他不住地晃着短小的身子，满面红光，两眼炯炯如炬，74军军部也是一片欢腾。
但是，中国军队的奇袭也就到此为止。从混乱中反应过来的日军，判明中国军队进攻南昌的意图后，迅速转入有序的阻击，并向11军司令部火速求援。
抗战前期，日军除火力强大外，另一个决定性优势就是机动快。当日军控制了交通线，汽车轮子和装甲履带就比两条腿不知快多少倍。中国军队苦心营造的突袭优势，在日军快速有序的调动中渐渐丧失。
一场奇袭又变成了艰苦卓绝的攻坚战。
南昌西面，第1集团军没能借到74军胜利的大好形势，反而久攻奉新不下，被日军缠住，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而74军在攻克高安、生米街后，因第1集团军等友军上不来，害怕孤军冒进，也失去了积极进攻的意愿，转而变成观望。两部均被阻在南昌外围，未能按计划进至南浔铁路一线。
南昌东面，第32集团军的攻击也未能奏效。
第32集团军的攻击开始于4月23日，首先出动的并非主力，预10师与第16师主要负责扫除日军第101师团在南浔路上的据点。但是，预10师首攻万家山即遭日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第16师的攻击也收效甚微。两个师损兵折将毫无进展，却被一些日军小据点绊住。罗卓英接获战报后，电告预10师与第16师：不要被这些日军据点束缚，要“勇往迈进，超越而前”，争取截断交通线。
士气没了，罗卓英的死命令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战斗虽未停止，但这两个师的进展毫无起色。罗卓英战前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
中国军队反攻南昌的步调已被打乱，夺回南昌的胜算在急剧下降，但在蒋介石亲自督战的巨大压力下，上官云相还是硬着头皮按原计划发起了对南昌的攻击。
上官云相既非抗战猛将，也非蒋之嫡系。今天所以如此卖力，还是惧怕悬在头上的军法利剑。两天前，蒋介石已下达了死命令：“凡留在第一线、第二线各部队，除诱敌部队以外，其正面主力部队，皆应积极抵抗死守，与阵地共存亡，非有该司令长官命令，不得擅自撤退，而该长官亦非有本委员长命令，不能擅自转移阵地。”
此令一出，前线将领都知道蒋介石动真格的了，哪个敢拿自己的脑袋冒险？只得拼死一战。
应该说，不少部队还是积极执行军令的，也创造了不少的战机。4月24日，预5师的便衣团顺利潜入南昌就位。作为内应，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第102师也按时到位，积极架设好浮桥，保证了79师分批渡过抚河；第79师于25日夜间先行渡过两个团，渡河后击退了少量日军前哨，绕开日军据点全速向南昌急行。4月26日拂晓，第79师主力悄悄抵达南昌近郊。同时，后续的26师第78旅也开到抚河岸边，待命渡河。
战机不错，日军第101师团对中国军队的渗透似乎并未察觉。
见79师已潜抵南昌城郊，上官云相深恐错失战机，立即命令段朗如的79师和曾戛初的预5师展开攻城。
26日拂晓，段朗如率领第235团及第237团向南昌城厢的日军阵地发起突然攻击。
突袭效果显著，在79师凶猛的攻击下，日军方寸大乱，79师一部趁乱攻进市郊的南昌新机场。而先前混入南昌城的预5师便衣团见外围攻城开始，也及时在市区内纵火，并突袭日军机关、兵营。一时间，南昌城内枪声大作，便衣团与日军来回拉锯，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日军内外受攻，一时颇为慌乱。如果中国军队能快速打开突破口，攻入南昌城内，则不但南昌可以收复，日军101师团也有可能像106师团在万家岭一样，陷入绝境。遗憾的是，中国军队火力太弱，别说飞机、重炮，就是稍微像样点儿的炮火支援也少见，攻坚只能靠轻火力和人海战术。在重火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像南昌这样的重镇一旦丢失，再想夺回就难了。
眼前的南昌城下，两个师攻城，兵力既不占优，又无强大的火力，第79师很快就被日军优势火力压制在城下，攻击部队虽全力苦战，伤亡惨重，仍未能突入城中。
日军第101师团站稳脚跟后，立即以一部在市区内清剿扫荡，主力则伺机出城向中国军队反攻。
第79师被压制在南昌城下，又遭到日军的反冲锋，进退失据。而预5师便衣团寡不敌众，也只好突围撤出市区。
南昌，胜利的天平慢慢开始向日军倾斜。
攻城虽失利，但如能将日军割裂，不让日军援兵过来，将101师团困在南昌城内，待我军增援部队上来，拿下南昌仍有希望。关键时刻，负责截断日军交通的第16师却让胜利的希望彻底破灭。
第16师原本应该绕过日军坚固设防的沙埠潭据点，坚决向南浔路及向塘公路挺进，阻敌援兵。但师长何平居然在沙埠潭前展开整个师，大张旗鼓地开始了攻坚战。即使有罗卓英不许为敌据点牵绊的电令在前，何平依然不顾截断交通线的核心任务而驻足不前。此时，沙潭埠的日军不过一个大队，但16师从4月24日打到5月1日，在这个小据点前耗了整整一个星期，居然还没攻下。16师这一仗的使命到底是拔据点还是阻援，恐怕何平早忘了！但有一点他很清楚：与阻击大规模日军相比，攻击一个大队的日军大概要安全得多。
16师消极避战直接影响了反攻南昌的战局。从武汉赶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2000余人利用这个间隙，以水运横越鄱阳湖后在国军后方登陆，再由公路快速转运南昌。援军的到达，令日军士气大振，而中国军队则士气受挫，与日军相持在南昌城下。
5月1日，蒋介石严厉处分失职将官，并严令第32集团军强攻南昌。电令语气强硬、充满杀机：“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谎报军情，贻误战机，着即军前正法，以昭炯戒。第十六师作战不力，应饬戴罪图功。并令上官总司令亲到前方督战。各军如作战不力，应共同负责，限五月五日前攻克南昌。”
蒋介石下达的这道军令，除表达了他深深的失望和愤懑外，其实有失公允。段朗如攻城失败擅自后撤如果该杀，那16师围着一个小据点徒耗一周致敌援兵入城更该杀。事实是何平捡了一条命。此外，这道命令并未充分考虑南昌城下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薄弱、攻城经验与重火力的缺乏，仍一意孤行限时拿下南昌，这也为反攻的最后失败埋下了伏笔。
5月2日，上官云相亲临抚河前线李家渡督战，调整攻击部署。
第79师因伤亡惨重、师长被枪毙而士气低落，该师被调往抚河防线，接替第26师的守备任务。南昌攻城改由29军陈安宝军长统一指挥已渡河的部队来完成。
再说第16师师长何平被上官云相严厉斥责后，令其统一指挥第16师、预10师与第102师第304团负责强攻沙潭埠，限期拿下。
此时截断南浔路的任务已告吹，日本援军与补给均已进入南昌，第101师团又得以巩固城郊阵地，并以主力开始反击国军。但上官云相仍坚持要何平攻下沙埠潭，用意颇有些惩罚的味道。何平在段朗如被枪决之后非常惶恐，哪还敢怠慢，立刻督促部队全力出击。这一会儿何平可是真打了，恨不能一口吞下对手，可对面日军偏偏不给他这个面子。此时，日军凭借通畅的公路，从容运来大量兵力支援沙埠潭。
何平自食恶果。第16师以第46团截击日军援军，第47团与第48团正面强攻，但进展很慢。何平为了激励军心，枪决了第46团进攻不利的前卫营长彭立衡。此时，侧翼的预10师遭到日军猛烈反击而陷入停顿。日军因援军到达，已能从容应付何平手下的两个团。
沙埠潭再次陷入胶着，打成烂仗。
南昌城下，攻城总指挥陈安宝军长在得知段朗如被执行枪决后，内心十分沉痛。两人交情深厚，以陈安宝对段朗如的了解，段朗如绝非贪生怕死之辈。只是当时79师伤亡惨重，而援军又迟迟不到，眼见攻城无望，又受到日军反击，顾忌79师是陈安宝的起家部队，段朗如想为老师长留点种子才不得已撤军，谁知却遭到最严厉的军法。
想当初武汉会战时，陈安宝率军在德安与日军血战，日军凭借鄱阳湖，有舰炮与陆、空军优势，昼夜不停地攻击，部队伤亡惨重。段朗如时任79师副师长，在代表陈安宝向军团长俞济时汇报战况时，含着热泪表示要与阵地共存亡，当时俞济时还大加赞赏。在陈安宝看来，段郎如也是个热血男儿，今天这样的结局实在是太可悲、可叹了。
既非嫡系，保不了下属，这笔账就只能算在日本人的头上了。新仇旧恨，陈安宝一腔悲愤，不等部队集结完毕，马上就率军部先行赶往南昌前线。命令预5师与79师237团迅速集合，从瑶湖渡过红门桥，约定5日突入南昌城。
5月4日，中国空军第一大队龚颖澄大队长亲率一大队的SB-2轰炸机由成都起飞轰炸南昌。但是第29军还来不及展开，陆、空也缺乏协调，所以并没有直接影响第101师团的抵抗。在空军返航之后，预5师才推进到南昌城下。
陈安宝军长计划以第26师与预5师并列展开，同时强攻。但是真正进攻之时却缺乏时间的协调，反而形成各自为战的孤立局面。
预5师在渡河后，避开正面日军坚固设防的一些小据点，并抢搭浮桥方便后续部队跟进。曾戛初师长亲自督队奋勇出击，日军第101师团城外扫荡的部队见来者不善，马上缩回南昌城中，预5师一直攻到南昌城防铁丝网前，才被日军炮火挡住。
第26师在完成渡河后，刘雨卿师长亲率第78旅击退日军一个大队，越过瑶湖据点，直扑南昌。第78旅王克俊旅长在越过瑶湖后，率部直指南昌老机场，一举突破日军阵地，攻占南昌车站，并冲入老机场内。机场内的日本军机纷纷紧急起飞，来不及起飞的三架军机被炸毁。
机场丢失令第101师团大为震动，马上组织部队向机场反扑。第78旅抵挡不住，后续部队也未能及时到达，全旅不得已退往莲塘市。
第26师76旅与第79师第237团由军长陈安宝亲自指挥，负责正面攻击。
5日下午2时许，部队通过公路、铁路到达沙窝章村，遭到日军突然袭击。不久，部队在桐树苗西北高地被日军火力封锁，而跟在军、师部后面的通信连、辎重排和王、谢两团也被高坊的敌人拦腰截断。
陈安宝急忙调整部署，以图击溃高坊日军，恢复被截断各部队的联络。直到下午4时30分，因日军盘踞的各个据点工事坚固，前方和后面的战斗都没有进展，部队与敌人胶着于高坊北端的夏庄、吴庄、沙窝章村和西北高地山里姚、龙里张一线。
蒋介石5日收复南昌的计划成为了泡影。
6日拂晓，日军向陈安宝所部发起攻击。炮火与昨天相比更加密集，投入兵力也增加了不少。头顶上，6架日机不断呼啸着、盘旋着，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倾泻着炸弹。此时南昌战场的制空权已完全被日军掌握，中国军队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陈部所占地域狭小，部队密集，飞机加重炮，山呼海啸的炸弹伴随着横飞的血肉，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陈安宝在掩蔽部里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切，他心情沉重，极度迷茫。就目前的兵力、火力和战场态势而言，夺回南昌绝无可能，战区和统帅部知道前线的实际情况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牺牲成千上万官兵的性命，不是他这个中将军长的秉性。可他是军人，必须要服从，只要能少牺牲点儿弟兄，多杀点儿鬼子，就算对得起自己身上的军装了。
陈安宝仔细察看周围地形后，知道白天难以突围，便督令将士隐蔽应战，准备在天黑后冲破敌人的包围圈，继续向南昌挺进。
傍晚，战斗越来越激烈，敌军一部已侵入桐树庙西北高地，直接威胁到整个部队的安全。陈安宝急率26师师长刘雨卿、参谋长徐志勖带着身边仅余的特务排向敌人反攻。军长、师长亲自上阵支援，军心大振，我军很快夺回了被敌占领的桐树庙西北高地。令人痛心的是，师长刘雨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左翼龙里张方面，战斗已陷入敌我格斗的混战状态。此时，前线告急，陈安宝留下的预备队却已经用完。情急之下，他只能带着几个随从冒着猛烈的炮火前往督战。途中遭遇敌机的疯狂扫射，不幸中弹。两名卫兵架着他艰难后撤，孰料日军逼近，两名卫兵弃他而逃。日军为打击中国军队士气，不顾军人的气度，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南昌城头。
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陈安宝，浙江黄岩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原浙军将领，北伐战争时归入国民革命军。淞沪会战时任第79师师长，因表现优异，被擢升为第29军军长。陈安宝生前好友郝梦龄，先他殉国于山西忻口前线。此时，两人泉下相逢，同为军人楷模，可谓相期不负此生。
军长阵亡，第29军在参谋长徐志勖的率领下撤出战场。此战，29军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惨重伤亡。主攻部队被打残了，攻城最高长官也阵亡了，反攻南昌成了镜中月、水中花。
消息传到第九战区，正在策划组织反攻南昌的薛岳将军悲痛欲绝，流下了眼泪。
出师不利，又损大将，第九战区极为震动，已无心再战，纷纷向蒋介石请求停战。
5月7日中午，罗卓英得知南昌攻城战况后，明白南昌攻城已经没有成功的可能，为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只好准许第29军退往抚河占领阵地。但罗卓英在电令中仍负气严令第16师完成沙埠潭的攻击任务，何平此刻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上官云相接到命令后，灰心至极，电令全集团军停止进攻，第29军、第102师与预10师封锁抚河各渡口，在抚河一线展开，第16师也停止沙埠潭方面攻势，原地待命。
其实，并非前线将领不知战场实情。早在5月5日，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曾致电陈诚，表明停止攻击之意：“现迭奉委员长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达成持久抗战的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的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侧翼，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五月五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军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拟恳与委员长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
薛岳在武汉会战时曾数次抗命蒋介石，方取得万家岭大捷，算得上是敢说敢干之人。但刚刚代理战区司令长官，前次又一拖再拖让日军先下了手，自知理亏，只能拐着弯向蒋介石陈情，由陈诚代为转达。
南岳的陈诚在接获薛岳电报之后，痛惜部队损失之重，致电蒋介石，请求停止南昌攻势：“今后之作战指导，似仍本持久战消耗战之方针，采以攻为守以进为退的原则，力求机动。或胜或败，或得或失，均应勿犯过去死守笨攻之覆辙。”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几乎同时向蒋介石电陈意见，婉转陈请撤退：“窃维我军对敌军之攻击，必需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军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于南昌方面以兵力1/3继续围攻，2/3分别整理，对外仍宣传积极攻掠，而实际则变换攻击目标。”
嫡系、非嫡系的都出来说话了，而且还都是军中一等一的人物，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自然得冷静考虑了。
5月9日，蒋介石致电桂林行营转知第三、第九战区停止攻势。
南昌反攻，是中国军队自抗战爆发以来，第一次主动以夺取大城市为目标的战役反攻。虽然协调不力而功败垂成，却积累了经验，也展现了中国军队越战越强、愈挫愈奋的一面，单纯消极防御的被动战法有了改观，这也为日后的几次长沙会战埋下了伏笔。
但中国军队也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此战，阵亡陈安宝军长以下2万多人，仅将校军官伤亡就有10多人。
但中国已没有退路，中国军人只能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来保卫锦绣河山、芸芸苍生，保住中华民族国脉的绵延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