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武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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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冯·俾斯麦与赫尔穆特·冯·毛奇犯下致命的错误——常备军成为诱发战争的原因——法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之间的贸易繁荣——战争赔款支付问题——1875年的“战争恐慌”——“向法国”发动“防御战”的问题——欧洲有姻亲关系的大国王室担负起反战的职责

强大统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取代了组织松散的德意志邦联（1815年至1866年）。显然，统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与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同样有利于整个欧洲的和谐发展。欧洲大陆的薄弱地带得到了巩固与强化。德意志第二帝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曾说，自从意大利与德意志统一以来，“欧洲大陆变得更加和谐。中欧力量大大加强”。事实上，这是一场颠覆欧洲大陆旧秩序的革命。不幸的是，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暴力的产物。“外交天才奥托·冯·俾斯麦与军事天才赫尔穆特·冯·毛奇打造了全新的欧洲形势。然而，几乎无人为此欢呼雀跃……因为这是欧洲旧势力迫于形势不得不经历的一场巨大革命。”奥托·冯·俾斯麦与赫尔穆特·冯·毛奇完全可以为欧洲创造出和平安宁的局面。然而，他们一意孤行，执意要吞并阿尔萨斯与洛林，从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因为对繁荣统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来说，强行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完全没有必要。奥托·冯·俾斯麦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所犯错误。普法战争结束多年后，他曾对法国驻柏林大使贡托-比隆说：“1871年，我们采取了所有防范措施，有些或许过于谨小慎微。”

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时，奥托·冯·俾斯麦选择以简单易行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一决定令德意志第二帝国军界、政界、报界与德意志人民心满意足，却显得有些鼠目寸光、缺乏远见。奥托·冯·俾斯麦失去了打造“和谐、稳定的欧洲”的机会。只有西欧保持和谐稳定，战火才不会绵延不绝。然而，奥托·冯·俾斯麦在阿尔萨斯、洛林所处的“勃艮第”埋下了战争隐患。勃艮第历来是欧洲战争的策源地。奥托·冯·俾斯麦打造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宿敌法国的领土上颐指气使，这种局面充其量只意味着一种晦暗不明的和平。这种平衡与之前的政治权利平衡不同，是现存军事力量的平衡。于是，整个欧洲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形成了武装和平的局面。普法战争后不久，法国便开始加强军事力量。奥托·冯·俾斯麦对此感到十分不满。然而，法国绝不可能坐以待毙。在写给驻柏林大使贡托-比隆的信中，法国外交部长夏尔·弗朗索瓦·玛利曾说：“整个欧洲都在忙于恢复军事力量。我们不过是在随大流而已。”

一支真正高效的常备军必然会在无形中成为诱发战争的原因。在个人回忆录中，奥托·冯·俾斯麦曾以精辟的论断确认了这一观点。常备军担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时刻准备奔赴战场，迎接敌人的挑战。政治家的职责是确保军队时刻保持警惕并随时待命，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奥托·冯·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显然，军中年轻气盛的军官与经验丰富的战略家必须考虑麾下部队的效率与自身的领导能力及如何令军队名垂青史。若军中无士气，实属憾事。但军中士气必须限制在维护和平的需要范围之内。这纯属国家政务，而非军务。从1867年卢森堡危机到1875年俄罗斯帝国与法国制造的战争危机，甚至一直到近来，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及军队高级将领思想偏激，危及和平。而这一直是军事机构的精神所在，我并不主张将其放弃。一国之君在决策时，若缺乏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偏听偏信，不能秉承公正，反倒会产生真正的危害。”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实则“影射”了迫使奥托·冯·俾斯麦下台的德皇威廉二世。事实上，一旦军队产生了“好战精神”，时刻都会威胁和平，即便是最强大的政治家也很难控制局面。如果政治家比较软弱或者根本不够强大，放松了控制，和平受到的威胁就会大大增加。

不过，依然有一丝光线穿透了笼罩在未来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法国上方的阴霾。相对而言，两国贸易似乎进展得更加顺利。在正常情况下，国家之间的良性竞争不会成为友好关系的障碍。然而，贸易壁垒、进口许可及关税是人为构筑的障碍，会引发国家之间关系破裂，甚至加深裂痕，并导致普遍贫困。从前，法兰西第二帝国与普鲁士王国、英国、奥地利帝国及瑞士联邦签订了商业条约，允许一定数量的自由贸易存在。新的法国政府急于结束这项商业条约，重新恢复经济自由。这意味着法国政府将恢复向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自由。法国政府肯定不会续订任何商业条约。此外，在现有条约的法定期限到期前，法国政府将通过谈判竭力压制现有条约。考虑到法国给予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最惠国待遇”，奥托·冯·俾斯麦同意压制两国之间的商业条约。因此，《法兰克福条约》指出，法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各州之间的商业条约因战争状态而废止，两国今后将以“最惠国”体系为基础发展贸易关系。该规定长期有效，无条件地被写入一项永久条约。总体来看，法国人是严肃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在随后几年，法国人一直将该规定视为实现经济自由的障碍。事实上，法国贸易非但未因最惠国条款受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商品竞争的冲击，反倒有利于出口贸易。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两国贸易畅通无阻，政治关系有所缓和。

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诞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巩固政权后，欧洲大国平衡共处的前欧洲政治体系才建立（这是欧洲协调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据说，直到1875年，法国人才最终下定决心，支持共和政府。从《法兰克福条约》到1875年表决通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这段时间，有些人（包括奥托·冯·俾斯麦）想要恢复法兰西帝国；有些人准备伺机复辟波旁王朝。1873年，自称“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在凡尔赛躲藏了十一天，一直在等待一场最终胎死腹中的复辟君主制的政变。

只要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法国一直互不信任，欧洲协调就无法真正发挥作用。俄罗斯帝国与英国共同代表了“欧洲态度”。它们迫切要求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法国彻底解决赔款与撤军问题。奥托·冯·俾斯麦一直有两方面的顾虑。一方面，他担心法国无法按时、分期支付战争赔款。实际上，普鲁士王国政府在预算中已经预先将这笔款项贴现。另一方面，他似乎坚信法国军队会迅速恢复元气并发动复仇战争。奥托·冯·俾斯麦曾写信给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代办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谈及法国赔款的支付日期（《法兰克福条约》并未明确规定支付日期）时，他说：“法国若不用特许权作为交换，我们也不必以礼相待。”法国外交部长儒勒·法夫尔认为，和平条约没能解决的问题是摆在法国面前的重重困难，令法国的处境“日益窘迫”。关于法国军队恢复元气的前景问题，奥托·冯·俾斯麦写信给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说：“我的话仅供参考。一旦法国形势晦暗不明，正确的做法绝非坐以待毙。一旦和平受到威胁，我们将调遣五十万大军果断发动战争。”1871年6月16日，几支法军小分队潜入德军占领区雷尼。奥托·冯·俾斯麦通过电报得到这一消息后，向法国外交部长儒勒·法夫尔发来电报称：“截至今晚午夜，若法军士兵未能及时撤退至法国边界内，我军将于午夜时分发动进攻。”当天晚上20时，儒勒·法夫尔收到了这条骇人的电报，刚好还有时间处理这份最后通牒。如果再晚上几个小时，德军定会发起战争。当时，法国政府正在向公众筹集贷款以偿还战争赔款，而所有这一切努力必将伴随战争的爆发而付之东流。

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馆代表并不赞同奥托·冯·俾斯麦发出的警告。普法战争结束后，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被正式任命为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馆大使。他为人十分谨慎，但处事灵活。他向奥托·冯·俾斯麦提议：在支付赔款日期方面，给法国一点喘息的时间。他报告说，虽然巴黎媒体一直煽动人们仇视德意志第二帝国，军队高级将领也将报仇雪恨挂在嘴边，但法国军队一直保持理智。他在汇报中写道：凡是有理智与责任的法国人均认为酝酿战争的想法“愚蠢至极”。此外，他还注意到，法国政府“一直无比虚弱”。即使有恰当时机发动战争，法国政府也无力应对公众的压力。总而言之，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认为，法国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才可能恢复元气。

1871年至1875年，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法国矛盾重重。尽管法国在平静中休养生息了三年，但战争危机最终还是爆发了。奥托·冯·俾斯麦或许早已料到这一天注定会到来。

赫赫有名的1875年“战争恐慌”的起因扑朔迷离，无人知晓当时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战争威胁或战争企图。但可以肯定的是，法国人与法国内阁（仅仅小范围内）十分恐慌。英国政府与俄罗斯帝国政府同样惴惴不安。由于（无论是臆想出来的还是由其他原因引发的）战争警报在欧洲上空拉响，欧洲协调看似已经从休眠状态走出。

1871年，法国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彻底战败的事实。然而，1871年至1875年发生了两件事情：其一，解放占领区，其二，法军恢复了元气。这两件事彻底改变了局面。

根据和平条约，尽管法国人有义务在1874年3月1日之前清偿全部赔款，但他们在五年时间内要支付五十亿法郎战争赔款。德军将留驻法国拥有主权下的北部占领区，直至赔款清偿为止。法国每清偿一笔款项，德军将自动从相应占领地撤离。巨额金融交易历来是国际金融家的关注对象。著名国际银行家族——布雷施劳德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曾提议向法国提供国际贷款，保证法国在战争结束时即可付清赔款。不过，法国当时并未接受这项提议。

1871年8月，临时政府首脑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就任法国总统。他把解放占领区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已届古稀之年的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当时七十五岁）一直郁郁寡欢，却依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1872年5月6日，他曾对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哈里·冯·阿尼姆说，总有一天，德意志第二帝国或许会乐意花重金笼络法国成为自己的盟友，两国也就不必再次兵戎相见。然而，路易-阿道夫·梯也尔生前未能目睹这样的历史时刻。在哈里·冯·阿尼姆看来，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年老体衰，十分反感国民大会冥顽不化的态度，只想在完成解放占领区的夙愿后便解甲归田。”

对法国人来说，支付战争赔款的任务如同泰山压顶。他们时常感觉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奥托·冯·俾斯麦本人对待路易-阿道夫·梯也尔一向以礼相待。正如他向埃德温·冯·曼陀菲尔将军提起的那样，他曾将路易-阿道夫·梯也尔“一直护送到楼下”。然而，他绝不会允许法国逾期支付赔款，即便晚一个星期也不行。德军已经做好“随时进攻”法国的准备，以此作为解决支付战争赔款纠纷的最佳备用方案。不过，1871年8月21日，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向奥托·冯·俾斯麦提议，应当给法国财政部喘息的时间。事实上，法国财政恢复速度惊人，法国很快就从战争阴影中走出。在国际金融家的帮助下（包括德意志第二帝国金融家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路易-阿道夫·梯也尔提前两年清偿了所有战争赔款。1873年3月15日，奥托·冯·俾斯麦与法国驻柏林首任大使贡托-比隆在柏林举行会晤。双方确定：法国政府支付最后一笔两亿五千万法郎的赔款日期为1873年9月5日；随后十五天内，德军将从最后一个占领区——凡尔登——撤离。这次会议困难重重，并且耗费了大笔资金。贡托-比隆认为，单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次会议的结果并非十分公正。法国人最终如期支付了赔款。1873年9月15日，埃德温·冯·曼陀菲尔将军通过电报向奥托·冯·俾斯麦汇报。他说：“我已经率领最后一支部队跨过德意志第二帝国边境。我军已经从法国占领区完全撤离。”虽然路易-阿道夫·梯也尔解放占领区的夙愿很快就变为现实，但这时他已不再担任法国总统。1873年5月24日，因国民大会投了反对票，路易-阿道夫·梯也尔被迫辞职，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成为新任法国总统。他与埃德温·冯·曼陀菲尔将军共同见证了这“公平与正义”的一刻。当然，对埃德温·冯·曼陀菲尔将军来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在占领区的“艰难使命”。法国驻柏林首任大使贡托-比隆评价说：“埃德温·冯·曼陀菲尔将军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军人……足智多谋的外交官……温文尔雅之人。”

法国彻底解放占领区令奥托·冯·俾斯麦忧心忡忡。他担心法国军事力量迅速复兴。其实，自普法战争结束后，这个问题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正是在巴黎，人们传出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法国之间不和谐的声音。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曾这样写道：“和之前一样，巴黎是政治风暴的中心。报刊与证券交易所控制舆论，唯恐天下不乱。”

1872年1月31日，在向德皇威廉一世递交的一份军事报告中，奥托·冯·俾斯麦指出，法国渴望“恢复欧洲大陆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1872年10月3日，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哈里·冯·阿尼姆在报告中说，他个人认为，在三千八百万法国人中，只有不到十万人认同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法国的边界现状。哈里·冯·阿尼姆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支持法国国内革命，从而让法国陷入一贫如洗的状态。奥托·冯·俾斯麦虽然认为哈里·冯·阿尼姆不够理智，不值得信赖，但最终还是受到了哈里·冯·阿尼姆的影响。奥托·冯·俾斯麦把哈里·冯·阿尼姆的这份报告递交德皇威廉一世。他向德皇威廉一世谈及在法国政府内部制造混乱的可能性。他指出：“若采取这一措施，主张和平的欧洲国家不可能支持我们。因此，我们要特别谨慎，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事先获得与我们建立友好关系国家的条约保证。”他还补充道：“只有这样的条约保证，哈里·冯·阿尼姆的提议才真正可行。在进行这项计划之前，法国要清偿最后一笔赔款，我们也要完全撤出占领区。”显而易见，奥托·冯·俾斯麦希望，在制造法国社会动荡前，能稳获五十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1873年初春，奥托·冯·俾斯麦似乎坚信战争势在必行。1873年2月2日，在写给哈里·冯·阿尼姆的信中，奥托·冯·俾斯麦说：“我们并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然而，如果法国故态复萌，目中无人，逼着我们动手，那么我们随时准备开战。如果法国人对我们望而生畏，就让他们怀恨在心吧！”

老总统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开始担心清偿战争赔款之后，法国会重新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进攻目标。在与哈里·冯·阿尼姆的一次会晤中，即将卸任的路易-阿道夫·梯也尔问道：“平心而论，在我们清偿赔款后，贵国政府真的会发动新一轮战争吗？”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当然只有一个。

1873年5月，路易-阿道夫·梯也尔辞去总统职务。奥托·冯·俾斯麦越来越惶恐。他向哈里·冯·阿尼姆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要让路易-阿道夫·梯也尔继续留任法国总统。然而，哈里·冯·阿尼姆并未全力以赴地做好相应的辅助工作，结果导致法国新的政治局面对德意志第二帝国十分不利。

不过，奥托·冯·俾斯麦获得了强大的后援力量。1873年5月6日，德意志第二帝国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与俄罗斯帝国元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巴里亚茨斯基通过协商，签署了军事协定。根据该协定，缔约一方遭到攻击时，另一方要出兵二十万相助。其后，1873年9月15日，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法国占领区全面撤军。正是因为有了这项军事协定，德意志第二帝国获得了莫大的心理安慰。

与此同时，新任法国总统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与法国总理雅克·维克多·阿尔贝对此事的反应可谓无懈可击。雅克·维克多·阿尔贝对哈里·冯·阿尼姆说，他认为“欧洲目前的政治现状十分稳定”。这番话实际上在暗示：法国无意重新夺回阿尔萨斯与洛林。五天后，即1873年10月22日，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加入德皇威廉一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缔结的军事协定，造就了三皇同盟。对此，奥托·冯·俾斯麦喜出望外。

从法国总理雅克·维克多·阿尔贝的一番话中，奥托·冯·俾斯麦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现存领土体系十分稳定。奥托·冯·俾斯麦莫名其妙地对哈里·冯·阿尼姆发了一通脾气，他指责哈里·冯·阿尼姆道：“你有些偏离了我在一百八十五号电文中概述的主导思想。我们不能轻易相信，战争中失去领土的大国会如此轻言放弃。”奥托·冯·俾斯麦指出，就目前情况来看，“德意志第二帝国尽管不愿发动战争，但必须考虑战争的可能性。任何政府都不会放手让敌人选择战争时机”。哈里·冯·阿尼姆打算告诉法国总理雅克·维克多·阿尔贝，“德意志第二帝国坊间流传的说法”是“与其不断受到战争威胁”，还不如发动战争“更直截了当”。

显而易见，奥托·冯·俾斯麦一直反复思量“向法国”发动“防御战”的问题。俄罗斯帝国将军齐默尔曼告诉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罗伊斯的亨利七世，一位法国高级将领曾向他谈起法国要伺机报复德意志第二帝国，并且法国将在五年到六年准备就绪。法国战争部正在“夜以继日地”拼命做战争准备。法国政府意识到奥托·冯·俾斯麦疑虑重重，有可能对法国发动战争。于是，法国总理雅克·维克多·阿尔贝向正在瑞士度假的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送去消息，称法国无意夺回阿尔萨斯与洛林，一旦其他国家有意挑起争端，法国会寻求欧洲国家的支持与调停。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途经柏林时，专门向奥托·冯·俾斯麦转达了法国总理雅克·维克多·阿尔贝的态度。1873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欧洲形势一直不稳定。

1875年1月，因怀疑法国陆军部正从德意志第二帝国购买一万匹战马，奥托·冯·俾斯麦立刻下令禁止出口。法国政府则矢口否认采购战马之事。此外，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某些传教士的行为进一步加深。1873年5月3日，南锡主教约瑟夫-阿尔弗雷德·福伦公开为梅茨和斯特拉斯堡回归法国进行专门的祈福活动。奥托·冯·俾斯麦曾亲自参加赫赫有名的反普鲁士罗马天主教会的斗争，企图将教会权力置于国家监督之下，结果未能成功。因此，他对南锡主教约瑟夫-阿尔弗雷德·福伦的行为尤其愤怒。一连数月，南锡主教约瑟夫-阿尔弗雷德·福伦的行为与一封主教书信（1873年7月26日）一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法国矛盾的焦点。直到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德卡兹告诉新上任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约瑟夫-阿尔弗雷德·福伦很快将离开南锡，前往兰斯填补大主教的空缺，两国之间的矛盾才有所缓和。奥托·冯·俾斯麦一直不依不饶地要求法国政府压制国内支持罗马教廷的举动。对此，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德卡兹感觉十分为难。在写给贡托-比隆的信中，路易·德卡兹说：“我只能洗耳恭听，平心静气地以礼相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认为，法国政府表现得十分得体。他曾对贡托-比隆说：“你们处事十分谨慎。”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还向奥托·冯·俾斯麦明确指出，如果德意志第二帝国对法国发动战争，将遭受整个欧洲舆论的道德谴责。

1875年春，战争风暴近在咫尺。1875年4月5日与4月8日，德意志第二帝国报纸《科隆报》与《柏林邮报》先后刊登了两篇关于法国军队处于战备状态的文章，不仅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还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战争危机。“战争在即？”是《柏林邮报》刊登的文章的标题。据称，《科隆报》上的文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赫尔·埃吉迪所写。因此，启发这篇文章的灵感应该源自奥托·冯·俾斯麦本人。1875年4月25日，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与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德卡兹举行了正式会晤。路易·德卡兹因柏林的战争传言而深感不安。他十分坦率地承认，法国忙于军备是一场错误决定，但他把这一切归罪于路易-阿道夫·梯也尔。“正是因为路易-阿道夫·梯也尔政府不只满足于恢复国家经济，贪心不足又不懂军事，最终导致整个国家陷入窘境。如今，法国仿佛手握战争警报，战争一触即发。”在随后的会晤中，路易·德卡兹更加坦率地对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说：“法国与比利时王国、卢森堡大公国、荷兰王国一样，不会发动战争。”紧接着，路易·德卡兹很务实地说，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法国不断增加军备，等于自我毁灭。他提议，两国解除武器装备，冰释前嫌。

如果路易·德卡兹的提议被采纳，或许整个欧洲就此相安无事。然而，该提议仅仅被记录在一份电文中，便悄无声息了。在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人们都认为一场猛烈的风暴——德意志第二帝国针对法国的防御战——即将开始，和平将不复存在。

毋庸置疑，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做好了进行防御战的准备。德皇威廉一世并未参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的计划。后来，他对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说，德意志第二帝国高级将领说话欠妥，他会让他们三思而后行。与赫尔穆特·冯·毛奇交谈后，英国驻柏林大使奥多·罗素深感不安。1875年5月6日，根据巴黎通讯记者阿道夫·奥珀·布洛威茨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伦敦《泰晤士报》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真正计划是在法国恢复元气之前将其打垮。过去三年，奥托·冯·俾斯麦一直在谈论防御战的必要性，并且再三强调事不宜迟，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开战。不过，当声望极高的比利时王国驻柏林大使诺东男爵让·巴普蒂斯特问赫尔穆特·冯·毛奇，今年夏天是否打算去西里西亚的别墅度假时，赫尔穆特·冯·毛奇回答说：“今年我们要打仗，去不成了。”

此时，在欧洲协调未能起到任何作用的情况下，欧洲有姻亲关系的大国王室担负起反战的职责。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给德皇威廉一世写了一封信。1875年5月10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柏林时，向德皇威廉一世表达了和平意愿。在英国政府的请求下，意大利王国也放出消息称，支持欧洲强国维持和平的愿望。1875年5月10日前后，英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甚至奥匈帝国同时向德意志第二帝国施加压力。随后，战争危机与“战争恐慌”便烟消云散了。1875年5月12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贡托-比隆说：“我得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最可靠的保证。我们不用提心吊胆了，和平已经万无一失。”1873年奥托·冯·俾斯麦多次放言战争迫在眉睫，或许纯属欧洲各国政府与外交界夸大其词的传言。然而，1875年的战争恐慌并非空穴来风。欧洲各国惊恐万分，突然意识到：如果强国之间不宣而战，硝烟将弥漫整个欧洲。1875年5月，欧洲关系密切的王室君主积极应对这场战争危机。然而，现代国家机构庞大复杂，各国政府渐渐脱离了王室控制。如果要维护整个欧洲和平，免受意外撼动，就必须有一个政府协调组织从中斡旋。1875年战争危机得以和平解决，说明欧洲国家完全可以自行解决问题。路易·德卡兹说：“经过这次危机，各国明白了一点——欧洲会议的权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875年的战争危机为欧洲协调的复兴带来了新的契机。最终，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一场新危机让欧洲协调重返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