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托马斯·沃尔西被迫推动离婚

当时，人们认为受命前往巴黎的托马斯·沃尔西打算找一个法兰西公主取代阿拉贡的凯瑟琳，这样就能保证弗朗索瓦一世支持亨利八世离婚，也能加强英法同盟这个新的联盟。实际上，没有比这更好的打算了。不过，表面上，托马斯·沃尔西说的理由是要解决加布里埃尔·德·格拉蒙因反对玛丽·都铎公主合法身份而可能提出的难题。如果玛丽·都铎公主被认定为私生女，她就不能成为弗朗索瓦一世第二个儿子奥尔良公爵亨利新娘的合适人选。但她确实是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亲生女儿，没有人想要损害她应得的权利和改变她目前的地位。她的地位和头衔都会得到最充分的保障。

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继续着自己的旅程。主教光环很适合这个有志成为两个王国精神领袖的教士。在去往英格兰海岸的路上，他顺路拜访了两个教士。两个教士对托马斯·沃尔西亲法政策的支持很重要。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但对离婚案的反应很冷淡。托马斯·沃尔西发现他的态度“与最初的态度没有太大的变化”。他承认，尽管阿拉贡的凯瑟琳可能会不快，但真理和正义必然会占上风。约翰·费希尔是个比较难对付的人，在约克的教廷公使会议上，他发表了对阿拉贡的凯瑟琳有利的言论。正如亨利八世设想的那样，阿拉贡的凯瑟琳也正是从约翰·费希尔那里得知了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事情。经过罗切斯特时，托马斯·沃尔西短暂到访约翰·费希尔的住所。他直截了当地问约翰·费希尔是否和阿拉贡的凯瑟琳有过联系。约翰·费希尔犹豫了一下，承认阿拉贡的凯瑟琳曾征求过自己的意见，但他回答说没有亨利八世的命令，自己不便发表意见。托马斯·沃尔西离开伦敦前，在约克广场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亨利八世指示他向约翰·费希尔解释“整件事”。托马斯·沃尔西回顾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提到了加布里埃尔·德·格拉蒙的话，并且和约翰·费希尔讨论了此事引发的问题，以及他为此被派往法兰西一事。最后，他描述了阿拉贡的凯瑟琳收到消息时极端的激烈反应。

约翰·费希尔极力谴责阿拉贡的凯瑟琳的行为，认为如果自己能和她说上话，也许会让她屈服。约翰·费希尔认同，或者看似认同，这桩婚姻是不合法的，尽管他个人并不认为这桩婚姻现在可以终止。他认为其他主教也同意自己的看法，但让他欣慰的是，亨利八世并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完全有理由向克莱门特七世表达自己的顾虑。

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信被送到西班牙王国，加重了查理五世的焦虑。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没有什么比自己的英格兰姨父亨利八世的家务事更让人烦心的了。查理五世还希望和亨利八世的友谊能继续下去。被关在罗马的克莱门特七世也不会让人省心。尽管在政治上，查理五世不得不占领罗马，但其实，占领罗马不是查理五世下的命令。这个时候不适合实施洛佩·德·索里亚雄心勃勃的宗教改革。必须在某些适当的条件下与克莱门特七世达成和平协议。在西班牙城市公社起义后，查理五世的西班牙王国几乎也没有安宁过。半个神圣罗马帝国公开表示不相信罗马天主教教会。土耳其人正横扫匈牙利王国，匈牙利王国的海盗舰队正在席卷地中海，弗朗索瓦一世蠢蠢欲动，盯着机会要报帕维亚之仇，准备在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向俘虏他的人发起进攻。查理五世稳健持重、谨小慎微，如果日子再平静点，他可能会忍不住将教会掌控在手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教会堕落到什么境地了。但查理五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要进行宗教改革，必须得到其他基督教国家君主的一致同意。目前，他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和平。他本来就应该是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守护人。阿拉贡的凯瑟琳在英格兰的地位一直是查理五世同亨利八世友谊的政治保障。保护阿拉贡的凯瑟琳是查理五世的责任，也是保障他的利益。他本就打算要这么做。但他的保护不是派遣巡回的远征军队登陆康沃尔，引起英格兰内战。在那之前，所有别的能用的方法都要试一试，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的军队登陆英格兰，欧洲将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收到信时，查理五世在巴利亚多利德，他当然会回信说自己对这样始料未及、天理难容的行为深感震惊，但他要求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保持节制，据理力争，有礼有度。私下里，查理五世以亲密朋友的口吻给亨利八世写了一封信，并且亲手签名。查理五世说自己不敢相信亨利八世竟会真的打算把家务事摆在全世界面前来谈。即使假定这段婚姻是非法的，甚至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尤里乌斯二世没有权力特赦他们的婚姻合法，“最好还是将此事保密，保持体面，并且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来”。他吩咐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提醒亨利八世，质疑教皇的特赦权还会影响到除他自己之外的其他国王的地位。如果触及他女儿玛丽·都铎公主的合法身份，只会增加玛丽·都铎公主继承王位的难度，而不是消除这些困难。他恳求亨利八世“将此事保密，自己也会守口如瓶”。同时，为了安慰阿拉贡的凯瑟琳，他还对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说自己已经写信要求克莱门特七世拟一道温和的简函，终止这起丑闻。他按照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建议要求克莱门特七世撤销托马斯·沃尔西的公使权力，或者至少命令托马斯·沃尔西及任何英格兰法庭都不得审理此案。如果要审理此案，必须当着克莱门特七世和枢机主教团的面。不过，他还是不想放弃希望，相信自己仍然可以把托马斯·沃尔西拉拢到自己和阿拉贡的凯瑟琳这边。枢机主教顾问委员会将在阿维尼翁举行会议，商讨克莱门特七世被俘一事。预计英格兰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将出席。查理五世本人可能会去佩皮尼昂，托马斯·沃尔西可能在那儿与他会面，讨论欧洲的状况，同时解决亨利八世的秘密事务。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查理五世将再次责成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不遗余力地挽回神圣罗马帝国与托马斯·沃尔西的友谊。他说：“我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提出下列条件。”

一是还清欠托马斯·沃尔西的养老金，每年九千达克特金币。

二是每年增加六千达克特金币，直到神圣罗马帝国主教辖区收入或其他同等收入教会捐赠出现空缺。

三是每一任米兰公爵会在自己领地给托马斯·沃尔西封一个侯爵，年雇佣金为一万二千达克特，如果不够，可以加到一万五千达克特。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在其有生之年都将享有侯爵爵位，并且可以将爵位传给他指定的任何继承人。

似乎这还不够，查理五世又进一步向托马斯·沃尔西这个他以为拥有无上权力的枢机主教致敬。他写信给托马斯·沃尔西，说他们是“好朋友”。查理五世说，如果托马斯·沃尔西想要自己的领地上的什么东西，只管开口，因为他认为托马斯·沃尔西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大国的大臣被外国君主收买是那个时代的风俗。这种风俗展现的公德标准并不会得到颂扬。在宗教改革带来的变化中，废除或中止这一风俗也并非一无是处。托马斯·克伦威尔掌权后，树立了拒绝受贿的榜样，公务人员如此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腐败现象再没出现过。然而，黄金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让托马斯·沃尔西对查理五世的慷慨和关注不屑一顾。到达巴黎后，托马斯·沃尔西发现弗朗索瓦一世一心想打仗，为了得到亨利八世的帮助，弗朗索瓦一世愿意做出任何承诺。法兰西宫廷一直以为查理五世一旦听到英法两国的教会打算拒绝服从罗马天主教教会，就会把克莱门特七世带到西班牙王国去。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很可能在西班牙王国被毒害，这样一来，罗马教廷就会永远设立在西班牙半岛上了。托马斯·沃尔西自己这样写，也是这样相信的，或者他希望亨利八世相信是这样。这件事证明当代最有见识的政治家对罗马被占领可能带来的问题也极度不确定。法兰西王国的枢机主教写了一封联名信并送去了克莱门特七世那里，暗示只要他被关押着，他的任何行为他们都不会当作合法行为接受，也不会服从他的指令。托马斯·沃尔西的签名在最前面。枢机主教贝尔纳多·萨尔维亚蒂、枢机主教查尔斯·德·波旁、洛林枢机主教让和桑斯枢机主教兼法兰西大法官安托万·迪普拉都在托马斯·沃尔西后面签了名。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托马斯·沃尔西赢了。如果克莱门特七世召回托马斯·沃尔西作为公使的权力，罗马天主教教会可能会立即出现分裂。但托马斯·沃尔西在英格兰的主人亨利八世为克莱门特七世准备的打击更致命。就凭托马斯·沃尔西信誓旦旦说克莱门特七世在离婚一事上不会对自己有任何为难，亨利八世就认为自己可以自由选择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继任者。亨利八世曾经选择了政治婚姻，受尽折磨。这次，亨利八世打算听从自己意愿的引导。后来，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希望与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结婚时，萨塞克斯伯爵托马斯·拉德克利夫说，她最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这样才更有可能得到她的王国想要的继承人。她父亲亨利八世也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安妮·博林作为自己的妻子。

安妮·博林是托马斯·博林爵士的第二个女儿。托马斯·博林是一个具有古老血统的诺福克的骑士，也是一个在公共服务领域很有名望的人。伊丽莎白·博林来自霍华德家族，是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的女儿。1507年，安妮·博林出生，由于出生和亲戚关系，她很早就进入了宫廷。还是小女孩时，安妮·博林就被送往巴黎接受教育。1522年，安妮·博林被带回英格兰，成了一个宫廷侍女。作为一个聪明机智的年轻女子，安妮·博林招引了当时许多受人关注的骑士的注意。诗人托马斯·怀亚特是她的崇拜者之一，还有后来的诺森伯兰伯爵，即当时年轻的亨利·珀西。后来，据说，安妮·博林和亨利·珀西之间有一段秘密婚姻，实际上，两人已经同房。后来，安妮·博林自己也承认她参与了某些危险的阴谋。安妮·博林很有魅力，很机智，赢得了亨利八世的喜爱。这种喜爱又变成了一种激情。现在，在托马斯·沃尔西不在的情况下，安妮·博林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离婚案中。1527年8月16日，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告知查理五世，大家都认为，如果离婚诉讼成功，亨利八世将娶托马斯·博林家的女儿安妮·博林，查理五世记得这个曾来过神圣罗马帝国宫廷的大使。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在托马斯·沃尔西离开英格兰时亨利八世认真考虑过安妮·博林。阿拉贡的凯瑟琳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否则她的妒火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了。西班牙大使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说这是本案的一个新情况。

博林家族是托马斯·沃尔西的敌人，属于日益壮大的反天主教教会一派。托马斯·沃尔西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不快。安妮·博林也很憎恶托马斯·沃尔西。托马斯·沃尔西可能也知道安妮·博林憎恨自己。她使托马斯·沃尔西不得不屈尊纡贵去张罗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事宜，为她铺路。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出，亨利八世是在托马斯·沃尔西不在身边劝阻他时，做了娶安妮·博林这一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决定，尽管安妮·博林自己的家人也不鼓励亨利八世这么做。安妮·博林的父亲托马斯·博林从一开始就反对女儿上位，这一点我们以后也会看到。他可能太了解安妮·博林的性格了。但亨利八世是那种一旦打定主意就不会放弃的人。安妮·博林并不漂亮：她身材矮小，不够修长，肤色暗沉，脖长嘴宽，身材也不是特别好。但她也有迷人之处：飘逸的棕色长发，叫人过目难忘的黑眼睛，还有大胆泼辣的性格。亨利八世本该提防这样的性格，但他没有。

此事最直接的后果是让托马斯·沃尔西对离婚案的热情降温。他在法兰西王国的任务落得个虎头蛇尾的下场。在阿维尼翁，法兰西王国的枢机主教没有开会。他们在给克莱门特七世的联名信上签了字，但没有选托马斯·沃尔西为他们的大主教。在鲁昂，托马斯·沃尔西的其他心愿也并没有达成。只要他替自己的君主向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德·纳瓦尔求婚，一切就可能不一样了。但托马斯·沃尔西和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一样没有成功，亨利八世的外祖父爱德华四世曾派理查德·内维尔去法兰西王国为自己求婚，理查德·内维尔去了后，爱德华四世却娶了伊丽莎白·格雷。托马斯·沃尔西也许会后悔自己匆忙拒绝了查理五世的慷慨提议，因为等他秋天回到英格兰王国，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布鲁尔先生费尽心思想要证明托马斯·沃尔西一开始就不赞成离婚，但都徒劳无功。阿拉贡的凯瑟琳认为托马斯·沃尔西是离婚一事的策划者。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也有同样的看法。毫无疑问，是托马斯·沃尔西用尽一切力量促成这桩离婚案的，让它成为自己那项伟大亲法政策的一部分。对托马斯·沃尔西来说，坚称自己推动离婚是违背良心取悦亨利八世比被当作离婚案的始作俑者或自愿被当枪使更不光彩。不过，安妮·博林上台时，一切都变了。安妮·博林也立刻让托马斯·沃尔西感受到了这变化。1527年10月26日，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写道：“教廷公使托马斯·沃尔西已经从法兰西回来了。”托马斯·沃尔西去里士满拜见亨利八世，并且派人去问在哪里见面。当时，亨利八世在自己的房间里，碰巧那个似乎对托马斯·沃尔西没有什么好感的女士——安妮·博林——也在。亨利八世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替亨利八世回答说：“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还能去哪儿呢？告诉他，亨利八世在哪儿他就去哪儿。”托马斯·沃尔西觉得这样的待遇对自己来说不是好兆头，但他掩饰住了自己的不悦。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说：“究其原因，应该是安妮·博林，因为别的原因对托马斯·沃尔西怀恨在心，并且她还发现在访问法兰西王国期间，托马斯·沃尔西提议在法兰西王国为亨利八世觅得联盟良缘。”托马斯·沃尔西劝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时说，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的联姻是假的，自己已经开始努力挽回之前做过的一切，阻止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破裂。托马斯·沃尔西试图在法律程序开始前获取英格兰主教的反对意见。然而，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怀疑亨利八世一定要离婚，建议克莱门特七世尽快就此案做出裁决并发布结果。

然而，被囚禁期间，克莱门特七世做的任何判决都没有价值。查理五世听到托马斯·沃尔西动摇的消息，受到鼓舞，重燃先前的希望。尽管先前的提议均遭拒绝，但在一个记录拟采取措施的特别措施备忘录中，“贿赂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仍然被当作是最重要的手段，必须立刻从帕伦西亚教区和巴达霍斯教区的收入中拿钱支付拖欠托马斯·沃尔西的养老金。如果国库里钱不够，那就得从卡斯蒂尔某个富有的主教那里再给托马斯·沃尔西拿一万两千或一万四千克朗的养老金。查理五世承认，他曾向西班牙议会承诺不再派外国人到西班牙教区去，但这样的承诺不具约束力，因为这违反了教会的自由原则。大家都会明白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毫无疑问，新的提议已经传达给了托马斯·沃尔西，但托马斯·沃尔西可能发现自己已走出太远了，无法再回头。他如果照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伊·苏尼加说的那样劝亨利八世放弃离婚，一定很快就会发现那样做并不管用。他曾鼓励亨利八世把克莱门特七世准许离婚这件事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亨利八世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可改变。如果现在托马斯·沃尔西退缩，必定会有人推断他接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贿赂。因此，他没有办法，只能继续推动离婚案。

在托马斯·沃尔西犹豫之际，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亨利八世派秘书威廉·奈特主教去了罗马，指示威廉·奈特如果有可能，就去觐见克莱门特七世，获得已经申请过的特赦令。这样一来，亨利八世可以在没有判决手续的情况下再婚。这一权宜之计一举多得。既不影响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地位，也不会有人质疑玛丽·都铎公主的合法身份。威廉·奈特去了。但他发现，没有通行证，他连罗马都进不去，更不用说获准觐见克莱门特七世了。“手握一万克朗重金，他都没法买通进入圣安杰洛城堡的路。”不过，他设法送进去了一封信，克莱门特七世回信让威廉·奈特找个安静的地方等着。克莱门特七世会“把亨利八世所有请求的许可都以他们所希望的形式发送给他”。威廉·奈特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像亨利八世陛下希望的那样，一切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完美有多完美，要多迅速有多迅速，要多听话有多听话”。

威廉·奈特还是太乐观了。1527年12月9日，查理五世觉得克莱门特七世像囚徒一样被囚禁太令人尴尬了，所以允许克莱门特七世逃往奥尔维耶托。在奥尔维耶托，克莱门特七世看似自由，但其实只是被关进一个更大的笼子而已，他所有的领土都被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占领了，他自己也被严格监视着，被警告不要批准任何不利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事，否则后果自负。威廉·奈特跟着这个将军，见到了克莱门特七世，拿到了一些事实证明毫无价值的东西。谈判重任再次落到了托马斯·沃尔西肩上，那个不顾一切、迫不及待的人，即亨利八世让他备感压力。

克莱门特七世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的行为主体了。他没有考虑这个案子公正与否。能取悦亨利八世的同时又不惹恼查理五世，他就很高兴。这个案子本身就很奇特，对它的是非曲直众说纷纭。在这里，我必须不时提醒读者，自英格兰王国有相关法律以来，与兄弟的遗孀结合就不算是婚姻。根据当时教会的法律，除非得到教皇的允许，否则这桩婚姻也不算数。同样，根据英格兰法律，教皇现在没有，以前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权力可以特赦这样的婚姻。因此，理论上，亨利八世是正确的。他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结合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问题是在案件性质允许的情况下，如何解开这个结，并且将痛苦降到最低。谈判充满了矛盾、逃避和冲突。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快刀斩乱麻是不用解开这个结的唯一办法，但在采取如此暴力的解决办法之，用尽一切可用的手段，与其说是一种耻辱，不如说是一件功德。

第一个矛盾在亨利八世身上。他认为自己的婚姻是不合法的，因此他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再婚，但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沦为私生女，也不想让阿拉贡的凯瑟琳丢脸。他对尤里乌斯二世批准的特赦令的有效性提出了异议。但他要求克莱门特七世给他颁特赦令好让他能娶第二个妻子，这个特赦令同样令人质疑。这件案子的管理权已经交给了托马斯·沃尔西，常驻教皇宫廷的英格兰代表格雷戈里·迪·卡萨莱接到新的指示——等待克莱门特七世的裁决。格雷戈里·迪·卡萨莱爵士被“要求考虑这件事对亨利八世良心的解脱有多重要，对亨利八世灵魂的周全、生命的维持、国王王位的继承有多重要，以及对现在和以后所有臣民的福利和安宁有多重要”。在奥尔维耶托，格雷戈里·迪·卡萨莱爵士是可以见到克莱门特七世本人的。格雷戈里·迪·卡萨莱打算向克莱门特七世说明，这桩婚姻将会带来的重重困难：如果亨利八世死了，没有更好的继承人，英格兰王国的一场内战必不可免。因此，格雷戈里·迪·卡萨莱请求克莱门特七世授权托马斯·沃尔西审理此案并做出裁决，同时签署一份特赦令。格雷戈里·迪·卡萨莱附上了一份托马斯·沃尔西草拟的特赦令。特赦令的措辞很是古怪。托马斯·沃尔西解释说：“过去的教训让亨利八世记住了会有人对王位提出子虚乌有的继承权，为了避免任何相同形式的歪曲事实或借口，亨利八世是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要求教皇下特赦令。”如果这两项要求被接受，亨利八世承诺会向查理五世要求释放克莱门特七世，但如果查理五世拒绝，亨利八世将向查理五世宣战。

申请特赦令是为了逃避真正的问题，但又给予亨利八世娶另一个妻子的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规做法，所以很可能需要措辞谨慎。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克莱门特七世本人不可能不知道显而易见的险恶用意。因此，对亨利八世和他的大臣来说，克莱门特七世对他们的才智和品格的评价是致命的。

在回顾了英格兰王国十五世纪的历史，了解王位争夺者造成的干扰，承认有必要防范野心勃勃者的阴谋，并且授权亨利八世再次结婚后，克莱门特七世对亨利八世说了下面的话：

为了不给恶人留下一丝机会，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此，也仅此一次暂停所有禁止四亲等内婚姻的教规，以及所有禁止有碍社会风化秘密婚姻的教规。此外，还有与秘密订立婚约但未圆房情况有关的所有教规，以及所有阻止非法交媾关系的教规，无论该教规禁止的是几等亲缘关系，哪怕是一等亲，只要是请愿人缔结的婚姻有可能被禁止或受到各种阻碍，该教规都暂停生效。此外，为了避免教规禁止有过往秘密婚约的女方结婚，避免由于秘密婚约或任何等级的亲缘关系产生的公共诚信或正义问题，以及避免教规禁止请愿人与超出第二或第三亲等关系的女子结婚，我们特此许可请愿人可以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免受所有教会的反对与谴责。

托马斯·沃尔西对本文件措辞的解释是，该文件旨在排除任何可能对非正规婚姻中所生后代造成损害的反对意见。因此，该文件会尽可能全面。约翰·林加德、布鲁尔先生和其他作家都认为这份文件明显是为适用于个人情况而拟的，就是为了让亨利八世能娶安妮·博林。在申请特赦令后的两年，当离婚问题发展为英格兰王国与教皇之间的战争，天主教教徒和改革者的热情在相互指责和谩骂中沸腾时，亨利八世提出因良心不安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分手的请求，让社会上流传出一些故事，说亨利八世本人早就与他打算娶的那个女士的母亲伊丽莎白·博林和姐姐玛丽·博林有奸情了。因此，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的婚姻确实存在着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相同的障碍，而乱伦又使这障碍更严重。不过，亨利八世与博林母女的乱伦关系从未得到证实，也没有详细时间和地点说明。尽管要证明这些指控极其重要，但没有证人出庭作证，也没有其他证据。如果指控是真的，阿拉贡的凯瑟琳肯定会知道。但即便在最激烈的谴责中，阿拉贡的凯瑟琳也没提到过玛丽·博林。亨利八世与博林母女的私情只在不满的神职人员或秘密拜访西班牙大使的人口中提到，并且只在雷金纳德·波尔的宣言中被公开。该宣言连同保罗三世废黜亨利八世的诏书一起出现。在1535年被送往英格兰王国接受审查的《波尔之书》初稿中提都未提这件事，所以就连这个本身并不怎么重要的权威出处，也显得更加无足轻重了。很明显，当时，雷金纳德·波尔并没有听说此事，或者不相信此事。现在，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的母亲伊丽莎白·博林通奸的故事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太过骇人听闻。但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的姐姐玛丽·博林的奸情还是有人断然坚持是真的，并且也有人提请注意特赦令的措辞，认为这些措辞让人再没有不相信的余地。他们反问，除一些不光彩的私人关系之外，这种非同寻常的措辞表达还能指什么呢？

从法律文件的冗长措辞中，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推断事实，往往只会找到所谓的“一团乱麻”。我想请读者思考这一假设涉及的内容。这条特赦令发布后，必须被抄录到罗马的登记册中，并且接受世界上最敏锐的教会律师的检查。如果我们这么清楚它的意思，他们一定更明了。因此，我们相信，亨利八世为了不犯下天主教大罪，要求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分手时，为了减轻自己的良心的不安和保证子女的继承权，他没有理由地让克莱门特七世得知这个秘密。这个秘密只要被公布出来，他和他的请求就会在一片鄙视和嘲笑声中化为乌有。

他没有必要承认私通，因为没有证据。要让即将出生的孩子合法化，也不需要承认这些，因为像托马斯·沃尔西这样有能力的人一定知道，在如此荒谬的秘密曝光后，任何特赦令都不会被当作是有效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宣称有权获得大宗财产，但在案件开庭审理前，他私下告诉法官和陪审团，这一切都是伪造的一样。

这些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当整个欧洲都被这场争论动摇时，在任何公开文件中都找不到任何一点事实的暗示。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将是决定性的因素。更不寻常的是，为什么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克莱门特七世和罗马教廷陷入绝境，恼恨交加，却留下这样的撒手锏不用，而如果使出这一撒手锏，他们是绝对可以轻松获胜的。托马斯·沃尔西不是傻瓜，怎么可能写一份对亨利八世如此致命的文件来引起克莱门特七世的注意？我还没轻信到这地步。我们证明不了这件事是假的，也证明不了亨利八世没有和玛丽·博林或他宫廷里别的女士发生过关系。但除非亨利八世、教皇和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失去了理智，否则特赦令的措辞不可能成为对他们不利的证据。

至于私通故事本身，没有必要弄清楚到底是和母亲还是和女儿。当它第一次流出时，两个人都被提到了。母亲的部分只是被省略了，以免听来太过荒唐，无法置信。玛丽·博林自己结婚前或结婚后曾是亨利八世的情妇，这一点现在被有声望的历史学家断言为确凿事实。这一事实要是当时被证实，足以让英格兰王国与罗马天主教教会决裂一事臭名远扬，足以让亨利八世、英格兰王国的大臣、议会、主教及与之有关的每一个人身败名裂。这个“武器”非常有用，让天主教好争乐辩的人赞不绝口。我只想重复一次，这些证据不过是天主教派的流言蜚语。在争论到达的第二阶段前，从未有人听说过，也从未有人悄悄说过。第二阶段的争辩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即使在那时，这件事也没人以指控的形式提出和回应。如果雷金纳德·波尔知道这件事，阿拉贡的凯瑟琳不可能不知道。我们有许多阿拉贡的凯瑟琳的信，足以证明她遭受过的不公待遇。这些信里有给查理五世的信，给克莱门特七世的信，但只字未提玛丽·博林。除说这个故事是一个时代产生的传说之外，还能说它是什么？面对亨利八世的请求，没有什么比提出一项让他的请求显得荒谬的指控更合理了。但当时，欧洲各国首都最热心的律师和外交家都在讨论的诉讼案的公开诉状中，一项如果坚持下去将起绝对决定性作用的指控，为什么在任何公开文件中都没有提及，直到这指控过了讨论阶段？所有负责人的沉默足以证明其性质——不过是流言蜚语，凭空捏造，恶意中伤罢了。

布鲁尔先生确实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他所说的亨利八世方面对此事的默认。当《上诉法案》提交下议院，结束了克莱门特七世在英格兰王国的管辖权时，一小群反对派成员常常私下会面，商讨如何对待《上诉法案》。其中，最活跃的是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后来，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和弟弟迈克尔·思罗格莫顿一起，为托马斯·克伦威尔所用，在反对派与改革派之间周旋。但当时，他反对离婚，反对由此产生的一切措施。据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自己所说，他已获准觐见亨利八世和托马斯·克伦威尔。1537年，求恩巡礼事件刚过，叛乱的灰烬余温未尽，迈克尔·思罗格莫顿背叛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信任，投靠了雷金纳德·波尔。据说，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对托马斯·丁利爵士和另外两个绅士说了某些话，枢密院后来还要求他解释这些话。现存的一封给亨利八世的信中，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当时的回答还记录在案。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说：“在一次关于《上诉法案》的演讲后，亨利八世派人把我叫去。我看到亨利八世陛下因为娶了哥哥威尔士亲王阿瑟·都铎的妻子而感到良心不安。”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声称他曾对托马斯·丁利爵士讲过自己告诉亨利八世，要是真的娶了安妮·博林，亨利八世的良心最终会受到更大的困扰，因为人们认为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的母亲和姐姐都有一腿。亨利八世回答说：“从未同她母亲有过什么。”当时，掌玺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站在旁边说：“也从未和她姐姐怎样过，所以把这件事忘掉吧。”布鲁尔先生把这句话理解为亨利八世承认玛丽·博林是自己的情妇，当然，由于疏忽，布鲁尔先生没有提到当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被问到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托马斯·丁利爵士听时，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回答说：“我这样说只是出于‘虚荣’，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一个敢于为英格兰人民说话的人。”没有什么比“虚荣”的人更常见的了。当这些人获准与亨利八世交谈时，会充分利用自己说的话，并且对自己听到的话进行不太准确的复述。如果与亨利八世的谈话是真实的，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被枢密院要求解释时自然会请求托马斯·克伦威尔自己回忆。但布鲁尔先生接受了一个坦白的吹牛之人的说法，就像这是一个完全可信的事实一样。他并没有问自己如果亨利八世或托马斯·克伦威尔给出他们的谈话版本，这个故事是不是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亨利八世不是个可以随意对待的人。如果一个在议会中强烈反对他的臣民指责他犯下一项严重的罪行，那么他可能会向这个臣民忏悔，让这个臣民只需在下议院重述一次就毁掉他和他的事业吗？布鲁尔先生还应该补充说，自己接受的这个权威故事，并不比后来的枢机主教，当时还是神父的威廉·佩托的故事权威多少。和雷金纳德·波尔一样，威廉·佩托是宗教改革的死敌。最严重的是，布鲁尔先生没有提到，后来，在枢密院司法委员会面前，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接受了一次严厉的盘问。如果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说的是真话，那么盘问的结果只会证明亨利八世确实做了不光彩的事。

天主教一方最后提出的证据是在被定罪后，安妮·博林向托马斯·克兰默做的告解中，承认了某个让她与亨利八世的婚姻无效的秘密，该秘密也成了议会的一项法案的依据。安妮·博林的告解词没有被公开，天主教一方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那个秘密一定是亨利八世与玛丽·博林有奸情。他们给出观点前并没有停下来查究是不是可以断定安妮·博林承认了亨利八世与自己姐姐玛丽·博林的罪行。对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的盘问证明这种猜想很荒谬。1537年，当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被问到听谁说过这样的话时，他说只需在1536年议会的会议录中查找就可以了。

如果对乔治·思罗格莫顿爵士的盘问确实如布鲁尔先生认为的那样，证明了亨利八世与玛丽·博林有奸情，那么盘问记录最终有可能保存在官方的《英国政府档案》中吗？

如果现在所有关于亨利八世的故事都像我现在这样尽可能详细地讨论，那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需要写的书了。在我年轻时，一个爱尔兰律师告诉我，在爱尔兰，我听到的、没有经过公正法庭筛选的话，我都不能信，就算经过法庭筛选，也只能信一半。传说就像空气一样无懈可击。而针对传说的抨击，如果不是“恶意嘲弄”，那都是白费力气。对好争论者来说，失德丑闻的指控太难得了，因为就算这些指控彻底被证明不属实，曾被虚假指控过失德的污印还是会永远附着在被指控者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