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悲情的樱花——静观日本文化
1.“守家业”在日本人心中分量有多重
在秋田县汤泽市讲演完中国经济之后，斋藤市长特地举行了一场欢迎晚宴。宴会结束时已经是夜里9点多，市政府安排我去一处温泉旅馆入住，说那是汤泽市最有味道的一处温泉，叫“多郎兵卫旅馆”。
汽车在山坳里转悠，转悠了半个多小时，结果到温泉旅馆时，已经是深夜10点多。我想这家旅馆应该是在深山冷岙中，因为我听到了溪水“哗哗”流淌的声音。
旅馆里还亮着灯，店主在等着我。那是一个小老头，头发花白，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见了我很是热情，说一直期盼着我的到来。
送我的人走了后，他一手帮我提包，引领我到了二楼的客房。整个旅馆静悄悄的，不知是因为客人都睡了，还是因为客人不多，反正当我走在走廊上，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似乎这个小楼里，就我一位住客。
店主与我告别时，特意关照我：温泉在一楼，24小时都可以入浴。
退去内衣，换上木屐，拿一块浴巾到了一楼的转角处，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这里就是温泉了吧。
温泉分成男浴和女浴，走进男浴，果然只有我一人。除了流水声，在整个温泉的时空中只留下我的呼吸声。
温泉用黑色的石块铺就，很有高级感。加上柔软的灯光，演绎出一份绝妙的时尚柔情。
也许因为太惬意，早上居然睡过了头。打开窗户，发现庭院里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原来凌晨下雪了。本来就在山间，一场冬雪让空气更为清新，甚至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
女主人已经在一楼的餐厅里给我准备了丰盛的早餐。说是餐厅，其实就是榻榻米的房间。早餐几乎都是野菜做成的各种料理，还有一块红鲑鱼，很有特色。女主人说，野菜都是附近山上采的，很新鲜。一吃，果然鲜味十足。
女主人一直跪在边上，时刻准备着为我添饭。我感到别扭，因为女主人够得上我母亲的年龄，怎么说也用不着如此恭敬。但是，女主人说，因为我是客人。
于是没话找话地与女主人唠嗑。女主人告诉我，自己是这座温泉旅馆的第十二代女将（女老板），温泉是江户时代建造起来的。规模不大，只能接待30多位客人，但是泉水很好，所以全国各地的温泉爱好者都会摸到这里来住上一个晚上。“如果你早半个月来的话，这附近漫山遍野都是美丽的枫叶”。
吃完早饭，市政府来接我的人已经等在旅馆的茶坊中。茶坊中还坐着一位老太太，估计已经有80多岁。女主人说，这是这座旅馆的第十一代女将，也是自己的婆婆。老太太很和善地起身问候，我忙劝她坐下。老太太知道我是中国人，说自己的家人过去曾经到“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去垦过荒，还在那里酿酒，苏联红军打进来时，是中国的老乡收留了她的家人。
我和这家旅馆的主人突然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也许因为她们内心感激着中国。
昨夜等我的店主，是这家旅馆的当家，名字叫“伊藤多郎兵卫”，名片上写着“第十二代当主”。
与伊藤先生的话题，就从这座旅馆的历史开始聊起。
伊藤先生说，这座温泉旅馆是自己的祖先创建的，代代相传，迄今已延续了近300年。“经济不景气，挣不了多少钱，有时还亏”，伊藤先生说。既然经营这么艰难，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伊藤先生回答我：“继承家业，是日本人的传统，也是一种荣耀，因为证明自己的家族是一个了不起的家族。对于日本人来说，荣誉比金钱重要，守住家业比生命重要。”
听了伊藤先生的话，我肃然起敬。不仅仅因为他替祖先守住了这份家业，更因为他对于继承家业的美学予以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伊藤先生把他的儿子介绍给我。一位近40岁的男子，态度极其谦恭。他现在是一位政府公务员，但是命运注定他一定要成为这家旅馆的第十三代当主。他说他已经在修业，下班后回家就开始帮忙。一旦父亲决定要把家业传给他的时候，他将会辞去公务员的职务。
妻子是极为漂亮的秋田美女，瓜子脸白里透红。我问她：“当你决定嫁入这家门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的将来要做什么？”她轻声一笑说：“知道，我将成为第十三代女将。”
一座温泉，就这样，维系着十三代女人和男人的爱情与生命的故事，记录着一个家族300年的兴衰历史。
回东京后，我接待了一批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吃多了生鱼片，大家突然想起要吃荞麦面，于是带着大家来到东京一家著名的荞麦面店。店老板吉村先生是我的相识，接待自然是十分热情，给足了我面子。末了，店老板给大家每人一张印着老照片的明信片，很自豪地说：“我已经是这家店的第八代主人了。”原本以为大家会献上一阵掌声，或者说上几句赞美之词，但是，沉默了30秒，除了一位老兄开口说了一句：“可以走了吧？”便再没有听到其他的声音。我脸红，冲着店老板笑了笑。店老板还以为大家没有听懂，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些名人题词，乐呵呵地说：“田中角荣当首相前也来过我们的店。”
走出荞麦面店，听到这位老兄嘟囔了一句：“这家子可真是没出息，八代人就只会干这么一个搓面的活。”
我突然想到，日本人与中国人，对于“守望家业”的态度与价值观是那么的不同。日本人以守护和传承家业为荣，哪怕是一家小小的荞麦面店。而中国人“守望家业”是以超越先辈为荣，爸爸是农民的话，儿子最好能出国留学。所以，我们中国人可能最怕别人说他“一代不如一代”。而日本人最怕别人讲他“没孝心丢了家业”，结果是，中国人总是在努力超越，而日本人总是在寻求守护。不同的价值观，依然造成两个邻国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人生观。
2.对话日本首富——优衣库老板柳井正：钱多了该怎么花
从2009年开始，日本优衣库公司创始人柳井正社长，连续4年获得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日本首富的称号。
柳井正凭什么成为日本首富？其实，他既不是房地产开发商，也不是IT业老板，更不是金融大亨，而是一位普通的“卖衣人”。
在日本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如此发达的国家，一位靠卖衣服为生的人居然可以成为“首富”？这其中的故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樱花盛开的时节，我走进柳井社长的办公室——位于东京最高、最现代化的综合商业大楼东京中城的33楼，与这位日本首富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话。
在公开与柳井社长对话之前，让我介绍一下日本的这位传奇式经营奇才的经历。
柳井正，1949年2月7日出生在山口县宇部市的一家小商店店主之家，今年已经66岁。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柳井进入日本著名超市永旺集团工作。9个月后辞职，回到老家继承父亲柳井等先生创办的小郡商事。
小郡商事是一家销售男士服装的商店。1984年，年已80岁的父亲退居二线后，柳井正就任社长。但是由于受到洋服青山等男士西服大型专门店的扩张冲击，小郡商事在男士服装的经营上遭遇困难。柳井正社长决定放弃男士服装的生产销售，选择经营价廉物美的休闲服系列。他取“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之意，创建了“UNIQLO”（中文名“优衣库”）品牌。
1984年6月，柳井社长在广岛市推出第一家优衣库店，这是这家乡镇企业第一次走出乡下到城市里开店。开店后一度业绩欠佳。柳井社长经过细心观察，发现自己的这些休闲服的主要销售对象——大学生们在商店营业的营业时间，都在学校上课或在打工。于是，优衣库的营业时间改为清晨6时半至深夜10时，结果来客之多踏破门槛。此后，优衣库店向全国发展。1991年，公司改名为迅销株式会社。1999年，公司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蓝筹股）上市。
优衣库受到全国关注是在进军东京，于日本年轻人的天国——原宿店开张之后。开店之初，优衣库的服饰被东京的年轻人评为“老大爷样式，老太婆色彩”。柳井社长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毅然邀请巴黎时装设计大师为优衣库设计服装。
优衣库从1990年开始，把服装的主要生产基地放到中国，利用日本精湛的制衣技术和中国低成本、高质量的加工，生产出世界第一流的价廉物美的休闲服，一举获得成功。目前，优衣库在中国的70家加工企业共雇用了15万名员工，一年生产的服装超过5亿件。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申洲集团，是优衣库在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集团内设有优衣库的两个专用工厂，优衣库的每件服装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后才能出厂。
2001年，优衣库在英国伦敦一口气开了4家店，吹响进军海外的号角。此后在中国、新加坡、韩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相继开店，变成了一家世界著名的休闲服生产销售商。到2015年2月为止，优衣库在日本国内共有874家店，海外店铺总数也达到695家。
2013年度，优衣库的销售额超过一万亿日元，这也是日本服装企业首次突破万亿日元大关。2014年度，优衣库集团的销售额达到1.65万亿日元，净利润也达到1200亿日元。柳井社长也因此被称为日本战后继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之后的新一代“经营之神”。
优衣库于2002年进入中国，当初发展并不顺利。2006年，柳井社长大胆启用在该公司工作了近20年的中国留学生潘宁出任中国公司总裁。潘宁利用自己在中国香港地区经营优衣库积累的经验，开始在中国市场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扩张。到2015年2月，优衣库在中国共有店铺390家、香港地区24家、台湾地区55家。
潘宁出生于北京，从日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加盟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优衣库。如今，潘宁已成为整个中华区的掌舵人。潘宁从柳井正那里学到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严谨与勤勉，”他说：“我的老板非常敬业，那么多年的日本首富，有用不完的钱，可是每天他还是最早到公司。”
2006年，柳井正社长被美国《财富》杂志推定资产为42亿美元，排名世界富豪榜第78位。2009年，以61亿美元的身价成为日本首富。2010年，再度获得《财富》杂志评选的“日本首富”称号。美国销售协会向柳井社长颁发“国际奖”，成为日本战后第二位获得此荣誉的企业家。他的著作《九败一胜》《一天放下成功》等著作，已成为日本企业家们的教科书，并由我翻译成中文，已在中国出版。
我和柳井社长的对话，就从日本首富这一称号开始。
问：您连续多年进入《财富》杂志全球富豪榜，而且高居日本富豪之首，日本首富这个头衔对于您来说是一种荣耀还是一个负担？您真的感觉幸福么？
柳井社长：我感到非常幸福，也很自豪。不感到幸福的人，我想不会有吧。连续两年被评为日本首富，这个头衔对我来说不是负担，而是认为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做生意有钱当然是好事啊。
问：LV的老板是法国首富，ZARA的老板是西班牙首富，H＆M的老板以及宜家的老板也都做过瑞典的首富……如今这个时代，一提到淘金，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能源、IT、金融这样的行业。为什么事实上有如此多的富豪来自传统的服装、零售业？这说明了什么？
柳井社长：你提到很多老板是世界级富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行业与大多数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ZARA是西班牙品牌，H＆M和宜家是瑞典的，这些国家在欧洲都算不上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国家。从我们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今天在东京的“一等地”有雄伟的办公场所，但优衣库最初是从日本山口县宇部市这样的偏远小城走出来的品牌。这说明我们这样来自小地方的品牌，经过自己的努力，也能有很大的成功，也能成为首富。
还有一个促成我们成功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包括中国工厂这些优秀的合作伙伴。同时全球化让我们有机会在全球各个区域和地方进行零售和销售。几个因素综合导致我们这样的行业有很大机会成功。
问：优衣库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您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么？您会给当今立志要做富豪的年轻人一些什么建议？
柳井社长：我们选择了休闲服这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服装造就了时尚业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服装也是生活的必需品。在这个基本领域，我们一步一个脚印，靠着一件一件衣服卖出去，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通过每一个销售的过程让消费者得到满足。
对于想做富豪的人，我想说的就是，盲目追求利益，只想赚钱，将来是不会真正成功的。而我本人是很讲原则的，与其说我像商人一样追求利润，不如说我是在追求真诚，而且我从一开始就立志要做全球都认可的经营者。
我认为，要想在全球成功，就要让全世界人民都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能给他们的生活增加色彩和快乐，能做到这点的话，我想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
问：您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考虑来进行全球性的扩张，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您觉得现在是一个扩张的好时机吗？
柳井社长：我觉得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我们与中国有很久的合作关系，最早是在中国生产加工服装。现在，中国虽然还处于发展当中，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了可以享受快乐的阶段，这是一件很令人感到欢欣的事。优衣库的服装以休闲服为主，当人们的生活水准还没有达到可以享乐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是卖不出去的。所以，我们很看好中国市场，不仅要把中国作为我们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同时，我们也将把中国作为我们主要的海外市场。
我认为，中国社会已经真正进入了国际化时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在中国发展，机会难得。
问：您个人拥有这么多的财富，而且优衣库公司每年又产生很大的利润，这么多钱，您准备怎么花？
柳井社长：对于我来说，钱确实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当你口袋里有1000万日元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特有钱。但是，当你有了1个亿、10个亿，那么你的神经就会麻木。我只是一个“卖衣人”，所以在今后，我们的资金都会用于优衣库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我们不追求成为“日本最大”企业，但是我们会孜孜不倦地努力成为“世界最大”的休闲服生产销售商。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做成一件事，做好一件事，成为行业的第一，就是最大的成功。所以，我们不会去开发房地产，更不会去投资我们不熟悉、与我们的主业不搭界的行业。
至于我本人，钱再多，也只有一张嘴，两只手。再说了，日本财产继承税很高，我的大部分财富最后会送给国家。作为一名企业家，最终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也是一份快乐。
3.日本公主上学享受什么待遇
奔跑的“未来女王”
5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在东京学习院女子中学附近的路上，一位少女背着大书包在拼命地奔跑，口中似乎在喊“要迟到了！要迟到了！”
这位少女，名叫爱子，是当今日本天皇的孙女，也是皇太子和雅子妃唯一的孩子，称号为“内亲王”。从理论上来说，她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日本的女天皇。
日本一家写真杂志的记者拍下了爱子跑步上学的镜头。我们注意到，伴随爱子一起跑步的，还有4名男女保镖，他们都是宫内厅的武林高手。
既然爱子有可能成为日本未来女王，如此重要的人物为什么不直接用车接送上学？
其实，爱子和爸妈居住的东宫御所距离学校有约15分钟的车程，宫内厅为了保证爱子的安全，坚持要开车送爱子到校门口，但是遭到了皇太子的反对。
皇太子认为，如果直接送爱子上学，容易显示爱子的特殊化，更不利于爱子与同学的平等相处。因此只同意送爱子到学校附近一个常人不太注意的转弯处，然后让爱子自己步行上学。为此，皇太子还特意亲自去现场勘查，估算在哪一个转弯处下车，不太会被同学和老师注意。
从那个转弯处到学校门口，有200多米的距离，而且要穿过两个交通信号灯。宫内厅拗不过皇太子的主意，最终同意让爱子中途下车步行上学。
结果就出现了爱子怕迟到，赶紧200米冲刺的情景。
后来听宫内厅记者俱乐部的一位老记者介绍，皇宫警察本部派出的4名保镖，是不得进入学校校内的，他们伴随爱子到校门口后，就让爱子和同学一起走进学校。而且为了避免引起别的同学的注意，4名保镖平时是分散四周警戒，而不会紧随爱子。放学时，保镖也是在校门口远处等候，尽量避免显出爱子的特殊化。
爱子在2014年春天开始成为初中学生。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小学生的中午餐是由学校提供，中学生的中午餐必须自己带盒饭。学习院女子中学也不例外。
那么，爱子的中午盒饭是不是有专人做好后专程掐好时间送到学校？这是不可能的。爱子的盒饭，是自己一早从家里带上，中午和同学们一起在课堂里相聚共餐，吃的自然是冷饭冷菜。据悉，爱子的盒饭中，几乎每天都有一块鸡蛋饼，她最爱吃这一块松软的鸡蛋饼。每天一块鱼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是谁给爱子做的盒饭？宫内厅说，是爱子的妈妈雅子妃。
皇太子一家居住的东宫御所自然有御用厨师，但是，每天中午女儿的盒饭，雅子妃必定是亲自动手。她早上6时起床，开始给女儿张罗盒饭。每天花色都不一样，但是鸡蛋饼和鱼块是一定有的。7时10分，爱子带上妈妈做的盒饭离家上学。
雅子妃自己在中学生时代，也是带着妈妈做的盒饭去上学的。雅子妃自己做了母亲，她也不忘这一传承。也许她觉得，一个盒饭虽小，但是它是维系家庭温暖，让孩子感知母亲爱意的最好纽带。
贵为天皇孙女，更是贵为皇位的继承人之一，这位少女在父母的期待下，正在努力地过着平民的生活，而不是让自己变得特殊。最近，爱子跟爸爸学大提琴演奏，并参加学校的演奏团，和同学们一起登台演出。
“家有女儿初长成”，这是日本皇太子和雅子妃的一种喜悦。毕竟生下爱子，雅子妃花费了10年的艰辛与委屈。但是如何让女儿在长大成人后成为一名普通人，出嫁后削为平民还能自己洗衣做饭，照顾夫君与孩子，这是皇太子和雅子妃在认真思虑的问题，也是他们培养女儿的一个重要目标。
天皇的孙女被人打了，该怎么办？
日本闹出过一起不大不小，却也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日本天皇的宝贝孙女被人打了。打得据说还不轻，捂着肚子疼了老半天。
天皇的孙女爱子，在日本是一位特殊的人物。被打当时才8岁，小学二年级学生。但是身份是“内亲王殿下”，在皇室现有典范中，她是第三位皇位继承人。也就是说，如果日本国会修改相关的规定，几十年后，爱子有可能成为日本女天皇。
日本皇太子和夫人雅子妃为了生这个女儿，折腾了整整8年。作为留学欧美回国的女外交官，雅子本来是一心想成为日本第一位驻美国女大使。结果在一个私人的酒会上，被皇太子一眼看上。皇太子对她一往情深，甚至动用了大学恩师来游说雅子嫁给他。雅子后来说，就是因为皇太子说了一句话“你喜爱外交，那么就来做皇室外交吧。我会一生保护你”。雅子一阵激动，就跟着走进了皇宫。
日本皇室是由宫内厅管理的，而宫内厅的一个最主要任务，就是要保证皇室香火兴盛。所以，当雅子妃嫁入皇宫后，她几乎被禁止出国。宫内厅要求她做的，就是每天与皇太子睡觉，尽快生儿育女。
不知道是雅子妃的原因，还是皇太子的问题，自从1993年结婚后，反正折腾了许多年，雅子妃的肚子不仅没有大，精神上反而出现了问题。当全国人民睁大眼睛关注她的肚子如何变化时，雅子妃却尝到了“被裸露”的痛苦。因为后来她发现，宫内厅的记者们居然清楚地知道她每月是几日来例假，也知道她这个月来得是否准时。有两次，雅子妃的生理在该来的时候没来，于是日本的媒体立竿见影地做出了“雅子妃怀孕？”的醒目报道。虽然这些消息后来被证明是“假冒产品”，但是依然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
日本天皇已经82岁，身体是疾病多多，后继者的问题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现在的皇位第一继承人是长子，即现今的皇太子。假如有一天，皇太子当了天皇，他就必须立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确立新的皇太子。天皇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已经出嫁，成为平民。大儿子（皇太子）只生了一个女儿爱子。而小儿子秋筱宫则生有一男二女。按照常理，皇太子在就任天皇后，他应该立自己的孩子作为第一皇位继续人，也就是新的皇太子。但是爱子偏偏是女儿身。根据目前的日本皇室典范，天皇必须是男儿。如果一定允许女儿继承的话，就必须要修改相关的皇室典范。在天皇的小皇孙（小儿子的儿子）还没有出生之前，日本政府研究过英国王室的做法，计划修改皇室典范，以便让爱子有可能在今后继承皇位，成为日本女天皇。但是，小皇孙出生后，这一议题也便销声匿迹。有人认为，小皇孙的出生，是宫内厅的一个阴谋。
而现今的皇太子在不远的某一天，就面临着抛弃自己的女儿，立自己的侄子为皇太子的巨大压力。而这个压力的最终结果，是在爱子长大成人出嫁为平民后，皇太子自己拥有的这一皇族系列——“东宫”也就因此“绝种”消失。皇太子愿不愿意这样做？一些日本学者认为，这个问题是当今皇室的最大火药库。天皇因此也劳心劳神。
雅子妃结婚7年间生不出孩子，在舆论的压力下，终日郁郁寡欢，最后得了精神分裂症。宫内厅无可奈何，请了日本从事人工授精的第一权威、东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常住东宫。结果有了爱子的诞生。天皇一家对于爱子寄予了厚望，特地根据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子的语录“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给她取名“爱子”。
所以，作为皇太子一家得来不易的宝贝，爱子的一举一动自然牵住了日本国民的心。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健康成长，已经成为漂亮的小女孩。
东京有一个贵族学院，叫学习院。学习院从幼儿园到大学，各个层次的教育机构十分齐全，因此长期以来，皇室成员都是进这个学校念书，从幼儿园一直念到大学毕业。这似乎已经成为日本皇族的传统。
爱子也是如此，从幼儿园开始就在这个学习院里学习。然而，就在参加小学二年级的期末考试前，爱子在学校里被同学打了，而且打她的不是一个人。几个同学用脚踢她的小肚子，使得爱子疼痛难忍，倒在地上，号啕大哭。
这件事情闹大了，大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爱子的特殊身份，而是迄今为止日本皇室成员还没有人遭到过外人的殴打。
日本舆论为之哗然，不少妈妈们一齐发邮件打电话到学校，义愤填膺。而以“保卫皇家”为荣的日本右翼，更扬言要铲平学习院，抓出小凶手。
爱子逃了学，不再愿意去心爱的学校上课。宫内厅担心爱子得了恐惧症，还派了心理辅助医生前往探视。
撑了6天，在妈妈的劝说下，爱子终于答应再到学校上课，但是必须由妈妈陪同上课。结果，雅子妃成了“陪读”。皇家警卫队更是派出大量的便衣在校内外警戒，防止日本未来的皇后与女皇再遭袭击。
爱子被打这件事最后如何处理？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日本天皇与皇后在听说孙女被打后心里很难受。为了安抚这个宝贝，特地把爱子请到皇宫内吃了一顿中饭。皇后奶奶还陪她到庭院里摘了小红花。因为爱子的家单独设在赤坂御邸内，没有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皇宫，因此平时要见一次爷爷奶奶，手续还很麻烦，都得通过宫内厅传话安排。所以，请宝贝孙女吃一顿饭，就是爷爷奶奶对于孙女的最大关爱了。
那么作为父母的皇太子和皇太子妃，如何对待自己的女儿被打事件呢？宫内厅的东宫大夫（专门负责皇太子一家事务的最高官员）发表了一份皇太子夫妇的谈话稿。皇太子夫妇在谈话中表示，“这件事让国民们担心了，作为父母，我们也感到十分的痛心”。对于是否继续让孩子在这个学校念书的问题，皇太子夫妇表示，学校已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今后我们将会和学校进行协商，希望能够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皇太子夫妇采取的行动，也就到此为止。
最惨的可能是学习院，股票因此而大跌。虽然举行了记者会，学校理事长也亲自道歉。但是，宫内厅已经向学习院方面发话，不排除在新学期要求将爱子调换班级的可能。而皇家的关系人士则希望皇太子考虑将爱子送往别的学校。如果爱子真的不愿意再见到那些捣蛋鬼们的话，转学也许不可避免。这样的话，学习院不仅将失去“皇家学院”的辉煌桂冠，而且百年美好形象也将因此毁坏殆尽。
宫内厅警察队对于爱子被打事件，则表示出无能为力，总不能把打人的孩子们逮起来。因此闷声不说话。此事也就到此不了了之。
如今，爱子已经是初中生，还在学习院的中学里快乐地上学。
日本皇室的最美丽公主
“家有小女初长成”，这份喜悦如今也洋溢在日本天皇家。
2014年12月29日，日本天皇的孙女、秋筱宫文仁亲王的二女儿佳子公主，迎来了20周岁的生日。
日本法律规定，20周岁为“成人”。所以，佳子的“成人”不仅为皇室带来了亮丽的色彩，同时也为皇室带来了新的公务接班人——成人之后的佳子，可以代替父母，或接受皇室的委托行使公务。
日本明仁天皇与皇后生有二男一女。大儿子德仁亲王为皇太子，与外交官雅子妃结婚后，生下女儿爱子。爱子如今是初一女生，圆圆的脸，像母亲，挺可爱。
小儿子秋筱宫文仁亲王也许知道自己没有当天皇的可能，因此从小没有约束，以活泼调皮闻名，上大学就开始谈恋爱，大二时就狂追比自己低一年的美丽女生川岛纪子，并公开向她求婚。结果，秋筱宫在爷爷昭和天皇逝去不久，就确定了与纪子的婚约。最后在爷爷丧期满后不久举行了婚礼。婚后生下了二女一男：大女儿真子、小女儿佳子、儿子悠仁。儿子是在纪子妃40岁时生下的，比二姐小了整整12岁。
天皇的女儿清子于2005年嫁给二哥大学时候的同学好友、东京都政府职员黑田庆树。可惜，已经结婚10年，45岁的清子至今尚未生育。
天皇一家的孙辈是三女一男，虽然雅子妃和纪子妃都属于美女级，但是子女中长得属美女级的，目前也只有佳子。
佳子的姐姐真子在成人时，日本网络上炒得最热的并不是她的脸，而是她的胸。而此次佳子成人，网络上炒得最热的不是佳子的胸，而是她俊美的脸和秀美的身材。
“皇室美女”，是在佳子过20周岁生日会见记者的大照片被登上报纸后，日本男人们的惊呼。
确实，佳子像她的母亲一样娟秀。日本皇室近年来少有“色素新闻”可以成为日本社会的茶间话题，佳子是第一个。因此，在1月2日的日本天皇与皇室成员接受国民朝贺的活动中，皇宫内一下子涌进8万人，创下平成时代27年间少有的纪录，相信有许多人是为了看一眼佳子公主，因为她是第一次公开亮相。
佳子之所以会引起日本社会如此大的关注，不仅是因为她的美丽，还在于她的个性。
学习院大学是日本皇室的子弟大学，从皇太子和佳子的父亲开始，都在这个大学读书。佳子也遵循这一规矩，从小学开始就在学习院初等科上学。2013年4月，进入学习院大学文学部教育学科就读。但是，佳子对于学习院大学的生活缺乏兴趣，居然中途退学，成为皇室中第一位中途从学习院大学退学的成员。退学后，佳子与一般考生一起参加了中途插学考试，2015年4月转入国际基督教大学就读。这件事让日本国民看到了佳子与众不同的个性。
佳子从小练习舞蹈，在高中时，经常参加学校的舞蹈表演，并担任舞蹈队队长。平时她还喜欢做手工，给弟弟做过玩具。最体现她个性的是，在2014年12月下旬的20岁生日记者会见中，佳子虽然是平生第一次公开举行记者会，但是谈吐沉着委婉，又不失少女情怀，醉倒不少日本男性。尤其是在记者提出“你希望自己未来的丈夫是一位怎样的人”的问题时，佳子没有不悦，而是笑而答之：“我喜欢性格沉稳的男人。”这种落落大方的现代女性的智慧，让人们看到了皇室的一种希望。
我2015年元月2日去皇宫采访，也特意将镜头对准了佳子公主。佳子的那一份可爱，给孤寂的皇室带来一股温馨的春风。或许从她和姐姐这一代开始，日本将恢复女性贵族制度，以避免皇室无后。而现在日本网络上炒得最火的话题是：“谁能成为佳子的第一个男朋友？”
4.日本人为何拾金不昧
日本朝日电视台播了一档节目，谈到一个话题：一年中，日本人到底捡了多少钱交公？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拾金不昧”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国民的道德素质，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国民行为规范的建设水准。
电视台邀请了刚刚退休的刑警飞松五男先生来作答。这位老刑警报出的数据，确实吓人一跳。根据日本警察厅的统计数据：2013年一年，日本全国捡到现金上交给警察的总额达到189亿日元（约10亿元人民币），其中东京都达30亿日元（约1.6亿元人民币）。而日本全国总人口为1亿2000万人。日本称得上是“拾金不昧大国”。
确实，我有一次坐出租车到银座，掏出钱包付完钱，就把钱包落在出租车内。过了3个多小时，与朋友吃完饭想到付钱时，才想起钱包没了。与出租车公司联系后，公司的失物中心立即与各出租车联系，马上得到反馈的信息：“司机拿着，别担心。”第二天一早，司机开着出租车把钱包送到我家，当时真的是感动了好一阵子——因为要接待一批客人，钱包里装了有50万日元的现金。当然，这位司机老头没有把钱包交给警察，所以，这一笔“拾金不昧”，还没有计算在警察厅的统计数据中。
看完节目，与日本友人聊天，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会做到拾金不昧？”
友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丢钱的人一定很着急，如果钱包丢了的话，那么多的卡要重新办，更着急。”
第二个反应是：“拾到钱必须上交，不然会坐牢。”
于是，我理解到，日本人的拾金不昧，除了基本的道德心之外，还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上网去查询日本法律对于“拾金不昧”到底有何规定？发现规定很有趣，既照顾到了丢失者的利益，也照顾到了拾钱者的利益，以及法律义务。
首先，日本刑法第254条规定，如果拾到东西不上交的话，就触犯“遗失物等横领罪”。获得此罪的人，将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款10万日元（约5100元人民币）。
罚款是小事，但是留下“横领罪”的刑事案底，则会影响一个人的就业，甚至银行贷款等，一生失去在社会中的信誉。
日本法律还规定，拾到遗失物之后，必须在7天之内上交给警察。如果超过7天不上交的话，那就容易被控“遗失物等横领罪”。同时超过7天后，即使上交警察的话，一旦找到失主，失主可以不需要向他支付“报劳金”。即使找不到失主，这笔钱也可能无法按规定让拾金者拥有。
《遗失物法》还规定，如果失主找到失物后，必须向拾到者支付相当于遗失物实际价值的5%～20%的“报劳金”。日本社会通常的不成文规定，是10%。也就是说，我丢失的50万日元，在出租车司机送到我手里后，我应该支付给他5万日元的“报劳金”。我记得好像只给了司机4万日元。他说了“谢谢”，就走了。但是，拾到者获取的“报劳金”必须交“个人所得税”。
警察在接到拾金者上交的钱包和其他遗失物后，要做详细的登记，并必须在两个星期内在网上发布公告。东京警视厅有“遗失物认领中心”，同时各铁道公司和地铁公司也都有“遗失物认领中心”。不过，交到警察手中的，大多数是钱。而交到铁路公司手里的，大多数是乘客的遗失物品，最多的是雨伞。而铁道和地铁公司在一定的期限后，遗失物还没有人来认领的话，将统一移交给警察处理。一些非贵重物品，譬如雨伞等，则在车站内临时设摊，低价处理。
在警察发布认领告示后3个月（3个月是老刑警飞松五男先生的说法，也有资料说是6个月）之内无人认领的话，那么这笔钱或物品就全部归拾到者所有。但是垃圾清扫公司除外，因为许多失主是无意间将夹杂在衣服或旧箱子里的钱当垃圾扔掉，而垃圾清扫公司是接受政府的业务委托从事垃圾处理业务，因此即使拾到了巨款而无人认领，这笔钱也必须交给当地政府，作为预算外财政收入处理。
日本对待拾金不昧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5.日本白领为何在墓地里吃饭看书
鬼怪灵异故事常常出现在日本电视节目上，而且还拍成了不少的电影。每隔一段时间，一些电视台还会邀请社会名流或艺人亲身讲述与鬼相遇神交的经历，讲得神乎其神的样子，煞是好玩。
我曾问过日本人：日本人是否都认为这世界上真有鬼怪灵异存在？结果至少有8成的人点头称是，落得我好生奇怪。
其实，在东京也好，在日本的地方城市也好，一栋公寓楼的边上常常就是一处很大的墓地，活人与阴魂同居一处，又相安无事，也许是只有在日本才可以看到的风景。
前不久，横滨的朋友松本约我去吃晚饭。与松本夫妇有半年没有见，喝上酒就没完没了。醉了，就睡在他们家。一早起来，拉开窗帘，想享受一下阳光的美丽，结果吓了一身冷汗。万万没有想到，窗外就是一个墓地，几百座的墓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原来相隔一墙，我与阴魂们做伴了一夜。
松本太太见我脸色不好，忙问我是否昨晚睡得不舒服？我说不是睡得不好，连梦都没有做，只是觉得你们太有本事，敢做“守坟人”。
松本听了我的话，是哈哈大笑。他说在日本，人死了就变成了佛，灵魂就变成了神灵，所以与死人为邻，等于在接受佛和神灵的保佑，运气往往会很好。
松本的这一观念，与我相距实在太大。没有心思吃早饭，我就来个大逃亡。一口气跑到东京的浅草寺，先去烧了一把香，然后在观音大士前许了一大串愿，祈求不要鬼魂附体。事后，居然也安然无恙。
后来，伊藤忠商事的审议役石冈先生约我吃午饭，聊中国经济的现状。吃完中饭，他对我说，不远处有一个青山灵园，很有名，那里是看樱花的好去处。
早知道东京市中心有一处青山灵园，名人的葬礼大多在那里举办，这么多年来就是一直没有勇气去。阳光灿烂，想想大白天去看看也无妨。
青山灵园位于赤坂附近的一处高台上，建于明治十年（1877年），至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当初是作为外国人的墓地开发的，后来，明治维新以来的达官显贵都在那里安身，所以成为一处“高级墓地”。譬如，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池田勇人，在日俄战争中于中国旅顺指挥日军血战俄军的司令官乃木希典等人的墓就在那里。
小心翼翼地穿过一条小街，便看到广袤的樱花林。樱花开得正旺，粉红的一片，构成了一个“樱花隧道”。“隧道”的两侧，便是密密麻麻的墓碑，一眼望去，看不到边。
墓碑大多已经很陈旧，可见这个墓园的历史。我正思忖着要不要走进这条“樱花隧道”，发现这条“隧道”的两侧有许多赏花人。于是大着胆子往前走，居然发现有不少附近公司的白领坐在墓地里嘻嘻哈哈吃午饭聊天，更发现一位男子拿着一本书坐在一处墓地的围栏上专心致志地读着。在他们的眼里，这里不是可怕的墓地，而是一处皇家花园。
我问他们，你们在墓地里吃饭真的不怕吗？他们笑着说，都是一百多年前的老坟，估计骨灰也都没有了。你看这樱花林多漂亮，在这里吃午饭，那是一种享受。
在这群白领的鼓励下，我走过了这条长达1000多米的“樱花隧道”，还拿起相机拍下了一组镜头。
此后的一天夜里，我打车回办公室，发现司机开车居然走了这条“樱花隧道”。昏暗的路灯下，阴森森的，多少有些惧怕。司机却说，这条路是一条捷径，出租车都从这里走。他又补充一句：“人死了就成菩萨，这条路可是福地之路。”
想起松本的话，我想，对于生死，日本人真的与中国人想的不一样。
6.环保大国日本为什么不取消塑料袋
到上海出差，跑到24小时便利店买东西。买完东西，竟然不给塑料袋。向售货员要，告诉我：“三毛钱一个。”买东西装一个袋给顾客，是一种服务，为什么要收费？售货员说得很理直气壮：“现在讲究环保，国家有规定，塑料袋有害环境，所以要收钱。”既然塑料袋会破坏环境，那么给一个纸袋不行吗？纸袋总不会破坏环境吧？“没有。”售货员很不耐烦。
一大堆东西总不能抱在怀里回宾馆，于是硬着头皮给了3毛钱。嘿，没有想到，售货员给我的塑料袋不仅装不下一份报纸，而且薄如羽翼。“有没有大一点的？”“没有。”“再给我一个行不行？”“再付3毛钱。”结果我付了6毛钱，还是不得不把东西抱在怀里回宾馆，因为拎着一定会破。
第二天，遇到一位搞塑料制品加工的朋友，问及塑料袋的价格，他说：“一分钱一个。”
回东京的时候，在上海浦东机场的候机厅商店里买了一瓶酒，售货员要收我五毛钱的塑料袋费。我也问她为什么要收塑料袋费，回答的理由很一致：“国家有规定，现在讲究环保。”于是我不要这个袋，抱着这瓶酒上了飞机。
回到日本，我开始调查日本超市、便利店的塑料袋问题。
日本政府从2008年开始，也要求商业服务企业从环保的角度出发，减少使用塑料袋。但是，政府发出的只是呼吁，而不是行政命令，因为企业的行为必须由企业自己来决定。于是，一部分超市开始响应政府的号召，实行塑料袋的收费制。
永旺集团是日本第一家实行塑料袋收费制度的大型超市。我来到永旺超市，发现收款处挂着一个牌，上面写着：“需要塑料袋的，请打招呼，每个6日元。”我掏了6日元，买了一个塑料袋，发现这个塑料袋不仅大，而且特厚实。问收款员：“可以装几斤东西？”收款员说：“一般情况的话，装5公斤东西没有问题。”6日元值多少人民币？大约值3毛钱。日本的一听易拉罐饮料的价钱是120日元，这6日元简直是属于礼节性收费。收款员说：“我们只收塑料袋的成本费。”
但是，我惊奇地发现，其实顾客在永旺超市买了东西，并不需要掏钱买塑料袋，因为在收款处的边上，超市为顾客们免费准备了大量的各色纸板箱和包装盒，顾客可以用这些纸板箱装东西带回家。
陪同我考察永旺超市的中村店长告诉我，其实我们向顾客收取塑料袋钱是很惭愧的，因为向顾客提供商品的包装，本来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但是，政府有号召，我们企业也觉得做好环保工作有利于子孙后代，应该积极响应。所以，通过收取塑料袋的成本费，鼓励顾客自己带袋子来买东西，以减少塑料袋对环境的污染。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给顾客增加负担，所以我们把店里的各种纸板箱拿出来，免费提供给顾客使用，这样的话，许多顾客不需要购买塑料袋就可以把商品带回家。
我考察的第二家超市，是伊藤洋华堂。这家超市的做法与永旺集团不同，它给顾客提供塑料袋不收取费用，完全是100%的免费。但是，假如你不需要塑料袋，那么，超市奖励你2日元，也就是说，少收你2日元。
我考察的第三家店，是24小时便利店罗森。罗森公司专门派了宣传部的人来陪同我考察，结果发现罗森公司根本就没有实行塑料袋收费制度。宣传部的森本课长解释说：“其实不仅是我们这样做，日本所有的便利店几乎没有实行塑料袋收费制。”原因在哪里？森本介绍说，便利店与超市不同，便利店的顾客大多是单身生活的人，家庭主妇一般不会来。单身生活的人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到便利店买一些东西。或者半夜饿的时候跑出来到便利店买些吃的，要求他们随身准备一个拎袋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因此，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塑料袋。至于我们为什么不收钱？到便利店来的人买的东西一般很少，所需要的塑料袋也是不大，因此为了一日元两日元的塑料袋的成本费要顾客来负担，会伤害顾客的自尊心，同时也会显示我们服务得不周到。
一圈考察下来，我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日本超市即使收取塑料袋钱，也只是收取成本费，不会在塑料袋上谋利益。即使塑料袋实行收费制，但是，超市也尽可能地给顾客提供其他可替代的免费东西，譬如纸板箱。其实纸板箱一直是超市收益的一部分，但是，超市把这部分收益放弃来为顾客提供服务。第二，日本超市实行塑料袋收费制，目的是为了减少塑料袋的消耗量，以此来减少塑料袋对环境的污染（因为它不会腐烂，而且还带有有毒元素）。不是借“环保”的名义来变相地发“塑料袋财”。因此可以给不要塑料袋的顾客实行象征性的奖励。第三，日本所有的24小时便利店都没有实行塑料袋收费制，只是为了满足顾客购物的便利。
从这三点中，我们可以看出环保大国的日本消灭不了塑料袋的原因，他们觉得，为顾客提供好的购物服务与购物环境才是第一需要，保护环境是需要国民自觉来做的。
7.日本女孩为何要跪着服务
从福岛县坐车抵达山形县藏王温泉时，已是傍晚时分。温泉在藏王山脉的拥抱中，显得异常恬静。
入住的温泉酒店，叫“古窑”，因附近有一处古窑址而得名。
身穿美丽和服的女侍们早早地在酒店门口迎候，当车停稳的一瞬间，笑容满面的女侍忙着帮我拉开车门，并向我深深地一鞠躬：“欢迎您的光临。”接着就把我的包接了过去，拎在手里，引领我前往休息区落座。
酒店大堂的正中，是一个用蝴蝶兰摆成的巨大花篮造型，边上展示的磁盘显示这家酒店有着不一样的历史和评价，已故著名影星石原裕次郎和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均曾下榻于此。
一会儿，女侍拿着入住登记纸来到我面前，往地上轻轻一跪，将纸放在茶几上，请我签名。虽然经常出差，大多入住温泉酒店，但是当一位和服美人跪在你面前，让坐在沙发上的我签字，这还是头一次。
签完字，女侍起身致谢，然后一溜烟儿地跑回总台，换了钥匙又接我去房间。包还是她拎着，里面装了电脑和摄像机，还有换洗衣服，其实也够沉的，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大老爷们总不能叫一位20岁出头的女孩子替你拎包。但是她说：“这是应该的，因为你是客人。再重的行李箱，也应该是我们拎的。”
没有记住这位女侍的名字，只记得她的嘴边有一颗很好看的痣，还有一身水红的和服。
房间是和式的榻榻米居室，中间放了一张案几，晚饭时，这案几便是室内饭桌。吃完饭，案几被推到一边，就铺上软软的棉垫和被子，整个房间就成了卧室，所谓“房有多大，床就有多大”，打几个滚，那是绝对没有问题。
刚在浴室间洗了手，就听见轻轻的敲门声，一位女孩的声音。打开门，见到另一位女侍端着一盒糕点向我深深地一鞠躬：“您一路辛苦了。”进入房间后，她先朝我跪下，很优雅地将整个身子贴在榻榻米上向我行了一个大礼：“再次欢迎您入住我们的酒店。”我立马端起相机拍了她一张。
她起来给我泡茶，并说这盒点心请我品尝，是山形县的名产，里面裹着今年秋季刚刚采摘的栗子。
山形县位于日本东北地区，是一个多丘陵的地带，因为山水清丽，农产品又异常丰富，加上到处是温泉，山形的女孩子，皮肤大多是白里透红，称为“桃花红”。
女侍估计也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女生，长得很有古代大和女子的典雅，眼睛虽然不是很大，但是给人以很纯真温柔的感觉。她说她的名字叫悠。我说：“那不是跟天皇的孙子同名吗？”她很开心地笑，说：“是啊，可是我取得早，不过看来是一个好幸运的名字。”
悠是刚从大学毕业到这家温泉酒店工作的。她一边给我倒茶，一边对我说，每天的工作就是迎送客人，晚饭时，还要负责给客人送菜。往往是一个人要负责几个客房的客人，所以会很忙。
我是她最近一个月接待的第二位中国人。她说，几个星期前，有一对香港地区的夫妻到这家酒店来住过。悠不会说中文，但是“谢谢”的发音很准。她说是她的一位中国同事教她的。
后来，悠把她的中国同事叫来，那是一位和我同样姓徐的本家姑娘，老家在辽宁省抚顺市，今年3月刚从福岛大学毕业，然后加入这家酒店，今后将负责中国市场的开拓工作。徐家小妹也穿了一袭和服，看上去已经很日本化了。
我问悠：“酒店的接待礼仪为何这么重？”悠说，客人能够来我们酒店，便是我们的上帝，没有客人，我们就要倒闭，因为我们的工资是客人们给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以最高的礼节来迎接每一位来店的客人，不允许让客人带着一点的遗憾回去。
这些话，从一位刚离开校门加入温泉酒店工作的女孩子口中说出，我脑子里打出了一个大问号：谁教育了这些年轻的女孩子，让她们可以做到如此真诚地待客，又可以把每一个细节做到如此极致，无可挑剔？
悠说：“这是很简单的事，只要用心做事，谁都可以做到的。”
记得一位中国留学生在我的微博上写过这样一段话：虽然我在日本边打工边上学，很辛苦。但是，当我从小酒馆的洗碗房里出来，走进东京任何一家商店，都可以看到真诚相迎的笑脸，没有人会因为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穷学生而看不起我，所以我从他们的笑容和真诚的接待中，可以轻松地找到做人的尊严。
我和悠拍了一张合照，我说我下次一定还会再来，而且还会带中国朋友来。在这里，不管你出身贵贱，身价几何，都可以获得最高的人格尊重。
悠又是深深一鞠躬，说：“请一定来，我们这里的温泉真的很好。”那口气，好像这温泉酒店是她家开的。
8.拯救万人生命的播音天使为何得不到表彰
晚上下班回家，收到一个纸板箱。打开一看，是一箱的菠菜和萝卜。前几天刚好收到过朋友给我寄来的菠菜，我想怎么过年老是像要饭似的，时不时地收到一点儿救济粮。
仔细看了寄菜人的地址，才发现，这箱蔬菜来自日本的地震灾区，是宫城县南三陆町的山田贤次先生给我的礼物。
我想起了他。2011年4月，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一个多星期，东北新干线还不通，我取道岩手县，搭乘汽车来到宫城县地震灾区，到受灾最严重的南三陆町采访。在一处避难所里，见到了山田先生。
当时山田先生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当时正围着一个大锅烧饭。柴火噼里啪啦地响着，映红了山田先生的脸，感觉他特像一名专业伙夫。后来知道，避难所里100多号人，就靠这个“大锅饭”充饥。
我和山田先生聊了好久。他不到50岁，地震发生时，山田先生刚好在公司里上班。公司就在南三陆町的城区里，那里靠近海边，是一处平地。自己家里的房子因为建在山坡上，在这次地震中只是裂了缝。但是，住在海边的父母却被海啸卷走，当时连遗体都还没有找到。每天烧完午饭，山田先生都要去遗体收容所，看看有没有新的遇难者被搬运进来，查查是不是自己的亲人。
山田先生边烧饭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地震发生后20多分钟，町里的防灾高音喇叭开始响起了急促的呼叫声：“海啸马上就要来袭，请住民们立即撤离到高台上，立即撤离到高台上。”
山田先生说，这位播音员名叫远藤未希，那年24岁，登记结婚刚半年，还没来得及办酒席。
听到广播呼叫声后，居民们开始离家逃生。山田先生离开公司正准备驾车去接父母时，港湾处已经传来了海啸的轰鸣声和房子被撕裂的恐怖声，山田先生只好朝山坡地跑。等他跑上山坡，发现十几米高的海啸已经淹没了半个城区。但是，这位远藤还在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催促大家赶快离家避难，自己没有逃。“也就5分钟时间，我在山坡上看着海啸疯狂地卷没了远藤小姐广播的防灾中心，广播‘滋’的一声，突然中断了。当时还看到防灾中心屋顶上有几个人抱着发射天线杆在海啸中挣扎。这女孩，责任感太强了。”
这场大地震和大海啸导致南三陆町70%的房屋被海啸卷走，17000人的小镇，死亡455人，至今下落不明640人。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就像山田先生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远藤小姐直到生命最后一分钟的至死呼叫，这一万多人可能也就被海啸卷走了。
山田先生陪我去看了远藤小姐奋斗到最后一刻的那个防灾中心，三层楼只剩下一个铁框架。周边一片废墟，比战争遗址还要惨烈。
回到东京后，我给山田先生寄送了一个包裹，里面放了一些防灾取暖用品和食品。一直担心他会收不到，因为送货公司不敢给我保证。后来总算来消息说，东西寄到了。
后来，我看到了有关远藤小姐的报道。报道说，海啸退却后，她的父母和丈夫到处寻找她，一直未能发现她的身影。直到地震后一个多月的4月23日，搜索队在附近的海上发现了她的遗体。虽然已经辨认不出原先的模样，但是由于她的手腕上还戴着丈夫送给她的五彩手绳，终于安静地回到了亲人的身边。
可幸的是，逃到山坡上的居民当时用摄像机拍录下了远藤小姐呼叫大家赶快逃命的声音，还有海啸摧毁城区摧毁远藤小姐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防灾中心的镜头，这段录像被电视台播放后，引起了日本社会极大的反响。日本网民们为远藤小姐建立了一个追悼视频网站，并送给她一个“救灾天使”和“南三陆町女神”的美誉。
我原本以为，日本政府应该会表彰这么一位勇敢的女性，不能给一个“国民荣誉赏”，给一个“五等荣誉赏”也行。但是过去4年，日本政府对这场大地震中涌现出来的各种英雄人物，没有一点儿的表彰和奖励，好像不需要这个程序，不需要这份鼓励似的。
当然，日本各大电视台也没有搞个“感动日本十大人物”评选，远藤小姐就像她的遗体被悄悄地火化了一般，无声无息消失在这个世界中，就连一座好的坟墓都没有。
我很失望，也很纳闷。带着这一疑惑问了办公室的日本同事，他们告诉我：日本人做了好事，是不喜欢张扬的，觉得张扬自己，是很难为情的事。而作为政府和媒体，当数百万灾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不忙于去救助他们，而搞什么表彰，会遭到灾民们的反感。再说了，在一般人的眼里，远藤也只是近两万名遇难和失踪者中的一员，这么多人遇难，远藤家如果得到政府特别厚待的话，家人会担心遭到周围灾民的白眼。“公平”，是日本社会不二的法则。
“英雄，是活在人们心里的。”他们说。
山田先生给我附了一封短信，说这些蔬菜是他在家附近的一个小小的塑料棚温室里种的，收上来后，分给周围的灾民们吃。看了电视，知道这几天是中国的新年，就给我采摘了一些寄过来。
望着这箱蔬菜，心里感觉到特沉甸。晚上啥都不吃，就洗了几棵菠菜在热水里烫了烫，蒸了两个馒头。我想，该“忆苦思甜”一回——其实依然豪华。
我给山田先生打了致谢的电话，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埼玉县政府决定将远藤小姐的事迹单独编写一个教材，取名《天使之声》，供全县的中小学校道德课使用。
山田先生还说，他遇到了远藤的妈妈美惠子，美惠子女士说：“女儿在最后时刻一定很恐惧，做妈妈的没能守护住她，真是对不起她。”
9.日本为何允许女孩16岁结婚
日本有一条法律很怪：允许女孩子16岁结婚，但是规定成人年龄必须是20周岁。
日本《民法》是在距今137年前的明治维新时代制定的，1876年公布的《民法》第731条规定：女16岁，男18岁，准予结婚。《民法》第4条则规定：“满20周岁，为成人。”
16岁女孩既然未成年，为什么又允许其结婚，允许其过性生活生儿育女呢？《民法》没有解释。日本社会学家的解读是，可能是受了中国古代“二八剖瓜”一说的影响。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平均寿命只有50几岁，因此期望女孩早点结婚生育孩子。不过，现在的日本女孩16岁想结婚，需要父母等监护人的签字同意，不然得不到法律承认。
有趣的还在于，女孩16岁，男孩18岁结婚后，虽然还没有到20周岁的年龄，但是在法律上，承认其属于“成人”，理由是因为其可能已经是为人之父母，必须承担起养育后代、教育后代的责任。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将成人的年龄规定在20周岁，而不是18岁？《民法》上也没有解释具体理由。日本政府迄今为止的解释是：“20周岁时，身体和精神趋于成熟。”目前规定“20周岁成年”的国家，除了日本，世界上还有泰国、新西兰、突尼斯、摩洛哥、巴拉圭和中国台湾地区。虽然前几年曾经有过将成人年龄降为世界一般的18岁的议论，但结果是不了了之。反对者说：我的爷爷奶奶是20岁成人，我的父母也是20岁参加成人节，我变成18岁，怎么都感觉怪怪的。看来，“日本文化”还真顽固，虽然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经规定了成人的年龄，但是举办“成人节”却是战后的事情。查了资料，日本的“成人节”是在战败后不久的1948年，由日本政府发文做出规定，这一天，全国放假。
2000年之前，“成人节”定在1月15日的小正月这一天。但是，由于1月15日有时难以与周末相连，因此许多父母难以请假陪孩子过节。因此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调整时间，规定将1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作为“成人节”，事实上实行了“三连休”。
成人仪式是由各地政府主办的，由市长、町长或村长主持。仪式主要分为四个内容：一是市长发表勉励讲话；二是新成人代表发表励志誓言；三是来宾祝词；四是市政府等向新成人赠送纪念品。
新成人代表在成人仪式上做何种发言？兵库县加西市的成人仪式上，小伙子代表的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自从我们出生在这个城市，无论是家人，还是地方政府和家乡父老，给予我们极大的厚爱与支持，因为你们的关怀，经过20周年的岁月，我们今天终于顺利地迎来了成人式。谢谢爸妈，谢谢乡亲！
今天，我们深深感谢市长温馨的祝词，感谢来宾的祝福。同时，我们作为在和平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深感自己必须要用双手去构筑自己的时代，为此我们需要自觉地磨炼自己的意志。
今天，我们迎来了成人节，人生也将开始新的一页。到现在，作为还未成熟的我们，还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们拥有创造新时代的时间与机会。虽然会面临失败，但是如果不付诸行动，不仅会失去宝贵的时间，而且我们也将失去未来。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开创崭新的时代。请各位先辈给予我们鼓励，给予我们力量，给予我们鞭策，我们会努力成人，为家乡、为日本、为这个世界贡献力量。”
福岛县的成人仪式上，在大地震中遇难的同学好友的照片也被捧入会场。
各地政府的成人仪式，大多在市民礼堂举行。但是也有别出心裁的政府，譬如东京迪士尼乐园所在的千叶县舞浜市，最近十几年，都在迪士尼乐园为该市的年轻人举行成人仪式。而成田国际机场所在的成田市，今年则把成人仪式搬到了成田机场的出发大厅，为机场做宣传。更有不少新成人到神社、寺院参加成人仪式。
参加成人仪式的年轻人的服装是有特别讲究，女孩子必须穿和服，而且是成人式专用的那一种艳丽和服，同时配小包和白毛围巾。男孩子大多也穿黑色男式和服，或者西服。为了满足这一普遍的习俗，母亲必须早早地为孩子准备和服，当然有钱人花费100多万日元买一套在所不惜，没钱的可以去租一套。当然也有母亲穿过的，代代相传的“传家和服”。
对于许多女孩子来说，“成人节”是第一次正儿八经穿上里三层外三层的全套和服（不是简单的浴衣），因此自己一个人是绝对穿不上的，这个任务就由妈妈来完成，甚至请专门的和服公司的女职员帮忙穿戴。
这里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每一年的“成人节”的夜晚，情人旅馆总是生意最火爆。但是，女孩子要离开情人旅馆时，如何把和服重新穿戴好，是最犯傻的事情。于是催生了一项“上门服务”，情人旅馆里专门聘请临时的穿戴专家帮女孩子穿戴，当然穿戴一次得支付5000日元（约300元人民币）。这个钱到底是由女孩子掏，还是男孩子付，还真的不知道。
10.日本女星为何不拜金
日本当今最红的女影星之一真木阳子（26岁）突然宣告结婚，并坦承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这一消息令许多影迷伤心流泪。
真木在2012年年初播放的一部电视连续剧《SP》中扮演一位政府要员的贴身保镖，获得了极高的人气。真木还有一喜，那就是通过了日本化妆品公司老大“资生堂”的严格挑选，成为资生堂美容品的形象代言人。
所以，当真木把宣告自己结婚的传真发给新闻媒体后，这一消息立即成了晚报的头条。然而，人们更多关心的是，这么一个大美人到底嫁给了谁？
事实上，享有这个艳福的男人不是大款，也不是高官，而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与真木同龄，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才4年。两人是通过朋友的介绍于2008年认识相爱的。也就是说，真木在与丈夫交往时已经对于他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知道他是一个没钱但富有上进心的好青年。
无独有偶，比真木早两个星期宣告结婚的日本另一位大名人——富士电视台的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佐佐木恭子也嫁给了一位公司的小白领。两人也是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的。只不过这位小白领丈夫在一家证券公司当小课长，算是有一官半职。
金秋时节，日本女星们赶上了一个结婚的高峰期。我依据日本媒体报道的统计发现：女影星酒井美纪嫁给了东京一家医院的医生；女影星长谷川京子嫁给了高中毕业的新兴作曲家新藤晴一，两人是2009年春天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女影星川岛直美嫁给了一个做法式糕点的师傅；女影星佐田真由美嫁给了一个普通的公司白领；NHK电视台的主持人兴芝由三荣嫁给了一位体育明星经纪公司的职员。也就是说，这么多在近期结婚的女星中，没有一人是与大款和高官攀亲。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似乎会感到很意外。
为什么日本这些名气大，而且漂亮的女影星都愿意下嫁给一些普通的公司职员？日本艺人经纪公司的松田部长给我做了三点解释。
松田部长说，首先是日本女影星很讲究志同道合，只要这个男人对她真好，而且能够理解她的事业，不管他地位高低，是不是富翁，她都愿意嫁给他。所以，日本女影星所嫁的男人，大多是三种人：一是自己喜欢的男人，只要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行；二是同行，经常一起拍片容易产生感情；三是电影或电视制作人员，包括导演和摄影师。
其次是日本女星，包括有些品味的女人们大多不喜欢“暴发户”式的人物。因此像房地产开发商、基金经理，包括一些企业老板，都不是她们喜欢的对象。虽然这些人有钱，但是同时也有“奸”的负面，在演艺圈里，以上这类人都不属于志同道合者。同时，女影星们自己多少也有些钱能过一般人的日子，大富大贵的少奶奶生活反而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最近几年，嫁给所谓有钱人的影星就是一个奥菜惠，做了一个IT老板的太太，结果因为受不了先生每天忙于工作，一年半后离了婚。离了婚后再回归影视圈，就没有人用她了，很可惜。
最后是日本女星们往往把演艺看作一份工作，而不是自己一种骄傲的资本。她们知道自己的事业大多是一种青春饭，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成名不仅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更多的是经纪公司的培养、电影公司与电视台的抬举及工作人员的辛勤配合。因此，她们会把自己的“名气”看得很实在，不会让自己狂妄。一狂妄，就会失去大家的信任，也就会断送自己的演艺生涯。所以，她们更愿意过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看来，在日本，有钱男人不一定就能找到美女影星或美女主持做太太，因为日本女影星们不拜金，也不攀附高官，只求实在生活。
11.日本女人选择老公的三大条件
到北京采访“两会”，前后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采访、写稿，还要处理来自东京的各种公务，确实累得有点儿要趴下。
总理记者招待会结束后，立马收拾行李往首都机场赶。本来晚上5点半的飞机，因为大雪而延误，结果在机场苦等了几个小时。
飞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时，已经是深夜1点钟。机场派了许多的车在等候，并挨家挨户送乘客。所以，把我送到家时已经是凌晨3点钟。虽然很晚，但是还是很感激羽田机场员工对乘客认真负责的精神，因为他们回到家也许要到天亮。
因为要赶到社里开周一例会，也没有睡几个小时就起了床。到了久违的办公室后，社里的同事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朝日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上宫菜菜子结婚了。
上宫是我的朋友，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中，属于很知性的一位。她出生于东京，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小时候在美国生活了6年，英语讲的是自然很棒。后来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学了西班牙语。结果西班牙语没有用上，却成了朝日电视台体育节目的主持人。
打电话过去祝贺，听得出上宫的心情十分愉悦。她说“结了”，并称要带老公和我一起吃饭。问先生是在哪里做事。上宫说，是在一家小公司里上班，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两人恋爱已经6年了，自己马上要奔30岁了，所以就结了婚。
对于上宫嫁了一位小职员，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因为日本漂亮的女影星也好，名歌手也好，电视台的主持人也好，很少有嫁企业老板的。不是她们不愿嫁有钱人，而是觉得找丈夫，志同道合最重要，有没有钱是次要的。
日本新闻网刊登了一条消息，说日本女性选择丈夫时，已经把以往的“高收入，高学历，高身材”的“三高”标准抛到了脑后，换之以“有共同的价值观，性格相符，有稳定收入”的三个新标准。
报道引用日本一家生命保险公司的最新调查称，25岁至34岁未婚女子中，寻找丈夫的条件，第一位是“价值观相同”（62%），其次是“金钱的感觉一致”（27%），第三是“工作安定”（26%）。而以前所追求的“三高”条件中，“高收入”已经退居到第九位（12%），“高学历”退居到第19位（1.7%），“高身材”退居到第20位（1.5%）。
另外，对于男性的年收入的要求，平均为552万日元。这一要求与日本国税厅公布的日本男性公司职员平均年收入533万日元的水准几乎一致。也有女性提出，如果真的相爱的话，对方哪怕只有一半的收入（270万日元）也不在乎，只要能够生活就行。
在有关“结婚可以获得莫大的财产”和“结婚可以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选择中，只有33%的人选择了“财产”，而67%的人选择了“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看了这条消息，很有感触。因为在北京这些天，常有与朋友开饭局的机会，谈起中国女性找对象一事，大家的条件几乎是“没有房子免谈，没有学历免谈，长相一般免谈”。并有理论称，结婚是女人改变自己生活质量与社会地位的最好机会，不趁机卖一个好价钱，亏。因此，女演员、女歌手、电视台的美女们，几乎是“没钱没官”的不嫁。更是听到，中央电视台的某某主持人嫁了省长，还有某某的丈夫是哪个部的司长，而某某的丈夫是河北的房地产大亨。大家说这话时，眼里充满羡慕，显然也充满嫉妒。
于是我想到，日本女性在欲望横流的社会里，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状态中，能够回归爱情与婚姻的纯真本性，只求与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趁机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这是难能可贵的。就像上宫小姐，作为一名知名度很高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对于相恋6年的男友不离不弃，明明知道自己的男友只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但是还是嫁给他，仅仅因为自己爱他，有共同的语言和理想。
上宫的新居是租来的房子。她说，结婚后还会工作，等有了钱，再考虑买房子。我知道，上宫的父亲是日本一家跨国公司的部长，算起来也应该是世界500强之列，不缺钱。但是，上宫这次结婚，显然没有向父亲要一分钱。她在读大学时，就已经开始自己打工挣学费了。
那么，日本女人谈恋爱最在乎男人什么呢？
东京这几天特别干燥，日本气象厅说，已经有35天没有下雨下雪，空气的湿润度只剩20%，赶得上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了，因为那里常年的湿润度也只有12%—22%。
约了几位狐朋狗友到六本木吃饭，每个人都像是刚从阿富汗回来似的，围巾把脸裹得严严的，生怕干燥的寒风撕裂美丽的脸。
这顿晚饭，有一种半约会和半相亲的味道，因为刚好六个人，男女各三个。哈哈，我绝对无意于做“媒爹”，只是觉得男女搭配，吃饭不累。
席间谈起一个话题：“女人与男人谈恋爱，最在乎男人什么？”三个女人中，英子的发言最积极。她说：“男人的清洁感。”这一答案很是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猜想，应该是身高与体魄。
玲奈和朝衣居然很赞同英子的观点，使得我们三个男人不得不摸摸胡子，想找镜子瞧瞧自己的丑脸。
28岁的朝衣，接近“剩女”的临界点，似乎有受过伤，谈起男人来，满腹怨气。她说，“以前总以为不修边幅的男人很帅气，真的成了自己的男人后，发现“脏”是天敌。挣钱多少倒是小事，我也在上班。头发一天不洗，油腻腻的。胡子拉碴的，碰到脸就难受。尤其是脸油晃晃的，看了就糟糕。到了晚上不洗澡，不换内裤，绝对不会让他碰。”
“一个清洁的男人，给人以一种健康与青春的感觉，在一起就会有好心情。这跟男人喜欢亮丽的女人一样。”这是玲奈的总结。
玲奈的话，传到我这个“半老徐爹”的耳朵里，很是刺耳。“青春的尾巴都已经没有了”，悲叹的不仅仅是我，还有贤俊先生。这位老兄虽然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但是年龄已经接近“大圣”级，而且领口上有一圈异色的东西，光棍总是这样。
“我得去测测皮肤，看看能用什么化妆品保保脸皮”，这是我和大家道别时，脑子里闪过的一个念头。
佳丽宝化妆品公司公关宣传部的山田真司先生给了我一个机会，说在他们那里，有一个专门的教人如何美容的教室。
呼啦地叫上几个男人一起去，遇到了美女化妆师。很抱歉，没有记住她的名字，看上去40岁左右，据悉实际年龄已经很不一般。
化妆师一开头，就给我测试皮肤。人生头一遭，好一阵紧张。皮肤给放大到银幕上，皱纹都变成了高速公路。
测试结果如下：皮脂率38，水分70，皮肤年龄42岁。（请热烈鼓掌！比我实际年龄年轻。）
美女化妆师给我的建议是，每天早晚必须用洗面膏洗脸，因为我属于油脂皮肤。洗完脸后，一定要用化妆水敷脸，以保持皮肤水分。最后要用乳液，以保护皮肤滋润。“长此以往，你一定会比同龄人年轻，说不定还会有桃花运”，美女化妆师最后给我的临别赠言，让我忘不了她那可爱的脸。
看到一份行业报告，说日本著名的化妆品专业网站COSME向56800名网友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有86%的女性表示自己“在乎男人的清洁度”。在乎的顺序是：第一，头发整洁度；第二，脸的干净度；第三，体味；第四，鼻毛；第五，服装清洁度；第六，腹肚凹凸度。
走进日本的百货公司或药妆店，系列男士化妆品、止汗剂、生发剂、男士香水等，到处都是。富士经济研究所的市场调查报告说，2014年，日本男士化妆品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600亿日元（约85亿元人民币），而且每年以15%以上的增长率在增长。其中脸部护理用品市场为230亿日元，身体洗浴与护理用品为190亿日元，喷发剂定型剂为250亿日元，生发剂为370亿日元，头皮清洁去屑等用品为490亿日元。
看来，女人的眼睛真能催生男人的市场。不知道，再过50年，日本男人会不会抹口红？
12.日本女人为何很少举报情人
看到国内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贪官有七成是被情人举报的。当年同床欢悦的情人，为何最终会成为“杀手”？想想还真难理解。
参加东京的一个“中国问题研究会”，大家谈起了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日本男人睁大眼睛摇脑袋：“为啥要举报？为啥？”而女人们的反应则是：“哎，好冷漠啊。真难想象！”
顺着这个话题，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日本女人为何很少举报情人？”
大家七嘴八舌，回答的理由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三点。
第一，日本女人与男人发展情人关系，主要是因为感情，其次是渴望性爱。以金钱为目的的情人关系，一般只发生在艺伎之中，当然这是日本以往的一种旧有的文化，有钱有势的男人总是喜欢包养艺伎做外房。但是，艺伎被终止包养关系后，是不会张扬的，这是职业道德，因为已经获得了经济利益。
第二，在日本做官，无论是当大臣（部长），还是当市长，千万双眼睛盯着你，政敌们巴不得抓到你什么把柄，因此，日本官僚很少有机会贪污受贿，也没有机会让情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进入公务员队伍，或提拔当官。情人跟着这样的官僚，是捞不到太多的政治与经济的好处，除了一份感情。所以，即使反目，事实上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举报。
第三，日本女人有一种特别的羞耻心，觉得自己做了别人的情人，一旦败露，会从此抬不起头来。所以，即使被人发现，也是低调躲避。而老婆们更是不会跑到市政府大吵大闹，因为日本社会有一句谚语，叫作“给老婆的是牛奶，给别人的是小便”。一种很阿Q的心理。结果是，发现丈夫婚外恋后，要么离婚，要么每月照收老公的钱袋子。最典型的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的夫人，在周刊杂志抖搂出鸠山婚外恋的消息后，夫人会见记者，流着泪说了一句话：“如果是事实的话，那都是因为我没有照顾好鸠山。”
所以，在日本，假如情人举报情郎，首先遭到社会舆论批判和歧视的，往往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因为情人关系本来就是“大人的游戏”，当初你情我愿，没有谁对谁错。一旦反目成仇，就举报自己的情人，那首先是女人的道德出了问题。而道德出问题，是无法获得他人同情和原谅的。在讲究团队精神的日本，一旦自己被孤立，无异于自杀。
确实，在日本很少听到情人举报情郎的事，最多的是在情郎去世后，通过出书或接受媒体采访的形式，透露出自己的那一段情。
我想起一个故事。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爱上了秘书佐藤昭子，并把她发展成情人，并生了一个女儿。当然田中封口工作做得极佳，无人知晓这一事实。后来，田中因为收取企业行贿资金而被捕，警察也找到了掌管田中财务的佐藤，不管警察如何恐吓和利诱，佐藤是一口一个否认，账面上的错误全揽到自己的身上。田中被逮捕后，佐藤一有机会就去探望。田中去世后，她什么也没争，也没要名分，几十年始终独自支撑着没有田中的“田中事务所”。直到自己过了70岁变成了老太太，才写了一本书，透露自己与田中的那一段至深的感情。
当然，像佐藤昭子这样的忠诚情人也是少数。但是，查阅日本网络资料，也确实找不出那种落井下石、置情郎于死地的女人。
文章写到这里，觉得还没有完全写透，就干脆不写了。
13.在日本撒谎将会付出什么代价
有网友给我留言，说：“徐先生，你应该在日本称自己是徐福的后代，这样日本人就会服你。”哈哈，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日本有一种传说，说当年率领3000个童男童女前往蓬莱仙岛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秦朝方士徐福，后来到了日本，并成为日本的第一代天皇，叫“神武天皇”。
不瞒大家说，我还真的充当过一回“徐福的后代”。有一次陪客人去富士山游览，日本导游带我们去了富士山五合目附近的一处茶室，茶室的周边长了许多红果子的灌木，开茶室的女主人就把这些红果子摘下来泡酒，搁在店里卖，称“长生不老酒”。我觉得好奇，问女主人：“这是长生不老果？”女主人说，这就是当年中国人徐福来日本寻找的长生不老之药。她还说：“我就是徐福的后代，名字叫‘羽田’。”她拿出名片，上面还真的写着“羽田久美子”。“羽田”在日本的读音和“秦”是一样的，查了字典，也确有“羽田之姓来自秦人”的说法。她还说，富士山下住了好多秦人的后代，大家都姓“羽田”。
我也给了她名片。她不看还好，一看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不放，说：“你是徐福的孙子？”她这么一说，倒是吓了我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与徐福有什么关系。但是羽田女士就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党组织，大声招呼服务员老太太上茶。末了，还要送我两瓶“长生不老酒”，并拉着我一定要合影留念。
回家躺在床上，想想不对，我这不是和日本天皇在称兄道弟吗？
我没有去查自己与徐福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想，动用千万警察也难以查清这2000年以来的事。但是在日本的中国人中，确实有人在一夜之间可以挖掘出自己是孔子后代的“事实”，表明自己是“第XX代孙”。这一招其实也管用，单纯的日本人中还真有人吃这一招。虽然孔子的后代据说有200多万。
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加上岛国的保守性，因此总体上是很排外的。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英雄却十分敬重，譬如孔子、三国英雄、孙中山，等等。为了尽快融入日本社会，并尽快在日本社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来日本的中国人，大家各自施展才华努力打拼，十分辛苦，自然也有人想到了“借光”这一捷径。我已经遇到过李白的孙子、宋庆龄的远方亲戚，还有诸葛亮的第几代孙。最为离奇的是，有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大姐，居然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了“爱新觉罗”。
但是，也听到过一个笑话，有人自称是中国现今某领导人的侄子（没敢称亲生儿子），结果惊动了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害得这些人内侦外察，忙乎了好一阵子，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结果这位老兄被人盯上了。
一位姓孔的哥们儿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很响亮的话：“不骗日本人骗谁？”这句话让我心惊肉跳了好一阵。
最近，日本社会终于对我们在日本的中国人的“不诚信”开了刀。青森县的一所大学一下子开除了140名中国留学生。我打电话给相识的一位教授问原因，他告诉我这些中国留学生其实很可怜，本来就是农村的孩子，偏偏在填写个人资料时要说“我的爸爸是市长”。也有的孩子在申请入学时，写了自己家里有多少的资产可以担保，但是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当然也有一些学生不上课，忙于打工。
青森这所大学的这把火，在日本社会引发了一个“中国人诚信”的问题。据悉，日本已经有多所大学开始对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资料进行核查，一旦被发现造假，后果很严重。因为在日本有一条罪名，叫“伪造文书罪”，凭这个罪名，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你逮捕送回老家。
日本新闻网也报了一条消息，一位在广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女留学生，其博士论文居然抄袭日本庆应大学一名副教授的著作，被学校剥夺博士学位。
日本是一个讲究诚信的社会，没有人在乎你爸爸是不是“李刚”，但是在乎你有没有说真话，哪怕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日本人，我爸爸是山沟沟里老实巴交的农民，我相信日本人也会对你肃然起敬，因为他们会认为你很不简单，居然能凭自己的努力来到日本留学。但是如果你欺骗了一次，那么就会失去人们对你一生的信赖，这就是日本社会“诚信”的约定。
这几天还看到一条新闻，说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最近很生气，停牌了两家中国上市企业，因为这两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纽约市场上市时提供了假的财务报表。同时，该证券管理委员会还对100多家在美国借壳上市的中国企业进行财务与信誉调查。美国人说了一句颇能给一些同胞警示的话：你可以来美国圈钱，但是你必须承担圈钱的法律责任。因为一旦股民们发现你的财务报表作假，那么他们可以把你告上法庭，让你倾家荡产。中国人也许只想到了发财，还来不及发现发财的背后还有着巨大的法律责任。但是从今天起，你必须知道：任何一个谎言都隐藏着灾难，伴随着责任。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的父母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之类政治运动的苦难之后，常常教育我们一句话：“遇到生人不要说真话。”于是我们学会了说谎话，还心安理得。但是，日本的父母从小教育孩子：“遇到任何人都要说真话，除非你不说。”于是日本的孩子少了些“狡猾”。
我很理解，在中国，有时候不“狡猾”的，还真难唬住人、办成事。但是，至少到了日本，还真需要“入乡随俗”，不然付出的代价会是巨大的。
14.日本著名科学家为何上吊自杀
世界著名的细胞再生学专家笹井芳树死了，是在自己办公室的走廊里上吊自杀的，年仅52岁。
笹井先生没有贪污，没有受贿，没有养女人，也没有找小姐，只是因为他指导的一名女博士在新型万能细胞STAP细胞研究中所获得的成果遭到学术界，继而是舆论界的质疑，作为指导者的他也因此遭到弄虚作假的怀疑，因此，精神遭受极大的苦痛，最后选择告别这个冷漠的世界。
没有比笹井芳树先生的自杀更令今天的日本社会感到巨大的震惊。
让我们简单地来回顾一下STAP细胞事件。
2012年，轰动日本社会的一起科学新闻，是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先生发现培育的iPS万能细胞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安倍首相特意会见山中教授，赞赏他为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同时，日本政府从文部科学省的预算中拨出一大笔经费，支持山中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尽快将iPS细胞实用化，引领日本新医学产业的发展。
正当日本举国把山中教授的研究当作“未来的神业”的时候，2014年1月，总部位于神户市的日本国立理化学研究所突然宣布，该研究所的研究员、30岁的女博士小保方晴子发现了STAP细胞，日本学术界为之哗然。
如果我们把iPS万能细胞视为桑塔纳轿车的话，那么STAP细胞就是一辆宝马。有学者将发现STAP细胞视为当年发现“地动说”一样的伟大。
iPS万能细胞利用病毒将四个基因送入皮肤细胞，促使普通的皮肤细胞产生变化，最后成为带有胚胎干细胞性质的细胞，被通俗地称为“皮肤干细胞”。它的诞生仿佛给沉寂一时的国际干细胞研究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不仅因为它能避免人体胚胎克隆技术引发的伦理争议，更由于它突破了以往只能利用卵子和胚胎的取材限制，其高效、便利为再生医学应用打开了大门，为未来干细胞用于个体治疗带来希望。
而STAP细胞，则是运用将皮肤等的体细胞在弱酸性溶液中浸泡30分钟左右的方法，成功地研制出新型万能细胞。这种万能细胞可以生成人体的各种组织，比iPS万能细胞只能再生皮肤的成果相比，这一成果被认为是颠覆生命科学常识的划时代重大成果。当年1月29日，这项研究成果刊登在英国科学杂志《自然》电子版上。论文的作者除了小保方晴子之外，还有其指导教师、日本国立理化学研究所发生与再生科学综合研究中心的副中心长笹井芳树等专家。
但是，在论文发表不久后，有外部专家指出，论文中的图像不自然，疑似被加工过。一些国外同行也用论文介绍的方法重复实验，却无法获得理想的结果。于是，日本学术界开始怀疑论文造假。日本理化学研究所随即对研究过程展开调查，认为论文照片确实存在挪用现象，并在保存的细胞样本中检出与实验不符的遗传基因。包括小保方晴子在内的4名主要作者中的3人同意撤回论文，但小保方晴子留学时代的指导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的查尔斯·维坎提仍持坚持态度，认为研究结果本身并不存在问题。
但是，理化学研究所调查委员会依然认为，小保方晴子的不正当行为“歪曲了科学本质，玷污了‘研究’二字，并且严重伤害了大众对研究人员的信任”。根据这一结论，日本舆论也强烈跟进，公开质疑小保方晴子造假，并追究她的研究指导教师笹井芳树教授的责任。
小保方晴子则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是没有恶意的犯错，并且对于篡改、捏造等认定表示不能认同”。为了给小保方晴子一个洗白自己的机会，也为了因此证明世界不存在STAP细胞，调查委员会设置了一个特殊的研究室，对其实施24小时的监控录像，让小保方晴子入内进行孤独研究。小保方晴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以超人的毅力答应在监控条件下进行单独研究，以尽快发现STAP细胞。调查委员会给予这位女博士的研究时间只有几个月，你如果确实发现了STAP细胞，那么，你有可能获得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如果你发现不了，那么，你将获得“学术骗子”的称号，并因此身败名裂。
对于小保方晴子来说，这是一种十分残酷的选择。但是，她勇敢地接受了挑战，进入密封的研究室里孤军奋战。
但是，还没有等到小保方晴子闹出结果，笹井芳树却选择了自杀，而且是在自己万分热爱的研究室里结束生命。
笹井芳树先生是日本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他毕业于京都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据悉与获得诺贝尔奖的山中教授是同学。他由于在万能ES细胞立体培养研究中获得世界第一的关键性成果，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36岁就成为京都大学医学部教授，先后获得11项国内外科学奖。
由于遭受STAP细胞质疑问题的冲击，从当年3月开始，笹井芳树先生心灵极度疲劳，不得不入院治疗。8月5日早上，秘书首先在办公桌上发现了笹井芳树先生写给她的一封遗书。于是同事们四处寻找，8时40分许，在4楼与5楼之间的过道上发现了上吊自杀的笹井芳树先生，包里留有他写给单位与亲人以及小保方晴子的三份遗书。
对于笹井芳树先生的自杀原因，日本社会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他实在难以承受学术界和媒体舆论没完没了的追究，自尊心受害程度已经超越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于是选择自杀以了烦恼。第二种说法，是说他其实早已经很清楚知道不存在STAP细胞，因为为了避免尴尬，最终选择了“先走一步”。第三种说法，是他深信STAP细胞的存在，但是却遭遇那些推崇iPS细胞的学霸们与利益集团的诬陷和刻意打击，对于日本学术界的黑暗感到绝望。
不管笹井芳树先生的自杀出于何种原因，对于这么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的自杀，我们只有叹息。不管STAP细胞是否存在，假如允许科学家们可以自由探究未来的医学奥秘，并努力为人类的健康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我们都应该予以鼓励和支持，而不是扼杀他、污蔑他。但是，日本这个社会似乎眼睛里掺不进一粒沙子，始终以“非白即黑”来对科学研究做简单的判断，这是这个社会悲哀的一面。
笹井芳树先生留给小保方晴子的遗书上写着：“这不是你的错”“请一定要发现STAP细胞”！
但是，小保方晴子在密室里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最终未能发现STAP细胞。日本国立理化学研究所宣布，小保方晴子有学术诈骗嫌疑。在研究所要对她宣布开除处分前，小保方自己提出了辞职。而早稻田大学也宣布，小保方的博士论文存在着几处涉嫌盗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地方，决定取消她的博士学位（保留一年），但是允许她在一年的时间里重新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补充修改，获得重新审查通过后可继续拥有博士学位。小保方担任客座研究员的美国哈佛大学，则为小保方保留了研究员的资格。
有多家日本企业表示，愿意出资赞助小保方继续研究下去，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告慰恩师，洗刷自己。但是，小保方已经“失踪”，有消息说，她精神遭受太多的刺激，有些恍惚。也有消息说，她正在积极准备，重新开始STAP细胞的研究。
15.日本奥运会奖牌得主都奖些什么
伦敦奥运会在中国生产的炫丽烟花和英式歌声中，落下了帷幕。
日本队在伦敦奥运会上，共夺得7枚金牌、14枚银牌、17枚铜牌，总计38枚奖牌，超过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37枚奖牌，创下了一个历史新纪录。
日本代表团的大队人马分乘两架客机回到了东京成田国际机场，随后举行了十分庄重的解团仪式，获奖牌的选手被电视台直接拉上车走了，没有获得奖牌的选手，自个儿扛着行李箱返回各自的老家。
我与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金子先生通了一个电话，我想了解一下，日本选手获得奥运金牌后，到底可以获得多少奖金和荣誉？
金子先生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一个数据：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对于获得金牌的选手，奖励300万日元（约24万元人民币），获得银牌的选手奖励200万日元（约16万元人民币），获得铜牌的选手奖励100万日元（约8万元人民币）。“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也是穷单位，没钱。”金子先生说。
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虽然奖金有限，但是一些专业协会却因为有赞助商的捧场，出手不菲。日本游泳联盟就是其中的一个。日本游泳联盟的赞助商GMO CLICK证券已经宣布，将会对每一枚金牌获得者颁发3000万日元（约24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这也是日本历届奥运会上一个前所未闻的高额奖金。银牌可以获得300万日元（约24万元人民币）奖金，铜牌为100万日元（约8万元人民币）。可惜，日本这次奥运会没有游泳选手得到金牌。
除了游泳选手有此幸运之外，备受关注的女子足球队，也因为被寄予厚望而设置了高额奖金。日本足球协会在赛前规定，获得金牌的话，每人可得650万日元（约5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另外，获胜一场比赛，每人还可以获得30万日元（约2.4万元人民币）的奖励。但是，日本女子足球队此次在伦敦得了银牌，奖金将会略有减少。
有日本“瓷娃娃”之称的乒乓球选手福原爱（24岁），这次在个人赛中未能胜过中国的对手，只在团体赛中获得一枚银牌。虽然未能夺金，但是福原爱依然很高兴，她在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见中高兴地说：“到昨天，刚好是我乒乓球生涯的20年。这枚银牌，凝聚了我20年的努力与奋斗。”
那么，福原爱得一枚银牌，她可以获得多少的奖金？除了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对于银牌获得者300万日元（约24万元人民币）的奖金之外，日本乒乓球协会也给获得团体银牌的福原爱以及姐妹们各人奖励100万日元。也就是说，福原爱一块银牌可得到的奖金总额为400万日元（约32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一个30岁不到的普通公司职员的年收入，在日本不是一个大数字。
那么，这些获金得银的选手，回到家乡之后，地方政府和企业将会给他们什么奖励？
日本TBS电视台今日播出的一档节目显示，获得金牌的选手回到家乡后，一些县政府（相当于中国省政府），由县知事出面，召集记者举行仪式，颁发给金牌得主，不是一张支票，而是一张纸头，上书“县民荣誉奖”。
话要说回来，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县民荣誉奖”是这个县颁发的最高荣誉奖，虽是纸头一张，但不是一般人所能得到的。
日本女子摔跤选手吉田沙保里获得了一枚金牌。她的老家——三重县津市（县政府所在城市）的市长表示，市政府正在考虑给予吉田一个重大奖励，就是将市政府计划筹建的室内体育中心，命名为“沙保里体育中心”。当然，这也是一个不花钱的荣誉奖励。
另一位摔跤女选手松本熏也获得了一枚金牌。市政府还没有想出给予她什么荣誉奖，倒是一家冰激凌店老板实在，专门推出了松本喜爱的水果冰激凌，上面还搁了一块包金的巧克力当金牌，宣布给予松本为期一年的“冰激凌免费权”。
最会凑热闹的还有伊豆半岛最南端的下田市，市长宣布给每位金牌选手赠送一篮当地产的鱼干，价值5万日元（约4000元人民币）。
此外，再也没有听到哪一家企业送汽车，或捐赠住宅，或塞大额红包。奥运会结束了，也就结束了。
金子先生说，日本严格意义上没有职业运动员（除企业所属的专业棒球队外），大多是业余的。奥运选手在大会结束后，便回到各自的公司，或者回到自己的家中，该上班的还是上班，该训练的还是去训练。上班族选手有单位工资领，生活不用愁。没有单位的个人选手，在告别伦敦的辉煌后，开始为找工作、为生计犯愁。对于个人选手来说，继续训练需要钱，国家和政府不会为你买单，只能自己掏腰包到各个俱乐部去。就是这样，他们为了一份爱好，为了一个梦想，开始去享受缺钱少粮的清贫训练生活。
即使是金牌得主，获得的奖金也无法买房子买汽车，都将成为自己攀登新高峰的训练资金。当然，一定会带上家人到高级牛肉店或海鲜店里去美美地吃上一顿，犒劳自己，犒劳家人。没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将一事无成。
16.日本女足为何能够成为世界冠军
2011年8月，日本女子足球队在世界杯的比赛中，一路闯关，最后竟然战胜人高马大的美国队，首次夺得世界冠军，不仅为日本女人，也为亚洲女人们争了光。
大地震大海啸发生四个半月来，苦难中的日本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喜事。在比赛结束的当时，虽为凌晨，但是日本列岛依然沸腾，许多年轻人跑上街头高呼“女足万岁！”差一点要跳河欢庆。
美国人很懊恼，因为从来没把腿短的日本人当一回事。但是，此次被狠狠地整得趴下，美国人开始研究这支强悍的球队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结果，《纽约时报》率先发现，日本女子足球队根本不是一支正规军，而是一群临时收编的散兵游勇。
日本足球协会在这支球队回国后终于透露说，16名球员中，只有5人属于与各俱乐部签约的职业选手，其余的11人，则全部是业余选手。也就是说，在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世界杯比赛前，这些女将们大多数只是公司里的小白领，其中有医院的事务员、超市的收银员、电力公司的数据分析员，还有办公室的文书。
鲛岛彩是一位很典型的代表。她在参赛前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一名普通职员，在办公室里负责资料工作。为了这次比赛，她于3月初请假前往大阪参加集训，没有想到核电站在地震和海啸的冲击下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她在训练基地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公司提出了回核电站参加抢修工作的要求。但是，公司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在离开日本前往德国时，鲛岛打电话给自己的单位，表示一定会拿最好的成绩来告慰奋战在核泄漏处理现场的同事们。
日本足球协会说，这支球队的队员是在半年前从全国一些业余的足球队中选拔出来的。她们每天白天上班，傍晚请假参加训练，不仅没有补贴，而且还得自己掏腰包支付“俱乐部”的会费。
在球队归国记者会上，有记者很好奇地问队员：“大家的年薪不知是多少？”结果没有人敢回答。东京《现代晚报》记者去摸了底，竟然发现，最少的一名队员的年薪只有180万日元（约12万元人民币），每月15万日元，比大学毕业生第一年的平均工资19万还少4万日元，因为她只是一家超市的收银员。而年薪最多的一位，也只有350万日元（约28万元人民币），只是因为她来自大公司，待遇好些。
这么少的薪水却打出一个世界冠军，美国人绝对想不通，因为买奶粉的钱还不够。
日本球迷对这些女将们的待遇大感同情，同时也对政府怠慢这支为国争了大光的球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本女足获得冠军后，回国居然搭乘全日空的普通航班，而且还是经济舱。长达近10个小时的飞行，这些浑身疲惫不堪的队员们挤在狭窄的座位上，那真是一段痛苦的旅程。“为什么首相不派政府专机去迎接她们？”“人家美国队虽然被打败，但是还是坐着包机回国，日本足协真的穷得包不起一架飞机吗？”网络上骂声一片。
对于球迷们的这些谴责，日本女足队员们笑而不答。因为比起她们平时自己扛行李掏腰包去参加国内的比赛，这次已经是高规格待遇了，因为让她们在东京住了五星级酒店。
日本足球协会会长小仓先生算是一位好先生。在球队回国前，他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一件事情：要不要给女足队员们提高一些奖金？
日本足球协会有一个很歧视性的规定，男子获得世界杯或奥运会冠军，每人奖金3500万日元（约280万元人民币）。而女子球队获得冠军，每人奖金只有150万日元（约12万元人民币）。二者相差23倍。“好像差了太多”，小仓会长说。于是足球协会破例将女将们的奖金从150万日元提高到500万日元（约40万元人民币）。
感觉过意不去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日本麒麟啤酒公司社长。麒麟啤酒公司是此次日本球队的赞助商，在记者会见中，社长宣布给每位队员发100万日元的奖金。
于是，这支奋战法兰克福夺得世界冠军的日本女子足球队，每人终于有了600万日元的奖金。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这些女将们吓得不轻。在记者追问她们该如何处理这笔奖金时，她们直摇头：“真的没想过，回家后和妈妈商量后再说。”
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报道说，这群可爱的队员中，只有一个人有男朋友，其他人都还处于爱情饥饿中。
挂着金牌回到日本，第二天该上超市收钱的还是收钱，该去车间工作的还是跑去车间。这群爱好足球的女孩子们，爱的只是自己的梦，而不是金钱。正因为如此，她们才会用一颗纯真的心奔跑在绿茵上，把自己的球艺和勇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一举摘取世界冠军的桂冠。
17.日本人看待美国人的心态
去福冈讲演的归途，我访问了广岛。
广岛位于日本的本州地区，1945年8月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被美军的轰炸机扔在这里，一座30万人的城市，死了14万人。这座城市也因此带着血肉，带着苦痛与悲惨，在一片废墟上出了名。
我从广岛新干线车站坐上古老的有轨列车，来到“原爆ドーム前駅”，中文翻译得比较恐怖，叫“原子弹爆炸遗址前”车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了70年，广岛市只有这一座被原子弹撕裂得体无完肤的圆顶建筑还屹立在河边，向世人倾诉曾经有过的那一段不堪回首的灾难。
陪同我的义务讲解员松田先生告诉我一段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那一年的那一天，他还小，只有7岁。一早天气特别好，还没有风。天空中先飞过来一架美国的飞机，抛下几顶降落伞。8时15分，又有美国飞机飞来，向市中心扔下一颗大炸弹，顿时地动山摇，高高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松田先生的家在距离原子弹爆炸中心5公里的地方，家里的房子被一阵热浪刮倒，他也被掀翻在地，塌下来的瓦片全堆到了他的身上，这些瓦片救了他，他因此没有遭到原子弹的强辐射。但是，他的姐姐因为一早被学校组织去拆房子，原子弹爆炸后，母亲赶去寻找，最后在马路边找到了浑身烧伤、奄奄一息的姐姐。没有药，用了家里仅有的一点菜油抹在烧煳的肌肤上，当夜，姐姐就走了，才12岁。
松田先生说得很平静，但是，我的心感觉到一种痛楚。
在圆顶建筑物的河对面，是和平公园。公园里树立着一尊少女的像，当然，这尊像不是松田的姐姐，而是一位和松田姐姐一样遭遇原子弹袭击存活下来的少女，但是，她因此得了白血病，经过十几年的抗争，终于在病魔的折磨中停止了呼吸。“被爆少女”成了那一年在原子弹袭击中近万名遇难的青春少女们的象征。
我走进“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才知道当年美军选择广岛作为第一颗原子弹轰炸地的原因。原来从甲午战争开始，广岛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前哨阵地，所有运往中国的日军和物质，大多从广岛出发，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广岛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军工基地。但是，美军当时在几个候选城市中选择第一个扔原子弹的城市时，首选广岛的原因实在简单：“因为广岛没有盟军的俘虏营。”
在资料馆里，有两个模型，一个是原子弹爆炸前的广岛市中心城区，另一个是原子弹袭击后广岛市中心的废墟。方圆1.5公里的房子全毁，方圆4公里的房子也大半毁坏。原子弹在这个圆顶建筑东南160米、高600米处爆炸。
强烈的热辐射导致玻璃瓶扭曲，砖瓦烧成疙瘩，圆顶建筑内上班的300多人，全部死亡。最惨烈的是众多被组织参加“坚壁清野”行动的中小学生们，在拆除房子的外面劳作，几乎全部遭受强烈辐射，衣服被烧烂，体无完肤。
在美军的这次原子弹袭击中，广岛当时有一半市民，整整14万人，一瞬间成了屈死的冤魂。
这14万名遇难者的名册，都保存在和平公园的这座棺木式的建筑中，从这里望去，越过熊熊燃烧的“生命之火”，可以看到圆顶建筑。
我不得不佩服设计大师精巧的构图。但是我很困惑，美国人在这个城市里做了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为什么广岛人，全国的日本人并没有仇恨美国？
“我的父母这一代还是仇恨美国人，因为他们夺走了我姐姐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战后出生的那一代，因为接受了美国大兵的巧克力和奶油饼干，并没有讨厌这个国家，同时在日本战后重建时，对于美国文化有了一种狂热，”松田先生说：“虽然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也促使战争结束。如果战火烧到日本本土的话，那么，我们蒙受的苦难可能会更多。”
松田先生的观点，我难以全部接受。中午在与广岛几位经济界朋友聚餐时，我又问起这句话：“日本人为何不仇恨美国人？”
他们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美国人虽然用原子弹袭击了我们，但是他们在占领日本后，并没有蹂躏我们，相反地，在日本战后物质最为贫乏的时候，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生活物质，孩子在家里吃不饱，在学校里却能够吃到美国提供的牛奶面包。所以，当美国兵占领日本后，发现他们并没有以前宣传的那么狰狞，而是友善的。这让日本年轻的一代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
其二，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军并没有杀死天皇，最终还保留了天皇的地位，这使得不少日本人对美国充满感激。
其三，日本战后是一片废墟，但是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日本成为美军最大的物资供应地和伤病员、军人的休养地。也正因为如此，日本经济开始获得复苏，汽车等制造业开始蓬勃发展，以此奠定了现代日本制造业的基础，也促使日本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其四，美国占领日本后，随后与日本签署了安保协定，同时在日本建立了多处基地，有些人也认为，这导致美军迄今为止仍占领着日本。但是也不得不看到，正因为有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日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不需要花大钱发展军事力量，而是可以把大部分财政用于发展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日本尽早地成为了亚洲最富裕的国家。
其五，记仇是一种痛苦的精神折磨，放下包袱向前走，超越对手，才是正道。因此，日本人会不断地翻历史老账，但是不会去挖掘历史的仇恨，因为记住这一仇恨，又能怎样呢？我们的生活会因此变得美好？结论是不会，所以还是不记为好。
18.日本为什么没有乞丐
今夜，东京细雨。和中国江南一样，正是梅雨季节时。
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位老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驮着一袋高高的空壳易拉罐。我想起明天是一周中规定的扔资源垃圾的日子，老人显然是抢在垃圾收集公司之前先下手，把一些酒家下班时放出的易拉罐统统收走。
一辆自行车前后可驮几百只的易拉罐。我好奇，停下脚步问老人可以卖多少钱？老人很警觉，因为个人收集这些易拉罐，严格来说是违法行为，地方政府因此会失去一笔不薄的收入。
老人最后伸出三个湿漉漉的手指，我明白，雨中折腾这么久，这些易拉罐也就可卖3000日元。今夜是这位老人一个星期中唯一一次发横财的机会。用这笔横财，他会去买几盘方便面，两块豆腐，带上一瓶清酒，躲在大桥底下塑料布围起来的小屋中美餐一番。
老人是一位流浪汉。有统计说，东京都像他这样的流浪汉有2000多人。
去年夏天，我在东京都江户川的桥墩下，看到过流浪汉之家。桥墩可以挡雨，边上江户川的河水可以洗刷，加上这里是公家地，所以自然成了流浪汉们栖身的首选之地。
这些人的家往往都是用天蓝色的厚实塑料搭建起来的，里面有捡来的小床，好的还有小电视机和电饭煲等电器。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台小发电机，成为这几户流浪汉的自家发电站。
平时，他们会去火车站的垃圾箱或列车上捡人家扔掉的杂志。然后会在黄昏的时刻，把这些杂志收集起来，在车站附近甚至银座这样的繁华街头，摆一个书摊，让这些刚发行没几天的杂志以便宜定价一半的价钱，卖给想看一看的读者们。当然警察会睁一眼闭一眼，大动善良之心。哈哈，东京还没有这方面的城管。
这些流浪汉大多是老年人，也有中年人。以前，他们也许是公司白领，或者是个体户小老板，因为种种原因，最后选择了这种流浪生活。老人说，有过一年流浪生活的人，就不想再按部就班地去工作，因为没有闹钟的生活，是幸福的。
日本政府对于贫困的国民，有特别的“生活保护”政策。只要你生活无着，你就可以去当地的政府申请“生活保护”。像在东京，享受“生活保护”的人，每月一般可领取12万日元（约6000元人民币）的“生活保护金”，够你吃住。但是，许多流浪汉拒绝接受这样的美事，因为他们觉得：自食其力，是做人的一份尊严。
在东京，乃至日本全国，你是看不到一位沿街乞讨的乞丐，更见不到被打断胳膊腿的要饭小孩。日本没有乞丐——这是这个岛国极其可爱又令人费解的事。
我问了在庆应大学教社会学的岛田教授：“日本为什么没有乞丐？”他的回答很干脆：第一，日本人具有极其严重的羞耻心，情愿饿死也不会乞求施舍；第二，不劳而获者在日本最被人瞧不起；第三，日本传统武士道文化中，有“人穷不能短志”的理念。
看来，只要努力，我或许可以成为“日本第一乞丐”。
19.日本人生病为何不往大医院跑
北京的一家杂志社来约稿，希望我介绍一下日本的医患关系。我很认真地查了资料，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日本医院的治疗程序、医疗体制以及实行医药分离的管理体制的情况，回答了“日本医生如何给病人看病”“日本人生病为何不往大医院跑”“日本如何实行医药分离”三个问题。
我在日本20多年，除了体检，很少去医院。最近陪朋友去东京的一家医院看病，领略了医生给病人看病的全过程。
慈恵会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位于东京市中心的霞关，是一家有着120年历史的资深医院，类似于北京的协和医院。一楼的大厅里张贴着这所医科大学创始人高木兼宽先生的遗训：“不应诊病，而应诊病人。”
就豪华的程度，这家医院也许比不过中国的一些新建的综合医院，但是其管理之有序，设备之智能，尤其是医生把病人当病人的认真与精细，让我感到不少的惊讶。
门诊大楼的进口和出口，有严格的区分，这样可以防止病人进出时造成混乱，尤其可以避免伤者在出门时被他人碰到。
进入门诊大楼的大门内，有消毒液供人们自由使用，并告诉你正确的消毒方法。
进大门右侧，有一个医院的问讯处，可以咨询各种服务内容。服务员没有穿白大褂，很有礼仪小姐的感觉，但是很专业，让人有安心感，而不是见到白大褂的恐惧感。
医院的挂号跟中国的医院一样，都在一楼大厅。一楼大厅里，各种指示和标志十分明显。而且去各楼层，不仅有电梯，还有扶梯。但是就诊不是到挂号处，而是拿就诊卡到刷卡处刷。如果是第一次到这家医院来看病，那么，必须填写一张问诊单。问诊单是一张A4纸，问的内容有十几项，除了个人信息必须认真仔细填写外，其他都是打钩选择。初诊的病人有专门的窗口接待处，医护人员在那里了解病人病情，为病人选择就诊科室。
凡是已经到过这家医院看过病的人，就会有一张像信用卡一样的就诊卡，第二次来医院，刷一下卡，点击自己要就诊的科目，就是“挂号”。电脑型机器上会打印出一张单子，告诉你想就诊的科室在几楼，你的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在等待。医院的每一个科室都有专门的接待柜台，把挂号单交给柜台里的护士，在轮到某一号病人就诊时，护士小姐会叫病人的名字，告诉病人去哪一个房间见医生。
医院的大厅和各楼层，到处是供病人落座的椅子，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在等待中，可以看书看电视，或上网玩手机。等候区里都有自动售货机和医院免费提供的饮水。
大约等了20分钟，护士小姐呼叫病人的姓名，并将我的朋友引领到医生的诊疗室。
诊疗室是一个大约20平方米的单间，里面有一张检查用的床。病人进去后，门口的显示屏上会立即显示“就诊中”三个字。自然，诊断室除了医生和一名护士，不会有第三者，保证病人的绝对隐私。因为我充当了日语翻译，因此也得以进入室内，看医生如何看病。
医生叫小村，是慈恵会医科大学的教授。他的桌子上有一台很大的电脑，他一边听我朋友的病情叙说，一边在电脑上做记录。然后他提了好几个问题，并让我的朋友躺倒床上做检查。检查的结果，是需要拍一张片子。护士小姐立即进来带我的朋友去拍片。拍片很快，就5分钟时间，再回到诊疗室时，小村教授的电脑上已经显示了刚拍的片子。小村教授认真地给朋友解释病情，提出治疗建议，解答朋友的疑问，好像老师给学生上课。最后开出处方，并约定下次来医院复诊的时间。除了拍片时间，整个看病过程用了大约25分钟，一个词：耐心。
看完病后，到一楼的结算中心。坐在那里等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在电视荧屏上打出病人的姓名和就诊单号码，并呼号去查核健康保险卡和领结算单子。
拿了结算单子后，就到边上的自动付款机上支付治疗费，可以使用现金，也可以使用各种信用卡。
除了当场需要注射的针剂之外，医院不卖药，因此医院里没有药房。这一点，日本全国所有的大小医院都如此，为的是保持药价的公平。医院只挣医疗费，不赚药钱。
医院的边上，往往会有几家药房，都是不同的医药公司经营的。而且全国任何一个医院开出的处方，在全国任何一家药房里均可购买取药。因此，日本的药价是全国统一价。
日本的医疗体制与中国有所不同，拿东京来说，基本上呈现三个特征：私立医院多于公立医院，专业医院多于综合医院，代代相传诊所的专业医学水平往往超过大医院。
日本人生病都去哪里看病？一般的病大多去附近的诊所。东京的一些商务办公大楼、五星级酒店、居民住宅区、交通便捷的地铁与轻轨车站附近，都有各种各样的民营诊所和小医院，如同24小时便利店，多且便捷。如果是专科疾病，一般会去就近的专科医院，譬如有的诊所专门是看皮肤科，有的专门是看妇科，有的专门是看牙科，有的是专业的痔疮诊所。去综合性大医院看病的话，一般都是要动刀动枪的大病。诊所或专科医院会给病人联系好大医院和医生，并开具医生介绍信，让你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日本人生病为什么不立即跑大医院，而愿意去小医院看病？这里面有三个基本的原因：第一，小诊所小医院的医生，大多也是名医，因为日本私立医科大学的教授允许到非本校的附属医院坐诊，私立医院的医生也可以到其他医院上班。因此，小医院的医生中，“牛医”还不少。第二，不管是私人诊所还是小医院，都可以使用医疗保险，而且这种保险是全国各地通用。第三，因为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引进西方医学后，就允许私人从医。因此，许多的专业诊所和小医院，都有代代相传的医术，医生自然也是医科大学毕业以上的学历，专业医疗水平与大医院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超过大医院的医生水平。
正因为日本社会有如此庞大的一个立体的、左右纵横的医疗网络体系，才使得患者得以及时分流和就医，大医院不会成为“农贸市场”，医生也有时间、有耐心与每一位病人进行周全的交流与治疗，让医患关系变成医友关系。另外，日本实行医药分离体制，因此，医院不会也没有机会通过乱配药和多配药来获取利益。而医院外面药局的药是全国统一价格，病人带着医生的处方，可以去全国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家药局配药，这就使得各个药局为了吸引病人前来配药，对病人如同亲友，配完药时一定会对病人说一句话：“请您多保重，早一点康复。”让病人在离开药局时，内心还带着一份安慰，下次再来。
日本的这一做法，我觉得是值得中国在医药体制改革时参考的。
20.日本年轻人为何不愿意当“啃老族”
前几天飞回中国，在宁波大学和浙江海洋学院做了《如何看日本》的讲演。
宁波大学在宁波市，浙江海洋学院在舟山市，好在中间有一座几十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开车距离也只有一个多小时，所以只花了两天的时间，我就完成了此次“中国讲演之旅”，还吃到了大螃蟹。
两所大学加起来，总共有800多名师生听了我的报告。每一个报告厅的两侧走道都站满了人，我很感谢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他们为了听我的报告，两个多小时一直站在那里。
我和这两所大学的学生们谈了些什么？其实什么都谈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还有日中关系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历史问题。每一场讲演，都是我讲一个小时，与学生们互动一个小时。我对学生们讲：“你们可以提任何问题，我也将不回避任何问题。”演讲结束后，学生们久久不肯离开，还继续留下来和我讨论。我感受到中国的大学生们太有思想、太有希望了。
无论是在宁波大学还是在浙江海洋学院，同学们都谈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日本的年轻人到底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与我们中国的同龄人有什么区别？”可见中国的大学生很想知道日本的同龄人的所思所想。
我从两个方面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一个是中日两国大学生之间的不同，另一个是日本的年轻人为何不愿意当“啃老族”。我的回答如下：
我在日本上过大学，读过研究生。日本的大学生有许多方面和中国的大学生不同。其一，他们大多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因为日本的大学很少有学生宿舍，即使有的话，也大多提供给留学生住。其二，几乎90%的大学生在勤工俭学。有的在当家教，有的在餐馆里端盘子，也有的在麦当劳和肯德基打工。在日本，不管你多有钱，你的父母是大款大官，如果自己的人生中没有这么一种勤工俭学的经历，你会被人看不起，因为你是“纨绔子弟”“公子哥儿”。其三，日本的大学生很喜欢组织学生社团，在校园里，到处可见学生社团活动广告和募集成员广告，但是在图书馆里看书的人却少。其四，日本的大学生独立性很强，许多人即使是在家乡上学，也想要搬出去一个人住，因为“大学时代”是一个人“独立”的开始。这种独立还体现在经济上。东京学生协会的一项统计说，在东京读书的大学生中，拿父母亲的钱做学费的只有54%，剩下的人全是自己打工挣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而学费由父母支付的人中，80%的人的生活费，是靠自己打零工挣的。也就是说，读书全靠父母的人，不到总数的20%。
我觉得，中国的大学生过于“被保护”。好多人觉得拿父母亲的钱上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更有人觉得，结婚时由父母买房子，也是父母应尽的义务。但是，在日本却不同，日本的大学生会认为，花父母的血汗钱是最大的不孝。因此，东京地区年轻人结婚时，85%都是租房子结婚，一般工作10年后，才会有能力支付头金买下自己的房子。我认识一位日本跨国公司的副社长，他的年薪是3000万日元（约240万元人民币）。他的独生女结婚，请我参加婚礼。我问他：“女儿结婚，你给了女儿多少钱？”他说：“一分钱都没有。”我很惊讶，去问他女儿，女儿说：“我和我爱人是积蓄够了办婚礼的钱，才办婚事。”我再去问这位副社长：“你为什么这样对待女儿？”他说：“孩子的生活应该由他们自己去筹划，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收入，没有理由要父母掏钱给他们办婚事，除非他们实在揭不开锅。”结果，他的宝贝女儿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旧房子做了新房。这位副社长的做法有点儿不近人情，但是，我很欣赏日本社会有这么一种良好的风气，很希望中国的大学生们也能够从中学习些什么，因为，毕竟父母的钱大多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不容易啊。
我的回答，获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我相信，大家赞同我的观点，我也相信大家会努力地去做，毕竟是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有着比他们的父辈更高的素养和智慧。
21.麻央之死为何让日本社会哭泣
突然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相信爱情吗？
为什么我突然会想到问这个问题？因为在2017年6月22日深夜，日本一位很可爱也很坚强的女性去世了，年仅34岁，她的名字叫小林麻央。我们许多中国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但或许听过她丈夫的名字——市川海老藏。市川虽然是一名歌舞伎演员，但是主演过电影《寻访千利休》，这部电影讲述了世间所罕见的茶道宗师千利休被太阁丰臣秀吉责令剖腹自杀，却被妻子一番话勾起回忆的故事。
其实，小林麻央在日本也是一位很著名的电视台新闻主播，她于2010年嫁给市川，为日本这一著名的梨园世家生下了第十二代传人，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不幸的是，在结婚4年后，她被发现得了乳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医生说，麻央只能活半年。但是，这位坚强的女性不仅公开了自己的病情，而且还开始写博客，记录自己与病魔搏斗的过程，为此鼓舞了许许多多的癌症患者。
市川原来是一位绯闻众多的人，但在妻子的爱情浇灌下，不仅成了日本当今歌舞伎界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成了一位好丈夫、好父亲。
在讲述小林麻央与市川海老藏的爱情故事之前，我先来说说对她的印象。
小林麻央出生于1982年，是80后。我有一次去新泻县小千谷市讲演时，当地的商工会议所里挂了小林麻央的海报。当时我感到很奇怪，问商工会议所的会长怎么与小林有缘？他告诉我：“小林麻央是我们小千谷市的人，她家就在不远的地方。”
后来在一次采访时，我遇到了小林麻央，我对她说：“我去过你的家乡，看到过你的海报。”她说：“真的啊，你有没有去看过大鲤鱼？那可是我老家的宝贝。”
小林当时是日本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NEWS ZERO的主播，身高164cm左右，眼睛很大，给人以清澈透明、纯洁无瑕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东北地区的新泻县出身，小林的皮肤白里透红，是日本人心中的那种和风美人特有的桃红色。
这是我唯一一次与小林对话的机会，后来就听说，她与歌舞伎演员市川海老藏谈恋爱了。刚开始时，还为她有一份担心，因为市川长相英俊，个子又很高，属于人见人爱的大帅哥。在与小林公开恋情前，与市川闹过绯闻的女性有十几个，其中有大家熟悉的日本女影星宫泽理惠、米仓凉子，甚至与米仓凉子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更为糟糕的是，市川与初恋女友还生了一个女儿。
市川海老藏出身于日本著名的梨园世家，歌舞伎是日本的国宝级艺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京剧。但是歌舞伎讲究世袭，因此，市川一家的歌舞伎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他的父亲是第十代传人。2013年，在父亲去世后，市川继承了代代相传的“海老藏”的艺名，成为第十一代传人。
因为是世袭，所以，市川在6岁时就登上舞台，参加歌舞伎《源氏物语》的演出。此后他一直是作为歌舞伎演员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同时也是个花边新闻不断的名门浪荡子。
市川的人生，在遇到小林麻央之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2008年12月27日，市川作为嘉宾，应邀出演了小林主持的新闻节目。小林见到市川，说了一句：“我是NEWS ZERO的小林麻央，请多关照，你今天穿得很休闲。”市川回答说：“是的，有点休闲，天气有点冷，我穿得有点单薄。”
其实，市川一见到小林甜美的笑容，就爱上了她。从回放的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市川紧紧握住小林的手，深情地望着她。事后，市川坦言：“看到小林甜美的笑容，就有一种天使般的清纯吸引着我，我遏制不住喜悦的心情，我想她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妻子。”
从一见钟情到两人公开恋情，再到结婚，前后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市川为小林精心准备了特制的红宝石项链，在宣誓时说道：“我绝不会花心，我会爱你一辈子。”这句话令小林感动不已。
2010年3月，这场歌舞伎世家公子与美女主播的婚礼轰动了整个日本，电视台现场直播，日本政界、财界和演艺界上千人参加，整个婚礼时间长达11个半小时，加上豪华婚宴，总共花费了5亿日元，大约3000万元人民币。
做日本传统的梨园世家的媳妇，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首先要学会当贤内助，风雨无阻地协助老公到各地演出，同时要不断地去联络、安抚赞助商和歌舞伎迷们。这不仅需要耐心和爱心，更需要体力和智慧。其次是，必须要为这个延续了四百多年的梨园世家生出一个男孩来。最后还必须接受婆婆严厉的指导，以便传承起家业，担负起隆盛歌舞伎世家的重任。因此，没有能力、没有贤惠品德、没有忍耐之心甘愿做幕后英雄的女性，是难以成为梨园世家的媳妇的。
而小林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这位日本著名的上智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的才女，在结婚之前，决定告别电视台的演播室，退出演艺圈，专心致志地在家相夫教子。
然而，新婚后一个月，市川因为在六本木酒吧里酗酒闹事，被人打到头破血流。这一消息被媒体报道之后，市川的形象备受打击。在妻子的鼓励下，住院两周之后，市川在东京举行了记者会，向社会民众公开道歉，并宣布无限期停止歌舞伎活动，以表示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
遭遇这样的事件，小林对丈夫没有埋怨半句，而是一直默默地站在丈夫的身边，陪他走过最艰难的日子。结婚三年，小林相继生下了一个女子和一个儿子，为市川家带来了欢乐和希望。而市川在这一事件之后，也变得成熟起来，除了歌舞伎表演之外，还主演了NHK的大河时代剧《武藏》、电影《寻访千利休》，获得了2014年日本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市川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参加福岛县地震灾区的植树造林活动，去海边捡蛤蜊或者去迪士尼乐园游玩。夫妻恩爱，儿女双全，一个主内，一个主外，这种传统家庭最完美的相爱模式，令不少日本人羡慕不已。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2014年，小林被查出患有乳腺癌，而最早发现这一症状的，居然是她的儿子。当时只有一岁多的儿子在睡觉时摸了妈妈的乳房，小林突然感觉到有硬块。她事后回忆说：“我发现硬块时已有100日元那么大，我当时就蒙了，儿子的说话声和玩具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模糊与遥远，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她与丈夫商量后，第二天就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乳腺癌。
为了不影响丈夫的演艺活动，小林一直采取保守治疗，同时还满面笑容地出席丈夫的演出，在台前台后照顾观众。作为母亲与妻子，小林的坚强与隐忍，令人为之动容。
小林的姐姐小林麻耶也是一位著名的艺人，在演艺活动的间隙，总是赶来陪伴妹妹，照顾两个孩子。直到2016年6月1日，在一个现场直播的节目中，小林麻耶当众昏倒，被立即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疲劳过度。在这种情况下，小林和丈夫商量，决定向社会公开病情。
当时，我也收看了市川记者会的实况，市川表情沉重地告诉大家，妻子得了癌症，而且已经十分严重。有记者追问：“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市川没有说出“晚期”两个字，而是说“很严重”。市川说：“妻子一定比我更受打击，身为母亲，住在医院，不能待在幼小的孩子身边，一直在与痛苦搏斗。”言谈之中对妻子的病情充满了无限的疼惜。小林因为接受放疗，头发已经掉光，记者会之后，市川去寺庙里剃度，变成与妻子一样的光头，以此来为妻子祈福。
2016年9月，小林决定打破沉默，开始用博客记录自己与癌症抗争的过程。小林在博文中写道，当她迫不得已放弃了做完美母亲的想法后，她的家庭依然接受她、相信她、爱护她。这也是她想走出癌症的阴影，记录自己与癌症斗争经过的原因。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小林麻央更新了300多篇博文，在博文中跟大家分享她每天的生活。即使病情恶化，病痛一再折磨她，她依然微笑面对自己的孩子，面对这个她深深眷恋的世界。
小林的勇气和坚强，引起了日本全社会的关注，博客一个月的点击量超过了1亿人次。她与病魔搏斗的每一个过程，鼓舞了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也给许多遭遇困难和挫折的粉丝们以活下去的勇气。
2016年，英国BBC评选了100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小林作为唯一的日本人入选其中。她在给BBC的致辞中这样写道：“假如我死了，大家会怎样想我？也许大家会觉得，才34岁，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太可怜了。但是我自己不这么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生病并不是代表我人生的大事，我在我短暂的人生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虽然也有苦难，但是能够与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还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宝宝，爱着自己的家人，也被家人呵护着，人生已经十分的圆满。所以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不会被自己的病情左右，而要不断地努力成就自己，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幸福美丽。因为，人生只有一次。”
在写这份致辞时，医生告诉她，她可能熬不过年底。但是，小林不想死。她一方面积极配合治疗，一方面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2017年1月，小林在博文中上传了自己和丈夫、孩子们拍的一张全家福，并说明年还想一起再拍一张。
为了照顾好小林和两个孩子，同时保证市川的正常演出，两个亲家进行了分工。市川的爸爸已经去世，妈妈和妹妹负责打理演出剧场的各种事务，而小林的爸爸、妈妈和姐姐，负责在家照顾小林和两个孩子。
2017年6月20日，小林躺在床上发了一篇博文，说“这几天都在喝妈妈做的鲜榨橙汁，从早上开始就很开心。比起口腔溃疡的疼痛，酸酸甜甜的橙汁真是世界上最棒的美味了，希望大家能微笑面对每一天”。
没有想到，这是小林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发出的一段文字。
22日深夜，在东京都涉谷的剧场中演完歌舞伎之后，市川正在大厅里拍摄节目时，突然接到了母亲发来的短信。当时因为正在拍摄，市川没来得及看。等一个半小时之后拍摄完毕，他打开手机一看，原来是母亲叫他快回家，医生说小林快不行了。看到这个短信，市川急忙赶回家。他赶到妻子的病床前，轻轻呼唤小林的名字，已经两天没有说话的小林艰难地说出了“我爱你”三个字，说完之后，小林就停止了呼吸。
市川在第二天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忆与妻子诀别的情景时，流着泪说：“这真是一个奇迹，她一直等着我，最后说了一句‘愛してる’，才咽了气，我看着她离去，家里所有的人，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一直陪伴在她身边。”4岁的儿子还不知道妈妈已经走了，早上醒来还跑到妈妈身边，摸摸她的脸，握握她的手，还去挠妈妈的脚。市川说：“我很感激我的妻子，是她改变了我，是她让我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从此之后，我将肩负起责任，相信她一直会守护着我们。”
小林的去世，让日本社会震惊，各大电视台都停止了其他节目的播出，插播小林去世的节目，回顾她的人生。小林的老东家——日本电视台的NEWS ZERO节目，特别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追思这位可爱的同事，可爱的家人。并在她以前坐过的主播台上放上了一束鲜花，为她留下最后的纪念。
我的一位亲人给我发来这么一段话：“谁说男人本性难改，市川的改变就是最好的证明。要想得到什么，就先要付出什么。小林麻央对家庭和婚姻的付出，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祝福她在天堂也依然能够笑着面对离别，我想她会的，笑不是因为病痛的结束，而是因为收获了爱情和活着的真谛。”
22.日本的科技水平到底比中国高出多少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日本的科技水平到底比中国高出多少？为了寻找答案，我去拜访了日本科技界的一位元老，叫“冲村宪树”先生。冲村先生一辈子从事日本科技界的领导管理工作，担任过日本文部科学省副部级的科学审议官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理事长，他支持培养的多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物理学奖。
我认识冲村先生，是在3年前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先生访问日本，我陪同他拜会了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先生。周厅长说，如果你晚上有空的话，和我一起去参加一个聚餐，一起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老理事长见见面。
我知道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是日本政府主导“科技兴国”事业的专门机构，就是不知道这位老理事长是谁？
在东京的一家小酒馆里，当我们落座时，进来一位背着双肩包的老人，个儿不高，但是看上去很有精神气儿。大家介绍说，这就是老理事长冲村宪树先生。
我冲着他笑，再怎么着，也是一位副部长级的官，用得着自己背一个双肩包，像一个挤地铁的上班族吗？冲村先生笑着说，背双肩包可以走路。后来得知，他几乎每天都要走1万多步，上班就是坐地铁，走路，而且还要昂首挺胸地走。
我用手机查了冲村先生的简历，发现他出生于1940年，已经74岁。中央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就进入了日本科学技术厅工作。从一名课员做起，先后担任过研究开发局长、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长、一直当到科学审议官。退官后出任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理事长。2007年退休后，依然每天上班，除了出任日本科学未来馆的总馆长之外，还担任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特别顾问。为此，冲村先生获得了日本天皇颁发的日本国家公务员最高奖“瑞宝重光奖章”。
现在，冲村先生的年轻同僚们，都叫冲村先生为“顾问”，“顾问”这一职务，在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是冲村先生的代名词。
“冲村”这个姓，在日本也是很少见，据说日本全国姓这个姓的人，不到2000人。
那一天，与冲村先生一起喝了不少酒。他的身边有三名出生中国长期在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工作的中国人助手，他们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在2016年，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授予他“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照片。这让我感到十分的惊讶。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亲自授奖，这在中国是一件很大的事，冲村先生与中国，一定有不平凡的故事。
周国辉厅长介绍说，冲村宪树在文部科学省工作时，就大力推进中日两国科技界的交流融合，将中日两国政府间的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从司局级提升为副部长级。在担任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理事长后，他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同时成立了“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发起组织了“中日大学展与中日大学论坛”，全面推动中日两国大学间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他还启动了“中日大型旗舰项目的联合研究”计划，创建了两国政府“联合征集、联合评审、共同资助”合作项目新模式。为全面推动中日青少年科技交流，他在2014年，也就是74岁的时候，启动了“樱花科技计划”，全额出资邀请中国青年赴日本考察科技项目，了解日本最新的科学技术。为此，他还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国家友谊奖”。
听周厅长这么一介绍，我对冲村先生是肃然起敬。没有想到，他是一位如此致力于中日科技交流事业的大前辈。
前些日子，我邀请冲村先生到我办公室坐坐。我们喝着中国茶，谈到了中日两国的科学技术的比较。我直截了当地问了他一个问题：“日本的科技水平到底比中国高出多少？”
他的回答十分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点也不比中国高”。我问他这一结论的根据在哪里？冲村先生说，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不只是看他的民用产品，还必须关注其军工技术。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日本的不少产品做得比中国精致，理念比中国好，但是，许多时候，这与科学技术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与工艺设计水平有关。
冲村先生说，看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不仅要看它的制造技术，也要看它的研发能力，必须进行综合的考量。拿中国而言，中国的航天技术、海洋深潜技术、导弹研发制造技术、桥梁与隧道建设技术、IT开发与应用技术，都远远领先于日本。甚至连高铁技术在许多领域都追赶上了日本。
听冲村先生这么一说，我的腰板挺了挺。不过，我还是很认真地请教他一个问题：“中国科技发展的短板是什么？”冲村先生说，我与中国科技界交流了几十年，要说中国科技短板的话，有两点需要提高：一是军工技术要与民用科技实行最有效的结合。二是，政府与社会资金，要放长线和站在未来的高度来投资科技。
冲村先生支持培养过一名日本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那就是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山中教授一直致力于iPS万能细胞的研究，在山中教授还不出名的时候，担任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理事长的冲村先生，得知了山中教授的研究计划，于是连续几年出资资助他。结果在2012年，山中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成了世界顶尖的iPS细胞专家，目前，他的研究成果已经投入临床治疗，采用iPS细胞培植的眼膜治疗眼疾，让盲人看到了光明。同时还制备出构成心脏和神经的iPS细胞，成了日本尖端医疗的领军人物。
日本最近几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出现了井喷量产的好现象，日本为什么能够出现这种好现象？冲村先生说，抓科技必须要从青少年开始，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要从青少年时代开始。
2014年，冲村先生积极游说日本政府出资创立了“樱花科技计划”，这个科技计划是邀请中国1万名热衷于科技创新的青少年来日本进行参观交流，了解日本最尖端的科技。
冲村先生说，这个计划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邀请中国的青少年到日本接触日本最尖端的研究机关，譬如理化学研究所，相当于中国科学院。第二部分比较重点，我们让中国青少年直接接触诺贝尔奖获奖大师，邀请这些大师给中国的孩子们上课，跟孩子们进行互动交流；第三，我们邀请中国孩子们去日本最好的大学参观学习，譬如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去接触日本最先进的教育。
我把冲村先生的这个“樱花科技计划”称为“中国诺贝尔奖梦想计划”。因为冲村先生有一个梦，希望中国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能够从这1万名青少年中产生。他相信，聪明勤奋的中国孩子，一定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
23.日本的深夜食堂到底是啥样
在2017年初夏的中国视频网站上，一部情景剧《深夜食堂》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深夜食堂》原先是日本漫画家安倍夜郎的一部漫画作品，于2006年开始在杂志上连载。2009年，日本TBS电视台将这部漫画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由日本著名影星小林薰主演。这部电视剧以东京都新宿小巷子里的一家小酒馆为舞台，讲述了日本各个阶层人士的人生故事。
这部电视连续剧播出后，不但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深受亚洲其他国家观众的喜爱。2015年，韩国人把当年的“首尔国际电视节年度人气最高外国电视剧奖”颁给了《深夜食堂》，并打造了韩国版的《深夜食堂》。
在《深夜食堂》这部漫画诞生10年之后，中国版的《深夜食堂》也开始登场。于是中国的网友围绕“到底是日本版拍得好，还是中国版拍得好？”这个问题展开了大讨论。
日本版电视剧《深夜食堂》与漫画原著十分接近，模式类似情景剧，每季十集，每集二十五分钟左右，以深夜营业的食堂这一固定场景为舞台，伴着一碗茶泡饭或一份鸡蛋烧，引出众食客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就像一篇散文，内容轻巧而丰满。
中国版的《深夜食堂》并没有完全翻拍日剧版本，而是改编了漫画原著，与日本电视剧模式完全不同。虽然小酒馆的布局、老板的服装、脸上的刀疤，跟原著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中国版的《深夜食堂》一眼看去，很难忽视那几盏明亮的吊灯，背景里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锅碗瓢盆，感觉不像巷子里的小饭馆，更像刻意做旧的文艺餐厅。
这是一位网友对中国版《深夜食堂》所作的评语：“深夜食堂”不仅是日本的一种餐饮文化，更是日本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我觉得，导演也好，演员也罢，没有沉浸到日本社会的这种“深夜食堂”的文化之中，是很难理解“深夜食堂”的内涵的，自然也是拍不出那种特殊的韵味的。
日本为什么会有“深夜食堂”这种餐饮文化呢？
我们首先得从日本的社会发展讲起。日本战后在整个复兴过程中，许多工厂都实行24小时的劳动制度，这样一来，深夜下班的员工必须要有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因此这种劳动制度造就了日本的“深夜食堂”。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的酒吧文化催生了这种“深夜食堂”文化。日本的酒吧文化有别于欧美的那种纯酒吧，欧美国家的酒吧文化大多数是几个要好的朋友或者同事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而日本的酒吧文化是介于喝酒与女色之间，是日本一种特有的暧昧文化。也就是说，这里是有女人陪你喝酒聊天，但不是可以动手动脚的地方。这种酒吧在日本到处都有，东京的银座、新宿歌舞伎町、上野等都是著名的酒吧街。这种在日语中被称为“スナック”的酒吧，一般都会营业到凌晨。当走出酒吧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感觉到肚子有点饿，因为酒吧里不提供餐饮，只提供酒。因此，人们走出酒吧，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去吃点什么东西，于是走出酒吧走进深夜食堂，就成了一种习惯。
日本深夜食堂盛行的第三个原因，主要是受到日本城市公共交通制度的影响。譬如像东京这座城市，轻轨和地铁一般运营到凌晨一点钟结束，没有通宵的地铁和列车。而早班的轻轨地铁，要在早上四点半才开始运营。所以许多在晚上加班或者去酒吧里喝了花酒的人，无法赶上末班车回家，又舍不得掏钱去住旅馆或者打车回家。怎么办呢？他们就会去找一家能够喝酒打盹的地方，那就是深夜食堂。他们一般会喝上几个小时，在深夜食堂里眯一会儿，然后等到早班车开了坐回家，或者直接去公司上班。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日本的深夜食堂之所以生意火爆，不只是人们想找一个地方倾诉自己心中的苦闷，更多的时候是想找一个过夜的地方。
那么日本的深夜食堂，是不是只有那种电视连续剧里展示的小酒馆呢？事实上并非如此。
日本电视剧《深夜食堂》里的舞台，是一家小酒馆，招牌上写着三个字“めしや”。“め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饭”的意思，这个“めし”在我们中国过去的电影当中，被念成“咪西”，所以我们经常冲着日本人说“咪西咪西”，就是从“めし”中引用过来的大白话。“めしや”的“や”，汉字是房屋的“屋”，这样大家就很好理解了，“めしや”其实就是“吃饭屋”。
《深夜食堂》的主人公是一位身份不明、脸上有一道伤疤的中年男子，20年前继承了这家店，全年无休地经营着这家小小的酒馆，从晚上开店一直经营到第二天早晨七点。
而许多为了生计、为了理想、为了爱情而奔波的东京人，到了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寻找心灵的港湾，于是就来到这家位于小巷深处的深夜食堂。他们中有受人敬仰的大学教授、医生，也有失去人气的歌手、春风得意的AV男优；有对人性绝望的侦探、性格怪异的警察，也有伶牙俐齿的大阪女孩、久别重逢的同窗；人物可谓形形色色。他们欢笑，他们悲伤，借着美食的香气和酒精的作用，把深埋在心底的情怀在这间小小的酒馆里予以释放，最后与和善寡言的老板挥挥手，醉意朦胧地走入夜色。
其实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里，像这样个人经营的小酒馆其实并不多。最多的还是居酒屋和拉面店。
一般日本高档的料理店和餐厅，大多数在深夜十一点就关门了。所以，深夜营业的食堂，基本上就是三种：一是居酒屋，一般都是公司经营的大众酒场；二是拉面店；三是个人经营的小酒馆。居酒屋大多集中在轻轨车站、地铁车站附近，拉面店大多开在大马路边或者酒吧街。而小酒馆，一般都开在酒吧街附近的小巷子里。像日本电视剧《深夜食堂》，它就开在新宿。新宿是位于东京西边的一个商业区，类似于上海的徐家汇。所不同的是，新宿有一个亚洲最大的红灯区，叫作歌舞伎町。因此，这家小酒馆就会有形形色色的人出入，演绎出千姿百态的人生故事。
这些深夜食堂提供的菜肴，一般来说比较普通。拉面店主要是拉面和煎饺。居酒屋里相对比较丰富，有生鱼片、烤鱼、沙拉、鸡肉串、马铃薯、烤肉等，往往有几十种菜肴。而个人经营的小酒馆，一般都是简单的小吃，品种相对固定，虽然往往卫生状况欠佳，但是情调十足。
居酒屋有小包厢和大堂座席，一般能够容纳近百人。拉面店和个人经营的小酒馆，大多以吧台式为主，客人坐在吧台上看着老板做菜煮面，一般只能容纳十几个人。这三种深夜食堂中，最有人情味的当然还是小酒馆。因为去小酒馆里喝酒的人，大多数是熟客，能够与老板隔着吧台吹牛聊天，或者没心没肺地述说自己的不幸与苦恼。因此，这种小酒馆是许多日本人的一个家，走进这样一家温馨的小酒馆，和老板打个招呼，真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但是如果你与老板不熟悉，一个人傻乎乎地坐在那里闷头喝酒吃菜，反而会有一种孤独感。
所以，日本的深夜食堂，不是一种简单的餐饮，而是日本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在各种客观因素的综合下，演绎成为日本人的生活舞台。虽然这种舞台比较小，甚至有点孤独，但正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生活的一种写照。而这种写照，还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日本人有一个人上酒馆喝酒吃饭的习惯，而我们中国，正缺少这样的氛围。所以，要拍好《深夜食堂》，就要了解这种食堂的内涵。日本版的《深夜食堂》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们的心，是因为一切的故事都只发生在这间小小的酒馆里，并没有延伸到酒馆之外的世界，但是却把每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演绎得淋漓尽致。
大家有机会来日本，到深夜食堂坐坐，推荐你们喝生啤酒。日本的生啤酒味道相当不错，与生啤酒相配的一道菜，是带皮的毛豆。如果你一上来，就点生啤和毛豆的话，酒馆老板一定会对你另眼相待：这个人，懂得深夜食堂的套路。
24.日本人如何居家养老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政府出版的2015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已有3300万人，占总人口的26%，也就是每4个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如何应对这个“超老龄化社会”，这让历届日本政府都十分头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本国民平均寿命高达83岁，位居世界第一，也说明日本在养老保障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因此，美国《新闻周刊》将日本评选为全球最适宜养老的国家。
事实上，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老年人的天堂。相传在古代日本，一些过了70岁的老人会被儿女背到山上自生自灭，这一方面说明了日本的贫穷，无法给老人善终，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日本老人的“终老观”。这样的山，在日本被称为“弃老山”。1956年，日本作家深泽七郎以“弃老山”为原型，创作了一部小说《楢山节考》，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影片，获得了198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日本养老问题受到重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60年代。一部人伦电影是日本现代养老制度诞生的起爆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开始进入战后复兴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批农村人离家奔赴城市谋生，其情景如同中国20世纪80年代大批农民工进城一般。这种工业化浪潮带来的生活模式的变化也严重地冲击了传统的家庭伦理体系。祖孙几代生活在一起的传统大家族逐渐解体，年轻人开始在“事业”与“孝道”之间摇摆。
1953年，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创作的经典影片《东京物语》，描述了一幅具有当时代表性的社会图景：一对老年夫妇从乡下来到东京看望进城工作的儿女，儿子太忙，没时间照顾他们，女儿十分吝啬，生怕为父母多花一分钱。结果，两个孩子来回“踢皮球”，谁都不愿意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在品尽了世态炎凉后，老夫妇决定返回农村老家，母亲很快因病去世，老父亲孤独地坐在家中，说出一句感叹的话：“一个人度过一天，真的是特别漫长”。
这部电影极大地震撼了日本社会，人们开始关心起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本政府也研究如何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从1961年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国民年金法案》，根据这部法律，日本建立起国家养老金制度，国家承担年金（养老金）总费用的三分之一，剩下的由企业与个人负担。法律规定，凡是居住在日本国内年满20岁至60岁的人都必须强制加入。公民年满60岁后，便可定期领取养老金。日本的这种养老金制度比我们中国早了40多年。
1963年，日本又颁布实施了第一部关于老年人福利的专门法律——《老年人福利法》。该法着重推行养老的社会化，例如成立“老人之家”等养护福利机构，建立老年人定期体检制度，向老年人家庭派遣服务人员等。这部法律连同后来制定的《生活保护法》《老年人保健法》等法案一起，共同构建起日本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共同养老与医疗的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这些法律制度的建立，催生了日本养老产业的迅猛发展。养老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20世纪90年代，仅大阪市建起的各种类型的养老院就有341所。要知道大阪市的人口规模仅为上海市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个养老院的数字也是挺大的。但是由于养老院一般建在郊外，亲人探望不方便，老人也会有一种“被社会遗忘”的感觉。因此，进入21世纪，日本养老的重心逐渐从养老院转向居家养老。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提供居家养老和病瘫者的上门服务，包括上门护理、上门洗浴、日托护理等多种项目，但是参保人必须在40岁之后缴纳护理保险费。
中日两国在居家养老的措施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日本居家养老是以护理保险制度为基础，就是政府出钱请护理人员上门服务，老年人自己只需负担10%的费用。中国居家养老，包括请保姆在内的各项服务都需要自费，老年人负担很重；二是日本有专门支撑家庭护理服务的人员培训与考核体系，所有护理人员均持有国家专业资格证书，所有服务人员都由专业公司管理，而中国大多数是请私人保姆来护理；三是日本居家养老的福利种类很多，共有13大类，基本可以满足不同老年人的不同需求。中国虽然近几年发展了社区老年护理，但还是缺少完备的服务体系和内容。
那么在日本，当一个人进入65岁之后，他能够享受政府的哪些养老服务呢？
首先，日本政府会给他一笔20万日元（大约12000元人民币）的费用，用于其个人住宅的改造，以创造一个适合于老年人生活的环境。譬如说，家里各处要装护手，厕所要进行适当的改造，要添置老年人专用的浴缸等，这些都可以向当地政府去报销。这是日本对于每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的一项特别的福利。
其次，老年人购买轮椅、手杖、护理床等器材，90%的费用由政府承担，个人只需要承担10%。政府每年还给老年人10万日元，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用于购买尿不湿等老年人护理用品。
再次，日本政府将根据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对你作出护理等级的评定，然后根据不同的等级，支付给你不同金额的护理保险费，每个月最低的是5万日元，大约3000元人民币，最高的有十几万日元，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这笔钱用来干什么呢？就是请专业的护理人员来家里帮你洗澡、打扫卫生、按摩，甚至做饭。或者每周一至两次开车来接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去附近的养老院，洗个温泉澡，吃一顿午饭，睡一个午觉，然后与老年朋友们聊聊天，傍晚时分，再开车送老人回家。
对于孤寡老人，日本各地政府还有一项特殊的“安危确认制度”，也就是要随时掌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否还活着、有什么需要。这项确认制度，是政府联系公共事业部门或者企业来共同实施的。譬如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的抄表员、快递公司和邮局的快递员、还有各报社的送报员等，他们在巡视中，如果发现订的报纸有好多天没人取了、老人家里白天也一直亮着灯等情况，必须向指定的政府部门报告，以防止孤寡老人遭遇意外之后无人知晓。
还有一种老年人服务，就是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给孤寡老人送盒饭。这种盒饭委托附近的24小时便利店配送。由于盒饭一日三餐都需要配送，因此盒饭配送员就成了老人们的健康监督员，他们每天要负责填写老人情况报告书，向当地政府报告，而当地政府将会支付给24小时便利店一笔资金作为奖励。
日本还有不少城市向老人们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务。比如，大阪市中央区给区内的老年人分发了一种塑料密封瓶，瓶子里装进两张表格，一张是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家庭成员联系表，另一张是急救信息卡，上面有老人的健康保险号、血型、患有的疾病和正在服用的药物等重要的急救信息。这两张表格装进密封瓶子后，统一放在冰箱门上指定的储藏格位置，并在冰箱门外面贴上提示标志。独居老人一旦发生意外，只要还能拨打急救电话，急救人员上门后不需要过多询问，只要找到这个密封瓶子就可以对老人进行救助。
所以在日本，老年生活是以国民年金（养老金）、医疗保险、介护保险这“三道关”来全面实施保障的。正因为日本的居家养老的制度和政府的援助政策十分完备，因此，日本70%以上的老年人都选择居家养老。
25.日本人为何出门都要戴口罩
樱花盛开时节，我接待了几位来日本访问的中国企业家朋友。他们跟我说，东京街头这么多人戴口罩，就好像进入了一个传染病社会，看来有关日本核污染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日本人戴口罩真的与核污染有关系吗？结论自然是否定的，日本人出门戴口罩，针对的不是核污染，而是春天里特有的一种病症。
这种病最近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症状是流眼泪、打喷嚏、鼻塞，喉咙疼，最终导致扁桃体发炎、直至发烧。
这种症状类似重感冒，但其实不是感冒，而是花粉过敏症。感冒是病毒性的，会传染。而花粉症是呼吸道刺激，自己折磨自己。
日本人把花粉症称作“春天里的国民病”。为什么叫“国民病”？因为日本1.2亿人中，花粉症的患者接近4000万，也就是说，30%以上的日本人都得了花粉症。
花粉症在日本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最初的病例是在1963年被发现的。此后在每年的2月至4月，日本列岛都会陷入花粉症的恐慌中。
这一时期，正好是日本樱花盛开的时期，花粉症是否与樱花有关？其实，这与樱花没有什么关系，樱花的那么一点花粉，还不至于引起呼吸道感染。那么，日本的花粉来自何处？原来是来自于杉树。
每年春天，杉树都要开花，花粉大量飘浮在空气中，并随风到处飞扬。这些花粉感染到眼睛，会使眼睛发痒，并不停地流眼泪。花粉进入鼻孔，会刺激呼吸道，人会不停地打喷嚏，更会导致喉咙疼痛，最后使得扁桃体发炎，身体发烧。有的人因此到了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许多人不太理解，杉树怎么会开花呢？我也曾有这个疑问。有一次去日本东北地区的茨城县出差，汽车在一个山林里行驶，远远看到从山林里飘出一股黄颜色的风。司机告诉我，这就是杉树的花粉。
日本全国有1029万公顷的人工树林，其中杉树占了4成以上。杉树在日本全国的森林面积中占到了20%。
为什么日本人要种这么多的杉树？原因有两个：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军对日本许多城市和日本人避难的乡村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一大批山林被炸毁烧焦，留下了光秃秃的山头；二是日本人过去的房子大多数是木结构，现在的一户建，也就是别墅式的房子也大多是木结构，因此木材的需求量很大。而杉树具有树形笔直，成活率高，成长快速的特点，很适合用作日本人木结构住宅的材料，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植树造林运动中，日本政府鼓励山民大量种植杉树，结果战后种植的人工林，将近一半是杉树。
但没有想到的是，杉树会开花，上千万棵杉树开花形成的花粉，就跟中国北方地区的风沙一样，吹入大城市，使得相当一部分容易过敏的日本人，得了花粉症。
花粉症有一个很不好的特性，就是你一旦得了一次，基本上一辈子都完蛋了，也就是说年年都会犯。我来日本二十几年，一直没得花粉症，所以常常看着别人流眼泪打喷嚏死去活来的样子，感觉很好笑。但是六年前，那次春季花粉特别多，好像杉树花粉跟杨梅似的，也有大年和小年之分。那一年，我也泪流满面。从那之后，每年的春季，我都要遭受一次痛苦。
既然杉树这么令人痛苦，为何不把它全部砍了？在日本，目前还做不到。一方面，因为市场需要大量的杉树造房子；另一方面，日本为了保护山林，对种树的山民和地主实行经济补贴，每年的补贴费还不少，因此许多地主不愿意砍伐。这两大原因，使得杉树成为日本最具经济效益的树林，种植面积也在不断地扩大，仅在2013年，日本全国就种下了1581万棵杉树树苗。
虽然有几千万人经受花粉症的痛苦，但也因此催生出一个巨大的花粉症市场。日本的研究机构估算，日本花粉症市场总体规模已经达到了6000亿日元（约370亿元人民币）。每年花粉症来临时，日本各大药厂、药品公司、口罩制造商的股票是天天上涨，而且是花粉越多，这几家公司的股票涨得越厉害。除了药厂和药品公司之外，股票上涨的公司还有乳业集团。因为近几年日本研究发现，多喝酸奶可以预防花粉症，因此酸奶的销售量也是节节攀升。当然获利最大的还是医院，呼吸道科门庭若市，医生都忙不过来。
当你走进日本的药妆店，摆在最醒目位置的，往往都是花粉症相关药品的专卖柜台，像抗过敏药、治理鼻炎的药，各种具有消炎作用的眼药水，各种各样的口罩。专柜上面都大大地写着两个汉字“花粉”，日文和中文的汉字表示都一样，只是念法不同。
中国的空气净化器与日本的空气净化器的功能也有不同。中国的空气净化器特别增加了去除PM2.5的功能，而日本的空气净化器，则增加了去除花粉的功能。因为人们从外面回家，或者回到办公室，身上都沾有花粉。虽然日本人已经习惯于在进入房间之前将外套脱下，把花粉抖掉，但是，还是会有花粉被带入到室内，因此，日本的空气净化器就强化了去除花粉的功能，这也是一种日本的产品特色。
虽然花粉症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也造成了人们工作效率低下、生病停岗等问题。日本明治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报告显示，日本一年中因为花粉症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到8000亿日元，也就是480亿元人民币。连安倍首相也患有花粉症，他说自己最怕在与外国领导人会见时，当面打喷嚏。
日本政府为了整治花粉症，要求各地减少杉树的种植面积，同时要求专家们研究无性杉树，也就是不会开花的杉树。2008年，在日本的富山县首先发现了无性杉树。日本林业厅马上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培育，但是直到现在，还无法成林，看来大面积推广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不过，日本的医学专家从营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份可以减轻花粉症的蔬菜和水果菜单。排名第一的是莲藕，第二是芥末，第三是香蕉，第四是洋葱，第五是酸奶，第六是甜茶，第七是木耳，第八是颜色是青色的鱼，第九是生番茄，第十是哈密瓜。
我这几天喝了好多的酸奶，看来效果是潜移默化的，并没有立竿见影。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花粉症还是可以治疗的，目前日本的治疗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花粉症开始前一个月，去注射特殊的疫苗。另一种是动手术，将鼻孔中敏感的神经给它切断。到明年，我打算提前准备，先去试试疫苗。
所以，日本人出门戴口罩，并不是为了防止核污染，而是为了防止花粉的入侵。因为在日本，除了福岛核电站和周边之外，空气中已经不存在核辐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戴口罩，是因为他自己感冒，怕把细菌传染给别人。所以，不管是在街头还是在地铁轻轨列车上，你都可以看到一排人都戴着口罩，甚至在办公室和家里，也有人戴口罩。所以，日本人出门戴口罩，既是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人。
26.中国大熊猫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2017年6月，日本发生了一件普天同庆的事情，那就是一只在东京上野动物园里的中国大熊猫生下了一只熊猫宝宝。这可是时隔5年来，上野动物园里发生的头等大喜事，因此，日本全国上下欢欣鼓舞，电视台也像播电视连续剧一样，反复播放这只小家伙在妈妈怀里的可爱模样。
日本人为什么对中国的大熊猫如此情有独钟呢？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国大熊猫与日本的故事，说一说大熊猫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分量有多重。
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中日两国虽为近邻，但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两国喊了几十年的“世代友好”，其实并没有真正敞开心扉友好起来过。特别到了最近几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关系反而变得不正常。
虽然两国关系变化多端，但是在中日两国之间，唯一不变始终受到日本民众喜爱的一样东西，就是大熊猫。
1972年10月，就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文件之后一个月，中国政府赠送给日本的两只大熊猫兰兰和康康就来到了日本。而作为交换，日本向中国赠送了珍贵的大山樱花树苗和落叶松树苗。这些樱花树苗后来大部分栽培在武汉大学内。而中国的两只国宝熊猫，则落户在东京的上野动物园。
上野动物园开放于1882年，是日本最古老、最有名的动物园，也是日本第一座公共动物园。上野动物园占地面积约有14万平方米，展出动物约420种，共有2200多只。而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则是动物园里的“天皇”与“皇后”，备受人们的尊崇。
1972年10月8日，当兰兰和康康乘坐的专机飞入日本领空时，几架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立刻升空，一直护航到东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带队到羽田机场迎接中国“和平使者”的到来。
18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二阶堂进先生，当年是他负责接收中国的大熊猫。他回忆说，为了庆祝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周总理和田中首相都想到要交换一份礼物。对于日本来说，最渴望得到的就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日本的孩子一定会十分喜欢。而日本能够赠送给中国的，自然是樱花树苗。周总理很爽快，立即答应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并特别指派四川省政府挑选两只健康可爱的大熊猫运来日本。中国两国邦交关系的恢复揭开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新篇章，而中日两国政府互赠礼物，为这篇章增添了新的一页。它是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新发展的最佳体现。
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抵达日本后，立即成了全社会的明星。为了能够看一眼这对来自中国的国宝，上野动物园里一天涌进了30多万人，需要排队5个小时，才能看到大熊猫。日本社会的这种“熊猫热”，也带动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与向往。日本社会随即出现了“中国热”，大量介绍中国美丽山水的图书和电视节目登场，让日本人第一次正面了解到中国人的社会与生活，欣赏到中国美丽风光和历史遗迹。
但是说来也奇怪，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来到日本之后，居然没有生育。此后，欢欢、飞飞、陵陵等大熊猫相继来日本，成为上野动物园的金字招牌，但是直到2008年4月陵陵老死为止，这几只大熊猫都没有生下过一个宝宝。
没有大熊猫的上野动物园，生意陷入低迷，入园游客也大幅减少。为此，东京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希望继续提供大熊猫的要求。
但是这次中国政府有点不乐意，表示大熊猫越来越稀少，而世界各国申请大熊猫的越来越多，继续赠送的话，难度很大。为此，中日双方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那就是中国政府改赠送为租赁，东京都政府每年向中国方面支付95万美元，中国租给日本两只熊猫。
根据这一协议，2011年2月，大熊猫力力和真真抵达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填补了上野动物园3年无熊猫的空白。
第二年，两只大熊猫通过自然交配，生下了一只熊猫宝宝，但6天后，这个小家伙就因肺炎而死亡。它的夭折，让整个日本社会空欢喜了一场，不少人为此落泪。
一晃5年过去了，力力和真真就知道玩，却不来真格的。直到2017年2月27日，两只大熊猫才有了自然交配，这让上野动物园的饲养员们兴奋不已。5月18日，动物园宣布真真出现了怀孕的征兆。一个星期后，真真被请入特别的饲养房开始安胎。6月12日，真真顺利生下了一只熊猫宝宝。
“上野动物园里的中国大熊猫生孩子了”，这一消息，在6月12日成了日本各大电视台的头条新闻。
记者们扛着摄像机在东京街头问行人：“你有什么感想？”两位日本美女说：“我自己都有一种做妈妈的感觉，太兴奋了。”一位老太太说：“太不容易了，上次没养活，这次请一定努力，让熊猫宝宝健康成长。”甚至在雅虎网站上，有人喊出了“万岁！”
上野商店街联合会当夜在上野街头送出去2万顶熊猫帽子，东京环城列车山手线的车厢里，“熊猫”点点，立刻成了一道可爱的风景。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得到熊猫产仔的消息后，对记者表示：“一定要动员全社会给这只熊猫宝宝募集一个好听的名字”。
熊猫产仔，为什么会乐坏日本社会？
首先是这只熊猫宝宝来之不易。
真真曾在2012年7月生下一只熊猫幼崽，这是上野动物园24年来首次有大熊猫自然交配产仔，当时乐得日本首相都发表讲话表示祝贺。但遗憾的是，这只熊猫宝宝在世上只存活了6天。
2017年6月12日上午11时52分，上野动物园来传出了初生幼崽的哭叫声，这一哭叫声标志着上野动物园的大熊猫有了新的生命。监控录像显示，真真生下宝宝后，时而把它含在嘴里，时而把它抱在怀里，表现出一位慈母的模样。这些可爱的情景在电视上播出后，唤起许多人的怜爱。
其次是东京上野地区的商家们期待小熊猫的降临，能够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刺激。上野是一处老城区，有一条著名的商店街叫阿美横丁。上野火车站也是战后东北地区的人来东京找工作的下车站，这里是二代东北“农民工”魂牵梦萦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几大国立博物馆和美术馆都集中在上野公园内，是日本文化的瑰宝之地，同时还有日本最大的动物园——上野动物园。
熊猫宝宝诞生后，上野商店街联合会和上野观光联盟将举行庆贺月活动，各大百货公司和商店将进行降价30%—50%的“庆贺大拍卖”活动。熊猫宝宝在动物园里公开亮相后，一定会是游人如织。上野动物园附近的餐饮名店“东天红”和“精养轩”的股票出现大涨，“东天红”股票涨到了10年来的最高。日本经济学家、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宫有一个预测数据称，熊猫宝宝诞生后，将给上野地区带来267亿日元（约17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好处。
最后，上野动物园是中日友好的一处圣地。2017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也是大熊猫来日本45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月里，新生命的降临，让许多渴望中日友好的人们看到了一种吉相，看到了一种希望。
熊猫宝宝公开亮相，要在半年之后。这半年，将让许多的日本“熊猫迷”饱受煎熬，但也会让整个日本社会充满期盼。大家到东京后，一定要去上野动物园里看一看，看看力力，看看真真，或许还能看到可爱的熊猫宝宝。希望这小家伙健康成长，早日成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使者。
27.日本人为何喜欢秋天的枫叶
进入11月，正是日本看红叶的季节，漫山遍野五彩缤纷的树林与红艳的枫叶相互辉映，构成了日本深秋最美的风景。
许多人迷恋日本的樱花，其实，相对于短暂的樱花季，红叶显得更加灿烂与热烈。
日本人观赏红叶的文化，起源于平安时代，也就是中国的唐朝。平安时代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就有贵族男子携倾心的女子一起观赏红枫的描述，这种观赏红枫的举动，称为“红叶贺”。
但是，这种“红叶贺”在平安时代初期，在贵族当中并不是十分流行，原因在于，当时的宫殿也好，贵族的庭院也好，种植最多的是樱花树，而枫叶大多数是在野外的山中，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人们很难成群结队地去郊外看枫叶。所以，红叶与樱花相比，赏樱文化早于赏枫文化。
为什么当时的平安贵族们不怎么喜欢枫叶？是因为樱花盛开时预示着一年春季的苏醒，意味着蓬勃生机的来临。但是，枫叶红时，那种枯叶凋零的情景，预示着一年中最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临。在当年没有空调暖气，也没有太多棉被的艰苦岁月，经常遭遇暴风雪袭击的日本，冬天是一个痛苦的季节。
但是到了平安时代的后期，红叶的色彩引起了女性们的赞誉。因此，京都的庭院里，开始种植红枫，也因此有了《源氏物语》书中“红叶贺”的记载。
到了江户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代，日本的商业文化开始兴隆发展，一批百姓因为行商而富裕，日本产生了旅游文化，尤其是百姓中出现了两种参拜，一种是参拜三重县的伊势神宫，伊势神宫是日本的皇家神宫，那里供奉着日本的天神；另一种是参拜富士山，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富士山是日本的神山。因此，秋高气爽时期，刚刚结束收获季节的人们，开始了旅游，于是观赏山景红枫，开始在一般的百姓中流行了起来。
而助推观枫文化的，是一本旅游书，叫《都名胜图会》，这本书介绍了全国各地的红枫胜地，并配有各种风景与美女插图。这本书出版后，人们开始知道哪里的红枫最好看，于是看红叶旅游也盛行起来，不少人带了盒饭与清酒，在红枫树下唱歌跳舞，就像看樱花那样，逐渐成为一种大众的文化。
在百姓的推动下，京都的一些寺院开始种植红枫树，将枫树种植于寺院门口的参拜道两侧，使得红叶落下时，整个参拜道红艳一片，别有一番景致。
寺院里种枫树习俗的形成，最大的功劳者当推京都的东福寺。东福寺创建于1236年，当时寺院里种植了许多的樱花树。寺院的住持发现，樱花盛开时，修行的僧侣们都没了劲，整天无精打采。于是住持决定，把樱花树全部砍了。但是，没有了树木的寺院，一下子变得没有了生机。住持想了想，决定改种枫树。刚好有一批从中国引种的红枫树，于是东福寺一下子种了2000棵枫树，成为京都最大的观赏红枫的圣地。
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贵族和有钱人家的庭院里，开始种两棵树，一棵是樱花，另一棵是红枫。
有关枫叶，日本还有一个传说。说是在长野县有一座山，叫“户隐山”，山上住着一位名叫“红叶”的妖女，经常袭击过往的路人。为此，当时的天皇下令征伐这位妖女。于是，日本开始有了“红叶狩”的习俗，也就是在深秋时节，人们结伴而行，去山里看红枫、捡红叶。
根据这一传说，在日本的传统戏剧，比如歌舞伎和能中，就有不少“红叶狩”的节目。
但是，京都寺院的和尚们认为，“狩”这个字，有“杀生”的意思，因此，把“红叶狩”改称“红叶借”，也就是借红叶做风景。根据这一理念，平安时代后期的京都寺院，开始有了“借景”的设计。不仅借红枫，也借樱花、竹林、松树等树木。这种借景形成的景色，后来就变成了日本庭院文化的根本。
日本国土面积的70%是森林，由于日本深秋时节日夜温差很大，因此，使得树林的色彩变得五彩缤纷，而红枫是其中最耀眼的色彩。一般来说，早晨的气温降到6～7摄氏度的时候，是枫叶开始变红的最佳温度。
日本的枫叶品种多达二十余种，但是寺院和家里种的枫树，大多数以五角枫、鸡爪枫、元宝枫为主。日本的枫树有一个特点，就是树叶特别艳丽，毫无枯燥感。
为什么日本的枫叶会如此艳丽？因为日本列岛是海洋性气候，深秋时节，湿润的空气给枫叶带来诸多的滋润，使得日本的枫叶像抹上了一层胭脂一般鲜艳。
日本的樱花是从南开到北，而日本的枫叶是从北红到南。从9月开始，北海道最北端的枫叶开始变红。到了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日本整个列岛的枫叶都开始变红，而京都红得最艳丽的时期，是在11月中旬。这时秋高气爽，天气也是十分的晴朗宜人，所以很适合外出秋游看红叶。
我专门跑去青森县看过红叶。
青森县位于日本本州岛的最北端，隔一条津轻海峡，与北海道相望。
顾名思义，“青森”的大部分地区覆盖着青青的森林，其中最有名的是世界自然遗产——白神山地。
青森县最出名的是苹果，那红艳无比的红富士苹果，酸甜清脆，是苹果中的极品。
深秋时节，正是苹果丰收的季节。但是，我这几天跑去青森，不是为了摘苹果，而是为了看枫叶。因为，“青森”已经变成了“红森”。
日本是一个四季十分分明的国家，而且每一个季节的变化，不是以肌肤去感悟，而是以视觉去认知，比如满树的粉红，预示着春天的来临；跳入蔚蓝的大海，预示着夏天的到来；红叶满山时，预示着秋天的到访；而白雪皑皑时，自然是迎接冬天的降临。
所以，日本人对于大自然有一种浓浓的情节，并因此演变出樱花文化与枫叶文化。樱花的生命只有短暂的一周，因此日本人往往在樱花树下醉酒纵情，满含悲情。这种悲情文化，很符合日本人的静处个性。
但是，日本人看枫叶时却不一样，因为枫叶从青色变成红黄再变成深红，最后落叶，整个过程长达一个多月。枫叶从经霜到经历寒冷的考验渐渐变红，如同人生经历挫折渐渐成熟一般，这种真美的境界，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与长久。再加上枫叶如霞、如火一般的热烈，带给人们的不是一份伤感，而是一份热烈与温暖。
假如说，一对恋人携手赏樱，他们感受到的是人生匆匆，赶紧结婚吧，那么，在枫叶树下，他们更多地会渴望相拥相爱，去享受生命的轰轰烈烈与美丽。
那么，到了日本，如果看枫叶，最佳的去处是哪里呢？根据日本的各种红叶排行榜，我给大家推荐几处。
第一，自然是京都。京都的红叶大多数是种植在寺院内外，或者河边。因为是人工种植，树种自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每一棵树都是精品。也因为是人工种植，每一棵枫树的位置，甚至周边的建筑与风景，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或与寺院相映，或与池塘连影，加上小桥流水，窗户回廊的巧妙设计，使得京都的红枫格外地入镜，你扛着一台相机，绝对是半天挪不动步子，因为处处是景。
那么，京都有哪些寺院的红枫最值得去看呢？
首先当推高台寺，高台寺是1606年丰臣秀吉的夫人为了追悼丈夫而建，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高台寺的美在于庭院，庭院正中有一池塘，四周的红叶倒影在水中，别有一番风景。从10月25日至12月15日，高台寺晚上演绎灯光秀，令红叶多了一种梦幻般的意境。
建于京都市东山半山腰的永观堂，也是一处观枫叶的名胜之处。庭院里几十棵各色枫树，把永观堂渲染得五彩缤纷。
除了上述两个寺院之外，东福寺、南禅寺、清水寺、北野天满宫都是观枫叶的好去处。
京都之外的枫叶胜地，首推群马县伊香保温泉的汤元“河鹿桥”。“河鹿桥”红叶在全国排名第三位，在群马县排名第一位。红色的木桥周围，有近千棵各色枫树，形成了一条什锦彩带。
全国排名第四的枫叶胜地，是爱知县的香岚溪，在溪水的两岸，附近的香积寺的和尚念着般若心经，先后种植了4000多棵枫树。红艳的枫叶将溪水染红，夜间的灯光秀，更是将红叶、溪水演绎得无限梦幻。
那么，东京有没有观赏红枫的地方？著名的也有两处，一处是东京市内的“六义园”，这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两大名园之一，园内种植了许多红枫，并有人工湖塘相映。“六义园”的红叶在全国排名第五位。另一处是东京郊外的高尾山，从东京车站坐列车一个小时可以到达，高尾山有缆车可以直达山顶，搭乘缆车空中观览满山的红叶，也是一道难得的风景。
旅游专家们说：“全世界最漂亮的枫叶在日本。”如果这句话当真，那么，大家更应该像想看樱花一样，到日本看看艳丽的红叶。
28.日本人做事，背后都有一个“信任链”
第一次冲着一位国内的友人发了一顿火！
这位友人跟我联系，说他的一位亲人身上有诸多毛病，希望到日本检查治疗，请我无论如何帮忙。
这位友人是我相交多年的好友，他托我，我不敢拒绝。但是，医院不是我开的，要搞定这位病人的检查与治疗，我自己自然是没有这个精力，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了我们旅行社的社长，因为旅行社与医疗中介公司有合作。
旅行社的社长看了病人的基本情况与要求，对我说，这位病人以前做过癌症手术，心脏也有问题，还有糖尿病，还想做一个脑部检查。这样的话，至少需要搞定三家医院。因为癌症医院是不看糖尿病的，而糖尿病专科医院是不看心脑血管的。
于是，员工跟相识的医疗中介机构联系。中介机构也挺帮忙，虽然到年底，各医院预约全满，但是他们还是通过各种关系，最终替我的友人搞定了12月中旬的三天检查。
预算出来后，反馈给友人，他的第一句话是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医院预约，而要通过中介机构约？中介机构是要收钱的！”
我告诉他：“因为日本医院都已经不怎么相信中国病人了，不付医药费逃走的都有，所以多数医院规定中国人到日本看病，必须通过他们认定的中介机构介绍才愿意接受。这意味着中介机构要承担担保的责任，适当收费也是合理的。”
他问的第二句话是：“为什么还需要支付翻译费，你不能帮忙翻译吗？”
我告诉他：“日本政府规定，不懂日语的外国人到日本体检看病，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疗翻译陪同，因为涉及医学专业知识。我还不够格。”
他问的第三句话是：“为什么还有一笔病历翻译费？医院难道不能提供中文或英文病例吗？”
我告诉他：“很遗憾，日本的医院只提供日语病历，你要想看懂，还得委托专业翻译帮你翻译成中文。”
他问的第四句话是：“这些检查为什么要分成三家医院，在中国，一家三甲医院就可以一次性搞定。”
我又告诉他：“日本的医院专业性很强，分工很精细。而且我们帮你找的都是病人渴望检查治疗的最好的专科医院，日本没有一家医院敢说它们的所有学科都是最棒的。”
显然，这笔预算，他嫌贵。过了一个多星期，他突然给我发来微信，说：“徐社长，我已经找了一位在东京的同学，他说能帮忙，预算比你们便宜，你就把预约退了吧。”
我一看这微信，就来了气。因为就在不久前，也是一位朋友托我帮他在东京找医生，帮他亲戚治病。费了好大的精力帮他搞定医院，还剩下一个星期，突然说不来了。中介机构说，预约所耗费用还得支付。朋友说得也是理直气壮：“人都没有到过日本，为什么要付钱？”结果15万日元我自个儿掏了腰包。
我给这位友人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有人说，中国人做事，大多是建立在利益之上，哪家便宜找哪家，觉得货比三家不吃亏，也许大家被蒙怕了。但是我得告诉你：日本社会做事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即使价格贵一点，说好了的事赔本也要做，这叫“信用”。
你是我的好友，你托我的事，我绝对当大事，因为信任你。我的员工因为信任老板，全力以赴去联络去委托。医疗中介机构因为知道是徐静波社长委托的，觉得靠谱，于是去一家家联系落实医院。医院因为与中介机构有很好的信用关系，努力调整出时间接纳你的亲戚检查治疗。整个过程，虽然你没付委托费，我们也没有事先付给中介机构委托费，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替你跑腿，因为在你的背后，有一条强劲的“信任链”——我信任你，大家信任我，于是形成了一种“信用委托”。
但是，你今天不是以无法抗拒的理由，而是采用脚踏两只船的做法突然要取消自己对我的委托，那么也就意味着，从医院到中介到我社员工到我之间的整个“信任链”，因为你的不守信而全部断裂，以后再要启用这条“信任链”去做事，就变得没有信用。你拍拍屁股走人，我今后做事会变得很难。
一个人靠谱不靠谱，首先取决于他在启动做一件事时，是否深思熟虑。你在决定委托别人做事时，是诚心诚意的“拜托”，还是货比三家搞中投标。如果你是有意要搞中投标，那最好自己去找中介公司，不要动用朋友的资源。因为你必须想到，一旦你委托了朋友，自己必须要承担委托的责任，而这份责任，不仅仅是要记恩守信，而且还应有决心承担委托实施中可能产生的费用。如果你把这一责任都没有想好，就开口求别人帮忙，那么，你就可能会成为不靠谱的轻率之人。一旦这一委托失信，那么，你蒙受的最大损失，可能是永远失去一位好友。
因为，诚信是金！
29.日本“新社会人”为何都要穿深蓝色西装
4月份，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月份，首先，它是一个新财政年度的开始。因为，日本的财政年度是从4月1日算起，到来年的3月31日结束，也就是说，2019年度是从4月1日开始的。
说一个笑话。2019年的G20峰会计划6月下旬于日本大阪举行。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作为主会场的大阪国际展览馆居然还没有装修。为什么还没装修？理由很简单，因为装修费用也就是预算，要从4月1日开始才能使用。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一方面，显示日本人做事的死板；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制度管理是怎样的一种程序。当然，日本人应该有信心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之内，将G20峰会主会场装修完毕。
对于一般的日本国民来说，4月份是一个告别过去与开启新生活的转折月份。日本的学制，是3月份毕业，4月份开学。4月1日开始，幼儿园的小朋友变成了小学生，高中毕业生走进了大学校园。
所以，前几天，东京街头时时可以遇见穿着和服去参加毕业典礼的大学女生。而这几天，东京街头又多了一种色彩，满街都是穿深蓝色西服的年轻人，他们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新社会人”。
作为告别校园，走进社会的“新社会人”，他们必须要遵循日本社会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约定，从进入公司参加“入社”仪式的那一天起，男孩子就要穿上深蓝色的西装，女孩子则穿上深蓝色的西装裙去上班，这一穿得穿半年以上。
每次，在上下班的地铁轻轨上，看到穿深蓝色西装的年轻人，人们都会会心一笑：当年我们也曾是如此的“丑小鸭”。
日本是一个制服社会，制服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与职业。所以，“新社会人”虽然在公司里也许会有专门的工作服，但上下班穿深蓝色西装是他们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则——标志着你是一位刚刚参加工作的“新米社员”，有许多规矩不懂，请多多关照。同时，也给予自己的一种行为警示：你已经不是一个校园里的学生，而是一个社会人，做事不可乱来，行为必须严谨，以此承担起作为一个“大人”的责任。
虽然，日本的法定“成年”年龄是20岁，但日本社会的一个基本意识是年轻人大学毕业成为“新社会人”，才算成为一个“大人”。
这批“丑小鸭”进入公司时，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所以，他们最先做的一项工作，往往是被部门上司派到各处的樱花名所，扛着塑料布去抢地盘，为前辈们晚上下班后能坐在樱花树下赏花喝酒做贡献。
虽然这项工作有点冤，却是许许多多日本企业战士的美好回忆。因为，就在这棵樱花树下，他认识了公司的各位前辈们，得到了前辈们的肯定和赞赏，在轻松的赏花喝酒的过程中，与前辈们建立了友谊，被接纳为团队的一员。也许，就在这棵樱花树下，他与一起入社的女孩子一见钟情，开始演绎美丽的爱情故事。
一套深蓝色西装，看上去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它是日本社会对于“新社会人”的一种行为约束，也是“新社会人”对于自己责任的一种警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社会就是靠这套深蓝色西装，从年轻人身上着手，建立起诸多的行为规则，营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
30.日本新年号为何会选“令和”
年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久远的故事。但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当今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开证明，还是写履历书，都需要把公历换算成年号纪元，比如2020年是“令和二年”。
2019年4月退位的明仁天皇，是明治维新以来151年间，第一位宣布“生前退位”的天皇——日本政府很忌讳“让位”一词，坚持使用“退位”一说。
退位的时间选在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85岁，他要在自己还算健康之时，把皇权和平地移交给自己的大儿子——德仁皇太子（58岁）。
早在明治元年（1868年）十月二十三日，政府就颁布了今后年号“一世一元”（一代一号）的政令。1889年制定的旧皇室典范第12条，又规定“即位后，立年号，一代之内不再更改，遵从明治元年之定制”。
明仁天皇时代的年号是“平成”，他退位后，皇太子即位，需要选定新的年号。
日本为了规范选年号的程序，1979年，国会特别制定了《年号法》，对选择年号的权限从法律的角度进行规范，从天皇手中收归内阁（政府），不再体现天皇的意志，还明确了选年号的几项硬性条件：
第一，要具有符合国民理想的美好意义。
第二，应为两个汉字。
第三，应易于书写。
第四，应朗朗上口。
第五，不应是过去的年号或作为谥号用过的名称。
第六，不应是日常通俗词汇。
日本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由学者和财界领袖们参加的“年号选定专家委员会”，这些专家确实是“国民代表”，其中包括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世界iPS细胞的研究权威山中伸弥教授、著名作家林真理子。
日本国民也跟着忙乎，各自选出了自己期望的年号。
我们来围观一下日本国民选出的年号。这些年号无不体现了日本国民的一个共同心愿——希望和平与安宁。
话说政府的年号选定专家委员会忙活了一年，已经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选出了5个年号，并确定了两个首选年号。在此基础上，安倍首相在3月29日拜会天皇和皇太子，听取了天皇和皇太子的意见。
“年号”是日本“唐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唐朝时，日本派遣了大批的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并在646年（唐贞观二十年）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大化”。从那时开始至今，日本历史上总共出现过247个年号。日本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依然在使用年号的国家。
迄今为止，日本的年号都是从中国古代典籍的词句中选取的。比如“明治”，就是取自《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即位，改年号为“昭和”，“昭和”取自《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一年号蕴含了昭和天皇要“协和万邦”的野心。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平成”取自两部中国典籍，即《史记·五帝本纪》：“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尚书·大禹谟》：“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平成”年号，就比“昭和”内敛了许多。
那么，这次的新年号到底会选什么样的年号？其中会包含怎样的意义？
2019年4月2日，日本内阁大管家、官房长官菅义伟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公布日本的新年号为“令和”。
这个新年号的出处来自哪里？菅义伟长官的解释是：来自日本的古代典籍《万叶集》中“梅花颂”第32集中的诗句：“時に、初春の令月にして、気淑く風和ぎ。”
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这个新年号的选定，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第一次避开了中国的典籍，有意割断与中国长达千年的年号因缘关系。
第二，日本历史上没用过这个年号。
第三，从日本古代典籍中选取年号，来暗示日本文化的“独立”，昭示日本“新时代”的开启。
第四，避开了安倍的“安”字，以消除安倍个人的影响力，虽然安倍已是“两朝宰相”。
参加新年号选定的山中伸弥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令和”是一个很美丽的年号，也是第一次从日本的典籍中选出，显示新时代的新气象，也给予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新挑战的机会。
安倍首相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令和”这个新年号，选自1200多年前的日本最古老的诗歌集《万叶集》，这部诗歌集既收录了天皇、皇族和贵族的诗词，也收录了一般市民和农民的诗词，是日本国民文化的象征，体现了日本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以及美丽的大自然。“梅花之歌”象征着日本的精神，寒冷的冬天过去，温和的春天就要来临。所以，这个新年号包含了追求和平、充满希望、开创新时代的美好愿望。
安倍首相最后在回答记者有关“为何不选用中国典籍”的提问时，是这样说的：日本正迎来一个根本的转换期，为了反映日本人的新精神新时代，我们最终决定从日本的典籍中选用新的年号。
“令和”年号公布后，有网友指出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万叶集》有注解，尤其强调了“令和”出处的那两句的本源是来自东汉张衡的《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
看来，凡是汉字文化，还是绕不过中华文化的根本。
31.日本人为什么还那么在乎名片
这几年，我在日本做得很多的一件事，是接待来自中国的访日团，其中有政府官员，也有企业家，陪同他们去考察日本企业和拜访日本政府机构。
但凡去日本政府机构或企业访问，日本人接待中国人的第一个程序，一定是站在会议室的门口跟访日团成员一一交换名片。
于是尴尬的事情就在这一时刻出现了：总是会有人在接到日本人递过来的名片时，对翻译说：“你告诉他，我没有名片。”日本人一听这话，脸上总会露出一丝惊讶：“你怎么会没有名片呢？”而站在一边的我，脸上总是感到火辣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报给日本访问单位的中国访问者名单，不是官员，就是企业管理干部，没有名片，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无法证明这些人的身份，也就意味着我们报给他们的名单，有可能在撒谎。
尴尬过后，我问这些不带名片出国访问的人：“你们为什么不准备名片？”他们的回答是：“现在都已经是微信时代了，加一个好友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干吗还准备名片呢？”
但是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现代社会虽然有诸多的联络手段，但是一个人有没有名片，是有没有职业与地位的重要象征。而交换名片，是重要的商务礼仪，不可或缺！
于是引出一个话题：都微信时代了，日本人为什么还那么在乎名片？
过去，我们中国人也热衷于印名片。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领导人经常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上几个字，叫秘书送到别人家里去，算作一份邀请信，或者表示一份感谢。
“文化大革命”中，名片自然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谁都不敢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知道名片是什么。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香港人最初拿着名片回内地做生意，内地人终于发现，这世界上还有一种把自己的姓名、职务、单位与联络地址印在一张纸片上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到印刷厂去印名片，是需要单位介绍信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冒充领导，把名片搞成“明着骗”。所以，当时没有身份地位的人，是没有资格印名片的。到后来，出现了街头名片店，你想印什么就可以印什么。
自从微信出现之后，中国社会的交友方式改变了。人们不再以拥有多少张名片为荣，而是以拥有多少朋友圈为乐。一见面，就是一句话：“我来加你一个微信。”不管你是否同意，他已经打开了微信扫描。
我是不怎么习惯一见面就想加你微信的人，为什么不习惯？因为微信是朋友圈，圈内的人物大多是相识的朋友，有些在微博上不能发的内容，在朋友圈里可以发，因为朋友圈里大多是熟人。但是，当许多素不相识，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张三李四的人，就直接加你微信的话，朋友圈就变成了微博圈，害得你有话不敢说，顿时会有一种失去了隐私空间的感觉。
所以说，微信是属于隐私的空间，而名片是一种公开的社交工具，而我们不少朋友把两者搞混了，一见面就想直接进入别人的私人空间，在商务礼仪上，这是一种鲁莽、失礼的行为。我有好几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对方一见面，就直接提出要加你的微信，你又不能说自己没有微信。加了之后，你真的不清楚对方的底细。如果设置不让他看你的朋友圈，那他估计会天天唠叨你，本来他加你，就想看你的朋友圈。所以，贸然加对方微信，有时候，反而会失去对方对你的信任与好感。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或者地位比你高、年纪比你大的人，能不能加他微信？要看氛围，看相互之间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上再做决定。
日本也有“微信”，不过它不叫“微信”，叫“LINE”。LINE在日本已经相当普及，几乎人人都有。微信和LINE的老祖宗都是同一个，当初都是一款交友软件。那么日本人一见面，是不是也直接开口说：“我加你LINE好不好？”如果你说出这句话的话，那么，估计连朋友都做不成，生意也谈不成。日本人大都会认为你太鲁莽，不懂规矩——小年轻们想找对象，则另当别论。
那么，日本人见面，用什么社交工具呢？还是规规矩矩用名片。
用名片有什么好处？至少有四大好处：
第一，可以把自己所在的单位、职务、工作、联络地址、电话、邮箱等重要信息，百分之一百地传递给对方。
第二，可以把自己不方便亲口向对方表明的内容，通过名片进行告白。比如我是公司董事长，我就不方便一见到别人，就把自己的一大串职务告诉对方，好像自己很厉害。这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但是把自己的身份写在名片上，那就很自然。
第三，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背景资料通过名片告诉对方，比如自己在哪些团体里兼职、出版过什么书、主演过什么影视剧。或者可以把自己公司的经营项目、产品、获奖情况印上，让名片也变成一份公司宣传资料，寻找商业机会。
第四，使用名片，既可以与对方保持联系，又可以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事电话或邮件联系，不会让自己的隐私直接暴露给对方。
其实，名片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分封了诸侯王，咸阳成了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路诸侯王每隔一定时间就要进京述职，诸侯王为了拉近与朝廷当权者的关系，开始把自己的名字和各种介绍写在竹片或木片上，差人递送给朝廷当权者，以便寻求拜访。这种早期的名片，在古汉语中叫作“谒”。所以，后来我们把拜见别人，写作“谒见”，这个词就是这样引申出来的。
到了东汉时，“谒”又被叫作“名刺”，《后汉书》中多处记载了高官拿名刺求见于人的故事。在近代挖掘的汉墓中，考古专家们发现，这种名刺是用木片做成的，长22.5厘米，宽7厘米。上有名刺者名字、籍贯，与现在的名片大抵相似。
到了唐代，因为开始有了纸张，木片名刺改为纸张名片。唐代长安新科进士以红色名片纸互相交换姓名籍贯，以便交流，其形式就如同当今社会交换名片一样。
唐代诗人元稹在《重酬乐天诗》中写道：“最笑近来黄叔度，自投名刺占陂湖。”
在元朝之前，名片都称作为“名刺”。元代开始改名为“拜帖”，明清时又称“名帖”“片子”。内容也有改进，除自报姓名、籍贯，还书写了官职。清朝才正式有了“名片”的称呼。尤其是到了清朝后期，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各种势力不断侵入中国，中国国门被打开，和国外的通商贸易也多了起来。在这个时候，名片开始在社会上走向普及，而且清朝的名片开始向小型化发展，特别是在官场，官小使用较大的名片以示谦恭，官大使用较小的名片以示地位。
日本的名片文化，最早是在唐朝的时候从中国传入，最初只在上流社会上使用。从150年前的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名片开始成为一种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的身份介绍帖子，并在社会上得以普遍使用，这一使用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中断过，因此形成了日本社会独特的“名片文化”。
在日语中，日本人把名片写作“名刺”，念作“MEISI”，完全保留了中国唐宋时期的叫法。相反地，我们中国人现在看到“名刺”两个字，没有学过日语的人，基本上很难搞懂这两个汉字的意义。
说到日本的名片文化，有两句日语不得不提，第一句是“名刺は人なり”，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名片如人”，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名片，设计成什么样的风格，反映这个人的个性、知识与修养。第二句话是“名刺は潤滑油”，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名片是润滑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己与某一个人相遇，也许一生就这么一次，如果交换了名片，双方就开始了一种交流。也许这种交流在刚开始时不会很深入，甚至有人会马上忘记。但是，100个人中，也许就会有几个人因为交换了名片，建立了联系，而成为终生的好友或者生意上的好伙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片就是人生的润滑油。
所以，日本成年人大多拥有名片，即使退休之后，也要挂靠一个机构或团体，做一张名片，以显示自己并非“无业游民”。哪怕是在LINE已经十分普及的情况下，日本人也不会因为有LINE而放弃名片，因为名片是公用，LINE是私用，公私不能混同，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基本认识。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名片文化”也成了日本社会坚守的一个传统文化的阵地。
一个建议：在使用微信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还是需要一张与人交往的名片。
32.日本人的不婚与孤独死
最近，日本有一个社会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孤独死”。
以前，我们总以为“孤独死”是老年人的事。但是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开始出现了“孤独死”年轻化，而这一年轻化的趋势，与人们不愿意结婚，或者结了婚之后随意离婚有很大的关系。
东京都政府每年都会发表一份“孤独死”调查报告，1987年时，居住在东京都内23区的孤独死人数为1123人（女性335人）。到了2015年，这一数据猛增到7678人（女性2683人），也就是说，每一天，东京有21人孤独死去。有的人死了几个月之后才被人发现。日本AV女优饭岛爱，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她在家里死了一个多星期才被发现。
为什么在过去20多年时里，孤独死人数会出现如此大的增幅？
主要是因为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出现崩溃之后，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萧条，一些企业破产，个人收入大幅减少，这使得许多家庭出现破裂，孤独人口增加。
我刚来日本留学的时候，总是在地铁车站和上野公园里看到有许多躺在纸板箱里的流浪汉，我感到很奇怪。后来去采访他们，发现大多数人是因为失业而找不到新的工作开始流浪。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家庭破裂，选择一个人自由放浪地生活。这些人大多数是泡沫经济的牺牲者，后来也成为孤独死的主要群体。
但是，最近日本社会出现的孤独死问题，与过去相比，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的孤独死者三四十岁，而且女性人数开始增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未婚人口不断增加。
现代的日本社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也不喜欢拥有性伙伴。“孤独”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潮流。
日本厚生劳动省预计，到2020年，日本男人中，一生不结婚的比例（生涯未婚率）将达到26.0%，女性将达到17.4%。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会进一步增长，有29.5%的男性和22.5%的女性选择终身不婚不嫁，也就是说，3个男人中会有1人，4个女人中会有1人，一生选择“单身贵族”之路。
虽然对于许多忙忙碌碌的现代人来说，“一个人的时间”是一种渴望，但是长期一个人生活一旦成为一种习惯，可怕的结果是：家里不希望出现第二个人的影子，也不愿意把朋友请到家里来聚会。这种一个人的自由自在和稳定的收入，导致许多人认为结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不仅要迁就另外一个人的性格脾气，同时还要与他分享自己的收入并照顾他的生活，不如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更加快乐。
在东京，学历越高、收入越稳定的女性，单身贵族的比例越高。这一趋势，我想在北京、上海等中国一些大都市里也能看到影子。“孤高”一旦成为一种信仰，其结果就是个人生活越来越孤独。
经过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冷漠，你不知道自己的隔壁住的是谁。尤其是日本社会那种“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传统思维，导致不少人遇到困难和打击时，也不愿意向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倾诉，全靠自己一个人苦苦挣扎，最终陷入抑郁。整天待在家里不肯外出，有了病之后也不愿意去医院，或者没了工作没了收入也不愿意向亲友求助，最后一个人孤独地离去。
所以，为了避免孤独，或者避免出现孤独死，不管年轻还是年迈，要学会向别人敞开心扉倾诉自己，要有自己的闺蜜挚爱，必要时要寻求亲朋好友的帮助，让自己生活在阳光下，而不要生活在黑暗中。
日本社会的这一问题，绝对不是日本才有。知道如何爱别人，也知道如何爱自己，自爱不自恋，自爱不自怜，才能营造自己快乐的人生。
33.日本女人结婚后还工作吗
新年的饭桌上，大家聊起了一个话题：日本女人结婚后还工作吗？
为什么会在中国的新年饭桌上聊起日本女人的话题？这是因为新年期间，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最喜欢谈的话题，就是孩子们找对象结婚的事。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女人结婚后，都会辞职回家相夫教子，靠丈夫一个人工作养家。于是，大家关心的焦点是：丈夫一个月的工资，能否供得起房子、养得起妻子和孩子呢？娶一个日本女人做媳妇，是否会很幸福？
“日本女人结婚后就辞职回家当主妇”，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上映的日本电影给我们留下的记忆。那个时候，中国男人最羡慕的日本人家庭生活场景，就是电影中日本女人迎送丈夫的光景：早上丈夫出门上班时，帮丈夫拎上公文包，送丈夫到门口，用充满幸福的笑脸向出门的丈夫挥手：“いってらっしゃい（您走好）。”晚上丈夫回家，妻子已经在家做好晚饭，听到门铃声就一路小跑，向下班回家的丈夫一鞠躬：“お帰りなさい（您回来了）。”然后接过丈夫的公文包，帮他脱掉西服，恭恭敬敬地端上一杯茶，再说一句：“お疲れ様（您辛苦了）。”
日本女人的这一精心伺候老公的场景，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令我们这帮中国大老爷们对日本小媳妇产生了不少憧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情结。
我们不能说，80年代日本电影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人的家庭生活是纯粹的宣传虚构。应该说，那个时代，日本女人就是这么伺候老公的。哪怕是十几年前拍摄的系列电影《钓鱼迷日记》中，也常常会有公司里某位女员工宣布结婚，要辞职相夫教子的故事。
但是，总体来说，“日本女人一结婚就辞职”的故事，在最近这十年已经结束，更多的日本女性会选择结婚后不辞职，继续工作。
这一美丽故事为什么会结束呢？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已经难以支撑起家庭的开支。
日本战后半个多世纪，最辉煌的时期是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20年，那个时候，日本GDP的增长率年年都在10%以上，日本制造的产品大量出口，一个月的加班工资高于固定工资，日本人也跟现在的中国人一样，一有假期就往欧美国家跑，巴黎街头的名牌店里挤满了拿着大叠现金的日本女人。每户人家，养两三个孩子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也就是说，日本女人结婚后就辞职回家，专心做家庭主妇。丈夫一个人的工资，能够买房或租房、能够养得起一家人。
但是，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近30年来，日本的物价几乎没涨，有的东西价格还跌了。比如一棵大白菜当时卖150日元，过去这么多年，现在还是卖150日元。当时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卖1亿日元（约642万元人民币），现在却只卖6000万日元（约385万元人民币）。所不同的是，近30年来，工资居然没涨，而且加班费和奖金比过去少了一大半，家庭总收入减少了近三分之一。现在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供养全家，已经有点吃力。妻子必须要工作，哪怕打一份零工，才能维持住“吃穿不愁”的生活水准。
第二，女性的家庭观念和人生观发生了变化。
现在二三十岁的女性，她们的儿童时代正好是日本最为落寞的泡沫经济崩溃时期，目睹了父母亲拮据的生活，甚至为了经济问题吵架闹离婚的悲剧，对于家庭生活产生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感直接导致了这代女性情愿单身也不愿意结婚组建家庭。正因为如此，这些女性更看重自身经济的独立，不愿意过多依赖或攀附于男人。其结果，就是结了婚之后依然工作，不辞职也不立即要孩子。
第三，女性的婚姻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
日本社会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那就是“孩子必须要由母亲自己带”，这一观念应该是根深蒂固。于是，中国式的那种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孩子的景象，在日本很难看到，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公园里，都是年轻的妈妈自己接送孩子或带孩子玩。
为了能够养得起孩子，或者能够让自己再愉快地过几年自由生活，许多公司白领在结婚后依旧上班，并拖延怀孕生孩子的时间，到了迫不得已的年龄，再辞职怀孕生孩子。甚至有些日本女性结了婚之后干脆不要孩子，免得失去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许多日本女人决定辞职回家当主妇，关键因素不是因为结婚，而是因为有了孩子。
中国男人心目中的那种精心伺候丈夫的日本女人，也许已经不再存在。
34.松下幸之助为何没有自己的坟墓
日本佛教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奇异的现象，那就是和尚可以喝酒吃肉娶妻生子。
我在日本读的研究生专业是亚洲文明。亚洲文明里有一大块内容是佛教的传承，怎么从印度传到中国，然后又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佛教，教义相同，佛像的造型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唐朝时期，从皇帝到民间，都是崇尚“以胖为美”，胖乎乎的杨贵妃深得唐玄宗的垂爱，就是一个例子。因此，日本的遣唐使和高僧们到中国学习，从大唐传回去的佛像，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国和日本见到的那种雍容华贵的形象。但是朝鲜半岛的佛像，都是精瘦精瘦的，是一种“苦行僧”的形象，叫“百济佛像”。当这两种佛像造型都传入日本之后，日本最终选择了雍容华贵的大唐佛像造型。
佛教传入日本之后，首先是传给天皇和皇室，再得到贵族阶层的信仰，后来慢慢地传到民间。所以在日本的平安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唐朝），日本的佛寺分为朝廷与贵族们建的“官寺”，还有老百姓自己建的“民寺”。日本天皇视佛教为“安民安邦”的和平思想，是一种劝人为善的社会思潮，因此千百年来，就非常推崇佛教思想，并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制定了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其中有一项，就是允许和尚喝酒吃肉娶妻生子。
为什么日本天皇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破佛教的根本清规？原因是日本天皇看到了佛教与寺院的传承问题。因为当贵族与老百姓建造寺院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如何传承的问题。在中国，寺院可以传给自己的佛教弟子继承，但是日本人觉得，与其传给外人，还不如传给自己的孩子更能保护与传承。
恪守佛教精髓的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这种“花和尚”制度总会嗤之以鼻。但是，日本的“花和尚”制度产生了一种意外的社会效应，那就是世世代代有人替你家守护祖坟。
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许多老年人去世后，估计没有人会替他烧香上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许多独生子女的孩子到海外留学去了，不少人长期定居海外，估计几年都难得回到家乡给自己的亲人上一次坟。爷爷奶奶们的坟墓更是无人参拜。“三代之后成荒冢”，是一个很痛苦的现实。
这种痛苦的问题，在日本不太会出现。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种寺院世代传承的传统。
日本人死去之后，无论以前你信什么宗，最后都要回归佛门之下，寻求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说，日本的墓园大多建造在寺院边上，由寺院和尚天天替你念经管理，不会建在荒芜的山外野地。正因为如此，寺院的代代相传，就保证了墓园代代有人守护。
也许有人会担心，那样的话，岂不是寺院的墓地规模得天天扩大？日本人深知土地资源的珍贵，所以又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那就是：不是一个人一座墓，而是一家一座墓。
日本有一位“经营之神”，叫松下幸之助，他创建了“松下电器”王国。松下先生在1989年去世后，许多人都想去他的墓前吊唁，但是他们发现，松下先生居然没有墓。那么他安葬在哪里呢？原来他的骨灰放在“松下家”的墓穴里。
这是一座家族墓。“松下家”的墓石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墓窖，里面不仅摆放着松下先生的骨灰，更有松下先生的父母、爷爷奶奶甚至先祖的骨灰。也就是说，一家人在世的时候在一起，离开人世间之后，依然相聚在一起。
这样一来，这么一个大家族，就不怕没有子孙，也不担忧今后没有人来祭拜。更为重要的是，活着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很美好的归宿——当自己离开人世间后，也会回到父母亲的身边，继续做他们的孩子。
这也是一种传承，这种传承，从和尚生儿育女来守护自己的寺院，到一般民众依赖寺院代代守护自己的先祖，形成了十分和谐与安宁的一种世俗的文化，而这种世俗的文化，为日本社会创造出一种精神，叫“守护”。
35.一部通往天堂的电话：我很好，别担心
9年前的3月11日，日本发生了9级大地震，海啸高度20多米。
大地震、大海啸和随后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几乎毁灭了日本东北靠近太平洋的沿海地区，1.9万余人死亡和失踪，40万户房屋被毁，好几座城市没了。
9年过去了，灾区重建进行得如何？
我去了一趟灾区。
在岩手县大槌町的山丘上，有一座开满鲜花的洋式花园。花园里有一个白色的电话亭，在那里可以看到大海。不断有人来到这里，进到电话亭里面拨打电话，叙说着什么。
其实，这是一部没有电话线的电话，是一部“通向天堂的电话”。
人们来到这里，向在东日本大地震大海啸中失去的亲人倾诉心中的思念。如今，这座电话亭已经成为灾区人民疗愈心理创伤的一个重要场所。
这是一座私家花园，主人叫“佐々木格”，75岁，是一名园艺师。他的花园有7000平方米，西洋格调，种植有上百种的花草，免费向人们开放。
为什么要安置这么一部电话？佐佐木先生告诉我们：
我有一位老朋友住在大槌町海边，他经常给我打电话，约我去喝酒。每次叫我时，我总是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说：“哎，你老是这么突然叫我。”其实，我打心里高兴。我们有时甚至从晚上聊到天亮。
9年前突然袭来的大地震，20多米高的海啸肆虐了我们的城市。那一天我联系不上他，我心里很慌，期盼他会像平常一样给我电话。但是，始终没有他的音讯。人们找到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身体完全变形，根本无法辨认。但是，在他贴身的口袋里找到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我的电话号码。
这种突然的别离，有一种绝望和空虚感一直袭击着我，每每想起他，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颤抖。
我多想跟他说一句“嗨，我们再聊哈”。可是他没有留给我这个机会。于是，我在院子里安装了一部黑色的拨码电话。在我寂寞的时候，我会拿起话筒，给他打电话：“你看，咱俩以前总是在一起喝酒，这么久了，我一直没有对你说一声谢谢！”
这部电话，如今有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清风电话”。自从2011年设置以来，已经有4万多人来到这里，给在天堂的亲人拨打电话。
电话亭的留言本上，写着这样的留言：
“爸爸，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和您通话的地方。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您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谢谢您爸爸，一直陪伴着我们。我会一直照顾好妈妈。”
“女儿，你好吗？妈妈好像听到了你的笑声。”
“爸爸，您好吗？妈妈也走了，弟弟也走了。我和哥哥在。过会儿我去妈妈的墓前送花，我要告诉妈妈我给您打电话了。”
灾难面前，人是脆弱的。
真希望，在汶川、在武汉，也会有一部通往天堂的电话，告诉天堂的亲人：爸妈，我很好，别担心。
灾后重建不只是城市重建、经济振兴，还有数百万灾民心灵创伤的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