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隋朝的郑玄《诗经》学研究

一、魏晋时期《毛诗》郑学、王学之争

汉末至魏，郑学居于主流地位。无论是朝廷讲论经义，还是儒生学经，均信从宏通博大之郑学，不再广求于别家，故王粲曰：“世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136]皮锡瑞云：“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137]马宗霍称：“汉魏之交，郑学之势几奔走天下。”[138]在《诗》学领域，《毛诗传笺》的出现，统一了诸多异说，结束了《诗》学上种种纷争，因此《毛诗》成为当时《诗》学上最大的学派，广为魏晋学者信从，达至极盛。随之而来的便是“三家《诗》”之日渐式微，故《经典释文序》曰：“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矣。魏太常王肃，更述毛非郑。……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139]《隋书·经籍志》亦曰：“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140]张可礼先生对于三国时期四家《诗》的统计情况颇具说服力：“三国时期，不只鲁、韩、毛三家《诗》都存在，都在流传，而且《齐诗》也存在，也在流传。不同的是，四家《诗》学者的数量相差很大。明确治《毛诗》者最多，共29人。其次是治《韩诗》者，有4人。治《齐诗》者1人。另有1人，涉及了四家。就著述来看，有关《毛诗》的占有绝对的优势。”“三国时期的《诗经》学，承袭了汉末的态势，《毛诗》进一步倡行，三家《诗》继续衰退，《毛诗》的主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141]

王学的出现最终打破了持续五十余年之久的郑学统一局面。王肃，字子雍，东海郡剡县人，曹魏开国元勋王朗之子，标榜古文说，与郑学立异，从而形成新的经学派别——王学。王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142]，曾“集《圣证论》以讥短玄”[143]，自称：“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不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前人。……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144]魏末晋初司马氏集团出于抗衡曹氏集团的政治目的，确立了王学的官方学术地位，列王肃所注诸经及其父王朗《易传》于学官，同郑学一起设置博士。在所设立的经学十九博士中，即以《毛诗》郑氏、王氏两家并立。蒙文通先生考察了其时廷议从王而绌郑之状况：“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孝经正义》）。太康初，挚虞奏丧制，郑、王各有异同，可依准王景侯（《晋书·礼志》）。知魏晋之际，郑、王并立，而廷议则绌郑从王。”[145]为后人所诟病的是，王肃乃是凭借司马昭岳父的身份占据政治优势，使其学得以与郑学抗衡，正如《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所云：“肃女适司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晋武帝、齐献王攸。”[146]故萧子显《南齐书·刘陆澄传论》称：“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而王肃依经辩理，与硕相非，爰兴《圣证》，据用《家语》，以外戚之尊，多行晋代。”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云：“王肃以托姻司马氏之故，所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魏时皆列于学官。”[147]蒙文通先生亦曰：“郑学在当时传业既盛，王则依典午之势以行其学，于此可见也。”[148]康义勇《王肃之诗经学》对此提出异议，指出“肃撰定父朗《易传》于魏正始六年即列于学官，时曹爽执政，五年之后，方有司马懿杀曹爽而专权之事”，可备一说。在王学兴盛的背景下，王学博士亦固守师说，排斥郑学，《三国志·魏书·少帝纪》记载高贵乡公幸太学之事：“讲《易》毕，复命讲《尚书》。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149]甘露元年（公元266年），习从郑学的高贵乡公在太学询问经义时，王学博士庾峻否定《尚书》郑玄注，坚持奉遵师说。

在《诗经》学上，郑学亦受到王学之论难。郑玄治《诗》不拘于师法、家法，一方面宗毛为主，却时而以己意改《毛传》；另一方面兼采三家，但又不守三家师说。由王肃开其端，引发后世学者对于此种治《诗》方式是否妥当的持久争论。王肃信从毛说，作有《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等一系列《毛诗》学著作，申毛难郑，与郑学抗衡。洪业《毛诗注疏引书引得序》云：“《诗》有齐鲁韩毛四家，毛最为诸儒所歧视，而其传独久。毛公以后，深于其学者，东汉之世以谢曼卿、卫宏、郑众、贾逵、马融、郑玄为巨擘，而玄之《毛诗笺》，尤为承学之士所称道。三国以降，毛学益盛，音、谱、评、解、集注、义疏、异义、义问之作，几于汗牛马充栋宇，而大要未出郑、王二氏之樊篱。郑即郑玄，王者王肃——肃三国时人，说经务与郑氏立异者也。”[150]

王肃《诗》学中既有经义优胜的正面价值，又有主观争胜的消极因素。一方面，王肃一些《诗》说的确有可取之处，某些论点长于郑说，不可一概而论，全盘否定。欧阳修《诗本义》曰：“《击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说，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以王肃之说为是，则郑于此诗一篇之失大半矣。”[151]《困学纪闻》卷三云：“‘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郑笺》以‘燕’为燕安。王肃云：‘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见《水经注》。燕，北燕国。’愚谓：《诗》云‘奄受北国’，肃说为长。”[152]对于《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之兴义，焦循在对比王说、郑说后，以为王说更胜一筹：“循按：《传》训‘施’为‘移’，故王肃推之云：‘葛生于此，延蔓于彼，犹女之当外成也。与《笺》较之，肃义为长。”[153]黄焯先生亦曰：“王肃申毛之说，虽有意与郑立异，然得毛意实多。清儒师法郑君，多喜掊击王氏，实非持平之见。先从父季刚先生尝称王肃解《诗》时有胜郑处，所论郅允。”[154]张可礼先生云：“如他解说《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句，就否定了郑玄圣人感天而生的迷信说法。”[155]王说、郑说有时可以互相补充，例如《诗经·周南·汝坟》“鲂鱼赪尾，王室如燬”，《笺》曰：“君子仕于乱世，其颜色瘦病，如鱼劳则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时纣存。”《正义》曰：“言君子仕于乱世，不斥大夫士。王肃云：‘当纣之时，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坟之大夫久而不归。’乐详、马昭、孔晁、孙毓等皆云大夫，则《笺》云‘仕于乱世’，是为大夫矣。”[156]孔晁、孙毓皆为王学的中坚力量，王基、马昭则为郑学的代表人物。由此可知，对于此诗之主人公，郑学、王学两家之说其实并不矛盾，王说进一步补充了郑说中的君子实指大夫。郑玄提出的子夏作《序》的观点，王肃亦无异议：“子夏叙《诗》义，今之《毛诗序》是。”朱熹客观评价“王学”曰：“王肃所引证，也有好处。后汉郑玄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肃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处。”[157]华喆《礼是郑学》一书中指出：“事实上，只有到王肃站出来批评郑玄时，才是经学家开始尝试吸收郑注，与郑玄发生全面的思想碰撞之时。”[158]

另一方面，王肃一些《诗》说未曾站在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上，主观争胜的感性色彩比较强烈，把郑申毛旨者也误作与毛说立异，从而予以驳斥，失于主观和武断，未为持平之论，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评曰：“肃虽述毛，然亦有不得毛旨者。”廖平《今古学考》（卷下）亦云：“今古之混乱，始于郑君，而成于王子雍。大约汉人分别古今甚严，魏晋间厌其纷争，同思画一。郑君既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苟欲争胜，力返古法，足以摧击郑君矣。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厉。……郑君之说，犹各自为书；至于王氏，则并其堤防而全溃之。后人读其书，愈以迷乱，不能复理旧业，皆王氏之过也。故其混乱之罪，尤在郑君之上。欲求胜人，而不知择术，亦愚矣哉！”[159]皮锡瑞《经学历史》亦曰：“若王肃尤显与为敌者。”[160]“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161]其后，学者多赞同廖氏、皮氏之说，如王葆玹先生认为：“在《诗》学方面，王肃所注为《毛诗》，乃是《诗经》的古文传本。皮锡瑞《经学通论》称王肃有时‘以今文驳郑之古文’，周注举《诗经·小雅》‘以慰我心’句郑、王注释为例，指出郑玄推衍了《毛传》的古文说，王肃则采用今文的《韩诗》说。然而皮、周两人又据现存史料，说明王肃解说《毛诗》多依《毛传》，郑玄则屡次沿袭今文的三家《诗》说：王肃注释《大雅》‘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一句，采马融说，反对圣人感生的迷信说法；郑玄则由此句阐发圣人感天而生的旧义，属今文《诗》说的系统。如此种种，可证王肃《毛诗》学是古文经学的一部分，其古文经学的倾向较之郑玄《毛诗》学更为激烈。”[162]周予同先生亦曰：“王肃如果当时反对郑学，以他的混乱今古文家法为焦点，或者可以得到胜利，而且还能使今古文的家法复活。不料，王肃和郑玄陷于同一毛病。”刘兆祐先生《历代诗经学概说》总结说：“王肃如果想要超越郑康成，以今天眼光，客观的说，应该把今古文予以详细分开，因为郑康成注解群经之后，很多人不满，认为是破坏家法，今文学家古文学家，对经文字义的解释不一样，郑康成却将他们混杂一起，经义不明，扰乱了家法。而王肃仍然走的是今古文合一的路线，永远胜不过郑康成。”[163]

魏晋时期，学者之间展开了“申毛难郑”与“申郑难毛”的论争，由此拉开了“王学”、“郑学”学术论争的序幕。一些学者如孙毓、孔晁、徐整、朱育、刘璠等人拥护“王学”，另有学者王基、陈统、孙炎、马昭、张融等拥护郑说。两派学者针锋相对，论辩激烈。针对两派之争，朝廷曾下诏展开公开论辩。马昭百般维护其师郑玄之说，曾“上书以为肃谬”。“王学”派的孔晁则极力驳斥马昭之说。“郑学”派的王基，字伯舆，魏东莱曲城人，曾著《毛诗驳》，坚守郑说，抗衡王学。《三国志》载：“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164]孙炎字叔然，魏乐安人，曾师从郑玄，人称“东州大儒”，驳斥“王学”，申说郑义，撰作颇丰，《三国志》载：“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165]《新唐书》曰：“而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条例支分，箴石间起，增革百篇。”[166]张融曾为博士，对于“子雍规玄数十百件”，核定“王肃改郑六十八条”，“称玄注泉（渊）深广博，两汉四百余年，未有伟于玄者”[167]。针对“王学”一派的孙毓所作《毛诗异同评》，陈统秉持郑学，针锋相对，作《难孙氏毛诗评》。蒙文通先生指出：“王肃注《诗》述毛非郑，王基则驳王肃，申郑义，孙毓评毛、郑、王肃三家朋于王，陈统又难孙申郑，此《诗》家南北学之争也。”[168]直至晋初，两派之间的争辩仍在继续。魏晋时期考辨毛郑异同、王郑是非的“王学”与“郑学”相关著作大都佚亡，现有清人辑佚本可供参考。《毛诗正义》有所征引，今可据以考见其概貌，“《正义》除征引郑玄、王肃的著作外，郑派、王派的著作也多加引用，如郑派的魏王基《毛诗驳》、晋陈统《难孙氏毛诗评》等；属于王派的晋孙毓《毛诗异同评》，征引最多，达91次，以此可以窥见魏晋时期郑、王争鸣的局面”[169]。

值得注意的是，“王学”与“郑学”两派学者之间的论辩既带有学派之间争胜的色彩，又“惟义是从”、“惟义所在”，着重探讨义理之是非优劣，带有求真务实的义理色彩，因此可以藉以纠正汉儒之曲说与谬误。王葆玹先生称“王肃的古文经学立场是很坚定的，他的建树，主要是改造古文经学，使之义理化”[170]，“大致上看，王肃的古文经学已是义理化的经学，不是神学化的经学”[171]。又如孙毓《毛诗异同评》虽立足于“王学”，推尊毛说，但其论出于平心，间或肯定《笺》说之长。如《周颂·闵予小子》“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毛传》曰“闵，病。造，为。疚，病也”，《笺》云“闵，悼伤之言也。造，犹成也。可悼伤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忧病之中”，孙毓论毛、郑两家之优劣曰：“《传》以闵为病，以造训为，虽义不异，于辞不便。《笺》说为长。”[172]《东山》“我东曰归，我心西悲”，《毛传》曰“公族有辟，公亲素服，不举乐，为之变，如其伦之丧”，《笺》云“我在东山，常曰归也。我心则念西而悲”，孙毓云：“杀管叔在二年。临刑之时，素服不举。至于归时，逾年已久，无缘西行而后始悲。《笺》说为长。”[173]《素冠》“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毛传》曰：“素冠，练冠也。”《笺》云：“丧礼既祥祭而缟冠素纰，时人皆解缓，无三年之恩于其父母，而废其丧礼，故觊幸一见素冠急于哀慼之人，形貌栾栾然膄瘠也。”毛、郑之别在于：毛以为，“时人不能行三年之丧，亦有练后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己幸望得见服既练之素冠兮”，“知此素冠者，是既练之后、大祥之前冠也”；郑以为，“素冠为既祥素纰之冠，思见既祥之人”。《毛诗正义》曰：“王肃亦以素冠为大祥之冠。孙毓以《笺》说为长。”[174]同时，魏晋时期义理之学虽然日盛，但是章句之学却日益陵替，故王邵曰：“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专经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175]三国时，除王肃抗衡郑学之外，另有虞翻、李等学者与郑学立异。虞翻曰：“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176]李“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177]。

魏晋学者对郑学之质疑，体现了当时学者“惟义是从”、“惟义所在”的学术精神，形成了一派学术争鸣的风气，因此“检读王肃、孙毓、韦昭、陈统等魏晋人的《诗》说，可以看出一种大胆怀疑和试图纠正汉儒的曲说，进而使《诗》意重归文本的努力”[178]。关于魏晋时期“王学”、“郑学”学者之间论辩的学术意义，洪湛侯先生总结说：“汉人治经，多以本经为主。……然而魏、晋以来，争辨郑、王是非，已转为以注为主，所作驳辨，不是解经，而是明注，也就是争辨郑、王注文的是非而已。”[179]张可礼先生以为：“就三国时期的《诗经》学来看，重义理确实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王肃。王肃遍注群经，多授门徒。他注释群经，深受荆州经学的沾溉，重古文经学，对《诗经》的诂训多着眼于义理，不少地方突破了烦琐章句的藩篱。”[180]乔秀岩《论郑王礼说异同》一文中的一段评论颇为中肯：“郑玄的思维紧贴文本，从经纬文献的文字出发，根据这些文字展开一套纯粹理论性的经学体系；王肃则从我们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考虑礼说的实践性以及合情合理性，对郑玄的经学体系进行改造。”[181]总体说来，“郑王之争，为明是非，就需要思辨，就需要论证‘孰义为长’或‘孰义为短’的问题。在《诗》学问题的争辩中，他们会自觉地运用玄学以及外来佛学的思辨方法和表达形式，从而提高论辩水平”[182]，“他们在论辩和问难中所发明的这种新形式，正是连接从‘传注’到‘义疏’真正的桥梁[183]。”

在“王学”与“郑学”两派的论辩中，《郑笺》解《诗》优胜之处日益凸显，故《郑笺》一直占据魏晋时期《诗》学的主流地位。在《诗》学史上，时过境迁，“王学”恰如昙花一现，随世变而凋零。魏末、西晋，朝廷论讲经义一直兼采王说、郑注；至东晋时期，不仅政权分裂割据，而且思想文化上变动也极大，表现在经学上则是“王学”日益衰落。东晋时期朝廷减省博士，只留《毛诗》一家。此后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一直是《毛诗》郑氏一家独大。

二、南北朝、隋朝《毛诗》义疏之兴盛

（一）南北朝时期的《诗》学

南北朝时期的《诗》学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毛诗》义疏之作开始涌现；其二，南、北《诗》学呈现分立状态。

汉魏晋时期出现的经典古注，离经文产生时代相对较近，又有家学、师说传承，有据可依，信实可靠，却古奥难解，故需对经文及古注进行更为详尽的疏解。南北朝时期，训诂的新形式“义疏”体应运而生。关于“义疏”之含义，姜广辉先生曰：“‘义’字兼有二义：一谓经之意旨，一谓义理之意；‘疏’字亦兼有二义：一谓条录之意，一谓疏通之意。而义疏之体裁，实为系统全面疏解、串讲经书之书。”[184]关于“义疏”体之产生，姜广辉先生曰：“由汉儒的训诂、章句之学而发展至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过程。只要儒家经学不停留于训诂、章句之学，便会发展到义疏之学。”[185]关于南北朝“义疏”体之价值，清末学者皮锡瑞曰：“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唐人五经之疏未必无本于诸家者。论先河后海之义，亦岂可忘筚路蓝缕之功乎？”[186]南北朝时期刘、何胤、刘轨思等诸多大儒纷纷撰作《毛诗》义疏，如南朝齐刘作“《毛诗序义疏》一卷”，南朝梁何胤作《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北朝齐刘轨思作《毛诗义疏》。《隋书·经籍志》著录“《毛诗章句义疏》四十卷，鲁世达撰”[187]、“《毛诗义疏》二十卷，舒瑗撰”[188]。沈重“尤明《诗》及《左氏春秋》”[189]，撰“《毛诗义疏》二十八卷”[190]。

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对峙，表现在经学上则是南学、北学之分立。夏传才先生《诗经研究史概要》云：“南北朝时代的南学北学之争，斗争的中心是郑学是否还要继续发展的问题。”[191]在《诗》学上，南北朝时期学者皆宗毛、郑，《毛诗传笺》仍为最通行之《诗经》注本，故黄焯先生《毛诗郑笺平议序》云：“南北之学虽殊，《诗》宗毛郑则大抵无异。”[192]尽管南北朝时期《毛诗》郑氏一尊，但是北学和南学仍然表现出某些不同之处，“传《诗》学者，北朝有刘献之、李周仁、程归则、刘轨思、李铉、乐逊，大抵兼崇毛、郑。南朝则伏曼容、何充、张讥、顾越，多出入于郑、王二家，此南北朝《诗》学之不同也。”[193]夏传才先生《诗经研究史概要》云：“北学是保守派，墨守《郑笺》的成说，没有新的创造，只在章句和细微末节上下功夫，结果训诂越来越烦琐艰深，内容僵化失去了生气。南学是自由研究派，坚持训诂简明，注重阐发义旨，以《郑笺》为本，吸取王学一部分诗说，并兼采玄学的某些见解，比较开展自由研究，就较有生气。”[194]刘兆祐先生《历代诗经学概说》亦曰：“南北朝时期《诗经》学比较简单，都是以《毛传》、郑《笺》为主，只是南学、北学略有不同。南学：有的以《毛传》攻击郑康成，有的以郑《笺》攻击《毛传》。宗毛宗郑互相攻击。北学：大抵以毛公为主。”[195]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南学、北学治《诗》的主要差异在于：北朝《诗》学承袭汉代毛郑之学，故解经严谨保守，注重训诂考证；南朝《诗》学于毛、郑之外，融入王学、玄学，发扬魏晋以来以玄解经之风，故注经简明通脱，注重阐发义理。

（二）隋朝的《诗》学

隋朝《诗》学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其一，南、北《诗》学合流；其二，《毛诗》义疏之作更加兴盛。

隋朝的建立，为政治、经济、思想、礼仪、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政治前提与经济保障，也为经学的统一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隋统一后，社会较为安定，南北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融合，经学上也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隋文帝和隋炀帝兴儒学、重儒士的统治政策，使社会上形成了研经、习经的风气，故《北史·儒林传序》曰：“隋文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县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俊，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196]隋朝经学承上启下，上承南北朝义疏之学，下开唐代经学统一之端绪，乃唐代经学统一之前奏，正如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所云：“南北分立，至隋统一，学术政教，于焉混同。虽享国不永，其道未弘，然上拾周、陈之坠绪，下启李唐之始规，当绝续之交，隋实介其中而为之系。”[197]经过隋朝经学家不懈努力，南方儒学北传，南北经学融为一体，由此开始了南北经学合流时代[198]。隋朝经学的最大特色是解说经注的义疏极为兴盛，不仅贯通南北之学，而且成为连接汉代经注与唐代正义之间的桥梁，从而为唐代经学的统一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隋朝《诗》学贯通南北，实现了南学、北学之合流，学术影响极为深远。隋代诸多大儒曾经撰作《毛诗》义疏，故《毛诗正义序》谓：“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199]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儒经历数朝，故无法截然区分其义疏的具体撰写时代。在诸儒所撰的《毛诗》义疏诸作中，以刘焯、刘炫所作最为卓著。刘焯、刘炫并称“二刘”，其学贯通南北，“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200]。“二刘”皆深于《诗》学，《隋书》卷七十五《刘焯传》称：“（刘焯）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201]刘炫著述《毛诗》义疏极为宏富，《隋书·经籍志》著录：“《毛诗义疏》二十卷，《毛诗义疏》二十九卷，《毛诗义疏》十卷，《毛诗义疏》十一卷，《毛诗义疏》二十八卷，《毛诗述义》四十卷，国子助教刘炫撰。”“《毛诗集小序》一卷，刘炫注。”[202]“《毛诗谱》二卷，太叔求及刘炫注。”[203]《隋书·刘炫传》著录：“《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并行于世。”[204]刘焯亦撰有《毛诗义疏》。《毛诗正义序》赞“二刘”曰：“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所无双，其于作疏内特为殊绝。”[205]在隋代《诗》学史上，刘炫、刘焯所撰《毛诗》义疏，汇合诸家之说，贯通南北之学，造诣最高。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曰：“宜论者以为数百年来博学通儒无出其右，而以集南北学之大成归之于二刘也。”[206]刘炫、刘焯对贾逵、马融、王肃、郑玄经注多所是非，故《毛诗正义》曰：“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207]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第二章《二刘学术风貌》指出：“大概论之，二刘学术与旧学不同之特点，可以谓之现实、合理、文献主义。”[208]“二刘用知识打破旧义疏学传统，且为之颇彻底有力，而未能建立新传统。……二刘学术之出现，亦即旧义疏学之衰亡。”[209]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均已佚亡，其中的部分内容为孔颖达等儒者修《毛诗正义》时采纳其中。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之吉光片羽可参见《毛诗正义》所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