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意义
本书的选题意义在于：首先，清人研治韩集文献丰富，成就较高。历史上的两次研治韩集高潮，其中宋代韩集文献研究已较为深入全面，既有系统的研究专著，如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又有许多个案分析研究的单篇论文。清代韩愈诗文文献在前代研韩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有重大的突破，但目前被涉猎较少，部分文献还不为悉知，故韩愈对清代文学的影响亦未能被深入了解。清代重要的韩集批注本，其中部分在目录书中无著录。韩愈及其诗文在清代颇受推崇，清人研韩用力甚深。钱仲联对清代韩集文献给予极高评价：“清代学者，出其治学绪余，旁治韩集，成绩远出宋、明人之上。”[1]明清时期韩愈被尊为翰林院土地神，赵翼曰：“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传为唐之韩昌黎，不知其所始。”[2]尤其清中期以后，韩愈也被民间奉为土地神[3]，其在清代民间的影响力之大可略见一二。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绍继《左传》《史记》，清初古文大家将韩文作为追溯先秦、两汉文之“舟楫”，奠定韩文在清代三百年受推崇之局面。散文流派桐城派贯穿有清一代，并波及粤西、福建地区。此流派古文家心仪韩愈，对其心摹力追，研治韩文勤勤恳恳，产生许多韩文批点文献，在内部流传，形成一个韩文批点本内部交流网络，并辐射于外部，促进韩愈研究的发展。山左地区儒家思想深厚，也存在尊韩之风。清中期济宁许鸿磐盛赞韩愈，批点韩文，曰：“余少嗜昌黎文，肄举业时，尝讽诵不去口。既释褐未即得仕，益得肆力于古，取昌黎集置案头，每作文必心摹手追之，辄沾沾自喜，大言于众曰：‘世无昌黎，不当在弟子之列。’人咸嗤其妄。久之，读书渐多，略窥古人之门户……忆初读昌黎集忽忽且五十年，怅岁月之已逝，白首之无成，又不禁潸然出涕以悲。虽然钻仰者数十年，不能为之而能知之，由法度以穷其变化，玩词意以测其根基，审离合以辨其得失，若历阶级而窥堂奥。知八家文皆足式，而昌黎之道独尊。”[4]韩诗在清代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地位升高，清人常将其与杜诗相提并论。钱谦益首先力赞韩诗，《古诗赠新城王贻上》曰：“呜呼杜与韩，万古垂斗杓。《北征》《南山》诗，泰华争岧峣。”钱氏对韩愈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清徐芳曾将钱谦益比作韩愈，既是对钱谦益的赞誉，也是对韩愈的高度肯定。钱谦益《戏题徐仲光藏山稿后》曰：“仲光贻书属余评定其文，自比李翺、张籍，而以昌黎目吾。”[5]继钱谦益之后，叶燮给予韩诗更高评价，曰：“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钟之响而怪之，窃窃然议之也。”[6]叶燮力肯韩愈开宋诗门户，推尊韩愈，将其与杜甫、苏轼并称：“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7]这一评论奠定了韩诗在清代的地位。叶燮对韩愈人品也极为称赏：“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崚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8]江都（今扬州）诗人汪懋麟诗尊杜、韩，文法韩愈、王安石，称后世能继杜诗者唯韩愈一人：“甫之学鲜能传之者，传之者惟愈……学诗者必明乎愈，而后知乎甫；知乎甫，乃益知乎愈。而不知愈，窃谓知甫者，则亦不知者而已。”[9]汪氏之论既强调了韩愈承继杜甫，也指出了士人诗学路径，为清代宋诗派宗韩且以韩为中心打通魏晋至唐宋的诗学路径奠定基础。清中期代表官方意识的御选《唐宋诗醇》将韩诗提高到承继《雅》《颂》的位置，扩大了韩诗在清代的影响力，并相继产生了一批韩集选本。清代岭南地区诗人尊韩愈，嗜好韩诗，批点韩诗，也产生十数种韩集批注本。韩愈作为唐宋文化承起转折性关键人物，晚清宗宋诗派、同光体推崇韩愈，“扶韩归杜”，把韩愈作为打通唐宋的关键人物，甚至看作打通魏晋至宋的核心人物，使古典诗学呈现出融通的局面[10]。实质上，清初部分韩诗批注者已将韩愈看作衔接魏晋至宋代的枢纽人物，只是没有形成气候。清代韩集文献是清人接受韩愈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清代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韩集的编辑、整理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随着清代学术思潮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清代学术文化各领域发展成熟，对韩集批、注、校更为详细，考证过程更加严谨。韩集评点本也多采用考、评结合的诠释方式，成果的可靠性更强。所以，深入系统地研究清代韩集文献尤为必要。
清代很多文人学者研读韩集数十年，对韩集的批注倾注了毕生精力，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注本方面：清代韩集注本约十多种，钟廷瑛《韩集注补》、黄钺《韩昌黎诗增注证讹》、沈钦韩《韩集补注》、沈端蒙《韩文公诗集》、张瑛《韩文补注》等文献还未被世人了解，部分文献目录书亦无著录。清代韩集注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是集大成的韩诗注本，运用乾嘉考据学的知识与方法，对韩诗阐释详赡，成就较高。晚清俞樾，博通古籍，在其《读昌黎先生集》中，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订韩愈诗文中异文，考证词语，解决了一些宋代以来韩愈研究中的争议问题。清末桐城派代表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中收录了明清各家评论，尤其体现桐城派的韩文观。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史实疏证等方面对旧注作了许多纠谬和补充，对异文也作了细心的校勘。其中还保留了未刊的传抄本和手稿，如沈钦韩《韩集补注》，有些内容传世本中没有，因而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所以对清代这些韩集注本进行全面透彻地研究实属必要，既可总结出清代韩集注本的特点，揭示清人对韩集的贡献，又能反映清代注释学特色之一面。
评点本方面：清代韩集评点本数十种，分布在不同时期，是研究当时文学思想、评点学等发展面貌的重要文献。清代评点学的繁荣与发展，对韩集评点影响较大。汪森《韩柳诗合集》、林云铭《韩文起》、沈訚《唐韩文公文集》、杨大鹤《昌黎诗钞》、华达《韩文集成》、林明伦《韩子文钞》、梁运昌《韩诗细》、刘成忠《韩文百篇编年》等，有些文献目录书也未曾著录。清代韩集评点本作者身份各异，他们在编选、评点韩集时既受社会政治背景、学术思想、文学理论等因素影响，又受自身条件制约，编选目的、标准、方式互不相同，体现着清人从不同角度对韩愈的接受与批评。李光地《韩子粹言》主要从理学角度阐释韩文义理，教授子弟，扩大韩文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体现清初理学对文学的影响。林云铭《韩文起》评析韩文侧重探究其特点成因，既评其然，又融合背景，挖掘其所以然，边探边析，结论水到渠成。《韩文起》是清代评点学新变的成果，同时又融入福建地域文化特色。清中期高密诗人李宪乔仕于粤西，远离诗坛中心“芳华典赡”诗风的影响，而受岭南宗韩风气感染，批点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深析韩诗特点，较有特色。刘成忠选取韩愈各时期创作近百篇进行编年、评点，善用意象批评法分析韩文，并且汇聚多家韩文观点，同时也受到时文评点的影响，细解韩文章法结构。郑珍、曾国藩是晚清宋诗运动的重要人物，受晚清内忧外患下挽救民族危机而再次兴起的经世致用之学影响，批韩集时重新阐释韩诗“因诗见道”、“树骨之本”的内涵，可从中看出晚清宗宋派对韩诗价值的重新阐释。
评注本方面：清以前，训诂考证、评点多分开，因而宋代韩集编辑、整理文献中，批、注也多分离，或侧重注释，或侧重批点，没有既详注释又细批点的韩集文献。清代韩集编辑、整理受集大成时期学术特点的影响，出现了既注重校勘、考证史实、本事，又详细评点文章艺术特色的批注本，如吴辂《韩昌黎文启》、何焯批《韩昌黎集》、高澍然《韩文故》等。《韩昌黎文启》有眉批，文后有考、评，是较早融合考、评一体的韩集文献。何焯进一步发展了清人评点诗文的新风气，即将校、注、评三者融入一炉。他批点韩集，边批边校边注，遇文字难解处，边训诂边考索，疏通词义、字义，再评点艺术特色。高澍然《韩文故》，受汉宋融合学风影响，考证韩文甚为详细，并且在不易解的韩文后附有附考，详述本事或典章制度，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唐历史事实，便于读者解读韩文，这是韩集文献中少有的体例。高澍然评韩文创作技巧、艺术特色时更加细致，既逐句逐字批点，又在文后有详细总评，评点内容带有福建地区浓厚的朱熹心性之学的色彩，体现儒学视域下的韩文批点特色。
其次，清代韩愈诗文文献对推进韩愈研究至关重要。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诗歌创作方面也独辟蹊径，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陈寅恪《论韩愈》评价其是“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目前韩愈研究还有可待挖掘的空间，对历代韩集文献的深入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韩愈和杜甫同为中国文学史上大家，关于二人集子的编辑、整理文献繁富。杜甫研究，文学、文献方面成果都很丰富，尤其是历代杜诗文献研究，宋、明、清三代杜诗文献都已有大量专著出版，单篇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杜甫在文学史上地位、价值被深入揭示。相对杜甫，韩愈研究无论思想、文学还是文献方面都远远不够。韩愈研究不足的现状已被学界关注。刘真伦说：“韩愈在近代思想文化系统中的枢纽地位尽管早已得到学界的承认，韩学自身的研究却相当薄弱……思想界的现状向我们提示：理论思想的贫乏，根子在文献研究的滞后。具体说来，长期以来对韩集的文本诠释单纯注重文学艺术层面而忽略思想文化层面的倾向，造成了理论研究的捉襟见肘。实际上，韩文蕴含的思想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只是我们的文本诠释没有能够充分发掘而已。”[11]刘真伦指出韩愈研究在思想史方面存在的问题，归根于韩集本身的价值没被揭橥。无论深入开展韩愈研究的哪一方面，都须挖掘韩集本身的价值。然而韩集本身价值的揭示首先需要一个接近韩愈诗文原貌的集子，并扫除词语文意障碍，这是必备的基础。清人对韩集编辑、整理甚下功夫，在校勘、注释、评析方面都很有见地，故这些清代韩集文献恰好可为后世研治韩集提供借鉴。厘清古人研治韩集的全貌，可为韩愈研究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
再次，清代韩愈诗文文献是研究清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诗学史的珍贵资料。历代韩集文献不仅对韩愈研究有重要意义，对研究当时社会学术思潮、文学思想等也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清代再次兴起研治韩集高潮是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与清代文学风尚的变化、学术的变迁有着切密的联系。古籍的编选是选家意图的表现，“一部选本同时也是一部诗话著作、一本文学史、一部某类文体、某个（类）作家（作品）的注（笺、校、辑）释本，甚至是某个关于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史、创作史或者批评史”[12]。清人对韩集的感受、理解与评论，体现清代不同文学流派、不同地区、不同文艺观、审美观的学者、文人的眼光，蕴含着清代文学风尚的发展趋势。如清初韩文评点文献的兴起既是清初古文中兴的产物，反过来又是古文复兴的催化剂，从韩文评点中可窥见清代散文发展史面貌之一斑。古籍的整理是整理者深入解读文本的关键，通过对古籍的校、注、笺、评，整理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作者及其作品。而这种整理状况又反映着当时的文化特点，如校勘学、阐释学、舆地学、评点学等领域发展的面貌。清人整理韩愈诗文在思想内容和理论方面建树颇多，如评点学术性增强，桐城派的篇章脉络之学也不乏理论精品。透过这些选本，可看出作者的文学观念所受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学风尚的影响。因而将清代韩集批评资料贯穿起来，解读隐藏于语言意象之后的不同文化信息、文学理论现象，不仅可发掘古人对韩愈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归纳出清代对韩愈文学、思想的接受与传承情况，为后世韩愈研究提供经验、教训，而且对研究清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诗学文论、美学也有很大启发。故全面系统地研究清代韩愈诗文文献也是揭示韩愈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的关键一环。
[1]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页6。
[2] 赵翼《韩昌黎为土地神》，《陔余丛考》卷三十五，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页773。
[3] 潘务正《明清翰林院祠祀韩愈考》，《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
[4] 许鸿磐《唐宋八家文选序》，许鸿磐《六观楼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2册，页186。
[5] 钱谦益《钱牧斋全集》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页1605。
[6] 叶燮等《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8。
[7] 叶燮等《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51。
[8] 叶燮等《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50。
[9] 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卷二，《清人别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
[10] 朱易安、程彦霞《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1] 刘真伦《韩愈古文义理笺疏示例》，《唐代文学研究》第1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559。
[12] 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页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