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俊丽生于中原，长于中原，负笈西北随我读书七载，我对她个性与行事作风的了解远超其他学生。在我的眼里，她是一个独立自强、性格坚毅并在学术上有着执着追求的女性，秀外慧中，做事心无旁骛，又肯下功夫。从攻读硕士开始到博士毕业的七年时间，她凭着坚韧的毅力与刻苦的劲头，不仅完成了硕博士阶段的全部学业，打下了较扎实的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的基础，撰写了高质量的学位论文，顺利毕业，获得学位，而且还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当然在这当中，除了她自己的努力之外，她的丈夫小崔也在生活和精神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俊丽在参加工作之后仍然孜孜矻矻，专心于学术研究，每年的寒暑假几乎都是奔波于各地图书馆之间，即使是参加学术会议，也是要利用前后短短几天时间去当地图书馆查阅资料，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绝非夸大之词。几年前，在她硕士与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书稿《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她的勤奋、努力是分不开的。受我学术思路与方法的影响，俊丽的硕博士论文选题都与韩愈文献与文学研究有关，经过几年的修改完善，现在她的这部《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终于要出版面世了，欣喜之余，她希望我为其著作写序。忝为她的老师，当然为她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欣慰，也更应该为她写点什么，因此，借此书出版之际谈几点我的感受。

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一代文章领袖，他所领导的唐代“古文运动”，变骈为散，“开创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一个新时代”，“到唐代‘古文’，中国古典散文的面貌才定型了。它奠定了此后散文发展的方向和规模”（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韩愈的诗歌创作，“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叶燮《原诗·内篇》）。同时，韩愈又是唐宋文化转型中的重要人物，陈寅恪先生即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论韩愈》）韩愈尊《孟子》，推《大学》，倡道统，在古代思想史与哲学史上，“实可谓为宋明新儒家之先河”（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因此，韩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人十分推崇韩愈，校勘注释韩集蔚然成风，竟出现了所谓“五百家注韩”的盛况，其中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方崧卿《韩集举正》、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等具有代表性。清代以降，传统学术进入总结时期，由于桐城派的推波助澜，韩愈地位不断提升，学韩研韩的文人逐渐增多，使得这一时期的韩集文献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质量之高、特色之鲜明，也超出前代，形成了韩愈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钱仲联先生甚至认为：“清代学者，出其治学绪余，旁治韩集，成绩远出宋、明人之上。”（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韩集文献如林云铭《韩文起》、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高澍然《韩文故》、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并整理研究的重要韩愈文献。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对韩愈的功绩与地位概括为：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能得出以上精彩论点，我想陈寅恪不仅仅是依靠韩愈的诗文作品本身，而大多是在总结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学者的韩愈阐释成果基础上所建立的认识。只有对清代韩愈文献做出整体梳理与研究，才能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讨论清人对韩愈的全面接受乃至清代韩学的发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传统学术的繁盛，韩集文献逐渐步入学者们的视野，产生了如张清华《韩学研究》、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2004年）、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2006年）、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史研究》（2009年）、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2010年）、全华凌《清代以前韩愈散文接受研究》（2011年）、姜云鹏《韩愈古文评点整理与研究》（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弘韬《清代韩愈诗歌注本研究》（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等成果，为我们整体把握韩集文献及其流传发展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同时使宋代韩愈接受与韩集文献开掘探讨展现出了新的研究概貌。宋、清二代是产生韩愈文献的两个重要时期，相对于宋代韩集文献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学界对清代韩集文献的关注度明显不高，研究论著远不能与清代韩集文献的实际成就相匹配（按，清代重要韩集注评本即有六十余种）。俊丽知难而上，其《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一书在对清代韩愈诗文文献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清代韩集文献的特点与价值，揭示清人整理研究韩集的成就，并就韩愈对清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作用做出理论上的论述，进而总结清人研治韩集的经验与教训，为今人整理研究韩集提供文本借鉴与资料依据，以期推动目下韩愈研究的良性发展。她所做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分散收藏于各地图书馆的清代韩愈诗文文献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集，并进行了历时性、类型性梳理，尤其是一些未获影印或整理且公私目录书未曾著录的韩集文献，诸如韩集注本、评点本等。她对文献的基础工作在书中以叙录的形式展现出来，也就是说作者分三个时期为近四十种清代韩集文献撰写了较为详细的提要。内容不仅包括对注评者的籍贯、家世、科举、仕历的考述，也包括对文献本身内容体例、刊刻流传、存佚庋藏、版本著录几方面的考录。

第二，对于清代韩集文献及其阶段性发展概貌，从时间与空间上做出鸟瞰式的展示与归纳，并运用历史文化的分析方法阐述清代韩集文献产生的原因以及文学风尚、学术文化背景，具体包括崇宋复古、理学传播、乾嘉朴学、桐城文风、科举制度、书院文化、文学评点、地域空间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清代韩集文献的影响与催化作用。作者将清代分为三个时期，并分析各时期不同的文化特征与韩愈文献的关系。如清中期乾嘉考据学兴盛，韩集文本即以校勘、注释为主，产生了如《韩集点勘》《韩集笺正》等校勘专著以及方世举等人的注重词语、典故、职官、地理、史实笺注的韩集文本整理著作。

第三，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韩集文献，如林云铭《韩文起》、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李宪乔批《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高澍然《韩文故》以及清末马其昶、林纾等人的韩文注评文本，分别进行个案式的深入探究，依据文本特色，各有侧重，考论结合，文史互证，以此探讨清人整理韩集的特点、方法与成就，并揭示清人整理诠释韩集的价值与影响。如，通过对晚清马其昶、林纾韩集注评本的深入解析，突显桐城派的整体韩愈接受乃至文学思想，以小见大，以点带面。

在此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最用力之处是对文献的搜集、梳理与考证。这一叙录工作读者或许轻易不能从中有所体会，其实背后付出的艰辛只有作者自知。从查阅各种官私目录书到坐在图书馆里专心抄写序跋、记录文献特征，甚至抄录整本文献，然后再对作者与文献的相关方面进行详细的考证、论述，需调动作者的目录、版本、历史、考据等诸多学科知识，工作环节既琐碎又繁杂，是一项十分费力费时的工作。只有对文献有了如此深刻全面的梳理体认，才能有后面的理论阐述。也就是说后一部分的提升研究，必须是建立在对文献文本做全面梳理基础上的理论探索。因此，作者在此书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多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比如，作者分析清代韩集文献产生的原因与背景时认为：从时间发展来看，清代不同时期的韩集整理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前期韩文评点文献较多，中期韩集注本繁兴，后期韩集批注本较多。从空间地域看，清代韩愈诗文文献主要集中于科举发达、刻书兴盛地区——福建、江浙、安徽、岭南、山东等地。科举制度促进了韩集整理的繁兴，又使韩集评点中渗入了八股文思维。从当时的文学思潮特点来看，清初古文复兴运动中，韩愈被看作通往先秦、两汉文之“舟楫”，引起了研治韩文的热潮，促进了清初韩文评点文献的兴盛；评点学的繁兴与新变又使韩集整理富有特点，精评与详解相结合，考据与评点相融合，故韩集创作技巧、意旨及风格特征得到深入解析；贯穿有清一代的桐城派推崇韩愈，研治韩集成果丰富，不乏新颖之见，对韩愈在清代地位的提升与巩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晚清宋诗运动的兴起再一次促进了韩集整理的热潮，宗宋派不同程度地学韩研韩，通过“扶韩归杜”，形成了“当代竞宗韩”的局面，促成了韩诗文献的撰著风气；岭南是韩愈一生三入之地，历来宗韩风气浓厚，有刊刻韩集的传统，清代也产生了十数种韩集文献，极具地域特色，这些文献的编刻流传，既推动了彼地的韩学流播，亦可窥见韩愈对岭南文学的深远影响。

又比如，在个案研究中，作者通过分析《韩文起》的编排体例与文本，认为评注者以道统思想为核心，结合其经世观念，又融入福建地域信仰文化，显示出韩文批评的独特性。作者对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作出深入探讨，凸显此书开创韩诗编年编排体例的价值，用诗史互证方法分析韩诗，又贯以注者的诗学观，注释极为精细，是一部集大成的韩诗注本，在清代韩集注本中质量最高。李宪乔曾批点过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作者对此书也进行了系统探究，以为此批点本批评韩诗的方法较为独特，首次揭示韩愈《喜雪献裴尚书》《咏雪赠张籍》等涉雪诗开“白战体”之先河，是清代岭南地区宗韩之风影响下的一部韩集文献。对于另外一部文献《韩文故》，作者侧重于其文化背景的挖掘，认为在福建地区深厚的理学传统和浓厚的宗韩风气下，注评者高澍然深解韩愈绍继孟子及其“修辞明道”之志，评价韩文“广博易良”，是清中后期汉宋思想融合下清人研治韩文的代表性文献。另外，对于马其昶的韩文批注、林纾的韩文评析，作者也都一一进行了分析阐述，以此揭櫫桐城派的尊韩方法及其文学价值与学术意义。

对古人诗文集注释与评点的整体探讨，我们现在一般将其纳入诠释学（阐释学）的研究范畴，诠释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解释，而在文本的解释当中，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也就是说方法是阐释学的关键环节。二十年前，我在拙著《〈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中提出钱谦益诠释杜诗时运用了诗史互证方法，从而使这种方法确立下来，进而影响到清人诠释唐宋诗歌的方法以至造成诸多误解，这种方法也促成了现代文史研究方法的形成与发展。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论著中贯彻的阐释方法，明显是继承了此种方法又有所开拓。当代许多文史学家的关注领域与方法也明显受到此种诗史互证法的启迪与影响。我以为在研究古代诗文作品的诠释文本时，方法论的探讨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俊丽受到了我的启发与熏陶，在其《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一书中十分注重对清人注韩方法的总结。她提出清初实学与理学并兴，韩集诠释以选评韩文为主，注重揭示韩愈的道统思想，以教化民心，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清中期考据学兴盛，注家充分运用乾嘉考据学方法笺注韩集，包括异文校勘、词语笺注、作品编年等，方法合理，成绩斐然。晚清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之学的调和，理学与今文经学的相杂糅，韩集诠释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学术方法，既批点又考据，既注重挖掘韩愈的浩然之气和仁道思想，又有意为挽救民族危亡寻求精神支撑。注评者注重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从史实背景切入，考证探索韩愈诗文中的隐微。同时，对各种文献存在的不足之处，俊丽也多有总结。总之，在受大传统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使得清代韩集的诠释方法丰富多样、大放异彩。这些中肯的结论，都是在细读文本并深入解析文本之后的创获。

俊丽为完成这一部著作，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与心血，面对她发来的三十余万字的书稿，我想到刘禹锡的诗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辛苦与勤奋换来的终究是令人可喜的成果。虽然，书中一些问题仍有可深入挖掘的空间，一些观点也尚有可商榷之处，但我以为这部系统全面总结清朝一代韩集文献的《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总体上是一部考论扎实并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著作。程千帆先生倡导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古代文学研究理路，对于我们的文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俊丽在这部书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研究思路。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对国内的韩愈研究有所推进。因此，我愿意将其推荐给广大读者与研究者。是为序。

郝润华

2019年4月3日于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