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这是罗曼·罗兰（1866—1944）在《名人传》卷首语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或许，这也是他为自己全部作品所作的诠释。
自十九世纪以降，英雄主题在法国文学中已日趋式微，至二十世纪则近乎绝迹了。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愈缩愈小：文艺复兴时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启蒙时代是叱咤风云的大写的“人”；十九世纪前期，在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笔下，大都是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出类拔萃的人；十九世纪中期的福楼拜则主要描写平庸的人；十九世纪后期，从自然主义流派开始，更多的是描写病态、丑恶甚至动物性的人。愈走向世纪末，文学上的颓靡之风愈盛，人的形象也愈来愈猥琐、渺小……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于一九〇三年面世时，真仿佛是奇峰突起，使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罗曼·罗兰的文学创作由戏剧[1]发端，读者观众反应平平，没想到《贝多芬传》这本三万来字的小册子突然为他赢得了文学声誉。接着，他又陆续发表了《米开朗琪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和《甘地传》（1924）。同样的英雄旋律，在他以毕生心血浇铸的两部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3—1912）和《母与子》（1922—1933）中得到了更丰满、更深入的发挥，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便是由这两部长河小说奠定的。而他那部精美俏皮、文采出众的中长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19），在成功刻画法国高卢民族健全的理性和特殊精神气质的同时，同样给小说主人公注入了坚强且富有生命力、创造力的灵魂。
显然，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并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一定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甚至不一定是个胜利者，但他们肯定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使他们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放弃奋斗；他们饱经忧患，历尽艰辛，却始终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以顽强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竭尽努力使自己成为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何谓英雄品格，怎样才算无愧于“人”的称号？按罗曼·罗兰的观念，首先就是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亦即他所说的大江大河般[2]奔腾不息的强大生命力[3]；二是永远保持人格的尊严，恪守个性的独立，既不屈从于强权，也不盲目地随大流；三是具有关怀人、爱护人的博爱精神，甘心为人类的福祉奉献自身。他为之立传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是这样的人，约翰-克利斯朵夫[4]和安乃德是这样的人，甚至那位表面上嘻嘻哈哈、玩世不恭的高卢木匠哥拉·布勒尼翁，骨子里也潜藏着这种大灾大难压不垮的英雄素质。
罗曼·罗兰的英雄理想，究其实仍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扬[5]。五百年来的欧洲历史表明，作为近代西方文化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对欧洲历史的飞跃曾起过难以估量的作用。在停滞不前的中世纪，统治欧洲达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化，以“原罪”说[6]束缚人的灵魂，让人们相信自己生来是为了“赎罪”，只有通过现世的忏悔、苦修和受难，求得上帝的宽恕，死后才能升入天堂，获得永生的幸福。“神”的统治窒息了人的自我意识，把天地万物中最富创造力的生灵，变成消极无为，听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直到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被发掘，人文主义思想家在复兴古代文化的口号下，提出了“人为万物之本”的新观念，才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些思想敏锐、才华出众的知识巨人，以新兴阶级的青春锐气，大胆地以“人本”观念取代“神本”观念，以“人”来对抗“神”；他们歌颂人的力量、尊严与价值，鼓吹猎取知识、发掘人的聪明才智，提倡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以推动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
如果说，文艺复兴还只是“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矛头仅仅指向教会的“神权”统治，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对封建时代整个上层建筑的全面宣战。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将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和贵族僧侣的特权，他们以“理性”为武器，批判一切宗教偏见和迷信，把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的权力归还给“人”自身。应该承认，没有“人”的思想解放，就没有现代生产力的解放，没有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无法解释近二三百年来欧洲历史的飞跃发展。时至今日，个人的尊严感和价值理念，仍是西方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活跃的精神因素。在他们的观念中，工作上的责任心是自尊心的体现，一个人的创造性是他自身价值的体现，而现代科技的进步，则有赖于每个人的潜能及价值的充分发挥。
然而随着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金钱取代“神权”和“君权”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在推翻封建制度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非常革命的观念，与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正当人们试图向新制度索取“理性王国”曾允诺的一切权利时，却发现无比高贵、尊严的“人”正在沦为“商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在实践中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角逐。幻想破灭了，人们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地置身于一个以金钱为杠杆的动荡不宁的社会。而且资本主义秩序愈是巩固，人们感到距离“人”的理想愈遥远，“人”愈来愈失去自己的本质，变成了物的奴隶。文学作品中“人”的贬值，恰是现实社会中这种异化感和屈辱感的反映，唯其向往崇高，才痛感其丑恶渺小；唯其企盼有所作为，才痛感自身的无能为力。可是消极、颓废毕竟不是出路，于是罗曼·罗兰试图以他的《名人传》给人们传递英雄的气息，鼓舞人们恢复对生活的信念和奋斗的勇气。
罗曼·罗兰想要告诉人们，任何成就都伴随着艰辛的拼搏和痛苦的考验，他为之作传的这些人，“他们的伟大固然来自坚强的毅力，同时也来自所经历的忧患”。他告诫人们：“不幸的人们啊，切勿过分怨天尤人！人类最优秀的人物与你们同在。从他们的勇气中汲取营养吧！”
事实的确如此，古往今来许多大有作为的人，并不曾从社会或自然那里得到任何特殊的惠顾，从来不曾有一位好心的神明为他们安排通向胜利的坦途。相反，不公正的命运常常给他们设下种种意想不到的障碍。贝多芬出身贫寒，十三岁辍学，十七岁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二十五岁时他刚刚在乐坛崭露头角，耳朵又开始失聪。这种对音乐家而言十分致命的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谁能想到他那些不朽的传世之作，绝大部分竟是耳聋以后写成的。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不幸的，由于贫穷和残疾，他的感情生活充满了凄苦和遗憾……尽管他的天才征服了全世界，尽管维也纳的精英人物将他视为国宝，尽管皇亲国戚在他面前都会礼让三分，他的生活境况却没有多大改善。他呕心沥血创作的乐曲，常常拿不到分文报酬。全世界都在演奏他的作品，而他为出版这些作品反倒欠了出版商许多债。不错，他的艺术是无价的，于是人们慷慨地用掌声和欢呼酬谢他，却没想到他的鞋子破得上不了街……然而所有的磨难只是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他痛苦，却不肯屈服于命运；他贫穷，却既不趋炎附势，亦不迎合潮流，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他孤独，却能以热诚的赤子之心爱人类；他从未享受欢乐，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他终于战胜了！战胜了疾病，战胜了痛苦，战胜了听众的平庸，战胜了所有的磨难和障碍，攀登上了生命的巅峰。第九交响乐在维也纳首演时，听众如醉如痴，许多人都流了泪，演出结束，掌声雷动，当他转身面向听众，全场突然起立，挥动帽子向他致敬，场面之热烈，恍如暴动。
米开朗琪罗看上去比贝多芬幸运，他既无残疾，也不贫穷，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颇有声望的市民家庭，从小接受精英阶层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底，然而他在精神上也许比贝多芬更受折磨：他的祖国多灾多难，他眼见外族入侵，人民受奴役，自己的作品毁于战乱，共和主义的理想也化为泡影；他和贝多芬同样孤独一生，没有妻儿，没有爱情，他的家族不曾给他任何温暖，只想从他身上榨取利益；他到处遭遇嫉妒和倾轧，在同行中很难遇上知音……更可悲的是，他的处境与奴隶相差无几。贝多芬至少精神上是自由的，他不依附任何人，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米开朗琪罗却没有自由，他不得不依附他所不愿依附的教皇，[7]不得不为教皇们的光荣劳碌终身。当然，教皇们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们承认他的天才，且不止一次保护他的艺术免遭破坏，可是他们剥夺了他的自由，拿他当牛马般使唤，他一辈子都像拉磨的驴一样拴在教皇的磨坊里，七十余岁高龄还得爬上脚手架作画……
如果米开朗琪罗没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也许他就不痛苦了，就会以受教皇赏识为荣了。然而他是沐浴着文艺复兴的春风长大的，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领悟到这场思想运动的精髓，他比同时代的艺术家更不满足于宗教艺术，更醉心于表现人的力量、尊严与意志。[8]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之一，他的艺术理想也是巨人式的。他想要制造山一般的巨型作品，甚至想把一座山头雕刻成俯瞰大海的人像。这就决定了他和那些只关心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教皇们永远不能达成一致，决定了他将终生为理想无法实现而痛苦。
托尔斯泰的情况完全不同，他是名门贵族，地位优越，衣食无忧，既不需依附任何人，也不必像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那样终日劳碌；他身体健康，婚姻美满，有深爱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他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几乎没有经历过艰难的习作阶段就获得了成功……总之，在一般人看来，他是个“什么也不缺”的人，然而他的痛苦恰恰由此而生。他蔑视已经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文学声誉，唯独渴望拥有他所未知的——生命的真谛，于是他以毕生的精力去求索、去探寻。多少和他地位相当的人都活得志得意满，唯独他苦恼不安。旁人眼里的幸福生活非但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感，反而成为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他对城市贫民的凄惨处境感到震惊，为农民的贫困和愚昧而痛苦，因自己不劳而获的优裕生活而愧疚，为难以摆脱家庭的羁绊而烦恼……他若像旁人一样心安理得地享受命运的安排，也许就没有烦恼了，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就在于不肯安享富贵，不肯虚度年华，他想要通过造福于人类来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于是烦恼接踵而至：他因批判教会的谬误，弘扬真正的基督精神而不能见容于东正教教会，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他因执着于自己的信念而受到来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方面的压力，甚至得不到亲人的认同和理解……
罗曼·罗兰说得不错：“生活是严酷的，对那些不安于平庸的人说来，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而且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斗。”
罗曼·罗兰还想告诉人们，英雄并非没有弱点，也并非无往不胜，——毕竟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但这无损于他们的伟大。米开朗琪罗有许多弱点：软弱、多疑、优柔寡断，做事常常有始无终，不止一次屈服于强权……他不属于贝多芬那种具有完美人格的人。罗曼·罗兰认为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其实不尽然，他的弱点有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他身处两种文化的交汇处，以他的聪慧和敏感，不可能意识不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及其与政治斗争的紧密联系。人文主义无疑符合他的天性，是他发自内心的信仰，这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来（特别是他在教皇下达的任务之外制作的那些带有异教色彩的作品）；但他也没能挣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和其他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他对“神权”并非没有忌惮心理，何况以五百多年前的科学水平，要摆脱对神的敬畏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处于两种意识形态的争夺之中，终生为矛盾心理所纠缠，他的神经质，他的迟疑、摇摆、迷信、恐惧不安……都和这一背景有关。[9]
米开朗琪罗的本质性格其实是骄傲自信而且固执的，他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止一次与教皇发生正面冲突。他的软弱并非缺乏主见或判断力，而是不能超脱现实的利害关系。他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思想和“长子”的责任感，使他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这就决定了他在关键时刻必然会逃跑，或者选择明哲保身，向权力屈服。他计划中最伟大的作品都半途而废，并不是他没有足够的耐心，而是他永远受着在任教皇的辖制，上一届教皇下达的任务还没完成，这一届教皇又十万火急地要他接受别的任务。他一生都在超负荷地工作，还时时刻刻为他那些没有完成的作品遭受良心的谴责。所以，与其说他是性格悲剧，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特定的时代条件成就了他的伟大，却也限制了他天才的发挥。人是很难超越时代的，观念的更新也不是一次思想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尽管他到晚年已成为文艺复兴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位艺术大师，其权威无人能与之挑战，他在上帝面前却总是惴惴不安。他越来越虔诚，他七十多岁接受圣彼得大教堂总建筑师的任命时，坚决拒绝一切薪酬，因为他认为这是为神服务，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尽管米开朗琪罗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尽管他没能实现自己最宏伟的计划，可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艺术代表了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人文精神：他在《大卫》身上，表现了人的理想（这尊气概非凡的人像，无疑是人的力量、尊严与意志的化身），在《摩西》和《奴隶》身上，表现了人和命运的抗争；他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记》中，被逐出乐园的亚当丝毫没有对“原罪”的负罪感；他的《最后的审判》，以悲壮的场景刻画了人类的痛苦和挣扎；他为洛伦佐·梅迪契和尤利乌斯二世制作雕像时根本不考虑是否像他们本人，而只是用来表现他所想要表现的东西——行动和思想；他的《晨》《昼》《暮》《夜》无比精妙地表现了人的苦恼和感情……有了这些震撼人心的不朽丰碑，谁还会去计较他的软弱和恐惧呢？应当承认，他在艺术追求上，还是勇敢而且顽强的，哪怕民众往《大卫》身上扔石头，哪怕他的《最后的审判》被指控为“路德派的垃圾”，他都没有做丝毫让步。在这方面，他和贝多芬一样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如果说他在艺术上常有举棋不定的时刻，常常质疑和否定自己，那可不是因为在艺术上缺乏自信，而是由于他总是无止境地追求完美，由于总有新的创意在他的头脑中产生。艺术是他的偶像，他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他固然有惊人的天赋，但我们读了这本小书后会明白，为了艺术他曾经历过多少磨难、多少挫折，做过何等艰苦的登攀！五六百年前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今天的艺术家们是想象不出的：为了运送他精心挑选出的石料，米开朗琪罗不得不亲自开山筑路；为了绘制壁画，得首先摸索各种用料的配方；为了铸造铜像，得从头开始学习炼铜；为了掌握人体的结构，他用尸体来研究解剖学[10]，且为此累得大病一场……他也许有时软弱、胆怯，而在艺术探索上，他是勇气十足的，什么也没能难倒他。
米开朗琪罗不是完人，而作为艺术家，他是人类的骄傲。
托尔斯泰人格的高尚是众所周知的，他敢于挑战一切权威，对沙皇也不曾笔下留情；他绝不盲从、迷信，敢于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他敢于坚持自己心目中的真理，哪怕为此受到孤立……但他也有弱点，他的知识和视野受到停滞落后的俄国乡村生活的局限，自己却浑然不觉，这就大大妨碍了他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他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却轻率地把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本质、数的理论、动物化石等对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研究，统统斥为“无聊”；他根本不理解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多么重要，所以对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无动于衷，把莎士比亚贬得一文不值；他体会不到人类为了生存、发展，需要以怎样的毅力去奋斗、去拼搏，以致贝多芬那种充满战斗激情、催人奋发向上的音乐让他惊愕和反感，他不去批判靡靡之音，反倒把贝多芬当作洪水猛兽……总之，他意识不到自己知识结构的缺憾，往往武断地否定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这样的固步自封使他无法通过学习把握较科学的历史观，无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一个较客观、较真实的概念。
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体系中，评断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道德”，即爱心、真诚和善良。只要符合他的道德准则，再平庸的作品或人都会受到他的赞扬；而对俄国历史起过重大推动作用的彼得一世，在他眼里便只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小人，至于其改革给俄国带来的进步，他则根本不予承认。他曾两度访问欧洲，对欧洲的进步同样不屑一顾，仅仅在巴黎观看了一次死刑犯的处决，便宣布“对进步的迷信纯属虚妄”。不错，托尔斯泰真诚地希望社会日益完善，对俄国民众的悲惨处境由衷地感到怜悯和同情，但他既不满现状，又惧怕社会动荡，他对经济的变革心存恐惧，对任何一种改革社会的主张或企图都深恶痛绝。说到底，他是不愿意他所心爱的封闭式宗法制庄园经济受到触动和破坏。因而他对社会的批判无论多么猛烈，都只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从未深入到社会的根部，他所开具的“济世良方”当然也无助于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他那一厢情愿的善良，把一切都简单化了：他相信完善社会的唯一途径，是强化宗教意识，普及道德教育，只要每个人在道德上自我完善，消除一切欲念，人人爱上帝、爱他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自然能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实现人类的大同。可见托尔斯泰虽则很早就开始研究哲学，却缺乏哲人的睿智。他沉溺于自己的宗教信念，甚至推演出许多偏激、荒谬的观点，诸如婚姻是一种堕落，爱情、婚姻都有违基督教精神，妨碍了人类理想的实现等等。他的禁欲主义简直比中世纪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却没有想到，一旦人类无欲无求，社会也就失去了活力。他似乎也不曾考虑过，像俄国那样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低下的生产水平，大多数人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怎能达到和谐与安定？爱心、真诚和善良固然是永远值得提倡的美德，却解决不了人类生存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他更没有想到，社会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真正的仁人志士应当认识和顺应客观规律，积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幻想按自己的乌托邦来重新安排社会秩序，甚至牵制或阻挠社会的发展。
托尔斯泰作为小说家的伟大成就是无可争议的，他是世界文学中巍然耸立的高峰之一。他不仅为读者展示了俄罗斯近代历史的广阔画面，还精彩地谱写了俄罗斯民族之魂，他是欧洲文学中继巴尔扎克之后最伟大的塑造形象的大师，创造了俄罗斯文学中最丰富、最壮观的人物画廊……然而他苦心孤诣创立的“爱”的宗教，境遇就不那么辉煌了。我们相信随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往高级阶段发展，普遍的博爱精神将逐步成为人类共同生活的准则。但在托尔斯泰生活的时代，这种主张的可行性比一百年后的今天更加微弱，因此他作为思想家声名远播，而追随者寥寥。尤其他的“勿抗恶”主张，在实践中处处碰壁。他屡战屡败，却始终不肯放弃。在罗曼·罗兰看来，这正是托尔斯泰值得敬佩的地方。作者写他的失败和孤立，恰恰是想阐明不应以成败论英雄。英雄也是人，也有弱点和谬误，他们并不总是胜利者，但他们勇于承受挫折，承受失败，绝不会因失败而气馁，这便是他们高于常人的地方。托尔斯泰虽然提倡无欲无求，平和宁静，他本人却是个精力旺盛、生命力极强的人，他永远有所追求，而且孜孜不倦。他勇于挑战，勇于探索，也勇于实践，为了他心中的真理，他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不吝惜代价，也不考虑成败，这，就是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气质。托尔斯泰的思想、主张，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自身生活环境和认识水平的局限，重要的不是他的主张是否正确，而是他那种不以坐享富贵为荣，坚持不懈为人类的未来上下求索的精神，那种愿为信念献身的无所畏惧的精神。一切有志于开创未来的人们，难道不需要从这位可敬的老者身上汲取勇气么！包括他的弱点和谬误在内，不也能使我们从中获得有益的教训或启迪么！
年轻的朋友们！生活是广阔的，但并非处处都开满鲜花，更不能指望处处都有林荫道，有的地方会是崎岖陡峭的小路，有的地方甚至荆棘丛生。这里记述的三位伟人虽然出身经历不同，性格特点迥异，但为了实现生命的价值，同样都需要面对这样那样的困难、障碍，承受这样那样的磨难、挫折或失败的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生而平等的。人生就是奋斗，幸福就产生在奋斗的过程之中。不经奋斗得来的享受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快乐，只有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后攀登上生命的巅峰，才能感受到灵魂升华的喜悦。人生的价值是由自己创造的，要想让生命迸出火花，没有任何捷径，也不必乞灵于神明。可以视为神示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贝多芬所说的：“人啊！靠你自己吧！”
艾珉
[1] 他一生写了二十一个剧本，最重要的是《群狼》（1898）、《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12）、《罗伯斯比尔》（1939）等。
[2] 《母与子》的主人公安乃德的姓氏里维埃，即河流之意。
[3] 罗曼·罗兰是“力”的崇拜者，他将强有力的生命力视为英雄人物的本质特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姓氏克拉夫脱在德语中即“力量”之意。
[4] 约翰-克利斯朵夫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有不少素材取自贝多芬的经历。
[5] 对罗曼·罗兰影响甚深的尼采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归根结底也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延伸。
[6] 按基督教传说，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从此注定人类必须为赎罪终身受苦。
[7] 在那个时代，无人能对抗教皇的淫威。而且，除了教皇，无人有财力支撑大型的艺术创作。
[8] 他之所以对雕塑艺术情有独钟，正是由于他认为雕塑比绘画更能表现人类的“力”。
[9] 自五世纪古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基督教成为欧洲封建统治工具已有千年之久，一切触犯其宗教信条或有悖于该神学体系的思想行为，均被目为异端，受到残酷的迫害。所以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较量，最初必然是以宗教改革的形态展开。直到资产阶级取得胜利，政教分离，近代欧洲才逐步使基督教人性化，融入其人文主义思想体系。
[10] 十五世纪尚无此类学科，这种研究可说是惊世骇俗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