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

超越中国奇迹

十年前我出版了两本书，一本叫《超越奇迹：变革世界的中国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另一本叫《告别“中国奇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前一本是学术论文集，后一本是评论文章集。两本书想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既然中国经济是奇迹，就说明不是常态，早晚会过去。奇迹过去以后中国经济将迎来什么样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话题。应该说，当时我所做的一些预测，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比如增长速度显著放缓、产业升级持续加速以及经济结构不断平衡。当然，还有的预测并没有出现，比如通货膨胀压力抬升。收入分配确实有所改善，但改善的速度与力度都远远不够。

中国经济的三大反转和一个困惑

经济奇迹之后应该就是“常规发展”，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新常态”，新常态与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纵观过去40年的经济改革历史，2008年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这倒并非仅仅因为在那一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更主要是因为在那前后，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出现了180度大反转。

第一，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突然变为持续减速增长。2008年之前，年均GDP增长率接近10%。2008年和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明显减速。2010年在一揽子计划的推动下，GDP增长率重新回到10%以上，可惜这样的表现只是昙花一现，随后GDP增长率连年下降，到2016年和2017年，已经稳定地跌到7%以下。

第二，经济结构从之前的严重失衡迅速走向了再平衡。2008年之前，只要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就避不开经济结构失衡的话题。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与出口两驾马车拉动。政府一再采取措施调整经济结构，但几乎每次都无功而返，结构失衡的矛盾愈演愈烈。2008年之后，经济结构毫无预警地开始了再平衡的过程，投资率持续下降，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收窄，消费成了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第三，金融体系从相对稳定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上升。过去我们一直很自豪地说，中国是主要新兴市场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但最近这几年金融风险不断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走，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已经大幅提高。

如何理解2008年前后在中国经济中发生的这些大反转？再往之前看，为什么在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会出现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

而这后一个问题，正是我在2009年来北京大学工作时希望解开的谜。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为什么大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分歧这么大？有的专家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有的人则很悲观，简单地说，看增长速度的往往乐观，看结构失衡的往往悲观。国发院的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一直相对比较乐观。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指导老师郜若素教授（Ross Garnaut，曾任澳大利亚总理首席经济顾问、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对中国经济的展望也很乐观。与他相比，我的看法可能相对保守一些，我自认是“谨慎乐观”吧。所以我跟他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经常会有一些小的分歧。每当那个时候，他就会跟我说：“经济历史表明，持有悲观立场的人大多是素质良好的学者，但乐观的观点最终往往会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当然，对中国经济悲观的人也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美籍华人律师章家敦（Gordon G.Chang），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即将崩溃》，大体是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济结构调整不过来，很多中国企业会因为竞争不过外国企业而纷纷倒闭，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甚至令国家崩溃。前总理温家宝也曾经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不协调的、不平衡的、低效率的，从而是不可持续的。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或者可以说，它们描述的可能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现象？

粮食购销体制的经济学逻辑

刚来朗润园的时候，我经常坐在办公室冥思苦想。有一天在园子里碰到同事宋国青老师，和他聊了几句通货膨胀的问题。回到办公室，我忽然回想起2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我1987年研究生毕业，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这之前的1986年下半年，我随所里的两位研究室主任邓英涛和高小蒙到河南省新乡市调研粮食购销体制问题。当时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直接从农民手里购买粮食，然后在城市里卖给居民。在改革的初期，为了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不断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由于城市改革还没有动起来，销售价格高不了。这样就出现了粮食购销价倒挂的现象，也就是说，国家粮食部门每买卖一斤粮食，政府就要往里补贴差价。我们去河南调研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提出一套改革方案，解决这个问题。

调研结束，我们坐晚班火车回北京。两位主任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对我耳提面命，详细地阐述了改革的思路和框架之后，要我回去起草报告。后来中央批准了我们的改革方案，把新乡市确定为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试验区，并成立了一个三人“中央指导小组”，高小蒙任组长，我是组员之一。在火车上的时候，邓、高两位主任让我回去先看一位青年经济学家宋国青写的一篇关于统购统销制度的文章，并且一再叮嘱一定要先看三遍之后再动笔。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宋老师，回到学校之后就迅速找来文章研读。对于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实质，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政府不相信市场的作用，政府直接买卖才能保证食品安全。应该说，宋老师的分析完全另辟蹊径，他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其实就是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

说实话，这个道理我是慢慢才理解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要进行工业化，这便需要投资，要投资就需要资金。按理说政府获取资金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征税，但政府可能不想直接向农民收税，所以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其实是一种变通的做法——在农村低价收粮食，在城市低价销售粮食。从表面看，政府并没有从中获得好处，但这样做可以把原材料和工资都压得很低，从而在事实上降低了城市工业化的成本。城市工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拿出来再投资，循环推动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城市工业化速度其实挺快的，只是激励机制不对，生产的产品没人要，需要的产品没人生产，产品的质量也不好。

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

从“统购统销”就是农业税，我想到了在改革期间政府对要素市场实施的各种普遍的干预。如果我们要对40年的改革政策做一个提炼，那应该就是“市场化”。但我们的市场化改革策略有很多特点，比如它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改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将其称为“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一方面，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了，竞争也比较充分，无论是农产品、制造品还是服务品，都直接由市场机制调节，供求决定价格。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基本上都还没有实现市场化，资本、劳动力、土地、能源和水，凡是用于生产投入的要素市场都还受到政府的各种干预与管制。

这样的干预在金融领域最为明显。即使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年的今天，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金融抑制，即政府金融体系的各种干预与管制。40年金融改革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行业规模做得很大，但市场机制还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在改革初期，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金融体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每年都能排在全球十大银行之列，股票市场市值全球排名第二，债券市场全球排名第三。但同时也要看到，政府还在影响或者干预利率、汇率、资金配置甚至跨境资本流动，还在控股大型金融机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曾经对各国的金融抑制程度做过专项研究，在能够找到数据的91个国家中，中国的金融抑制程度排在第四位。

劳动力市场可能是一个特例。很多人认为政府并不干预劳动力市场，工资是市场决定的，其实并非完全如此。由于存在户口制度，很长时间里中国的人口流动率极低，而且都是在政府的安排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农民工，等于突破了户口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得以流动。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在同样一家公司做同样的工作，农民工获得的工资收入也可能只有当地居民的1/3甚至更少。也就是说，户口制度变相地压低了城市工业的劳动成本。

刚刚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政府在南方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提供很多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比如不收税，提供免费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廉价的资金和能源等。优惠政策其实就是一种市场扭曲，虽然它促进了经济活动的活跃，但从根本上说，优惠政策意味着要素的使用者没有按照市场价格支付成本。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都推出了不同的优惠政策，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因此，要素市场扭曲实际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概括起来看，要素市场的扭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把要素的成本压低；第二是在要素配置时偏好大企业、国有企业。换句话说，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生产成本低也很正常。但要素市场的扭曲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比如我们经常听人说，我国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话当然没错，但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正规金融部门，中小企业往往融不到资金，融资难。但如果能从银行借到钱，成本并不高。平均而言，我国银行的贷款利率远低于一般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大致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贷款利率相当。中小企业如果到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民间借贷、互联网金融等）去融资，其实相对容易，不过成本往往很高，融资贵。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实施扭曲要素市场的政策？背后的原因应该就是我们的“双轨制”改革策略。一方面，政府要支持国有部门持续运行。另一方面，政府又要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对于国有企业的保护，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国有企业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关键的地位，如果像苏联那样把国有企业全部快速地私有化，可能引发失业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因此，保留国有部门，其实也是为了支持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不过，国有企业的效率确实比非国有企业低很多。如果它们要继续运行，就需要获得外部的支持，最简单的就是政府提供财政补贴。但是，改革开始以后，政府的财政状况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政府过去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国有企业，但国企的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不但不能贡献财政收入，还要求很多的补贴；而民营企业虽然发展起来了，但当时规模还比较小，而且有各种避税的手段。最后的结果是，国企相对变弱了，民企也发展起来了，但国家财政状况变得越来越困难。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为36%，到1996年，这一比例只有11%了，当时有很多地方的财政连吃饭都保障不了，发不出公务员的工资。

需要补贴，但政府又拿不出钱，怎么办？要素市场扭曲就是政府的应对方式。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变相补贴企业，与统购统销制度变相支持工业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

这种扭曲政策的实质，是对居民和企业实行收入再分配，变相地补贴企业，补贴出口商、生产者和投资者。举个例子，假设银行存款利率为1%，如果没有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存款利率可能会达到3%。这之间的差额到哪儿去了？银行可以在低存款利率的前提下压低贷款利率，这等于是存钱的储户向贷款的企业进行了变相的转移支付。这种收入再分配的结果是，出口越来越活跃，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强劲，但消费变得越来越疲软。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一方面形成了增长奇迹，另一方面结构失衡的矛盾不断恶化。

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10年的47%，10年时间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这个下降幅度与速度都是十分惊人的。对于消费疲软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社保体系不完善，老百姓储蓄意愿很强，不敢消费，又有人说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穷人的消费倾向很高，但穷人可用于消费的资金太少，从而导致总体消费疲软。其实，导致消费疲软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GN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但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虽然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较多，但似乎并未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按理说，政府干预会降低经济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抑制性金融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对这个课题做过研究，我们发现：以2000年为界，之前的影响是正面的，之后就变成负面的了。经济学文献对这种现象是有解释的。第一种解释，来自提出金融抑制这个概念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他认为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运作，第一会降低金融效率，第二会妨碍金融发展，所以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将其称为“麦金农效应”。不过，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自由化的不断加速，导致金融体系不稳定，出了很多问题。他认为在低收入国家，金融体系与监管体系还没有完善，完全放开金融市场并不见得是好事。在金融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适度的抑制性金融政策也许会有正面的作用，我们将其称为“斯蒂格利茨效应”，认为政府干预至少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是非常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第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举个例子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的银行出了很大问题，银行的不良率达到30%～40%，但当时老百姓并不担心这个问题，原因不是银行真的没问题，而是相信有政府在，所以没有发生挤兑，这就给政府重组、改造银行留出了时间。

总体来看，以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主要靠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增长持续高速，这样就可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二是政府隐性担保，即使银行出了问题也没关系，有政府兜底。

走向“常规发展”

前面说到两本书，其中一本叫《告别“中国奇迹”》，说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的故事——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结构失衡很严重。我用“不对称的市场化”来解释这种状况。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停止，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预言——要超越中国奇迹。中国奇迹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经济水平确实很低，增长潜力自然就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释放出了能量。过去的“不对称的市场化”，也就是各种要素市场的扭曲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

在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这样的政策扭曲也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全世界都认为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度很高，最高时是在2009年，投资占GDP的45%。这样看起来当年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当年的投资会变成来年的生产能力，生产出的产品最终要在市场上销售，而老百姓又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消费，最后产能压力就变成很大的问题。中国的运气比较好，当时正是一个大力宣扬全球化的时代，中美关系也处于良好时期，而美国人正在尽力消费，其储蓄率非常低。美国的消费能力和中国的生产能力刚好碰上，一拍即合，中国生产出的大量产品都销售到了国际市场上，最主要的方向便是美国。于是，中国的顺差越来越大，美国的逆差越来越大。

这个体系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当时预料到国际贸易要出问题。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很多国家并不太在意，而且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因为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好事。但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变大以后（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麻烦就来了，原因在于大国和小国对于世界市场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像中国这种体量的大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市场不断扩张，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份额在扩大，别的国家的市场份额则在减小，后续就会出现就业问题。最近这些年可以看到，在国际市场上，凡是中国需求量大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扬，而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上，价格就会下跌。中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2018年，一位记者找到了郜若素和我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可能会因中国的经济规模以及政治权重而引起一种所谓零和博弈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若与抵制调整的阻力相互作用，那将会大大弱化制约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国际规则。”接纳中国作为强盛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过程中有一个主要危险，是世界其他经济体对所面临的结构性调整有畏惧情绪，并因此试图控制它们与中国发生经济关联的程度和范围。中国与某些大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政治竞争也可能会伤害它们的贸易关系。

所以，无论是从投资效率、经济结构失衡，还是从国际市场调整等方面来看，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无法持续的，奇迹总归是要过去的。

当时我们观察到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逆转，以前劳动力严重过剩，后来逐步出现了短缺问题，2005年后工人的工资就明显上升了；另一方面，政府也不断地说要推进要素市场化，即过去的种种扭曲要被取消，比如让市场来决定利率水平。

如果上面的分析成立，也就是说要素市场的扭曲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那这种扭曲的消除必将会大大影响中国经济。所以，我们当时判断中国经济即将面临重大转型，要从创造奇迹转向常规发展。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提出可能会发生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会持续下行。因为过去的低成本优势丧失了，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收入分配状况会改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劳动工资被压着不让上涨，未来则可能会上涨。一般来说，穷人靠工资收入，富人靠投资回报。如果工资上涨挤压了投资回报的空间，虽对经济增长有压力，但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是好事，会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经济结构会变得更加平衡。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开始上升，消费会随之增加，经济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会下降，经济结构得以逐步实现再平衡。

第四，产业升级换代会不断加速。以前的低成本优势很难持续，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了，成本提高了，还由于过去的扭曲政策消除了，成本进一步回归正常。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上升速度远远超过其他相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上升速度，这意味着中国花了很长时间培养的在低成本产业有竞争力的企业一夜之间失去了竞争力。而成本在以后会变得越来越高，唯一的应对办法是提升技术、效率、品牌，使得产业不断往上走。类似情形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三个经济体同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马上把低端产业转移到境外。那时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于是低端制造产业大量转移过来了，拉动了经济增长。现在这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各不相同：中国香港的产业基本上是服务业，没有什么制造业了；中国台湾有很多创新的产业，包括半导体产业等，以中小企业为主；韩国有很多大型公司，生产汽车、轮船、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等。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道路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随着成本水平不断提高，都在往产业链上游走，新发展起来的产业都是高附加值的、有竞争力的。这是中国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型。

发展新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说法，叫“未来已来”，在很多场合被人使用。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的看法是奇迹已经过去，但是未来还没来，仍在来的路上，即中国经济尚未完全进入新常态。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比如以前要素成本的扭曲逐步消除，导致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经济今天所面对的挑战和以前不一样，可以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我们经常会听到学者、企业家、官员讨论，这种下行趋势到什么时候会触底回升，但这个“底”到底在哪里，无从知道。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回答的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下行。北大国发院对此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变化。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不仅是中国，所有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在下行，而且有的下行幅度比中国还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的下行是世界共同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周期性的变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没那么简单，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趋势性的。从全世界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不断下降，这是普遍规律。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离世界经济技术前沿越远，其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越快。当然，不是每个经济体都可以真正实现更快的增速，还需要一些条件。比如有些非洲国家社会动荡，无法保证正常的经济秩序，经济也就很难增长。而一个经济体越接近世界经济技术前沿，增长越要靠自身的创新，其增速也就会放缓。中国从以前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提高到2017年的约8600美元，经济增速下降是趋势性的。

或许上述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我觉得都不是很准确。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除了周期性和趋势性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结构性变化，过去三四十年建立起的一大批依靠低成本竞争的产业现在都不行了。中国经济不是在等待周期性回弹，也不是在跟随趋势一直往下走，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成本比较低，现在成本大幅上升，逼着中国的产业必须要往上走，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要进行技术创新。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周边的几个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都走过来了，成功地从过去的中等收入行列迈入了高收入行列，日本和新加坡也这么走了过来。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很低。1960年时，全世界有101个经济体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过了48年以后到2008年，这101个经济体中只有13个迈入了高收入行列。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易事，要看一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比当年的韩国等经济体还严重，不仅仅是成本提高了，还有之前的各种扭曲政策没有取消。过去中国经济的两驾马车是出口和投资，主要是哪些产业呢？一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基本都分布在东南沿海，生产的都是出口产品；还有就是资源型重工业，主要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过去主要是这两类产业在推动着中国经济向前发展，但现在这两类产业都不行了，失去了竞争力。所以，中国经济究竟能不能触底回升，得看新经济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仍然用过去的办法，由政府托一把，用房地产等行业拉动一下，短期内会有效果，但这种增长不可持续。

我所说的新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最尖端的经济，可以是比较前沿的5G通信、无人驾驶等，也可以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即便在传统的产业里，也可以发展出新经济。比如家电行业是很传统的产业，但是今天中国的家电行业在国际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中国市场上的家电品牌五花八门，但老百姓喜欢的基本上都是外国品牌。如今很多家电品类，中国的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一半以上，很多过去知名的外国品牌已经消失不见了，而中国本土的品牌都在不断地往上走。像这样的产业发展，在我看来就是新经济，关键不在于具体做什么业务，而是要不断地在产业链上往上走，不能一直停留在微笑曲线的低端。比如在大型装备制造领域，中国的企业也是很有竞争力的。甚至在农产品食品领域，只要能增加附加值，树立起品牌，同样可以是新经济。这种变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在中国经济走向所谓新常态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经济下一步怎么走。之前，中国生产的日常消费品曾经占领了世界市场的很大份额，现在由于成本快速上升，在慢慢退出这些市场。另外，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也很大，尤其是铁矿石。比如，经济发展一般都是有周期的，而澳大利亚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经济一直处于上升期，没有经历低谷，被称为超周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从澳大利亚大量进口铁矿石，支撑了其经济繁荣。

未来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影响或许会慢慢减弱，但中国的新经济一样会创造世界性的故事，比如中国消费品市场的变化。中国的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已回升到56%左右，但仍然较低，尤其是跟美国（80%）相比。中国即使达不到美国这样高的水平，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假设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下行，消费品市场的扩张仍然会对经济产生深刻影响。这对中国企业来说很重要，对全世界的企业来说也很重要。如果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再翻一番，消费者的需求会集中在家电、家具、汽车、旅行、教育、文化娱乐、养老、金融服务等领域，这些领域会有非常快的发展。

在国际市场上，来自中国群体的消费已经成为很大的故事。当然，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奢侈品市场，国外奢侈品商店门口大多是中国人在排队。对奢侈品的需求其实是有规律的，其繁荣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是礼品文化，某个国家的人如果喜欢送礼，那么对奢侈品的需求就比较高。第二个因素是收入水平。一般当某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时，对奢侈品的需求是最高的。所以，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的需求还没有到达顶峰。

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长，中国老百姓的平均消费水平会不断提高，同时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对于牛奶制品的需求就是这样。这个过程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很大的机遇。

客观地说，我对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行列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不只是因为周边的经济体大多都成功跨越了，中国同样可以做到，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当前的中国经济仍然很有活力。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有两种角度，一种是微观角度，另一种是宏观角度。以前，往往是宏观角度的分析比较乐观，微观角度的分析则比较悲观。过去我在金融行业做宏观经济分析，经常跟那些微观经济分析师发生争论，我认为中国经济状况还不错，他们却觉得不行，到各地一看，发现企业问题一大堆。如今局面逆转了，很多做宏观经济分析的人对中国经济究竟能否探底存有疑问，而如果到各地去看一下具体的企业，会发现各种产品都在升级换代，不断有新的企业诞生，市场很活跃。我发现一条规律，只要市场在发挥作用，企业家行为保持活跃，整体经济往上走的问题不大。

新时代的中国急需金融创新

我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但现在还不能断言一定能走过去，或者明确到哪个时间点可以走过去。中国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产业升级，其根本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不是随便哪个国家、哪个企业都能做的。

有些学者说中国可以有理论创新，但做不了技术创新。我去很多地方考察，感觉企业在应用技术的创新方面还是不错的，很多企业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的技术往产业链上游走。

但是，中国在新时代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就是金融创新问题。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往往要以金融的支持为基础。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都是因为新技术引发了产业的变化，而每一次工业革命也都是由金融革命来支持的，包括信息产业革命、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都是由资本市场的发展来推动的。

所谓的金融挑战，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中国过去的金融运行方式是不是适合支持技术创新。第二，中国过去没有金融风险，现在金融风险变得非常大，能不能控制住。这两个问题混合在一起，就需要金融创新，既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创新，也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

中国的金融体系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体系之一了，广义货币（M2）供应量已远远超过美国。现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很少有人再担心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谈论最多的是杠杆率是不是太高了。杠杆率过高肯定是有问题的，会导致金融困难。前几年有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M.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S.Rogoff）写了一本书，叫《这次不一样》，就是讲杠杆率太高是要出问题的。

2008年以后，中国的杠杆率直线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风险为什么开始上升？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任何金融交易最终都会体现为借贷，都反映到杠杆率上。即使到今天，中国企业的外部融资中仍有70%是银行贷款，剩下的30%来源各种各样，其中还有15%来自影子银行，其实也是银行的一部分。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东北及西北地区的资源型重工业，这种情况下企业融资依靠银行没什么问题。但这种模式放在今天就有问题，现在需要对企业的创新行为提供金融支持，无法再依靠银行贷款。因为银行对于风险控制要求比较严格，而创新的风险往往是比较大的。有些银行也尝试了各种办法，比如说设立了一些科技支行，用来支持创新活动。这些尝试都很好，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解决不了大问题。

银行贷款不合适，政府就鼓励地方设立各种投资基金，这些基金对于支持技术创新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我认为这些基金的支持也有问题，普遍缺乏耐心，大部分投资基金的存续期不超过7年，资金到期是要拿回来的，还要有所回报，所以这会导致短期行为，而创新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目前的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在内都存在类似的问题，缺乏耐心，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针对这种问题，政府又介入设立了很多产业引导基金，由政府出一部分资金，从市场募集一部分资金，再一起投资于本地的企业。这种引导基金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但仍有相似的问题，比如说政府干预很多，而参与其中的投资者依然缺乏耐心。

目前中国急需的是对实实在在的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提供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我并不是对目前各种风风火火的商业模式创新有意见，毕竟它们烧掉的是社会资本的投资。我只是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光靠餐饮外卖的创新或者共享单车的创新无法支撑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力量是技术进步，是产业的升级换代，在这一点上中国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金融领域的几个挑战

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也要控制系统性风险。中国现在系统性风险高，我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增长速度下来了，再加上产业要更新换代，意味着微观层面很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了，所以容易出现金融风险。

第二，产业更新换代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企业都要被淘汰，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引发新的金融风险，这是增长速度持续下行必然导致的结果。

过去，政府给所有的金融机构兜底，好处是短期金融稳定了，但长期来看金融变得更不稳定，现在就有越来越兜不下去的趋势。政府兜底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是道德风险，反正有人兜底，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就对风险不介意，肆意扩张。现在的难题是，要释放局部的风险点，打破刚性兑付，让市场来决定，“该破产的破产，该违约的违约”，但具体从哪里着手去做，确实很难判断。在打破刚性兑付这方面，中国做得最成功的是股票市场，但在其他金融市场上，如何打破刚性兑付，之后会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这对决策者来说是很困难的抉择。

银行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前几年出台的存款保险制度是用来做什么的？万一某家银行出了问题，该破产就破产，该兼并就兼并，每一个储蓄账户只要不超过50万元，由存款保险制度来兜底，老百姓便不用恐慌了，政府也不用忙着去“灭火”。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但实际上存款保险制度已经运行三年了，还没有真正处置过一个案例。是不是中国的所有银行在这三年里都运行良好，完全不需要处置风险呢？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个答案。难就难在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虽然还没发生，但有些运营不善的银行总归是要破产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第三，杠杆率太高，也就是市场上的钱真的太多了。在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比美国都多，如果哪一天人均GDP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的货币估计能把全世界买下。为什么中国要发这么多货币？主要是因为融资仍然以银行为主。中国的货币供应还有一个特殊的加速机制，源于政府的兜底行为。哪儿出了问题，政府就出面托住，政府没有资金又要去托，怎么办呢？只能请央行帮忙，货币供应量便上去了。

假如所有的资金安安心心待在银行，钱多了也不是大问题，毕竟过去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由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经济增长。但现在资金太多了，而可投资的资产不多，中央政府就特别担心出现系统性风险。这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金融风险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走，一开始是股票市场，之后又到了债券市场，还有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市场，包括资本外流等。这背后反映出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上有这么多资金以后，总要找到投资的出口。所以，只要资金瞄准了某个市场，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商品市场，这个市场马上就会出现泡沫，因为资金确实太多了。这是系统性的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归根到底，宏观的问题是资金很多，而能投资的标的不多，这种风险要逐步释放和逐步缓解。

最后是金融监管体制。过去的监管体制是“一行三会”各管一摊，看上去四平八稳，各司其职，新设立的金融机构要拿牌照，只要拿牌照，它就由发牌照的机关来监管。后来发现这种监管方式出问题了，实践中交叉业务变得越来越多，由谁来监管呢？比如商业银行销售保险产品，这事由谁管？保险公司销售理财产品，又由谁来管？分业监管出现了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新的金融业务出来，没人给发牌照，或者根本不想发。比如说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相关部门本就不想给它们发牌照。这都是分业监管的问题。对于金融领域的交叉业务、新兴业务和全能性的银行，这种运营模式变得越来越多，过去的监管方式不太有效，所以金融监管的转型变得非常重要。

总而言之，中国奇迹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想着过去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经济在未来仍有可能发展得很好。即便经济增速降到6%甚至5%，只要是高质量的增长，对中国来说也非常好。中国经济正在走向新时代，但转型能不能成功，能不能真正走到未来，还存有疑问，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新旧动能转换，而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在于政府千万不要一见经济表现疲软就忙着去托底，否则又走回了老路。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新经济和旧经济经常是反向运动的。旧经济无非就是由投资拉动，比如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政府一托，这些行业一起来，经济就平稳了，但新经济又下去了，原因应该是社会的资源就那么多，新旧经济在资源的使用上是有竞争关系的。

在新经济的培育过程中，金融创新已变得必不可少，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金融创新，首先是产业升级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其次是很难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下一步中国能不能成功地超越奇迹，能不能进入较低速度但更高质量、更平衡的增长阶段，金融创新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