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疗愈人类
他们不是上帝，虽然他们希望自己是；他们只是凡人，试图疗愈凡人。
——安·塞克斯顿《医生》
和所有伟大的文化一样，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简称MSF，在北美洲亦称为Doctors Without Borders）也有自己的起源神话。这个故事以史实为基础，但当时的参与者各有不同的阐述和记忆。根据官方版本，一九六八年，一群年轻的法国医生前往尼日利亚闹独立的比亚法拉省红十字会医院工作，深受眼前的景象震憾：数十万名儿童由于营养不良而濒临死亡，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见证一场大屠杀。尽管红十字会强烈要求志愿者谨言慎行，但这群由具有领袖魅力的伯纳德·库什纳所领导的法国医生再也无法默不作声，他们愤怒地扯下袖子上的红十字会臂章，公开抨击尼日利亚政府。返回法国后，他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呼吁世人关注这场种族屠杀，后来便出现了一群医生投身其中提供紧急医疗援助。大约在同一时期，巴黎的一份医学期刊也号召志愿医生协助地震与水患的受难者。这两个团体最后在一九七一年结合成为“无国界医生”。二十九年之后，这个组织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其“一反紧急援助的传统，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上另辟蹊径、大放异彩”。报道过全球各地战乱危机的记者大卫·雷夫，在他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安寝夜床》（A Bed for the Night）一书中，称这个组织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非政府人道主义救援组织”。
无国界医生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人道主义组织。二〇〇八年，它在六十五个国家开展项目，所需人员超过两万六千名。MSF以在战乱地区、难民营、饱受饥荒之苦的国家高调执行项目而闻名，它也在媒体焦点之外的地方执行规模较小的项目，例如：支援农村医疗站、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为偏远村落引进新鲜的水及卫生设备。
想要了解MSF的工作，首要的是厘清应用于援助团体的某些术语。首先，援助团体对“发展”与“救援”有清楚的区分。有句古老谚语说：“送人一条鱼，可以让他饱一天；教人抓鱼，可以让他喂饱自己一辈子。”发展机构以后者为目标：它们的项目通常是长期的，始终以永续的观点专注于提升当地民众的能力。许多发展项目都是由西方政府资助的外国援助项目，协助地方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则可能有宗教倾向（如世界宣明会、福音派联盟难民基金会），但也有许多不具宗教倾向（如乐施会、儿童救助会）。
与此相反，救援组织主要专注在救助身陷严重危机的民众，如战争、饥荒、传染病或天然灾害。MSF一直属于这类救援组织，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援助。该组织成员可能在单一地区工作数年，但他们的任务不包括处理造成紧急灾祸的根本原因。举例来说，MSF为挨饿的群众经营供食中心，但不提供耕种作物所需的铲子和种子；它为贫困地区提供医疗服务，但不尝试消弭贫穷。
人道主义组织与人权组织之间还有一个根本差异，也是大众经常忽略的区别。这两种组织都奉行国际法规（如《日内瓦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等），但人权组织通常比较活跃，会针对其核心工作进行游说（“大赦国际”是最耳熟能详的例子）。另一方面，为了接触各方的受害者，人道主义机构必须维持中立。MSF是首屈一指的人道主义组织，规章里明白记载其中立性，不过他们自草创时期就对中立原则多有斟酌，因为他们意识到，面对极度的残暴和压迫，维持中立可能等同于共犯。尽管本身不是人权团体，MSF也常进行游说。
一九七一年，MSF在法国成立，过往从来没有类似的组织。当然，有的——“儿童救助会”已经成立超过五十年，乐施会也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而国际红十字会是唯一为世界各地的战争及自然灾害受害者提供特殊医疗救援的团体。当一九七〇年代后期的战乱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时，MSF这个新的私人组织迅速深入东南亚、非洲、中南美洲的难民营。
一开始，MSF对进驻国家的实质影响力并不如传闻所言。它早期的紧急项目规模都很小，且往往缺乏协调、成效不大；但在好大喜功、擅长运用媒体的库什纳掌舵下，MSF赢得了在其他援助机构撤离时却向最危险区域前进的美名。报纸刊登的照片中，无所畏惧的英勇医生骑着驴子进入被苏联占领的阿富汗，在刚宣布独立的安哥拉艰苦穿越丛林，照料“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人。在法国新闻界和公众眼中，无国界医生成了医疗独行侠、扶危济急的牛仔，这种名声一直伴随这个组织至今，有好处也有坏处。
然而，在组织内部，创立者与越来越厌倦库什纳玩弄媒体噱头的年轻一代医生之间关系日渐紧绷。一九七八年末，数千名船民逃离越南，库什纳宣布将派遣救难船（及电视台工作人员）前往中国海，大多数年纪较轻的MSF成员都认为这个项目幼稚无用。激烈的争执接踵而来，短短几个月内，库什纳及其盟友就被迫离开了他们建立的组织。
一九八〇年代，MSF于比利时、瑞士、荷兰、西班牙、卢森堡增设办公室，各自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组织的声望持续提升，发言也越来越直率：一九八〇年，MSF批评柬埔寨的波布政权；一九八五年，MSF因公开谴责独裁者门格斯图上校，被逐出埃塞俄比亚。如今，获得联合国机构、欧洲政府、私人捐赠者充分资助的MSF，以其后勤能力及节约运用资源而受到赞扬。随着MSF团队行动迅速，能有效地借由飞机、越野车（Land Cruiser）、独木舟、徒步等方式，将医疗援助送达地球上最危险、偏远的地区，它落得个自相矛盾的形象：一方面，这些非正式行动背后的思辨文化使其避免了有勇无谋；另一方面又因行事果断获得喝彩。这个组织的成员会虚张声势，有技术专才，发言时既厚颜又老练。
一九八〇年代堪称人道主义的黄金时期，西方政府当时还未将人道主义援助当成工具在被占领国家“赢得民心”。一九八三年的埃塞俄比亚大饥荒，催生了Live Aid演唱会及无数募款活动，捐款涌入援助机构的金库，援助工作者开始获得肯定；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当法国人民在寻觅理想工作时，有三分之一的人想要成为无国界医生。“无国界”暗示了一种撞破大门般的大无畏气魄，深深地吸引了那些对联合国的怯懦乃至红十字会的中立感到厌烦的人。
一九九〇年代，MSF成为全球性组织，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澳大利亚增设分部，不过，与此同时，援助团体进入空前的自省时期，取代了人道主义的黄金年代。大众察觉到援助造成的冲击，明白援助可能导致依赖，甚至加剧冲突。那段时期的危机戏剧性地揭露了救援和干预在道德上的暧昧：在波斯尼亚，联合国维和部队无力阻挡发生在斯雷布列尼察的七千人大屠杀；在卢旺达，胡图族才刚发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种族屠杀，却能得到源源不绝的援助；在科索沃，一九九九年诞生了有悖常情的名词“人道主义轰炸”。同年，“无国界医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主要源于在这段艰困时期，它在援助团体间发挥了领导精神。
新千年之后的十年间，新的挑战出现，从“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反恐战争”、达尔富尔及其邻国乍得的恐怖暴行，到尼日尔的饥荒。MSF持续发展其组织：在穆斯林占优势的国家增加新的合作分部，扩展南美洲、非洲、亚洲的办公室，赋予地方团队越来越多的责任。
自始至终，MSF的医生、护士及其他工作人员都紧抓着公众的想象空间，战地手术的戏码、富裕的专业人士舍弃舒适生活前往资源匮乏地区的理念令人着迷。这是MSF的部分故事，但要综观全局则远远复杂得多——也幸好是如此；细微的描绘远比讽刺漫画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