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约瑟夫，我太累了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候任总统时，全美国的雕塑家一定都渴望能跟他面对面，为他雕刻头像，而我母亲有熟人。我们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院子里，她有一个顶要好的朋友兼邻居，是个名叫霍华德·惠特曼的老好人，他刚丢了《纽约邮报》记者的饭碗。霍华德在《纽约邮报》的一个前同事如今在罗斯福纽约总部的新闻办公室工作。这可以给母亲走后门行方便——或是像她说的，获得入场许可——而且，她有信心能处理好接下来的事。那时候，她对自己做的所有事都信心满满，但这其实并没能掩盖她对各方面支持和认可的渴求。
她算不上一个很优秀的雕塑家。自跟父亲离婚后，她入这一行才三年，作品仍透着一种生硬而业余的感觉。在给罗斯福塑像之前，她擅长的是“花园塑像”——膝盖以下变成山羊腿的真人大小的某个小男孩，跪在羊齿蕨丛中吹着潘神牧笛的另一个小男孩，小女孩们要么举起的胳膊上挂着串串雏菊，要么走在张开翅膀的鹅身旁。这些天马行空的小孩塑像是用石膏做的，漆成了绿色，仿制久经日晒雨淋的青铜质感。它们被放在自制的木头底座上，绕着她的工作室摆了一圈，以便在房间中央留出空间给雕塑台，上面放着她正用黏土做的各种东西。
她的想法是，许多优雅高贵的有钱人很快就会发现她：他们会用她的雕塑作品装扮自家园林，还想跟她当一辈子的朋友。此外，以给候任总统塑像的第一位女性雕塑家的身份在全国范围内小小宣传一下，这对她的事业总归没什么损害。
且不说别的，她的工作室真不错。事实上，算上她此后人生所拥有的众多工作室，这间是最好的。我们院子这侧对面有六到八座老房子，都背对着贝德福德街，我们家的房子可能是这一排的门面，因为一楼的前屋有两层楼高。走下几级宽宽的砖石台阶就到了高大的前窗和前门，接着是挑高宽敞、采光明亮的工作室。这里足够大，也能当客厅，所以除了那些绿油油的花园小孩塑像外，这里还摆着客厅家具，全都是从我们跟父亲居住过的郊区小镇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1)——我出生的地方——那栋房子里搬来的。工作室的一端接着二楼的阳台，楼上挤着两间小卧室和一间窄浴室，阳台下方的一楼空间延伸至贝德福德街，那边是整套公寓中唯一能让你知道我们没多少钱的部分。天花板很低，里面总是暗暗的，小窗对着人行道铁栅栏的下方，街上的洼坑里填满了垃圾。我们的厨房蟑螂肆虐，大小勉强够放一架炉子、一个从来洗不干净的水池和一个棕色木壳的冰箱，冰箱里的冰块黑不溜秋的，总是在融化。剩下的区域就是我们的餐厅，就连那张曾在哈斯廷斯用过的大旧餐桌都无法让那里焕发光采。不过，我们的美杰士牌收音机也放在那里，把那儿变成了我姐姐伊迪丝和我可以享受的地方：我们喜欢收听下午晚些时候播放的儿童节目。
一天，我们刚关掉收音机走进工作室，就发现我们的母亲正跟霍华德·惠特曼讨论罗斯福塑像的事。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事，我们一定打岔问了太多问题，因为她说：“伊迪丝？比利？够了吧。我之后再跟你们说这些事。快去花园里玩儿吧。”
她总是把院子叫作“花园”，尽管除了一些市政部门种的矮树和一小块从没生长开来的草坪，那里什么也没有。大多是光秃秃的土地，被铺路砖隔开，这儿露一块那儿露一块的，地上沁着些许煤烟，四下散落着猫狗的粪便。院子虽说有六到八座房子那么长，却只有两座房子那么宽，让这里显得逼仄阴郁，唯一有趣的是靠近我们家的地方有一座破旧的大理石喷泉，比鸟澡盆(2)大不了多少。喷泉原本的设计是想让水沿着上层边缘均匀地滴下来，叮叮咚咚地汇入下层水池，然而岁月流逝，设计已被破坏。水从上层边缘唯一保持干净的一英寸宽的地方溢出来，一道水流淌如细绳。下层水池里的水深得能在酷暑天浸凉你的双脚，可那也没多大乐趣，因为水底的大理石上结满了褐色的浮垢。
住在那里的两年间，姐姐和我每天都能在院子里找到事做，但那仅仅是因为伊迪丝是个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在做罗斯福头像时，她十一岁，我七岁。
“爸爸？”一天下午，在父亲位于上城区的办公室里，她问道，“你听说了妈妈正在给罗斯福总统做头像吗？”
“噢？”他正翻找他的办公桌，想找到他说我们可能会喜欢的什么玩意儿。
“她要来纽约给他量尺寸什么的，”伊迪丝说，“就职典礼后，等雕塑做完了，她会带着它去华盛顿，在白宫送给他。”伊迪丝经常对父亲或母亲说另一方的光荣事迹，这是她长久以来想让他们重归于好的部分徒劳的努力。许多年后，她对我说，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从他们离婚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她说，在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的那段时光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那让我感到嫉妒，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不记得。
“嗯，”父亲说，“真厉害啊，是吧，”随后他在桌子里找到了一直想找的东西，他说，“找到喽。你们觉得怎么样？”那是两张打有齿孔的薄纸片，看起来像是邮票贴纸，每张贴纸上都有黄色背景衬着一个亮白色电灯泡的标志，还印着字：“更亮。”
我父亲的办公室位于通用电器大楼二十三楼众多小格子间中的一个。他在当时叫麦自达电灯部的部门担任区域销售副经理——这份工作普普通通，但业绩好的时候，也足够让他租住在像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这样的小镇上。这些印有“更亮”的贴纸是最近一场销售会上的纪念品。我们对他说贴纸很漂亮——也确实如此——但对怎么用它们表示了疑问。
“噢，它们就是用来装饰的，”他说，“我想你们可以贴在课本上，或者——你们懂的——想贴哪儿就贴哪儿。准备好走了吗？”他小心翼翼地叠好那些贴纸，收进里面的口袋，在回家的路上由他保管。
从地铁出口去院子的路上，在西村的某个地方，我们总会经过一块空地，那里的人们挤在一起，围着用破水果箱子和垃圾生起的小小火堆，有些人用衣架铁丝架着罐头食物在火上加热。“别盯着看，”父亲在第一次经过时就说，“那些人都失业了，他们吃不饱肚子。”
“爸爸？”伊迪丝问，“你觉得罗斯福是好人吗？”
“当然了。”
“你觉得所有民主党的人都是好人吗？”
“嗯，大部分是的。”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多年来一直参加当地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他曾为他的一些民主党友人做过事——我母亲形容他们是来自塔马尼协会(3)的讨厌卑鄙的爱尔兰人——帮他们在城里各个地方开设麦自达电灯分销店。他喜欢他们的社交聚会，总是受邀唱歌。
“嗯，当然了，你太小了，记不得爸爸唱歌。”一九四二年父亲去世后，伊迪丝有一次对我说。
“不，我不小了，我记得的。”
“但我是说真的记得，”她说，“他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男高音。还记得《丹尼少年》(4)吗？”
“当然。”
“啊，天呐，那真棒，”她闭上眼睛说，“那真是——真的太动听了。”
那天下午，我们回到院子，走进工作室后，伊迪丝和我看着我们的父母互相打招呼。我们总是紧紧盯着，盼着他们或许能聊聊天，一起坐下来，找点什么事开开玩笑，但他们从没这样，而且那天相较往常甚至更加不可能，因为母亲有客人，一个名叫斯隆·卡波特的女人，她是母亲在院子里最要好的朋友，她热情地跟父亲打招呼，透着一股假惺惺和调情的意味。
“你好吗，斯隆？”他说，然后转身对前妻说，“海伦你呢？我听说你正计划做一个罗斯福的半身像。”
“哦，不是半身像，”她说，“是头像。我觉得从脖子截断的效果会更好。”
“嗯，不错。挺好的。祝你好运。行，那就这样吧，”他深情地看着伊迪丝和我，“好了。再见了。拥抱一下吧？”
他的拥抱令人难忘，那是他探视权中的高潮部分。他把我们轮流抱起，紧紧贴着他，陷入他身上散发出的亚麻布、威士忌和烟草的气味中；他的下巴暖暖的、刺刺的，刮擦着我们的一侧脸颊，他会在我们的耳朵边上留下一个湿漉漉的轻吻，然后放开我们。
就在他几乎走出院子，快走到街上时，伊迪丝和我追了上去。
“爸爸！爸爸！你忘了贴纸啦！”
他停下转过身来，就在那时，我们看到他在流泪。他试图掩饰——他几乎将自己的脸埋进了胳肢窝，好像那样方便他翻查内口袋似的——但一张泪水涟涟的难看面庞根本藏不住，它肿胀着，爬满了皱纹。
“找到了，”他说，“给你们。”他对我们微微一笑，那是我见过的最不可信的笑容。如果说我们留下来跟他说说话，再抱抱他，那应该挺好的——但我们太尴尬了，什么也没做。我们接过贴纸，头也不回地跑回家了。
“噢，你不激动吗，海伦？”斯隆·卡波特说，“要去跟他见面啊说话啊之类的，还是在所有记者面前？”
“嗯，那当然了，”我母亲说，“但要紧的是把尺寸量准。我希望到时候别有太多摄影师和讨厌的打扰。”
斯隆·卡波特比我母亲年轻几岁，长得特别漂亮，风格就跟常常出现在我记得当时叫《装饰派艺术》插画中的一模一样：黑色直刘海，大大的眼睛，大大的嘴。她也是个单亲妈妈，不过她的前夫很早以前就音讯全无了，每每提及，只是被叫作“那个混蛋”或是“那个狗娘养的懦夫”。她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约翰，跟伊迪丝一样大，伊迪丝和我都非常喜欢他。
我们搬到院子没几天，这两个女人就认识了；等母亲帮忙解决了约翰上学的问题之后，她俩的友谊就坚不可摧了。母亲认识住在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的一家人，他们愿意收留寄宿者赚点钱，所以约翰就去了那里住宿和上学，只在周末的时候回家。这一安排的开销超过了斯隆的承受能力，但她想办法应对过去了，也一直心怀感恩。
斯隆在华尔街区工作，是一名私人秘书。她经常说起自己有多讨厌她的工作和老板，但好在她老板经常很长时间都不在城里，这让她有时间使用办公室的打字机来追求她此生的抱负，就是给广播电台写剧本。
她曾向我母亲透露，她的名字是自己取的：叫“斯隆”是因为听起来英气，是一个单身女性在世间摸爬滚打时需要的那种名字，姓“卡波特”则是因为——好吧，因为它带些派头。那有什么不好的吗？
“噢，海伦，”她说，“这对你来说真是件高兴事儿。要是你出名了——要是登报或是拍新闻片了——那你就是全美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了。”
我母亲跟候任总统第一次见面后回家的那天，有五六个人聚在她的工作室里。
“谁给我倒杯喝的？”她环顾众人问道，装作一脸无助的样子，“然后我再跟你们都讲讲。”
她手里端着喝的，眼睛像小孩一样瞪得大大的，对我们说起门开了之后，两个大块头的男人是怎么把他架进来的。
“大块头的男人，”她强调，“年轻强壮的男人，举着他的胳膊把他架起来，你看得出来他们在使劲儿。然后，你看到一只脚迈开，鞋子上有吓人的铁支架，再是另一只脚。他在出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的脸——我不晓得——亮堂堂的，紧绷着，挺可怕的。”她打了个寒颤。
“唉，”霍华德·惠特曼一脸尴尬地说，“他也不想是个瘸子的，海伦。”
“霍华德，”她不耐烦地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们那有多丑。”那句话似乎有一定分量。如果她在评判美这方面是权威的——比如一个小男孩该如何跪在羊齿蕨丛中吹潘神牧笛——那么她在评判丑这方面自然也获得了权威的资格。
“总之，”她继续说，“他们搀他坐上一把椅子，他用一块手帕擦干净了脸上的大部分汗水——他还在喘气——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跟那里的其他男人说话，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之后，他终于转向我，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微笑。坦白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形容出那个笑容。那不是你在新闻片上能看到的东西，你得在现场。他的眼神毫无波澜，但嘴角向上扬起，仿佛被木偶线扯着。那笑容真吓人，让你觉得：这可能是个危险的人，这可能是个邪恶的人。嗯，不管怎样，我们开始聊了起来，我直接跟他对话。我说：‘我没有投票给你，总统先生。’我还说：‘我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我投给了胡佛。’他说：‘那你为什么来这里？’或是类似的话，我说：‘因为你的脑袋很好玩儿。’于是他又对我那样笑了笑说：‘哪里好玩？’我就说：‘我喜欢上面的包。’”
那时候，她一定以为房间里的每位记者都在笔记本上写东西，摄影师们也准备好了闪光灯，明天报纸头条可能就是：
女雕塑家嘲笑罗斯福头上长“包”
跟他寒暄过后，她便开始着手正事，就是用卡尺量他头部不同地方的尺寸。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感觉：在我为她的林间小仙童当模特的那段时间，沾着黏土的卡尺读数标记曾在我身上冷冰冰、晃悠悠地又挠又戳。
然而，在她测量和记录尺寸时，一个闪光灯都没亮过，也没人问她任何问题。她紧张兮兮地说了些表示感谢和告辞的话，就又到了走廊外面，没入那群伸长了脖子却进不去的绝望人群中间。这一定让她大失所望，但我猜她通过琢磨回家后该如何得意洋洋向我们讲述事情的经过弥补了自己的失望。
“海伦？”等大部分其他客人离开后，霍华德·惠特曼问道，“你为什么要跟他说你没给他投票呢？”
“呃，因为事实如此。我就是个忠诚的共和党人，这你也知道。”
母亲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是一个商店主的女儿。也许她从小听着“忠诚的共和党人”这句话长大，它是体面和衣着干净的标志。虽说她或许对体面的标准降低了，或许都不那么在乎衣着干净了，但“忠诚的共和党人”依然值得坚守。这在接待来买她的花园塑像的客人时是有所帮助的，那些人说话声音低沉，彬彬有礼，欢迎她进入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几乎肯定也都是共和党人。
“我相信精英统治。”每当她的客人在讨论共产主义时，她常会叫嚷，好让自己的声音盖过他们的吵吵闹闹，而他们很少注意她。他们挺喜欢她的：在她举办的派对上，酒尽情喝，而且就凭她那股急于取悦别人的感人劲儿，她算得上是个讨喜的女主人；但一聊到政治，她就像个歇斯底里讨人嫌的小屁孩。她相信精英统治。
她也相信上帝，或者至少每年去圣卢克主教教堂参加一两次礼拜仪式时她是信的。她还相信埃里克·尼科尔森，一个长相英俊的中年英国人，是她喜欢的人。他在一家英国连锁铸造厂美国分部做事：他的公司铸造铜制和铅制的装饰品。整个东部的大学和高中里的建筑穹顶，以及像斯卡斯代尔、布朗克斯维尔这些地方都铎风格房屋的铅窗框，都是埃里克·尼科尔森的公司实现的部分业绩。他总是对自己的生意过分谦虚，但又因其成功而红光满面。
我母亲是去年认识他的，那时她正找人帮忙把其中一个花园塑像铸成铜的，放在某个花园塑像展廊里“寄售”，但一直没卖出去。埃里克·尼科尔森说服她铅铸几乎跟铜铸一样好，还便宜很多；接着他就邀她共进晚餐，那个晚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尼科尔森先生很少跟姐姐或我讲话，我想我们俩都怕他，但他给我们送了很多礼物。起初主要是书——一本《盘趣》(5)杂志的漫画，不太全的狄更斯文集，一本叫作《都铎时期的英格兰》的书，伊迪丝喜欢里面用薄页纸覆盖的彩色插图。但在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当父亲安排我们和母亲在新泽西的一个小湖区度假两周时，尼科尔森先生的礼物变成了一大堆户外用品。他送给伊迪丝一根钢制钓鱼竿，上面有个过于精巧的钓丝螺旋轮，我们谁都弄不明白该怎么用，尽管我们都知道该怎么钓鱼；还有一个用来装鱼的柳编鱼篓子，尽管她后来一条都没钓到；以及一把可以挂在她腰间的带鞘猎刀。他送给我一把短斧，斧刃包在皮套子里，可以绑在我的皮带上——我猜这是用来砍柴煮鱼的——还有一柄不太好用的带把手的渔网，可以用橡皮肩带背着，在需要我下水帮伊迪丝捉条狡猾的鱼时就能用得上。那个新泽西的小村子里没什么事可做，除了去散步，我母亲称之为有益身心的徒步。每天，当我们顶着烈日在蚊虫嘤嘤的野草丛里艰难穿行时，我俩都带着毫无用武之地的全套装备。
同年夏天，尼科尔森先生帮我订了三年的《田野与溪流》杂志，我觉得那本艰深的杂志是他送的所有礼物中最不合适的，因为尽管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改变，它还是一直寄过来，持续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从纽约搬到斯卡斯代尔之后——尼科尔森先生在那里找到一幢租金便宜的房子；在他毫无征兆地在那幢房子里把我母亲抛弃之后——他回了英国，回到他其实一直没离婚的妻子身边。
但那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我想回过头来说说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大选和就职期间的事，那时他的头像在我母亲的雕塑台上正慢慢成形。
她原本计划做成真实大小，或是更大，但尼科尔森先生极力劝她缩小尺寸，在浇铸时省点儿钱，所以她做的只有六七英寸高。他又说服她——他们认识后的第二次——铅铸几乎跟铜铸一样好。
她总说自己丝毫不介意伊迪丝和我看着她工作，可我们其实一直不大愿意；现在倒是有点意思了，因为我们可以看着她筛选很多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罗斯福的照片，直到她找到一张满意的，能帮她雕刻脸颊或眉毛的精微角度。
不过，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上学。尽管约翰·卡波特可以去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上学，这是伊迪丝一直渴望的，但就连她也会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仅次于它：我们在自己的卧室里上学。
在这之前一年，母亲帮我们在街上的公立学校报了名，但当我们回到家时头发里长了虱子，她就开始后悔了。后来，有一天伊迪丝回到家，被指责偷了一个男孩的外套，那真是太过分了。她让我们都退了学，以此抗议市训导员，又请求父亲一起支付私立学校的费用。他拒绝了。为她所支付的房租和积欠的账单已经让他负担沉重，支出远远超过了离婚协议中规定的；他已经负债了；她总得明白他能有份工作就算幸运的了。她就不能懂点事吗？
是霍华德·惠特曼打破了僵局。他知道一种不贵且完全有资质的函授服务，叫做卡尔弗特学校，主要针对那些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卡尔弗特学校每周提供书本、资料和学习计划，她只需要找个人在家里执行计划，当辅导老师。像巴特·坎朋这样的人倒是胜任这份工作的理想人选。
“那个瘦不拉几的家伙？”她问，“那个来自荷兰还是哪里的犹太小伙子？”
“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海伦，”霍华德告诉她，“他能说流利的英语，他会尽心尽责的。他自然也需要挣这个钱。”
知道巴特·坎朋要当我们的辅导老师，我们都挺开心的。院子周围的大人当中，我们最喜欢的除了霍华德，大概就是巴特了。他大约二十八岁，还算年轻，所以被小孩子逗弄时，他的耳朵还会变红；这是我们有一两次用袜子不成对这样的事打趣他时发现的。他个子高，非常瘦，除了足够放松时会微笑之外，看起来总是一脸受了惊的模样。他是一个小提琴手，是荷兰裔犹太人，前一年移民过来，希望能加入某个交响乐团，直至最终开启自己的演奏会生涯。但那时的交响乐团不招人，小一点的管弦乐队也一样，所以巴特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他一个人住在第七大道的一个单间里，离院子不远，喜欢他的人常担心他可能吃不饱肚子。他有两身西装，剪裁在当时的荷兰一定都是时髦的：线条僵硬，垫肩很厚，腰身收紧；身上多点肉的人穿起来可能更好看。巴特穿衬衫时，袖口会卷上去，汗毛浓重的手腕和前臂看起来比想象中的更脆弱，但他的手修长匀称，而且很有力量，说明他擅长拉小提琴。
“我就都交给你了，巴特，”在他询问母亲对我们的辅导有何说明时，我母亲说，“我知道你能在他们身上创造奇迹。”
一张小桌子被搬进我们的卧室，就挨着窗户下方，周围摆了三张椅子。巴特坐在中间，这样他就能把时间平均分配给伊迪丝和我。卡尔弗特学校每周邮寄一批整洁又沉甸甸的棕色大信封过来，每当巴特拆开信封，把里头五花八门的东西倒在桌上时，那感觉就像是要开始玩游戏了。
那一年，伊迪丝上五年级，她那侧的桌上提到的尽是令人费解的英语、历史和社会科学，而我才上一年级。我的早上总是在巴特帮我理清学习初期产生的困惑之中度过。
“慢慢来，比利，”他会说，“要有耐心。一旦上了道，你就会发现有多么简单，你就能接着学了。”
每天早上十一点，我们会休息一下。我们会下楼，到院子那块有点草的地方去。巴特会将外套小心折好放在一边，卷起衬衫袖口，准备跟我们玩他称之为“坐飞机”的游戏。我们轮着玩，他会抓住我们的一只手腕和一只脚踝，然后将我们甩离地面，以他自己为中心，一圈又一圈地转，直到在我们的飞旋中，院子、建筑、城市乃至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片晕晕乎乎的模糊之中。
坐完飞机后，我们会飞快跑下台阶去工作室，通常会看到母亲已经摆好了托盘，上面放着三大杯冰镇阿华田，有时旁边还有曲奇饼干，有时则没有。有一次，我听到她对斯隆·卡波特说，她觉得那杯阿华田一定是巴特当天吃的第一餐——我想她可能是对的，从他颤抖着伸手握杯子的样子就看得出来。有时候，她会忘记准备托盘，我们就挤到厨房里自己弄。现在一看到货架上的阿华田罐子，我都会想起那段时光。在那之后，我们回到楼上继续上课。那一年，巴特·坎朋对我又是哄骗又是鼓励，叫我要有耐心，他教会了我阅读。
那是显摆自己的绝佳机会。我会从母亲的书架上抽书来读——大部分是尼科尔森先生送的礼物——大声朗读囫囵不清的句子，想让她对我另眼相看。
“真棒，亲爱的，”她会说，“你真的会读书了呢，是不是呀。”
不久，我的卡尔弗特一年级读本的每一页上都粘了一个黄白相间的“更亮”贴纸，以此证明我已经会读了，而我算数练习册上的贴纸就攒得慢一些。还有其他贴纸则粘在我这侧桌旁的墙上，张扬地排成黄白相间的小小一列，一直贴到我能碰到的最高处，贴纸上面还有拇指弄脏的污迹。
“你不该把贴纸粘到墙上。”伊迪丝说。
“为什么？”
“呃，因为它们很难弄下来。”
“谁要把它们弄下来？”
我们那个小小的房间，承担了睡觉和学习双重用途，在我的记忆中比家里其他地方更清晰。也许应该有人来告诉母亲，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和男孩应该有各自的房间了，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小床脚对脚贴墙摆着，剩下的空间刚够挨着床边走到上课的桌边，晚上躺下等着入睡时，我们会有些愉快的谈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次伊迪丝跟我提起城市的声音。
“我说的不仅仅是那些吵闹的噪声，”她说，“像是刚才的警报声，或是车门砰地关上，或是街上的大笑大喊声，那都是近处的东西。我说的是其他东西。你瞧，纽约有上百万人——人多到你简直无法想象——其中大部分人都正在做着会发出声响的事。也许是说话，也许是开收音机，也许是关门，也许是在吃晚饭时把叉子放到盘子上，或是睡觉前脱掉鞋子——因为有那么多人，所有那些轻微的声响汇聚起来，变成了一种低吟，但很微弱，非常非常微弱，除非你很仔细地听很久，不然听不到。”
“你能听到吗？”我问她。
“有时候可以。我每晚都听，但只能偶尔听见。别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现在，让我们保持安静，仔细听。看看你能不能听到，比利。”
我努力地听着，闭上眼睛，仿佛那能起到什么作用，又张开嘴巴，减小呼吸声，但最后不得不跟她说我听不到。“你呢？”我问。
“喔，我听到了，”她说，“只有几秒钟，但我听到了。只要你继续努力，你也会听到的。这事儿值得等待。当你听到了，你就是在听整个纽约市的声音。”
我们每周最快乐的时候是周五下午，那时约翰·卡波特会从哈斯廷斯回家。他浑身散发着健健康康、循规蹈矩的气息，给我们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带来了郊区的新鲜气息。当他在时，他甚至把他母亲的小公寓都变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地方，一个在他鼓足干劲闯荡世界的间隙可以休憩的地方。他订阅《男孩生活》和《男孩大道》杂志，在我看来，哪怕只是看在插图的分上，家里有这些杂志也很棒。约翰穿得跟那些杂志里的男孩一样神气十足，灯芯绒短裤搭配罗纹袜子，直直地拉到结实的小腿肚。他常常提起哈斯廷斯高中部橄榄球队，他准备年龄一满，就去参加选拔。他还经常提起哈斯廷斯的朋友们，我们对他们的名字和个性几乎熟悉得就像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一样。他还教我们用带感的新方式说话，比如不说“有什么不一样？”而是说“啥区别？”而且，在院子里找新鲜事儿做这方面，他甚至比伊迪丝更厉害。
那时候，你可以在伍尔沃斯买金鱼，每条十到十五美分。一天，我们买了三条带回家，养在喷泉里。我们在水上撒满伍尔沃斯的鱼食颗粒，远远超过它们所需要的食量。我们用自己的名字给它们取名：“约翰”，“伊迪丝”和“比利”。有那么一两周，每天早上在巴特过来上课之前，伊迪丝和我都会跑去喷泉那里，确认它们还活着，看看它们的吃食够不够，也会观赏它们。
“你注意到比利长大了很多吗？”伊迪丝问我，“它真大。它现在快跟约翰和伊迪丝一样大了。它以后可能会比它们俩都大。”
后来一个周末，约翰回家了，他让我们留意那些鱼转身和游动时有多么迅速。“它们的反应比人还快，”他解释道，“当看到水中有影子，或有任何看起来像是危险的东西时，它们逃窜的速度比你眨眼睛都快。看好了。”他说着就把一只手浸到水里去抓那条叫伊迪丝的鱼，但它躲开他，逃掉了。“看到了吗？”他问，“速度够快吧？知道么，我敢打赌，你朝里面射支箭，它们也能及时逃开。等会啊。”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跑进他母亲的公寓，拿回来一把精致的弓箭，那是他之前在夏令营里做的（约翰每个夏天都去参加夏令营，这是他另一件让人羡慕的事）。他跪在喷泉边上，样子就像图画里的弓箭手，一只健壮的手稳稳握住弓，另一只手则将箭羽紧紧绷在弦上。他瞄准了那条叫比利的鱼。“喏，这支箭的速度，”他说，声音因为用力而削弱了，“大概比时速八十英里的小汽车还快。可能更像一架飞机，甚至比那个还要快。行，看好了。”
那条叫比利的鱼突然浮上水面，死掉了，它的身侧被刺进四分之一长的箭，部分粉红色的内脏沿着箭杆滴落下来。
我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哭了，但当我从喷泉那里跑开，不顾一切地往家跑时，我不得不发泄一下内心涌起的惊惧、愤怒和悲伤。半路上，我遇到了母亲。她站在那儿，看起来干净整洁，穿着我从没见过的新外套和新裙子，紧紧挽着尼科尔森先生的手臂。他们要么是正要出去，要么是刚刚回来——我不关心到底是哪个——尼科尔森先生朝我皱起眉头（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像我这个年纪的男孩在英国都上寄宿学校），但我也不在乎了。我把头埋在母亲的腰间一直哭，直到感受着她的手在我背上抚摸了很久，直到她安慰我说金鱼花不了几个钱，我很快就会再有一条，还说约翰对他做的那件蠢事感到很抱歉，这之后我才不哭了。我发现，或者说重新发现，哭泣是一件愉快的事——要是你的脑袋埋在母亲的腰间，她的手抚摸着你的背，要是她刚好穿了新衣服的话，哭泣可以是一件无可比拟的乐事。
也有其他开心的事。那一年在我们家，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平安夜，至少一开始是愉快的。我父亲也来了，这使得尼科尔森先生不得不回避。看到父亲在母亲的朋友堆里游刃有余，感觉挺好的。他是个内向的人，但他们看起来挺喜欢他的。他跟巴特·坎朋尤其谈得来。
霍华德·惠特曼的女儿莫莉是个性子甜美的女孩，年纪与我相仿，她从泰瑞敦来跟她父亲一起过节。还有其他几个我们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孩子。那天晚上，约翰穿着深色外套，系着领带，看起来非常成熟，显然是明白自己作为最年长的孩子所肩负的社交责任。
过了一会儿，毫无征兆地，聚会的人们施施然退到餐厅那块区域，上演了一场即兴表演。是霍华德先开始的：他搬来母亲雕塑台边的高椅子，让他女儿面对观众坐在上面。他把一个棕色纸袋的开口往下折了两三折，套在女儿的头上，然后脱下他的西装外套，向后盖在女儿的身上，一直盖到下巴；他走到她身后，蹲下不让人看见，把手伸进外套袖子里，露出的手看起来就像是她的一样。单是看着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头戴一顶纸袋做成的帽子，用一双巨大的手夸张地挥舞、做手势，就足以让人捧腹大笑。那双大手揉揉她的眼睛，摸摸她的下巴，把她的头发撩到耳后，然后他俩巧妙配合，用他的拇指抵住她的鼻子朝我们做了个鬼脸。
下一个表演的是斯隆·卡波特。她笔直地坐在高椅子上，高跟鞋钩住下面的横档，极力以最好的角度展示她那不凡的双腿，但她的第一个节目没有成功。
“嗯，”她开始说，“今天我在上班的时候——你们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四十楼——我偶然从打字机前抬头，看到了一个胖老头儿，像是蹲在窗台外面，留着白花花的胡子，穿了一身滑稽的红衣服。于是我跑去打开窗户，说道：‘你还好吗？’哇，那是圣诞老人，他说：‘当然，我没事；我习惯了待在高处。但听着，女士：你能告诉我怎么去贝德福德街七十五号吗？’”
接下来还有，但我们一脸尴尬的模样一定让她明白了我们知道她在逗我们；她一找着收尾的办法就赶紧结束了。思忖片刻之后，她又试着讲了别的东西，效果倒是好了很多。
“你们这些小孩有没有听过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呀？”她问，“那时耶稣才出生？”然后，她就开始用那种低沉而戏剧化的声音讲故事了，她一定是希望解说员能用这样的声音讲述她那更为严肃的广播剧本。
“……他们还有好几英里的路才到伯利恒，”她说，“那是个寒冷的夜晚。这时，马利亚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生宝宝了。她甚至知道自己的孩子有一天将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因为一个天使已经跟她说过了。可她只是个年轻的姑娘啊，”——讲到这儿，斯隆的双眼亮闪闪的，仿佛眼泪就要涌出来——“旅途让她筋疲力尽。驴子走路时颠来颠去的，把她弄得瘀伤了，她浑身上下都疼，她感觉他们永远都无法到那儿了，她能说的只有一句‘唉，约瑟夫，我太累了’。”
她的故事还继续讲到住宿被拒，在马厩生子，讲到食槽、动物们和三王来朝(6)。讲完后，我们鼓掌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斯隆讲得太精彩了。
“爸爸？”伊迪丝问，“你能给我们唱首歌吗？”
“噢，谢了，亲爱的，”他说，“还是算了，我得有钢琴伴奏才行。还是谢谢你。”
那晚最后出场的是巴特·坎朋，在大家的热情要求下，他回家取了小提琴。毫不意外，他就像一个专业琴手那样演奏，就像你在收音机上听到的那样。赏心悦目的是看着他那张瘦削的脸在腮托上蹙起眉头，除了关心音准之外，浑然物外。我们为他感到骄傲。
我父亲离开后不久，许多其他大人陆续来了，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他们看起来像是一晚上已经去过了好几场别的派对。夜已经很深了，或者说已经是圣诞节当天很早了，我看向厨房，看到斯隆跟一个我不认识的秃头男人站得很近。他一手颤颤巍巍地端着一杯酒，另一只手慢慢地摩挲着她的肩膀；她似乎在往后缩，倚着那台老旧木壳冰箱。斯隆擅长那种微笑，就是当她上下打量你的时候，半开的两瓣唇间能吐出丝丝缕缕的香烟，她现在就是那样的。然后，那个男人把酒放在冰箱上，把她搂进臂弯里，我就看不到她的脸了。
另一个男人，穿着一身皱不拉几的褐色西装，不省人事地躺在餐厅地板上。我绕过他走去工作室，那里有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正站着痛哭流涕，三个男人试图安慰她，却相互挡着道。我看到其中一个男的是巴特，看见他比另外两个人坚持得更久，然后将女孩转了个身带向门口。他一手搂着她，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他们就那样离开了。
伊迪丝穿着皱掉的派对裙子，看起来一脸疲惫。她靠在那张哈德逊河畔哈斯廷斯的旧安乐椅上，头往后仰着，双腿伸开挂在椅子的扶手上，约翰盘腿坐在地板上，靠近她悬空的一条腿。他们似乎在聊什么彼此都不感兴趣的东西，等我加入他们坐在地板上时，谈话完全停止了。
“比利，”她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啥区别？”我说。
“你几个小时前就该上床睡觉了。来吧。我们上楼吧。”
“我不想。”
“好吧，”她说，“反正我上去了。”她吃力地从椅子上起身，向拥挤的人群走去。
约翰扭头看我，不高兴地眯起眼睛。“你知道吗？”他说，“当她那样躺在椅子上时，我什么都看见了。”
“啊？”
“我什么都看见了。我能看到那条缝，还有毛。她开始长毛了。”
姐姐的这些特征我看过很多次——在浴缸里或是在她换衣服的时候——也并没觉得有多奇特。即便如此，我立刻意识到这对他而言一定很了不得。要是他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我们或许还能像《男孩大道》杂志上的两个普通家伙一样一笑置之，但他脸上依然透着那股轻蔑的神情。
“我一直在看，”他说，“我得让她一直讲话，这样她就不会看穿，我本来做得挺好的，直到你过来搞砸了。”
我应该道歉吗？那好像不对劲，可做其他事似乎也不对。我便只是盯着地板。
等我终于上床睡觉时，几乎没时间去听这座城市的隐秘声音了——我发现那是让自己不去想其他事的好办法。这时，母亲跌跌撞撞地进来。她喝了太多酒，想躺下来，但没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跑来跟我睡。“噢，”她说，“噢，我的儿子。噢，我的儿子。”那张小床很窄，根本没办法给她腾地方。然后，她突然干呕起来，跳起来跑去浴室，我听到她在里面呕吐。就在我往她躺过的地方挪动身体时，我的脸立刻往后缩，但还是不够及时，沾到了她在那侧枕头上留下的一口滑溜的呕吐物。
那年冬天，约摸有一个月，我们没怎么见着斯隆，因为她说自己正在“写一个大项目，一个很大的项目”。写完后，她带到了工作室，看起来一脸疲惫，却比之前更漂亮了，害羞地问自己能不能读出来。
“好主意，”我母亲说，“讲的是什么？”
“那就是最精彩的部分。讲的是我们，我们大家。听好了。”
那天巴特不在，伊迪丝一个人在外面的院子里——她经常独自玩耍——所以听众就只有母亲和我。我们坐在沙发上，斯隆端坐在高椅子上，就跟讲伯利恒故事时一模一样。
“在格林威治村有一个奇妙的院子，”她读道，“它不过是由砖石和草地构成的一片狭窄地方，位于形状参差不齐的老旧房子中间，但让它奇妙的是住在那里或附近的人们，他们组成了一个奇妙的朋友圈。
“他们谁都不富裕，一些甚至很穷，但他们相信未来，相信彼此，也相信自己。
“有一个名叫霍华德的人，曾是大城市日报的顶尖记者。所有人都知道霍华德很快就会再次攀上新闻事业的巅峰，与此同时，他也是院子里睿智幽默的哲人。
“有一个名叫巴特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小提琴家，显然注定会因精湛的技艺登上演奏会的舞台，尽管现在不得不感恩地接受所有午餐和晚餐的邀约，以便生存下去。
“还有一个名叫海伦的人，是一位雕塑家，终有一天她那些出色的作品将装扮美国最好的花园，她的工作室是圈内朋友最喜爱的聚会地点。”
还有更多类似介绍其他角色的东西，快结尾时又提到了孩子们。她形容我姐姐是“一个爱做梦的瘦高个儿假小子”，这怪怪的——我从没觉得伊迪丝是那样的——又说我是“一个眼神忧郁的七岁哲学家”，完全是莫名其妙。开头讲完后，为了获得戏剧化的效果，她停顿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读这个系列故事的第一集，或者我猜是叫“试播集”。
我没太听明白那个故事——好像只是为了让每个角色都到麦克风前说几句话——没过多久，我就只是听着看看那个以我为原型的角色有没有台词。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她念了我的名字——“比利”——但她没有说话，而是把嘴巴歪曲成各种难看的样子，同时发出一阵阵滑稽的低音，等终于讲台词时，我已经不在乎说的是什么了。我确实有严重的口吃——还要再过五六年我才克服——但我从没想到有人会把这事放在电台上播。
“噢，斯隆，妙极了，”读完之后，我母亲说，“真让人激动啊。”
斯隆正小心翼翼地把打印纸整理好，用的可能是她在秘书学校学的那种方式。她脸一红，自豪地笑起来。“嗯，”她说，“可能还得再加工，但我觉得它很有潜力。”
“它是完美的，”我母亲说，“现在这样就很好。”
斯隆把稿件寄给了一位广播制作人，他又给寄了回来，随附一封广播电台秘书打的信，解释说她的东西商业吸引力太小。他说，广播听众还没准备好听格林威治村的生活故事。
后来就到了三月。新总统承诺，我们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不久之后，尼科尔森先生的铸造厂就把用木头和细刨花包装好的总统头像送来了。
头像与他本人还是挺相像的。母亲捕捉到了那个有名的抬下巴的动作——要不是这样，可能根本就不像他了——所有人都说做得好，但谁都没提的是，她原本的方案是对的，尼科尔森先生不该干预：这个头像太小了，看上去不够大气。要是你把里头掏空，在头顶开条小缝，当个零钱罐可能更实用。
铸造厂抛光了铅铸头像，在光照下几乎闪耀着银辉，他们把它固定在用深黑塑料制成的坚固小底座上。他们寄过来三件：一件送呈白宫，一件用于展览，还多出一件。但多出来的那件没过多久就砸到地板上，严重损坏了——鼻子几乎陷进了下巴——要不是霍华德·惠特曼说它现在倒挺像副总统加纳，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我母亲可能会痛哭起来。
查理·海因斯是霍华德在《纽约邮报》的老朋友，现在在白宫当初级职员，他安排母亲在一个工作日上午晚些时候见总统。母亲安排了斯隆过来跟伊迪丝和我过夜，然后用纸板箱装着雕塑，坐夜班火车南下华盛顿，在那里一家廉价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她在白宫拥挤的候客室里见到了查理·海因斯，我猜他们在那里丢掉了纸板箱，随后他领着她去椭圆办公室外的等候室。她把光秃秃的头像搁在大腿上，他坐在她的身旁；等轮到他们了，他陪她走进去，到总统桌前送呈头像。过程并没有很久，也没有任何记者和摄影师。
之后，查理·海因斯带她去吃午饭，大概是答应霍华德·惠特曼会这么做。我猜那不是什么一流的餐厅，更有可能是受新闻工作者喜爱的某个热闹实惠的地方。我还猜他们没什么可聊的，直到聊到了霍华德，说他还没找到工作实在可惜。
“是啊，不过你认识霍华德的朋友巴特·坎朋吗？”查理问，“那个荷兰小伙子？是个小提琴手？”
“嗯，当然了，”她说，“我认识巴特。”
“噢，天呐，好歹有那么一桩高兴事儿，对吧？你听说了吗？上次我见到巴特时，他说，‘查理，大萧条对我而言已经结束了’，他告诉我，他碰到了一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付钱请他教她的孩子。”
那天下午，当她坐着慢吞吞的长途火车回纽约时，我能想象她脸上的表情。她一定坐着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或是看向脏污的窗户外头，眼神空洞，双眼瞪圆，脸上露出受了伤的柔弱神情。她在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往来中一无所获。没有照片、采访或专题报道，没有激动人心的新闻片纪录；陌生人永远不会知道她是如何从俄亥俄州的小镇上走出来，不会知道为了让世界瞩目，她一个女人又是如何独自勇敢而艰难地耕耘着自己的才华。这不公平。
她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跟埃里克·尼科尔森的感情了，我觉得她也许在那时就已知道这段关系正在动摇——第二年秋天，他终于抛弃了她。
她四十一岁了，即使是浪漫派的人也得承认，到了这个年纪，青春已经逝去。这些年来，她没什么好炫耀的，除了一间摆满了没人会买的绿色石膏塑像的工作室。她相信精英统治，但没道理假想精英阶级到头来也会相信她啊。
而且，每次她想到查理·海因斯转述巴特·坎朋说的话——啊，真可恨；啊，太可恨了——伴随着火车哐啷哐啷冷酷而错落的节奏，那种羞辱感一浪一浪袭上心头。
她带着凯旋般的姿态回到家里，尽管迎接她的只有斯隆、伊迪丝和我。斯隆已经让我们吃过饭了，她说：“你的那份在烤箱里，海伦。”但我母亲说还是来一杯酒吧。那时候，她与酒的长期斗争——一场她最终失败的斗争——才刚开始。那天晚上，她决定不吃晚饭，而是喝上一杯，一定是需要以此振奋自己。然后，她把她的华盛顿之旅“尽数”讲给我们听，尽量让它听起来是成功的。她说到真正进入白宫里面有多么激动人心，复述了罗斯福总统收到头像后对她说的所有简短而客气的话。她还带回了纪念品：几张便签大小的白宫信笺是给伊迪丝的，一个欧石楠根制的老旧烟斗是给我的。她解释说，她在椭圆办公室外的等候室里看到一个气度不凡的男人抽着烟斗，等他的名字被叫到时，他将烟斗在烟灰缸里迅速敲空，放在一边就急急忙忙进去了。她一直等到确信没人看她时，才从烟灰缸上拿走烟斗，放进自己的包里。“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是位大人物，”她说，“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位内阁成员，或类似那样的人。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会很爱玩的。”可我并不喜欢。它太沉了，我的牙齿咬不住，而且咂在嘴里的味道恶心极了；而且，我一直在想，当那个男人从总统办公室出来，发现烟斗不见了，他到底会怎么想。
过了一会儿，斯隆回家了，我母亲一个人坐在餐桌边上喝酒。我想她是希望霍华德·惠特曼或是一些别的朋友会来串门，但谁都没来。快到我们上床睡觉的时间了，这时她抬起头来说：“伊迪丝？跑去花园看看找不找得到巴特。”
巴特最近买了一双亮棕色绉胶底的鞋子。我看着窗外那双鞋轻快地踩上黑色砖石台阶——他兴高采烈的，似乎每一步都没碰到台阶——然后我看到他微笑着走进工作室，伊迪丝在他身后关上门。“海伦！”他说道，“你回来啦！”
她点头致意，然后从桌边起身，慢慢逼近他，伊迪丝和我开始意识到坏事将近。
“巴特，”她说，“我今天在华盛顿跟查理·海因斯一起吃了午饭。”
“噢？”
“我们聊了点有趣的事。他好像跟你很熟。”
“噢，谈不上；我们在霍华德家见过几次，但我们并不——”
“他说你告诉他，大萧条对你而言已经结束了，因为你碰到一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付钱请你教她的孩子。别打断我。”
但巴特显然没想打断她。他穿着那双不出声儿的鞋子，从她面前往后退，退着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的花园小孩塑像。他看上去一脸惊吓，面色桃红。
“我不是个有钱的女人，巴特，”她说着向他紧逼过去，“我不笨，也不蠢。要是忘恩负义、不忠不诚、卑劣至极的坏心肠和谎言一并甩到我面前，我能看得明明白白。”
姐姐和我上楼上了一半，互相推搡着，想在最糟糕的部分来临前躲起来。最糟的总在最后发生，那时她会完全失控，开始大吼大叫。
“我要你滚出我家，巴特，”她说，“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我还要告诉你，我这辈子就是讨厌那些说‘我有些好朋友是犹太人’的那种人。因为我的朋友全都不是犹太人，以后也不会有。你明白我说的吗？我的朋友全都不是犹太人，以后也不会有。”
在那之后，工作室安静下来。伊迪丝和我一声不吭，避开彼此的目光，穿上睡衣就上床了。但没过几分钟，屋里又回荡着母亲愤怒的咆哮声，仿佛巴特不知怎地被带了回来，被迫再次接受惩罚。
“……我说‘我的朋友全都不是犹太人，以后也不会有……’”
她在打电话，向斯隆·卡波特形容那一幕的高潮，斯隆毫无疑问会站在她这边并安慰她。斯隆知道圣母马利亚赶路去伯利恒时的感受，也懂得怎么学我口吃来博人一笑。遇上这样的事，她马上就明白自己该选择什么立场，况且把巴特·坎朋从她奇妙的朋友圈里踢掉，她也没有太大损失。
电话终于打完后，楼下一片安静，直到我们听见她用碎冰锥在冰箱里捣鼓：她正给自己再调一杯酒。
我们不会再在房间里上课了，可能再也见不到巴特了——即使看到，他或许也不想见我们。但母亲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属于她的——在我们躺下聆听无穷无尽幽微至极的声音时，我们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这一点。
(1) Hastings-on-Hudson，位于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郡，南接纽约市，西临哈德逊河。
(2) 园中供鸟嬉水或饮水的浅盆。
(3) 民主党政治机器，自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纽约市政局及爱尔兰移民的政治崛起产生过重大影响。
(4) 主要表达父子之爱的爱尔兰民谣。
(5) 一八四一年在伦敦创刊的一本幽默讽刺类漫画杂志。
(6) 《马太福音》中提到，耶稣诞生后，东方三博士（Wise Men）带着黄金、乳香、没药等礼物前往耶路撒冷朝拜，又称“三博士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