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在一家自由派大报《人民言论》的主编室里，正在召开编辑部紧急会议，由于昨天公布的法令禁止饮用酒精饮料，所以编辑们用茶时破例地端来白兰地和罗木酒。

几个蓄着大胡子、有经验的自由主义者，深深地坐在沙发椅里抽烟，他们觉得自己的头脑被弄糊涂了。年轻的编辑分别坐在窗台上和那张有名的皮沙发上。这张沙发是反对派的堡垒，有位著名作家曾经有欠谨慎地把那里叫做臭虫窝。

主编头发花白，脸色红润，颇有英国绅士风度，正在一字一板地发表讲演。这是他最出色的演说之一。这篇演说应该成为，实际上也正是自由派所有报刊的指导方针。

“……我们的任务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反对沙皇政府的立场不能有丝毫动摇，然而面对威胁俄罗斯国家领土完整的危险，又要向这个政权伸出援助之手。我们的姿态必须诚恳坦率。至于沙皇政府把俄国拖入战争的责任问题，在当前只不过是次要问题。我们必须打败敌人，然后再来审判罪犯。先生们，当我们在这里发议论的时候，克拉斯诺斯塔夫城下正在进行浴血奋战，我们的近卫军已被派去堵住敌人冲破的防线。战斗的结局未可逆料，但是大家必须记住，基辅已经受到威胁。这场战争不超过三四个月肯定会结束，而且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必须高昂着头对沙皇政府说：在紧急关头我们曾经跟你们站在一起，现在我们要追究你们的责任……”

编辑部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专写地方自治问题的别洛斯维托夫再也忍不住了，气急败坏地喊道：

“打仗的是沙皇政府，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为什么要伸手援助它？打死我，也弄不明白。我们应当跟这场冒险战争划清界限，这样一来整个知识界都会跟我们走，这是最简单的逻辑。让沙皇吃败仗去吧，我们只会得到好处。”

“是呀，你们愿意怎么干，随你们的便，只是向尼古拉二世伸出援助之手，不论怎么说，先生们，总是叫人讨厌的事。”专门写社论的阿利发嘟哝地说，从糖罐里挑了一块甜点心。“连睡梦里也会出一身冷汗……”

立刻有几个人同时议论开了：

“没有，也不会有迫使我们妥协的条件……”

“这算怎么回事——是投降吗？请问。”

“让整个进步运动落个可耻的下场？”

“可我，先生们，总希望有人能对我解释一下这场战争的目的。”

“等德国人掐住脖子，您就会明白了。”

“啊哈，老兄，您好像是个民族主义者！”

“我不过是不愿意挨打罢了。”

“可德国人并不打您，他们打的是尼古拉二世。”

“对不起……那么波兰呢？沃伦呢？基辅呢？”

“我们越挨打，革命来得越快。”

“我决不希望为了你们的什么革命而丢掉基辅。”

“彼得·彼得罗维奇，您应该知道害臊，老兄……”

主编好容易恢复了秩序，详细说明，只要报纸对政府进行微不足道的攻讦，军事书刊检查机关就可以根据戒严令加以封闭。那样一来，花偌大力气争取到的言论自由的萌芽便要遭到摧残。

“……因此我建议这次重要会议能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观点。本人斗胆提出一点也许使大家感到奇怪的看法：我们必须完全接受这场战争，包括战争的一切后果。大家不要忘记，这场战争在社会上得到热烈拥护。在莫斯科这场战争被说成是第二次卫国战争，”他露出微妙的笑容，并垂下眼睑，“沙皇到了莫斯科，几乎可以说是受到热烈欢迎。民众的动员情况极其顺利，这是我们原先未能、也未敢预料的……”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您是不是在开玩笑？”别洛斯维托夫喊道，他的声音已经完全沮丧了。“这样一来，您可把我们的世界观彻底破坏了……要我们去为政府帮忙？那么，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的上万名俄国最优秀的分子怎么办呢？……枪杀工人事件又怎么对待？……血迹还没干呢。”

这一切当然是最冠冕堂皇和最高尚的议论，可是人人心里明白，跟政府妥协是在所不免的了。因此当印刷厂送来社论校样时，与会的人都一声不响地把长条清样看了一遍。社论是这样开头的：“面对德国的侵略，我们应当紧密地结成统一战线。”接着有人轻轻叹了口气，有人意味深长地说：“竟然落到这步田地。”别洛斯维托夫冲动地扣好黑礼服的扣子，礼服上落满了烟灰，可是他也没有退席，又在沙发椅上坐下。这一期报纸在拼版时还加上通栏标题：“祖国危急！快拿起武器！”

然而每个人内心毕竟感到惶惑不安。欧洲本来牢固的和平怎么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化为泡影，为什么富有人道精神的欧洲文明竟然一点儿也靠不住，而《人民言论》每天都借助欧洲文明来抨击政府和启发庸人的羞耻之心（他们觉得人类既然发明了印刷术和电灯，甚至发现了镭，可时候一到，在那浆硬的衬衫里显露出来的竟然还是跟野兽没有什么区别的野蛮人，手持大棒，毛发蓬松）。这一点编辑们要想领会可太难了，要想承认又过于痛苦。

会议在一片沉默中不欢而散。名作家都到古巴酒家去吃饭，年轻人聚集到新闻编辑室。会上决定详细调查一下各个阶层和各界人士的情绪。安托什卡·阿尔诺利多夫被派去了解军事书刊检查处的情况。他趁机预支了一笔钱，租了一辆豪华的马车，沿涅瓦大街向总参谋部疾驰而去。

总参谋部上校、新闻处处长索恩采夫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安托什卡·阿尔诺利多夫。他用安详、快活的金鱼眼盯着客人的眼睛，彬彬有礼地听对方说明来意。安托什卡以为他一定会遇见一位传奇式的英雄——狮子相的红脸将军、扼杀新闻自由的刽子手，然而坐在面前的竟然是一位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军人。他既没用嘶哑的声音叫喊，也没用低沉的声音咆哮，丝毫没有作威作福和横加挞伐的样子——这跟平时对沙皇爪牙的印象有点儿对不上号。

“那么，上校，希望您能就我准备好的问题发表一下权威性意见。”阿尔诺利多夫说，斜眼瞥了瞥沙皇尼古拉一世发黑的全身像。沙皇那双冷冰冰的眼睛正瞅着这位报界代表，似乎要对他说：“看你那短上衣、黄皮鞋、汗淋淋的鼻子、讨厌的样子——你害怕了，你这下流坯！”“我完全相信，俄国军队在新年到来之前一定会攻克柏林，不过编辑部感兴趣的都是一些具体问题……”

索恩采夫上校很有礼貌地打断他的话：

“我觉得俄国各界人士对这场战争的规模了解不够。当然，我对阁下希望我英勇的部队攻克柏林的良好祝愿不能不表示欢迎，不过我担心，要做到这点比您想象的要难得多。我个人认为，当前报界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人们对威胁我们国家极端严重的危险有思想准备，另外还要准备做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做的特别牺牲。”

安托什卡·阿尔诺利多夫放下笔记本，莫名其妙地看着上校。索恩采夫接着说：

“我们并不希望打这场战争，在现阶段我们不过是自卫。德国人在大炮的数量上和边境铁路的密集程度上都超过了我们。不过我们将竭尽全力阻击敌人，不让他们跨过我们的国境线。俄国军队正在履行他们所承担的义务。但是我们非常希望全国人民也能充分认识到他们对国家的义务。”索恩采夫扬起眉毛。“我很了解，在某些阶层中间爱国主义感情有些复杂。不过国家的危险既然这么严重，所以我相信：一切争论和宿怨都可以推迟到时局好转再说。俄罗斯帝国就是在一八一二年也没经历过这么严重的危机。这些就是我希望阁下加以注意的情况。其次，要让大家知道，政府现有的军医院远远容纳不了伤员。因而民众应该在这方面做广泛支援的准备……”

“对不起，上校，我不明白，伤兵的数量可能有多大？”

索恩采夫又高扬起眉毛：

“据我估计，最近几周就可能有二十五万到三十万。”

安托什卡·阿尔诺利多夫咽了一口唾沫，把数字记录下来，已经毕恭毕敬地问：

“那么，阵亡的该有多少？”

“按照通常的计算法，要占伤员数量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啊哈，谢谢您。”

索恩采夫站起身来，安托什卡连忙跟他握手，然后拉开柞木门，跟正往里走的阿特兰特撞了个满怀。阿特兰特也是记者，患有肺病，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揉得皱皱巴巴的上衣，从昨天开始已经不喝伏特加酒了。

“上校，我向您了解一下战争情况。”阿特兰特说，用手掌遮住肮脏衬衫的前胸。“嗯，怎么样？我们能很快就拿下柏林吗？”

阿尔诺利多夫从总参谋部出来，走到皇宫广场，戴上礼帽，眯缝着眼站了片刻。

“一定要打到最后胜利，”他咬着牙喃喃地说，“你们这些废物，这回可要当心了，我们一定叫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失败主义！”

宽阔的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广场中央耸立着亚历山大纪念碑的笨重的花岗岩圆柱。到处都是蓄着大胡子、笨手笨脚的庄稼汉，一堆堆地在进行操练。不时传来刺耳的口令声。这群庄稼汉忽而排成队形，忽而从这面跑到那面，忽而卧倒。有个地方约摸有五十人，一下子从马路上爬起来，参差不齐地高喊“乌拉！”跌跌撞撞地快步朝前跑去……“站住！立正……混蛋！你们这些杂种！……”一个嘶哑的声音压过他们的喊声。在另一个地方可以听到：“跑到跟前，扎他的肚子，刺刀断了就用枪托砸！”

就是这些丑陋的庄稼汉，蓄着笤帚似的大胡子，穿着树皮鞋和肩头带汗渍的布衫，两百年前来到涅瓦河岸边的沼泽地带修建城市。如今他们又被召集来用他们的肩头扛住帝国摇摇欲坠的支柱。

安托什卡拐到涅瓦大街上，一直在思考他的文章。街心有两连全副武装的士兵，背着背囊、铁锅和铁锹，在像秋风一样哀号的长笛声中走过去。士兵们颧骨宽大的脸膛，显得疲惫，布满灰尘。一个小个子军官身穿草绿色军装，十字交叉地挎着新皮带，不时地跷起脚，回头望望，瞪圆了眼睛。“右脚！右脚！”豪华的涅瓦大街像在梦境中似的沸沸扬扬，来往车辆的铜饰和两旁的玻璃窗闪闪发光。“右脚。右脚。右脚。”那些脚步沉重的庄稼汉顺从地跟在小个子军官后面，有节奏地摇摆着身子。一匹乌黑的大走马嘴吐白沫，赶上了队伍。大屁股的车夫把马勒住。马车里坐着一位漂亮的太太。她站起身望着向前开拔的士兵。她用戴白手套的手为他们画十字。

士兵走过去了，马车的洪流把他们完全遮蔽了。人行道上又热又拥挤，大家仿佛都期待着发生什么事。过路人常常停下脚步，听听人们的谈话和呼喊，有时还挤到人群里面，问长问短，然后兴奋地离开这群，凑到另一群人中间。

这种漫无秩序的行动渐渐有了统一的方向——人群从涅瓦大街涌到海军街。到了海军街，人群挤到街中心。有几个矮小的年轻人一声不响、心事重重地从旁边跑过去。在十字路口人群把帽子扔到空中，挥动着阳伞。“乌拉！乌拉！”整个海军街喊声响成一片。小孩子们吹出尖厉的口哨声。在停下的马车上都站着花枝招展的女人。人群向伊萨阿基亚广场蜂拥而去，到了广场四下散开，钻进公园的栅栏。伊萨阿基亚教堂的窗户、房顶和花园台阶，到处都挤满了人。这里有好几万人向德国大使馆的方向眺望。大使馆暗红色的笨重楼房最上层窗户冒出滚滚黑烟。透过破碎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有人来回奔跑，把一叠叠文件向人群抛去。这些纸片在半空中散开，缓缓落下。每冒出一团黑烟，或每从窗口抛出一件东西，人群便爆发出一阵吼声。如今这几个忙碌的小人儿又转到这幢房子正面，房前有两个巨大的铜人骑马勒缰站在那里。人群沉静下来，可以听见铁锤敲打金属的当当声。右边的铜像摇晃了一下，倒在人行道上。人群吼叫起来，一齐向铜像涌去，你拥我挤，从四面八方朝那里跑去。“扔进莫伊卡河！把这些可恶的东西扔进莫伊卡河！”另一个铜像也倒了。一个戴夹鼻眼镜的胖女人一把抓住安托什卡·阿尔诺利多夫的肩膀，朝他喊道：“把它俩都扔进水里去，年轻人！”人群又向莫伊卡河跑去。这时响起了消防车的喇叭声，远处出现了闪闪发光的铜帽子。从拐角后面闯来警察的骑兵队。阿尔诺利多夫突然在奔跑、呐喊的人群当中看见一个脸色惨白、光着脑袋的人，大睁着两只呆滞无神的眼睛。他认出这个人是别索诺夫，便凑到跟前。

“您刚才在那儿吗？”别索诺夫问。“我听说杀人了。”

“难道还杀人了？杀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

别索诺夫转过身，好像盲人似的，一脚高一脚低地从广场上走去。剩下的人三三两两往涅瓦大街跑去，那里已开始捣毁莱特尔的咖啡馆。

当天晚上，安托什卡·阿尔诺利多夫在编辑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站在高高的斜面写字台前，在长条纸上飞快地写道：

“……今天，我们目睹了人民的愤怒多么声势浩大和雄伟壮观。必须指出的是：德国大使馆地窖的藏酒，没有人喝一瓶，全都砸碎扔进了莫伊卡河。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不论我们要付出多大牺牲，也一定要战斗到最后胜利。德国人原以为俄国仍在酣睡中，但是在‘祖国危急’这一响亮的号召下，人民起来了，团结得像一个人。人民的愤怒是不可阻挡的。祖国是早已被我们忘却的强有力的字眼。德国的大炮一响，这个字眼便得到了新生，展现出圣洁的美，变成火红的大字，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

安托什卡眯缝起眼睛，觉得背上掠过一阵寒战。他竟然写出这样的文章！这跟两周前他给派去报道夏日的娱乐相比有多么不同。他一下子想起演滑稽戏的剧场里曾经有个演员打扮成猪，走上舞台唱道：“我是一个小猪崽儿，一点儿不害臊，我是一个小猪崽儿，反倒更骄傲。我的妈妈是母猪，我长得跟她一样俏……”

“……我们正跨入英雄的时代。我们不应再醉生梦死。战争就是我们的洗礼。”安托什卡写着，笔尖溅出了墨水。

尽管以别洛斯维托夫为首的失败主义者极力反对，阿尔诺利多夫的文章仍然刊登出来了。如果说对旧的习惯势力有所让步的话，也仅仅表现在这篇文章刊登在第三版并加了一个空洞的标题《在战争的日子里》。编辑部马上收到读者的纷纷来信——有对这篇文章热烈赞扬的，有加以辛辣讽刺的。不过头一种来信毕竟多得多。于是安托什卡的计行稿酬增加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他被叫到主编办公室，头发花白、脸色红润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散发着英国香水味，请安托什卡坐在沙发椅上，心事重重地说：

“您得到乡下走一趟。”

“好的。”

“我们需要了解庄稼人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他用手掌拍拍一大摞信。“知识分子对农村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关于这个不可解的谜，您应当给我们写一些直接的生动的印象。”

“动员的结果证明了爱国主义的巨大高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这个我知道，但是，真见鬼，这种高涨是从哪儿来的呢？您愿意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听一听，问一问。我等您星期六寄来五百行的农村印象。”

阿尔诺利多夫走出编辑部，奔涅瓦大街，买了一套旅途用的军装、黄色皮裹腿和一顶制帽。他换好衣服，坐车到顿农餐厅吃早饭，一个人喝了一瓶法国香槟。他得出了结论：最简单的办法是到赫雷贝村去——伊丽莎白·基耶夫娜现在在那里，在她的哥哥基伊家做客。傍晚他搭上国际列车，在单间里找到座位，点上一支雪茄，望着那副威武地咯吱作响的黄皮裹腿，不禁想道：“这才叫生活！”

赫雷贝村坐落在一片沼泽和斯维纽哈河之间的洼地里，一共有六十多户人家。家家的菜园长满醋栗，街心长着老椴树。小山冈上有间大房子，原来是地主的宅院，现在改做学校。全村土地少，土质瘠薄，几乎所有的庄稼人都常到莫斯科去找活干。

快到黄昏的时候，安托什卡坐着大车进了村，他感到奇怪的是，村子里一片沉寂。只有一只愚蠢的母鸡，咯咯地叫着，从马蹄底下逃了命。仓房跟前有一只老狗唔呶地发威，再就是从小河边传来捶棒槌声，两只山羊正在街心顶架，把犄角撞得直响。

安托什卡付了从车站把他拉来的聋老头儿的车钱，顺着小径往学校走去。学校旧木房的正面墙，在葱翠的桦树掩映中已隐约可见。学校正门的台阶大半已经烂了，教师基伊·基耶维奇和伊丽莎白·基耶夫娜正坐在台阶上从容地聊天。高大的白柳在下面的草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成群的椋鸟好像一片乌云飞来飞去，变幻着斑斓的色调。远处吹起了号角，召唤牛羊归群。有几头红色的母牛从芦苇里钻出来，其中有一头扬起脸叫着。基伊·基耶维奇跟妹妹长得一模一样，眼睛也像画上的。他一边咬着草茎一边说：

“除此之外，你呀，丽莎，在性的问题上过于混乱了。像你这类人物，正是资产阶级文明的讨厌的渣滓。”

伊丽莎白·基耶夫娜带着懒洋洋的笑容望着草地。草地上的青草和阴影在落日的余晖中染上淡黄的暖色。

“听你讲话可真没意思，基伊，你全是从书上背下来的。你以为一切都像书上写的那么一清二楚。”

“每个人，丽莎，都应该注意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形成体系，而不必关心别人的话有没有意思。”

“好吧，你就关心你自己的好了。”

黄昏静悄悄的。台阶前长着几棵白桦，下垂的枝条玲珑剔透，凝然不动。山脚下有一只秧鸡在啄食。基伊·基耶维奇嚼着一根草茎。伊丽莎白·基耶夫娜沉入幻想地望着蔚蓝的暮色里变得模糊的树木。在树丛中间突然出现一个矮小机灵的人，手提着皮箱。

“好，正是她。”安托什卡叫了起来。“丽莎，你好，我的美人儿……”

伊丽莎白·基耶夫娜一看是他，喜出望外，急忙站起来抱住他。

基伊·基耶维奇有点冷淡地打了招呼，继续嚼草茎。安托什卡叉开双腿在台阶上坐下，抽起雪茄。

“我是到你们这里来采访的，基伊·基耶维奇，请您详细谈谈，你们赫雷贝村的人对于战争有些什么想法和议论……”

基伊·基耶维奇佯笑了笑。

“鬼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他们一声不吭……狼在聚群的时候也不叫唤。”

“这么说，动员他们入伍，他们一点儿也不反对？”

“是的，不反对。”

“他们明白德国人是敌人吗？”

“不，问题不在德国人。”

“那在谁呢？”

基伊·基耶维奇冷笑了笑。

“问题不在德国人，而在于枪……人人要把枪弄到手。手里有了枪，心理可就不同了……我们活着就会看见，他们打算朝哪里开枪……就是这么回事……”

“嗯，那么关于战争，他们到底有什么议论没有？”

“您到村子里去听听吧……”

天将黑的时候，安托什卡和伊丽莎白·基耶夫娜一起往村子里走。八月的繁星布满了清冷的天空。下面的赫雷贝村空气潮湿，散发着牲畜扬起的、还没落定的尘土味和新挤的牛奶味。家家的大门前都停着卸了牲口的大车。老椴树底下已经一片漆黑了，井上的桔槔还吱吱嘎嘎地响。马打了一下响鼻，还可以听见马的喝水声和喘气声。一座用麦秸苫顶的木仓房前的空地上，有三个姑娘坐在原木堆上，轻轻地唱着歌。伊丽莎白·基耶夫娜和安托什卡走到跟前，也在一旁坐下。姑娘们唱道：

赫雷贝村呀，

出产的东西样样全——

有椅子，有鲜花，

还有小姑娘的画片……

有个姑娘转过脸瞅瞅新来的人，悄声说：

“怎么样，姑娘们，是不是该睡觉去了？”

可她们都一动不动地坐着。仓房里有人鼓捣什么，门吱嘎一声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秃顶的庄稼人，穿着短皮袄，敞着怀。他吭吭哧哧地锁了半天吊锁，然后走到姑娘们跟前，两手叉腰，把山羊胡往前一撅。

“你们这些小夜莺，还唱呀？”

“唱呀，可唱的不是你，费奥多尔大伯。”

“我现在要用鞭子把你们撵走……半夜里唱歌……成什么体统……”

“你是不是忌妒了？”

另一个姑娘叹了口气说：

“我们也没什么可干的了，费奥多尔大伯，只好唱咱们的赫雷贝村了。”

“是呀，你们的日子不好过呀。你们都成为孤儿了。”

费奥多尔在姑娘们旁边坐下。离他最近的那个姑娘说：

“今天听科济莫杰米扬村的女人们说，人都给抓去打仗了——世界上的人给抓走了一半。”

“快了，姑娘们，马上就轮到你们了。”

“抓我们去打仗？”

姑娘们笑起来，坐在边上的姑娘又问：

“费奥多尔大伯，我们的沙皇跟谁打仗？”

“跟另一个沙皇。”

姑娘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有一个叹了口气，另一个正了正头巾，坐在边上的说：

“科济莫来米扬村的女人也是这么说的，说是跟另一个沙皇打仗。”

这时从原木后面抬起一个头发蓬乱的脑袋，那人一边往上拽拽短皮袄，一边嘶哑地说：

“喂，你呀，别瞎扯了。哪来的另一个沙皇——我们是跟德国佬打仗。”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费奥多尔回答说。

那个脑袋又不见了。安托什卡·阿尔诺利多夫掏出烟盒，给费奥多尔递一支烟，小心翼翼地问：

“请问，你们村里的人都是自愿去打仗的吗？”

“有不少是自愿的，先生。”

“这么说，情绪蛮高？”

“是呀，挺高，为什么不去呢？出去走走，开开眼界。可能给打死，可留在这里也一样是死。我们这里地薄，日子过得可穷啦。到了部队，都说一天能吃两顿肉，还有糖，还有茶，还有烟，你愿意抽多少就抽多少。”

“可打仗不害怕吗？”

“怎么不害怕，当然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