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揭示人之奥秘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一）
“人是一个奥秘。应该解开它，如果你毕生都在解开它，那你不要说损失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奥秘，因为我想做人。”1839年，尚未年满十八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兄长写的一封信里写下了这句著名的话，每每论及作家创作特点时这句话经常被引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穷人》，从内容到形式已经在践行揭秘的构想。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土壤派文学文化批评或曰“有机批评”理论的提出者格利高里耶夫就撰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感伤自然主义流派》，对《穷人》的体裁做了在我看来最为精准的认定。虽然感伤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俄国文坛已经销声匿迹，但《穷人》在很多方面与感伤主义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想必当时的读者看到小说的题目，十有八九会立即联想到引领过半个世纪前俄国阅读风尚的感伤主义代表作家卡拉姆津的《可怜的丽莎》，因为两部作品中的“穷”和“可怜”使用的是同一个俄语词汇。相信阅读完小说的读者脑海中留下的主要印象应该不是“穷”，而是“可怜”和心疼，男女主人公的最后一封信尤其促成了这一印象的形成。女主人公瓦尔瓦拉最终被迫嫁给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贝科夫先生，不得不与“弥足珍贵”的男主人公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杰武什金分离，在道别信里她写道：“现在我的心里堵得满满的，堵满了泪水……泪水憋得我不能透气，撕碎了我的心。再见吧。上帝啊！我是多么忧伤！记住我，记住您可怜的瓦连卡！”这里的关键词不是“穷”，而正是“可怜”；当男主人公最后语无伦次地写出这些话：“他们正在把您带走，您要走了！现在他们就是把我的心从我的胸腔里剜出来，也比把您从我这里带走的好！……啊，天哪，天哪！……您是一定要跟贝科夫先生到草原上去了，而且是一去就不回来了！啊，小宝贝！……不，您还要给我写信，您还要给我写一封信，把一切都告诉我……不然的话，我的美妙的天使，它岂不就成了最后一封信了，可是要知道，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封信成为最后一封。怎么会突然之间，的的确确成为最后一封！……”这时候我们能体会到男主人公力透纸背的悲伤和失落，这封恐怕到不了收信人手里的信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可怜和心疼，同时也能更深刻地理解同居一个院落、隔窗相望的男女主人公通过书信相互联系的根本原因：对于处于孤独之中的人，可以倾诉是最重要的，感受到被需要是存在的意义，而书信无疑要比面对面的交流更自由、更酣畅淋漓，甚至更肆无忌惮。虽然九级小官吏杰武什金贫穷，但他心甘情愿放弃好一些的住宅去租一个小破屋子，为的是给他的“小天使”瓦尔瓦拉租一个好的房子，放弃包括喝茶这样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为的是让他的“心肝”可以享用美味的茶点，放弃买一双梦寐以求的靴子、换件像样的大衣，为的是让他的“小宝贝”可以像其他太太小姐一样打扮起来，而做这一切或努力做到这一切是他的幸福源泉，让他心有所依，而瓦尔瓦拉的离开却让他的心空了、慌了、乱了，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由此可以发现，小说的主题不是社会问题“穷”，而是心理问题“孤独”以及由此引发的“可怜”。所以说，小说的结尾同样应和了感伤主义文学的传统套路，即相爱的人因为外在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分离，虽然小说描写的不是男女之间狭义的爱情。
其次，小说采用的是书信体的形式，由31封男主人公马卡尔·杰武什金的信函和24封女主人公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的书信组成，而书信体是感伤主义文学的传统文学形式，冲破古典主义文学条条框框的感伤主义文学作家热衷于书信体的主要原因，是让往往身为普通人的主人公通过书信敞开心扉，直抒胸臆，表达细腻的、百转千回的情感起伏，使读者尽可能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初入文坛但立志解开人之奥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书信体写作第一部大部头作品，是情理之中的事。顺带说一句，在此之后两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夜》采用男主人公“独白”的形式，同样是挖掘人这个奥秘的自然需求。
最后，小说的语言，尤其是杰武什金的语言和语言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有意思的是，小说甫一问世，这一特点就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甚至包括疑惑和诟病。具体说来，一是啰嗦或曰话多，二是比比皆是的小词[1]的运用，这些小词既包括大量的语气词，也包括上百指小表爱的词语，比如“小天使”“小宝贝”“小花”，甚至“小子宫”。“子宫”“小子宫”在俄语中通常是对女性，尤其是对年轻姑娘的温存爱称，但满篇的“小子宫”“亲爱的小子宫”依然引起了作家同时代读者的生理不适。[2]
这样的语言风格在当时直接引发的怀疑就是：一个在官僚机构中整天抄抄写写、在枯燥公文中度过了三十年时光的小官吏会这样说话吗？这样说话恐怕不会，但这样写却并不丧失真实。实际上，如果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创作就不难发现，其作品人物，尤其是社会底层小官吏的这种絮叨和滥情并不鲜见，比如《罪与罚》中的马尔梅拉托夫，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留沙的父亲，等等。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语言方面的一大典型特点恰恰是指小表爱词语的运用，须知在《穷人》之前二十年面世的格里鲍耶多夫的剧作《聪明误》中，对索菲亚和莫尔恰林的讽刺正是通过二者模仿感伤主义文学主人公而广泛使用指小表爱词语体现出来的。
《穷人》不仅具有浓郁的感伤主义文学特点，同时应当指出，发表在涅克拉索夫以支持和弘扬自然主义流派为宗旨而出版的《彼得堡文集》上的《穷人》，无疑应和着时代的呼声，真实、自然、深入地描绘普通人的琐碎日常生活和情感是小说的核心内容。在小说主人公，尤其是男主人公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了彼得堡大街小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办公室里各色人等的冷酷和温情，出租屋里不同房客的傲慢和卑微，父子之间的隔膜和亲情，等等。小说由此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画廊，至少可以说，以书信体呈现的“小人物”杰武什金比普希金《驿站长》中的维林更丰富，比果戈理《外套》中的巴什马奇金更立体，彼得堡底层“小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有了自己的声音，开始讲述自己以及与自己类似的人的故事，开始讲述自己的生活。
纵使涅克拉索夫读完《穷人》以后发出“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这样的惊叹，但文学评论家瓦列里昂·迈科夫的认识应该更为准确。在《穷人》发表的同一年，迈科夫写了《略论一八四六年的俄国文学》一文，明确指出：“果戈理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罢，表现的都是现实的社会。但果戈理主要是社会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心理诗人。对于一个人来说，个体作为某个社会或某个圈子的代表而言重要；对于另一个人来说，社会本身因其对个体的个性产生影响而言有趣。”
迈科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进入文坛时就如此精准地发现了他创作的典型特征，尤其是这种特征贯穿了作家未来的全部创作，我们不得不佩服评论家的洞察力及其眼光的预见性。而作家的这一创作特点正源于其解开人这个奥秘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