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命运难卜

在我曾祖父的手上，家里的土地已经百亩有余，达到了小康水准，但他却惹上了烟瘾。这是开支颇大的娱乐，从而不得不一块一块出卖土地以购买鸦片。加之又入了佛门，好行善，常常代人还债，用私款办公事，虽然德高望重，获乡亲捐赠的巨大匾牌，但到我祖父手上，就是一九四四年，他逝世的时候，家里只剩了十三亩土地，仅够维持生活，并还有继续衰落之势。几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家里被定为贫农，竟然成了无产阶级，祖父及父亲不但都免了种种麻烦，而且还有了一个光荣的身份。

数里之遥，我的外曾祖父胸怀财东的雄心，也打下了基础。我的外祖父尤其上进，既勤俭，又精明，经营真是有方，并总要用所得置购土地。到共和国成立之前，他已经有了六十亩旱田，六十亩水田，共一百二十亩土地。这使他顺利地戴上了一顶地主的帽子，随之一落千丈，成为剥削阶级的反动分子，不但自己要站凳接受斗争，要游街示众，而且殃及子女。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一家因丧失土地走运，一家因得到土地倒霉，显然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

李斯背井离乡，到秦国去，开始的打算也无非是改变生存环境，活得体面一点，不料随嬴政工作，竟统一了中国，从而任秦丞相。李斯长子当郡守，有一年，他回咸阳来省亲，李斯置酒于家，以示高兴。官员也多来庆贺，门外车马竟数以千计。此情此景，使李斯感到惶恐，自问他才能平庸，何以富贵成这样，并叹曰：“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赵高欲篡改秦始皇诏书，赐扶苏死，扶胡亥立，寻求李斯配合。李斯左右为难，徘徊于忠奸之间，并终于决定服从赵高。此时此刻，他流泪而叹曰：“嗟夫！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李斯为赵高所陷害，判其死。当拉他走出监狱实施腰斩之际，李斯幡然醒悟，想起了故乡的平民生活，遂问次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袁世凯也属于善于钻营的人，一生之中，屡屡摇身而变，位居要津，几乎没有失败的记录。这显然助长了他的野心，以为普天之下，唯他有佑，从而在一九一五年指示亲信策划于密室，委派党徒煽动于大街，目的是当皇帝。在玩弄了屡屡花招之后，袁世凯感到时机成熟，便接受了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再三推戴，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似乎成功。不虞山呼万岁之声刚刚平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便掀起了抵抗与讨伐的浪潮，遂不得不在惊慌之中退位。社会浪潮显然沉重打击了他，使其既生心病，又患身疾，一下就死了。

按公理，按民意，那些积大德行大道的人，是应该有好的结局的，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然。甘地为印度人从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之下独立出来，历尽艰辛，又为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和睦与合作殚精竭虑，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印度，愿望非常高尚，但一个印度人却伪装致礼，竟杀了他。拉宾在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暴易暴的胶着状态，转换思维，打算以土地换和平，使以色列得到安全，但一个犹太人却在和平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躲在暗中向他开枪。甘地与拉宾的主义，应该都是为了民众，然而他们并未得到善报。

我曾经一个人在原野行走，那种空旷与静穆的气氛，教会了我对天地的敬畏，甚至教会了我对蚂蚁和草木的敬畏，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它们与上帝之间是否保持着联系。人有命运，然而它似乎不由自己决定。世间显然有一种超越人智慧的力量，也许阅人多了，就能感觉出来。

附记：曾经有一位僧人从西藏来到西安，为教徒所崇拜，他们跟前跟后，希望得到教诲。僧人见西安处处有鸟关于笼、鸡囚于架、兔禁于箱、鱼困于缸，将成刀下菜，遂以化缘所得，购市场的禽兽，并率教徒到西安城南石砭峪水库去放生。僧人有僧人之信仰，其所做也以善为本，他们在市场所购禽兽，显然也都是幸运的禽兽，因为这些禽兽有可能躲过屠宰与锅煮。在水库坝南的田间，僧人展开毛毡，把法器及经书放在上面，一边念念有词，一边让教徒放鸟、放鸡、放兔、放鱼。不料几只鸟刚出笼便飞向水库，几只兔刚出箱也便跑向水库。水库是浩茫的，风在劲吹，鸟不到岸便无力向前，只能落入其中，兔也挣扎了一阵沉于其中。僧人猛地站起来，教徒无不大惊失色，随之站起来，看着禽兽渐渐死亡。僧人说：“罪孽太多了，罪孽太多了！”教徒皆闭着嘴，一言不发，在沉默之中似乎感到了深深的负疚。这一幕全在我目，鸟死兔亡，我开始也觉得紧张，不过我马上就有了解脱的办法。我过去告诉僧人：“不必动怒。实际上这些禽兽和人一样，各有各的命运。我觉得你和教徒已经尽心了！”是的，万物都有自己的命运，而且是难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