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和可取性

每一个分析师都知道，病人越“合作”，分析的过程就会越快、越有效。说到“合作”，我脑海里想到的不是病人出于礼貌或者体贴而接受分析师给出的任何建议；也不全指病人在意识中情愿提供关于自己的信息——大多数出于自愿来接受分析的病人迟早都会认识到并且同意：尽最大可能真诚地表达他们自己。我更多地是指这样一种自我表达：它很少听命于病人有意识的命令，就像作曲家很少能够有意识地命令自己用音乐表达感受一样。如果在内心有一些因素阻碍了他去表达，那么作曲家必将无法创作，他将徒劳而无所出。同样地，一位病人，不管他有着多么良好的合作愿望，一旦遭遇“阻抗”，也将徒劳而无所出。因此，他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时候越多，他就越能处理自己的问题，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共同的工作也越有意义。

我经常告诉我的病人们，理想的情况是，分析师只扮演向导的角色，在攀登一座难以征服的山峰的旅途中，告诉病人走哪条路会有收获而哪条路最好不要走。更准确一点，还应该再补充道：分析师这个向导自己对走哪条路也不是非常确定，因为尽管他有爬山的经验，但是他还从没有爬过特定的这座山。这种情况会使得病人的心理活动和产出能力更加令人满意。几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除了分析师的能力之外，病人的创造性活动决定了分析的长度和结果。

常常是在病人的状况仍然不佳，而分析过程却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打断或者终止的情况下，分析性治疗中病人心理活动的重要性才被揭示出来。病人和分析师都对取得的进展不满意，时间流逝，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分析；但是之后某一时刻，他们可能发现自己收获了意外的惊喜：病人获得了重大且持久的改善。如果仔细审视后没有发现他的生活环境有什么变化可以解释这一改善，那么就有理由相信这是迟来的分析效果。当然，这种滞后效应不容易解释，可能与各种各样的因素有关。可能之前的分析工作让病人有能力准确地观察自我，因而比之前更加确信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令他烦恼的倾向，或者他甚至能够发现自己内里存在的影响因素。或许也可能是，之前他把分析师的任何建议都看作是外来侵入物，而现在当这些洞察作为他自己的发现再次出现时，他能够更轻易地抓住。又或许，如果他的问题就出在他有一个固执的需要，要去超越别人、打败别人，他可能没办法把分析工作成功的满足感给予分析师，那么只有当分析师淡出视野之外，他才能够好转。最后，还必须注意的是，延迟反应也发生在许多其他情形下：有时只有在过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领会一个笑话或者一次交流中说过的话的真正含义。

这些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都提示有某些心理活动发生在病人身上，但是病人自己并不知晓，或者至少没有在意识层面下定决心努力探索过。这种心理活动，甚至是有意义导向的活动，的确发生了，我们也的确没有意识到。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会做一些有意义的梦，以及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晚上被某件工作绊住了脚，早上一觉醒来却找到了解决办法。不仅有著名的数学难题在一夜睡醒后答案浮现；还有些决策也是如此：晚上被困住了，“睡”过去了就清楚了。有时候你心中的憎恨可能白天一点都没有被觉察到，但在睡梦中却非常强烈地突破限制进入我们的意识，以至于我们会在清晨5点钟突然醒来，清楚地感受到被激怒的感觉以及相应的情绪反应。

事实上，每一位分析师都仰赖于这些潜在的心理活动来工作。这种仰赖隐含于这样的信条中：如果移除了“阻抗”，分析的进程就会令人满意。我想强调的是，这里还存在积极的方面：病人向往自由的动机越强、障碍越少，就会展现出越多富有成效的活动。但是不管是强调消极的方面（阻抗）还是强调积极的方面（动机），底层的原理是一样的：移除障碍或者激发足够的动机，病人的心理能量就会开始工作，他就会为临床提供材料，这些材料最终通向一些更深层次的领悟。

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可以向前再多走一步。既然分析师仰赖病人无意识的心理活动，那么如果病人有能力独自向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探索，这种能力可否用一种更精细复杂的方式来使用？病人能否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力和理解力来检查其自我观察结果或者自由联想？一般而言，在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存在一个分工：病人让自己的想法、情感和冲动浮现出来，而分析师用他的判断力和理解力去发现病人的用意所在。他追问病人陈述内容的正确性，他把看似不相关的材料放在一起，他就可能的意义提出建议。我说“一般而言”，是因为分析师也使用他的直觉，且病人也会将某些事情联系在一起。但是大致上，存在这样的一个分工，且这样的分工对分析过程确实有益。它让病人能够放松，仅仅表达或者记录浮现的东西。

但是两次分析之间的一天或者数天怎么办呢？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分析被打断了，出现了更长时间的停顿，该怎么办呢？为什么期待某个问题会在不经意间自己清晰起来？就没有可能鼓励病人不仅仅去详细准确地观察自己，还能运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得到一些领悟吗？就算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充满了危险和限制——这点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这些困难也不应阻止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人有没有可能自己去分析自己？

在更广阔的参照框架下来看，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值得尊敬的问题：一个人能否认识自己？令人鼓舞的是，人们一直认为这项工作尽管困难，却是可行的。然而，这种鼓舞不能带领我们走得更远，因为古人如何看待这项工作与我们如何看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我们知道，由于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这项工作比起古人能够想象的要复杂困难得多——的确，它是如此之难，以至于仅仅是严肃地提起这个问题都像是去未知的地方探险。

当今时代，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书，这些书的目的都是来帮助人们更好地与自己及他人相处。其中有一些，像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几乎没有——即使有也是很少——谈及自我认识，而是为人们怎样解决个人或者社会问题提供了多多少少还不错的经验性建议。但有一些，像大卫·西伯里的《找回你自己》，其目的绝对在于自我分析。如果说我觉得关于这个主题有必要另写一本书，那就是因为我认为，即使最好的作者，就像西伯里，也没有把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加以充分利用，因此也未能提供足够的指导[1]。此外，从诸如“轻松进行自我分析”这样的标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们没有认识到其中所涉及的繁难复杂之处。此类书中展现的这种倾向，也暗含在精神病学对人格的某些研究中。

所有这些尝试都暗示，认识自己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这是一种错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对自我认识绝对有害的错觉。走上那条所谓简单之路的人，要么会收获虚伪的装模作样，相信他们知道了关于自己的一切；要么在被第一个严重障碍阻挡后灰心丧气，倾向于认为这是很糟糕的工作，而放弃追寻真相。如果一个人认识到自我分析是一个费力的、缓慢的过程，必定时常经历痛苦和挫折，需要用尽一切可用的建设性力量，他就会知道成果从来都来之不易。

有经验的分析师绝不会轻信这种乐观主义，因为他太熟悉那些艰苦且有时令人绝望的斗争了：病人在还没有能力直截了当地面对问题时，都可能会挑起这样的斗争。有的分析师可能更倾向于另一个极端：全盘否定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他们之所以如此偏颇，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有理论依据。例如，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论据：病人只有在与分析师的关系中再次体验到他婴儿般的愿望、恐惧和依附，才能从他的问题中解放出来；留给病人自己去分析，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获得无效的、“仅仅是知识上的”见解。如果对这样的论据仔细审查——我不会在这里进行这种审查——最终归结起来就是一种怀疑：怀疑病人的动机是否足够强大，能让他自己克服散落在自我认识道路上的障碍。

我有充分的理由来强调这一点，病人想要达成某种目标的动机，在任何一种分析中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可以很稳妥地说，如果病人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分析师是没有办法带他去的。当然在分析中，病人有分析师的帮助，他的鼓励、引导可以利用，关于这一点的价值我们会在另一章中讨论。如果病人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那么动机的问题就变得很关键——的确，非常关键，连自我分析的可行性都取决于它的强度。

当然，弗洛伊德认识到，神经症问题引起的显而易见的深刻痛苦会提供这样的动机。但是显然，弗洛伊德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如果深刻的痛苦从未出现或者经过治疗消失了，那么自我分析的动机从哪里来。他认为病人对分析师的“爱”可能提供额外的动机，只要这种“爱”不是以具体的性满足为目的，而是满足于得到并利用咨询师的帮助。这听起来蛮有道理。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每一位神经症患者的爱的能力已被大大损害，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来的，多半是病人对被人喜爱和赞美的过度需求。的确有这样一些病人——我猜弗洛伊德也一定思考过他们——他们竭尽全力来取悦分析师，包括愿意多少带点不加鉴别的态度接纳所有的解释，也包括努力表现出改善。然而，这样的努力不是由对分析师的“爱”引发的，而是一种病人减轻自己潜藏的对别人恐惧的方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他应对生活的方法，因为如果要让他按照更加自力更生的方式去加入分析中，他会感到无助。因此，这种想把事情做好的动机完全取决于他和分析师的关系。一旦病人感到被拒绝或者被批评——这种类型的病人很容易会有类似感受——他会看不见自己的利益所在，精神分析的工作就变成了病人怨恨和报复的战役。这几乎比这种自我分析动机的不可靠来得更严重：分析师必须阻止。那种做什么事仅仅是因为别人期望他做而不顾自己愿望的倾向，是病人问题的一个重大根源，必须要被分析，而不是被利用。因此，弗洛伊德认识到的唯一有效的动机，就只剩下病人想要去除明显痛苦的愿望；并且这种动机，正像弗洛伊德所正确断言的，不会太持久，因为随着症状的减轻，它必定会按照适当的比例减少。

就算消除症状是分析的唯一目标，这个动机仍然可能是足够的。但这是唯一的目标吗？弗洛伊德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过他关于这些目标的观点。空谈病人应该变得能够去工作和娱乐，而病人却没有这两种能力的保障，这是没有意义的。能够完成日常规定工作，还是能够有创造力地工作？大体上能够享受性或者生活？没有回答为何而教育这个问题，而只是说分析应该完成再教育，同样也是含混不清。可能弗洛伊德并没有过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从他最早期直到最晚期的著作来看，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消除神经症症状。他所关心的人格改变，仅限于这种改变足够保证永久性地治愈症状。

因此本质上，弗洛伊德定义分析目标采用的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方式：获得“解放”。然而其他作者，也包括我自己，愿意从积极的方面构想精神分析的目标：让一个人从内心的束缚中解脱，可以自由地发展出他最好的潜能。这听起来似乎仅仅只是侧重点的不同而已，但即使只是这点不同，也足以完全改变动机这个问题。

只有当病人有了动机，且该动机足够强大，驱使他愿意去认真考虑如何发展他所拥有的所有能力，去认识自己被赋予的潜能，着手解决自己的问题，即使偶尔会经历折磨也毫不畏惧，那么从积极方面去设定目标才有现实的意义；如果有一个动机正在慢慢生长，就用最简单可行的方法培养它。

当这个问题说得如此明白之后，就会清楚地发现，这里面涉及的不只是侧重点不同的问题，因为弗洛伊德断然否定了这种自我发展愿望的存在。他甚至会嘲笑，就好像假定存在这样的愿望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主义。他指出，渴望自我发展源自一个人的“自恋”愿望，也就是说，这代表了自我膨胀和想超越他人的倾向。弗洛伊德很少只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而作出假设。基本上，他几乎总能敏锐地观察到某些东西。对于上述情况，观察结果就是，自我膨胀的倾向有时是自我发展愿望有力的推动元素。弗洛伊德拒绝承认的，只是“自恋”元素作为驱动因素这样一个事实而已。如果自我膨胀的需要被分析、被抛弃，而发展的愿望仍然保留，那么是的，它就会比之前更清晰、更有力地浮现。“自恋”元素激发愿望生长的同时，也阻碍愿望的实现。借用一个病人的话就是：“‘自恋’冲动指向发展出假自我的方向。”培养假自我总是以牺牲真自我为代价，后者会受到鄙视，充其量就像一个“穷亲戚”。我的经验是，假自我衰退得越多，就会越有兴趣投注于真自我；由于摆脱了内心的束缚，动机也会展现得越自由，越想去过一种既定条件下最饱满的生活。在我看来，似乎一个人开发其能量的愿望属于不可进一步分析的努力中的一种。

理论上，弗洛伊德对自我发展愿望的不信任和他的基本假设有关：他假设“自我”是一个软弱的代表，在本能驱力、外部世界和严峻的道德约束之间辗转腾挪。但是，我基本上认为，这两种关于分析目标的构想，表达了对于人性本质的不同哲学信念。麦克斯·奥托在他的著作中说道：“人生观最深的源泉，塑造并滋养人生观的，是对人性的信任或者不信任。如果他对人性有信心，相信凭借人性能够收获美好，他就会获得一些关于生命及世界的理念，这些理念和他的信任感是和谐一致的。缺乏信任的人也会产生与不信任感相一致的理念。”还应提及的一点是，弗洛伊德在他《梦的解析》一书中至少含蓄地承认某种程度的自我分析是可能的，因为书中他的确在分析自己的梦。考虑到他的整个理念都是在反对自我分析的可能性，这一点显得特别有意思。

但是，就算我们同意一个人会有充足的动机进行自我分析，仍然还有一个问题：一个“门外汉”，没有必要的知识，未接受必要的训练，也无经验，他能否进行自我分析？很可能有人会问，还会带着一丝严厉，我是否在暗示本书大概会有3到4个章节提供足够的替代方法来替代专家特有的技术。自然，我没有任何可能的替代方法，哪怕是类替代品，我也的确不愿意提供。那么，现在似乎陷入了僵局。但真是这样吗？通常，“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这一原则的应用，都暗含着谬误，不管表面上多么有道理。对于这个问题，最好要记住，对专业性在文化发展中的角色要给予应有的尊重，但太敬畏专业性会麻痹人的能动性。我们都太倾向于相信只有政治家才懂政治、机修工才能修好我们的卡车、训练有素的园丁才能修剪树木。当然，受过训的人会比没有受训的人完成得更快更有效，而且有很多的例子都表明，后者经常会全然失败。但是受训者和未受训者之间的鸿沟常常被夸大了。对专业性的信任很容易就变成盲目敬畏，而让人不敢尝试新的行动。

这样综合起来考虑，还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要恰当地评估自我分析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我们还必须从具体的细节处来看一看：一个专业分析师的技术装备是怎样的。首先，分析别人需要大量的心理学知识：无意识力量的本质是什么、它们的表现形式、它们为何如此有力、它们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去发掘它们。其次，需要明确的技术，技术的获得只有通过训练和经验积累：分析师必须要知道怎样和病人打交道；必须要知道并且在某种合理程度上确信，在呈现出的材料迷宫中哪些因素需要处理，而哪些需要暂时放一放。他必须已经获得了高度发展的与病人“感同身受”的能力，对心理暗流要有几乎像是第六感的敏感。最后，分析别人还需要对自己有透彻的了解。和病人一起工作时，分析师不得不带着自己的独特性和规条投身到一个陌生的世界。他有极大的危险会曲解、误导，还可能造成主动伤害——不是因为心怀恶意，而是因为粗心、无知或者自负。因此，他不但要非常熟悉他的工具和技术、可以很好地使用它们，同等重要的是，他还要厘清他与自己及与他人的关系。所有3条要求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不能满足这3个条件的人就不要去承担分析别人的责任。

这些要求并不自动成为自我分析的属性，因为分析我们自己和分析别人在某些本质点上是有所不同的。最主要的不同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所描绘的世界都不陌生；实际上，这是我们唯一真正知晓的世界。的确，一个罹患神经症的人已经与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内容隔离了，已经有了一种不去看那些隔离部分的强迫感。同样，总是存在这样的危险：他对自己很熟悉，因此对于某些显著的特征，他会太过倾向于认为那是理所当然。但是也有部分事实是：那是他的世界，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信息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他只需要观察，运用自己观察的结果去获得它们。如果他有兴趣去认识造成他困境的源头，如果他能够克服认识过程中的阻抗，那么他就可以在某些方面比一个外人更好地观察自己。毕竟，是他和他自己日夜相伴。他进行自我观察的机会，可类比于善解人意的护士，可以时不时地去待在病人身边；而分析师，每天充其量也就和病人待一个小时。分析师有更好的观察方法、有更清晰的视角进行观察并形成推理，但是护士有机会进行更广泛的观察。

这一事实构成了自我分析最重要的优势，它甚至弱化了专业分析师要求的第一条，且排除了第二条：在自我分析中，不需要像分析别人那样知道那么多心理学知识，而且我们一点也不需要那些与人打交道必备的策略技巧。自我分析最关键的困难不在这些，而在于那些阻挡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无法看清无意识力量的情感因素：主要的困难是情感上的而不是知识上的。下面的事实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当分析师分析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并不像我们之前愿意相信的那样，会比门外汉有更多优势。

那么理论上，我没有看到有什么严格的理由说明自我分析不可行。就算有很多人都深陷于自己的问题而无法分析自己；就算自我分析在速度和准确性上永远都无法接近专业的分析性治疗；就算有一些阻抗只有在外力的帮助下才能克服——所有这些仍然都不能证明，这项工作在原理上无法进行。

然而，我不会鲁莽到只从理论角度提出自我分析这个问题。我之所以有勇气提出这个问题并严肃对待它，是因为有经验表明自我分析是可能的。这些经验包括我自己的、同事告诉我的以及我的病人们的——他们在我这里的分析工作被打断期间，我鼓励他们自己对自己进行分析。这些成功的尝试都不仅仅只涉及表面性问题。实际上，他们中有些人处理的问题，通常都被认为即便是在分析师的帮助下也很难触碰的。不过他们在做这项工作时都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致力于自我分析之前都曾经被分析过，这意味着他们熟悉方法途径；而且他们从以往的经历中知道：在分析中缺少了对自己残忍无情的诚实的话，就没有什么有所帮助的结果。没有这样的先期经验，自我分析还是否能够进行、能进行到何种程度，这必须留作一个开放性问题。令人鼓舞的事实是，许多人在接受治疗之前都对自己的问题获得了准确的洞察。诚然，这些洞察还不够，但事实是，在没有先期分析经验的情况下，他们获得了洞察。

因此，倘若一个人真的有能力进行自我分析（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些内容会在后文讲到），那么自我分析的可能性简要来说就是：一个病人，当他在专业人员那里的分析出现长时间的停顿时——如因为假期、离开所在城市、工作或者自身的原因，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这在分析中经常发生——那么他可以进行自我分析。称职的分析师通常集中在几个城市，这几个城市之外可能有人会尝试自己去做主要的分析工作，偶尔见见分析师，就像例行检查；还有一些人，他们和分析师住在同一城市，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没有办法负担常规的治疗，因此也会这么做；也有人可能因为分析师提前结束了治疗而由自己继续进行下去。最后——当然这里要打上一个问号——在没有外部分析性帮助的情况下，自我分析或许是可行的。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有诸多局限的自我分析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可取的吗？没有称职的人引导，分析难道不是一件太过危险的工具吗？弗洛伊德不是就曾经把分析比作手术吗？尽管一个不合适的分析并不会像一台做坏了的手术那样害死人。

彷徨于含混不清的担忧中绝对不是建设性的出路，那么还是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自我分析可能会有什么危险。首先，很多人认为它可能会增加有害的内省。这样的反对意见以前也曾有过，现在仍经久不息，而且是针对所有分析的；但我认为应该重新讨论这一点，因为我确信，假若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指导，分析有可能会进行得更好。

担忧分析会导致一个人太过内省，这种反对意见似乎来自一种人生哲学——《波士顿故事》这本书很好地呈现了这种人生哲学——即个人或者个人的感受与挣扎丝毫不值得重视；重要的是要适应环境、服务于社区、履行职责；因此，一个人要控制自己所有的个人恐惧和愿望。自律是最高美德。在任何方面多想想自己，都被认为是自我放纵和“自私”。然而，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分析看法却强调，不止要对别人负责任，同时也要对自己负责任。因此，他们很强调一个人不可剥夺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其中包括他有权利重视自己内在的自由和自主的发展。

对于这两种哲学价值观，每个人都要作出自己的决定。如果他决定遵循前者，那么与他争辩要不要进行分析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他必然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对自己和自己的问题想太多。那么可以让他稍稍消除疑虑的是，作为分析的结果，一个人通常会变得更少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在人际交往中更加可靠；最乐观来看，他可能会有所妥协，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有价值的结果来说，内省也许是一个可商榷的方法。

内心信念与第二种哲学价值相吻合的人不会认为内省本身该受谴责。对他来说，认识自己和认识环境中的其他事物一样重要。追寻人生的真相和追寻生命中其他领域的真相一样有价值。他唯一担心的是，内省是建设性的还是徒劳无用的。我说它是建设性的，只要它是服务于一个人想要变得更好、更丰富、更坚强的这样一些愿望——只要它是负责任的努力，其终极目标是自我认识和改变。如果内省的目的在于内省本身，也就是说，如果追求内省仅仅是出于不加选择地感兴趣于自己与心理学之间有联系——为了艺术而艺术——那么就很容易退化成休斯顿·彼得森所说的“心理学狂热”。如果内省仅仅包含对于自我崇拜或者自我怜悯的沉溺、对自己束手无策的反思、空洞的自我谴责，那同样也是徒劳无益的。

那么，现在我们提出了下面这个相关问题：难道自我分析就不容易沦为那种无目标的迷思吗？从我和病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我相信这种风险不普遍，没必要考虑。似乎可以安全地假设：只有一些人，那些在与分析师的工作中也常常走进这类死胡同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风险。没有人指导，这些人会迷失于徒劳无功的迷思。但即便如此，他们自我分析的尝试虽然注定要失败，也很少造成伤害，因为不是分析让他们陷入迷思的。他们思考自己为什么肚子痛，或者思考自己的形象、思考自己做过的坏事或者别人对自己做过的坏事，或者琢磨出精巧的、漫无目的的“心理学解释”，而从未碰触到分析。对他们来说，分析被用作——或者说被滥用作——他们继续重复旧循环的挡箭牌：幻想这种绕圈圈的活动就是坦诚的自我反省。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些归于自我分析的限制而不是风险。

考虑自我分析的风险，最根本的问题是，它是否会有给个人造成确切伤害的危险。独自一人去经历这场冒险，他会不会唤起内心深藏的力量而无力应对？如果他发现了一个关键的无意识冲突，却看不到任何出路，难道不会在他身上激起深深的焦虑和无助，以至于让他抑郁或者甚至自杀吗？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必须区分暂时伤害和永久伤害。每一项分析工作都定然会出现暂时伤害，因为触碰到被压抑的内容一定会激起焦虑，只不过这些焦虑之前由于防御而有所减缓。同样，分析工作也一定会把生气和愤怒的情感推到最显著的位置，而这些情感在之前是无法被意识到的。这种冲击效应如此强烈，并不是因为分析让他认识到一些不可忍受的或者邪恶的内心倾向，而是因为分析动摇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尽管本来也岌岌可危，但还能防止个体迷失在由各种相互背离的驱动力造成的混乱里。我们会在后面讨论这些暂时性失调的本质，在这里仅仅提一提他们会出现的事实就足够了。

在分析过程中，当病人遇到这样的紊乱状况，他可能仅仅感到极度的烦躁不安或者再次依赖于旧的症状。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感到气馁。但这些挫折通常很快就能克服。一旦整合了新的洞察，这些挫折感就消失了，让位于更有说服力的感觉，觉得之前其实已经取得了进步。挫折感是一个人重新定位生活时必不可少的冲击和疼痛，它们包含在每一个建设性的过程当中。

正是在这些内部改变发生的时候，病人会特别想要得到分析师的帮助。但是我们其实想当然地认为，这一整体过程有了专业的帮助就会更容易些。我们担心一个人可能没有能力独自跨越这些挫折，因此会被永久性地伤害。或者，当感觉到基础被动摇了，他可能会做出一些绝望的事，比如危险驾驶、不计后果的赌博、破坏自己的工作，或者试图自杀。

在我观察过的自我分析个案中，这样不幸的结果还从未出现过。但是这些观察还太过有限，不足以形成任何有说服力的统计结论；例如，我不能说，这种不幸发生的概率是百分之一。但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危险少之又少，可以忽略不计。对每一例分析的观察都显示出：病人很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尚无能力获得的洞察所伤害。如果给出的解释对他们来说太过威胁到自身安全，他们会有意识地拒绝接受；或者会忘记，或者不把解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或者通过辩论而避开它，或者就简单地厌恶它，认为它是不公平的评判。

我们可以毫无问题地假设：这些自我保护的力量在自我分析中同样发挥作用。一个人在尝试自我分析时，可能就简单到不会去做那些会带来自己尚不能忍受之洞察的自我观察；或者他对观察结果的解释可能会错过本质要点；或者，他仅仅只把它看作自己的缺点，而想赶快从表面上端正态度，从而关闭了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大门。因此在自我分析中，真实的危险要比专业分析中少，因为病人凭直觉就知道要避开什么；而一个专业的分析师，即使很敏感也可能犯错，给病人一个还不够成熟的解决方案。由于太过于想避开问题，这里的危险还是徒劳无功，而并非确定的伤害。

如果一个人真的修通了一些曾经深深困扰自己的问题，获得了洞察，我相信以下几点思考值得我们信赖。第一点是，发现真相不只是令人困扰，同时也能让人获得自由。一切真相所固有的这种解放性力量，会从一开始就紧随着令人困扰的影响而来。如果修通了，被解放的感觉立即就会产生。而且，即便令人困扰的影响仍占优势，发现自身的真相也仍然暗含着找到出路的曙光；即使还看不清楚这一点，也会凭直觉感到，因此会产生前行的力量。

第二点思考是，即使真相让人非常恐慌，这也是一种有益的恐慌。如果一个人认识到他一直隐秘地被自我破坏所驱使，他对这种驱动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这比起让它悄悄地发挥作用要少很多危险。认识到这种自我破坏驱动会让人惊恐，但必定会动员起相反的自我保护力量，如果他还有一点生的愿望的话。而且，如果没有足够的生的愿望，这个人无论如何都会崩溃掉，不管有没有分析。用更积极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思考就是：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勇气去发现关于自身那令人不愉快的真相，那么他就可以安全地信任自己有勇气变得更坚强，足以带领自己修通问题。他已经走了那么远，这一简单的事实会提示他，解决自己问题的意愿如此强大，足以防止自己崩溃。但是在自我分析中，从开始与问题搏斗到解决问题到最后的整合，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实际上分析中令人担忧的困扰，很少只是因为做出的解释在当时没有被正确理解而产生。更常见的是，这些令人不安的进展状态的真正源头，藏身于这样的事实：解释或者分析情境整体激起了直接指向分析师的恨意。这样的恨意，如果被挡在意识之外而不能被表达，就会强化已存在的自我破坏倾向，那么让自己散成碎片就可能变成报复分析师的一条途径。

如果一个人完全独自面对某个令人苦恼的洞察，那么基本上除了独自战斗然后修通之外，别无他法。或者更谨慎地来说，通过责任外化于他人来回避洞察的诱惑就减少了。谨慎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把自己的不足责任外化给他人的倾向无论如何都很强烈的话，可能在自我分析中当他一旦发现自己的缺点，也会突然暴怒起来，倘若他还没有接受自己必须为自己负责这样的观点。

那么我想，自我分析是可行的，其造成确定伤害的风险是相当轻微的。当然，它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从本质上讲或多或少还有些严重；简单来说，其严重程度包括从分析失败到拉长分析过程；自我分析可能要花长得多的时间去抓住一个问题并解决它。但是，相对于这些缺点，还有很多毋庸置疑的因素让自我分析值得期许。首先，有之前提到的明显的外部因素。自我分析对那些因为经济、时间或者居住地原因而不能进行常规治疗的人来说，是可取的。甚至对于那些正在接受治疗的人来说，如果在两次分析的间隙，以及在每次分析中鼓励他们有勇气积极而独立地对他们自己进行分析，也会大大缩短治疗进程。

但是，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那些有能力进行自我分析的人也必然会有所收获。这些收获与精神更加契合，更无形但并不虚幻。这些收获可以总结为：增强了内在力量，因此也增强了自信。每一个成功的分析都会增加自信，但完全凭借自己的主动性，靠着自己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毅力开疆拓土，定会有额外的收获。分析中的这种效果也适用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自己发现一条登山的路，比起走别人的老路，会带给人更有力量的感觉——尽管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结局也相同。这样的成就不只带给人无可非议的自豪感，同时也带给人基础坚实的自信感，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困境，即使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也不会迷茫。

注释

[1]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民意中的民主》一书第四章“了解你自己”中指出了自由联想对自我认识的价值所在。但是因为这本书主要是在讲另一个主题，所以他并没有讨论与自我分析这个问题相关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