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新结构经济学是最好的选择[1]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在第二届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的宣讲会上与各位同学交流两个问题：一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为什么要办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二是为什么到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来就读会是各位修经济学学士学位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要办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

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到学校来学习，选择经济学专业，是为了学习经济学理论，学习理论的目的又是什么？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学习经济学的同学在本科社会科学领域中人数最多，到目前为止学的理论都来自英美等发达国家，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以期实现民富国强，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到现在为止尚无按照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制定政策实现成功追赶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经济体，它们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

最明显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渐进的、双轨的方式来推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时国际上认为中国采取的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而且，有理论模型证明用这种方式转型，中国的经济会比推行计划经济时还要糟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转型的国家不只有中国，苏联以及东欧、拉丁美洲、非洲的很多国家也在转型，当时国际上的看法是，要想转型成功，应该一下子把市场经济所需的各种制度一次安排到位，以市场化实现价格由市场决定，以私有化实现产权明晰，以财政预算平衡实现稳定宏观经济，这些政策措施一环扣一环。

关于经济学家的一个笑话是：拿一个问题问 5 个经济学家，会得到 6 个答案，而且谁也不能说服谁。不过，1992 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当了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拉里·萨默斯写了一篇文章说，出乎意料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怎么转型，整个经济学界竟然有一个共识，就是前面讲的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这个共识非常有说服力，所以苏联以及东欧、拉丁美洲、非洲国家的转型，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结果这些国家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危机不断。在转型中能够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只有中国、越南、柬埔寨这几个国家，再早一点还有一个非洲小国毛里求斯，这些国家采用的都是当时被认为一定会把国家带向崩溃、停滞的渐进方式。

不仅转型是这样，在发展上也是如此。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为了指导这些发展中国家，从主流经济学中分出了发展经济学这个子学科。当时的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实现民富国强，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一样高，生产力水平就应该和发达国家一样高。生产力水平怎么才能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发展的产业、采用的技术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要和发达国家一样强，则必须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强的国防产业，国防产业都是先进的产业。所以，为了实现民富国强，必须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产业。但是，那些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不能靠市场自发地发展起来，据此认为存在市场失灵。既然有市场失灵，政府就应该发挥作用，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发展现代化产业。

上述理论非常有说服力，所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以后按照当时国际上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这些国家确实建立起了一些现代化产业，但是建起来以后，经济就停滞了，危机不断。

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开始追求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是传统的、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当时的理论来看，这样的发展战略完全是错误的。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化产业，生产力水平那么高，而发展中国家发展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那么低，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回过头来看，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的就是那几个在50 年代和 60 年代采取了被当时的理论认为是错误政策的经济体。

各位到大学来读书、学理论，现在学的理论在认识世界上非常有力，例如，在发展上，认为发达国家有先进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没有，所以发展中国家落后，道理很清楚；在转型上，则认为发达国家有完善的市场制度，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得太多，产权不明晰，等等，所以资源配置效率低、腐败盛行，道理也很清楚。但是，这些理论在改造世界上总是不成功。为什么呢？

后来我想明白了，原因是现在大学里学的理论都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一般是来自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像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分工理论是对 15 世纪以来英国和欧洲大陆发展经验的总结，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对英国国际贸易经验的总结，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则是对欧美工业革命以后经验的总结。另外一个理论来源是解决当前的问题，例如凯恩斯的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理论。20 世纪 30 年代，按照当时的自由市场理论解决不了经济大萧条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凯恩斯提出了以政府主导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创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

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的钟睿煊同学做了一个非常到位的描述，世界是复杂的，理论是简约的。在理论模型里通常只有一个因变量导致一个果变量，这样的因果逻辑就是理论。但是，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里，社会经济变量是成千上万的，所以经济学家在形成理论的时候，实际上有两个过程：一是抽象的过程，即从这些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找一个关键的因变量放在模型里；二是舍象的过程，即其他的变量不放在模型里，暂时放在一边不讨论。这些被舍象的变量其实就变成了理论的暗含前提。如果暗含前提发生关键性变化，原来的理论就不再适用。就像从亚当·斯密以后，一直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上盛行的是自由市场理论，这个理论其实有一个暗含前提，即市场供需是平衡的，如果有一个冲击，突然间需求增加，价格就会上涨，然后需求就会减少，生产就会增加，市场就会自发恢复均衡，所以政府可以放任不管。如果需求受到外生冲击突然下降，同样的道理，市场会自动恢复均衡。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20 世纪 30 年代，市场为什么没能恢复均衡？原因是 30%的人失业了，失业者没有收入，价格下降不会增加需求。有工作、有收入的人，因为不知道明年是不是还有工作，所以也不会增加需求。在这样的状况下，市场就不能自动恢复均衡。

也就是说，原来凯恩斯之前的自由市场理论，虽然没有明着写，但其实都暗含了市场本身是均衡的这一前提。暗含前提变了，原来的理论就失去作用了。如果理论的暗含前提变了，在发达国家就不适用，也就是说，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不能做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发展中国家的前提条件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各种产业的条件、制度安排也不一样，所以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所以，将发达国家的理论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可以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但是真的按那样的理论去采取行动，一般不能起作用。

我1987 年从美国回来，是改革开放后把完整的、现代的、先进的西方经济学引进中国的“始作俑者”之一，但是在工作中，我不断地发现用这些学来的理论在中国实践，出发点非常好，可产生的结果和理论的预期不一样。怎样才能让学的理论、教的理论能够真正帮助我自己，也帮助同学们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呢？

现在的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制度、文化作为前提的，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制度安排、历史文化传统是不一样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结构是不一样的。现在的理论基本上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暗含的结构，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结构是有差异的。这种结构差异对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是有影响的，而且这种差异，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是内生的。我将这种认识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研究方向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

为什么要办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就我个人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老师来说，是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想和各位分享一个能帮助各位更好地实现“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相统一的理论。

为什么到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来就读会是各位最好的选择

各位也许会说，对于一个现象，经济学家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经济学界那么多老师、国外那么多经济学家并不见得接受新结构经济学，我为什么要来学习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要参加本科实验班？

我想各位未来可能成为经济学家，也可能成为政治家，或是到企业去从事实务工作，成为企业家。随着中国的壮大、国家影响力的提升，各位也可能到国际机构去领导国际合作、国际发展。不管各位从事什么行业，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帮助各位做最好的准备，让各位做任何事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还可以帮助各位成为各自行业里的佼佼者。

比如，要成为经济学家，需要发表论文，且发表的论文要想有贡献，必须有原创性。你们可以先学习现在的主流理论，掌握了它以后，再看看多数经济学家怎么做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普遍在拿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对照自己的国家，有的写文章讲自己的国家有什么问题，有的拿自己国家的数据来检验发达国家的理论为什么正确。这样的文章能发表，但是这样的文章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基本没有贡献。

如果各位来学习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国的现象和问题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会提醒各位，中国的结构和发达国家的结构不一样，这种差异不仅有影响，而且是有原因的，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帮助各位找出原因来。按照这个方式做研究，就可以提出很多和现在主流理论不一样的新看法、新见解，就会有新的理论贡献。

我1995年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写了一篇祝贺文章，倡导以规范的方法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指出这样的成果会对经济学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因而可以产生国际影响。在这篇文章里，我还提出一个论断：21 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 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为什么我那时候能做出那样的论断呢？因为正如我前面讲的，任何理论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因果逻辑，而且通常是越简单越好。既然是越简单越好，那么为什么说某个理论是大的理论、重要的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是大师，其他的理论就不重要，其他的理论提出者就不是大师呢？

其实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其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现象。经济学是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后才从哲学中分出来变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从亚当·斯密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凯恩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也有，但数量很少。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时候工业革命刚刚开始，从那时候一直到一战，英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发生在英国的现象是最重要的现象，英国的经济学家在解释现象上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所以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一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二战以后，美国成了世界经济中心，了解美国的现象，美国的经济学家同样“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各位生在一个好的时代，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在2030 年左右，中国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你们从大学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开始要做研究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了，到你们 50 岁时，正好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时候，我相信届时的中国经济规模至少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各位要抓住时代给你们的机遇，不能拿西方那套理论来看中国，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中国的结构特性，了解中国结构产生的原因，也就是要用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做研究。这样做研究有可能让各位成长为有创新性贡献的经济学家。在你们当中如果一些人抓住了大问题，就会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经济学大师。

如果你们想从政，我再讲个故事。2019 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莫斯科大学在莫斯科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苏联东欧转型 30 年、中国转型 40 年的国际研讨会。在那场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主旨演讲，谈中国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取得的成绩。代表俄罗斯来做主旨演讲的格拉济耶夫教授是在俄罗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政治家，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任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当时的系主任则是盖达尔，两位教授当时都是 30 多岁。在叶利钦时代，两人受到重用，盖达尔担任副总理，后来当了代总理，格拉济耶夫则担任经济部部长，两人联手推动了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我们经常说是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去给俄罗斯当顾问，俄罗斯才推动了“休克疗法”。其实不然，这是由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如格拉济耶夫和盖达尔推动的，他们在大学里教书，根据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写了大量文章解释计划经济为什么不行，他们认为就是因为政府干预得太多，而俄罗斯要强起来，就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产权必须是私有的、明晰的，政府除了保持预算平衡、维持宏观稳定，其他的事不应该干预，这些观点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1991 年叶利钦上台后就重用这两位三十几岁的杰出经济学家，给他们这样的政治舞台以“休克疗法”去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

在这场研讨会上，格拉济耶夫提到，当时他们确实相信“休克疗法”是让俄罗斯强盛的唯一办法，但是他也说，经过这 30年的实践，以及与中国的对比，他认为中国当时走的道路是对的，是他们把俄罗斯的经济带上了歧途。

现在我们只是最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没有最终实现，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还有很多问题。如果各位将来从政，用主流理论来分析这些问题，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要想解决它们，必须抓住中国的各种结构特性，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样才能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能够帮助各位客观分析中国问题的理论框架只有一个，那就是新结构经济学。但你们去看看关于其他的理论的书，哪一本介绍的不是从西方引进的理论？假设你们要当政治家，该读什么书？

各位也许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抱负，就想过个好日子，到金融机构去，到企业去。那我可以再讲一个故事。自从 1988 年把中国转型的结构问题想清楚以后，我就经常做各种演讲，演讲的主要观点和我 1994 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脉相承。在《中国的奇迹》里，我做了一个论断，如果中国能按照当时被认为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也就是渐进的、双轨的这种方式来改革的话，中国会保持稳定，而且会快速发展，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5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而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到 2030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1994 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02年，中国年均GDP才超过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进入低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各种场合做报告，谈中国未来的展望，别的经济学家也会做报告，他们一般拿现有的理论来看中国，然后会发现各种问题，认为不解决那些问题中国就不行，就我一个人讲中国的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什么条件，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方式来改，中国会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并为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创造条件。近十多年我去做报告时经常会有朋友来打招呼，说 20 年前就听过我的报告，如果当时听了，按照我的预测去投资，现在自己就如何如何成功了，但是当时觉得我太乐观，没有听我的，现在感到非常后悔。当然，偶尔会有一两位朋友来感谢我，说当时自己正在犹豫，但是听了我那一席话，坚定了投资的信念，这些年做得很好。你们如果将来做企业，同样需要经常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需要认识世界，根据认识来做决策。同样地，新结构经济学会给你们在认识问题、做决策方面提供一个更客观、更接地气的参考。

各位将来如果到国际机构去工作，同样应该学新结构经济学。最近中国庆祝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中国改革开放后有 8 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过去 40 年在全世界脱贫上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如果把中国这 8 亿摆脱绝对贫困的人刨除掉，世界贫困人口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

二战以后成立了很多国际发展机构，像我曾供职的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其他各个地区的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发达国家也挺慷慨的，我出版了一本名为《超越发展援助》的书，根据里面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达到了 4.7 万亿美元。援助的钱很多，但是世界贫困人口没减少，为什么？就像我前面讲的，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去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制定政策，出发点很好，但是效果很差。

新结构经济学这套理论来自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这套理论的暗含前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一致，而且这套理论也会帮助各位去认识其他发展中国家，分析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更好地帮助它们解决问题。

我自己从到世界银行上任开始，一直在帮助非洲国家、中亚国家，甚至帮助像波兰这样的发达国家去制定发展政策。那些国家的问题从主流理论来分析，可以说得很清楚，但开出的药方从来都是出发点很好，结果很令人失望。而我开的这个药方基本都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各位将来到国际机构去工作，不要只是有好心，还要干好事，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让各位成为这些国际发展机构中干好事的中坚力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实现繁荣。

实现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知成一体”

我在宣讲会上抱着“负日之暄，人莫知之”的心情讲了这么多话。时代给各位在各个领域提供了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机遇，我希望各位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我期盼各位加入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来学习、深化、应用新结构经济学，践行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知成一体”的宗旨。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在“知”的方面很有力，但是在“行”的方面经常事与愿违。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讲求知成一体，这是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讲的是道德哲学，要忠于国家、孝顺父母，知道了、去做了就是忠与孝，所以行了就是成了。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如果拿西方的理论直接来用，则很可能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死”，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让各位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好世界”的统一，所以是“知成一体”，是社会科学版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谢谢各位！

[1] 本文根据林毅夫 2021 年 4 月 9 日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招生宣讲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