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这个机场

机场一隅

2006年4月30日上午7点，我在机场入境大厅拥挤的人群中紧握行李推车把手，准备搭乘这天早上的第一班飞机。这个场景我再熟悉不过了：几百个旅客，有人拉着行李箱，有人扛着箱子，有人背着背包，有人抱着小孩，在长长的值机柜台前排成一条条长龙，身穿航空公司制服的地勤人员站在柜台后面看着计算机屏幕。人群中夹杂着一些穿制服的人，如飞行员、空乘人员、行李安检员等。两个警察站在人群中颇为醒目——也许他们站在这里只是要让人知道这里有警察，安检员用X射线机检查行李，值机人员为托运的行李贴上标签，行李搬运工则忙着把行李放到输送带上，希望所有的行李都能准确无误地送往飞机货舱。值机柜台的正对面是一排商店，卖报纸和快餐。我还看到墙上的时钟、公用电话、自动取款机和通往上一个楼层的自动扶梯。当然，从航站楼的窗户望出去，我可以看到飞机在跑道上列队。

柜台地勤人员盯着计算机屏幕，敲打着键盘，时而从刷卡终端机打印信用卡签单。排队的人站在等候线的后方，有的在开着玩笑闲聊，有的在耐心等候，有的等得不耐烦了，有的在跟朋友打招呼。轮到我的时候，我递出我的飞行旅程表给一个未曾谋面的柜台人员。我想，自此之后我或许不会再遇见她。她给了我一张登机牌，让我得以飞到几百英里外的一个地方。我不曾去过那里，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住在那里的人，但他们应该能允许我踏上他们的土地。

对来自美国、欧洲或亚洲的旅客而言，尽管他们曾见过相似的场景，但这个机场给他们的印象特别新鲜且独特——除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外国游客，这个大厅里的人清一色是新几内亚人。外国人还会注意到机场柜台插的国旗不是星条旗，而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旗——上面有红、金、黑三色，左下方的黑色三角形里有南十字星座图案，右上方的红色三角形里则有只金色的天堂鸟。航空公司的标志上写的也不是美国航空或英国航空，而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航空。机场屏幕显示的目的地也颇具异国风情，如瓦佩纳曼达、戈罗卡、基科里、孔迪亚瓦、威瓦克。

这个机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了解一点儿新几内亚历史的人都不免为眼前看到的这一幕所震慑、感动。我初次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在1964年，那时这里仍是澳大利亚统治的领地。旧地重游，我不免想起澳大利亚人在1931年“发现”新几内亚高地时拍摄的照片——约有100万个新几内亚村民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那些高地人几千年来一直与世隔绝，初次见到白人，不由得以惊恐的目光盯着这些外来者（见图1~2）。2006年，我在莫尔斯比港机场，当地人的面孔一张张映入我的眼帘——旅客、柜台人员和飞行员等，我发觉这些人的面孔和那些老照片上的脸很像。我身旁的人当然不是照片中的人，但他们的五官就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想，这些人或许是那些高地人的子孙。

2006年我在莫尔斯比港机场看到的那一幕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它与1931年澳大利亚人拍的“第一次接触”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服装。1931年，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居民几乎一丝不挂，顶多围着草裙、背着网袋或是插着鸟羽头饰。但2006年的新几内亚人的穿着打扮就跟西方人没什么两样，他们穿着衬衫、裤子、裙子、短裤，有的还戴着棒球帽。不过是一两代人的光景，新几内亚高地人已走出石器时代来到现代机场大厅，学会写字、使用计算机，甚至开飞机。这些人当中有些或许是他们部落里最早学会识字、写字的人。我在机场从一对祖孙的身影中瞥见这样的代沟：穿着飞行员制服的年轻人牵着老人的手。年轻人解释说，那个老人是他的爷爷，今天是爷爷第一次搭乘飞机。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神情正如1931年拍摄的那些照片中的人。

熟悉新几内亚历史的人稍微观察一下，不仅会发现1931年的人穿草裙，2006年的人的穿着已像西方人，还能看出这两个时代间更大的差异。1931年的新几内亚社会缺的不仅是工厂大量生产的衣服，还有所有西方科技产品，如时钟、手机、信用卡、电梯和飞机。更重要的是，在1931年，新几内亚高地人没有文字、金属、货币、学校，也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要不是新几内亚在近代蜕变，我们或许无法相信一个没有文字的石器时代社会，会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脱胎换骨，跻身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

如果你熟悉新几内亚的历史，又有敏锐的观察力，就会注意到2006年莫尔斯比港机场的场景与1931年澳大利亚人拍的新几内亚高地还有其他差异。在2006年的场景中，老人看起来比较多，但很少来自新几内亚高地的传统社会。第一次来到新几内亚的西方人乍看之下，会认为机场大厅的那些新几内亚人是“纯种族群”，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卷发且皮肤黝黑（见图1~4、图6~7）。其实，他们是“混合族群”，拥有不同的面部特征：来自南方海岸的低地人大都是高个子，胡子稀疏，脸比较狭长；高地人很多是矮个子，胡子茂密，脸比较宽；小岛岛民和北方海岸低地人的面部特征则有点儿像亚洲人。在1931年，你不可能同时遇见高地人和来自南北海岸的低地人。在那个时代，只有同一种族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如果你是语言学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的机场竖起耳朵听当地人说话，那么应该可以辨识几十种语言。它们各属不同的语族：有些是声调语言，就像汉语，字音有一定的高低起伏；有些属南岛语族，有简单的音节和子音；有些属巴布亚诸语言，是非声调语言。如果你在1931年碰到一群新几内亚人，那么你也许可以听到几种语言，但不会像现在这样听到几十种语言。2006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机场值机柜台，使用最多的语言是英语和巴布亚皮钦语。很多旅客都用这两种语言交谈。但在1931年的新几内亚高地，每个区域的人只说当地的语言。

你还可以从1931年和2006年的这两个场景中发现一个微妙的差异。在2006年，有些新几内亚人的体态和一般美国人很像，也就是挺着啤酒肚的大胖子。但在75年前拍摄的照片里，你可看不到胖子：每个新几内亚人都很精瘦，肌肉线条鲜明（见图1）。如果我有机会和那些机场旅客的医生谈谈，再参考现代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公共卫生统计数据，就可得知当地罹患糖尿病的人数有增多的趋势，多半是肥胖引起的。近年来，高血压、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的病例也有不少，但在30年前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些都是前所未闻的。

另一个差异在西方现代人的眼里或许根本没什么。2006年聚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机场大厅的那群人大都未曾见过彼此，这些陌生人不会一见面就打起来。这在1931年的新几内亚高地是无法想象的事。当地人看到陌生人都会提高警惕，认为他们是危险人物，因此可能会把陌生人杀掉。在2006年的机场大厅，虽然有两个警察在维持秩序，但大家一般都很自制，也很放松，认为陌生人不会攻击自己。他们了解自己身处法治社会，如果发生口角或演变成暴力事件，警察和士兵就将随即而至。但在1931年，警察和政府还没出现。在现代西方世界，我们将自由旅行视为理所当然，机场大厅的旅客可以飞到瓦佩纳曼达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任何一个地区，不需要任何通行证，但是以前可不是这样。在1931年，任何生于戈罗卡的新几内亚人都不能到西边107英里以外的瓦佩纳曼达。如果你是戈罗卡人，想要往西到瓦佩纳曼达，那么只要一离开家，10英里之内就可能被当成陌生人杀掉。如今，我却飞了约7 000英里，从洛杉矶飞到莫尔斯比港——单单这趟旅程已经比一个传统新几内亚高地人一辈子能走的路多上几百倍。

总而言之，这些差异表明，新几内亚高地这75年来的转变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几千年来的发展。对新几内亚人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变化甚至更快。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朋友告诉我，我见到他们的10年前，他们还在打造石斧，参加传统部落战役。到了今天，上述提到的现代科技，如金属、文字、机器、飞机、警察和政府，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们遇见陌生人不会害怕，知道其他族群的存在，也知道现在胖子很多。但就人类史而言，这些现代人类社会的特征是近来才出现的。自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各自踏上演化之路后的600万年间，人类社会大部分时间就没有铁之类的东西。直到1.1万年前，这些现代社会的特征才在世界的某些地区萌芽。

因此，如果我们把新几内亚这75年来的发展放在人类演化的600万年漫漫长河中，那么从某些层面来看，新几内亚犹如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人类社会的昨天。世界其他地区虽然也有这样的转变，但开始得较早，而且非常缓慢。然而，“缓慢”是相对的：即使是在最早出现这些转变的地区，由于转变时间不到1.1万年，与600万年相比，也是短如一瞬。基本上，人类社会近来已经出现非常深刻且快速的转变。

为何研究传统社会

为什么传统社会具有吸引人的魔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人情味。从某些层面来看，传统社会的人对我们而言似乎很熟悉，也很容易了解；但从其他层面来看，他们又和我们大不相同，宛如另一个世界的人，让人难以理解。1964年，我初次踏上新几内亚，那年我才26岁。新几内亚人的样貌令我瞠目：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像美国人，不但使用的语言不同，穿着和行为也大相径庭。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我不断回到这个地方，前后有数十次之多，每次停留1~5个月，至今我已走遍新几内亚及其邻近岛屿。我和当地人成为朋友，原来的新奇感也渐渐消失。我们常常天南地北地闲聊、说笑，对孩子、性、食物、运动等话题都很感兴趣。我们的种种情绪也会互相感染，如愤怒、恐惧、悲伤、轻松或狂喜。即使是他们的语言，也没我原本想象的那么陌生、困难。如果我们熟悉的主要语言是主旋律，他们的语言就是变奏曲。虽然我在新几内亚学到的第一种语言佛尔语（Fore）和印欧语系无关，词汇也和我熟悉的语言完全不同，但佛尔语的动词形态和德语很像，双重代词像斯洛文尼亚语，后置词像芬兰语，表达远近的三个指示副词“这里、近处的那里、远处的那里”则像拉丁语。

但我被这些相似点误导。当我渐渐熟悉这里时，我想：“世界上的人基本上都一样。”我后来才发现我错了，我们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例如，我的新几内亚友人计数东西，不是用手指一个个数，就是用画，不像西方人用抽象的数字；他们择偶的方式、对待父母和教养子女的方式也和西方人不同；他们对危险的看法不同，对友谊的定义也和西方人不同。这些异同就像万花筒，让西方人目眩神迷。

关注传统社会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依然保存着我们祖先在几万年前的生活方式。今日社会有这样的面貌都是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塑造出来的。人类直到约1.1万年前才从狩猎—采集生活转为农耕生活，最早的铁制工具大约在7 000年前出现，而最早的国家和文字则大约在5 400年前诞生。翻开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几乎都停留在传统社会的阶段，直到近来才变成现代社会。我们吃的大部分是从商场购买的农产品，用不着每天到野外狩猎、采集；使用的多是金属器具，很少是石制、木制或骨制工具。国家、法庭、警察、军队、阅读、书写等也都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但这些都是近来才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新东西，今天全世界仍有数十亿人或多或少延续着传统生活方式。

现代工业社会之中依然可见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子。在发达国家的乡间，人们还是利用传统的、非正式的机制来解决很多纷争，而不是上法庭打官司。我在蒙大拿山谷观察到了这一点，每到夏天我总会和妻子、孩子一起去那里度假。大城市里的帮派如有争端，也不会叫警察来帮忙处理，而是利用协商、补偿、恐吓、打斗等传统手段。我的欧洲朋友有些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小村子里长大的，他们所形容的童年生活就像新几内亚村落里的小孩的生活：所有的村民都互相熟识，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也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村民与附近村子的人结婚，终其一生都围绕着这个村子生活。只有在世界大战那几年，年轻人才离开家乡到外地打仗。村子里卷入纷争的人最后总是可以重修旧好，即使心中仍有不满，也只能忍耐，因为他们必须在此地终老。也就是说，昨日世界并非完全被今日的新世界取代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依然可在今日世界中发现昨日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们为何必须了解昨日世界。

读者一路读下去将发现，传统社会的文化习俗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多元。从这些文化习俗的种种表现来看，现代社会的文化标准远远偏离了传统标准，而且倾向极端。例如，与现代工业社会相比较，有些传统社会对待老年人非常残酷，有些则比较懂得敬老尊贤，让老年人安享晚年。以这两个极端而言，现代工业社会更倾向前者。然而心理学家研究人类的本质、寻找通则之时，取样却极其狭隘，失之偏颇。以2008年一篇发表在顶尖心理学期刊上的研究报告为例，该报告研究的受试者有96%来自西方工业国家（北美国家、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以色列），其中来自美国的就占68%，而这其中多达80%皆为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大学生。这些学生何以能代表他们所处的社会？正如学者约瑟夫·亨里奇、斯蒂芬·海涅与阿拉·洛伦萨扬所言，我们对人类心理学的了解大抵基于某一群受试者。这些受试者共同的特征为：西方人（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来自工业国家（Industrialized）、富有（Rich），以及生活在民主社会（Democratic）。这几个特征的英文首字母凑起来，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单词，也就是“WEIRD”（怪异）。的确，从世界文化差异的标准来看，这群受试者实在怪异。因为在很多采样来自全世界不同族群的文化现象研究中，这些受试者显然是离群值。学者取样研究的现象包括视觉感知、公平、合作、处罚、生物推理、空间定向、分析与整理推理、道德推理、服从的动机、选择以及自我概念。因此，要想对所谓人类的本质有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就必须大幅扩大研究样本以覆盖整个传统社会，而不是只局限于美国心理学系的大学生。

社会学家或许可从他们对传统社会的研究中得到一些有学术价值的结论。至于其他人，则可从实用价值出发，向传统社会学习。传统社会实际上体现了建构人类社会的数千种自然实验。面对问题，传统社会的人曾想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和西方现代社会采取的解决之道大异其趣。我们将发现，传统社会的人的一些做法甚至让我们啧啧称奇，没想到他们也有胜过发达国家之处。他们自有一套养育儿女和对待老人的办法，知道如何保持健康，掌握说话的艺术，也懂得享受余暇、解决争端。我们自诩为科学昌明的现代人，但我们的身体和行为在某些方面仍停留在进化和适应阶段，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所谓见贤思齐，传统社会有些地方或许值得我们学习。对此，一些人早已尝试，并且证明我们可以过得更健康、更快乐。

然而我们也不能走极端，对过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回到单纯的原始世界。传统社会仍有许多层面是我们不乐见的，如杀婴，抛弃或杀害老年人，时常面临饥荒，天灾频发，传染病肆虐，常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不时提心吊胆害怕遭受攻击。传统社会有些做法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但同时也提醒我们珍惜现代社会具备的优点，它们并非理所当然。

国家

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要比以国家或政府为主的现代社会更多变。我们对传统社会的一些特征觉得陌生，为了了解这些特征，且让我们将自己熟悉的国家特征作为起点。

现代国家的人口少则数十万，一般都有几百万或几千万，像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人口更是多达10亿以上。人口最少的现代国家，如太平洋岛国瑙鲁和图瓦卢，人口也都超过1万。（梵蒂冈只有1 000人左右，也算一个主权国家，位于罗马西北角的高地上，以梵蒂冈古城墙作为国界。梵蒂冈居民日常所需完全仰赖进口。）在古代，国家的人口为几万到几百万。我们可从庞大的人口得知国家如何供养这些人民、如何组织他们，以及这些国家如何存活。所有的国家主要是以生产的食物（农业和畜牧业）来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而非仰赖狩猎与采集。以栽种作物和畜牧作为生产手段，人们在庭院、田地或牧场里种满最高产的作物，饲养最有用的牲畜，就能获得更多的食物。如果在森林狩猎动物、采集可食的植物，所得的食物就非常有限，无法养活庞大的人口。因此，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总数不可能多到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在任何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农业高度机械化，务农的人只有2%。其余的人口忙着从事别的行业（如管理、制造或贸易），他们所需的粮食不是由自己生产的，而是由农民生产、供给的。

由于国家人口数量庞大，大多数人互不相识。即使是在图瓦卢这种只有1万多人的小国，一个人也不可能认识全国所有的人，更不用说人口多达14亿的中国了。因此，国家需要警察、法律、道德规范使境内的陌生人不会因为不可避免的偶遇而经常爆发争斗。而在小型社会中，由于人人彼此认识，便无须设立警察、法律和道德规范约束机制，以便解决陌生人彼此的争端。

一旦一个社会已发展到1万人以上，如有重大决策，就不可能把每一个人找来，让大家坐着面对面商量，人人都得以发表意见。数目庞大的人口需要领导者来做出决策，需要管理者来执行决策，也需要官员来监督决策和法律的执行。或许有些读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向往没有国家或政府管制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梦是不切实际的：你必须寻找一个愿意接纳你的游群或部落。由于游群或部落里的人都互相认识，便不需要国王、总统或官员。

我们将在下文见到一些人口众多、需要一般官员治理的传统社会，但国家的人口数目远超过这样的社会，而且需要具有不同专业才能的官员各司其职。现代国家的人民往往觉得某些官员的行为令人恼怒，但国家要运作，还是离不开这样的人。一国的法令多如牛毛，加上人口众多，只有一种类型的官员将无法监督所有法规的执行。国家需要的官员包括税务员、机动车检验员、警察、法官、餐厅卫生检查员等。国家的每一个行政机关都只有一种类型的官员，这种官员有很多，分属不同层级。以美国税务机关为例，税务代理人负责审核你的纳税申报表，如果你不同意该代理人的报告，就可向其主任申诉，主任的上面有各区或各州的局长、税务局局长。（其实，真正的架构要复杂得多，但为了简明起见，这里只列出几个层级。）卡夫卡在《城堡》（The Castle）这本小说中，以哈布斯堡王朝为原型，虚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员体系。小说的主人公为了进入城堡，在和这些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受尽各种刁难，还是不得进入。我睡前读了这本书，总不免做噩梦，梦见自己和不可理喻的官员缠斗。想必所有的读者也曾有这种不愉快的经历。这就是我们生活在现代国家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官员，国家就无法运作。即使是乌托邦也少不了官员。

关于国家，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平等。以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言，并非人人平等，即使是在最平等的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国家也不例外。任何国家不可避免地只能由少数政治领导人来制定法律规章，绝大多数的平民只能服从。人民的经济角色（如农民、门卫、律师、政治人物和店员等）也大不相同，有些人的钱比较多，有些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人试图消除社会不平等，如马克思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提倡生产与分配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这些努力尚未成功。

在人类社会得以生产粮食（公元前9000年前后）之前，国家是不存在的。直到经历上千年的积累，粮食大量生产，能够供养数量庞大的人口，而且人口需要一个权力核心来治理，国家才渐渐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大约在公元前3400年出现在肥沃新月地带，在之后的1 000年里，国家也陆续出现在中国、墨西哥、安第斯山脉、马达加斯加等地。到今天，展开世界地图，你会发现除了南极，整个地球就像拼图一样，由大大小小的国家组成。即使是南极洲，目前也有7个国家对其提出主权要求，且主张的范围存在重叠。

传统社会的形态

公元前3400年以前，这个地球上还没有任何国家。直到最近，在世界上某些大范围的地区，也还有人不知国家为何物，他们只有简单的政治体系，过着传统社会的生活。传统社会与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这两者的差别就是本书的主题。我们要怎么看待传统社会的各种不同形态呢？

虽然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跨文化的规律。我们发现所有的人类社会至少在4个方面存在相关趋势：人口数量、生计、政治集权以及社会的阶层划分。随着人口数量日益庞大、人口密度逐渐增加，只有高效且大规模地生产粮食等必需品，才能满足人民所需。这意味着食物大都来自村里的农民，而不是来自游牧或狩猎，也不是靠采集就够的。现代国家以集约灌溉系统、密集的人力与农业机械使每一亩田都得以生产更多的粮食。政治决策则愈加倾向中央，由领导人来决定，不再是由一小群狩猎—采集者面对面讨论。传统社会的狩猎—采集族群人人相对平等，没有阶层划分，到了中央集权的大型现代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则变得非常显著。

这些关联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以规模相当的社会而言，就土地的集约利用、政治集权的程度和社会的阶层划分这几方面，有些社会进展比较快，有些则比较慢。由于人类社会的形态具有多样性，每一个社会从人口、生计、政治与社会等趋势来看，各有不同的表现，我们不得不用一个简便的表示法。我们面对的问题正如发展心理学家讨论个人的差异。尽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还是可以根据年龄做一些区分，如3岁的孩子有很多地方都不同于24岁的成年人。但年龄是个不可分割的连续变化，从“3岁”成长到“6岁”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明显界限。即使是同龄人也有很多差异。为了应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发展心理学家只好采用一些简便的分类，把人分为“婴儿”“幼儿”“儿童”“少年”“青年”等。当然，这样的分类是不完美的，但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权宜之计。

社会科学家也用类似的分类法研究人类社会，但他们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社会的变迁是可逆的，而年龄的变化不可逆。农村居民可能因为干旱改为狩猎—采集，但4岁的小孩绝不可能变回3岁。尽管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认为人可依年龄大致区分为婴儿、儿童、青少年、成人，社会科学家也用各种不同的分类描述传统社会，但有些科学家还是不赞同使用任何分类法。在本书中，有时我采用埃尔曼·瑟维斯的分类法，根据人口数量、政治集权和社会的阶层划分将人类社会分成四大类，即游群（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国家（state）。虽然这样的分类至今已使用了至少50年，其间也不断有人提议用其他分类，但瑟维斯的分类依然最简单明了：他只分成4类，因此其比较好记，如果多达7类，那就难记了，而且他使用简短的单词，而非冗长的词组。但请记住，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多变，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分类法来讨论。此后，我们就不再赘述这种分类法的问题了。

最小、最简单的传统社会（也就是瑟维斯所说的“游群”）只有几十个人，成员多来自一个或几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如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和堂/表兄弟姐妹）。大多数狩猎—采集者和一些在田地耕作的农民一般组成小群体住在人烟稀少之地。游群的成员很少，因此互相熟识，如果是大伙儿的事，就都能面对面一起讨论，无需政治领袖，也没有经济分工。社会科学家也许会用相对平等和民主描述这样的游群生活：成员之间没有财富多寡之别（毕竟每个人拥有的东西都很少），也没有人享有比较大的政治权力，也许只是能力和个性有别，然而由于游群中有什么都互相分享，那些差异也就算不上什么了。

如果我们从考古学的证据来判断，从几万年前开始，特别是1.1万年前，人类的社会组织或许就都是这样的游群。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扩展势力，尤其是在哥伦布初次远航（1492年）后，才接触欧洲人以外的族群，发现国家以外的社会形态。那时，澳大利亚、北极、没有农业的沙漠区、美洲丛林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有游群的足迹。本书将经常讨论到这些游群社会，包括非洲卡拉哈迪沙漠的昆族（!Kung）、南美洲的阿切族（Ache）和西里奥诺印第安人（Siriono Indian）、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岛人、赤道非洲丛林的俾格米人以及秘鲁的马奇根加人。上述游群除了马奇根加人会种植作物，其他都过着（或曾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游群继续发展至人口多达数百，就变成另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形态（也就是瑟维斯所谓的“部落”）。在部落中，每一个人还能认识其他所有的人。例如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200个学生，学生和老师都说得出其他人的名字，但我太太就读的高中有几千个学生，他们就不可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一个由几百人组成的社会意味着其中有几十个家庭，分属几个氏族，氏族之间可能联姻。因为人数比游群多，部落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养活所有的人，所以部落的人通常是农民或牧民或者二者兼之，但在自然资源特别丰足的环境中，也可能靠狩猎—采集生活（如日本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和北美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通常定居于田园、牧场或渔区附近的村落。然而中亚的游牧民族和其他部落民族则逐水草而居，也就是依季节变化在不同海拔间迁移放牧。

从其他层面来看，部落和大型游群依然有相似之处。例如，每个人的地位大抵是平等的，没有什么经济分工，政治领导力薄弱，没有官僚组织，以及决策时多采用面对面沟通的方式。我曾在新几内亚村落中看到过好几百人坐在地上一起开会，每个人都可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达成一致决策。有些部落有所谓的“大人物”，但他们并非强势的领导人，他们靠说服力和个人魅力使人信服，而非借由权威使人臣服。例如本书第三章将提到的，新几内亚达尼族（Dani）有个领导人叫古特卢（Gutelu），族人表面上假装服从古特卢，最后还是和他唱反调，发动种族屠杀，破坏了古特卢和其政治盟友的关系。考古学家根据某些地区的房舍和聚落遗迹推测部落组织至少可追溯到1.3万年前。目前，新几内亚和亚马孙地区仍有原住民部落。本书讨论的部落社会包括阿拉斯加的伊努皮亚特人（Iñupiat）、南美的雅诺马莫印第安人（Yanomamo Indian）、阿富汗的吉尔吉斯人、新不列颠岛的卡乌龙族（Kaulong）和新几内亚的达尼族、达尔比族（Daribi）与佛尔族。

部落组织进一步变得复杂即成为酋邦，酋邦人口多达数千。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分工初现雏形，粮食生产力提高，人们也有储存余粮的能力，得以供养不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如酋长及其亲属和官员。因此，酋邦人民已采用定居的生活方式，居住在村镇和小村庄中，有储存粮食之所，大多数人从事粮食生产（农业和畜牧），只有几个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区的人们仍以狩猎—采集为生，如佛罗里达的卡鲁萨人（Calusa）和南加利福尼亚州海岸的丘马什人（Chumash）。

在一个人口多达数千的社会，一个人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人，这几千个人也不可能一起面对面开会。因此，酋长将面对两个新的问题——相比之下，人数较少的游群或部落领导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首先，同一个酋邦里的人必须能够互相辨识，以免被误认为外来侵略者而引发争斗。因此，同样的意识形态、政治认同和宗教认同在酋邦中就成为辨识敌我的关键。这些通常来自地位崇高如神明的酋长。其次，作为大家公认的领导人，酋长具有权威，有做决策以及运用武力的权力，而且必须想办法保护酋邦的人民，让他们不至于因为互不认识而自相残杀。辅佐酋长的则是一般官员，即原始官僚，他们没有职责分工，举凡收税、解决争端及其他林林总总的行政事宜都在他们的职责之内，不像国家有税务员、法官和餐厅卫生检查员等。（在科学文献中，由酋长领导的传统社会皆精准地被称为“酋邦”，但本书和大多数的通俗作品一样称之为“部落”，如北美印第安部落其实是指酋邦。）

酋邦在经济上有一项创新，也就是所谓的“再分配经济”：人民不直接交易，而是贡献粮食和劳动力给酋长，酋长再将其重新分配给为他服务的战士、祭司和工匠等人。再分配就是最早的税收制度，政治组织由此才得以运作。有些食物贡品也会分配给人民。酋长有照顾人民的责任，饥荒时就会发放粮食给人民。此外，为酋长兴建石碑和灌溉沟渠等工程的人民也可分得食物。除了这些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创新，酋邦还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即社会的不平等。部落常会分成好几个支系，但在酋长地位世袭制酋邦之中，只有酋长及其家族在社会这个金字塔组织的顶端，社会底层则是平民和奴隶，在酋长和奴隶之间，可能还有8个阶层之多（如波利尼西亚的夏威夷原住民）。阶级越高者，得到的粮食、房屋、华服和装饰品就越多。

我们可从考古学证据，如石碑或是坟墓中陪葬品的分布情况来辨识酋邦：酋长及其亲属和官员的一些墓穴较为大型，且陪葬品很多，还有绿松石、祭祀的马匹等奢侈品，与平民的小而朴实的墓穴形成鲜明对比。考古学家根据这些证据推论酋邦约兴起于公元前5500年。在近代国家体制大兴之前，酋邦遍布各地，包括波利尼西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北美东部和西南部的肥沃地区、中美和南美（墨西哥与安第斯国家控制的地区除外）。本书讨论的酋邦包括在新几内亚迈鲁（Mailu）岛和特罗布里恩（Trobriand）群岛上的人民以及北美卡鲁萨印第安人和丘马什印第安人。约从公元前3400年开始，由于人口压力渐增，酋邦不得不借由征服和吞并取得更多的资源，于是演变成国家。国家通常包含不同的族群，有层层的官僚组织和常备军，经济分工更细，出现了城镇化。这种种改变使国家这种社会形态逐渐普遍，至今已席卷全球。

如果社会科学家能乘坐时光机回到公元前9000年，他们将会发现地球上都是狩猎—采集者，他们过着游群的生活，有些可能已形成部落。这些远古的居民没有金属工具、文字，也没有中央集权政府或经济分工。如果这些社会学家接着回到15世纪考察，即欧洲人开始向外扩张之时，他们就会发现整个澳大利亚大陆都是狩猎—采集族群，人们依然过着游群或部落生活。但在这时，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北非、印度尼西亚西部一些较大的岛屿、安第斯山脉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墨西哥和西非的部分地区已分属不同国家。安第斯山脉之外的南美洲、整个北美洲、新几内亚、北极和太平洋岛屿则还有很多游群、部落和酋邦。如今，除了南极洲，世界各地几乎都由国家管控。到20世纪，唯有新几内亚和亚马孙仍有为数庞大、不识国家为何物的社会。

由于人口数量增加、政治组织趋向复杂，加上精耕细作，人类社会逐渐由游群发展为国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见到其他并行的趋势，例如对金属工具的依赖渐增、科技复杂化、经济分工细化、文字系统化、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以及战争和宗教的改变（详见第三、第四、第九章的讨论）。请注意，人类社会从游群发展到国家，不是线性的，不是不可逆转的，也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是如此。上述趋势，特别是人口渐增、中央集权、科技和武器的进步，是国家得以征服传统社会的主因。传统社会的居民因此遭到奴役、驱逐，甚至灭绝。到了现代，游群和部落（如卡拉哈迪沙漠的昆族、赤道非洲雨林区的俾格米族、亚马孙盆地偏远处的美洲原住民和新几内亚的新几内亚人）只能退居到难以到达、落后的地区。

为何在哥伦布1492年横越大西洋之时，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形态有那么大的差异？有些族群（特别是欧亚人）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下生活，已有文字、金属工具、精耕农业和常备军。相比之下，还有很多族群看不到上述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像澳大利亚原住民、昆族、非洲的俾格米族，这些人仍然和公元前9000年的老祖宗一样过着原始的生活。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惊人的地区差异？

过去很多人认为这种地区差异反映出不同族群智商、体格与职业道德的不同。现代还有不少人抱持这种看法。根据这种信念，欧洲人智商比较高、体格高大、认真进取，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新几内亚人和其他现代的游群和部落中的人则比较愚笨、原始，而且生性懒惰。其实，关于上述体质差异，目前尚无可供参考的证据。如果以现代的游群和部落科技落后、政治组织简单、生活方式原始，就断言这些族群智能低下、体格不良、性格低劣，可谓一种荒诞的循环论证。

反之，要解开现代世界社会形态差异之谜，我们必须从地理环境的差异着手。我们已知，粮食生产的进步（农牧业的兴起）促使人口增加，形成政治集权和社会分层。然而，野生动植物中能被改良或驯化，变成作物和家畜的物种实在不多。世界何其广大，只有6个很小的地区拥有这些可被改良或驯化的物种。这些地区的居民因而得以赢在起跑点，粮食生产拔得头筹，有余粮，人口逐渐增加，科技进步，进而形成国家政府的体制。正如我在以前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所讨论的，这些差异可以解释欧洲人的势力为何得以扩张到全世界，也就是拥有住在肥沃新月地带的地利，进而拥有最有价值且可以驯化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昆族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则没有这样的优势。目前仍生活于传统社会中的居民就体质而言其实与其他现代人无异，只是居住地区可供改良或驯化的动植物种类极少，否则他们也能过着现代化、舒适的生活。

研究途径、原因探究与数据源

我们在前文中从人口总数、人口密度、获取食物的方式和环境角度系统地讨论传统社会的差异。虽然我们可借此发现几个比较显著的趋势，但如果我们以为可从物质条件来预测一个社会的情况，那就错了。试以法、德两国人民的文化和政治差异为例，这种差异显然并非两国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的。因为以全世界环境变化的标准来看，这两国环境的差异并不明显。

学者曾采用几种研究方法来了解社会之间的差异。虽然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助于了解某些差异，但难以用来解读其他现象。第一种研究方法就是前面讨论过的，从演化的角度切入，研究不同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社会之间的重要差异，以及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相近的社会有何共同特点，或是推论（有时则是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结论）一个社会在变大或变小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还有一种研究方法与演化研究相关，也就是从适应学派的角度切入，认为一个社会的某些特征是不断适应的结果，使社会在一定情况（如特殊的物质条件、地理和社会环境，以及特定的人口总数和人口密度）下更有效地运作。像是人口总数超过几千的社会必须有领导人，另外，为了供养领导人，大型社会必须具有生产余粮的能力。我们可从这种研究方法中归纳出一些结论，也可从生存条件和环境的角度来解释一个社会的变化。

第二种研究方法和前述恰恰相反，即认为每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特殊的历史，其文化信仰与习俗大抵是独立变量，不是受环境支配的结果。在无数的例子中，我要提出的是卡乌龙族的一个习俗。卡乌龙族也是本书将讨论到的一个族群。这个例子非常极端、令人震撼，而且完全和当地的物质条件没有任何关联。卡乌龙族住在新几内亚东边的新不列颠岛南部的流域，这个地区共有几十个小规模的原住民族群。以前，如果一个卡乌龙族男人死了，遗孀就会把她的兄弟叫来，要他们将她勒死。因此，她不是被谋杀的，也不是被族人强迫而死的。事实上，这是耳濡目染的结果：所有的卡乌龙族女人从小到大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在丈夫死后尾随而去，一旦自己成了遗孀，也就自然而然跟着走上这条黄泉路。遗孀的兄弟即使不忍，也得完成这项庄严的任务。如果遗孀没有兄弟，就嘱托其子成全此事。她就这样认命地坐在地上，由家人将她勒死。

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认为卡乌龙族遗孀的殉夫有益于社会，此举也无益于长远的“基因利益”。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家也看不出卡乌龙族遗孀殉夫对环境有何帮助。她们的死并不会使新不列颠岛的南部优于北部、东部或西部。除了与卡乌龙族为邻的森森族（Sengseng），不管在新不列颠岛还是新几内亚，我都没听说过其他族群有这样的习俗。似乎卡乌龙族遗孀这么做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质，只存在于新不列颠岛的那个区域，原因已不可考，最后或许会因为社会间的物竞天择（例如，新不列颠岛其他没有这种习俗的社会比卡乌龙族具有优势）而消除。然而这种令人不解的习俗还是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们与外界有了接触，才在压力之下于1957年前后废除了这样的习俗。熟悉其他社会的人都可以想出诸如此类的习俗，只是不像卡乌龙族遗孀殉夫那么极端。这样的特质对社会没有明显的利益，甚至可能损害社会，而且显然不是当地环境造成的。

第三种了解社会差异的途径，是辨识分布范围广阔的文化信仰或习俗。这些文化信仰或习俗在一地流传久远，但是显然与当地环境无关。我们熟悉的例子包括欧洲几乎处处可见的一神教和非声调语言，以及与之相反的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多神教和声调语言。虽然我们对每个地区宗教和语言的根源和发展已有一定的认识，但我仍不解为何声调语言在欧洲这样的环境无法流行，也不知为何中国和东南亚不是适合一神教发展的沃土。到目前为止，我还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语言与其他文化信仰及习俗的传播可能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向外扩张的同时把文化带过去，如欧洲人向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不但使欧洲的语言外传，也在当地建立欧洲式的社会；二是人们主动采纳其他地区的文化信仰和习俗，如现代日本人穿西装而美国人吃寿司，但西方人并未统治过日本，美国也不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此外，有关问题的剖析，本书会不断出现两种解释：一种是近因，另一种则是终极因。且让我们想象下面的情境，以了解这两种原因的区别。有对结婚20年的夫妻因婚姻濒临破裂而求助于心理治疗师。治疗师问道：“你们既然结婚20年了，为什么突然想离婚？”丈夫说：“她用一个很重的玻璃瓶狠狠地打了我的脸。我无法跟这种女人一起生活。”妻子承认她出手打人，这是两人婚姻破裂的“原因”（即“近因”）。然而治疗师知道无风不起浪，美满婚姻应该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暴力攻击事件，于是探询更深一层的原因。妻子说：“他一再出轨，我忍无可忍，才拿玻璃瓶打他。他的外遇就是我们婚姻破裂‘真正的原因’（即‘终极因’）。”丈夫承认他的确有外遇，但治疗师想知道为什么他会去找其他女人。如果一个男人婚姻美满，就应该不会出轨。丈夫说：“我老婆是个冷漠、自私的女人。我和所有正常的男人一样需要爱情与慰藉，而她不能给我，我就去找其他女人了。这就是我们婚姻破裂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这对夫妻接受长期治疗，治疗师就会深入探究妻子的成长过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变成一个冷漠、自私的人（如果丈夫的指控为真）。但就治疗师已经知道的情况，大多数的因果关系包含多个原因链，环环相扣，有些是近因，有些则是终极因。我们将在本书中碰到很多这样的原因链。例如，部落战争（见第四章）的近因或许是一个部落的甲从另一个部落的乙那里偷了一头猪。但甲说，这头猪是乙欠他的（乙的表哥向甲的父亲买猪，猪到手了，却没付钱）。至于部落战争的终极因则是旱灾、资源匮乏和人口压力使两个部落都没有足够的猪供给族人。

以上就是学者研究人类社会差异的几种比较普遍的方法。至于学者如何得知传统社会的情况，一般而言我们的数据源大致可分为四大类，每一类都有其优缺点。第一类是本书最重要的数据源，也就是由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家或生物学家深入传统社会探访，或和当地人共同生活，以研究某个主题。然而科学家要想进入这样的社会，必须等到当地的原住民族群被某个国家征服或控制之后，也就是已受“安抚教化”，或是该传统社会因外来传染病而人数变得很少，不会攻击外人。这样的社会因遭外敌或传染病的入侵，已和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

第二类来自对当地不识字的原住民的采访，利用口述史重建几个世代之前的社会样貌，梳理传统社会在现代的改变。第三类也是利用口述史重建传统社会在现代科学家造访前的原始面貌，区别在于通过探险家、商人、政府派驻到当地的巡逻官和通晓当地语言的传教士等人的描述，了解西方人和传统社会初次接触的情况。虽然这些描述或史料可能杂乱无章、数量不多，也不如科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那样严谨，但其优点是呈现了部落社会的原始面貌，而非西方势力入侵后的样子。要研究没有文字且未与西方观察者接触过的古老社会，就只有一个方式——通过考古挖掘，这就是第四类。我们可借此重建一个未与现代社会接触或受其影响的文化，缺点是无法探究一些细节（如人名或动机），也不一定能以考古遗址出土的文物推断当时的社会情况。

一本主题宏大的小书

本书主题希望涵盖人类文化所有层面，以及近1.1万年在地球上出现的所有族群。然而，鉴于主题庞大，如要面面俱到，此书恐将厚达2 397页——这么厚的书大概没有人想读。因此，我只能挑选一些主题和社会来讨论，以利阅读。我希望能引发读者对本书未涉及的主题和社会产生兴趣，进而阅读其他杰作。

至于本书主题，我选择了9个，分11章进行讨论，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传统社会。其中有两个主题——危机应对与子女教养，我们可参考传统社会的做法，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我曾深入传统社会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就这两个层面而言，我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决策已深受他们的影响。

关于另外三个主题，即如何对待老人、语言多样性以及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传统社会也有一些可供我们借鉴之处，不但可供个人参考，而且可供我们的社会在制定政策时借鉴。至于和平解决争端这个主题，比起个人，对社会整体应该更具参考价值。就书中探讨的主题而言，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学习或采用另一个社会的做法并不简单。例如，你很欣赏某个传统社会教养子女的做法，因此打算采用这一方法教养自己的孩子，你将发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此举可谓困难重重。

至于宗教，我想没有任何人或社会因为本书的讨论（第九章）而信仰某个部落的宗教。然而，我想大多数人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曾思索宗教的问题。凡是正在思索这个问题的读者，应该有兴趣了解在人类史上宗教对不同社会的意义。最后，我们可从关于战争的两章了解传统社会的做法，进而明了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带给我们的益处。（这个主题其实非常复杂，请勿因为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或堑壕战而大动肝火，也别对战争抱有成见，认为国家战争不可能有任何益处。）

当然，本书难免遗漏许多对人类社会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的主题，如艺术、认知、合作行为、烹饪、舞蹈、两性关系、亲属体系、语言对知觉和思维的影响（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文学、婚姻、音乐和性行为等。我必须再度说明，本书实难呈现人类社会的全貌，只能选择几个主题来论述。至于其他主题，请参看其他专著。

至于所讨论的社会，本书同样因篇幅有限无法纳入全世界的小型传统社会。我决定把重点放在以小型农业或狩猎—采集为生的游群或部落，酋邦或早期国家的部分则相对较少，因为前者与我们的现代社会差距较大，对比鲜明，我们能从中学到更多。我在书中引用的例子多来自几十个传统社会（见图3、图8~18）。我希望读者能根据这些例子和描述建构出一个完整而细致入微的图像，以了解一个社会的不同层面，如教养子女之道、如何对待老人、如何面对危险、解决争端等如何兼容。

有些读者也许会觉得本书的例子偏重新几内亚及邻近的太平洋岛屿。这部分是因为这个区域是我最熟悉的，我花了最多的时间研究这个地方，还因为新几内亚呈现的人类文化极其多样。全世界约有7 000种语言，新几内亚即有1 000种语言。在这里看得到最多的传统社会，即使到了现代，这些社会依然不受国家政府的管控，直到最近才受到其影响。新几内亚人仍过着原始、传统的生活，如狩猎—采集、航海、将低地的西米推广到高地种植，社会人数少则几十，多则可达20万。同时，本书也会深入讨论其他学者对各大陆人类社会的观察。

本书概览

本书共分为5部分，包含11章和尾声。第一部分只有第一章。我在这一章为后文的发展架设舞台，解释传统社会如何划分地盘——或是像现代国家划定清楚的界线，互不侵犯；或是采取比较有弹性、互惠的做法，如相邻的社会基于某种目的让对方使用自己的土地。无论如何，传统社会的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将见到的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亲友，第二种是敌人，这两种人都是他们认识或可辨识的人，第三种则是陌生人（这种人很可能被视为敌人）。一般而言，传统社会的人只知道自己的家乡，对遥远的地方一无所知。

第二部分包含三个论述如何解决争端的章节。在没有中央政治及司法机关管制的情况下，传统小型社会只能用两种方式解决争端。与现代社会相比，一种方式较为和平，另一种则较为暴力。我在第二章以一个新几内亚的孩子意外被公共汽车撞死的事件为例，来解说孩子的父母和肇事司机及其同事在几天之内即达成和解，谈妥补偿的条件。这种补偿的目的并非断定谁是谁非，而是使小型社会的人得以和平相处，毕竟日后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与传统社会这种解决争端的方式相比，现代社会的法律审理过程费时，原告和被告双方有如仇人，日后也不会再碰面，诉讼的目的是判定谁是谁非，而不是修复人际关系。此外，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不一定和受害者休戚与共。对国家而言，司法体系是必要的，然而传统社会解决争端的某些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如果小型社会的争端无法和平解决，那么由于没有司法的干预，就可能演变成暴力事件或战争。在没有强势政治人物领导、每个人都可动武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复仇，冤冤相报，最后就会陷入不断杀戮的恶性循环。我将在简短的第三章中，以新几内亚高地西部达尼族之间的争斗来说明传统社会的战争。篇幅较长的第四章则描述世界各地传统社会的战事，以了解它们的冲突和厮杀是否符合“战争”的定义，并探讨为何传统社会交战死亡率会那么高，它们的战争和国家的战争又有什么不同，以及为什么某些族群特别好战。

本书第三部分包含两章，讨论的是人生的两端：童年（第五章）与老年（第六章）。传统社会教养子女的方式非常多元，比起现代社会，有的更为严厉，有的则更放任。然而，我们可从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规律。无可讳言，传统社会的有些做法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有些做法还是让读者赞赏的，让人思索是否有可能与自己的教养方式加以融合。

至于如何对待老人（第六章），有些传统社会特别是人们居无定所或是生存环境恶劣的社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抛弃老人或杀害他们。然而，还有一些传统社会的老人甚至比大多数西方社会的老人过得更好。这些差别的背后有几个影响因素，包括环境条件、老人是否有权力、老人能否发挥长处以及社会的价值观和规则。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类平均寿命大大延长、老人对社会的用处减少，老人的悲剧与日俱增。这方面也许我们可向一些传统社会学习，看如何让我们的老人过得更好、更有尊严。

第四部分包含两章，讨论的是危险和对危险的反应。一开始（第七章），我描述了我在新几内亚三度陷入险境的经过。当地的朋友教我如何面对这样的危险。我很欣赏这些传统社会面对危险的态度，并称之为“有益的神经质”。传统社会认为很多小事件或细微的征兆虽然不见得会带来大灾难，但也许会在人的一生中出现几千次，如果我们不予理会，那么最后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因此送命。他们认为很多“事故”不是随机出现的，也不是运气不好才会碰上的，事出必有因，因此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第八章描述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人会碰到的几种危险，以及他们应对的方式。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人对危险的感知和反应都不够理性。

最后的第五部分则有三章，分别论及有关人类生活的三个主题，即宗教、语言多样性和健康。第九章讨论的是宗教这种独特的人类现象。这一章会紧接在讨论危险的第七、第八两章之后，是因为危险也许和宗教的起源有关。宗教信仰非常普遍，几乎可见于每一个人类社会，这意味着宗教具备可满足人类所需的某些功能。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宗教的功能也有了改变。我们不禁好奇，在未来的几十年，宗教有哪些功能可能会变得更强大。

语言（第十章）也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语言就是其中之一。以大多数小型狩猎—采集社会而言，一种语言的平均使用人数只有数百到数千，在这种社会中，其实有不少人经常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现代美国人常认为多种语言会阻碍儿童的语言学习并使移民不易同化，因而不鼓励多种语言的学习。然而，根据最近的研究，学习多种语言的人对获取毕生的认知能力是有帮助的。然而，从今日的语言发展趋势来看，语言消失的速度很快，不到100年，世界上95%的语言将消失。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就像多语主义一样存在许多争议：不少人赞成这个世界只剩几种普及的语言，然而有一些人指出语言多样性可为社会和个人带来好处。

最后一章（第十一章）讨论的主题与今天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现代社会人们常见的死因不是传染病，而是糖尿病、高血压、中风、心肌梗死、癌症等。传统社会的人以前很少患这些病，甚至没听说过这些疾病，直到近一二十年受到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才开始患这些病。显然，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具有导致这些疾病的风险因子，如果我们设法减少这些风险因子，也许就有可能避免死于上述常见疾病。我将以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为例。在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下，这两种疾病的基因也许是有好处的，然而对于过着西方社会生活的人却可能变成健康的杀手。基于这样的事实，很多人决心调整生活方式，因此得以延年益寿、提高生活质量。我们死于这样的疾病，其实是我们自找的。

本书从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机场出发，在尾声回到洛杉矶机场。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待了几个月，直到飞机降落在洛杉矶机场，我的心还在新几内亚，之后我才慢慢回过神来，知道自己回到家了。尽管洛杉矶和新几内亚丛林有着天壤之别，但昨日世界的种种并未消失，仍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会之中。人类社会的大转变始于1.1万年前，但新几内亚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几十年前才开始有所改变，至于新几内亚和亚马孙盆地少数仍未与外界接触的蛮荒之地，则和远古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在现代社会成长、生活的我们，总把今日便利、舒适的生活方式视为理所当然，即使有机会到传统社会所在的地区旅行，也只是走马观花，除了一些刻板印象，难以看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差异。为了了解这些差异，我在书中列举了一些朋友的体验。这些人有的是美国人，有的是新几内亚人或非洲人，他们在传统社会成长，直到青少年或成年之后才到西方社会定居。我的朋友梅格·泰勒夫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在新几内亚高地长大，因身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驻美大使和世界银行副总裁在美国待了很多年。

传统社会代表几千年来建构人类生活的自然实验。这些实验都是不可能重复的。我们无法将今天的社会重新设计，几十年后再来观察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只能观察已经实验过的社会，并学习它们的经验。当然传统社会不见得样样都可成为我们的模范，看到不好的地方时，也许我们该庆幸我们的社会没有这样的缺点。至于让我们羡慕的方面，我们也许可以好好想想如何效仿。例如我们羡慕传统社会没有与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在争端解决、子女教养、对待老人、对危险的警觉和多种语言的使用等方面，传统社会也都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常令我有大开眼界之感。我希望借由本书与各位读者分享这种感动。除了感动，各位也可以想想，他们既然做得到，我们不妨也试试看，说不定个人甚至整个社会都能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