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以苦难为发条的奇异的果实——论巴列霍的诗

巴列霍（César Vallejo，1892—1938）是20世纪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之一。46岁去世，他写下的诗作总共不过两百五十首左右，与后他出生的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相较，显然不算多产，但这些诗作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一颗受苦的灵魂漂泊、挣扎，挖掘内在自我与探索人性秘密的过程。在20世纪所有使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诗人当中，巴列霍可以说是最具独创性的一位，这不仅因为他在技巧上对传统的语言进行革命性的突破，并且因为他的诗在内涵上有着丰富、热烈的情感。他的诗有时读来颇有难度，甚至让人不得其门而入，但它们却都是有血有泪、最真实而奇异的经验之诗。

巴列霍出生于秘鲁北部的圣地亚哥—德丘科（Santiago de Chuco），一个位于高山区靠近特鲁希略（Trujillo）的小镇。巴列霍的父亲和母亲皆为西班牙后裔与印第安女人所生。巴列霍的家庭算是中产阶级，并不富有，但在家中11个孩子中排行最末的巴列霍还是上了特鲁希略大学，并曾短期就读于首都利马的圣马尔科斯大学。他最初的一些诗写于大学时期，1918年，这些诗结集成《黑色的使者》（Los heraldos negros）一书出版。1920年，他在家乡被捕，罪名是“纵火、伤害、企图杀人、抢劫以及暴动”。这些罪名虽然未经证实，但巴列霍还是坐了112天的牢。这次经验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为巴列霍的人生观和创作带来重大的影响。他第二本诗集《Trilce》（Trilce，1922）里一些最好、最复杂的诗即是在狱中写成的。1923年，他来到巴黎，至死不曾离开欧洲，生活始终贫苦。

1928年和1929年，巴列霍两度访问苏联，1930年，因参与共产党活动被逐出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及30年代开始的几年间，巴列霍在政治激情的驱使下写了一些小说跟剧本，但都非成功之作，因为其中带有太多的教诲跟政治宣传。1933年，巴列霍从西班牙回到巴黎，迨西班牙内战爆发（1936）又前往西班牙，访问了共和军的领区，并且参加国际作家会议。之后他又回到巴黎为共和军出力，此时的他已是病魔缠身。1938年，他病逝于巴黎。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巴列霍再度狂热地写诗，这些作品一直到他死后才被出版。他于1937年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写成的一组诗，在1940年以《西班牙，求你叫这杯离开我》（España，aparta de mí este cáliz）为标题在墨西哥出版。他的其他诗作，共95首，则收于《人类的诗》（Poemas humanos）一书，于1939年在巴黎出版。这本诗集包含了巴列霍最感人的一些诗篇，在疾病与那个时代经济萧条的阴影笼罩下，他以丰沛而旺盛的创作力写出了人类面对死亡时的荒谬姿态，以及于非理性社会中求生的困境。

1.《黑色的使者》

从第一本诗集起，巴列霍即企图写现代人。一开始他的诗仍不出现代主义者（Modernista）的形式与语汇，《黑色的使者》里有一组关于印第安人的诗——“帝国的乡愁”（Nostalgias imperiales）——使人想起乌拉圭诗人埃雷拉·雷西格（Julio Herrera y Reissig，1875—1910）的十四行诗。在这些诗里，巴列霍描绘出一个田园风的圣地亚哥—德丘科，充满圣经式的伤感，找不到一丝迫害感或者种族与政治的歧视；与现代主义者一样，他用了许多基督教（此处指包括天主教等在内的广义的基督宗教体系）的词汇——弥撒、钉死于十字架、基督——来表现个人的激情与苦闷。即便如此，巴列霍在第一本诗集里已然写出一些独创性极强且戏剧性十足的诗篇，藉由客观的情境隐喻内在的冲突和情感。譬如《蜘蛛》（La araña）一诗，受伤的蜘蛛躺在石头边缘动弹不得，眼睛与腿一样地无助：

那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它的肚子不能

跟随它的头。

而我想到了它的眼睛，

它无数只的脚：

而我为这个旅行者大感悲痛！

但这只蜘蛛的挣扎让我们联想到人类的困境——在许多时候，头脑与智能因无法合一而软弱无力。

在另一首著名的《同志爱》（Ágape——爱餐，原始基督教的餐礼）中，罪恶感与疏离感经由诗人对走过门外的路人们渴切的询问而变得戏剧化：

今天没有人来问我问题；

今天下午，没有人来向我问任何东西。

我一朵坟头的花也没看到，

在这样快乐的光的行列里。

原谅我，上帝：我死得多么少啊。

今天下午，每一个，每一个走过的人

都不曾停下来问我任何东西。

而我不知道他们忘记了什么东西

错误地留在我的手里，像什么陌生的东西。

我跑到门外，

对他们大叫：

如果你们掉了什么东西，在这里啊！

因为在今生所有的下午里，

我不知道他们当着我的面把什么门砰一声关上，

而某个陌生的东西抓着我的灵魂。

今天没有人走过来：

而在今天，今天下午，我死得多么少啊。

当诗人看着人们走过他身旁而不来问他或同他沟通的时候，他感觉到一种空虚的苦恼。那些在“光的行列里”走过的人是快乐的，而门内的诗人却忧思重重。有许多关键词具有阻断感情的作用：“没有人”“陌生的”“死”“下午”。这些都是否定的字眼，肯定的字眼阙如。完满、充实、和谐因为不存在而被臆测着。门的开关象征给予与弃绝——点出个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个人的“未参与”引发一种失落的缺憾感。他必须死，才能充分地活着。

这首诗藉两组相对的事物形成一种张力，可说是典型的“辩证法”的诗。巴列霍诗作的魅力往往来自这种矛盾的情境，譬如在这首诗里：我们发现乞求者并不是那些走过门外、被期望来敲门的过路人，反而是房子的主人——他必须把门打开，以乞求之姿将自己给予群众。

在某些诗里，基督教圣餐式（communión：灵交）的意象被用来象征人类的兄弟之爱——譬如《我们的面包》（El pan nuestro）、《悲惨的晚餐》（La cena miserable）等诗，但巴列霍却是在家与家庭生活里找到了他在成人世界里找不到的整体感与完美感。诗集最末的“家之歌”（Canciones de hogar）是一组关于他的家人以及童年的诗篇。父亲与母亲（“两条白色、弯曲的老路”：见《遥远的脚步声》［Los pasos lejanos］）代表了他来到这人世的神意——来到一个快乐、温暖、充满许诺与童年完满的世界，然而很遗憾地，这些事物无法继续存留于成人生活里。母亲是生命、万物的中心，她的在场使得晚餐的面包变成圣饼。他的哥哥米盖是家中第一个死去的（1915），而“家之歌”里最感人的诗篇之一即是悼念他的《给我的哥哥米盖》（A mi hermano Miguel）。这首诗生动地通过捉迷藏的比喻呈示出主题：哥哥藏起来了，永远找不到了。结束的诗行隐含悲剧性的反讽，因为我们知道米盖永远不会再跑出来了：

啊哥哥，不要让大家等得太久，

快出来啊，好吗？妈妈说不定在担心了。

《黑色的使者》是一本不稳定的诗集，在新与旧之间摆荡；充满宗教气氛，时而哀伤，时而急躁、激愤。标题诗《黑色的使者》里的说话者反复地说“我不知道”，因为巴列霍仍旧在为他的苦痛找寻恰当的语言。

2.《Trilce》77首

《Trilce》的确是一本令人困惑的诗集。它出版的时间（1922）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相当，但却要比它来得更深邃，因为巴列霍比乔伊斯更饱受磨难，更历经波折（企图自杀，失去经济支柱，入狱……）。在与其他诗人乃至于读者隔绝的那些狱中的日子里，巴列霍全然自由地进行语言的实验，因而得以超越其他西班牙语诗人所划下的界限。疏离感让他形塑出他自己的形而上学，他创造了许多新词——标题“Trilce”这个词即是一例！这个词究竟由什么字词铸组而成，众说纷纭，但略识巴列霍诗作主题与形式的读者们应该都同意，起码可以从Trilce这个词看到triste（悲哀）、tres（三）、dulce（甜美）这三个词的身影。在《Trilce》这本诗集里，巴列霍打破传统的造句法与排印方式，捣碎了西班牙语修辞法的成规。而早先出现在《黑色的使者》一书里的辩证式与戏剧性的表现手法也在这本诗集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让诗成为一种演出或一个事件。和其他许多前卫主义者不同的是，巴列霍并不愿意只为实验而实验。对他而言，只有源自诗人自身充沛而真挚的脉动的实验才是有意义的。他斥责那些企图借新技巧掩饰空洞内容的拉丁美洲前卫诗人：

现今一代的美洲诗人与他们所反对、否定的前几代诗人一样地语言浮夸而缺乏诚实的心灵。

《Trilce》里的诗都是发自灼热的情感与真切的苦恼，正因如此，巴列霍才能开创出不凡的语汇与技巧！

《Trilce》是“家之歌”情调的大延伸。性行为把人带进这个世界。在家中，人与父母兄弟处于共有共享的和谐状态，但时间却威胁着这个乐园。他或者他的家人，总有一方得离开。而一旦进入“无用的成人期”，他便会发觉自己孤单无助地活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

欢乐吧，孤儿——到任何

街角的杂货店饮一杯水吧。

　　　　　　　　　（《Trilce》第71首）

爱——兄弟之爱、母爱，而非性爱——是唯一的结合动力。它丰富了童年。母亲从烤箱里源源不断取出的饼干即是这种爱的象征：

装着我那些饼干的通红的烤箱

幼儿们无数的纯净的蛋黄，妈妈。

但在成人生活里，我们得为此付出代价；我们得支付：

你离我们而去的这世界的租金

以及为无止尽的面包所付的费用。

为什么呢？对巴列霍而言，这正是生命奥秘之所在——人一旦存在于世，即必须以受苦为代价：

他们要我们为其付费，然而当我们

年幼时，你知道的，

我们不可能从任何人身上

夺得它；是你把它给了我们，

不是吗，妈妈？

人感到有罪，因为某样他从前拥有的东西被攫走了。他步入“无用的成人期”，感觉好像永远必须为曾经做错的某件事受罚，也许只因为他曾经是小孩，曾经懂得如何去爱以及如何与别人和谐共处。在《Trilce》第74首里，巴列霍如是将这种情况比喻成一个与同侪好友脱离了的孩童：

在两个黑暗的边缘之间并且分离

因为我们曾是孩童，并且因为在生命里

我们一度非常亲密地在一起，

他们遂将我们分锁在孤寂里过活。

要你举止检点。

那座曾让他写出许多诗的监狱演化为成人生活的象征，在那里，爱是匮乏的。《Trilce》第18首是非常精彩的例子：小囚室的四面墙无论如何计数，加起来都是同样的数字4；被关在里面的诗人企望他的爱人能救他离开这“神经的繁殖地，邪恶的裂口”，但他的救星却听不到他的呐喊，他因此只能：

……孤单地留在这儿，

右手高高地搜寻着

第三只手，来

护养，在我的何处与何时之间，

这无用的成人期。

在此处，我们隐约察觉到巴列霍对数字与它们的属性抱持着某种近乎神秘的观照；这种敏感甚至延伸到骰子、纸牌以及星期的名称上。他对数字3的特别感情，以及对慈爱的三位一体（trinidad）的渴望可以从书名“Trilce”略窥一二。他企求第三只手来护养他，因为3的组合对他是最安全、幸福的。跟他的母亲（“失去的圣母”）或爱人（能够“把所有的混乱弄蓝并且烫平”的欧蒂莉亚）在一起时，他是2，这也能使他觉得安适。但这种2的组合每每很快即成过去：了解他的母亲死了，而对于那位在1919年他们分手前能以她“欧蒂莉亚的血脉”（《Trilce》第6首）使一切妥善的欧蒂莉亚，诗人也只能遥遥回想。尤有甚者，此种2的和谐令他厌腻（“拒绝忠实的对称”，他在第36首里如是宣称），而且他再也无法找回基督教信仰一度给予他的希望。单独“1”人时，他是一个宛如阴茎般赤裸直立的整数。只有在极罕见的血气充沛的时刻他才能真正享受充实之感（如第36首诗末：“为这新的男性数字让路吧／孤单然而强大！”）；大多数时候，他必须苦苦觅爱以解孤寂之苦。“爱；这正是我缺乏的框架。”少了它，生命成了一片灰色的平原，历史与事件变得枯燥，时间也只是无意义的连续：

哦，万物死睡，不见巍峨高顶的山谷，可怕的半调色，没有清凉的溪流也没有爱的洞穴。哦在一根被拉得长长、指向光秃单一的手指上急奔而过的声音与城市啊。而始终，在那三个缓慢的空间后面属于一根巨大、聪明的肋骨的工人们走动着。

今天　　明天　　昨天

（不，人！）。

这首诗（《Trilce》第64首）最后一行“（不，人！）”是诗人对过去、现在与未来构成的三个铁的空间所做的绝望的抗议。

对巴列霍而言，时间是无比复杂的，它永无休止地将我们逼向死亡，或者让我们误以为能藉记忆再次捕捉过往。他诗里对日期反讽性的使用——“十一月二日敲响了”“那是七月十四日”“六月你是我们的”“在一九二一年”——往往暗示着生存是不能以日期标出的。在《Trilce》第27首此一出色的作品里，他以具象的方式表达对人类性格的抽象思辨：

这溪流叫我惊慌，

好心的记忆，强悍的主，执拗无情

冷酷的甜美。它令我惊慌。

这让我感觉舒适的房子，它是舒适的

对于那不知道何处可以栖身的。

我们不要走进去吧。我害怕这份礼物，

在几分钟内回头跨过破毁的桥梁。

我不想走下去，亲爱的主，

勇敢的记忆，悲伤的

吟唱的骨骼。

这被蛊惑的房子装着什么奇怪的东西。

他们给我许多水银的死，而我

用铅焊接我所俘获的

干枯的现实。

那不知道我们走得有多快的溪流

叫我们害怕，惊慌。

勇敢的记忆啊，我不想走下去。

苍白而悲伤的骨骼，哨声，哨声。

在此诗中，记忆使诗人充满恐惧。他拒绝步入那会将他带回“破毁的桥梁”的时间溪流，他辩称他非常满意他的现况。过去像一具唱着歌或吹着口哨的骨骼，呼唤他回去，只为让他了解过去的一切都已真正死去。然而现实却是“被蛊惑的”，眼前的他同样随着每一时刻的消逝承受死亡的苦痛。巴列霍的高明之处在于：当其他诗人可能对记忆或时间的消逝发出抽象的喟叹时，他却将之转化为充满戏剧张力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里，诗人和读者即刻被牵连在一起：诗人是演员，读者是欲助而不能的旁观者。

抽象思维或概括法则与巴列霍整体的人生态度是格格不入的。对他而言，人类的理性有其局限，因为它虽然教我们计算、测量、为现象命名，但现象的真正本质是它无法掌控的。一如对日期的使用，巴列霍也以反讽手法处理许多科学性的字眼，譬如“双子叶植物”“渗透分析”“乳腺”。这些在科学上或许实用的术语，对理解人类的存在经验却无所帮助。理性为我们显示的只是事物的外貌。因此当诗人在“理性的星期一”省察自己的时候，他所发现的只不过是挂在衣橱里的一堆空洞的衣服：

在我们着装的侧厢里，

没有，什么人也没有：只有

　　　　　　　　　敞开的门。

以及总是从仿如怪诞、引路的

食指般的挂钩上

自动滑落的衣服，

没有躯体，空空地动身

　　　　　　　　　直抵那一大锅

加了各种理由的翅膀与油炸的界线

调配有度的幽微色泽里。

且深入骨头！

这首诗（《Trilce》第49首）对自我存在的绝对主体性是存疑的，诗人在衣橱里所找到的只是一堆在凌乱中朽烂的衣服。

巴列霍于1923年到达巴黎。20世纪20年代是各种诗潮汇流、创作力旺盛的年代，但巴列霍的诗却未与任何诗歌运动有所关联，初抵巴黎时的他不曾随那些新诗人的高调起舞，他认为只有新的感性才能产生新的诗歌。他说：

“新诗”一词在如今所代表的乃是那些夹杂“电影、马达、马力、飞机、收音机、爵士乐队、无线电报”等等字眼的诗歌；或者概括地说，包含了当代所有科学与工业的词汇，不管它们是否与真正的新感性有关。“字词”是唯一重要的了。但我们要知道，这些既不是新的诗，也不是旧的诗——它们什么都不是。现代生活所提供的材料必须被心灵同化并且融入新的感性。举例来说，无线电报并非只是让我们说出“无线电报”这个词而已，它其实是要在我们身上唤醒新的强度，让感情变得更机敏，以开拓我们的想象力与理解力，使我们对爱的感觉变得更具体：我们的神经密度增加且更为敏锐，生命的气息也更鲜活有力。这才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真正的文化果实，这才是它唯一的美学意义。

巴列霍诗里“戏剧性”的表现手法，乃至于对科学词汇或口语的运用，跟这种创作态度是息息相关的。即使在实验诗的排印效果时也是一样，虽然乍看之下我们也许会以为那只是前卫主义游戏的一部分。因此在《Trilce》第2首《时间时间》（Tiempo tiempo）里，他告诉我们时间让名词变得荒谬，因为名词仿佛无视时间的存在而存在。他问了一个没有适当答案的问题：“那令我们汗毛耸立的一切叫作什么呢？”面对这个矛盾而无法回答的问题他用了一个名字回答——“它叫作饱受名字名字名字之苦的那相同之物”（Se llama Lomismo que padece nombre nombre nombrE）。通常用来表示专有名词的大写字母被巴列霍置于其新创的一词Lomismo（lo mismo两词的结合：“那相同之物”）的开头，以及nombrE（名字）的末尾，暗示我们：名字与它们所指陈的经验意义实际并不应合！同样地，巴列霍有时候故意把字词的间距拉开，也是因为此类视觉效果确实有助于全诗的表现；例如第15首的最末：

两扇在风中来来去去的门

阴影　　　对　　　阴影。

在这里，他用门的开启暗示性行为；阴影两字的排列正加强了“来来去去”的动感。在《Trilce》这本诗集里，巴列霍试图将西班牙语带到全新的传达领域，可惜他的独创性一直到他死后才受人赏识。

3.《人类的诗》

巴列霍的诗集《人类的诗》以及《西班牙，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在写这些诗时，巴列霍已知道西班牙共和军的理想注定要破灭。在《人类的诗》一书中，巴列霍将早期即已清楚表露的宗教情感与他此时对共产主义、对公正世界的信念糅合在一起；排字的技巧在此书里较为少见，将冲突戏剧化的表现手法依然沿用。整本诗集呈现出一种末日与预言的色调。诗人在许多诗篇（譬如这首《最后，那持续的好闻的香味不见了》［Por último，sin ese buen aroma sucesivo］）里似乎已具体地触及死亡的课题：

啊，感觉如何竟皱成这个样子！

啊，一个僵固的意念如何已走进我的指甲！

但另有一新的元素，巴列霍如今已不再谈论一个泛泛的“无用的成人期”，而是指向一个特定的情境。经济不景气的阴影笼罩整个欧洲，街上满是失业者，工业社会突然陷入泥淖，令千万人受苦：

可憎的制度，假天空之名以及支气管和破产之名的气候，

致贫所需付出的巨大的款额……

“气候”在此诗中暗示经济危机的不安景气，而诗人所企求的是稳定与永恒的“天空”。在这些诗里，饥饿与苦难如影随形，并且每况愈下，使人类无力应付。在《九只怪物》（Los nueve monstruos）一诗里，人类因无法控制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而让邪恶自行滋长：

邪恶不知道什么原因滋长蔓延着，

它是一场洪水，带着自己的液体、

自己的泥土、自己坚固的云！

在这首诗里，世界真的上下颠倒了，大自然不再发挥功能，剩下的只是与日俱增的苦难和痛楚。而该受责备的不仅是制度。《人类的诗》嘲讽地批判人类的挫败、虚华不实的计策，以及无法从物欲解脱的可悲奴性。在《因成为其躯体而痛苦的灵魂》（El alma que sufrió de ser su cuerpo）一诗里，人类且哭且喝，一边流血一边吃东西，因为他无论遭受何种身心之苦，他肉体的欲求仍需要被满足。人只是一只不幸的猴子，“达尔文的男孩”，“被你们无餍的自由所俘虏，被你们自主的海格力斯所驱使”。而这种求生的奋斗——显见于工业社会以及“以被拥戴着的狼群打造成”的城市——反而将人类推向饥饿、失业，以及对贫富不均的城市生活的恐惧：

失业者看着它来来去去，

纪念碑似的，他的绝食藏在凹洼的头里，

他最洁净的虱子在胸间，

而在那底下

是他骨盘（静待于两项伟大的

决定之间）发出的细小声音，

而在那底下，

在更底下的地方，

是一张小纸，一根铁钉，一根火柴……

（《停滞于一颗石头上》［Parado en una pie piedra］）

在“纪念碑似的”城市的阴影底下，失业的人茫然坐着，饥饿、肮脏，在生与死“两项伟大的决定之间”寻求平衡。在他的脚下是文明的碎片——纸、铁钉、火柴——这些正是如今已然停顿的工业所留下来的纪念品。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命渺小得微不足道。在《饥饿者的刑轮》（La rueda del hambriento）一诗里，诗人将自己与那些饥饿者认同为一。但如同在《Trilce》一书中，巴列霍在这里所感受到的饥饿不只是肉体上的，同时也是对生命意义、对认同的渴求。在这首诗里，他激动地要求“某样终于可以喝，可以吃，可以活，可以休息的东西”，但无任何人给予承诺。他如是悲戚地作结：

我发现到一个陌生的形体，我的衬衫

褴褛而邋遢，

我什么也没有了，真可怕哪。

在某些诗里，巴列霍以苦涩的幽默处理这种找不到任何理由继续存活的不幸事实。譬如在《事实是，我穿上我裤子的地方》（Ello es que el lugar donde me pongo）一诗里：

在经过了

十五年；在那之后，十五年，在那之前，也十五年，

你感觉到，事情，真的很可笑；

那却也是必然的，你能够怎么样呢！

你如何能够遏止那变得更坏的事情，

除了活下去，除了想办法

活在那数以百万计的

面包当中，在数以千计的酒瓶，数以千计的嘴巴，

在太阳以及它的光亮——月亮

以及在弥撒，面包，酒与圣灵当中。

诗人只是几百万人当中的一个。基督教的弥撒、圣饼、圣酒曾经赐予人们生命的意义，而今人们只能屈身于无足轻重的角落。往昔天主教信仰赋予人类的尊严已不复存在，巴列霍在某些诗里对此明显地流露出怀旧的伤感。“今天是星期日，”巴列霍写着，“我脑中生出想法，心中不禁悲泣。”相对地，如果是在星期一：

……我心中会生出想法，

脑中，不禁悲泣，

而喉咙里，有一种可怕的冲动想淹没

我此际的感受，

一个如我一样，多方受苦之人的感受。

如果星期日象征失去的信仰，星期一则让他意识到现代人所生存的灰色、悲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理性变得无能而智力在悲泣。

对逐渐逼近的死亡的察觉为巴列霍的诗添加了一种急迫感。在著名的《白石上的黑石》（Piedra negra sobre una piedra blanca）一诗里，巴列霍真切地预见了自己的晚景：

我将在豪雨中的巴黎死去，

那一天早已经走进我的记忆。

我将在巴黎死去——而我并不恐惧——

在某个跟今天一样的秋天的星期四。

一定是星期四，因为今天（星期四）当我提笔

写这些诗的时候，我的手肘不安得

厉害，而从来从来，我不曾

感觉到像今天这样的寂寞。

塞萨尔·巴列霍他死了，每一个人都狠狠地

捶他，虽然他什么也没做。

他们用棍子重重地揍他，重重地

用绳索；他的证人有

星期四，手肘骨

寂寞，雨，还有路……

“白石上放置黑石”是坟墓、死亡的标记。巴列霍在这首诗中说“我将在豪雨中的巴黎死去”，且罕见地直呼自己的名字宣告死讯（“塞萨尔·巴列霍他死了”），数年后（论者对此诗的写作日期意见分歧，或谓在1926年秋天，或谓在1936年10月）——1938年的4月15日（春天的星期五！），他果真在巴黎死去！此诗中，雨和下午的意象，乃至于整个哀伤的情调，都是巴列霍诗里常见的。值得一提的是巴列霍对时间的运用：巴列霍巧妙地融合过去、现在、未来，将深印在脑海里但尚未实现的死亡念头，说成仿佛已经发生过，足见他是多么渴望经由死亡来解除他长期的悲惨。这种悲惨的生活即是他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月》（París，Octubre 1936）一诗里反讽地告别的“伟大的境况”：

在这一切当中我是唯一离去的，

从这张椅子我离去，从我的裤子，

从我伟大的境况，从我的行动，

从我裂成了好几部分的号码，

从这一切当中我是唯一离去的。

从香榭丽舍大道，或者在穿过

月亮奇异的偏僻小巷后，

我的死亡离去，跟着我的摇篮离去，

且被包围于人群中，孤独，隔绝，

我的人类相似品旋转着，

将其影子一个个杀死。

而我从每一样东西离去，因为每一样东西

都被当作不在犯罪现场证明而留下；

我的鞋子，鞋孔，还有它的泥巴，

甚至扣着纽扣的我的

衬衫它肘部的衬里。

香榭丽舍大道，“月亮奇异的偏僻小巷”，他的鞋子、衬衫，都具有一种他自身所欠缺的恒久性。在这些真实物体的对照之下，他只是由一些抽象的东西——他的“境况”“行动”“号码”“影子”——所构成的脆弱组合。巴列霍在这本诗集里如是将人类可以认同的寄托全数抽离。生命已无意义，除了死亡所赋予的。“总之，”巴列霍宣称，“我只能用我的死亡来表达我的生命。”

《人类的诗》对生命做了比《Trilce》一书还要悲观的呈示。在《Trilce》里，他领悟到成人的苦难；而在《人类的诗》里，死亡已然蹲踞在他身上，让他了解到生命原来什么东西也没有。

4.《西班牙，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西班牙，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一书共15首诗。这本诗集的写作时间与《人类的诗》相当，但语调却较富希望与预言性，虽然巴列霍因未能更积极参与西班牙战事而深感愧疚。诗集的标题来自《新约·马太福音》26章39节，基督在客西马尼的花园所说的话：“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叫这杯离开我”比喻希望避免即将到来的苦难。整本诗集最重要的主题依然是死亡，比诸《人类的诗》一书里因饥饿而死的工人们，此处的死亡也许更深刻、严肃些，但依然是死亡——以第11首《我注视着尸体……》（Miré el cadáver...）为例：

我注视着尸体，注视着它迅速的清楚的状态

以及灵魂非常迟缓的混乱；

我看见他还活着；在他的嘴里是

两张嘴巴混杂的年岁。

他们叫着他的号码——碎片。

他们叫着他的爱：那更好！

他们叫着他的子弹：同样死掉！

而他的消化系统仍然完好无损，

他混乱的灵魂徒然地留在后边。

他们离开他，并且听着，而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一瞬间

那尸体几乎秘密地复活了：

但是他们听他的脑袋，而——日期！

他们在他的耳边哭泣——更多日期！

战士的身体器官显然依然完好，但是灵魂却陷入了“混乱”。他的身份，他的“号码”丢失了，而当他们自精神上检视他的时候，他们找到的只是一些日期！此诗虽属战争诗，但我们仍可在其中发现自《黑色的使者》一书以来始终萦绕巴列霍心头的某些意念，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依然是他在这些内战诗中所深深关切的。

在第9首《给一位共和军英雄的小祈祷文》（Pequeño responso a un héroe de la República）里，巴列霍藉一连串的意象来叙述英雄的葬礼：

一本书长留在他死去的腰际，

一本书自他死去的身体萌芽。

他们带走了英雄，

而他有血有肉而不幸的嘴巴进入我们的呼吸；

……

内战的英雄死了，但他的道德勇气就像他身上带着的书一样，将继续活在世间，他的死渗透进了“我们的呼吸”，让活着的人因他而结合在一起。这种企求全人类团结的理想，在第12首诗《群体》（Masa）里表现得更为清楚：

战事完毕，

战斗者死去，一个人走向前

对他说：“不要死啊，我这么爱你！”

但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

另外两个人走过去，他们也说：

“不要离开我们！勇敢活过来啊！”

但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

二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五十万个人跑到他身旁，

大叫：“这么多的爱，而没有半点法子对付死！”

但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

成百万的人围绕在他的身边，

众口一词地请求：“留在这儿啊，兄弟！”

但死去的身体，唉，仍然死去。

然后全世界的人

都围绕在他的身边，悲伤的尸体感动地看着他们：

他缓缓起身，

拥抱过第一个人；开始走动……

战斗者死去的身体聚合了全世界的爱，而这起死回生、能叫尸体“走动”的爱也同样将振聋发聩，唤醒人类齐心为创造更美好、公平的社会而努力。

在《西班牙，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一书第1首，也是他最长、最具企图心的诗《给共和国志愿军的赞歌》（Himno a los voluntarios de la República）里，巴列霍如是唱着：

互相拥抱着的哑者将说话，而跛者将行走！

走回来的盲者如今将看见，

而颤抖的聋者将听到！

无知者将变得聪慧，聪慧者变得无知！

无法给予的亲吻将被给予！

只有死亡会死去！蚂蚁

将为被自身巨大的精致所困锁的

大象带来面包屑；流产的孩子

将重新完好、占有其位地诞生，

而所有的人将工作，

所有的人将生殖，

所有的人将谅解！

巴列霍的诗可说是非常的复杂，从上面有限的讨论和诗例里，我们或可稍窥他创新技巧以适应“新现代诗”需要的一些苦心；他将语言解体、重组，以求暴露原本隐藏的经验的神经；他记录、鉴照了他个人以及整个时代的恐惧、孤寂、希望、挫败与理想。巴列霍并不是理智型的诗人，对他而言，每一首诗都是以苦难为发条，充满“奇异而必然的真理”的果实。

＊

这本“巴列霍中译诗选”成形的时间跨越四十年。我们在1978至1979年间开始读、译巴列霍诗作。80年代初，我们发表了二十余首译作，后收录于我们1989年出版的《拉丁美洲现代诗选》里，颇得朋友们的肯定、鼓励。也要感谢他们的催促，我们得以重启动力，新翻了更多诗作并趁机修改旧译，完成了这本不算巨大（一百首译诗！）但对我们意义重大的巴列霍诗选。因为巴列霍不只是我们译诗生涯最早致力的诗人之一，而且还是拉丁美洲现代诗人中我们的最爱。前几年我们翻译、出版了一本《当代美国诗双璧：罗伯特·哈斯／布兰达·希尔曼诗选》，记得曾和可爱的“美国桂冠诗人”哈斯与希尔曼伉俪闲聊拉丁美洲诗，谈到拉丁美洲现代诗三杰——巴列霍、聂鲁达、帕斯，大家提议说说这三人中谁是各自的最爱，答案居然都是巴列霍！但愿读者们在看了这本诗选后，也会和我们一样，甘心为这位独特、秀异的拉丁美洲诗人按赞！

陈黎　张芬龄

2020年10月　台湾花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