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大雅筑城御敌

（三筑重庆城）

彭大雅是重庆第三次筑城的指挥官，他奠定了重庆城的基本格局。

他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为重庆的建城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3世纪初叶，日益强大的成吉思汗的铁骑已踢开了中国大门，向四分五裂的南宋政权大举侵略。

1236年10月，蒙古大军攻占了成都，随后便横扫四川全境大部。紧接着又翻越大巴山，打到了忠县、万州，直逼重庆城。由于重庆山高路险，主城又两江环抱形成天然屏障，蒙军未做充分准备，没有胜算的把握，于是试探性地小打小闹了一番后便撤兵回府了。每年的秋冬春季，蒙古大军在四川的长驱直入让百姓惶惶不安，也让南宋王朝面临岌岌可危的关头。

南宋重庆知府彭大雅

朝廷知道，重庆是南宋江山的西大门。如果大门一旦失守，敌军必将居高临下，放舟顺江而下，势如破竹直捣皇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于是在这危急关头，派遣了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彭大雅来统领重庆，兼任重庆知府，坐镇重庆指挥川东抗蒙防务。此时，南宋及四川的抗蒙防务千疮百孔，成都先后遭受两次蒙军屠城。

彭大雅，江西鄱阳人，进士出身。曾经出使蒙古，对边塞的风土人情及蒙古铁骑的威风凌厉深有体会，还专门为此写过一部书，叫《黑鞑事略》，介绍蒙古的主要人物、地理气候﹑放牧围猎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差发赋税、贸易贾贩、军队武器、作战方法、行军阵势等优劣。

1238年（南宋嘉熙二年），抗蒙战争日趋白热化，他奉命来到重庆后，便风尘仆仆地视察全城的防范工作。他环城一周，看到李严江州旧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泥土砌成的，历经千余年的风雨，一拳重击便粉末四溅——这还了得！这能挡住蒙军的铁蹄吗？

于是他在率部抗击蒙古大军的同时，在1239年下令全城军民推倒所有的泥土城墙，用条石和煅烧的大青砖砌墙。为了长久坚守，扩大了整个重庆城的规模，将西线原旧城大梁子（今新华路）、小梁子（今人民公园）、较场口一线往西北方向拓移，一直延伸到今临江门、中山一路、通远门一带。城外的西部至高点五福宫山（今金汤街，重庆市自来水公司水厂）和山脊线以北的七星岗区域也纳入城内。同时，巧妙利用渝中半岛沿江两岸的陡峭山势筑城，新建的城墙范围比三国时李严修筑的“江州大城”扩大了近两倍。

重庆城最终构成了三面临江，一面接陆的格局。城内商业性街巷空间开始发展，形成为“六街三市”，沿江地带结合水运开始形成专业街市，朝天门至储奇门沿江一带，是繁华闹市。大致以今天的新华路为界，有了重庆市民口中的上半城和下半城。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知道有东面薰风门（朝天门）、西面镇西门（应在临江门至较场口一线上或今通远门）、南面太平门、北面千厮门和洪崖门这五座城门的名字。

当时，南宋国运式微，对彭大雅筑城的举动，百姓和官员都十分不解。拿他们的话来说——在眼下这个经济困难、民生凋敝时期，为什么不把钱拿来糊口，却要大兴土木筑城呢？大家怨声载道，还常常跑到衙门去大声责骂、讽刺他，极端的甚至还想动粗。

彭大雅语重心长对乡亲说：“眼下已是民族存亡之秋，皇帝爷顾不上大伙儿的死活，我现在来筑城安邦，是想让大家不当亡国奴，免遭生灵涂炭之灾，为何反倒有罪？”由于时间紧迫，彭大雅没有时间让大家心悦诚服。他坚持带领部下与民众不分日夜奋战在筑城工程中，每天万余人出工，三个月后，固若金汤的高大砖石城墙终于在嘉熙四年春天（1240年）大功告成。

彭大雅《黑鞑事略》

重庆城修筑完成后，彭大雅命令专职人员在重要的四座城门立四条大石，上刻17个字：“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

重庆上半城和下半城示意图（中央公园至长江为下半城，至文庙为上半城）

正是因为彭大雅在这个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在战争间隙坚持筑城，筑高墙立壁垒，将城墙建在两江边的陡峭岩石上，不给蒙军留下排兵布阵的开阔地，将其挤压在两江的沙滩上，才打破了蒙军不可一世的铁骑神话，让他们丢盔弃甲，落荒而逃。重庆人筑城的胜利，保住了几十万民众免受亡国之苦和生灵涂炭之灾，也使南宋政权苟延了40年。

可惜，这位为国为民功勋卓著的英雄，后来却因功高招嫉，屡受谗言之害，1241年12月被昏聩无能的宋理宗赵昀及南宋朝廷革职除名，贬为庶民，发配赣州，很快便于1245年在郁愤中辞世，离他坐镇重庆仅相隔7年。

1278年2月，全国抗蒙晚期，两年前京城临安（杭州）失守，南宋王朝灭亡，重庆城守将赵安谋生贰心，写信劝重庆知府张珏投降元军，遭到张珏严辞拒绝。赵安便和部下在夜间偷偷打开了通远门（镇西门）引狼入室，张珏突围后在涪陵被擒，致使重庆城沦陷……

虽然历尽沧桑，重庆城的形骸犹在，石墙犹在，城门犹在；抚今追昔，重庆人永远不会忘记为他们造福的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