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北京产业魔方》：产业结构变奏曲

1949—2019年，北京产业结构的巨大变迁，正是新中国70年来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典型缩影。自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产业结构逐步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引领，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重化工型为主转向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逐渐跻身全球创新第一阵营，对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强劲。

70年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超过1万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66元增至16.4万元人民币，折合2.38万美元，达到世界发达经济体水平。

70年间，中关村由“村”到“园”，如今迈向中关村科学城，成为引领中国科技冲刺国际最高标准的战略引擎；重工业代表首钢从火到冰，从炼钢到炼金，成为北京产业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推动城市走向全面复兴的新地标。

今天，我们总结北京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推广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探索产业升级的未来路径，无疑对增进北京与全国的跨区域产业协作，助力各地产业转型升级，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节 “消费型”向“工业型”蜕变

北京，六朝古都，有权人多、有钱人多、有闲人多，自古以来京城的文化与商业一直都很繁荣，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尤其明清时期，北京城是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天下商货汇聚之地。

如果追根溯源，北京的商业繁荣得从700多年前的元代说起[18]。公元13世纪，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他初次踏进大都城时所看到的景象：“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

元大都时代，由于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设在积水潭，所谓“元时开通惠河，运船直至积水潭”，成为物资集散地的积水潭码头，商贾云集，周边的钟鼓楼、烟袋斜街繁华热闹起来。钟鼓楼一带汇集了南来北往的大贾豪商，商船、漕船川流不息。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命脉，不仅有米市、面市，还有缎子市、皮毛市、珠子市、铁市、帽子市、鹅鸭市等，这正好符合“前朝后市”的建都规制。

明清时期，北京城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明朝打破了“前朝后市”的旧制，北京的繁华地带，从鼓楼转移到崇文门、正阳门一带，形成了全城最大的商业中心。内城的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等主要街道十字路口，也随之热闹起来，出现了猪市、米市、羊市、马市、驴市、果子市等市场。

进入清朝，北京城出现了满汉分置的城市格局，内城住着“八旗”，汉人甭管做多大的官儿，一律不准住在内城。朝廷还规定不准在内城建戏园子，旗人也不准经商。所以商业、娱乐业大都设在了“前三门”（即前门、崇文门、宣武门）以外，形成了若干商业街和以娱乐为主的街巷。

当时，老北京的繁华商业素有“五子行”之说，所谓“五子行”，即戏子（戏园子）、澡堂子、厨子、窑子、剃头铺子，说白了就是供人们休闲找乐的地方。

北京是明清两朝的政治中心，全国各地的官僚、士绅常集中在这里，因为在北京当官的外省人比较多，加之每年外省官吏都要到京城述职，还有外省的举子要到北京参加会试等，同乡会馆便应运而生。北京最早出现的两个会馆是明永乐年间建造的安徽芜湖会馆和嘉隆年间的浙江稽山会馆[19]。到了清朝，北京会馆总数已达400个以上，代表着所有的省份，以及当时繁荣富庶的区县。据《朝市丛载》记载：在北京，省有省馆，府有郡府，县有县馆。有的一县达五个之多，如山西襄陵县。

每逢过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和十五，同乡会馆里的同乡们欢聚一堂，祭神供祖，一起吃饭看戏。

北京熙熙攘攘的人流吸引了大批外埠商人来到北京做买卖，这样便使北京成为全国各地有权人与有钱人的会聚之地。他们来到北京自然要消费、消遣、消受一番，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的全方位需求。因此，就在前三门外，出现了花儿市、兴隆街、前门鲜鱼口、煤市街、珠宝市、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三条、琉璃厂等各有特色的商业街。

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京奉、京汉两个火车站开通并设在了前门，随之大量人流、物流、各式洋货涌入北京，致使这里的商业更加兴盛。而作为北京的金融中心，这里还集中了26家化铸银锭的炉房，此外还有87家钱庄、26家银号、40家金店以及数家银行分布在大栅栏地区。

同时，文化消费业当时也是非常发达的，庆乐园、三庆园、广德楼、广和园、同乐园[20]等知名戏院相继开业，进一步带动了此地的人气，其繁华热闹别处不可比拟。曾有人这样赞叹过其盛况：“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

繁华的商业氛围，促使北京诞生了众多经营不同商品的中华老字号。当年，曾经在京城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恒”，其中提到的马聚源、内联升、八大祥、四大恒都是京城的著名商户，北京的商业繁盛也由此可见一斑。

从元代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可谓“喧嚣市声，幽深巷陌，芳菲古迹，诗意飞扬，老幼怡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旅蜂拥云集，繁华异常，不断膨胀的庞大消费需求更加刺激了古都北京的商业活力。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长期作为消费城市，工业发展水平低，农业和服务业长期居于主体地位，工业基础与相邻的天津相比，几乎为零。因此，北方第一大城市的位置一度被天津抢走。

一百多年前，天津就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现在看来天津的工业历史长达140多年，要远超北京。

十九世纪下半叶，伴随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西方的经济、文化、技术大量涌入天津，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清政府“洋务运动”官办工业北方中心。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及先进机器设备不断引进，天津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渐萌芽了中国的首批近代民族工业。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以清政府洋务派的军事工业为最早。鸦片战争以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大办洋务事业20余年，发展军事、铁路、通信、教育等，使天津一举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1867年，天津城南兴建的天津机器局，占地20多公顷，共有工人2700余名，号称中国“洋军火之总汇”。

20世纪30年代，天津初步形成了纺织、染织、化工、机电、印刷等门类齐全的工业格局，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1949年，天津各类工业企业达到4700多家。[21]

与此同时，反观北京的产业发展则显得有些单调和黯淡，当时的京城只有“洋车”“二锅头”“京剧”等商业和手工业门类，近代工业还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为之改变。北京，开始从一座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蜕变，首都的大工业梦想从此启航。

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前，毛泽东主席曾做出表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京，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主席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无限自豪而又憧憬地对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说，“今后，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当时，彭真向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传达了这一指示。梁思成很不理解，他在晚年回忆道[22]：“当我听说毛主席指示要‘将消费的城市改变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时，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1953年[23]，国庆阅兵式，同样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产业工人的游行队伍不够庞大，毛泽东主席就当场质问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首都是不是要搬家？刘仁深感震惊，立刻意识到北京要不要发展大工业，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很快，来华援建的苏联专家就把“斯大林的城市规划原则”带到了北京这座文化古都[24]。其内容之一就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之二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苏联专家的主导思想是：“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则占全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想到北京需要进行大工业的建设。”

总之，北京为了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保证工人阶级的数量，要大规模地发展工业，特别是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才与首都的地位相称。

此后，北京凭借特殊的首都聚集资源的优势，在行政区域范围内上马了大量的工业项目，这使首都由纯粹消费型城市一跃成为继辽宁之后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生产性城市。1954年，北京第二产业比重为44.1%，首次超过第三产业，开始驶入大工业时代。20世纪70年代开始，北京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使之迅速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兴工业基地，彻底实现了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变。

自五十年代开始，在北京的西部，开始以首钢为中心建设发电厂、重型机器厂、锅炉厂、水泥厂、特钢厂等，这些工厂集中在北京的八大城区之一石景山区，据称它们的总产值一度曾经达到了全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老厂，奠定了北京的工业基础，京西一度成为北京著名的重工业区。

1958年，首钢“第一炉钢”炼出。1978年，首钢成为我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1979年，首钢2号高炉成为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高炉。1994年，首钢钢产量跃居全国首位。

除了石景山区外，很长一段时间来，朝阳区也是北京市重点支持发展的工业大区。20世纪50年代，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北京市投资，先后在朝阳区的八里庄、酒仙桥、垡头、双井、大北窑分别组建了纺织、电子、化工、机械制造、汽车五大工业基地。

产业内部结构方面[25]，1949年，全市登记工业户中80%以上是手工作坊和工场手工业；随着20世纪50年代到1978年，北京大力发展冶金、机械、化工等重工业，因此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

同时，以高污染、高耗能的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为主导形成了北京几个工业重区，包括东郊棉纺织区，东北郊电子工业区，东南郊机械、化工区和西郊冶金、机械重工业区等。北京被彻底改造成为轻、重工业门类齐全、仅次于共和国第一工业大省——辽宁的工业城市。1978年，北京市年第二产业比重达到71%，其中工业产值占全市GDP比重达到64%，重化工业成为北京的主导产业。彼时，北京的各类烟囱已达1.4万多根，处处冒烟的烟囱终于成为北京的城市符号，而且为世界各国首都所罕见。

回想1957年北京市的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3.2%，不到上海的六分之一，只有天津的一半左右。1954年，北京第二产业比重为44.1%，首次超过第三产业，开始驶入大工业时代；1978年第二产业比重达到71%，北京已建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冶金、化工、纺织、重型机械制造加工等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工业产值占比大幅提升，逼近历史发展高峰。90年代，全国统一划分的工业部门有164个，北京占149个。北京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城市，把天津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经过30年建设发展，产业结构终于完成了第一次调整转型，确立了工业主导型产业格局和生产性城市定位。但工业化尤其重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也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严重失衡，引发了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

第二节 “二三一”向“三二一”跃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喉。

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首都的国际地位日益重要，北京开始从工业社会初期的计划经济发展阶段，迈向工业社会中期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1980年4月，国家开始试图扭转北京“偏离”的城市定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围绕北京未来的发展，在谈到要把首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时，给出了指示：“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并且在世界上也是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第四版《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强调指出：“今后，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不能再发展那些耗能多、用水多、运输量大、占地大、污染扰民的工业，而应首重发展高精尖的、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当前，尤其要迅速发展食品加工工业、电子工业和适合首都特点的其他轻工业，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同时，还决定为了加强对首都规划建设的领导，于当年成立“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城乡建设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解放军原总后勤部、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北京市市长兼任主任。

当时，北京布局的很多工业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20世纪70年代“三转一响”四大件流行之时，北京和全国很多城市一样分别发展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产业。其中，北京手表厂生产的北京牌手表、双菱表，北京缝纫机厂生产的燕牌缝纫机，北京自行车厂生产的燕牌自行车，北京无线电制造厂生产的“凤凰牌”收音机等，在全国的知名度都非常高。

20世纪80年代，随着消费趋势开始转向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北京的工业门类也随之调整，形成了一批具有本地特色且技术先进的家电产业。这其中就包括，北京电视机厂生产的“牡丹”牌电视机，北京市洗衣机厂从日本引进技术生产的“白菊”牌双缸洗衣机，北京冰箱厂引进荷兰菲利浦的技术生产的“雪花”牌电冰箱。

进入90年代，北京的工业结构继续调整，提出要全力抓好汽车、电子、通信广播、计算机及微电子行业、家用电器行业、机电一体化行业、仪器仪表行业、医药行业、食品行业、服装行业、新型建筑材料行业、新型化工行业、专用配套金属材料行业等12个重点行业和40大类重点产品。这个时期，北京迅速兴起一批电子（手机、计算机、显示器）、医药、汽车等新型产业，并且日益成为北京制造业的支柱。

1994年，北京已经形成以汽车、电子、机械、冶金化工、纺织、建材、食品等行业为代表的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已有149个门类。此时，北京的工业发展达到历史巅峰，各行业的产品品种不仅齐全，而且拳头产品纷纷占领市场。

自此以后，北京的工业产值便开始调头向下，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逐渐由“二三一”改写为“三二一”。

从1949—1994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45年间，从一穷二白到工业立市，近乎完备的工业门类，谱写了北京工业发展的辉煌篇章，更为大国首都的发展打下坚实物质基础。然而，新的难题也摆在了政府决策者面前——对于资源短缺的北京而言，工业发展带来的能源、水源、环境、交通等矛盾日益凸显，商业、服务业短板突出，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北京城，该如何破解产业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

站在历史的纵贯线上回望，北京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主导产业由重变轻、由黑变绿、由硬变软，发展逻辑从做加法到做减法，再到做乘法，首都北京谋求升级发展的每一次转型，都成为共和国发展历程中的深刻印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从一座“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蜕变用了30年；改革开放后，北京又开始从“二产”为主的城市向“三产”为主的城市跃进。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充满了曲折性与戏剧性。

1984年，中国甲子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自此为始，北京市连续三年以市委一号文件的形式，提出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第三产业由此进入大发展的时期。

正是在这一年，北京商务服务业的开山巨作正式启动。当时，北京首座规模最大的集办公、展示、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蓝图绘出。随后，工业密集的大北窑地区开始了历史性的巨变，金属构件厂、高压气瓶厂原址拆平，开建国贸大楼。国贸大楼开业当年就举办了第一次亚太地区博览会，被称为“10亿人民和世界相会之地”。“虽然只建起了一栋37层的国贸大楼，但外企争先落户、群英荟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刚建成，众多嗅觉灵敏的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一眼就相中了国贸这块宝地。

1992年，中国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发布。4月，北京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厅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开业，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麦当劳餐厅，营业第一天就接待了超过四万名顾客，人们把这个巨大的M字标志作为感受美式文化的理想场所。6月，全国第一家商业合资企业——北京燕莎友谊商城开业运营，这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

1994年，三资企业与股份制企业开始蓬勃发展，三年内数量就已经达到9000家，占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15%，北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第三产业新格局。

1995年，北京首次实现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突破50%，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4.8:42.7:52.5，北京正式从大工业时代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彼时，上海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刚过40%。

1997年，北京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全市从业人数的比重首次超过50%；1998年，北京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60%，金融业成为北京第三产业中比重最大的行业。随之，北京第三产业的主导行业，由批发零售餐饮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3大行业增加到金融、批零、信息、商务、科技和房地产6大行业。此时，当其他城市还在为实现工业化努力建设时，北京已经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退二进三”的转型升级。

2001年7月，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此后，北京在场馆建设、通讯、交通、环保、旅游、餐饮、酒店等方面加大了投入，优化和提升了北京服务业发展的软、硬件环境水平。从1992年以来，北京第三产业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产业规模急剧膨胀，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产业。从投资结构看，2000年后，北京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基本都在80%以上。1990—2000年期间，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高达0.96；2000—2010年，这一系数高达0.993，大规模的投资极大地推动了北京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之迅速占领了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成为北京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

2001年12月，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北京第三产业的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开放的深度与广度日益加大。伴随中国成功入世，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北京众多的央企和国企纷纷在全球各地投资布局，极大加深了北京与世界的联系，也做大了北京服务业的规模。

自进入新世纪以后，北京第三产业中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逐渐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传统服务业开始全面向新兴现代服务业转型。

2002年，“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正式更名为“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科技盛会，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我国科技经贸领域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重大国际盛会，迅速赢得了“中国科技第一展”之称。北京科博会不仅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进程，而且带来了世界经济发展和技术革命的最新观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北京借助科博会，顺利实现了第三产业中科技服务业的飞速发展。

此后，北京继续发挥首都功能优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尤其在金融、信息、科技等领域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2000—2010年间，北京市商务服务业总量（增加值）增长390%，科学技术增长386%，金融业增长295%，信息服务业增长253%。彼时，当这些行业在北京已经步入了成熟阶段时，上海才刚刚起步。

2006年，北京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70%，这是一个普遍被认可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水平的标志性比例。当时，中国的平均水平是40%，美国是75%，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是70%左右。与此同时，北京第三产业中低能耗的自主创新型现代生产服务业，正在走上拉动首都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并呈现出强大的优势。21世纪最初五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已经形成国内最大的“技术买卖”市场，正在为全国提供着具有鲜明“北京标签”的技术服务。正在谋求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是北京技术的最大“买主”之一；成都、西安、兰州等11个西部省份重要城市每年从北京“购买”近百亿的技术成果。

2006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我国内地第一个正式使用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文件《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正式实施，由此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开始“总动员”，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等9大类产业被归并为文化创意产业之中，整合出最具特色和活力的服务业新“金矿”。同年12月，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正式启航，首届博览会的受欢迎程度超乎想象，统计数据显示：4天内，约15万人到会参观；签署文化创意项目合作协议184个，总金额37.63亿美元。当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812亿元，已占到北京GDP的10.3%，作为北京经济发展新引擎的作用首次显露无遗。

2009年，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元大关，以信息、金融、科技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北京市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规模和占比持续位居全国城市首位，已经达到世界中上等发展水平。

2012年，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京交会）正式创立。这是首个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服务贸易盛会。京交会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涵盖世贸组织界定的服务贸易12大领域的综合型服务贸易交易平台，包括商务服务、通信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金融服务、旅游与旅行相关服务、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分销服务、环境服务、其他服务等。

同年5月，首届京交会在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围绕服务贸易12大领域开展了高峰论坛、高层交流、综合展示、推介洽谈、主题日活动、权威发布等6大板块130多场活动，共有中外参展企业1721家，全球83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客商2.4万人，到会专业观众累计超过10万人次，总成交额601.1亿美元，其中国际服务贸易交易112亿美元。

2013年，北京服务贸易总额超过1100亿美元，在本地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超过20%，占全国对外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也超过20%，占全球服务贸易额的比重达到1.2%，为首都经济发展增添了新优势。京交会逐渐成为全球优质创新服务展示的舞台，国际服务贸易政策和信息发布的窗口，各国服务贸易企业对接交易的平台，国际先进服务“引进来”和中国服务“走出去”的重要桥梁。

2015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北京市成为全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此后，北京不断放宽重点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优化营商环境，聚焦重点领域，加大贸易便利化改革力度，推动服务业迈向高端化、国际化，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新动能。

同年，北京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80%，增加值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金融保险、信息软件、商务服务、科技研发，文化创意等第三产业高端行业增长速度较快，行业产值占比已经达到了地区生产总值的60%，已经成为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增长的主要行业。

2018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首次超过3万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2.5万亿元（27508.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83.1%，超过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4666亿元，占比超过上海13.2个百分点。当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金融、科技、信息等优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0%以上。与此同时，北京市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2.13万美元），位居全国31个省区市第一位；全员劳动生产率24万元同样跃居全国首位。

2019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接近3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7.8%，对全市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作用充分显现。这一年，北京市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22.6万件和13.2万件，全年共签订各类技术合同83171项，技术合同成交总额5695.3亿元，其中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超220亿元，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及全国各地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接近3000亿元。同时，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规模以上法人单位实现收入达到1.2万亿元，正在形成辐射全国的“九大中心”——全国数字创意中心、全国网络文化中心、全国版权创造中心、全国文化金融创新中心、全国文化科技融合中心、全国文化要素配置中心、全国对外文化贸易中心、跨国文化企业总部聚集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人才荟萃中心。如今，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成为助推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对全国各地文化产业的创新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正强劲显现。

从2006—2019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活跃，合计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保持在50%。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自贸区的产业开放的路径，在为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累经验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首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业主导型发展格局进一步巩固。

70年来，北京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产业规模突破3万亿元，吸纳就业超过千万人，转型升级不断深入，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已经成为全市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推动经济前进的主引擎。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对于全国各地的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更是史无前例，无可比拟。北京正在成为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高端服务业中心。

2020年，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开启双循环模式——“国际循环倒逼国内循环，贸易转型带动产业转型”，中央依托首都经济开始布局一盘石破天惊的战略大棋。9月4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盛大开幕。当晚，习近平主席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并郑重宣布：中央将支持北京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指明。一个北京引领中国服务业全面开放、创新发展、整体跃升的全新时代已经降临，一段伟大的征程已经开启。

第三节 “大而全”向“高精尖”冲刺

1997年12月，北京市第八次党代会率先提出“首都经济”的发展战略，首次明确了首都经济的实质是知识经济，核心是高新技术产业。自此，北京正式开启了全市产业结构从“大而全”向“高精尖”的转变之路。

2017年12月，北京市隆重发布《加快科技创新发展十大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经过深入研讨论证分析，最终北京市选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智能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智能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业等十大门类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高精尖产业。

此间整整20年，艰苦探索，久久为功，从“聚集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从追求“大而全”转向聚焦“高精尖”，从向扩张要增长转入向减量要质量——剥掉“白菜帮”，做好“白菜心”，北京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坚持严控增量和疏解存量相结合，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双向发力，为首都产业的新走向提供“路线图”，为北京企业的新发展亮出“信号灯”，成功实现了全市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1998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北京工业已经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支柱，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庞大的产业规模和较高的技术水平，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城市。从工业门类看，在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就占了149个门类，在539个工业行业中，已有406个行业。从工业产值看，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工业、轻纺工业和冶金工业是当时北京的四大支柱工业。此外，还包括食品、汽车、煤炭、石油化工、建材、电子等产业类型。

199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指出：全力发展首都经济，要坚持通过产业布局调整结构，以知识经济为方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推动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同时，又编制发布了《北京市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重点支持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环保5大产业78个细分产品领域发展。该年底，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560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165亿元，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25.4%，初见成效。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围绕首都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加快工业结构的调整，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布局，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次年，北京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全面完善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成果、高新技术人才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

新世纪初，北京市提出将大力发展“四型”经济，即按照首都经济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科技型经济，以完善城市功能为标志的服务型经济，以丰富文化资源为依托的文化型经济，以参与国际竞争为目标的开放型经济。同时宣布，未来将突出抓好汽车、微电子、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和新医药等“四大产业”，形成具有首都特点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制造业产业群；建设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顺义汽车城、通州光机电一体化基地和城南生物医药产业带等“四大基地”，以及数控机床、数码相机、同仁堂中药与天然药物新制剂等“十大产品”。

这个时期，北京市通过政策规划引导，大批适合当时首都功能和资源特点的高新技术企业、现代制造企业、现代服务业企业迅猛发展起来，很快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首先，汽车成为北京现代制造业的龙头。2002年，韩国现代汽车落户京郊顺义，2004年奔驰·戴姆勒进驻亦庄之后，现代制造业得到较快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最大亮点。2005年，北京汽车产量达到58.6万辆，其中轿车产量22.1万辆[26]。2009年，北汽集团首次突破了产销百万辆，成为国内第五个年产量超过百万的汽车企业集团，并实现营业收入1166亿元，成功实现了北京市政府提出的“率先打造千亿元销售收入的企业集团”的目标要求，各项增长指标均列行业领先水平，成为首都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其次，北京电子薄膜晶体管产业后来居上，领先全球。2003年，京东方通过耗资3.8亿美元并购韩国现代显示株式会社（HYDIS）TFT-LCD板块正式进入液晶显示领域，同年9月在北京建设了第5代TFT-LCD生产线，并于2005年实现量产，终结了中国大陆的“无屏”时代。2008年，京东方具备了完全的自主研发能力，推出了适应市场需求的多种产品。2009年，京东方宣布在北京建设国内第一条8.5代TFT-LCD生产线。

2012—2015年间，京东方相继在合肥、重庆、福州投建了8.5代TFT-LCD生产线，在成都投资了面向柔性显示的6代AMOLED生产线。2015年12月，京东方在合肥投建了全球的第一条10.5代线，成为全球液晶产业格局的崭新里程碑。如今，京东方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液晶显示屏市场占有率居全球第一，电视液晶显示屏市占率居世界第四，现有7条生产线投入运营，京东方利用十几年时间已经从面板行业的追赶者一举成为领先者。

这个阶段，北京还上马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新项目，比如中芯国际、北一大隈、有研硅股、欧曼重卡，还有首钢冷轧等，其带动性和辐射力十分巨大。此外，北京还扶持了一批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像联想集团、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还有一些小而精的高新企业像爱国者、中星微等也都很成功。

2005年末，“十五”规划结束时，《北京日报》如此描述当时的经济发展成就：“每天，有10万多部手机出厂，近1500辆汽车下线，超过2亿元的产品出口世界，7万多平方米新建住宅竣工，4亿多元社会消费品卖出，8000多名海外游客入境及带来近900万美元的外汇收入，总计近12亿元的社会总财富被创造出来……”当时，北京已经形成了以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产业结构。

2006年，“十一五”规划起步，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部署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优化产业布局成为此后五年北京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与亮点。北京市首次提出，将在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基础上，全力打造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

一、着力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打造全国知识创新中心、技术研发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创造首都地区发展的新优势，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二、着力完善提升商务中心区（CBD）的功能。形成商务服务发达、功能齐备的国际化现代商务中心。

三、着力加强金融街核心区建设。强化金融产业服务功能，为国家金融决策监管中心、金融资产管理中心和金融信息汇聚中心建设服务。

四、着力推进奥林匹克公园建设。重点发展体育文化、旅游会展产业，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文化、娱乐、会展中心和奥运标志旅游地，成为首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重要旅游文化产业基地。

五、统筹规划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开发区及区域，建设以京津塘高速公路和京津城际快速铁路为纽带，以高端产业和总部经济为依托，面向国际市场的高端产业园区，构筑北京东南部产业发展带。

六、建设以首都国际机场为核心的临空经济区，统筹规划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空港保税物流中心、空港工业区、空港物流基地及周边区域，积极发展临空产业，推动空港经济，形成国内较强辐射力的空港经济。

这六大高端功能区基本涵盖了北京的产业优势，凸现了“十一五”期间，北京致力于发展高端、高效、高辐射力产业，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的总体思路。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北京投入近3000亿元资金建设了奥运场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多条地铁线（13号线、八通线、5号线、8号线一期、10号线一期）、首都机场T3航站楼等重大项目，城市环境与交通设施得到了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中关村核心区、金融街、CBD、北京临空经济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奥林匹克中心区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基本成型。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对于首都经济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此后北京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换。北京在“奥运景气”的继续推动下，金融、信息、科技、商务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获得充分发展，成为推动北京经济增长的新型增长点。高端产业发展呈现良好成长性，产业结构日益优化，服务型、高端型、总部型经济特征更加明显，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社会服务业正在形成产业发展的新“四极”。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聚集效应强大显现。

2009年，继国家出台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后，北京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八大产业振兴规划。北京八大振兴产业包括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都市产业、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物流业。这些作为当时最具活力的产业门类，得到了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对于全面发展首都经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2010年末，“十一五”时期结束时，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流通服务五大类别）主导的服务经济格局初步形成，总量支撑首都经济半壁江山，占据服务业总量三分之二份额。其中，公共软件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医药制造业占整个高技术产业的八成左右，信息产业占全市经济的比重达到14.8%，全市经济基本实现了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协调统一。

此间，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作为北京经济发展的六大战略引擎，集聚产业、创造财富、吸纳就业、促进创新的作用不断增强。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以全市7%的平原面积和16%的能源消耗，集聚了全市四成以上的资产，实现了四成多的利润和税金，创造了近四成的地区生产总值，每平方公里创造的增加值近10亿元。当时，全市高技术产业的九成以上、现代制造业的七成以上、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一半以上都集中在六大功能区；其中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占到区域增加值的60%，金融街占到全市金融业增加值的70%以上，产业聚集效应已经十分明显。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首都经济发展掀开了崭新篇章。北京市积极落实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技术创新辐射带动全国制造业整体升级，借助跨区域产业协作引领助推各地经济实现转型发展。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北京“四个中心”战略定位，提出北京要放弃“大而全”的经济体系，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为北京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北京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是大逻辑、大格局、大趋势。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北京紧紧围绕新的战略定位，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创新发展、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调结构、转方式，创新驱动，使首都经济的内涵更加丰富、举措更加有力、成效更加凸显。

2017年6月，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指出，将全力抓好“三城一区”的建设，倾力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聚焦中关村科学城，突破怀柔科学城，搞活未来科学城，打造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创新驱动发展前沿阵地。

2017年12月，北京市政府正式公布《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个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选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智能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智能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以及科技服务业等十大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高精尖产业。

对于北京来说，“大而全”的产业发展模式一直制约着北京向更高端方向发展，“大而全”意味着一些低端产业也必然夹杂其间，不仅占据了稀缺的空间资源，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从放弃“大而全”的工业体系，到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这是北京转型发展面临的一场大考。

近年来，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迅速，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与科技创新更为北京市经济增添了新活力。2018年，新经济实现增加值首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057.4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33.2%；十大高精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32548亿元。2019年，北京市新经济实现增加值12765.8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6.1%；全市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863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4%；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8405.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3.8%。2020年，新经济实现增加值13654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8%；全年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5.6%和24.8%。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6.7%，提高2.2个百分点。高技术领域产品，智能手机、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和液晶显示模组产量增长强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孕育成长，正为北京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新动能。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高精尖产业项目发展迅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新材料产业较快发展，相关产品产量快速增长，2019年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产量比上年增长26.3%，智能电视产量比上年增长13.3%；怀柔科学城首个进入科研阶段的大科学装置——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投用；中国商飞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的智能新能源飞机ET480全尺寸样机总装下线，突破传统锂电池续航里程短的瓶颈；新冠病毒英国突变体序列公布后10天，北京经开区企业义翘神州就成功表达N501Y突变体重组蛋白，并快速上线供应全球；2020年，北京奔驰年产量突破60万辆，而且建立起全球首个同时拥有前驱车、后驱车、电动车三大车型平台，并拥有发动机和动力电池的示范工厂。

跨区域协作，不囿于一地。高质量发展，不止于北京。

首都发展要与国家发展同步，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北京要体现国际大都市的格局，产业发展必须面向高精尖。同时，北京的高端产业不仅仅是为了支撑首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要为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合适的路径来。

目前，北京已经与全国20余省市建立了产业协作与科技合作关系。未来，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还将充分发挥溢出效应，广泛引领带动全国各地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