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与产业升级

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司委公布的数据，在1999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10%，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到2017年年底，该占比已经提高到17.3%。同时，在规模方面，2017年年底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2.4亿人，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58亿人。2016年新增60岁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1 000万 注8。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世界上前所未有。

由于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社会负担的增加，加大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减少劳动力供给，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所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受到包括我国政府和学界等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在同时，人们也逐渐开始发现一些伴随人口老龄化时代到来的机遇，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要求，人口老龄化既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我们认清人口老龄化对产业升级的正面作用及其中的机制，才能正确引导产业去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带给我国经济发展的机遇，积极进行产业升级，从“被动”转变为“主动”，从而更加有效地减轻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阻碍作用。

一、 我国文献研究综述

21世纪以来，国内部分学者通过建立模型针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理论研究。李军（2006）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变量引入到索洛增长模型中，在理论上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增长存在正、负或零等不同的作用效应，而相关的政策选择将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作用效应。彭秀健（2006）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徐达（2012）以索洛模型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指出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实证方面的研究也迅速丰富起来。我国学者利用数据充分探究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机制，从而形成了储蓄率、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消费、技术等一系列角度。在需求端，消费水平是许多学者研究人口老龄化影响的重要对象。王宇鹏（2011）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后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谭江蓉、杨云彦（2012）利用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省域数据，实证证明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万克德等人（2013）以山东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得到相反的结论，即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引起消费规模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居民的消费能力。最近的研究开始从消费转向对储蓄率的思考，胡翠、许召元（2014）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利用混合截面和虚拟面板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汪伟、艾春荣（2015）运用分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率的上升有显著的影响，但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王沫凝（2016）利用1990—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的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显著负相关。在供给端影响方面，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作用是对劳动力的影响，例如童玉芬（2014）就采用联合国人口基金最新预测结果进行研究，并发现老龄化虽然将会引起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但在2030年之前下降比较缓慢。刘文和张琪（2017）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中日韩三国1971—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倒U”影响效应。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也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姚东旻等人（2017）基于2003—2012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方法证明了老龄化对科技创新水平有显著的负效应。

其实在我国开始迈入老龄化阶段时，就已经有学者开始思考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鲁志国和黄赤峰（2003）提出人口老龄化社会对产业结构调整有负面影响，建议对老年人力进行分类管理与利用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钟若愚（2005）则在综述老龄化影响经济的现有理论研究基础上，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机制。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关键期，关于我国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陈颐和叶文振（2013）利用1981—2011年台湾地区的相关数据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算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的长期关系，研究发现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二者之间的动态影响是相互的。倪红福等人（2014）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从比较静态的角度分析，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通过消费需求结构渠道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汪伟等人（2015）通过构建多维产业升级指标并运用中国1993—2013年的分省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不仅促进了中国第一、二、三产业间结构的优化，还推动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内部技术结构的优化。刘玉飞和彭冬冬（2016）利用中国199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老龄化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人口老龄化非但不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反而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向更高级的方向转变。钟水映和余远（2017）以中国各省份2001—2015年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全国层面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产业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正向空间外溢效应显著。

综上可见，我国的学术研究已经开始着眼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其中部分实证研究也已经证实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作用。本文将对具体的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并结合中国经济数据进行说明，最后对如何更好地发挥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提出相应建议。

二、 人口老龄化催生银发产业的发展

从需求端角度分析，随着我国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和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老年人作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消费群体，为我国消费市场注入了一股“银发动力”，进而影响供给端的产业发展。

1. 人口老龄化带动养老产业的发展

由于身体的衰老和自我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医疗保健产品的消费，从而带动了医药产业的发展。医药产业以创新研发为发展核心力量，具有高附加值，显著区别于传统制造业，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目标之一。除此之外，针对老年人的服务业也随之蓬勃发展，例如养老院、医院、看护院，还有养老地产、家政和寿险等服务。201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同年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也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2014年5月全国老龄办受国务院委托发布《中国养老产业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养老服务业的总产值要突破10万亿元。

随着我国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消费支出方面展现出新的特征，其中包括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不断增加。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逐年增加，同时在总支出中的占比也越来越大。其中城镇居民贡献了主要的消费力量，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017年达到了1 777元的水平，同比增速相较2016年的13%有所下降，但仍处于9%的较高水平。如今我国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的医疗保健意识有所增强，但更多的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还是来自于老年人，而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扩大了这种需求。

具体到产业，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由图3和图4可知，2017年中西药零售额和医药制造业利润总额分别达到了9 481.5亿元和3 314.1亿元。在2007年医药行业回暖反弹后，中西药零售额同比增速到2012年一直保持在20%以上，近几年医药行业增速虽然放缓，但面对高基数，中西药零售额和医药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都能保持在12%左右，可见人们对医药品的需求十分旺盛，而其中人口老龄化必然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

服务业数据也能反映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就民政部公布的养老服务业的数据来看，伴随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养老服务床位数显著增加，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养老服务床位数同比增速基本保持在8%—20%之间，而城市养老服务机构单位数更是由2008年的5 264家增加到了2016年的近9 000家。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对养老质量的追求，预计未来针对老年人的服务产业还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 人口老龄化推动旅游、教育产业的发展

除了自身体质下降的特点外，大部分老年人还拥有大量空闲的时间。在满足生存和基本生活需求外，我国老年人对休闲娱乐的需求也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老年旅游、老人学校的发展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2017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明确表示支持养老服务产业与健康、养生、旅游、文化、健身、休闲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养老服务产业新模式、新业态，鼓励金融、地产、互联网等企业进入养老服务产业，到2020年基本形成覆盖广泛、灵活多样、特色鲜明、规范有序的老年教育新格局，全国县级以上城市至少应有一所老年大学。

老年学校是适应社会老龄化、建设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时代产物。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后我国老年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尤其是2011年至2014年间，全国老年学校个数、在校人数显著增加，目前已基本保持稳定。老年学校的增加既能反映出政府对空巢老人的关怀，同时也体现出了我国老龄化为教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与动力。

需要强调的是，人口老龄化需求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大小主要依赖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如果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不强或消费意愿较弱，老龄化的产业升级的需求效应就会减弱，而这又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保障的完善程度有关。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均GDP的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老年人对银发产业的需求愈发旺盛，使得需求端对产业升级的推动力量也愈发强大。

三、 人口老龄化“倒逼”产业转型

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作用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会影响到产业的生产力和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不断老龄化，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劳动成本持续上升，“人口红利”的消失加速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低工资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低端制造业和粗放式生产模式已经失去了优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空间被压缩，很多工厂无法忍受上涨的工人工资，从我国迁移到东南亚其他劳动成本低的地区。另外一些企业则开始加大产品的研发力度，提高自动化程度以代替劳动力投入，提升生产效率。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增强自身产品的竞争力。于是，我国廉价青壮年劳动力的日益稀缺“倒逼”了经济发展从“劳动追逐资本”转向“资本追逐劳动”，促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密集型。

1. 人口老龄化加速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求人倍率为岗位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可以较好地反映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可以发现，除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外，2001年以来求人倍率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以2010年为分界线，劳动力经历了由供大于求向供不应求的转变。更直接地，城镇登记失业率同样在金融危机之后，由2009年的4.3%下降至2017年的3.9%。另一方面，从农民工的年龄构成方面，也可以看出2008年以来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逐年增加，2011年41岁至50岁农民工占比超过31岁至40岁占比，2016年统计数据更是显示41岁至50岁农民工占比达到27%，接近21岁至30岁群体的占比。无论是求人倍率的逐年上升，还是农民工年龄构成的改变，都表明中国正在经历“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加速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除将工厂迁入尚存“人口红利”的其他国家外，只能努力转型，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科研创新能力，积极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企业转变。

2.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直接影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又是形成“倒逼”产业转型的直接因素。分析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知，无论是整个社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还是更能反映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的农民工平均收入，都显示近年来劳动力成本逐年增加，并且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都无法再享受由人口红利带来的低成本优势。这一方面是随着经济发展，劳动人民对物质生活需求提高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显示由于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成本效应。

四、 人口老龄化深化人力资本

与“倒逼”产业转型不同，人口老龄化对供给端除了存在减少劳动力、增加劳动成本等消极影响外，还存在深化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一方面，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成熟劳动力和高级技术工人占比会增加，另一方面，预期寿命的延长也使得受教育的收益增加，并且年轻人受教育的年限也会随之增加，从而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不同素质或技能的劳动力决定了产业的发展方向不一致，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常常助长了劳动密集型或粗加工型产业的发展，高素质型劳动力则推动了知识密集型以及深加工产业的发展。所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使得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即人口老龄化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

1. 成熟劳动力的增加提升了有工作经验劳动力的比例

根据之前农民工年龄构成的数据，可知近年来农民工由40岁以下的中青年向40岁以上的中老年转变。这里我们再次利用相同数据，取各年龄段平均年龄（50岁以上按照51—60岁处理）并按照比例加权算出农民工平均年龄及同比增速，如图13所示。根据计算数据，可知虽然近几年我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增速放缓，但仍然处于上升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的工作经验会更加丰富，从而增加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2. 预期寿命的延长增加了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

除工作经验外，受教育程度也是人力资源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据和预期寿命数据，可知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受教育年限逐渐增长，1990年后每十万人拥有的小学教育程度人口开始减少，尤其是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小学教育程度人口占比由35.701%下降至26.779%。与此相对应，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除此之外，从近年来农民工文化程度构成也可以了解劳动力教育水平明显改善，无论是本地农民工还是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都逐年增加。这一方面得益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同时也是由于人口老龄化使得预期寿命增加，进而增加了人们投入教育的年限长度。除此之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生育率的降低将会使不断增加的教育与健康投资分散到更少的劳动力中，从而同样有利于深化人力资本。

结合人口老龄化“倒逼”产业转型，人力资本的深化也会进一步增加劳动力的成本。拥有较高教育程度和丰富工作经验的劳动力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从而加重了由于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对产业转型的“倒逼”压力。

五、 如何更好地发挥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

1.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利用互联网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正如前文强调的，人口老龄化需求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大小，主要依赖于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消费能力，将会为银发产业的发展与创新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有了显著提高。但是老年人作为特殊的消费群体，仍然保留有较大的消费潜能。进一步加强老年人消费需求效应对产业升级的作用，首先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基本需求，才能解放其消费能力，推动老年人需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因此，中国在大力发展老龄产业的同时，应将收入分配、养老、医疗等宏观改革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相互配合与协调。第二，应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休闲娱乐生活。利用市场化改革的趋势，继续为老年人提供更多优质且形式多样的服务与产品，是符合产业升级和物质需求发展趋势的。除此之外，由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飞速发展，可以通过推进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同时，网购等新型消费形式也是增强现代消费力量的重要因素，而老年人学习利用互联网进行消费和享受服务的过程较慢，如今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积极引导老年人使用信息化设备，消费互联网产品，能够为老年人消费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2. 充分发挥老龄人力资本的潜能，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

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劳动力不足。但是，相较之青年廉价劳动力，老龄劳动力拥有一些其他的优势，他们一般接受过更长时间的培训与教育，拥有更丰富的工作经验或者更娴熟的技艺。因此，我国可以鼓励老年人弹性就业与延迟退休，创造和提供一些适合老龄劳动力的岗位与平台，从而充分发挥老龄人力资本的价值。另一方面，高质量的产业升级实质上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力资本不断深化以及科技含量不断提升的过程。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产业结构升级尚未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升级格局，这与中国现存劳动力的低知识与技能结构特征不无关系。所以，要通过教育改革来延长接受教育的时间并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将原有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现在和将来的“人口质量”优势，降低缺乏人力资本价值的老龄化人口比重，从而在抵消年龄增长带来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同时引发“新人口红利”。

3. 加快推进城市化，助推新兴服务业发展

城市化过程本身是包括产业结构升级过程的，也可以理解为城市化建设本身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但是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城市化建设存在一些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通过“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心理成本和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对城市化进程具有显著、稳定的阻碍作用（康传坤，2012），所以应加大城镇化建设力度从而降低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包括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等。另外，在医疗保健等需求方面，农村居民较城镇居民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快推进城市化，将有利于开发这一部分消费市场，从而为产业升级增加新的推力。另一方面，城市聚集经济在金融、医疗、教育、文娱等新兴服务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而老龄化背景下城市服务的对象也会趋向老龄化，所以可以利用老龄化对于服务的需求，制定合理的产业规划政策，以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城市化建设，再通过城市聚集经济进一步诱发技术创新、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逐步扩散到其他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去。

4. 提高创新能力，“撬动”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研究表明，创新对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具有“杠杆”作用（卓乘风和邓峰，2018）。一方面，产业升级离不开创新，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带来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所以加大创新力度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产力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有利于更加充分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价值，从而“撬动”人口老龄化通过深化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驱动作用。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要积极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引进先进技术；要为创新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营造创新环境，搭建创新平台，提高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的补助津贴，通过减免税收或加大研发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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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赵玮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