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约翰生是18世纪英国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词典编纂家。他传奇的一生为鲍斯威尔《约翰生传》生动记载，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善良之人格而为后人所景仰。

关于约翰生一生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其写作的道德文章，以及新世纪如何对待他的文化思想传承问题，值得做一简单介绍，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他的作品。

历史背景

约翰生是在英国两次政治大革命后出生的。在第一次革命中，由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军把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处死，成立了“共和国”。尽管名称改变，但它基本是一个以清教徒严峻精神为标志的暴政。在不长的十年统治期间，英国剧院遭到关闭，出版物受到审查。在克伦威尔死后，1660年，查理一世的儿子继承王位，史称查理二世。在这个“复辟”时期，英国重开剧院，社会恢复秩序，确立法律，保证个人自由，禁止随意逮捕人。然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掌权后，新国王开始反“复辟”，倾向专制与罗马天主教。1688年，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从荷兰被邀请回国，结束独裁。此后新时代开始，威廉三世（1689—1702年在位）接受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使民众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奠定至今未大变的“君主立宪”体制。史书称1688年英国发生的这场没有流血的变革为“第二次革命”或“光荣革命”。

1709年，约翰生出生。大不列颠与苏格兰已合并（1707）两年。这个“合并”是英国18世纪历史开始的标志。约翰生生活的时期，经历过四个王室：斯图亚特王室的安妮女王（1702—1714年在位）、德国汉诺威王室家族的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他十二岁那年，代表辉格党的罗伯特· 沃波尔出任英国第一财政大臣，行首相之实（1721）。他二十九岁到伦敦后开始以文为生，为杂志写文章或编词典。在他工作期间，英国侵略印度（1757），对法国开战（1756—1763），对北美殖民地征税（1765）。1776年，北美十三州宣布独立。八年后，约翰生去世（1784）。五年后（1789），巴黎发生推翻君主制的法国大革命。

保守思想

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英国就有了两大党的崛起和竞争。倾向于保王的托利党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而激进的辉格党则代表金融工商业者的利益。由于得到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支持，辉格党一直以占优势的姿态活跃于国会的政治舞台，而在沃波尔担任政府首脑到约翰生去世的六十三年中，托利党在国会只有两届共十三年的执政时期。一贯倾向于托利党的约翰生，在此起彼伏的两党斗争中，很多时候成了国内事务的异见者、流放者，晚年成为顽固保守的汉诺威王朝的捍卫者，尽管他一再表示自己是个愿意顺从、注重社会和谐的人。他效忠王室、尊重秩序，但他不是一律以王室为是。他认为他所捍卫的君主也有好坏之分，所以当王室决定给予他养老金时，他会为以前的抨击行为感到尴尬和无奈。与其说约翰生“保王”，不如说他要维护光荣革命后形成的一套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一种不管哪个政党执政都应遵循的这一1688年革命后形成的政治原则。对君主立宪制，即使比约翰生出生略早的同时代人和被后人推崇更革命更进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也大加称赞，并总结提出他脍炙人口的“三权分立学说 ”。也许有感于历史上暴乱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凭着对人类的进步缓慢和人的局限性的深刻观察，约翰生主张社会和谐有序地进步，坚决反对战争，反对社会动乱。因为他相信，只有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人类才能更健康地生存发展，得到幸福。他应是和谐社会理论的大力提倡者。后人强调他“反对革命”的一面，看不到他拥护“革命”成果“君主立宪”的一面，如同“只知貌异不识心同”。

身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时代，约翰生保守的政治态度使他远离思想激进的哲学家，对当时一些最流行的学说如不可知论或怀疑主义等保持距离。同时，他并不拒绝时代进步的思潮，保持开放的心胸。他相信科学，关注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乐意接受启蒙时代对自然和理性的尊崇，主张“顺从自然而生活，服从宇宙的法则和不变的规律”。他的散文写作对当时欧洲思想界表现出的或乐观幻想或悲观失望的普遍狭隘心态，从人的自然性分析，做出冷静的判断。正是这些表述常人的行为方式、分析人心文心、坚持道德信仰的文章，在激进思潮或剧烈变革过后，反而具有超越时代的特色。正所谓人性本性始终一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殊不知，当反宗教信仰成为一个时代潮流并具有革命性时，约翰生终要为他主张道德信仰的文章付出代价，被忽视，被不屑一顾，甚至人们不必读也能想当然地把他的文章当作批判的靶子。因此，我们有必要辨识他这些关于道德的内容，否则还会继续因“名”失“实”。

泛道德

约翰生这些以人生命运、人性心理为题材，宣传道德信仰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报纸副刊上，即《漫步者》《冒险者》《懒散者》。考虑到约翰生坚定的原则和明确的伦理行为，想来这些文章一定是陈述主观、判断坚定，甚至观点鲜明，绝不含糊其辞。可实际阅读约翰生作品，并没有给人这种印象。如霍金斯（Hawkins）所说：“在约翰生的所有专题讨论中，无论争辩或批评，他的文笔都保持着一种平衡的判断，给人思想上留下奇怪的困惑。”约翰生这类“道德文章”，这个“文不如其人”的现象，又该如何理解呢？

约翰生在《英文词典》前言中说过：“语词是大地的女儿，万物是天堂的儿子。语言只是科学的工具，语词是观念的标志。”根据洛克（Locke）语言学的看法，词语不仅表示“物”，也表现“观念”，即形成知识的渠道。人们表达观念有简单和复杂两种形式。“简单观念”，如某个物体“山羊”，是可以指明的。而“复杂观念”，如某个观念“道德”，则不能指明，却可以通过下定义来确定。约翰生认可这些观点并深受其影响，可又不认为“道德”可以通过下定义来确定。他强调这类给道德观念下的定义，不能在实际上帮助人们了解“道德”观念的实质。所以约翰生在词典里是这样给“美德”下定义的：“美德：好的道德；与罪恶相反。”他虽采用“复杂观念”，却没有给“美德”一个确切的道德观念上的定义，反而让人们从反面发现真相。他的道德文章都体现了这个特点，如同他强调普遍性的美学原则：“诗人的任务是检验类型而不是个体。”

他在《漫步者》的第14期《文与人》中说：“在道德的讨论中，人们应记得，有许多障碍阻拦我们去实践，而这使人们很容易就让位于理论。”他承认，“道德理论”有时有它自身的力量来取代实践，可他却否认它本身的有用，主张让“知识脱离观念”。尤其在艺术创作或鉴赏中，他坚持认为，理论或规则一般总是在一出戏或一部作品之后才形成。在鲍斯威尔记载他的一次谈话中，约翰生强调，“人类的实践，尽管经常违背理论，却是真理最伟大的试金石”。他重实践而不是理论，重本质而不是现象，重一般而不是个别，重生活而不是书本，重参与而不是旁观。因此，就像老子谈“道”，“道可道非常道”，约翰生对于美德、罪恶、信仰、理想这些概念，在文章里虽表明了倾向，却写得很抽象。信仰就是信仰，道德是泛道德，没有下定义的特指，只有了解他本人的经历后，才能知道他信哪个上帝。虽然他是个虔诚的基督信仰者，却很少引用《圣经》，根本有别于教徒说教。因此，普通读者读这些所谓“道德文章”，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体会其所指，参考自己心目中的“上帝”、自己理解的“自然”，做出选择，达到“平衡的判断”。

约翰生注重参与并分享人生，因为在他看来，人性有光辉和弱点两面。人的伟大与渺小终要在人的死亡面前消失。他似乎对人的伟大的概念过于藐视，却对克服人的局限性鼓励有加。因此，在思想上，他讨厌站在人生边上，从旁观者的角度嘲讽挖苦，如小说《拉赛拉斯王子漫游记》不让好心办坏事的飞行工匠从悬岩跳下摔死，再如《懒散者》的第22期《兀鹰怎么看人类》，约翰生一时愤世嫉俗，写人类丑恶的本质，后来他考虑到这种语调太过分，便将其删除未收入自选集。尽管如此，他对罪恶丑行，特别是造假、欺骗或伪善，却始终敢于毫不留情地揭露，如他给麦克弗森的信中表明的，不怕恐吓，坚持捍卫真实。在行为上，他慷慨善良，关心照顾弱势人群，长期与几个老弱病残者租房同住。他与普通人相处融洽，分享生活的酸甜苦辣、悲喜哀愁，如他为长期同住屋檐下的老医生利弗特写出感人肺腑的诗歌。从介入人生这个角度来说，人们读他的“道德文章”时会感到亲切实在，尽管文章遣词造句深奥，不全是日常生活用语，却也能从中体会世界的变迁。

美文章

约翰生不给“道德”观念下什么定义，而是考虑到事物的复杂性，主张“文章”要推敲磨炼。他认为，作者描写事物，如同打磨钻石，要表现出真价值，给人以艺术感染力。在约翰生看来，作家要有个性，要坚持原创，要处理特殊和新颖的“事”，通过艺术表达来引人注目。作家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借“事”传达“理”，也就是一种主题或观念。而那些普遍看法和为人熟悉的观念，需要反复加强或宣扬。两者分工合作，并不矛盾，正所谓“寓德于文”。

约翰生对鲍斯威尔提到，他少年时读到一本说教的书，受到宗教信仰的启蒙，并肯定道德文章，觉得可以用艺术力量唤醒人们的意识和觉悟。他试图这样做，如《漫步者》的第2期论述成名的偶然和必然，强调成名原因比一般预想的更复杂和捉摸不定。所有读者读到结尾模棱两可的结论，都会感到不安：不成名的人会不安，成名的人也会忧虑。如何成为有美德的人，留给读者去思索、去判断、去实践。他的小说《拉赛拉斯王子漫游记》中，怀疑主义色彩不可谓不浓厚，这与他主观上反对或不接受休谟的怀疑主义，初看十分矛盾，细想却十分统一。这类“文不如其人”，只能说明他尊重生活本身的逻辑事实，不为感情和理性所干扰，力求传达出事物真相的普遍意义。这原本就是为“文”的作用。所以作家墨菲（Murphy）在约翰生去世不久后说：“约翰生（的文章）总是深奥的，当然让人们感到思想的疲倦。”同样，它也给人思想的愉快。鲍斯威尔称这类“矛盾精神”，容易令人误解他的人生，也自然成为后人评价他的一种思维智力上的挑战。如格林（Donald Greene）看他是“激进自由主义者”，而克拉克（J.C.D.Clark）认为他是保守的“托利党詹姆斯党人”（Tory Jacobite）。又好比约翰生突发奇想给散文专栏起名为“漫步者”，既可解读为漫步者沉思默想，又可认为漫游者不着边际。又如约翰生更愿看人类历史演变进化而非“革命暴力”，在翻译法文版的《特伦特历史》一书时，他多处硬把“革命”（revolution）一词翻译为“演变”（evolution），立场鲜明。

重在提醒

强调“知识脱离观念”的同时，重“提醒”是约翰生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因为他说过，人经常“需要提醒而不是教诲”。尽管约翰生的“道德文章”在他生前不算畅销，却独树一帜。如同任何风格都会受到模仿或嘲弄，有些读者狂热欣赏，如画家雷诺写的文章就有相似的文句；有些读者则感到困难，甚至反感。沃波尔那位以“书信大王”著称的儿子，就批评那本被麦考莱认为写得比较简朴的《苏格兰西部群岛旅行记》“用词太多，表达意义太少。尽管还不算累赘，但已远离轻松和自然”。他在另一封信中，更是直言不讳，称约翰生犯了“再三重复”的毛病，“用三种不同短语重复一个意思。若把一篇《漫步者》写成三篇，用词不一，目的和意义都一个样”。读一篇还有个好印象，读多几篇就发现只是“措辞”不同而已。这与诗人柯尔律治认为的“不能得到任何确定的意义”、黑尔（A.J.C.Hare）认为的“这些‘大词’掩饰约翰生缺少能力和知识”以及麦考莱肯定的约翰生“谈话”胜于“文章”，几乎貌异心同，否定多于肯定，无视多于欣赏。而正如克拉克（Stephen Clark）所言，这些与他们的思想认知和道德看法有关而非与约翰生本人有关。正好比约翰生说踢贝克莱这块观念“石头”必得到反弹一般，而仅就约翰生“踢石”一举，有人称“英雄”，有人称“恶魔”，莫衷一是。

确实，约翰生的“道德文章”有批评者所指出的凝重艰涩的问题。不过，他重“提醒”这个概念却有着生活哲理。令人想到，有些民族的思想用一本书就能概括，是因为普遍真理或一般概念，尤其是道德信仰，其实很简单，人人皆知，甚至与生俱来。正是这个观念，加上他的信仰，让约翰生驱使读者去接触重复的内容，达到“提醒”的目的，正如同《管锥编》不厌其详地去说明“理一分殊”，又好比古谚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反之，多样性可以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或今人主张的多元文化也可以和而不同。当然，正是这个切入视角，同时可看出约翰生思想保守与深刻的两面，乐观与悲观的两端。同样，他有些固执的偏见也是思想的火花。学者如里德（Stuart J. Reid）认为，“如果他的偏见是固执的，那么他的原则也是坚定的”。专家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评价其人格也十分到位：约翰生是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悲观者”，可谓看破红尘后的追求完美生活者。女作家林赛（Anne Lindsay）二十三岁时初见约翰生，除对其有外形“怪异”的看法外，对其内在的评价是“心地善良、思想纯粹”。

有人风趣地说，约翰生写《漫步者》是为《英文词典》，又用《英文词典》来解释《漫步者》。这些写在他重复单调的编纂词典工作期间的文章，确实多少反映了他当时的情绪。他想用学习整理词典的哲学词语，借散文形式释放他对日常生活判断的能力，表达工作中甜酸苦辣的声音，随时向读者传达他哲理思考的信息和反思。这种即使后来借讲“小故事”加点“轻松味”的“道德文章”，最终还是免不了被打上“重复声音”的沉重印记。约翰生的“道德文章”为什么“重复”，还可进一步探究。即如维姆塞特（W.K.Wimsatt）的研究指出，约翰生在文体上讲究“平行”“对偶”“措辞” 及形象比喻。这类“循环论证”的文体风格，实际上加强了“如圆之周而复始”般既重复又完美的感觉，“表示出人类思想和推理时一种实在的境界”（钱锺书《说“回家”》），令人直接想到读钱锺书《管锥编》的“圆说”和其“连珠文体”（参看译者《〈管锥编〉述说》）。约翰生作品同样是一种接近于诗的散文，让翻译几乎无法还原它们的神韵和趣味。

重“提醒”的观念，还体现在约翰生说过的关于作者命运的话中：“世上没有比对一个作者的忽视更可怕的事了。被责备、憎恨和批判，比起被忽视来，还是令人愉快的名声。每个敢于写作的人，都有理由害怕这个最糟糕和最可怜的命运。”这无疑突出了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之深，提醒作者任何时候都要接受读者的评判。他在《莎士比亚戏剧集》的前言中更是提倡一种可概括为“尊重他人，发展自己”的为人处事原则。在这些文选里，我们可以管窥约翰生这位博学多识的大家的通达人情，了解他对人、事、书的透彻观察和深刻认识，从而被提醒如何做人作文。

革命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人们对约翰生的看法。这场大革命似乎把刚去世不久的约翰生，转变成一个具有抵抗外来影响力的英国绅士的化身，一个与法国对抗的、既能维护君主立宪制同时又能免遭革命暴力的牢不可破的堡垒。法国把他们的君主送上断头台不久，1793年，鲍斯威尔在第二版《约翰生传》的宣传语里说得很清楚：“我相信，他强烈、清晰并具有活力的宗教道德，忠诚和顺从的精神，正提高人们的智慧和善良，必然会有效地抵制那些最近从法国引进的诡辩有害的东西。这些在‘哲学’的虚假名义下的恶劣行为，正在破坏我们自由和繁荣国家形成的社会和平、良好秩序和幸福。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产生宣传者希望传播的那些有害影响。”在保守的英国人眼里，这样的约翰生似乎不再是从前那个生气勃勃、批评政府、讽刺王室、反对战争、挖苦人类的人。可在革命者眼里，他却成为地道的反革命。如牛津大学诗学教授利未（P.Levi）说，他读到过最激烈的抨击约翰生的言论，莫过于科贝特（W.Cobbett）发出的憎恨：“这个老不死的家伙，如果他那些文章真能抓住众人，会夺走人们的灵魂。这些文章借华而不实的概念迷惑人，直到光明、理性和法国革命出现后，才被丢弃在那些让人羞愧的书架上。”从此以后，革命风云滚滚，约翰生只能平静安息，接受历史的审判。

如果说在19世纪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中，约翰生被冷落是必然的，那么，19世纪小说体裁兴盛，走向成熟高峰，也在掩埋只写过几篇小说传奇而主要贡献是散文和文学批评的约翰生。尽管他的书不断再版，他的生忌日逢年被纪念，他的作品爱好者从未消失，但失落的约翰生世界，几乎在20世纪初才重新被发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爱尔兰古城堡中发现的鲍斯威尔《约翰生传》手稿，震动了文坛，引发新一轮热潮。手稿发现的直接意义，是对麦考莱等影响19世纪的一些偏激看法做了有力的纠偏。诗人艾略特提出重读约翰生作品，并对他重新做出评价，消除过去对约翰生消极评论的负面影响，无疑也表明20世纪对约翰生的正面肯定。研究专家希尔、鲍威尔、廷克、查普曼、巴特，藏书家亚当、牛顿、海德夫妇等都为此加大宣传，贡献复苏力量。

推动学习了解约翰生，鲍斯威尔沉睡在古城堡的《约翰生传》手稿重见天日固然是契机，而20世纪人们重新审视革命暴力价值观和重新欣赏18世纪古典主义更是催化剂。进入21世纪，人们关心人性、文化、妇女、生态环境诸问题，把作古的被忽视的约翰生又提到新的议题上，凸显他在这方面思想的前瞻性。世界早已形成学习约翰生的传统，而1949年耶鲁大学出版《约翰生世纪》，1984年哈佛大学出版《约翰生和他的时代》以及举办约翰生逝世200周年（1984）纪念、诞辰300周年（2009）纪念、约翰生编纂《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250周年（2015）纪念等大型国际学术活动，都标志着这个研究传统的持续深入。其实，我们许多现代文学大家也有这种学习风气，他们曾经直接阅读原著，感受到这个文化热浪并参与其中，如范存忠于1945年在伦敦做《约翰生与中国》的演讲，又如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杨绛等对约翰生作品的喜爱和直接引用论述。然而，出于各种原因，如学习苏联的影响、大学教学对英美保守思想文学观念的抵制等，自1949年后，我们一直忽视了在西方世界和文学史上并不寂寞的约翰生。这种忽视他作品的现象，只能说明大家都受“革命”的深刻影响。直到近年，情形才开始有所改变。这些两百多年前写的文章，思想还依然没有落后，还依然超出当时或现在“人的局限性”。

文化传承

任何人的思想和创作成就，都要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才能给予恰当的判断。若用现代人的眼光，容易看到约翰生的保守，想到约翰生的不识时务，并且不难判断他的超前意识，因为他过早地看出并急切地提醒人们，那些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启蒙思想，那些激进革命暴力本身，自有其不可避免的偏见或本身就是权宜之计。“医治人类绝大部分痛苦和不幸的药方，是缓和剂而不是急重药。”任何战争或革命过后，人还是要逐步生存，选择生活，追求幸福。

对于人类历史的曲折以及人类智慧进步的缓慢，约翰生不无感慨地说：“当真理不再引起争议，那盛行一时的思想观念会被其他时代驳斥和反对，又会在另一个遥远的时代再次兴起并受到追捧。于是，保持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类思想没有进步。有时对，有时错，因相互的入侵而占有彼此的位置。知识的洪水看似灌输了整个时代，可退潮后留下另一片干枯如荒漠的大地。突然闪耀的智慧星光给黑暗地区带来一时的灿烂光辉，可突然熄灭的光亮，又让人类继续摸索自己的道路。”

《约翰生传》手稿重现天日不过百年，我们亲历的历史便验证了革命带来的文化传统的变迁，如大海潮起潮落，如月亮阴晴圆缺。庆幸的是，在社会文明发展下，在文化价值观变化下，今天人们又可以以积极的态度、正面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那些遥远时代的伟人，把约翰生和“脏水”（包括那些特定的时代环境和狂热情绪）分开，用他的“智慧星光”来丰富我们的生活和艺术，尽可能避免暗中摸索、走回头路、重蹈覆辙之类的愚昧无知的行为。就此而言，约翰生作品集值得一读。

对于革命的大浪淘沙和文化传统的卷土重来、人生的短促和智力进步的缓慢，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感到困惑或无奈。尽管约翰生总是看到社会生活的严峻，常常感到 “人类希望的幻灭”，他还是坚持认为，唯有那些有道德信仰、持理想希望以及能顺应自然而不仅仅是具有名望、财富和权力的人，才能得到幸福。他相信，“人若没有智力，就不是社会人，只是群居者”。培养丰富的智慧要读书。可是，约翰生又强调，“书本若没有生活的知识也是无用的”“除了生活的艺术，书籍还能教给人们什么呢”“文章的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欣赏生活或更好地渡过难关”。他教人们从书本走向生活，如《拉赛拉斯王子漫游记》中的王子那样做出自己“生活的选择”。他以“死亡”劝诫人们，正是因为人人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死亡，任何人都无理由不摆脱他暂时的个人得失或生老病死带来的一切烦恼悲伤，教人积极生活。这几乎是所有文化传承的目的和意义。就此而言，约翰生作品集也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我写诗/是为了看见我自己/让黑暗发出回声。”（《个人的诗源》）——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这首诗，也可借用来看书读文。他在199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词中提到《漫步者》，称其“有耐久的吸引力”，他的思想一直长久地依靠约翰生自信声称的“真理的稳定性”。

《漫步者》及其他

约翰生从1750年起，每周二和周六，在《绅士杂志》的“漫步者”专栏（刊载时间为1750年3月20日至1752年3月14日）发表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文章，专栏主题集中，内容广泛。每周两篇，稿酬为四个基尼①。每期字数在1200—1700字。专栏文章一共208篇，其中有4篇为其他人写作，另有3篇为与他人合作。在这些文章中，有63篇用读者给编者写信的形式阐述问题，31篇谈文学及文学批评，12篇传奇故事，其他是对道德信仰、生死痛苦、妒忌怜悯、悲伤快乐等抽象命题进行哲学思考和论述。有人曾统计，约翰生共使用了380个哲学术语。深奥晦涩与简明定义合为一体。每篇文章开头都引用一段语录，成为《漫步者》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这些语录大都从读书记忆中随手写出，如思罗尔夫人回忆，有些疏漏的引语，他当时就能补上。在715条引语中，406条为古希腊文，302条为古拉丁文，只有7条出自《圣经》。约翰生最常引用的作家是贺拉斯（103条）、尤维纳利斯（37条）、奥维德（29条）、维吉尔（27条）、荷马（25条）。有251条出自文艺复兴开始后，37条为18世纪作家的，如蒲柏（12条）、斯威夫特（6条）、艾迪生（5条）。总体上，他给人一种不喜欢引用同时代人和本国人作品的印象。约翰生曾对1752年和1756年出版的合集做了修订。有人强调，这是约翰生思想和文体的代表作。尽管很多人喜爱《拉赛拉斯王子漫游记》，但约翰生本人更满意《漫步者》这部作品。他说：“其他文章像酒掺了水，《漫步者》是纯酒。”

《冒险者》是约翰生帮助霍克斯沃思博士新创的同名期刊撰写的文章合辑（刊载时间为1752年11月7日至1754年3月9日），收录有29篇，其中23篇用“T”作代号。它们在文笔风格方面继承了《漫步者》。

风格明显转变的是《懒散者》（刊载时间为1758年4月15日至1760年4月5日），发表在《宇宙期刊》，或称《周刊》（即周六出版的文艺副刊，与现在的报纸副刊类似）。兰顿先生回忆约翰生在牛津大学访问期间，有天晚上，他得知还有半个小时邮局停止送信，便匆忙写出稿件寄出，如此“神来之笔”可谓其写作常态。《懒散者》目录编号共为105篇，实际为104篇（有两个22期），其中12篇由他人代笔。比较以前的文章，它们的特点是，篇幅简短，很少用多音节词，风格简明。由于更多写当时感兴趣的话题，写作速度更快，给人缺乏集中分析、草率匆忙之感。同时，明显缺少或不用引语，似乎是为了与以前风格有所不同而故意“回避”。1761年出版了第一版，作者对1767年第二版做了校勘。

这部作品集，参考了格林《约翰生重要作品选》（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沃默斯利《约翰生文选》（企鹅出版社，2003年版）、布朗森《约翰生：小说、诗歌和散文说》（莱茵哈特公司，1952年版）、查普曼《约翰生：文选和批评》（牛津克拉登出版社，1922年版）、里德《约翰生散文选》（沃特·斯格特出版公司，出版年不详）、麦克亚当和米尔恩合编《约翰生的读者》（现代图书，1966年版）、马丁《约翰生文选》（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选集本，选了约翰生部分的散文、前言、诗歌、书信，还节选了游记和诗人评传，本不应该缺少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拉赛拉斯王子漫游记》，因已有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单行本，就不再选入。这里应提到，鲍斯威尔在其《约翰生传》中仅谈及《漫步者》中的14篇（第7、19、32、34、54、82、88、110、179、182、194、195、197、198期），笔者查看几个选本，第32篇为公认选文，第19篇部分入选，其余都未见入选，可见选文实受一时风气、一代潮流影响。原《周刊》的散文部分只有期刊号和日期，主题词为译者根据文本内容而添加。本应有以拉丁字母为序的人名、地名、书名译文对照表，便于对照和检索，在这里把它们作为脚注处理。释义力求简明扼要，还包括一些选文的背景内容提示。这些取舍都由译者主观安排，尽量客观上达到阅读理解的方便顺畅。但难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除此之外，还有约翰生这些有抗译性的散文，怎样在“直译”“意译”“模拟”（德莱顿的译文理论，见本书《诗人评传》的德莱顿部分）之间相互配合，尽力在译文与原文上减少错位，做到融合可信，敬请大家指教。若能为新世纪读者提供有用的生活艺术和知识，提高价值判断和重估文化的智力，那么故去近三百年的约翰生在当代也依然有他的价值。

“先生，我敢说，每个作者最光辉的一面，在他的书里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