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　1750年5月5日　第14期　
文与人

人类思想存在着诸多不一致造成的矛盾，导致人们表现出愚昧的行为或承受懦弱的苦恼。其中经常被提到的是，作者的生活与作品之间有着明显而惊人的不一致。可是，弥尔顿在一封信中，对他只见过一面的陌生学者说，他有充分的理由庆贺自己在思想与人格方面达到的统一。弥尔顿在非公开和熟人的访谈中也表明，他保持写作带给他的名誉。

有些具有美德或才华的人，试图从已知作家的作品中，求得对作家本人最直接的了解，结果却经常为自己的好奇心而感到后悔。这就好比从水底冒起的水泡，一经碰触水面，与水已没有不同，原本有着奇光异彩的幻影，很快就沉入水里消失了。当人们看到那些似乎最有能力给人指点迷津的人徘徊山脚，或者害怕辛苦，或者患得患失，不论一时精神如何振奋，都会失去想象的愉快。也许人们将从此不再有攀登美德高峰的强烈志向。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习俗，比如东方君主把自己隐蔽在花园宫殿里，避免与人直接对话，通过布告让人了解他的指令。这个策略适用于统治者，同样也非常适用于写作者。因为人们更有耐心接受一个与自己同样愚昧和不完美的人的统治而非教育。外来人突然闯入作者的密室，感觉上不会与独裁者萨丹纳帕路斯①的官员的愤怒不同：这位长期恳求觐见国王的官员之所以恼怒，是因为他发现国王不但没有依律执法，也没有去调查冤案或者指挥军队，而是耽于享乐，沉溺于美色。

然而，有许多理由很容易就让人相信，一个人所写的比他的实际生活要更好。例如，无须多加思索就能知道，“设计”总是比“施工”容易得多。一个人在抽象和脱离实际的状态下，提出来的生活计划不涉及愿望的诱惑、感情的倾诉、饮食的迫切或恐惧的威胁。这种情形就如同教师在地面上教授航海技术，那么海面总是平静的，风浪总是吉利的。

数学家很熟悉纯科学之间的差异。他们所处理的只是概念，把它的法则用于生活中。可是，在具体的生活中，他们受到限制后，只能屈从于事物的不完美，接受偶然事件的影响。同样，在道德的讨论中，人们应记得，有许多障碍阻拦我们去实践，而这使人们很容易就让位于理论。“思想者”只面对理论错误的危险，而在现实中的“生活者”，他有自己的热情，要接触其他人，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些来自各方的压力都使他困惑，使他遭受挫折或者碰到难题。他被迫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采取行动；在没来得及检验的情况下，就承担责任做出选择。他为事情的突然变化感到惊讶，根据表面的现象去改变自己的标准；他因为懒惰或者胆怯被人牵着走；更有甚者，他有时害怕知道什么是对的，有时发现朋友或敌人都在故意欺骗他。

因此，这并不奇怪，在很多喧闹、陷阱和危险之中，即使没有思想的偏见，可以毫无阻碍地自由行动，人们也不会服从那些既定的规则，反而会在孤独、安全和宁静中放弃它们。人类目前的情形是，人们能看到的比能得到的要多。人们即使保持最高度的警惕和戒心，也绝不能确保每一天过得纯洁无瑕；即使投入最团结一致的思想上的努力，也很少能到达深思熟虑的德行顶峰。

然而，人们提出“完美的观念”是很有必要的，这能使我们努力进行的工作有个指导方向。如果通过有益的警告和宣传自己的榜样，提醒其他人避免犯自己的错误，克服障碍，那么即使生活中最不负责的人，也能弥补自己的过失。

无论多么习以为常，人们都不应对那些对美德怀有热情而忽略实践它的人加以责备。世上没有比用“虚伪”这个词来谴责他更为不公正的了。既然他已真诚地相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情绪，他不必亲自取得胜利，如同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去航海或旅行，他不必鼓起勇气或努力亲自为之，而可以真诚地推荐其他小觑自己能力的人去做。

利益使部分人堕落，迫使他们强硬地去反对每个可以加以修正的动机。这种利益也让他们自我矛盾，即他们能提出反对美德的理由，却不允许这些美德在任何方面表现其影响力。他们看见有些人违背自己的利益去行动，却没想到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自相矛盾。有些人为情绪所左右，为微小的欢愉放弃了最重要的追求。这些人这样做，不一定是在改变自己的观念或认可他们自己的行为。就道德或宗教问题而言，他们以行动决定情绪，使每个人尽力承担影响世界的任务。这些人的作品，是不能根据他们的生活来证实的。这是因为，他们从不认为在每天的行动中他们有疏忽，他们做的事与自己确立的观点并不一致；他们也从未发现宣传美德的行为，能增加或减少多少他们服从指令的义务。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论证失效。无论它是否能让被论证者信服，其本身都具有同样的力量。

这类偏见，不论多么不合理，总是能广泛流行。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注意这些偏见，以免让自己的思想受到干扰。当他渴望得到别人信任时，他应表明信念。以道理教人美德好处的人，应用自己的榜样去证明它的可行。这样去做，至少要求每个人不能因为写得好而做得比其他人差。他也不能凭自己天才的能力，就去想象自己可以自由放任，声称自己已超出低等阶级的道德水平，请人原谅他缺乏谨慎、忽视美德。

培根在他那本有影响的历史书（《自然历史》）中提供了一些令人渴望的假想之后，建议把比较薄弱的地方，作为人们可以去战胜它的理由。同样的方法，有时也适用于对道德的努力追求。因为在自然的探索中，这位哲人已观察到了这种追求的现象。在我们面前，由于一开始就设立了正面和绝对优秀的标准，尽管甘愿卑恭谦虚，不论做到与否，我们终会得到原谅，同时，我们要努力保持自己的观察，尽管达不到，也要避免止步不前。

据说，马修·黑尔爵士为履行严格的宗教义务，长期以来都隐姓埋名，避免他在做出些无耻和羞愧的事后，让自己的名誉扫地。出于同样的理由，作者的一个谨慎做法是，若意识到平时行为不能贯彻自己的箴言，他应隐瞒自己的名字，以免使这些箴言受到损害。

确实，有许多人因好奇而对成功的作家有更多的认识，可他们却没有多少热情以自己思想的能力去改良社会，期待自己不去进行反对邪恶的争论，或不去讨论适当节制或公平正义的问题，反而是去谈些智慧的发展和愉快的俏皮话，或者，至多谈些什么高深的评论、细微的区别、恰当的情绪和优美的措辞。

这种期待确实华而不实，然而这也是所有人希望的命运，常让人们感到挫败而灰心丧气。读作家的书的人，对作家产生敬爱之心，可与作家做伴又产生了厌恶之情。作家大多数时间都在安静的学习中度过，他的生活方式在季节的变化中一直随遇而安，变得微妙精致。一旦成名，得到足够多的尊敬后，他便忽视了自己从前感到愉快的那些微细精巧。当以作家身份进入社会后，如果他的性情温和胆怯，知道自己的弱点后，他会缺乏自信感到耻辱；如果他生来就意志果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后，他会凶狠傲慢：或者他被敬畏的朋友捧场，失去自己的个性，不再记得自己的能力，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或者他在对立问题上很激动，武断而顽强地捍卫自己，结果因自己的粗暴而失去能力，因急于求成而名望尽毁。

尽管一个人擅长一方面，也有可能同样在另一方面得到成功，然而，优秀的“写作与谈话”是两类不同的事。许多顺口说出来的趣话，不必用写作所要求的准确方法和付出完美的劳动，也是完全可以得到的。因此，一个完全习惯于研究工作的人，也许没有现成的想法、流畅的语言，他总是有必要去接受通俗娱乐。他们也许通过了解谈话提供的线索，来展现自己特别的成就，或者他们本身就没有太多事先准备好的普通问题能参与谈话。因为对于这些争辩的问题，若不把其研究概念掺和在谈话中，他们是不会从表面文字上轻易放过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的。

从作者的“作品”转换到他的“谈话”这一过程，就好像从远距离先观察一个大城市再进入它的内部。从远处，我们只看到寺庙的尖顶、宫殿的塔楼，想象它豪华、庄严、雄伟。可一旦进入城门，我们便发现混乱狭窄的通道、不雅观的破烂小屋、堵塞的障碍物和笼罩在上空的浓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