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　1750年3月31日　第4期　
新现实小说

小说似乎是现代人特别喜欢的一种体裁，因为它展示了生活的真实状态，反映了世界每天偶然发生事件的多样性，表现了人类交往中真实可见的热情和品质及其影响力。

把这类写作称为浪漫喜剧并非不恰当，因为它虽依据喜剧诗的写作原则，采取极容易把握的方式，描写自然的事件，让人保持好奇，却无须借助于奇异的幻想。然而，这类小说还是与浪漫喜剧有别，排除其浪漫英雄的权宜之计和技巧手法，既不用巨人把新娘从婚礼仪式中抢走的果敢行动，也不用骑士把被劫的美人再抢回来的勇猛举止；既不让人物在沙漠中迷失路途，也不让角色局限在幻想城堡里自由生活。

我记得斯卡利格①对潘同勒②的作品有这样的评论：潘同勒的所有作品都采用了相似的形象，如果你把他作品中的百合花和玫瑰扔掉，把好色之徒和森林女神拿走，剩下的就再也不能叫诗了。同样的方式，如果你把隐士和森林、搏斗和翻船情节拿掉，近代所有旧式小说几乎都会消失殆尽。

为什么这类荒诞不经的幻想形象，在一个有修养和有文化的时代，能流传这么长时间，这不容易解释清楚，可是，这也不奇怪，因为只要读者有需求，作者就愿意继续写下去。当一个人因写作实践获得某些流利的语言技巧后，他关起门来不再关心别的，让自己的创作漫无边际，让头脑充满幻想的热情，于是，一本本书，不惧怕批评，不努力研究，不了解自然，不熟悉生活，便制造出来了。

我们现在的作家则有不同的任务，不但需要他把难以从个人孤独奋斗中获得的经验和从书本中能够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还要求他必须具有普遍的常识，能准确地观察活生生的世界。如贺拉斯所说，他们的创作“越缺少自我的任性，就会碰到越多的困难”。他们描写的是人人都知道的事物本原，人们能够从确切的同类中，发现其任何细微的偏差。其他写作，若不是学者恶意中伤，一般不会受到什么特别关注。然而，对普通读者来说，看这类写作，是不能让他们满意的。他们挑剔问题，如阿佩利斯③画维纳斯时，一个鞋匠在路上碰巧见到后，批评他把拖鞋画错了。

小说作者一般担心能否把人类生存方式如实地复制下来。可是，这种担心并不应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来考虑，因为作者在其未创作之前就有这种忧虑。这些新小说主要是为年轻人、无知者和懒惰者写的，对他们起到品行教育和引导生活的作用。之所以要教导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欢乐的头脑里没有思想，很容易迷信自己的印象；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原则，很容易顺从流行的风气；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的经历，其后果是很容易接受每个虚伪的劝告和带有偏见的叙述。

要给予年轻人最崇高的尊重，不应让他们看和听任何不好的东西。从一位古代作家（尤维纳利斯）的作品中，可见其有尽力表现理智和美德的创作概念，尽管这绝不意味着他在思想纯洁方面表现出色。同样，就年轻人面对每件事而言，我们要求作家保持相同但程度上可有所不同的戒备，使年轻人避免接受不公平的偏见、不恰当的思想、不和谐的综合形象。

在过去的浪漫作品中，每个角色的情绪都与人们保持较远的距离，读者很少有让自己卷入角色、效仿人物的危险；作品所表现的美德和邪恶，都同样超出读者个人生活行为的范围。读者既喜欢英雄又欣赏叛徒，既爱好救助者又同情受害者。作品里这些另类人物，只受到他们自己行为动机的约束，他们的错误或优点都与读者个人无关。

可是，当冒险与世界其他事情有了直接的联系，并有许多人参与这个世界戏剧的演出角色时，年轻读者对这些写实的新小说，便全神贯注，希望通过观察角色的行为有效地约束自己的实践，为将来遇到同样的情景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人们熟悉的这类生活故事，比严肃的道德说教更为人所喜闻乐见，比公式和定义更能有效地传播美德或邪恶的知识。作者应特别注意，人物榜样有时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容易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有几乎无法用意志力去控制的效果。若在对写什么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应尽力表现那些最优秀的榜样。若要把这种榜样表现得很强烈，应注意他们不会产生误导性的影响和不确定的效果。

新小说在表现真实的生活方面，最大的优势是作者自由地选择现实题材，尽管不必特意创造，却能从大量的人群里精选值得注意的个体。就像一颗钻石，尽管它不能被造出来，却能被艺术加工，在它尚未被埋在乱石堆之前，便被摆放到展览中心发出它的光彩。

公正地说，艺术最伟大和最优秀之处在于模仿自然。可是，人们还是有必要区分哪部分自然是最值得模仿的。人们总是要求作者特别关注如何去表现生活，因为生活经常因情绪而改变它的色彩，或者因邪恶而改变它的形状。若世界只是被杂乱无章地表现出来，我既看不出读这些描写有什么用，也感觉不到直接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人生有什么不妥当，就像镜子能不加区别地照出所有的物象一样。

因此，以逼真的个性描写来判断人物，依据是不充分的，因为有许多人物并不值得描写；也不能以事件的叙述与观察和经验相一致来判断，因为这类所谓世界人生知识的观察，常让人变得机灵而非善良。新小说创作的目的，不仅要反映人类生存状况，而且要确保人们免受伤害，告诉人们避免落入陷阱的方法。这个陷阱，是“背信弃义者”为那些丧失了对优秀的追求的“无辜者”设置的，或者是为给这些年轻无知者灌输追求任何优秀的虚荣愿望而布置的。新小说要给予人们抵制错误的力量，避免人们受诱惑去做错事；要鼓励年轻人，在必要的防卫中去嘲笑对手，增强他们谨慎的意识而不损害美德。

许多作家为了追随自然，把好和坏的品德合在他们重要的典型人物里，并将两方面不分轻重地表现出来。我们陪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快乐地去冒险，在一定程度上沉浸于对他们的同情，不再憎恨他们的错误。因为他们不妨碍我们的愉快，也许，我们还为他们身上集中了许多优点而感动。

有人确实外美内邪，凭他们的慷慨解囊，便遮掩了自己的罪恶。人们对他们的丑行，还没有完全地厌恶，那是因为他们的善行未能被完全否定。然而，这些古今邪恶堕落的特大腐败者，他们都有相似之处，我们不应再如那些杀人无痛苦的艺术那样，把他们不加区别地都保存下来。

有人指出，一些美德与错误相互联系，创作中突出表现任何一方，都会偏离事物的可能性。这个看法并没有适当地考虑这类观念所产生的后果。这类人如同斯威夫特所评论的那样，“感激程度与他们的怨恨是一样的”。按照这个原则和其他类似的规则，可以假设，人根据残酷的动机做出自己的行动，在追求某种倾向时会不择手段。此外，还应承认，尽管感激和怨恨来自相同的热情，但当人们理性思考后，就不会让两者导致同样放肆的后果。除非人们承认这个后果，这句精彩格言才不会成为与实际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一句空话。

没有证据表明，最初的动机与它们的效果总是成比例的。傲慢不但很容易产生怨恨，还会妨碍感激，因为傲慢的人不愿承认他们承担责任后所表现出的缺陷，同理，要那些没有得到过帮助的人去表示感激或给出回报也是不可能的。

对人类说来，最重要的是，人们应对这种“感激与怨恨共存”的思想倾向加以揭示或给予批驳。因为当人们把善良与邪恶看作一体加以判断时，如同弹簧弹跳的都是同一基础，他们就会想到顾此失彼。如果不为其他，至少为保护自己，人们都倾向于依据丑恶来衡量自己的美德。这个致命的错误，是那些黑白不分的人都不免要犯下的。他们不能帮助人们明确自己的界限，反而很有艺术技巧地把良莠混淆在一起，以致大众不能辨别它们。

在叙述中，历史的准确性是不存在的，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最完美的道德观念表现出来。这最完美的道德观念很现实，既不是天使也没有超越现实的可能性。人们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可信的事不会去模仿。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崇高和最纯洁的美德，自会在各种事物变革的考验中表现出来。通过战胜某些灾难，忍受某些苦难，这些美德教导人们应该希望什么和应该如何行动。至于邪恶，人们有必要去暴露邪恶，永远厌弃它。不应把受到赞扬的荣耀或勇敢的名誉与邪恶混淆，使人们的思想顺从邪恶。无论邪恶以什么面貌出现，这些狠心的行为都应该引起憎恨，这类卑劣的计谋都应当受到蔑视。要知道，当邪恶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人们就会在心理上减少对它的恐惧，正如罗马暴君除给大众制造恐惧外，不在乎被人憎恨，又如，要是小说把邪恶认作智慧，成千上万的浪漫读者就会被认为心甘情愿地接受邪恶。因此，当下的新小说应该有原则地向读者灌输这样的观念：“美德”是最能得到认可的理解力，是崇高伟大的坚实基础；“邪恶”是狭隘思想的自然产物，始以错误出现，终以耻辱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