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跳蚤与虱子
《跳蚤与虱子》[1]，这个书名看起来像是寓言故事的标题，但这并非寓言故事。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一段亲历的故事。这是我的故事。
对于出生在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深处的我来说，这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本不该发生。
但为何今日我决定重新提及这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往事呢？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我有义务向成千上万的合作方说出真相，他们曾协助我创造了芯片卡。芯片卡正是由我之前所在的公司金普斯在法国南部研发的。
其次，我希望回应亲友们恳切的要求，他们只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局部，却常常忽视了真相的全貌。作为主要参与者，我应该向他们坦诚地展示故事的全部脉络。
最后，也是出于对我家人的尊重。他们已经承受了太多的痛苦，特别是大量书籍和报纸中记载的那些被歪曲的、有失公允的事实，而我从未有机会让别人听到我的声音。强大的政治机构和金融机构四处散播着假消息，而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机构。它们希望通过将我妖魔化来洗脱它们掠夺法国一家年轻企业的罪名。
那么在这段故事中“虱子”做了什么呢？
经过仔细思考，我认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最终得以存活于世，有赖于他对胜利的执着，以及为了活着而抗争到底的精神。
我最终得以幸存，首先应该归功于我特殊的家庭环境，它让我跨越了许多障碍。我出生于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名叫莫莱翁利沙尔的小镇，在家中排行老大，父母曾是贝阿恩的年轻教师。父母对待教育事业以及他们的学生，就如同传教士般全身心地投入，无时无刻不散发着活力与勇气。此外，他们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运动。
然而，我的童年却极不寻常。
我出生在爷爷奶奶家，那时连婴儿保温箱都不常见。出生后没几天，我便被诊断出喉咙处患有蜂窝织炎。这种病足以夺走我年幼的生命，但一位年长的乡村医生成功地挽救了我。
虽然情况很快有所好转，但我的身体依然很虚弱。四岁时，小儿麻痹症又折磨着我的四肢和各个器官。那时候在东比利牛斯省，人们还没有把这种病称为“脊髓灰质炎”。这种病让我左半边身体动弹不得，一只眼睛也闭不上。
幸好在我出生后 18 个月，弟弟出生了。他叫米歇尔。他看上去活泼好动，讨人喜欢，我们说的话他总能模仿着唱个不停，而且唱得很动听。他的体质比我好得多。我们两个就像双胞胎一样一起长大，总是穿着相似的衣服。一路走来，他一直都坚定地支持着我，这种支持对我而言不可或缺。
当时，德国侵略者还驻扎在法国北部，并决定向南部扩张，直至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德国士兵占领了我们在莫莱翁利沙尔上的男子小学。那时候二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尽管如此，小学里的课程还是照常上着，不过只剩下几个班级了。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父亲让一部分学生留在教室里做练习，他则去了顶楼，那里有另外一部分学生正在上安装电力装置的劳动技能课。
就在这时，一个反应迅速的男孩跑了上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先生，先生，‘盖世太保’[2]在教室等您！”
父亲毫不犹豫地从顶楼急匆匆地登上屋顶，翻越学校和教士住宅之间的围墙，与同为游击队发起人的神父一同钻入附近的山中，同游击队会合。让·拉萨尔是一位曾担任国民议会议员的传奇人物，他的父亲当时亦活跃在距小镇东部约 10 公里处的另一个抵抗组织中。
从那时起，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便留存在我心中，并且塑造了我的性格。那时母亲孤身一人照顾我们。母亲心里清楚父亲随时会面临危险，整天担惊受怕，夜里还会抽泣不止。曾有一两次，在深夜，父亲偷偷回来安慰母亲，而我和弟弟对此毫无察觉。
尽管母亲多次告诫我不要这样做，但我还是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坐在厨房窗户前的椅子上观察德国士兵。他们将重机枪放在学校的院子里，他们的大炮仿佛正对着我。
我看到院子里的囚犯屠杀牲畜，光着脚走在血泊里，为驻守的军队准备肉食。我还看到士兵不停地进行军事演习，其间时不时地向纳粹旗帜敬礼。德国军队强迫乌克兰的囚犯在泥沼中爬行。不过，士兵允许这些囚犯在晚上放声歌唱，而这时弟弟便会用他美妙的嗓音跟着一起唱。弟弟走在路上时也会高声唱：“元帅，我们在这儿！”这首歌是学校的老师被迫教给我们唱的。我妈妈听着觉得很难过，因为这首歌赞颂的是当时的法国总理贝当元帅，而他选择了和德国侵略者合作……
一天深夜，我们的住所里突然间传来一阵令人恐惧的声音。德国人猛烈地敲着门，他们以前从来不会这样贸然行动。他们是来告诉我们有关父亲的消息的吗？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原来是一个阿尔萨斯（法国东北部行政区名及旧省名，是法国本土面积最小的行政区域）“囚犯”为两名士兵指路，带着他们来到了这儿。他们只是想征用餐具，为一位高官出席的宴会做准备。不过我和弟弟都吓得大脑一片空白，只能紧紧抓住母亲的裙子。
突然有一天，院子空了，一个德国人都没有了！他们急匆匆地离开，去和法国西北部的德国士兵会合。父亲终于可以回到我们身边了。他虽然消瘦了不少，但看上去很精神。在这期间，他所在的游击队共抓住了 42 名德国战俘。我第一次见到了能够握在手里的武器。在庆祝莫莱翁利沙尔解放之时，我们欢欣鼓舞地参加游行，焚烧希特勒的雕像。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女人被一群奇怪而又激动的人当众强行剃头羞辱。父亲告诉我们，他可从来没有在游击队里见到过这群狂热的人。
我曾目睹父亲的战友扛着枪，到家里来喝咖啡。其中有一个大老粗，粗暴地将冲锋枪往饭厅的角落一扔，结果枪走火了，立刻响起了一阵扫射声，天花板都被射穿了。不过居然奇迹般地没有人员伤亡。我和弟弟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反而觉得很激动，因为我们终于听到了战争的声音。
然后，到了“处理战利品”的时候了。人们细心地收集英国盟军空投时留下的降落伞布。这些伞布的用途很广泛，其中一种橙色的布料是由人造丝制成的，母亲心灵手巧，用它来做垫子、桌布、被子以及各种装饰品。她还给我和弟弟做了非常合身又蓬松的“兜兜裤”。我们穿着的时候很引人注目，还会因此引来其他人的嘲笑。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现在终于雨过天晴了！
之后父母被派到了拉克城，那是一个坐落在波区和奥尔泰兹之间的小城镇，就在波河的岸边。母亲负责女子小学，父亲则负责男子小学。这个小镇只有 432 名居民，镇政府唯一的办公室就夹在两所学校中间。女校和男校的两处院子只用一堵厚墙隔开。镇上唯一的饮用水水源在楼外，那里有一个手摇水泵，可以用它来取用这种珍贵的液体。在将近 10 年的时间里，都是我负责用水桶装满水，然后再将水存放在家里。同时，我被任命为镇上公民身份登记的负责人，不过早在贝阿恩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负责这事了。自 10 岁起，每周日晚上的篮球赛结束之后，如果母亲有事被调离开，我还是唯一负责在她教的班级里播放电影的人，那时父亲和邻镇的同事自发组建了一个巡回电影俱乐部。
也正是在那时，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发现了运动的好处，运动奇迹般地让我摆脱了残疾。
父亲尽管是一名橄榄球训练员，却在比利牛斯-大西洋省和朗德省积极倡导篮球教育实践。虽然他认为橄榄球才是球类之王，但是很多小镇都凑不够一支橄榄球队最低要求的 15 人。而且他觉得让男孩现在就打橄榄球还为时过早，因为他们还不够灵巧，从打篮球开始慢慢过渡，更能培养他们的反应力和敏捷度。这一招真的奏效了！而且，当地用来举办“朗德省奶牛竞跑”的场地非常适合当篮球场。该场地不仅土壤厚实，可以吸收雨水，而且其中大部分区域都能被灯光覆盖。更巧妙的是，其阶梯座位还能容纳大量观众。
道路部门的专家帮忙铺好了场地上的沥青，法国电力公司的员工则安装好了照明设备。我在那里没日没夜地打篮球，篮球的弹跳声让母亲很不耐烦，她倒更希望我和弟弟休息或者做作业。
就这样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变。我长高了，长得比弟弟还高，而且之前脊髓灰质炎留下的后遗症几乎都消失了。在一次 60 米计时跑的比赛中，父亲发现我居然能追上跑得最快的小伙伴了。自此，我便只有一个目标：跑得比别人更快、更久！在以后的人生中，我一直遵循这条人生准则。
我很快便在当地的篮球圈成名了。我不仅身手异常敏捷，还懂得如何压制对方球队里最好的球员。我会一直贴身盯着他，几分钟后，他会被我弄得心烦意乱，甚至对方整个团队都可能变得晕头转向。用这种方式来击败比我们更强的球队多有趣啊，哪怕只是理论上也好！
我的绰号“虱子”正是这样得来的，因为这种小虫子一旦私底下抓住了什么，便永远不会松开。
后来我的父母升职到附近的奥尔泰兹工作，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奖励接踵而至。此时父亲担任当地男校的校长，管理很多班级。更棒的是，离学校几米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拉穆泰篮球馆。后来奥尔泰兹俱乐部在法国一举夺冠，并在欧洲男子篮球锦标赛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之后，这个篮球馆便成了人们口中的法国篮球圣地。那时候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朋友一起在篮球馆度过的。
这个篮球馆能建起来很不容易。市长乔治·穆泰是回力球发烧友。20 世纪 30 年代，他决定修建一个大型的体育场地，让市民能够不受天气干扰，尽情地玩回力球。体育场是由著名建筑大师古斯塔夫·埃菲尔的学生规划的，整个场地至少需要 80 米长，30 米高，还要能够容纳一个大型的回力球场。像奥尔泰兹这样的小镇，要怎样说明这笔钱值得花呢？于是市长便计划让体育馆变为每周二面向公众开放的室内市场，里面有丰富多样的水果、蔬菜和禽类。能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体育馆非常少见，正因如此，场馆最终顺利被批准修建。奥尔泰兹也因为这座体育馆而声名鹊起，被视作法国最热爱体育的几座城市之一。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在面向大区所有省份的年轻篮球员选拔赛中脱颖而出，无疑比准备初中毕业考试和第一次中学毕业会考都重要得多。弟弟米歇尔的篮球同样打得很好，所以对他来说情况也一样。他是个非常较真儿的人，一旦认为裁判裁决不公正便会毫不犹豫地出面反对。在很荣幸地被父亲提拔为篮球队队长之后，我不得不一次次提醒弟弟要控制自己，有时会将他换下送回替补席。于是在回家路上，我也少不了和他“用拳头说理”。
后来，我在奥尔泰兹体育俱乐部里，自然而然地将对篮球的喜爱转移到了橄榄球上。
即便我平平无奇地通过了高中会考的数学基础科目，但我对自己的未来很坚定，我要成为一名体育教师。父母不知道我曾经暗自为巴黎高等体育师范学院的遴选考试做准备。我报名就直接通过了临近波尔多市的塔朗斯体育培训中心（CREPS）的遴选考试，而其他竞争对手都需要上一到两年的预备班。这样，我有幸成为国家最优秀的 50 名候选人中的一员，并且要在第二年 9 月初参加下一轮选拔。我真的太幸福了！那时我就已经笃定自己在结束光辉的球员生涯之后，40 岁出头便能当上法国橄榄球队的教练了。
然而，我还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我的父母尽管内心热爱教师和运动员这些职业，但是坚决不同意我的职业规划。那时参加选拔的惯例是要在 8 月底前准备好缝有自己名字的衣服，但母亲却拒绝帮我准备行装。父亲则一直对我唠叨，说 50 岁以后体育教练的身体损耗会很大，关节也会受损。他斩钉截铁地说，发展大脑当然比发展肌肉更为明智！
必须一提的是，在波尔多中学毕业会考口试过后，父亲便已经替我报名了高等工程师学院的入学遴选考试。
我最终被里昂的一所工程师学院——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录取了。这所学院是由加斯东·贝尔热和时任校长让·卡佩勒两位富有远见的人士借鉴美国大学校园模式规划建立的。我总是觉得我之所以能进入这所学校，更多是因为我在体育上的成就，而不是我的数学能力。当我发现同学们的科学能力都格外突出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尽管我放弃了体育教师这一内心向往的职业，但毕竟是让父母放心了，因此我很快就做出了选择。
出乎意料的是，当时学校还没有完全建好，所以我又多出了两个月的假期。就在那时我认识了玛泰并经常和她见面，不久后她便成为我的妻子。另外在体育方面，我所在的奥尔泰兹体育俱乐部的橄榄球俱乐部与里昂高校奥林匹克橄榄球俱乐部达成重大协议，允许来自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优秀球员转会，我自然也是其中一员。这些球员后来成了小酒馆的老板，球迷经常在这家小酒馆庆祝球赛的胜利。
坐着火车经过漫长的时间穿过中央高原之后，1957 年 11 月11 日，我在里昂佩拉什车站下车。当时车站雾气弥漫，天寒地冻。看到这种天气，我心里一颤。然而当我接下来听到车站的广播之后，心里不禁又颤了一下。广播在播报：“马克·拉叙斯先生，有人在车站接待室等您。”我难以相信当下发生的事情。谁会愿意来接我这么一个刚从比利牛斯-大西洋省来到里昂的“小农民”呢？
我在那里见到了里昂《进步报》的记者和陪同的摄影师，他们是来采访我的。里昂高校奥林匹克橄榄球俱乐部的最后一位新成员抵达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显然，此时我已经离拉克城和奥尔泰兹很远了。
现在要讲到“跳蚤”[3]了吗？我们马上开始讲了！
我将在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里度过人生中最精彩的十年。我在那里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习之后，获得了物理工程专业的工程师学位。接着我在学校里继续担任助教及助理研究员，为以后攻读博士学位做准备。三年之后我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此后又做了两年研究，获得了物理理学博士学位。这让我当教师的父母感到很满意，因为或许有一天我能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而不仅仅是一名体育教师。
而我弟弟则是先在波尔多的蒙田中学读了两年文科预备班，为冲刺精英学院做准备，然后在里昂的马蒂尼埃中学继续学习。因此我们有机会在同一家橄榄球俱乐部里打球。他担任青年队的队长，位置是传锋，而我则是主力队的边卫或者外侧中卫。后来他在卡尚高等师范学院[4]上大学。
在这期间，我的两个儿子布鲁诺和吉勒也出生了。
此时，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了。这场糟糕透顶的战争持续了28 个月，动用了大量军事力量，征召的都是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然而，比赛中两次严重的头部创伤大大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它不仅为我的橄榄球生涯画上了句号，我也因此一直得以获准缓期应召，直到 27 岁被彻底免除服役。
终于，我决定要换个环境，离开学界，到工业界去。我告诉了父亲这件事，他对此大失所望。为了方便我们一家人团聚，他在拉克城的工业区帮我找了份工作。自从人们在拉克发现了巨大的天然气矿藏之后，当地的发展非常迅速。我在那里任职期间，曾和许多行业内的高层人士会面。
我有幸发现了更多机会。我在新闻周刊《快报》的一篇简讯中得知一家美国电子公司要在图卢兹成立分公司。这件事还得到了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米歇尔·德勃雷的同意。他们在这之前一直都对美国在法国本土投资持反对态度。
这家美国公司——摩托罗拉正在招聘年轻的工程师，并承诺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提供培训。我很幸运地被录用了，因为我的研究方向非常贴合新型电子元件的制造技术，这种电子元件就是著名的半导体。
当时研究半导体技术的只有美国大学的一群研究人员。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附近，潜心研究这项改变世界的技术。他们因发明了晶体管这种神奇的微型固体元件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收音机在法国出现后常被误称为半导体，而实际上应该称它为半导体收音机或晶体管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里的微型晶体管取代了原先笨重、脆弱、耗能巨大且价格昂贵的电子管（当时被称为整流管），性能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强大了。
1967年7月14日，我抵达了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那天很热，放在阴凉处的温度计都能达到 40 摄氏度以上。我到那儿以后连一个英文单词也不会说。在最初的几个星期，是西班牙语拯救了我，因为当地通用西班牙语，而我也只能靠墨西哥菜填饱肚子！
在摩托罗拉公司，我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像我在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所写的博士论文那样，我需要将特定的外来原子迁移到一块非金属的晶体网络里，而这块非金属是因其电子性能而被精心挑选出来的。这里所说的非金属正是著名的硅，它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一种元素，我们在沙子中就能够找到。沙子由硅石组成，硅石也就是氧化硅。然而，硅的提炼不仅流程特别复杂，而且还需要昂贵的设备和极度纯净的环境（如无尘实验室）。
我也因此进入了“硅芯片”的世界，这项技术原本只有美国人才能够掌握。我们进入的是一个“无限小”的世界，因为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控制物质的原子和电子，以及如何直接与它们“对话”。
英文将芯片称作chip，因为其中掺杂外来原子的“硅碎片”尺寸极其微小，甚至比大头针的针头还要小。掺杂“硅碎片”的目的是让芯片变得极小以降低成本。
后来在法国，这种小东西就被称作“跳蚤”（la puce）。
起初，在我去摩托罗拉公司时，这项技术仍处于开发的最后阶段。然而，第一批“集成电路”已经发展到了尽头，这批电路里的每个芯片内部都只有几个晶体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技术逐渐发展了起来：每个芯片内部先是有数十个工作组件，而后是数百个、数千个，直到数千万个。只有放入如此多的工作组件，我们才得以制造出那些知名的微型处理器及存储器。它们现在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在我们的智能手机里。今天的智能手机，比以前实现载人登月的电脑的性能还要强大，然而能耗与造价却不足后者的百万分之一。
故事仍在继续！我想与你们分享的正是这段非凡的经历，因为我有幸亲历其中并见证了它每一步的发展历程。在 40 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这只“虱子”最终运用自己的才能，制作、掌握了高性能的“跳蚤”，并将其销往了世界各地。
我和我的朋友古文俊将向你们讲述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文俊是我在法国创建金普斯公司时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为金普斯的亚洲业务，特别是金普斯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我合著了本书，我才得以揭示一切尘封的秘密以及这段充满着奇遇和出色成就的经历。但这段经历还伴随着真真切切的悲剧。有些人在国际上深谙经济战之道，在他们发动的攻势面前，我终究发现自己毫无还手之力。
马克·拉叙斯
[1] 本书法文版书名La Puce et le Morpion的直译。
[2] 盖世太保是德语“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 Polizei）的缩写Gestapo的音译，由党卫队控制。
[3] 芯片的法语la puce也有“跳蚤”的意思，与前文的“虱子”相对应。
[4] 巴黎萨克雷高等师范学院的前身，是当时法国享有盛誉、入学竞争激烈的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