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

于1945年后在西欧开始的欧洲统一运动，是被一种包含了重要的历史维度的理想主义燃起的。它的目标是去除给过去的斗争火上浇油的极端民族主义态度所造成的混乱。所有社会都既需要一个当下的身份意识，也需要一个共有的历史身份意识。因此历史的修正是一种自然的需要。第一步是找出扩散到所有欧洲国家的历史错误信息和错误理解。第二步是就一种新欧洲史的积极内容达成共识。

欧洲委员会为大部分早期发生的讨论提供了讲坛。作为一个由24个西欧政府支持的组织，它从来没有被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北约的政治所束缚，并在文化领域得到了来自苏联集团的四个非成员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苏联的合作。它的资金来源从梵蒂冈延伸到克里姆林宫。1953年，委员会在卡尔夫举办第一届研讨会，主题是“历史教学中的欧洲理念”，此后40年中委员会每年至少组织一场关于历史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1965年在埃尔西诺召开的一场关于“历史教学”的专题讨论会，和1986年召开的一场关于“维京时代”的讨论会，强调了对选题以及地理和年代范围的广泛性的期待。

除了历史教学以及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历史”引入学校教育的问题，主要焦点落在了消除欧洲教育中的民族与宗教偏见上。各国历史教科书的缺点得到了特别关注。许多双边委员会建立起来，目的是检查所有欧洲教育家在表现他们自己和邻国的历史时是否犯下了疏忽或故意的罪过。其中，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在联邦德国的不伦瑞克的建立，起到了先驱作用。107

然而，就欧洲历史达成共识的障碍众多。有一条路径根据戴高乐主义者的“各祖国的欧洲”（Europe des patries）概念，满足于将各国历史剔除掉所有令人不快的材料混合到一起。其他人寻求将民族国家的因素融合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整体。一个主要的障碍在于变化着的政治现实，以及（西）欧共同体成员的扩充。设想一部将最早的“六国”的历史观念调和起来的历史是一回事，而要预料十二国、十九国甚至三十八国的敏感性，则是一个大得多的任务。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统一的概念不能再局限于西欧。“近现代史教学大纲必须抛弃对欧洲的旧的双重观点，支持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概念。”108与此同时，勇敢的人不会怯于尝试一种新的综合。

在1989—1991年的政治洪流到来之前，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出资支持（尽管不是发起）了一个历史项目。这个项目以“理解的探险”为标题，按计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本500页的欧洲历史概况，一部10集电视剧，同时出版一部用欧洲共同体的全部8种语言编写的学校教科书。它的作者们对他们的“政治追求”十分开放：他们的目标是取代根据主权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书写的历史：

民族主义，以及欧洲分裂为民族国家，相对而言是较近的历史现象。它们也许是暂时的，而且绝不是不可逆转的。与帝国的终结和由民族主义造成的破坏相伴的是西欧极权主义的失败和1974—1975年西欧取得的自由民主的胜利。这使得人们开始摆脱他们的民族主义本能。109

“民族主义本能”是一个不幸的阶段。但是其中一位主要作者，曾出版过关于早期基督教以及历史上的欧洲观念的著作（1965年），相信欧洲的基础是“多元一体”：“有坚实的历史理由将欧洲看作不只是一幅各种文化的镶嵌画，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次冒险的时机是不幸的。因为当它进入市场时，它所参考的地理框架刚好崩溃。它将“欧洲”界定为“欧共体”成员国的领土，再加上斯堪的纳维亚、奥地利和瑞士。对芬兰、波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地位，它给出了暗示，但并不明确。因此这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又一次实践。批评者中有几位不那么客气。一位评论家说，它的道德论调像是在“缅怀……苏联集团的历史学”。还有人将它的研究总结为“关于半个欧洲的半个真相”110。

希腊人尤为愤怒。虽然希腊从1981年起就是欧共体的成员国，但迪罗塞勒（Duroselle）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古希腊和拜占庭的贡献。给欧洲委员会寄抗议信的有几位希腊籍欧洲议会议员、雅典大主教等人。这个文本被比作《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人们注意到法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观点：“欧洲的思想和艺术是希腊的，法律是罗马的，宗教是犹太—基督教的。”一位英国记者援引了Europa（欧洲）和Istoria（历史）的希腊词源。他质问，如果希腊的贡献被否认了，人们就不知道这本书该叫什么名字了。没过多久，欧洲委员会就不得不退出了这个项目。111

最有说服力的结论出自雅典学院的评论。它涉及迪罗塞勒的“欧洲的欧洲史”概念。如果一项研究几乎完全专注于西欧而被归类为“欧洲的”，随之而来的就是欧洲的其余部分不知为何就不是欧洲的了。“‘非西方’就成了‘非欧洲’，‘欧洲’除了简单的地理之外都等于‘西方’。”112东欧，无论是拜占庭欧洲、东正教欧洲、斯拉夫欧洲、奥斯曼欧洲、巴尔干欧洲或苏联的欧洲，都被长期置于这个范围之外。这就是导致迪罗塞勒在讨论“欧洲的古代人民”时没提到希腊人或斯拉夫人的根本谬误所在。作者的自我辩护并不总是言辞恰当的。有人指责他的书没有提到马拉松战役，据说他就用书中也没有提到凡尔登战役这一事实来反击。这个例子只能说明他的书在西欧历史方面和在欧洲整体史方面一样有弱点。113

这个项目的教科书由12个国家的12位历史学家编纂，在1992年面世。教科书的内容由集体讨论确定。法国视角的“蛮族入侵”被改为“日耳曼人入侵”，西班牙人将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描述为“海盗”的说法被否决。封面肖像中一幅戴高乐将军的照片被维多利亚女王的照片取代。不管是什么原因，《欧洲历史书》（The European History Book）在英国没有找到出版者，并被认为不可能通过德国16个州的严格审批标准。114

然而，欧洲史不是处理琐碎事务的。它的强项在于探求一种动态的欧洲共同体愿景，它将有能力创造自己的传奇。这个愿景的初始形式必然发育不良，毕竟它诞生于冷战期间。但是它或许抓住了一个重要真理，即主权民族国家并不提供可靠的政治共同体的唯一形式。各民族国家本身是“想象的共同体”：它们建立在权力的神话上，建立在对历史的政治篡改上：

所有比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的共同体（甚至这些村落）都是想象出来的……甚至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会永远不认识他们的同胞……但在每个人心中活跃着对他们交往的想象。115

欧洲人需要同样的想象。一幅令人信服的欧洲历史新图景，迟早会随着人们对欧洲未来的新憧憬被描绘出来。

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运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它取得成功，这个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为它赋予一种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学家们。他们会为数百万欧洲人——他们的多元身份和多元忠诚已经超越了现存的边界——提供一个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