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

欧洲历史这200年的最好部分，经常与“西方文明”的遗产混淆。确实，这种印象带来的结果是，所有“西方”事物都是文明的，所有文明的事物都是西方的。引申开来，或者仅仅是默认，任何模糊的东部或“东方”事物都被认为是落后的或低级的，因而应该被忽略。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的态度，也就是所谓“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传统，暴露了这种综合征。60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它对欧洲内部某些地区，特别是东欧，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总的来说，西方文明并没有扩展到整个欧洲（虽然它可以适用于远离欧洲的地方）。

历史学家大多习惯于认为自己来自“西方”，特别是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北美。他们很少看到从整体上描述欧洲历史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考虑东欧国家而不是仔细研究更西边的西欧部分，是没有道理的。可以引用的许多题目都冒充是“欧洲”或“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但它们完全名不副实。许多“西方文明”的综述局限于与他们选出的欧洲的一鳞半爪有关的主题。许多这类著作中没有葡萄牙，没有爱尔兰、苏格兰或威尔士，没有斯堪的纳维亚，也没有波兰，没有匈牙利，没有波希米亚，没有拜占庭，没有巴尔干半岛，没有波罗的海国家，没有白俄罗斯或乌克兰，没有克里米亚或高加索。有时有俄罗斯，有时没有。因而，不管西方文明是什么，它都没有如实地概括欧洲历史。不管“西方”是什么，它都不能仅仅被当成西欧的同义词。61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似乎欧洲的历史学家们能像格吕耶尔的制奶酪者那样，使产品有着和奶酪一样多的孔洞。

例子不胜枚举，但三四个就足够了。一位杰出的牛津大学导师写的《欧洲中世纪史》（A History of Mediaeval Europe），长期被用作这个主题的标准介绍。然而读过其《前言》，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它的内容与标题并不一致：

为了保持主题的连续性……我可能要为将事物过分简化感到内疚……拜占庭与西欧的中世纪史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不同，看来不去尝试对它做任何系统的综述似乎更为明智。我没有资格做这样的综述。我对中世纪俄罗斯的历史什么也没有讲，它离我选择的研究主题太过遥远。对于西班牙我也许讲的要比原本要讲的少。62

事实上，这本书的主题应当定为“西欧（拉丁基督教世界），或者类似的词”63。人们也许会认为如果这本书接受与其内容相符的一个标题，一切就好办了。“西欧中世纪史”或“拉丁基督教世界中世纪史”也许看来适合。但是人们会发现，即使是拉丁基督教世界，作者也没有打算讲述完它的所有部分。例如，书中既没有提到爱尔兰，也没有提到威尔士。波兰和立陶宛的雅盖隆王朝在本书选择的时期的后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绝对是最大的国家，但在书中只有两处附带提及。一处与德意志皇帝奥托三世（Otto Ⅲ）的政策有关，另一处与条顿骑士团的困境有关。庞大的、多民族的匈牙利王国疆域从亚得里亚海延伸到特兰西瓦尼亚，得到的关注却比拜占庭和希腊人少得多，而拜占庭与希腊人是被作者先验地置于边界之外的。这本书有许多优点，但是像其他许多著作一样，它充其量不过是从欧洲挑出一部分区域，再从这些区域中挑出一些主题来研究。

有着极高影响力的《西方文明史手册》（A Handbook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也有类似的奇怪结构。它的三个部分中最大的“欧洲文明”（约公元900年至今），以“欧洲文明的地理设定”开始，并解释为何“从东方向古典、从古典向欧洲的文明转移，每次都伴随着更古老的社会向边缘的转移”。根据该书描述，“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是一片“从比利牛斯山延伸到俄罗斯”的平原，一道“不规则的高山屏障”将其与“地中海地区”隔开。但是后来的各章并没有试图书写这块故土的历史。罗马帝国原来的领土“最后分成了三个文明——伊斯兰教、东正教和拉丁基督教”。但是随后书中却没有系统讨论这种对欧洲的三分法。对异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只用了一句话，对其他后来基督教化的地区则只字不提。关于早期的“西欧各民族”有一小节论述，包括未详细指明的“印欧语系部落”，但是对任何时期的东欧各民族都没有提及。它零星地提到了斯拉夫人或“讲斯拉夫语的民族”，但是没有指明他们是欧洲最大的印欧语系族群。“西方基督教世界（公元900—1500年）”是主要章节，但“东方基督教世界”却一章也没有。关于“欧洲的扩张”的段落所说的不是德意志人的殖民就是欧洲之外的远洋航行。有两句话突然告诉读者，在14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实际上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立陶宛和匈牙利”，但没有给出更多细节。全书最长的一章“近现代世界（公元1500年至今）”完全排除了东欧，直到俄罗斯（并且只有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时期似乎做好了准备。从那时起，俄罗斯显然成了一个完全合格的西欧成员。作者事先对他“安排和选择的专断原则”抱歉，可惜他没有透露过这些原则是什么。64

“大著作计划”（Great Book Scheme）是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个产品。它声称收录了对于理解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关键作者和著作。它于192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从1930年起被芝加哥大学采用，变成了全美国大学课程的范本。没有人指望这样一种目录会在欧洲所有的地区与文化间进行平均分配，但是偏见和偏爱是明显的。在修订过的目录的151位作者中，49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27位是法国人，20位是德国人，15位是古代希腊人，9位是古代拉丁人，6位是俄罗斯人，4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3位是西班牙人，3位是早期意大利人，3位是爱尔兰人，3位是苏格兰人，还有3位是东欧人。65

政治理论家们经常暴露出同样的偏见。例如，他们普遍将欧洲的民族主义分成两个对立的类型——“东欧的”和“西欧的”。一位强调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的杰出牛津学者，解释了他对这种分类的看法：

我所说的东方民族主义盛行于斯拉夫人中间，同样盛行于非洲和亚洲……还有拉丁美洲。我认为不能称之为“非欧洲的”，最好称之为“东方的”，因为它首先出现在西欧的东方。66

接着他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例，阐释了他对西方民族主义的看法。18世纪晚期，德国和意大利民族主义开始萌发，“在文化上已很好地装备起来”：

他们有适用于他们所属的有意识的进步文明的语言。他们有传授这个文明的宝贵技艺的大学和学校。他们有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他们有高水准的法律、医学和其他专业……让自己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平起平坐，他们几乎不需要借用外来的东西来装备自己的文化……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是获得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斯拉夫人的情况，以及后来非洲人和亚洲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67

对于欧洲文化史的地理和年代很难找得到比这更扭曲的评论了。对“斯拉夫人”的分析，说到底只是被与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有关的观点证实。对于三个最大的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这位学者却只字不提。而他们的经历与这种分析是完全矛盾的。人们会奇怪，普拉梅纳茨（Plamenatz）教授想象的斯拉夫人是谁？是什么？在哪里？东欧只有斯拉夫人居住吗？波兰人、捷克人或塞尔维亚人就没有获得一个国家的迫切需要吗？波兰语不是在德语之前就发展为一种政府用语和具有高雅文化的语言吗？布拉格（1348年）和克拉科夫（1364年）的大学属于“东方”吗？哥白尼是在牛津受的教育吗？

碰巧的是，民族主义的类型学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它以文化发展的不同速度以及民族与国家的不同关系为基础。但是给民族主义贴上“东方”或“西方”标签却没有根据。如果有人这样做，他会发现东方类型的民族主义的最好候选者可以在西欧最西面的爱尔兰找到。众所周知，爱尔兰人是东欧的典型产物。

欧洲历史与文化得到了如此频繁的讨论，因此，通过质疑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内在结构，人们不必质疑材料的优质了。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弄清楚为什么这个结构会设计得如此奇怪。如果人类解剖学的教科书用同样的视角关注人体结构，人们就会看到一个只有一片脑叶、一只眼睛、一只手臂、一叶肺和一条腿的怪物。

这个主题的年代学也是具有启发性的。“西方”这个观念像希腊人一样古老，他们将“自由的希腊”（Free Hellas）看作东方的波斯人专制统治的对立物。在近现代，它被一系列政治利害关系方采用，希望增强他们的同一性，并将他们自己与他们的邻居分离开来。结果是“西方文明”被赋予了一层又一层的意义和内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增长。这里举出十几个主要的变体：

罗马帝国 它的疆域远超欧洲范围，虽然如此，它给欧洲的发展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到现在这些国家有着清楚的区分，如法国或西班牙，它们曾经是帝国的组成部分，而波兰或瑞典这些国家罗马人从未涉足。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就与那些继承了罗马遗产的欧洲地区联系在一起，与那些没有共享罗马遗产的地区区别开来。（见图1）

基督教文明 它的主要基础是在欧洲奠定的，从公元7世纪起由与伊斯兰教的宗教边界所确定。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伊斯兰教世界是东方。

天主教世界 它建立在罗马与希腊教会相异的传统上，特别是在公元1054年的教会大分裂（Schism）之后，并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在这个语境下，西方与天主教世界是等同的，在那里教会与世俗权威经常分离，促进了一系列打破传统规范的运动，著名的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这些关键性的运动没有一个对东正教世界有早期影响。

新教 它使西方文明开始关注北欧的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在16世纪摆脱了天主教的控制。像西班牙和波兰这样的主要天主教强国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尼德兰联合省、英格兰、瑞典及后来的普鲁士兴起，这些国家海军和陆军的杰出战绩是靠经济和技术上的实力来支持的。

法语变体 它在17世纪和18世纪获得了突出地位。它在启蒙运动的世俗化哲学和1789年大革命的理想中得到了表达。两者都有着持久的影响。法语被德国和东欧的知识精英接纳，这让法语的应用比早先拉丁语统治时期的拉丁语更为普遍。

帝国变体 它以1914年之前长期的“欧洲和平”时期主要的帝国列强无限的自信心为基础。它被上帝赋予“帝国种族”统治其他人的权利的信念，以及他们自认为在文化、经济以及制度的发展上的优越性激发。德国、英国和法国是明显的领袖，它们的偏见能够影响其他人。其他的主要帝国拥有者，如葡萄牙和荷兰，是欧洲内较小的游戏参与者。俄罗斯与奥地利是有影响力的帝国列强，但是在其他方面达不到标准。因为西方的富裕帝国俱乐部是以它先进的工业经济和精密的行政系统为标志的，而东欧的标志是农民社会、无国家民族和原始的独裁统治。

马克思主义变体 它是帝国变体的一个镜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的一个前提是，西欧的帝国主义国家达到了发展的高级阶段，但是他们相信西方的早熟会带来过早的衰退和革命。他们的观点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被重视，但是在一段时期中却极为重要，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被采用为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

第一个德国变体 它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鼓动起来的。它的前提是德国控制“中欧”（Mitteleuropa），特别是奥地利，希望在军事上打败法国和俄国，未来与盎格鲁—撒克逊强国共享伟大。它的鼓吹者对德国在东欧的文明化使命毫不怀疑。而他们与法国的对抗，以及他们对自由主义和“1789年理想”的排斥，导致“西方”（Abendlich）和“西部”（Westlich）文明之间有了区分。这个计划的政治构想与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联系最为紧密。它的消亡由于1918年德国的战败而注定。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s，1918—1922年）中对此表示哀悼。在世俗文化领域，中欧的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强烈的犹太因素的渗入，这种因素离弃东方，而其融入德国的生活和语言的时期正好与德国的帝国野心达到高峰的时期一致。68［维也纳世界］

WASP变体 它是英美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显示出的共同利益结出的果实。它依据的是当时美国精英的亲英倾向，共同的新教、议会制政府和普通法的传统，对德国在欧洲的霸权的反对态度，对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展望，以及英语的首要地位——英语此时开始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用语。尽管美国人蔑视帝国主义的传统形式，但这个概念假定美国与欧洲的帝国列强是平等的。它最明显的文化纪念物在“大著作计划”（1921年）和接管《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两件事中可以发现。它的战略内涵被“地缘政治学之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等人系统化69，最早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表达。它在1941年美国回到欧洲并确立“伟大同盟”（Grand Alliance）后全力复兴起来。它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以“大西洋中部”为中心，随着大英帝国崩溃和美国在太平洋利益的上升，它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但它留给英国一种“特殊关系”，它帮助了“北约”，并妨碍了欧洲的统一。它鼓舞了一个有特点的“历史的同盟计划”，这个计划在20世纪的余下时期保持着统治地位。（见下文）

第二个德国变体 它由纳粹党人构想出来，恢复了第一个德国变体的许多特点，又增加了自己的特点。在原有的军事和战略考虑之上，它增加了“雅利安”种族主义、大德意志民族主义、异教神话和反布尔什维主义。它支持德国第二次谋求欧洲霸权，这次对霸权的谋求始于1933年，在1945年以毁灭结束。它特别排斥犹太人。

美国变体 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一群接受美国领导，追求美国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理想的国家结合而成。它生发自较早的盎格鲁——撒克逊变体，但已脱离了它的欧洲起源。它不再依靠WASP在美国社会的优越地位或英国作为美国在欧洲的代理人充当关键角色。确实，它的重心很快就从中大西洋转移到环太平洋。除了西欧的“北约”成员外，它还像“西方”那样得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南非、以色列，甚至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的支持。在“冷战”的40年中，它为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激发。人们不禁要问：它还能继续称自己为“西方”多久？

欧洲变体 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当时的欧洲人正在努力锻造一个新的（西部）欧洲共同体。它的依据是“铁幕”的存在、法德和解、对海外帝国的排斥、“欧共体”的物质繁荣、限制“盎格鲁——撒克逊人”影响的愿望。它追溯到查理曼，目标是形成一个在创始成员国领导下联合起来的联邦欧洲。只要这个共同体将其主要活动局限在经济领域，它与美国人的“西方”或美国领导的“北约”就不会出现冲突，这为它提供了保护。但是，英国的加入、“铁幕”的崩溃、更紧密的政治与货币联盟计划、成员身份向东扩张的前景，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在同一性和目的性上都引发了深刻的危机。

从所有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各种知识构想的混合物，其意图是增进它们的设想者的利益。它是复杂的意识形态实践、无数的身份转换以及精心撰写的文化宣传文章的产物。它可以由它的鼓吹者用任何他们认为适合的方法定义。它的具有伸缩性的地理范围受各宗教的分布，自由主义或帝国主义的要求，现代化的不平等进程，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造成的分裂，法国哲学家、普鲁士历史学家以及英美政治家和教育家——所有这些人都有他们的理由忽视或轻视“东方”——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影响。在它的最新阶段，欧洲从1947—1948年持续到1991年的地理上的分裂使其得到极大的强化。临近21世纪时，人们不免要问，在将来它会为谁的利益服务。

一系列假设不时会出现。第一种假设坚持，西方和东方，无论怎样定义，几乎或者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第二种假设暗示，东西欧的划分依据是不可逾越的自然差异。第三种假设认为西方是优越的。第四种假设认为只有西方配得上欧洲这个名称。这些地理上的假设背后是对一种更为明显的政治性质的选择性构建。西方文明的每个变体都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和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边缘。大国总是能得到注意。失败的强国、较小的国家、没有国家的民族、少数人的文化、弱小的经济都不需要被考虑，即使它们占据了整个场景中的很大一部分。

人们用四种手段来实现必要的效果。通过简化，人们可以将欧洲史压缩为一个故事，说明当下关注的诸多主题的起源。通过使用排除法，人们可以去掉所有矛盾的资料。通过使年代错乱，人们可以按类别陈述事实，表明当下的群体划分是历史场景中的固定设置。通过使用强调的和热情的语言，人们可以指出什么应当得到赞扬，什么应当受到谴责。这些是普遍的宣传手段。它们贬低欧洲历史的多样性和多变的模式。它们拒不接受由充分的历史记录得出的解释。它们将不自觉的读者们带进一个相互吹捧的社会。

使年代错乱的手法是特别狡猾的。通过将短暂的当代分界如“铁幕”作为“西方”或“东方”的持久定义，人们必然会歪曲对较早时期欧洲的描述。波兰从文艺复兴起被干脆地删除，匈牙利从宗教改革时起，波希米亚从工业化起，希腊从经历奥斯曼帝国的占领起，都是如此。更严重的是，人们错误地估量了外交家、商人和学者，忽略了欧洲一大部分真正的历史人物，造成了不可估计的影响。

就欧洲史的作品而论，这是西方文明的宣传家们最想强调的，每个人的目录都是不同的。在20世纪后期，许多人喜欢强调宗教宽容、人权、民主政府、法治、科学传统、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性、自由市场经济、优越的基督教道德（如怜悯、慈爱）和对个人的尊重。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真实代表欧洲的过去，值得商榷。不难拟出一份相应的目录，以宗教迫害开始，以极权主义对人类生命的蔑视结束。

欧洲优越性的主流宣称者无疑出自西方，但也不应忘记并不缺少来自东方的反对者。和德国曾经反对法国启蒙运动一样，东正教会、沙皇俄国、泛斯拉夫运动和苏联都反对过更强大的西方，并产生了宣称真理和未来属于它们自己的理论。它们一再主张，西方或许富裕且强大，东方则摆脱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腐败。

在共产主义统治东欧的最后年代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们对这个主题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变体。他们对苏联集团的政权和人民的信仰做了一个基本区分。他们感到自己较少受到西方庸俗唯物主义的传染，并认为共产主义增强了他们对欧洲传统文化的依恋。他们盼望在一个欧洲重新联合的时代，他们能够用他们的“欧洲性”换取西方的食品与技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在确定西方文明和欧洲历史之间的不同时，从幻影中筛选出真实并不容易。要发现对西方文明的歪曲是从哪里来的，历史学家必须将一些事情放在其应有的地位上。答案似乎要落在目标的全面性上，也即写遍欧洲的东、西、南、北各个地方，注意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描述美好的、悲惨的和平庸的事物。

虽然如此，没有历史学家能否认，有许多真实且重要的地图上的界线有助于将欧洲划分为“西方”和“东方”。也许最持久的界线是在天主（拉丁）基督教和东正（希腊）基督教之间。从我们时代的最早几个世纪起它就一直处于适当的地位。正如南斯拉夫崩溃期间的事件所显示的，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事件中仍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界线。有一条罗马帝国边界线，将欧洲划分为有罗马历史的地区和没有罗马历史的地区。有一条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界线。在更为近代的时期有一条奥斯曼帝国的界线，它划分出在穆斯林统治下生活数个世纪的巴尔干地区。最近的是一直存在到1989年的“铁幕”。

不那么确定的是社会科学家基于自己的学科标准进行的划分。例如，经济史学家看到了一条分离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东方农民社会的界线。［资本主义—农业］历史人类学家指出了一条列宁格勒——的里雅斯特分界线，据说划分了核心家庭区与大家庭区。［大家庭］法律史学家探查出一条界线，区分采用与没有采用罗马法形式的地区。宪政史学家们强调划分拥有自由、民主传统和没有这种传统的国家之间的界线。如上文已提到的，政治科学家们发现了一条划分“西方”和“非西方”民族主义的界线。70

所有这些真实的和想象的界线都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历史表述和写作的框架。它们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一些评论家可以轻蔑地谈论一个西方的“白欧洲”和一个东方的“黑欧洲”。因而将欧洲划分为对立的两半不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但我们必须明白，这种东西方的划分从来不是固定或持久的。并且，它粗暴地践踏了其他许多有着同等重要性的分界线。它忽视了在西方内部和东方内部严重的分歧。它也忽视了南方与北方之间明显的、历史性的划分。任何称职的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在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时，只能得出结论：欧洲不应该被划分为两个区域，而是五个或六个区域。

类似地，没有称职的历史学家打算否认，欧洲在它的各种外表下，总是拥有一个中央的核心与一系列扩张的边缘。欧洲各民族迁移得又远又广阔，人们可以认为在很真实的意义上，欧洲的边缘处于圣弗朗西斯科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普敦、悉尼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连线上。而核心的组成是什么，又不可能有简单的定义。不同的学科给出了不同的分析。他们将研究结论的基础放在欧洲的地理上，放在印欧语系各民族的欧洲分支的民族遗产上，放在基督教世界的文化遗产上，放在由“欧洲同盟”成长起来的政治共同体上，或者放在由经济学家掌握的世界经济的增长上。

但是要达到全面讨论的目的，与所有这些定义有关的重要一点是，每一个定义都包含着地区方面的多样性。无论这个核心在哪里或是什么，它都与埃布罗河、多瑙河、伏尔加河以及罗讷河和莱茵河有关，与波罗的海和黑海以及地中海和大西洋有关，与波罗的人和斯拉夫人以及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有关，与希腊人以及拉丁人有关，与农民以及无产阶级有关。尽管它们存在不同，但欧洲所有地区有着很大程度的共同性。它们主要居住着印欧文化及其亲缘的各民族。他们是基督教世界的共同继承者。他们被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重叠与相互影响联系起来。他们尽管彼此之间有着敌意，却共享着对外来影响的畏惧与渴望，不管这影响是来自美洲、非洲还是亚洲。他们基本的一致性与他们明显的多样性同样显而易见。

西方的优越性是那些在欧洲历史上有些地方适用而其他地方不适用的教条之一。它不适用于较早的世纪，例如当拜占庭远比查理曼的帝国先进时（这解释了拜占庭为什么经常被忽略）。它适用于较近时代的许多领域，这时西方明显比东方更富裕、更强大。而许多人会认为，西方人在20世纪的犯罪行为摧毁了过去的所有宣言的道德基础。

因而“欧洲”这个题目，就像它较早的标签“基督教世界”那样，很难以它几个地区中的一个来冒充全部。东欧即使是贫穷的、不发达的或被暴君统治的，依然属于欧洲。在许多方面，正是由于它被剥夺了欧洲的一面，它变得更为欧洲化，更在乎那些可以被富裕的西方人当作理所当然的价值。东欧也不能因为它是“不同的”而被排斥。所有欧洲国家都是不同的。所有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东西欧之间存在超越这种划分的重要的类似之处。像波兰这样的国家也许与德国或英国很不同，但是波兰的经历对于爱尔兰或西班牙而言，要比许多西欧国家互相之间接近得多。许多人因荷马与亚里士多德的优秀价值而认为希腊是西方的，并被接纳进欧洲共同体，但是它在近现代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世界。希腊这类国家与西欧国家的距离要比那几个“铁幕”另一边的国家遥远得多。

几乎所有“西方文明”的故事都有真实的邪恶性质。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它们所呈现出来的过去的现实是被理想化的，因而本质上是虚假的场景。他们抽取一切可以被评价为适宜的或令人难忘的事物，并且过滤掉任何看起来庸俗或令人讨厌的事物。最恶劣的是他们将一切积极的东西归功于“西方”，并对“东方”进行污蔑。而他们甚至没有对西方进行诚实的叙述。从一些教科书来判断，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在西方，每个人都是天才、哲学家、先驱者、民主主义者或圣人，是一个只居住着柏拉图与玛丽·居里这类人的世界。这样的理想化传记已不再可信了。欧洲文化的既定信条亟待修正。对“西方文明”的夸大其词有败坏已获得过多赞誉的欧洲遗产的危险。

在美国，关于西方文明的争论集中在美国教育的变革需要上。近些年来，它似乎被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的需要所推动，也被那些不是源自欧洲或以欧洲基督教为基础的文化的美国人所推动。总的来说，它没有重新检验欧洲的遗产，没有类似于“大著作计划”那样的推销，也没有被欧裔美国人更公正地介绍欧洲的要求所干扰。在那里西方文明的课程被抛弃了，它们遭到排斥是因为它们有欧洲中心论的嫌疑，而不是因为它们对欧洲的视野有限。在很多情况下，它们被世界史课程取代，后者被断定为更适合于美国当代对“西方”的理解。

面对“西方文明”的缺点，人们的普遍反应是取消它。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在1989年起了带头作用，设立了一项“文化、理念与价值”课程以暂代以前的“西方文化”基础课程，从此成为所有新生的必修课。据报道，校方屈服于“嘿—嗬！嘿—嗬！西方文化必须走开！”的呼声。对维吉尔、西塞罗、塔西佗、但丁、路德、阿奎那、莫尔、伽利略、洛克和密尔的阅读被里戈韦塔·门楚（Rigoberta Manchu）、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桑德拉·西斯内罗斯（Sandra Cisneros）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文章摘录取代。（他们中没有一个沾染“已故的白种欧洲男人”的污点。）71这个事件格外具有讽刺性。斯坦福大学可以为看到一个问题并企图抓住它而感到自豪。但麻烦在于这种矫治可能结果比弊端还要糟。在理论上，有许多理由可以为将“多元文化论”与“种族多样性”引入美国学术界辩护。遗憾的是，没有知名的亚洲的塔西佗、非洲的阿奎那、墨西哥的密尔供学生们学习。确实，在任何有记录的非欧洲文化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阐明美国所谓的自由传统根基。72

在斯坦福大学关于西方文化的课程受到欢呼的时候，它的欧洲历史课程却逃脱了注意。但它们是以同一个模式塑造的。例如，为“欧洲Ⅰ、Ⅱ与Ⅲ”课程选择的39种读物，显示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择性。除了约瑟夫·康拉德·科热尼奥夫斯基（Joseph Conrad Korzeniowski），没有一个来自东欧的作者［康拉德被包括在内是因为他关于非洲的小说，如《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而不是他有关东欧的作品］。除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没有一个作家与凯尔特世界有联系（阿诺德是以英语批评家和诗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凯尔特文学教授的身份，被包括在内）。没有比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死于1528年）更现代的意大利作家了。有一位南非的小说家，但没有一位小说家来自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除了德国人外没有一位来自中欧，也没有小说家来自巴尔干国家和俄罗斯。最奇怪的是，对一个历史系而言，没有一篇比希罗多德的著作更晚的历史文献。73

公平地说，选择总是必需的，总是困难的，也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斯坦福大学的窘况并非个例。但是这种特别的选择形式由世界上最昂贵的学府实行，表明其受关注的广泛程度。它声称要介绍“欧洲”，但是只介绍了欧洲大陆的一小角。它声称要介绍“西方遗产”，这是它的教科书的书名，但它没有触及许多西方的事物。它声称对欧洲的“文学与哲学方面”予以强调，但强调的只是欧洲文化的部分片段。它没有提到乔伊斯或叶芝，没有提到安徒生、易卜生或克尔凯郭尔，没有提到卡夫卡、克斯特勒或昆德拉，没有提到索尔仁尼琴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商品说明法》不可能会批准一个配料表缺少如此多基本用料的产品。

没有动物园能包含所有的动物。但同样地，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动物园会只限于收集猴子、秃鹰或蛇。没有哪个公正的动物学家会赞同一个爬行动物馆冒充野生动物园，里面只有12条鳄鱼（两性都有）、11条蜥蜴、1只渡渡鸟和15只树懒。无论如何，斯坦福大学很难说是唯一这样做的。到1991年，据引自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一项估算，学生们不用学习西方文明的课程，就可以在78％的美国学院与大学毕业。74事实上，人们会怀疑，这个问题在欧洲研究的论题中并没有呈现这个问题的人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像“大著作计划”那样的许多美国课程，针对的是特定的美国青年人一代的，他们迫切渴望学习他们的移民祖先失去的遗产的一个简化版本。现在，这些课程明显需要改变，以配合有着不同观念的新一代人。阅读有关欧洲的东西，如果添加一些不那么有影响力的部分，就会少引起一些憎恶。聪明的学生在一些事情被隐藏时总能意识到，这时他们被期望的不是去理解而是去赞扬。

一些美国的少数族裔确实有驳斥欧洲中心论的理由。若是如此，美国的多数族裔——绝大多数是欧洲血统——可能就会以其他理由挑战“西方文明”。美国人数最多的群体，如爱尔兰裔、西班牙裔、乌克兰裔、意大利裔、希腊裔、犹太裔，许多都来自那些在现有“西方文明”话语中没有存在感的欧洲地区，他们完全有理由期望改进。

然而，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极大矛盾之处在于以下事实：被西方文明的美国变体最珍视的美德——宽容、思想自由、文化多元主义——现在似乎正遭到受其恩惠最多的那部分人的攻击。批评家观察到“美国精神的终结”75。号称“自由”的人结果却在追求一种“不自由的教育”76。60年来，“大著作计划”的作者一直自豪于“美国人思想的开放”，一味抨击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们，而不是修改他的处方。77这种争论也许被过分报道了，但是美国向统一的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眼见要输给那些喊得最响的游说和压力集团了。

谨慎地说，历史不是如“西方文明”的信徒所希望的那样预先设计的。他们所有人都是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欧洲统治的信仰者。斯宾格勒正确地记录了西方的衰落，也错误地相信了俄国未来的霸权。但是这些理念延续了下来，它们最终的失败还没有发生。对于大多数欧洲人而言，他们已丧失了以前的活力。他们被两次世界大战和海外殖民地的丧失所伤，将会明显地以美国作为最后的立足地。

因为只有在美国，“西方文明”的真正源泉仍在流动，自从苏联在1991年解体，美国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唯一继承者，也继承了其态度的许多方面。它也许不是一个旧式的帝国，但它留有“白种人的负担”。和以前的帝国主义欧洲一样，美国努力充当世界警察，对内打击族群与种族冲突。和今天的欧洲一样，它急需一个统一的神话，以超越单纯的民主与消费主义正在衰退的吸引力。不像欧洲，在活着的人的记忆中，它还没有直面过战争的冲击。

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根在欧洲。他们采用了或适应了开国之父们的英语语言和欧洲文化，并经常采用创造性的方式。不过，这些欧裔美国人从来不会从亚洲或非洲汲取他们的主要精神，或者研究整个世界。为了寻求自我认同，他们迫切需要接受欧洲遗产。为了成功实现目标，他们必须将他们对欧洲历史的看法从它以前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如果欧洲的例子能说明什么的话，它说明的就是，相信“西方文明”的分区主张是一条必然走向灾难的道路。

欧洲过去最伟大的智者们和东方与西方的人为分离没有关系：

Gottes ist der Orient ！

Gottes ist der Okzident ！

Nord-und südliches Gelände

Ruht im Frieden seiner Hände.

（上帝在东方！上帝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土地平安地待在上帝手中。）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