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见与难点
本文的研究内容，在第一节中已经大致交代过，就是对杨绛历时八十年的文学创作进行总体研究。这里再根据研究思路的脉络，做进一步陈述。从大的章节上来看，本文依然遵循传统的文学分类学标准，结合作家在不同体裁领域的创作年代顺序，按照戏剧、小说、散文的顺序展开研究。主干部分根据传统文类分为“戏剧研究”“小说研究”“散文研究”“总体风格研究”四章。每一章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指向“总体研究”，使之在全文的结构总体中具有“互文见义”的效果。在每一章节的内部，通过全新的分类方法，以及相应的对分类标准和分类意义的阐释而展开。第一章“戏剧研究”，通过对杨绛最初创作的细读分析，并根据其表达情感的方法，分为“喜智”与“悲智”两大类。“喜智”和“悲智”的“情感辩证法”，作为杨绛创作的“初始风格”，贯穿于杨绛创作的始终，因而具有“原型”分析意义。第二章“小说研究”，根据杨绛小说“描摹世态人心”的方法，分析其小说叙事中“观世”与“察幾”的辩证关系。“观世”是对普遍性的世态人性的观照，“察幾”是从细微之处对观世的具体艺术表现形式。这种既在历史之中，又超越时代的眼界，以及“即小见大”“由一知十”的察幾知著的视角，也是贯穿于杨绛创作始终的。其中的短篇小说研究，根据其“叙事模式”分为两种类型，即“喜剧性讽刺型”和“悲剧性讽刺型”。长篇小说研究，从“史”与“诗”冲突的角度，阐释其表现社会历史中人性所面临的考验，以及考验中的“变”与“不变”；并根据其叙事时间，分为“常态时间”和“考验时间”，根据其叙事空间，分为“家”“集体”和“密室”。第三章的“散文研究”，重点考察杨绛创作中的“记忆书写”及其不同表现形式，并将其分为三种记忆范型： “记”“纪”“忆”；三个主题： “家”“离别”“死亡”；三种结构要素：“梦幻”“镜像”“现实”。最后是第四章的“总体风格研究”，综合戏剧研究、小说研究、散文研究三章的成果，从总体上把握杨绛的“风格”，从外部向内部依次分为： “精神风格”“语体风格”“情感风格”“理性风格”“结构风格”五大类。
接下来交代本文的一些新见，也就是创新之处，具体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总体研究的创新”。本文为有史以来第一篇全面论述杨绛毕生文学创作的博士论文。本文将杨绛八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及其作品视为一个整体，将其创作的语言、叙事、结构、文体、风格等置于二十世纪文学史中进行考察。第二是“细读分析的创新”。由于本人有近二十年的文学创作经验，对文学的“语言符号”及其“意义指向”之关系比较敏感，因此能够从杨绛作品的细读中，发现许多前人尚未发现的“意义细节”。面对蜂拥而至的“意义细节”，借鉴“知识考古学”方法，将其视为有待重新分类和阐释的“细节群”或“遗迹群”，所以才有第三点创新，即“分类上的创新”。统摄杨绛创作的总体，在不同的文类内部，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形式要素，并按照不同的分类学标准进行重新分类。比如，从情感表达方法的角度分为“喜智”与“悲智”两类；从描摹世态人心的方法的角度分为“喜剧型讽刺”和“悲剧型讽刺”；从叙事时间的角度分为“常态时间”和“考验时间”；从叙事空间的角度分为“家”“集体”“密室”；此外，还有三种记忆范型（记、纪、忆），三个主题（家、离别、死亡），三种结构（梦幻、镜像、现实），等等。分类的过程，尽管也是意义阐释的过程，但未免零星，需要寻找总体的角度进行归纳。因此有了第四点创新，即“总体风格研究的创新”。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更为浓缩的体现；风格学通过对作家创作的研究，呈现创作个性背后隐含的人格魅力、精神气质和审美理想。本文首先考察了古典文论史中“风格学”的概念，发现它从“人格学”到“修辞学”再到“艺术哲学”的演变过程。本文首先将“风格学”研究定位在“内部研究”的基础上，并让它指向“外部研究”，于是，“风格”就成了社会历史中“语言结构的规定性”与作家“自由想象”和“创作个性”之间折中或平衡的产物。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杨绛的总体风格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着重解释以下几个方面：杨绛创作对待世界的态度——隐身与分身；对待语言的态度——修辞与修身；对待生命和历史的态度——忧世与伤生；对待人性缺陷的态度——幽默与讽刺；还有其总体的智慧风貌——圆神与方智。由此，总结出了上文提及的五种风格要素。
对杨绛的创作进行总体研究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于其创作种类的多样性，包括戏剧、散文、小说，还有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43]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涉及不同文类（戏剧、小说、散文、随笔）的研究史，还有对不同文类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概念和概念史。比如，研究杨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戏剧的时候，就需要对二十世纪戏剧史研究进行梳理；比如，在从事“分类”研究时，就要对“分类学”这一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进行梳理，还要将它变成一个“人文学”的研究范畴；在进行“风格学”研究的时候，要对“风格学”这一古老的范畴进行历史梳理，梳理其从“人格学”到“修辞学”再到“艺术哲学”的演变，最后将它变成一个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概念。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甄别和运用，这一过程显得十分艰难而烦琐。第二个难点在于，杨绛作为一位具有高度中西人文素养、学识和见识高远的“学者型作家”，她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十分讲究，因此，在解读的过程之中必须仔细甄别。比如，她的回忆性散文的标题，分别用了“记”“纪”“忆”三个字，这些字句之间，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本文对此做了认真的考证和梳理。此外，在杨绛的创作中，经常会出现许多与古今中外文化相关的术语，比如“陆沉”“隐身衣”“孟婆茶”“蛇阱”（snake pit）“元神”“中和”，等等，都需要认真考证，并根据上下文仔细甄别和体会。第三个难点在于，由于本文创新之处的驱动，杨绛的文本变成了需要重新全面梳理的文献材料，对这些文献材料的总体把握、归纳和阐释，对逻辑思维的长度和甄别归纳的准确度，都有较高的要求。由此而言，“总体风格学研究”一章的写作，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一个难点。
【注释】
[1] 散文《收脚印》刊于1933年12 月30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8期，署名“杨季康”。小说《洗澡之后》为长篇小说《洗澡》（1988）的续作，出 版于2014年8 月（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 杨绛文集品种繁多，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杨绛作品集》（3卷）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绛文集》（8卷）。此外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福建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单卷本散文戏剧集等。本文选择经杨绛校对过、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截至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绛文集》共有三种：一是2004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杨绛文集》（8卷）；二是2009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杨绛文集》（4卷），不含译文，新增加了《走到人生边上》；三是2013年第二次印刷的《杨绛文集》（8卷），是2004年第一版的再印，没有增加《走到人生边上》，只在第一卷《洗澡》前面增加了《新版前言》，并对自编《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做了多处“措辞性”的修改或调整，但史实没有变化。
[3] 洪子诚： 《对杨绛小说经验的细读、感悟与阐释——序于慈江著〈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期。
[4] 幾，本义为“隐微，不明显”，特指事情的苗头或征兆（参见《周易·系辞》）。在古 汉语中，“幾”和“几”是两个字，意义各不相同（参见王力等编著： 《古汉语常用字 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因本文将“察幾”作为解读杨绛智慧方式与表 达方式的关键词，故保留“幾”字，取其本义中蕴含的丰富信息，而不用简化字。
[5] 根据于慈江提供的资料： 关于杨绛的学位论文共48 篇（其中硕士论文46 篇， 博士论文2 篇）。相关的研究文章约450 篇，纯学术性的文章约占三分之二。 见于慈江博士论文《小说杨绛——从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到小说写译》（北 京师范大学，2012）。
[6] 刘梅竹的博士论文中文题目，为于慈江根据刘梅竹提供的法文和英文题目翻译： La Figure de lintellectuel chez Yang Jiang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Work of Yang Jiang 。论 文指导教授系巴黎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的伊莎贝尔·拉比（Isabelle Rabut）。 参见英文杂志China Perspectives，第65 期，http ∥chinaperspectives. revues. org/ document636. html。见于慈江博士论文《小说杨绛——从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到 小说写译》（北京师范大学，2012）。
[7] 张健： 《论杨绛的喜剧——兼谈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世态化》，《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8] 参见钱理群等著：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643页。
[9] 已有多种研究将杨绛的创作风格归入“京派”一脉，例如，许道明在其专著《京派文学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认为杨绛戏剧的特色源于“用京派的态度写海派的世界”；吴福辉主编的《京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年），选入杨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说《路路》（即《璐璐，不用愁！》）。近年来有更多研究者将杨绛归入“京派”，或称其风格为传统京派之后的“新京派”，这种看法已具有普遍性。
[10] 近年杨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答问中，较为集中地总结了她与“五四”新文学传 统、古典文学传统、西方文学传统的关系。她说： “新文学革命发生时，我年 纪尚小；后来上学，使用的是政府统一颁定的文白参杂的课本，课外阅读进步 的报章杂志作品，成长中很难不受新文学的影响。不过写作纯属个人行为， 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个性、情趣和风格。我生性不喜趋时、追风，所 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现代气 息’，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 性，上承传统，旁汲西洋，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太重。”见周毅： 《坐在人生的边 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文汇报》，2011年7 月8 日。
[11] 杨绛四部戏剧的创作、上演与出版情况如下： 《称心如意》创作于1942年， 1943年上演，剧本于1944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弄真成假》创作于1943年， 1944年上演，剧本于1945年由世界书局出版；2007年在上海重新上演。《游戏人间》创作于1944年，1945年上演，剧本未出版，因作者不满意，剧本已不存，近年出版的杨绛文集亦未收入。《风絮》完成于1945年，发表于《文艺复兴》月刊1946年第1卷第3、4期，因抗战胜利局势转变未及上演，剧本于1947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87年重新发表于《华人世界》第1期。
[12] 转引自孟度： 《关于杨绛的话》，《杂志》第15 卷第2 期，1945年5 月，第111页。原文未注明李健吾说法的来源，现李健吾原作已不可查考。
[13] 麦耶： 《十月影剧综评》，《杂志》第12 卷第2 期，1943年11 月，第172—173页。
[14] 麦耶： 《七夕谈剧》，《杂志》第13卷第6期，1944年9月，第164—165页。
[15] 麦耶： 《十月影剧综评》，《杂志》第12 卷第2 期，1943年11 月，第172—173页。
[16] 麦耶： 《七夕谈剧》，《杂志》第13卷第6期，1944年9月，第164—165页。
[17] 孟度： 《关于杨绛的话》，《杂志》第15卷第2期，1945年5月。
[18] 较具代表性的有： 庄浩然《论杨绛喜剧的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福建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 期；张静河《并峙于黑暗王国中的 喜剧双峰——论抗战时期李健吾、杨绛的喜剧创作》，《戏剧》（中央戏剧学院 学报），1988年第3 期；张健《论杨绛的喜剧——兼谈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世 态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 期；胡德才《中 国现代喜剧文学史》第十一章《杨绛： 穿“隐身衣” 的智者》（武汉出版社， 2000）。
[19] 柯灵： 《衣带渐宽终不悔——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柯灵文集》第三 卷，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324页。
[20] 唐弢：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7页。
[21] 钱理群等著：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43页。
[22] 胡德才： 《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武汉： 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23] [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277页。
[24] 敏泽： 《〈干校六记〉读后》，《读书》，1981年第9 期。
[25]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375页。
[26] 杨匡汉、杨早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著： 《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0页。
[27] 施蛰存： 《读杨绛〈洗澡〉》，《文艺百话》，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5—356页。
[28] 金克木： 《百无一用是书生——〈洗澡〉书后》，《读书》，1989年第5期。
[29] 胡河清：《杨绛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第40—48页；收入文集《灵地的缅想》，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30]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16页。
[31] 丁帆、许志英主编： 《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192页。
[32] 参见[美]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外部研究”指对文学与外部因素之关系的考察。（第65页）“内部研究”指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第145页）
[33] [美]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页。
[34] 钱锺书：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 语》，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9页。
[35] 《孟子·万章》。[汉]赵岐注： “志，诗人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见 《孟子注疏》，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另，[宋] 朱熹 注： “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四书章句集注》）。
[36] 比如余杰批评杨绛的言论，就与施蛰存和柯灵的评价截然相反。参见余杰：《知、行、游的智性显示——重读杨绛》，《当代文坛》，1995年第5期。
[37] 钱锺书：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 语》，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9页。
[38]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39] 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40] 张少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45页。
[41] 这种方法，受到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基本方法的启发。福 柯在谈到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时说： 传统的历史学将“重大遗迹”变成“文献”， 今天的历史学将那些文献变成重大遗迹。面对这些新的遗迹，新的历史学从 考古学（“一门探究无声古迹、无生气的遗迹、前后无关联的物品和过去遗留 事物的学科”）得到启发，用考古学方法“对历史重大遗迹做本质描述”。（参 见[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7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涉及福柯讨论科学 研究基本方法的部分，比如他所归纳的“古典知识构型”的三个方面： 智力训 练（代数学）、分类学、发生学，不涉及其思想体系的讨论。
[42] [法]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 上海 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5页。
[43] 本文不专门讨论其翻译和研究的内容，而是将它穿插在狭义的文学文本分析之中。关于杨绛的文学翻译、研究与小说创作之关系的论题，于慈江的博士论文《小说杨绛——从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到小说写译》（北京师范大学， 2012）做了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