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框定

·“他希望看到我受苦。”

·“她喜欢操控别人。”

·“他是个独断专行的人。”

·“她很狡诈。”

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上述指责确有其事，但它们未必意味着另一半真的非常刻薄、喜欢利用别人、盛气凌人或不诚实。然而，通过接触一些对爱情深感失望的伴侣，我发现这些指责通常是建立在笼统而概括的结论基础之上。伴侣双方之所以得出了这些结论，是因为他们在婚姻中受到了伤害。

受到伤害的一方往往会指责对方，并将一些不良品性强加到对方身上。在一次次出现让伴侣觉得非常痛苦的事情之后，指责会逐渐变为“从不”“总是”等绝对化的想法。夫妻不会将这些不愉快的冲突看作临时性的，而是认为它们像人性那样长期稳定。这种想法无论是公开表达还是暗藏于内心，都会演化成对另一方的思维定势。

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进行这种以偏概全，个体对“冒犯者”的负面看法会被固化。此时此刻，夫妻双方会从原本忙完一天后归心似箭，期盼见到对方，变为带着恐惧或厌恶去面对未来。曾经让你充满爱意、感觉迷人的人，如今却变得如此可憎、丑陋。曾经带来激动与愉悦的容貌，如今只能带来厌恶和痛苦。

这种消极、带有偏见且僵化的心理图景，决定了夫妻双方注意到或忽略掉的内容。从本质上讲，冒犯的一方会被“框定”为带有偏见的消极形象，这种形象会突出其消极特征而忽略积极特征。一旦一方的形象被框定，那么他（她）的一举一动就几乎都会在框定的视角下接受审视。中性的行为也会被认为是消极的，那么消极行为只会更糟，而积极行为甚至会被认为是消极的或干脆抹杀。比如，如果丈夫体贴周到，妻子会想：“他安的什么心？伪君子吗？”如果妻子对自己温柔体贴，丈夫会想：“她在演戏——她并非真心如此。”

夫妻施加给对方的框定形象会通过证据的积累而不断强化，那些与形象不相符的情况则被快速遗忘。由于这种框定视角只接纳与之一致的信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令人信服，直到最后本人信以为真。最终，当被冒犯的一方向朋友述说从框定视角观察而来的累累证据时，精选出来的资料似乎说服力十足，连毫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也会对这种形象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在弗雷德拒绝待在家里时，劳拉眼中的弗雷德变成了一个不善解人意的人。于是她断定弗雷德无视她的需求，有朝一日也会对孩子们漠不关心；并认为他成为不了支持妻子的丈夫和关爱孩子的父亲。她的头脑中已形成了丈夫自私自利、毫无责任心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方式并非仅限于这一次，而是会一直持续。

在此之后，劳拉一直以同样的负面视角看待弗雷德，不管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实上，当一些事件发生时，即使与先前的某一次创伤性事件相去甚远，她仍会回想起一大堆以往的固有印象和往事。每每在脑海中“看”到自己的创伤性画面时，她不免怒气更盛。针对这对夫妻的婚姻咨询，我采取了“视角重构”的形式。在咨询过程中，劳拉和弗雷德询问了他们形成负面视角的基础，并选取一种更加善意的解读去解释各自的表现（见第1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