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与人民民主

近些年西方世界乱象频发，2016年以来尤甚：美国政坛恶斗加剧，社会分裂加深；中东难民大规模涌入欧洲，搅乱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局；英国在不负责任的政客的引领下，采用公投方式决定脱欧，给英国经济和政治带来了种种不确定因素；西方国家经历恐怖袭击的频率从未像今天这样密集；逆全球化趋势和民粹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右翼势力在很多国家不断坐大；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福利危机等使西方多数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总之，西方软、硬实力下降的速度比人们预料得还快，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之治。短短数十年，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崛起，给西方和整个世界带来了震撼。我们前文已经提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消除了世界上最多的贫困，创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此外，中国还形成了全世界最完备的产业链；向世界输出了最多的游客；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为世界经济贡献了最多的增长，并形成了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社会治安最好的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善谋敢断，从反腐倡廉到深化改革全面发力，使中国治国理政呈现出全新格局，整个国家的政治定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理念迅速走向世界，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方案。

不少有信誉的跨国民调也反映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差别：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明显高于西方国家。例如，前文引用2019年益普索公司在30个主要国家所做的跨国民调表明，中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率为91%，远远高于英国的21%和法国的20%。虽然中国还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已通过不断探索找到了走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让人民获得幸福的成功之路。

从西方之乱到中国之治，这一切都发生在全球化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之下。欧美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推动全球化，但如今“美国利益优先”“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等逆全球化的口号成了美国的政策标签，欧洲国家逆全球化的声浪也不断走高。而与此相反，中国则积极稳健地拥抱了全球化，国家也在这个过程中全面崛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中国正开始引领一轮新型的合作共赢的全球化。

面对全球化，为什么西方出现了混乱局面，而中国展现出了极大的治理成效？

首先是中西方对全球化的总体认知截然不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但他们推动的全球化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包含了所谓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等内容。某种意义上，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崩溃都是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果。曾几何时，赢得了冷战胜利的西方认为，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也必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即西方的政治模式代表了“历史的终结”。(1)

中国的情况则全然不同。中国经历了“文革”动乱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稳健地拥抱了全球化。中国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大势，中国应该顺势而为，但中国人同时也认识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给人民带来福祉，处理得不好，则带来灾难，所以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总体上采取了趋利避害的战略和政策。中国明确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而非政治全球化。中国不仅不放弃社会主义，而且还要用社会主义的优势来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

1989年邓小平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说过这么一段具有深刻含义的话：“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他还清醒地指出：“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

对全球化的这种认知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环顾世界，许多非西方国家也拥抱了全球化，却在其后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危机，往往不是他们“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甚至百姓的财富也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不少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真正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导致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大都为富裕阶层所垄断，而全球化的代价却由普通百姓来承受，结果是贫困人口飙升、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美国梦”风光不再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10.5%，大约不到十人中便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前文所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计算，美国2013年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他感叹：“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3)

第二，从制度角度来看，这种结果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特别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在多数情况下得以趋利避害，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佼佼者，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为这个进程的受益者，而西方的制度安排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政治制度安排方面，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别就是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并实行人民民主，而西方国家没有这种力量，也没有人民民主制度。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着领导、规范和协调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最强的政党，这使中国得以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社会对抗、法条主义等诸多问题。人民民主制度则使中央以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皈依，科学决策，制定并完成一个又一个中长期规划、有序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成为一个让绝大多数人民不断受益的过程。

在经济制度安排方面，中国今天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达致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正义。这个模式创造了中国迅速崛起、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的奇迹。这种制度安排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超越。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纷纷陷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百姓的收入长期停滞不前，资产贬值的也不在少数。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和结构改革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虽然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今天整个世界都在研究中国是如何采用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来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

在社会领域，中国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社会事业跨越式的发展。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也是中国社会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社会今天面临的严峻挑战是：随着经济走衰，各种福利制度难以为继，各种族裔群体之间、不同利益团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走向深化乃至激化。相比之下，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地域辽阔、发展尚不十分均衡的国家，中国却实现了社会的持续稳定，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住房自有率和社会治安水平高于西方国家。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了活力。但同时某些民粹主义和短视主义的趋势也在发展，好在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安排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规范这些趋势。诚然，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还需不断完善才能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更好地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幸福安康。

第三，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上，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背后是国家治理中三种力量关系的巨大差别。在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资本力量独大。以美国为例，根据2010年和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机构和个人的竞选捐款不再设上限，这种资本力量独大的状况意味着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社会力量也被资本力量渗透，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其直接结果就是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多数百姓无法从全球化进程中真正获益。在另外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力量过大，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无法得到有效制衡，政治力量也不具备整合社会与改革创新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力量保持了自己独立于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特性，在与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保持某种平衡的同时，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这两种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得以在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成功崛起的关键所在，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良多的关键所在。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如果中国和西方的制度安排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那么中国进一步走强和西方继续走衰将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中国的全面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安排是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归依的制度安排，其背后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基因，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红色基因，有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大量借鉴。从中长期前景来看，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走向富裕所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而且也在于中国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为人类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所提供的有益经验和宝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