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刘子健的学术生涯与故国情怀

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则不能透彻体悟其书；论其人而不知其事，则不能真正理解其人，故有必要先介绍其学术生涯与故国情怀。

一

刘子健，原籍贵州省贵阳市，1919年12月19日生于上海。他在1936年入读清华大学，次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也许因其身为银行家的父亲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业的挚友，刘子健便转入燕京大学继续学业。洪业兼具导师与父执的双重身份，在学术道路上，对他的熏陶与影响不容低估。1940年，刘子健获得学士学位，留校担任助理，兼任中国大学讲师。在燕大期间，他与张芝联、齐思和、周一良、瞿同祖、房兆楹、侯仁之、聂崇岐、邓嗣禹、王锺翰、翁独健等或同出洪业门下，或曾经共事。

在此期间，刘子健支持抗日学生运动。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美国宣战。次日，驻扎北平的日本宪兵队占领了燕京大学，以鼓动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在校的刘子健与陆志韦、赵紫宸、洪业、张东荪、侯仁之、姚克荫等教师十余人，将他们投入设在北京大学红楼的宪兵队监狱。被捕之前，刘子健冒险将司徒雷登委托他调查日本占领军实施奴化教育的一大包材料沉入朗润园北小池中。抗战胜利不久，他回忆狱中经历说：

带到大办公室，解除口袋内的一切，解除裤带以防自杀，解除戒指以防吞金，立刻分批领下黑暗的地下甬道，走进囚房，再经过搜查，从像狗洞似的小门钻进木笼子。……久禁监中，真易得神经病，更何况两个馒头无法吃饱，背脊发冷，两条线毡，真是“不耐五更寒”。(1)

日本宪兵队这次审讯，“著重学校，学生算参考犯，因此先放”。但刘子健不久被日本宪兵队再次拘押，受到了严刑拷打。直到1962年应邀访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与他在温泉泡澡时，仍能看到“他的脊背上好几条因鞭打而留下的深长的伤痕”。(2)尽管有如此遭遇，刘子健在追述这段经历时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缩小，也不扩大，他在《“蒙难”之后》里说：

无论如何，日本宪兵虽然残暴该杀，在大城市中的，还不致无理诬赖，屈打成招后灭口了事。（我第二次被拘，曾被屈打成招，后来证明是屈招，居然能释放。）

“二战”以后在与日本学者的人际往来与学术交流中，他始终坚守这种客观理性的精神与原则，这是难能可贵的。

抗战胜利后，刘子健回到燕京大学。时值“爱国护权”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但分裂成对立两派的学生互相指责。刘子健有感于此，在报纸上刊发文章，表达了他对人事与学问素所主张的民主精神与理性态度。他指出，学生运动“怎样才能不分裂呢，彼此退让，彼此容忍，彼此原谅，彼此能依照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精神来磋商讨论，自然分裂的可能性就比较少了”。他认为：“合理的谈话，应当是交换意见，交换材料。经过这样的谈话，不但是知识可以增加，见闻可以推广，而且还能吸收旁人的观点和看法，使自己的脑筋更活泼，思想更细密。”他还认为：“青年时代，应当是以学习为中心的时代。谈话，无论谈政治与否，都应当抱着学习的态度。特别是首先要学会学术的风度，研讨的精神。这样就能有客观的态度。”所以，他提议：“主要是要听人家说的事实是否可靠，讲的理论是否通顺，下的结论是否妥当。有没有应该或者可以学习的地方。有没有错误应当矫正的地方。至于这话是那［哪］方说的，是次要问题。”又说：“政治的错综复杂，罄竹难书。彼此谈谈，彼此都有启发，都能学习。这就大可满意。马上要结论，看来好像热心，其实是想取巧。如果结论能一说就是一个，那末大学不必开，研究所白花钱，图书馆简直可以换取灯儿了。”(3)这种态度也始终贯穿在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

与此同时，刘子健在《益世报》上连续发表了系列性专论，包括《论美苏外交的对立：和平究竟有没有保障？》（1946年1月30日、31日）、《回顾美国对华政策：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一种认识》（1946年2月21日）与《回顾苏联对华政策：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一种认识》（1946年2月22日），探讨了战后美苏对峙下的世界走向，为这一局势下的中国决策提供了间接的参考。这些专论与他的学术方向密切相关，他最初的学术志趣就是研究“二战”以前的中日外交史。

1946年，向哲濬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亟需一位兼通英语和日语的有力助手，刘子健“除了讲流利的英、日语外，还懂法语、俄语”(4)，获洪业力荐，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史料专员。

刘子健大约在当年4月赴东京履职，其5月已在国内报刊上开设“寄自东京”的专栏可为佐证。5月下旬至6月中旬，他在《大公报》连载四篇《落日的回顾》（1946年5月28日、6月2日、6月9日、6月12日），分析与评述了日本从1931年3月少壮派军人武装政变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六年间是如何走上全面侵华战争不归路的。其后，他在《益世报》上还刊出了《军国日本的末日》（1946年6月17日）与《日本帝国的丑史：崩溃前的黑暗与腐化》（1946年7月6日），向国内报道了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的穷兵黩武与黑暗腐化，同时颇具远见卓识地告诫道：“以他们建立军国的精神，工业技术、科学知识用在和平方面来，倒真不可以等闲视之。我们千万不要因胜利而骄傲。”

在“寄自东京”的《奇迹的生还》（载1946年7月9日《益世报》）中，刘子健最早向国内揭露了中国被俘劳工在日本秋田县花岗矿山为死里求生而发起暴动的真相，强烈控诉日本战败后仍将参与暴动的十一位中国劳工作为犯人拘押在狱，竟然“比普通日本犯人还要受虐待”，他愤怒地说：“笔者真痛恨自己不会写作，这不是最宝贵的题材吗？真的，多少历史，多少小说，多少文学，都在敌人的残暴下淹没了！只有天上的英灵知道他们在人间地狱的苦痛。但他们的残骸遗骨，还不知在哪里，更不会说话。”据柳立言在其《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里说，1946年8月，刘子健与出庭作证的溥仪会晤，溥仪手书“东海妖氛靖，披怀饮千杯”向他致意(5)；他在《关于远东军事法庭》（载1946年8月2日《益世报》）里向国内介绍了东京审判在法庭内外的斗争。

据刘子健自述，他在赴日两年间“对于过去日本侵略，自日政府旧档中搜获罪证甚多”，以史料专员的身份为东京审判做出了贡献。针对战后美国支持日本复兴的政策，他以自己对中日关系的深度观察，较早呼吁“注视日本复兴”，并在《观察》上刊文阐述了自己的总体观点：“日本复兴，对中国不利，但未成威胁，应速谋挽救之方。”他以箸划策，逐一分析了战后国际大形势下中国可能采取的对策：

（一）中国自强，对美坚决交涉，目前不大有希望；（二）联苏抗美，仅限于偶一运用（如拒绝放弃和会否决权），似也无希望成立。即能如此，似尚需顾虑美国反更袒日，更便宜日本；（三）事既如此，反对亦难济事。假定能对美妥协，而换得条件，争回一部分对日的权益来，或尚不失为现实下无办法中的一个下策。

以刘子健之见，“在已成立的美日关系中，插进中国去，造成美中日三角的均衡”，这是刻下中国政府“至少应当能够做到的最低限度”。但当时国内民族主义高涨，他的见解竟在国内“大受抨击”，被批为“不符民族利益的论调”。其时刘子健甫抵美国，特地驰函抗辩：“若误为袒日亲美，个人甚不能接受”；并举证自白道：“我曾两次为日寇拘捕，鳞伤犹在”，“在美发表的稿件，我也力劝美国不可过分袒日，而欺侮中国外交一时的软弱”。(6)

刘子健早想回归学界，遂在1948年春辞职离日，赴美留学。这年，他三十岁，开始了美籍华裔历史学者的学术生涯。

二

赴美以后，刘子健进入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兼任华盛顿大学协理研究员，暑期在远东问题上协助作短期研究。

据刘子健《重印自志》(7)说，由于“1946年离开中国以前，学的是西洋史和外交史”，故赴美以后仍以现代中日关系为研究对象。1948年与1949年，他分别以英文撰成《东京审判中的史料》与《1937—1938：德国调停中日战争》。1950年，刘子健以题为《1933—1937年姑息政策时期的中日外交》的论文获得了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4年，他荣获匹兹堡大学授予的优秀校友奖状）。博士毕业后，他担任过耶鲁大学的协理研究员（一说在政治系任讲师一年）；1952年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助教授，1954年升任副教授。

50年代初期，刘子健开设的课程，内容应该与现代中国和东亚政治有关。大约此际，他整合匹兹堡大学相关各系的资源，创设了东亚课程，他的短文《评〈历史上封建主义〉一书兼论亚洲社会》（1956年）与《新课——亚洲各文化导论》（1957年），或即与东亚课程有关。据1959年9月12日杨联陞致胡适函说：“上次谈的在匹兹堡大学设一‘胡适中国文化讲座’，蒙您在原则上赞同，子健想必去商洽了。”六天后，杨联陞再次致函胡适：“子健这几年不但在学问（尤其是宋史）很努力，在办事方面也很出色，如杨庆堃（社会学）、周舜莘（经济学）都给他拉到匹兹堡，再加上子健夫妇，居然也是一个小中心了。先生如肯假以名义，帮忙不小。子健进行如有眉目必来报告。”(8)刘子健在匹兹堡大学动议设立“胡适中国文化讲座”，应该与他设想筹建中的匹兹堡大学东亚中心有关。1960年，该校东亚中心成立，但就在这年，他转赴斯坦福大学应聘副教授。

20世纪50年代，刘子健将研究重心从现代中日关系转向宋史，这一重大抉择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出于史学研究必须排除史家情感干扰的考虑。尽管刘子健的最初学术志趣是现代中日关系研究，且已卓有成果；尽管战后不久他就理性与公允地区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但还是唯恐在研究中掺入个人感情。1962年，他曾向日本友人袒露心怀：“自己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度过青年时代，也被宪兵队逮捕过。时至今日，只要一想起抗日战争就激奋得夜不能寐。尽管想搞日中关系研究，怕自己的神经不堪承受，这才决定专治宋代。”(9)刘子健果断终止原先擅长的现代中日关系史，这一考量与陈寅恪有意回避晚清史研究如出一辙。

其次，与20世纪50年代华裔学者颇难平衡旅居美国的学术环境与无法释怀的家国情怀也是息息相关的。华裔学者在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的是中国遭受侵略的那段历史，难免产生超越学术的心理负担，其原因诚如有学者所说：“历史专业者，当然不能不顾历史的客观性，一味为自己的国家辩护。然而每一个历史专业者，在分析自己国家和他国的关系时对自己的国家都会有一份自然的历史同情心”，华裔学者的这种研究取向与见解，在美国学术环境中很难获得“同情的回应”(10)。刘子健对这一分析“没有特别不同的意见”，应该也是其为立足美国学术界而放弃现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因素之一。

再次，受到匹兹堡大学缺少中国研究必备图书的限制。据刘子健在《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11)里回忆：“最初在的学校，原来没有中文书，慢慢才筹措一点基本书籍。十年后转到规模较大的学校（按：指斯坦福大学），有中日文收藏，可是绝大部分属于近代范围，个人用书还是很不够。近年来任教的大学（按：指普林斯顿大学），才具备研究的条件。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利用假期长途跋涉，到名列前茅的图书馆去借读。来往匆迫，仿佛走马看花。”当年，其师洪业曾询问他何以放弃原先专长转而改治宋史，刘子健回答：“从消极说，学校没书，自己买不了多少。收入少，教完暑校再跑哥伦比亚和哈佛的大图书馆也看不了多少。”久在哈佛供职的洪业是不容易体会这层难处的。华裔美国学者与美国同行专业者竞争时，在中国古代史料的阅读与理解上比起近代史资料来明显占有优势。至于为何改治宋史，而不是其他断代史，刘子健也从客观的图书资料与个人的知识结构诸方面经过诸多权衡。他向洪业推心置腹道：“如论唐史，要懂佛经，要熟唐诗，很难。元史要会蒙古文。明清史的书又极多。只有宋史，勉强还拼得了。洪先生编有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的索引。宋史全部书目，大体上也不过十倍，四五百种。业余苦读，十年八年，多少会有点眉目。”(12)

当然，之所以改治宋史的根本原因，还是刘子健在通史教学中“发现宋代的确是近代中国定型的时期，很值得从各方面去推究分析”(13)。在转攻宋史的50年代前期，刘子健还只能借助暑期，千里驱车到波士顿，利用哈佛大学的藏书。据1956年8月1日《胡适日记》，在普林斯顿图书馆看书的胡适“在馆中陆续见朋友甚多”，包括瞿同祖、周策纵与洪业等；其中也有刘子健，他应该仍是利用暑期特地前往看书的。刘子健当年治学的艰苦状况与执着精神，今人是很难想象的。

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五六年间，未见刘子健有学术论文发表，这既是其科研沉寂期，也是其学术转型期。战后西方日渐重视中国研究，1955年，法国史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倡导发起了国际协作研究宋史的宏大计划，刘子健作为其《宋代人物传记》计划的合作者之一也名列其中；次年，他交出了作为样稿的《梅尧臣传》。1957年，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论文集出版，刘子健的《宋初改革家：范仲淹》与华裔学者杨联陞、瞿同祖、杨庆堃的论文同时入选，说明他的研究已获得美国中国学领军人物的首肯，也标志着他成功完成了学术转型。1959年，刘子健出版了专著《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赢得了美国中国学界的普遍好评，一举奠定了他在国际宋史学界的地位。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聘任他，与他的声誉鹊起应有密切的关系。

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刘子健创立了语言中心（全称“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研习所”），一度担任理事会主席。自1965年起，他改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系教授，在大学部主讲中国文化史，在研究院讲授宋代政治、制度及思想史（直到1988年退休）；其间一度担任东亚课程指导主任，与他人合编有《宋代中国的变化》（1969年）；他还用英文译注了《名公书判清明集》（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9年）。1972年至1973年，刘子健兼任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组织高级研究员。他还出任过美国历史学会的提名委员、亚洲学会理事、美国学术联合会中国文化委员会委员、纽约州教育司外国文化研习处顾问委员等学术兼职。

三

刘子健身处的旅美华裔学者圈，以其燕京大学的老师洪业为首，还有萧公权、瞿同祖、杨庆堃、张仲礼、许烺光、杨联陞、何炳棣、余英时等，还包括刘子健的夫人王惠箴（1956年获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专治中国社会史）。

刘子健赴美不久，世界风云陡变，冷战加剧。他因现实原因而旅居美国，却始终关心中国、热爱中国，更关切中国政治的发展。据王曾瑜回忆，刘子健曾对他说起，“青年时代是国耻时代，自己也险些遭难，所以对《满江红》等歌曲有一种特别的感情”。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时，一些在美的中国人希望中共打败，刘子健却希望中共打胜。他说：“这不是中共的战争，而是中国人的战争。自己是中国人，当然希望中国打胜。”(14)终其一生，他始终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1952年8月15日，恰逢日本投降七周年，杨联陞邀集刘子健等在家中餐叙，在座者回忆“故事甚多”，刘子健在杨府纪念册上慨然题诗，序里抚今追昔道：

罗斯福逝世消息传来，洪先生于席上有《落花》之作。不久胜利，师友亦各事所业。今日来剑桥，适日皇诏降日之纪念，在杨府盛馔后复作叶戏，喟然忆旧。竟未藏拙，聊博一哂也。

其诗云：

落花时节又相逢，七载沧桑志未穷。

杜老壮游今古恨，方城有友话诗钟。(15)

他以杜甫流亡重逢李龟年为比喻，抒写了客居异邦的故国之思。在中美关系长期断绝的态势下，这种郁积的情思越来越炽烈。

1965年的一天，何炳棣在芝加哥家中招待刘子健、杨联陞与黄仁宇。饭后，何炳棣唱《霸王别姬》，刘子健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联陞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16)

1967年，刘子健前往日本一年，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运动正酣，据斯波义信《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刘子健把满腔忧思写入《京都志言两首》。其一云：

独游重到洛京边，愈欲吟诗泪竟先。

点点青山思故国，悠悠秋水共长天。

何堪旧雨终分袂，偶有新知且并肩。

日月如梭飘泊度，支离忍性乐耕研。

其二云：

参禅时亦悟天真，寄迹扶桑姑俟春。

少未知书宁谈史，生逢乱世幸全身。

江山契阔诗情在，京洛追随客梦新。

邀月何如先问月，归乡有日举杯频。

他在诗里有感于“生逢乱世幸全身”，以“支离忍性乐耕研”自道治学甘苦，也颇得“偶有新知且并肩”之乐。但二十年来，亲旧分袂，江山契阔，落得飘泊寄迹，只能在异国客梦中遥隔长天而望断悠悠秋水，追忆家国而回望点点青山，内心深处殷切期盼故国重回新春，自己也能“归乡有日”！

旅美治学期间，刘子健深以为憾的是“独学无侣”。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从60年代起，他就不懈致力于国际宋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展现出卓越的协调能力与非凡的人格魅力。

1963年，刘子健到访台湾“中央研究院”，经其倡导与协调，邀请姚从吾、蒋复璁、全汉昇、赵铁寒、方豪、屈万里等在南港小聚，发起成立了“宋史座谈会”。其后，他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1964年曾委托“中央研究院”屈万里转请程元敏编集《现存宋人著作书目》。

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刘子健多次访问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与新亚研究所。1964年，杨联陞致函钱穆，称赞刘子健“人极能干、热心”(17)。刘子健还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校外委员，在香港史学界也广有人脉。

从60年代起，刘子健多次赴东瀛进行学术交流，与日本宋史名家宫崎市定、青山定雄、斯波义信、佐伯富、竺沙雅章、梅原郁与柳田节子等广结学谊。在交往中，斯波义信说他“秉持着尽管憎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却对日本与日本人从不表示敌意的严正而宽仁的态度”(18)；他正是以这种理性的姿态充当日本学术的理解者与对话者，也日渐成为国际宋史学术交流的核心人物。

转入普林斯顿大学后，刘子健发起创办了国际宋史研究情报志《宋代研究通讯》（Sung Studies Newsletter）。1970年，在他的努力下，这份杂志开始定期发行（1978年第14期起更名为《宋辽金元研究报导》［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他还受西德国家学术协会之邀做访问学者。总之，在战后国际宋史学界的学术交流中，刘子健不仅是最活跃的著名学者，更是最孚人望的推动者与协调者。

在刘子健的推毂下，1971年，第二次国际宋史会议在西德慕尼黑举行，这次会议也邀请了日本学者，恰巧全汉昇时在欧洲，作为非正式代表也参加了美、德、日的三边学者会议。刘子健将自己所作的题为《宋史会》的两首旧体感怀诗印发给与会学者。其一云：“读史从心欲，千年尚此风（自注：适值宫崎翁古稀大庆）。湖山看不尽，盐酒议无穷（自注：论文题也）。远至如归客，遥游感作东。何时重会友，他地以文逢。”其二云：“昔年鹅湖事，今人异国逢。谁知辽夏别，竟识宋金同。泛尔得分究（自注：德国会址Feldafing），思且可互通。浮云天际散，当念屯山中。”他在诗里以鹅湖之会作比，抒写了与学问同道在异国共论中国历史的学谊与友情，凸显出他的旧学修养与文学才情。会议也确实有过“浮云”，“在会后编研究集，意见不同。主编的人不愿意接受日本前辈的论文，（刘）子健抗议，把自己的论文撤掉，不在那里发表，因为这违反原来国际合作的大目标”(19)。

刘子健这种宏阔的视野、包容的胸怀与执着的追求，在国际宋史学界堪称典型而罕有其匹。正如邓广铭所说：“子健先生的为学如其为人，为人如其为学，都可用笃厚朴实四字加以概括。因此，他能使得一切受他沾溉的后辈都具有春风化雨的感觉，能使得与他同辈和年岁稍长于他的同道们，也都和青年、中年的同道们一样，为他的这种笃厚朴实的作风所感染，突破了国家、民族、宗教的界限而与他结成知交。”(20)

其弟子戴仁柱回忆刘子健对美国中国学领域年轻学者的无私帮助时如此说道：

作为这个国家（按：指美国）里关于中国中古时代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很多年轻的学者都来寻求他的帮助，请求他帮忙修改论文初稿，而他来者不拒，欣然为之。这正是一种社区互动的服务，但这一切都是义务的，因为相关学术机构不会为此给他任何报酬。作为这一领域中非常著名的公众人物，刘先生很慷慨地为与他毫不相干的个人和机构挤出自己的私人时间。(21)

为了方便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了补偿独学无侣的缺憾，刘子健的大部分论文都有亲力亲为的中英文不同版本，有的论文则以日文刊行。有研究者指出，刘子健“把他的英文的著作，用中文重写，所以能与中文和日文的宋史界，经由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第三者为他翻译的文字，保持一种平等而良好的交谊”(22)。不言而喻，他终生致力的远大目标，正是突破国家与民族界限的宋史领域的国际性合作。

四

赴美以后，刘子健自号半宾居士，并自书联语云：“多读多写还多忘，半山半闲枉半宾。”(23)对“半宾”之号的理解，除了表达去国怀乡的寂寥与感慨外，我更认为：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都把自己当作客人。但客人对主人家的观察，有时反而会比主人来得理性与客观。当然，作为“半宾”的另一半，也就意味着他对故国仍有半个“主人”的感觉，他身上流淌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24)

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门隙初开。次年，以物理学家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代表团首访中国大陆，成员包括杨振宁、王浩等名宿，刘子健“自荐为书记”，成为随团来访的“唯一一位人文学者”(25)，终于圆了“归乡有日”的宿梦。尽管重返故国，因仍在非常时期，作为科学代表团中唯一的人文学者，刘子健并无可能与学界同行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更令他伤感的是，他确切得知直系亲属在土改运动的往事。周恩来总理接见代表团时，主动向他表示遗憾。但刘子健并未一味纠缠于丧亲之痛，“对故土的热爱，真心诚意地希望促进中国大陆的史学发展，在子健先生的心目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26)。

1978年，刘子健再访北京，经有关部门安排才获准首次与大陆宋史学界代表邓广铭会晤。邓广铭说，“据我所知，久居国外的历史学家，第一个回到大陆，把欧美历史学界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潮，向我们作了简要介绍的，也正是子健先生”(27)。据刘子健回忆，“那时候，还不能随便谈话，两人就假装湖边散步”，听他说起台湾宋史座谈会，邓广铭“就想同样去做”(28)。这次交谈似乎成为两年后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的契机。刘子健还与邓广铭动议，中美宋元史界联合召开研讨会，返美后他向美国方面极力促成其事，虽然会议讨论的历史时段后来扩展为宋元明清。也在这年晤谈中，两人谈到北京大学成立唐宋研究中心的设想，刘子健次年1月致函邓广铭说：“我愿意自告奋勇，做一个‘在外友好’，先向美国、德国、日本各研究中心，做铺路的任务，使北大的‘唐宋研究中心’立即取得国际的重视、交往和合作，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的中心重新在国内树立起来。”

刘子健真诚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1982年9月他热情致函邓广铭说：“祖国史学欣欣向荣，我们在海外的，十分鼓舞！”他把对中国史学的关心从台、港地区拓展到大陆，更积极地推进中美史学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他明确表示：“我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为了让大陆宋史学者尽快接轨国际宋史学界，刘子健着手筹划在香港大学举办国际宋史讨论会。1983年6月1日，他在《请香港大学筹办国际宋史学会》修订提案里阐明了会议宗旨：

宋代兼有复古与创新，其影响远及近代。研究与讨论宋史不但可以促进了解当时的改变，并且可以贯串古今。但是各国学者分处各地，很少机会谈论。因为香港的地点最便利，所以在香港集会，交换研究经验、最近成果和将来研究的动向和方法，以供青年学人的参考。(29)

有赖于刘子健的发起、联络与斡旋，1984年12月，香港大学如期召开国际宋史研讨会。大陆邓广铭等六人，台湾地区宋晞等五人，香港地区全汉昇等六人以及美国刘子健等六人，还有西德、澳大利亚各一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大陆学者第一次与台、港地区及美国的宋史学者聚集一堂。刘子健“除了幕后推挽外，为了祛除海峡两岸学者因政治隔阂，造成心理负担，在会前特别到大陆，介绍会议情形”(30)。这次会议的顺利举办，其功莫大焉。

80年代前半期，刘子健频频往来于大陆、台湾地区与美国之间，他关切中国政治的发展，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寄予厚望。这种欢欣之情在1985年春节致邓广铭的贺笺中表达得尤其淋漓尽致：

勺园借居，远客重游。恍如旧枝新芽，期以古为今用。南门雅集，殊感东道厚谊。香山盛宴，更劳群贤毕至。庆祖国之锐进，老当益壮。幸交流之渐增，久而弥珍。

刘子健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并不限于宋史领域。1985年秋，他造访华中师范大学，建议时任校长的章开沅与普林斯顿大学合作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因为他曾就读的燕京大学与章开沅曾就读的金陵大学同属教会学校。这一领域在当时的大陆被视为禁区，几乎无人涉足。章开沅经过思量，接受了他的建议，成为大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31)

1988年，刘子健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次年就是他的古稀寿辰。为了向以学识与人格同时折服国际宋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表达由衷的敬意，日本学者发起编辑了《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荟萃了包括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港地区以及美国、西欧43位著名学者的论文。这部颂寿论集以日文、中文与英文三种文字印行，堪称国际宋史界破天荒的盛事。刘子健为弟子保存的这部论集手题谢辞与绝句云(32)：

四十年来侨居，急流告退；九千里外汉土，学侣音稀。转承京都益友衣川先生古道热肠，辑文志念；还蒙欧亚美洲、海峡两岸惠赐鸿篇，蔚然成集。诚鸣谢以无涯，抑吟感而不禁：

三洲翰墨并，两岸史文连。

巨册无先例，寸心感万千。

在致谢时他重提侨居异邦“学侣音稀”的治史甘苦，祈愿学问跨越国界互相交流。

自古稀那年起，刘子健再未踏上过中国大陆。他晚年心境抑郁，情绪茫然，但仍关心着大陆的未来。1990年，大陆学者王曾瑜赴美，据其《哲人日已远》追忆，刘子健有时很愿意了解些真实情况。两人告别之际，他感慨道：“你走了，从此没有人既同我讨论宋史，又同我谈论国事了！”

除了自号“半宾居士”的阳文印章，刘子健还有一方印章刻着“今盧黑馬”。据其弟子说，“黑”“今”合成的“黔”标明他的故乡贵州，“馬”“盧”合成的“驴”则自道其择善固执的秉性。一个宋史，一个国事，正是刘子健客居美国四十年择善固执的两件大事。在他那里，不仅宋史研究卓见纷呈，而且推动国际宋史学界交流厥功至伟；不仅对海峡两岸的家国大事罣牵萦怀，在其宋史论著里也寄寓着挥之不去的现实关怀。在这两件大事上，确如其弟子所说：“先生为人如斯，为学也如斯。”(33)